东方艺术史（十一）商，周（早中期）艺术

Tieq lu （陆铁强）

一年多来，尽管断断续续，但一直在梳理东西方文明的进程。在世界的历史舞台上。文明的轨道如同过山车一起，上下起伏，真是你唱罢了我登场。 如果从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埃及文明中最早的黄金时代是古王国时期（也就是建造金字塔的时代）时间约为前2700-2200年，但之后就衰落了，无论经济，文化与艺术都处在很低下的水平，直到大约700年之后，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公元前1070年）才重新登上新的高峰。 还有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也同样，古老的苏美尔文明大概在公元前3200年就开始了，统一的阿卡德帝国公元前24世纪，随后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2004年）之后，苏美尔文明也衰落了。尽管后来有一段古巴比伦复兴，但时间很短，在艺术上没有留下多少东西。一直要等一千年之后，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年—公元前612年）的兴起，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又重新兴起来了。 上一篇讲到的古印度文明更是奇怪，鼎盛于公元前2600到公元前1900间，之后也衰落了。一直到公元4世纪的孔雀王朝，完全新的文明才在这块亚洲次大陆重新繁荣起来。 还有希腊的爱琴海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它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然后自公元前1450年开始衰落，公元前1100年左右结束。 所以，从世界范围看，但以青铜艺术为代表的商朝（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中华文明是与希腊的爱琴海文明，以及埃及的新王国文明有所重叠，无疑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巅峰。 　　在今年年初，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有关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展出的《安阳出土青铜器》文章，主要介绍的就是商代殷王朝时代的青铜器，但是，我觉得系统性不够。这一篇是一本英文书的编译（因为其中内容有增删，所以不算翻译）。这本书《远东艺朮史》的作者是舒曼. 李（Sherman E.lee）。我觉得此书写得即简要，而且条理清晰。我将文中的图片就沿用书上的编号。因为在原文中某些图片重复被提到，考虑到在网络上读与在书本上读有所不同，为了方便起见，我在文中提到这些图片时会再次转录。再有，美篇有足够的图片空间，所以，我也在文中其中增添了一些书中没有的青铜器及其他物品的照片。原书上的图片有编号，如果没有编号的就是我加上去的。 中国青铜器年代的发现 从周朝开始的历史文献详细记录了商朝和周朝国王的顺序，以及一个更为不确定的更早王朝——夏朝的记录。19世纪，西方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并以怀疑的态度审视这些记录，认为它们只是传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偶然从中药材中的龙骨中发现了许多带有标记和文字的动物骨头和龟甲（龟腹部的甲壳）。这些文字（甲骨文）以不仅与中国已发展的汉字相关的象形文字，而且这些标记与后来在中国东部龙山文化遗址上发现的标志相似。河南的这些发现最初被一些人认为是伪造的。因为与此同时，青铜器也在同一区域被挖掘，并被收集。后来，中研院在河南安阳启动了正式的发掘工作，发现在皇家陵墓和聚落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刻有铭文的骨头和龟甲、玉器、石雕和陶器。甲骨文的真实性得以确立，与之一起确立的还有商朝的历史存在，其最后的都城——殷——位于安阳。这些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并发现了如第16图和第24图所示的壮丽作品。而很多器物则被人秘密挖掘出土并卖到了世界艺术市场。 图16: 《猫头鹰雕像》大理石材质，高17 3/4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后家庄墓地1001号墓出土。商代。台北中央研究院藏。 图24: 《青铜鼓》。高 31 3/8 英寸。中国。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 1300-1045 年）。日本住友博物馆收藏，京都。 　　学者们努力研究这些丰富的新材料，首次区分了商朝和周朝的差异，并且提出的青铜器时间序列，揭示了安阳文化之前的早期和中期商文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纪中期的商朝。 新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持续的发掘，并取得了许多抢救性发现。这些发现不仅确认了商朝文化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之前的序列，还几乎证实了夏朝（传统时间为公元前2205-1766年）的历史存在，以及更早的青铜文化的出现，尽管时间仍不确定。