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掉的北大荒情怀 — 纪念下乡去兵团55周年

黑龙江竹柳林

　　2024年8月3日，是我离开家乡哈尔滨“上山下乡”去北大荒成为一名“知识青年”55周年的日子。

55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 基本占据了一个人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间。

在这55年中，我始终眷恋着在我一生中迈入社会的第一个“课堂 ”—— 北大荒、建三江的勤得利农场。(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十七团)。

勤得利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同江县境内。

同江县地处松花江和黑龙江的汇流处 —— 三江口（松花江、黑龙江、浑同江）中俄国界线的南岸，是黑龙江省的一个边境县。

同江县东与抚远县接壤，南与富锦县相邻，西与松花江对岸的绥滨县一水相接，北与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隔江相望。

　　一年前我就开始蕴养着，在纪念上山下乡55周年的日子里，我一定要回勤得利去看看，…… 。

我把这一想法和老伴说了后、老伴非常赞同、并表示要陪我一同去（老伴没下过乡，1970年留城了），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我和老伴商量一下，准备在哈尔滨乘火车先到同江县城（2016年7月同江县通了火车、2022年11月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通车），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回勤得利。（从同江县城到勤得利农场，走331国道的距离只有70公里）。

可是在我们临近出发之前，儿子不同意我们乘火车去，他考虑的是，我们下了火车到勤得利后的行动不方便，执意要开车送我们去。

我看了一下时间，8月3日和4日正好是双休日，这样还好，不会占用儿子太多的工作时间。

重要的是儿子要是能和我们一起同行、就能让他去看看、他的父辈们贡献过青春和热血的北大荒、现在的建三江、祖国的大粮仓。

北大荒，位于东经123°40′到134°40′，横跨11个经度；

北大荒、从北纬44°10′到50°20′，纵贯10个纬度，

北大荒、总面积5．53万平方公里。是黑龙江、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平原广大地区 。她的北部是气度不凡的小兴安岭地区。西部是松嫩平原区。

北大荒、地处边塞之地。它的东、北两面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区内有大江大河拦阻有无数的川溪涧泉切割；有冰雪断道，荆柴封路；有毒虫结阵，猛兽成群……。

北大荒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大都在5%到8%之间，有的地区高达10%以上。

北大荒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储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

北大荒有珍贵的矿产资源，煤、铁、铜、金、石油一应俱全；

北大荒还有极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山林中有虎、熊、獐、鹿，沼泽区有丹顶鹤、天鹅，河湖中的鳇鱼、鲟鱼、大马哈鱼、白鱼，俱是水产珍品，人参、猴头、木耳、蘑菇也都是名贵山珍……。

从1968年至1976年，共有54万名城市知识青年分别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被称为：第二代北大荒人！

哈尔滨环城公路“大耿家”收费站

哈尔滨至同江的高速公路

　　2024年8月2日按着儿子的时间安排：

10.10分驾车出发，在哈尔滨新区的【大耿家】收费站，进入哈尔滨环城高速，然后改换哈尔滨至同江的高速公路，途径宾县、方正、依兰、佳木斯、集贤、富锦等市县、行程650公里，于傍晚18时来到了同江县城，入住七天假日连锁酒店。

晚饭后在酒店附近的街道上转了转，街道两旁商铺门窗上闪烁着不同颜色的霓虹灯，高楼林立的居民小区，这那里是55年前的同江县城啊！

记得55年前，1969年8月3日我们400多名哈尔滨第一中学年龄刚满16周岁的初中毕业生，在哈尔滨道外区的滨江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火车，火车经过了16个小时的行驶，于8月4日早晨五点钟来到集贤县的福利屯。

然后在早晨6点钟换乘大卡车，经过富锦县城于下午两点钟来到了同江县城。

我们的车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左侧是个旅社、右侧是县供销社，稍作休息后由继续前行开往勤得利。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同江县城基本上没有楼房，没有柏油马路。

可是55年后，现在的同江县城不仅有了高速公路，通了火车，还修建了黑龙江与俄罗斯的跨境江桥……，显然已经变化成了一座现代的化边境城市了。

　　位于三江口的“同三公路零起点标志塔”

同三公路零起点标志塔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的‌三江口生态旅游区，是同三公路（原‌G010国道）的北端起点。

这座标志塔的设计寓意深远，塔高32米，通体洁白，由同和三字汉语拼音第一字母T和S组合而成。

标志塔的基座是一个200平方米的大水池，池中有12组4种花样构成的灯光程控喷泉。塔尖的五环代表着同三公路全长五千多公里，塔柱上黑白相间的十个横线则代表同三公路所经过的九省一市（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一个‌三亚市）。

标志塔身的设计巧妙地形成了一个倒立的英文字母“T”，代表同江市的开头字母“T”，其向上的“S”代表着三亚市的开头字母“S”。

这个设计不仅美观，而且富有象征意义，体现了同三公路将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与最南端的海南省紧密连接在一起。