这种更为遥远的视野不仅在时间上得到了扩展，也在地理范围上得到了扩大，因为新石器时代和商朝遗址现在已经在北至山西保德、东至中国东部，以及长江下游区域，尤其是湖南省被发现（见图12）。这种对商文化和艺术的地理范围的扩展极大地增加了考古图景的复杂性，并进一步确认了一个事实，即装饰陶器和青铜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中国本土发生的过程，伴随着一种中国独特语言的发展——这种语言的雏形在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上就已经显现出来。 图12:《四羊方尊》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23英寸。中国湖南宁乡县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北京历史博物馆藏。 商朝 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在商朝之前和商朝时期被描述为以下类型遗址：1）早商：二里头遗址（河南中部）：公元前1600年以前，可能相当于商朝的第一都—亳（Bo）2）中商：二里岗一期和二期遗址（河南郑州东南角）：公元前1600-1300年，可能相当于商朝的第二都— 奄（Ao）（见图14和图20）。 3）晚商：安阳遗址（河南北部）：公元前1300-1045 年，为商朝的最后一都—殷（见图15-19、图21、图23-28）。【译者註：关于二里头遗址，国内专家们大多认为是夏朝的都城。】 图14:《罐》。炻器（shí，英语：Stoneware）是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陶瓷器），高6 1/8英寸，直径8 3/8英寸。可能产自中国河南郑州。商代，公元前16-15世纪。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纳尔逊基金收藏。 图20）鬲觺（Li He）。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9英寸。中国。商代，公元前16-14世纪。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如果说夏朝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商朝则没有这样的疑问。他们是谁？现有的证据压倒性地表明，他们是中原文化的本土中国人，是两大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知识与发明综合文化财富的继承者。他们在中原这一核心地带创造了古代世界最发达的青铜技术。 像龙山文化一样，商代人们通过用加热工具烧灼龟甲进行占卜，并用夯土建造建筑和城墙地基。商朝青铜器和陶器的形状深受这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其文字和图像元素与仰韶文化有关，比如持续使用的鬲（Ii）三足器。但商朝的文字发明与发展、复杂的青铜技术的创造及其伴随的陶器工艺改进，已经用马来拉动战车，并拥有大型墓室和以活人祭祀来祭奠逝者这样一种尚武文明的组织形态，标志着商朝崛起和统治的地位。 　　虽然我们对商朝的物质文化了解得越来越多，但对他们的宗教及其以动物设计为主的那些特异的艺术词汇却知之甚少。毫无疑问，这些装饰品具有象征意义和价值，但尽管有人试图通过某种深层意义上的符号结构相联系来解释这一令人惊叹的神兽体系，其本质仍然不为人知。我们已经能知道甲骨文上所提的问题，因为这些文字尽管处于早期状态，但巳经属于相当成熟的古典汉字形式。商朝可能有一个重要且活跃的祭司阶层，包括统治者本身。甲骨文上的问题主要与狩猎、战争和农业相关：明天的狩猎是否会成功？即将到来的战争是否会获胜？本季的作物是否会丰收？尽管我们尚无法理解显然非常复杂的象征体系的含义，但可以合理地推测商朝人有一种高度发达的万物有灵观念，同时结合了对至高神的信仰、对巫术的信仰，以及通过动物和人类祭祀进行祈求和控制的信念。解读国王的梦境，包括对鬼魂和灵体的幻象，也是甲骨文内容的一部分。 让我们来看商朝的丧葬建筑、雕塑、陶器和玉器，主要以他们最后也是最成熟的阶段——安阳艺术为例。一张地图（第29页）显示了主要遗址：郑州，可能是第二都城；安阳，最后的都城；以及更近发现的更远的遗址，最远达湖南的宁乡。 商朝地图：红色（安阳），绿色（郑州），蓝色（湖南宁乡） 从公元前1300年左右开始，安阳是商朝宗教文化的中心。在这里发现了普通墓葬和皇家墓葬，但与郑州的早期墓葬相比，安阳皇家墓葬的数量、规模和宏伟程度赋予了殷墟墓葬一种特殊的意义。第13图展示了商朝第十二位君主武丁之妃妇好墓葬的俯瞰图。这一视图显示了安阳墓葬的巨大规模——而妇好墓葬仅为13乘18英尺（约4乘5.5米）。 妇好墓在河南安阳市内 图13: 《王室墓葬》。中国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 　　妇好的竖穴墓底层安放了王室遗体和随葬的大部分器物。在遗体下方有一个小坑，内含六只被祭祀的狗的遗骸，墓穴周围排列着十六个人类骸骨。 妇好墓是目前唯一之前未被扰动的商朝王室墓葬，其随葬品的相当丰富：超过440件青铜器，包括200件青铜容器；近600件玉器、石器和骨器（见第18图）；以及大约7000枚贝壳——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地方，贝壳都是流通的货币。 图18）玉人像。玉制，高2 3/4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5年）。北京考古研究所藏。 下面是妇好墓出土的其他玉雕品与青铜器。 　　这座墓葬根据土壤中的印痕，我们知道装饰性的木质建筑构件曾被使用，但关于商朝建筑的其他信息极少。对建筑的初步重建表明，商朝使用立柱和横梁结构，带有双坡茅草屋顶，建在夯土的高台基础上，这种简单的“开间”体系的建筑预示了后来的中国和日本建筑发展。 在普通的生活区域发现了粗糙的灰色陶器，用于日常使用。然而，在郑州（见图14）发现的高温烧制并塗釉的石器则是一个非凡的发现，将中国瓷器发展的起源向前推了1000多年，从公元前400年推至公元前1400年以前。几乎完整的陶器和碎片是在无可争议的考古背景下出土的。这些器物与后来的青瓷发展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可能与青铜铸造工艺相关的技术发现以及适合的陶土的使用有关。 图14:《罐》。炻器（shí，英语：Stoneware）是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陶瓷器）高6 1/8英寸，直径8 3/8英寸。可能产自中国河南郑州。商代，公元前16-15世纪。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纳尔逊基金收藏。 　　安阳还发现了第三种类型的陶器，这是一种使用细腻白色粉状粘土制成的白陶（见图15），低温烧制，表面覆盖有模印或雕刻的装饰，模仿了成熟的商代青铜器上的图案。常见的图案包括交错的回纹或方形螺旋纹，并带有重叠的条带或动物面具图案的柄部。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白陶罐表面应用了凸起的牛面纹装饰。尽管发现了大量的白陶碎片和不完整的器物，完整的白陶器却极为罕见。 图15:《白陶器》有带压印的装饰，高13英寸。中国，商代。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弗瑞尔艺术馆藏。 　　商朝的另一项创新是圆雕或高浮雕的石雕作品，通常采用白色大理石材质，其装饰图案来源于主流的青铜器设计（见图16）。从猫头鹰和它的同伴老虎背部的榫槽来看，这些雕塑被用作建筑构件，可能是木柱或平台的支撑物。这些雕刻的设计精细但有力，展现了商朝蛇纹、面具纹、云纹和龙纹等神秘符号语言的严谨发展。这些猛兽张开大口或展现凶猛喙部，其优雅精致的细节与强劲有力的轮廓相结合，给人带来了令人敬畏的视觉效果。 图16:，《猫头鹰雕像》大理石材质，高17 3/4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后家庄墓地1001号墓出土。商代。台北中央研究院藏。 　　然而，这些大型雕塑的数量远不及商朝玉器护身符或装饰品，对图像语言来说，这些小型件表现得更丰富。无论我们如何解读它们的意义，这些小型作品是识别商代装饰语言中各个元素的最清晰线索。在这里，可以看到单一元素的构型，如鱼、燕子、猫头鹰、人、虎、大象；也可以看到它们的组合与变形的形式，这些形式的复杂性和微妙程度比青铜器上表现得稍逊一筹。 玉器的使用并非始于商朝；我们已经提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出现。然而，晚商时期在玉器上的技艺和题材远超其前辈。新石器时代形状的简洁性在长形玉刃中得以延续，这些玉刃必须从较大的玉石上锯下，然后打磨成最终形状，常常还附有极其微妙的阴刻纹饰，或更少见的线状浮雕装饰（见图17） 图17: 《玉刃》。白玉制，长17 5/8英寸。中国，商代。欧内斯特·埃里克森藏品。纽约。 这些玉器并无实际用途，因为玉质脆弱，无法承受剧烈的冲击。相反，我们应将如此优雅的玉器视为可用青铜武器的礼仪复制品。 晚商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形象，少见的人物形象，通常为圆雕。妇好墓中大量出土的玉器包括原始凤鸟、龙和鸟的单独或组合表现，以及大象、鹰和人形，其中一件人形雕刻甚至带有鸟状尾巴（图18）。 图18）《玉人像》玉制，高2 3/4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5年）。北京考古研究所藏。 　　从上面这件带鸟尾巴玉制人像清晰可见当时艺术家想像中的各种动物复合体，还有例如一件由猫科动物的头部、大象的鼻子和牛的角组合而成的复合形象，这三个动物的特征在不足两英寸的玉料上很和谐地统一起来（见图19）。在北方的中国发现大象鼻子的形象或许令人惊讶，但在安阳发现了一具大象的骨架，更为奇异的形象——如鲸鱼和犀牛——则表明商代王室可能拥有皇家动物园或猎园，这与商王朝的宫廷格局相匹配。尽管在此时的大象可能已分布到河南一带，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印度犀牛的青铜雕像进一步支持了商代皇家动物园存在的可能性。 图19）《虎象形玉饰》玉制，长1 5/8英寸。中国，商代。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商代青铜器 尽管商代艺术的发展一定涉及多种形式的艺术品，但青铜是其主要的文化表现载体。这一事实，加之木材、象牙、纺织品和漆器等更易腐烂，使得商代艺术的顺序几乎完全通过青铜器来记录。关于在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穿孔铜饰或铜斧的说法仍有待完全证实，但毫无疑问，一种生产武器和器皿的本土青铜技术至少可追溯至早商（约公元前1600年），很可能甚至追溯到夏朝（约公元前2000年）。 商文化的第一个确证阶段——二里头遗址【也有人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王朝的首都。】发现了少量青铜器，包括相对复杂的爵类型器皿（与图22中从左数第四个三足器有关）。 图22）展示陶器形状（上）与青铜器形状（下）关系的图示。 　　以上这些薄壁器皿是商文化最早阶段（郑州二里岗一期）隞都（今郑州）【在殷王朝定都安阳之前】更为壮观的青铜器的直接原型，其中包括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鬲壶（见图20）。 图20）鬲觺（Li He）。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9英寸。中国。商代，公元前16-14世纪。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这些最早的器皿具有以下特点： 1. 薄壁设计：可能来源于更早但尚未发现的片状铜器类型。2. 线状浮雕装饰：这似乎模仿了在陶模上雕刻线条的陶器技术。3. 与黑陶龙山文化原型的密切关系：体现在器物的大型、锥形、中空的足部设计中。 壁上这些装饰很抽象，类似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纹饰，但似乎有的已带有清晰的饕餮面具或龙纹。 图20A）爵。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9 1/8英寸。据称出自中国河南琉璃阁。商代早期。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 图20B）觚。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10 1/2英寸。中国，商代中期。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诸如斧头和匕首之类的武器也揭示了青铜技术和表现动物形象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刀具相对简单，但晚商时期的一些更为复杂的例子，有的刀柄末端雕刻成马、鹿或野生山羊的头部。然而，中商和晚商时期的斧头（见图21）则是纯粹的中国风格——这些威武而恐怖的武器与皇家陵墓中揭示的祭祀仪式有关。 图21）《斧》，青铜制，宽5 1/2英寸。中国，商代。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大英博物馆 山东省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21所示斧头的装饰结合了两种通常单独出现的元素：饕餮（Tao Tie）纹和夔龙纹。饕餮纹在现代汉语中意为“怪物面具”或“贪婪面具”，而夔（Kui）龙是一种单腿的神兽，通常带有角、獠牙、牙齿，常张开大口。饕餮一词是由后世的中国鉴赏家和学者用于描述青铜时代这一纹饰的一个命名，最主要的图像是一种没有下颌、以正面呈现的怪兽面具。它带有巨大的、充满恶意的双眼，通常并不明显地从背景的几何装饰中凸显出来。角、冠、獠牙和爪子被组合成一个几何装饰图案，经过变形和风格化的过程后，这些特征与身体分离，直到它们几乎无法辨认，变得近乎抽象。这种图案给人一种明确的印象，显然是刻意为之：一种模糊的恶意存在，更多是直觉感知而非视觉捕捉，其形象出现在器物的两侧。 各种饕餮（Tao Tie）纹 夔龙纹 　　在图21的斧头上，一种类似猫科动物的形象（或许是老虎），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其风格与北美西北海岸的美洲印第安人晚期雕刻中的面具有相似之处，正直视观众。这个面部形象被描绘成仿佛沿中心线对称分开，两侧的头部展现于正面平面上，因此从正面可以看到两个侧面的全视图。这样的设计形成了一个带有凝视双眼和露出獠牙的矩形图案。 根据在安阳发现的数百具被斩首的遗骸，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大小和类型的斧头可能是用于人祭的工具。 　　在我们具体研究青铜器之前，让我们先看一幅图，这幅图展示了一些青铜器形状可能的来源（图22）。 图22）展示陶器形状（上）与青铜器形状（下）关系的图示。 　　上图中的五种形状有大量的变体，但这些是最重要且最常见的类型，与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形状关系最为密切。右上角是平原文化中发现的一种陶器类型；其下方是商代的青铜簋（gui)，左上角是中空足的鬲（li）三足器，其左二是实足的鼎三足器。在它们下方是相应的青铜器类比。左三甗（yan）蒸器和左四带柄的斝（jia ）也显示了相似的传承关系，但在商代中晚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形状，这表明在对奢侈品需求日益增加的刺激下，青铜铸造工匠的创造力得到了激发。 青铜器风格的发展，从二里头到二里岗（郑州）一期和二期，再到安阳早期至晚期，商代艺术有五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图20）：包括形状简单、壁薄的器物，其装饰为窄条状的浮雕线纹。这些 装飾雕刻在制作器物的同一陶范中。 图20）鬲觺（Li He）。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9英寸。中国。商代，公元前16-14世纪。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第二种类型包括壁较厚的器物，这些器物使用更复杂的分片陶范铸造工艺制作，其装饰的窄带现在由更宽的带状阴线组成，形成了胚胎形态的饕餮纹和夔龙纹（图20-A）。 图20-A). 爵。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9 1/8英寸。据称出自中国河南琉璃阁。商代早期。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 3. 第三阶段：风格更加复杂和“密集”，是第二阶段风格的进一步发展（图20-B）。 图20-B）觚。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10 1/2英寸。中国，商代中期。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鬹公元前1500年左右1974年出土于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李家嘴墓葬高17.4厘米（6⅞英寸）；直径24.5厘米（9英寸）；重2.8千克（6磅3盎司）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第四阶段（彩图2，图23）：首次出现在安阳，展现出极大的技术和风格创新。制作这些厚壁、形状紧凑器物的陶范本身围绕具有阴刻和贴花浮雕的模型芯制成。主要的动物纹饰与紧密排列且精致的方螺纹地纹（即所谓的雷纹）明显区分开来 彩图2）觥。祭祀器；青铜制，长12 1/4英寸。中国，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弗瑞尔艺术馆藏。 人脸龙身盉，读音he（和）。属于商代中期安阳地区，公元前12世纪。 　　第五阶段（图24-27）：这一最后阶段出现在安阳及当时已扩展的商代疆域的其他地方。器物展现出显著的高浮雕效果，装饰从器物表面突出，并采用极为复杂的陶范制成。这些陶范基于模型制作而成。 图24: 《青铜鼓》。高 31 3/8 英寸。中国。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 1300-1045 年）。日本住友博物馆收藏，京都。 图25）方鼎。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高 24 1/2 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后家庄1004号墓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 图26）卣（you):吞人状。礼器，酒器；青铜，高 12 7/8 英寸。中国。商代。日本住友博物馆收藏，京都。 图27）斝。礼器，酒器；青铜，高 16 1/8 英寸。中国。商代。史密森学会弗瑞尔美术馆（华盛顿特区）收藏。 在这一切中，我们必须强调陶范铸造工艺的独特性。这种技术在青铜时代是中国所独有的，并且发展到了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高超水平。在中亚、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青铜铸造依赖于失蜡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在坚固的粘土外壳内用熔融青铜取代蜡制模型来完成的。而中国的方法在技术上更为复杂，对视觉想象力的要求更高，其难度可与玉雕相媲美，同时也需要同样的技巧和耐心。 失蜡法直到西周晚期初期才由西方引入中国，当时这种方法最初可能主要用于贵金属器物的制造。 而陶范铸造工艺首先需要制作一个与青铜器形状完全一致的粘土模型。当模型硬化后，用软泥将其包裹，取出器物形状和雕刻装饰的负面印痕。这些模具可以通过雕刻或添加浮雕等方式进行修饰，随后烧制成陶范的组成部分。模型表面随后会被削薄，形成铸造模具的内核；青铜器的壁厚正好等于从模型表面削去的这层厚度。内核通过陶范内部的支撑件固定在适当位置，整个陶范则通过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使用细腻的粘土而非粗糙的粘土，使得细节更为清晰，同时也减少了由于气泡而产生铸造缺陷的可能性。可以想象，要铸造如（图12）所示那样复杂且大型的器物，所需组装的模具结构是何等复杂。 图12）四羊方尊。祭祀用酒器；青铜制，高23英寸。中国湖南宁乡县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北京历史博物馆藏。 另一角度 细部 　商代青铜器的形状和装饰的元素从何而来？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中国考古学家李济提出的，他主持了早期的安阳发掘工作。李济认为，青铜器至少部分来源于漆绘木器的原型，这些原型的残片显示出与青铜器上纹饰完全一致的图形，并认为某些青铜器形状的来源，特别是方鼎（见图25）、 图25）方鼎。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高 24 1/2 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后家庄1004号墓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 商代方彝 　以及日本住友博物馆收藏中著名的青铜鼓（见图24）。这件青铜鼓曾被认为是孤品，但在1977年湖北省崇阳遗址发现了一件时代稍早的类似鼓器，使它有了一个对子。这件住友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鼓整体铸造为一体，唯有这件青铜器，其鼓中央装饰是一名佩戴翼状头饰的人物形象；其下方是一个带有侧面双眼的面具。盖子上装饰有两只鸟和一个怪物面具。这些符号的含义目前尚不为人所知。青铜器两端的表面被铸造成鳄鱼皮的纹理，暗示它可能来源于早期的一种木制鼓，这种鼓的鼓面可能用鳄鱼皮制成。 图24）《鼓》青铜，高 31 3/8 英寸。中国。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 1300-1045 年）。• 住友收藏，京都。 细部 在李济的假说中，鼎是青铜器从木制器物演变而来。这是一种方形器物，仿佛由木板拼接而成，带有彩绘装饰、木桩般的足以及两侧的环形耳柄。（图25）所示的装饰清晰易读，且极为独特。器物的每一侧，主要的面具图案是鹿头，上下以一圈小型龙状怪物的纹饰框住。在器物的长侧，这些面具两旁各有一只钩状喙的鸟，可能是猫头鹰。这件大型器物边长超过两英尺，是在安阳出土的极为珍贵的文物。 图25）方鼎。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高 24 1/2 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后家庄1004号墓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 　　在日本住友博物馆收藏中还有另一件极为特殊的青铜器，其形状在新石器时代没有任何原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物，形状为一只蹲坐的熊或老虎，以尾巴作为第三个支撑点，头顶上还站立着一只鹿（见图26）。提梁由蛇形组成，提梁与器物连接处装饰有野猪状动物的头部。夔龙纹是动物侧面装饰的一个显著部分。器物的腿部刻有蛇形图案，侧面还有更明显的菱形蛇纹表现形式。兽的前腿和嘴部夹着一个人形，其头部侧向一边。 图26）卣（you):吞人状。礼器，酒器；青铜，高 12 7/8 英寸。中国。商代。住友收藏，京都。 　　这件器物的含义尚不明确。它可能表现了狩猎的危险性，也可能如有的专家所认为的那样，象征了吞噬的太阳这一神话。然而，像这样的器物在此前并无先例。这是一件商代的发明，体现了构成商代青铜器风格的主要元素：多种动物形象的组合，一个动物向另一个动物的变形，追求整件器物表面的复杂性，雕塑感与动感十足，这种形式在晚商青铜器中往往更加突出。 　　我们展示了许多器物，以展现其多样的形状和广泛的装饰风格。鬲（li），鼎，即三足鼎（见图27），是商代的经典器形。其装饰纹样为面具纹，其上是一圈包含四只龙状怪物的带状纹饰，这一图案重复了三次。每个面具纹的中心不是位于器物的腿上，而是位于一个中间的棱线上，四只龙分成两组分别位于棱线两侧相对而立。整个设计实际上是一个对称的图案，在棱线的每一侧完全重复。在器物的管状足部装饰有蝉纹，这种图案在玉器中也经常出现。， 图27）《鼎》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高 9 1/2 英寸。商代。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 　　现在来提及一下铜锈（包浆）的现象。中国青铜器上美丽的绿色和蓝色完全是偶然形成的，是器物经过数百甚至数千年埋藏在土壤中所产生的，绝非艺术家有意为之。这些颜色是由于土壤中的盐分作用产生的各种氧化物所致。许多青铜器刚出土时，看起来更像是包裹了沉积物的大牡蛎。在过去，这些青铜器会被发掘者或古董商费力地清理。通常会将桃子涂抹在器物表面，桃子的弱酸可以软化沉积物，然后通过轻轻敲击使其剥落。这个过程会反复进行，直到器物上的纹饰逐渐显现。当然，最初这些器物的表面也带有光泽的铜青色或银色，有些还镶嵌有类似黑色颜料的物质作为装饰。 　　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的一件觥（见彩图2，第50页）精美地体现了商代关于变形的概念。一个虎状的盖子在后部转变为一只猫头鹰的面具，其特征包括眼睛、耳和喙。现代的符号学家可能更愿意将这只鸟解读为象征太阳的雉鸡，但从鸟类学的角度，这被确认为是猫头鹰。器物的背部类似一只匙喙鸟。艺术家将三种看似不相容的元素——猫头鹰、某种其他鸟类以及老虎——巧妙地结合为一个功能性的设计。当盖子被移开时，鸟的颈部提供了倾倒器物时的手柄。器物表面复杂地装饰着方形螺旋纹，有时被称为雷纹。这种纹饰为背景，使低浮雕和大型设计元素更加突出。这件青铜器铸造工艺非常出色，因为铸造出阴刻的雷纹图案需要极高的精确度和细致的操作（见图23）。螺旋纹的壁几乎是垂直的，小槽底部非常平滑完美。金属完全填充了这些形状，几乎不需要额外填补。 彩图2）觥。祭祀器；青铜制，长12 1/4英寸。中国，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弗瑞尔艺术馆藏。 图23）细部 三足器（爵），据专家认为，似乎是用于将液体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其三足可能直接置于火中，使热量传导至容器。当内容物足够热时，可用顶部的两个立柱提起，并通过突出的点倾倒，使液体从对面的嘴部流出。而另一种较大的三足或四足器（缺乏爵的嘴和突点）是斝（jia）（图28）所示的一件四足斝（方斝），同样在弗瑞尔美术馆藏，是已知最为壮丽的例子之一。其装饰紧贴表面，轮廓显得十分完整。铸造工艺精致无瑕，其盖子顶部装饰着一只鸟，可能是一只猫头鹰 图28）斝。礼器，酒器；青铜，高 16 1/8 英寸。中国。商代。史密森学会弗瑞尔美术馆（华盛顿特区）收藏。 　　商代青铜器中常见的一种形状是高脚、喇叭状的觚，其形态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形状有关。 觚 而另一种器物，彝，被李济用于证明青铜器源于木制器物的理论，认为彝的形状源于简单木屋的形态。 早期周代 根据考古界对商周风格演变的研究，商代青铜器风格似乎从早期一种相对严谨的装饰风格发展而来，这种装饰风格被限制在器物的轮廓内，而后到了商后期与周早期逐渐转变为更具巴洛克风格的表面装饰，其纹饰看起来向外突出。另外，商代与早期周代风格的转变还可以通过一些带铭文的器物观察到。大多数早期商代青铜器没有铭文，或最多只有一个字符，例如氏族名称。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两字、三字、四字铭文；而到了商周过渡时期，铭文变得更长，有些甚至超过四百字。在纳尔逊画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四足鼎（方鼎）（见图29）上，有一段三字铭文，这使我们能够将其年代确定为周代初期——成王统治时期，也就是商朝灭亡后的第七年。这件方鼎展现了许多过渡时期的风格元素：器物的形态已向空间扩展，棱线、饕餮面具，足部以及角状装饰以高浮雕形式向外突出。甚至连在商代鼎（见图25、图27）中紧贴器物的耳柄，现在也被装饰为长着角的动物，这些动物的形象远远超出器物轮廓之外。 图29）《方鼎》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铭刻有成王之名，高 11 英寸。中国。西周早期。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收藏。 下面两件商早期的鼎，作比较。 图25）方鼎。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高 24 1/2 英寸。中国河南安阳后家庄1004号墓出土。商代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300-104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 图27）《鼎》。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高 9 1/2 英寸。商代。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 再举几个商末周初的青铜器艺术特点的例子，总觉得有点张牙舞爪的样子。 觥：高度，31.4 厘米。宽度，31.3 厘米。早周朝，公元前 11 世纪末至公元前 10 世纪初 卣（上有龙、鸟和牛头）安阳晚期或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50年 “方彝”，饰有饕餮面具，蛇纹与鸟纹。高度，35.6 厘米。宽度，24.7 厘米。早周朝，公元前 11 世纪末至公元前 10 世纪 在过渡到早期周代的过程中，一些器物形状，如彝、爵、斝和觚突然消失了。这些形状器物的突然消失以及其他器物轮廓的显著变化，表明一个新社会对器物需求有了显著转变。新的统治者——周人，原是商王朝领土西部的一个附属国家，后来战胜并吞并了商朝。在周代统治下，狩猎活动减少，社会以封建制度控制下的有组织农业为特征。 最近出土的带有丰富铭文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周人在殷的征服时期的精确信息。一件簋上的铭文开头写道：“武王克商，岁在甲子之朝……” 尼维森（Nivison）将这一时间与公元前1046年1月15日的清晨【指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相关联。这件重要的青铜器显然被珍藏了两个多世纪，之后才与其他更晚的西周青铜器一同埋葬在陕西临潼，距周都（今西安附近）不远。 周代的统治者制定了（或者后世认为他们制定了）关于社会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成为传统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基础。这些原则被记录在伟大的经典著作中，包括《易经》、《诗经》、《书经》、《礼记》和《春秋》。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宗教观念的逐步转变。自然崇拜的元素逐渐减少，首次清晰提及了“天地”这一概念。已有的祖先崇拜也趋于成熟。总体来看，周代中国经历了早期文化发展中常见的过程：从混合的农业-狩猎社会向有组织的城市化封建农业国家转变，同时伴随宗教从自然崇拜向更抽象形式和概念的转变。 尽管周代引入了许多创新，但他们并未摧毁商文化，而是吸收了商文化的许多内容并加以改造，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从青铜铸造技术的延续以及许多商代青铜器形状和装饰技术的保留下来可以看出。他们建立的封建诸侯国家的帝国虽经历了不同的兴衰，持续了近千年（约公元前1045-256年）。艺术上，这段时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早期周代（约公元前1045-900年），中期周代（约公元前900-600年）【这里的周朝早中期属于西周时代】以及晚期周代（约公元前600-221年）【指的是东周】，其中最后阶段主要包括中国所称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81-221年）。 在青铜器领域，早期周代的风格总体上是商代的延续，但省略了一些器物形状，并对另一些形状进行了变化。到了中期周代，风格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技术上似乎有所下降。而在晚期周代，青铜器装饰创新和技术精巧进入了复兴阶段，其华丽风格和复杂细节又令人联想到商代青铜器的特点。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件典型的早期周代器物。卣的形状（见图30）在商代晚期已经存在。这是一种带盖的桶形器物，显然当时非常流行。此器物主体部分的装饰尤其有趣，特别是两只鸟图案，其尾巴上扬，极为华丽。这种上扬尾巴的鸟的图案似乎是早期周代的一项发明。在这件器物中，它取代了商代更为典型的面具纹。面具纹如今缩小，并被限制在器物侧面中部的凸起和提梁末端的装饰中。此外，这件器物在技术表现上略有下降，细节的清晰度不如从前。 图30）卣。礼器，酒器；青铜，高 9 英寸。中国。西周早期。史密森学会弗瑞尔美术馆（华盛顿特区）收藏。 另一件卣，哈佛大学博物馆馆藏，与上面很相像。 中期周代 与商代风格的首次重大变化，且不同于延续商代艺术传统的早期周代的变化，则是出现在中期周代的开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全新的器物形状，并带有非常简约的装饰（见图31）。如果说商代的器物形状充满活力，早期周代的器物形状呈现出华丽，或者精心处理的平衡，那么中期周代的器物则显得笨重而矮胖。它们贴近地面；如果从外观来判断重量，这些器物似乎非常沉重。其装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转变。一些器物完全没有装饰，而是通过器物的光滑表面或水平刻槽来实现美学变化，这些设计强调了器物厚重且贴近大地的特质。甚至连鼎耳上的面具纹也消失了，鼎耳被处理成简单的圆环。整体形式显得极为简朴。 图31）《簋》礼器，用于盛放食物；青铜，长 12 1/2 英寸。中国。西周中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皮尔斯伯里收藏。 　　下面一对青铜虎形器（见图32、33）展示了中期周代动物形象及其装饰的变化。这些显然是一对老虎，仍然充满了非凡的活力。这些紧张地蹲伏着的虎形，其凶猛的张口和锯齿状的牙齿，展现了这些生物所蕴含的全部毁灭力量，它们仿佛从史前的黑暗或可怕的梦魇中跃然而出。尽管这些虎形器的形象非常写实，但依然不乏恶魔般的力量，但是其装饰不再具有商代的那种变形特性，没有以各种动物形象进行繁多叠加，整个形象看来是统一的，并趋向于真实。这两只青铜虎很可能是建筑构件，因为它们背部有开口，而且体积过于笨重，无法作为容器使用。它们或许是王座或华盖柱子的支撑物。 图34）一对老虎。青铜，长 29 5/8 英寸。中国。西周中期。史密森学会弗瑞尔美术馆（华盛顿特区）收藏。 图35） 　　总的来说，周代强调对天地与祖先的崇拜，而对神魔的信仰远不如商代。这也可以解释周代的青铜器的装饰中魔法象征符号明显减少，但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动物形态的重视。 青铜动物雕塑大体上首次出现在中期周代。虽然在商代也有少数自然主义倾向的动物器物，但中期周代出现了一些没有明显实用功能的动物形象。图34所示的水牛可能是一种图腾、一种礼拜物品，或者作为牺牲的象征参与仪式。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件完整的雕塑作品，比商代的水牛形象尽管它失去了商代技术的灵动和复杂性，更显得更加“自然”，更“真实”。 图34 《水牛》青铜，长 8 1/8 英寸。中国。西周中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皮尔斯伯里收藏。 玉器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同样明显。形状变得更为简约。商代的玉器类型仍然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类型，例如克利夫兰博物馆中的白玉鱼（见图35），其造型简单严肃，令人联想到新石器时代的风格。中期周代还见证了一些极简几何形状的广泛使用，例如琮，一种外方内圆的管状器物（见图36）。 图35 《鱼》玉器，宽 3 1/2 英寸。中国。西周早期。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 图36 《琮》玉器，高 8 1/2 英寸。中国。西周中期。史密森学会弗瑞尔美术馆（华盛顿特区）收藏。 　　琮的形状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但其意义和用途仍未被完全理解；传统上它在中国古籍中被描述为“大地”的象征。琮的大规模使用始于中期周代，其简单的装饰风格也在此时开始，与这一时期追求形态统一和简化的特点一致。 与琮相对的是璧，如今被认为是“天”的象征。这是一种大圆盘，中间有一个圆孔，其孔径通常是圆盘总直径的三分之一。大圆玉器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但形状并不精确，也未被完全规范化，直到可能是中期周代才逐渐定型。 西周玉𤩹 　　在中期周代末期，一小批特殊且极具美学价值的玉器（见图37）得以制作。这些玉器以带有尖牙的拟人化面具为主题，面具上配有复杂的翼状头饰，有些以微妙的浮雕表现，有些则以玉雕中最难的技法——线状浮雕——雕刻而成。尽管曾有人尝试将这些异端风格的作品追溯到安阳之前的商代，但湖北省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的发掘出土了一只彩绘木箱，其装饰带有中期周代晚期青铜器的设计元素。木箱上的装饰包括站立的人物形象，其面部和头饰与这些玉器上的图案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推断，这些玉器的年代不会早于木箱的确定年代，这也将其还原到中期周代的晚期。 面具。玉器，（左）高 3 英寸，（右）高 3 1/8 英寸。中国。西周中晚期。史密森学会国家美术馆（华盛顿特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