　　2024年8月3日：

9.30分在去勤得利农场的途中、我们先来到了三江口景区。

景区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东北四公里处，是‌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汇合处，属于中俄边境。‌‌

景区不仅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而闻名，还因为它是‌同三公路的起点，

景区内设有‌起点广场、同三公路零起点纪念碑、‌还有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它拥有1131公顷的面积，其中湿地面积达到1001公顷，公园内泡沼遍布，河流纵横，自然植被保持了原始状态，为各种野生动物提供了优越的栖息和繁衍场所。

同三公路零起点的零公里碑，碑身上的圆代表“零”，下方的不锈钢三角体代表“点”，联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同三公路的零起点。

游人来到这里的都会触摸这个“点”，因为“起点”在东北方言中谐音“起点儿”，寓意着好运将至，寄托着同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与憧憬。

三江口是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汇合处，为中俄边境处，位于同江市城东北4公里处，汇合后俗称“混同江”，故名为“三江口”。

黑龙江自西而东流来，水呈墨绿色，平缓而坦荡；

松花江泥沙较多呈黄色；

黄色的松花江与黑色的黑龙江汇合后的江水汹涌澎湃，水色分明，东流数十里不混，是东北地区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

       

　　　　10.30分：

离开三江口景区，前往黑龙江畔的赫哲族渔村【街津口】。

街津口在同江市区东北方向49公里处，为赫哲族聚居地，街津山东与勤得利的额图山相连、与勤得利农场场部的距离只有35公里。

街津口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六小”民族之一的赫哲族聚居地。

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赫哲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使用西里尔字母来记录语言，因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居，通用汉语。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我在勤得利（27团）的五年生活中只来过街津口两次，那时的街津口只是住着几十户赫哲族渔民，和一个边防军的哨所。

街津口名字是来自一个民间传说的动人故事：

很早以前在黑龙江边住着一位叫街津口的老人，一年夏天，黑龙把所有的鱼关押起来不让渔民捕捞。这位老人手持鱼叉和黑龙展开了格斗，在格斗中老人用鱼叉扎断了黑龙的尾巴，黑龙向老人求饶，并放回了鱼群。

从此这位老人日夜守卫在江边，天长日久老人变成了一尊石头。

后人们为了永久的纪念这位老人，将他站过的山叫做【街津口山】，又叫【老头山】；老人住过的地方叫【街津口】。

鸟瞰街津口

街津山上樟子松

街津口风景区

街津山上白杨林

　　12.00时：

离开了街津口赫哲族渔村，前往黑龙江畔的额图

额图位于勤得利农场的境内，三面环山一面邻水，因在额图山脚下而得名。

额图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远在明朝，这里就居住着以打鱼为生的“乞列迷”人。到了清代，乞列迷人改称赫哲人，额图是赫哲人的部落。

55年前，额图这地方还没有老百姓居住，还只是我门27团（勤得利农场）渔业连的一个网滩，黑龙江从额图顺流而下直至八叉岛，近百公里江段均属于我们27团守护的边防线。

55年前，因交通不便，又处于边界线上，所以去额图的人很少。

在我的记忆中，是在1971年，那时我们27团的渔业连的一个排已经驻扎在额图了。

记得当年团首长要求：全团所有连队都要通电话，但是通往额图的这条线路是最难架设的，关键是要翻过额图山，山上全是石头，无法挖坑立杆。最后王海军股长决定，将路边的树枝砍掉，利用树干当电杆，就这样在建三江的大地上架通了唯一的一条用树干架起的电话线路。

　　55年前在勤得利生活的五年中，作为27团的电话兵我只来过一次额图。

那是在1972年夏天，额图的电话线路架通后的一天早上，王海军股长给我一个任务：额图的电话出现了故障，派我去排除。

因为额图地处边境线上，要求必须24小时保持通话，我必须立刻出发！ 这时我开始犯难了，往常我们去连队修电话，都是骑自行车，可去额图都是山路，不时还会有野兽出没……。

正在我犯难的时候，王海军股长告诉我，赶紧去小车班，丁副团长去额图（丁副团长，是1958年来到勤得利第一批转业官兵，是江苏人，转业时的军阶是大尉），让我搭他的车去。

算是我幸运，逃过了一次艰难地跋涉，搭丁副团长的车来到了额图。（在那个年代27团机关共有三台小车，一台是国产的北京吉普，基本上是一号首长，房团长的专车；一台是抗美援朝时缴获的美国吉普；一台是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的、也可能是俄国沙皇时期的吉普车）。

在我将电话机修好时、已是中午11.00时了，这时专程从勤得利乘船来额图向丁副团长汇报工作的渔业连黄连长派人叫我去吃饭。这顿午餐的特色和味道是我在勤得利的五年生活中留下印象最深的“美味佳肴”。

我来的黑龙江边，只见江边停靠着一只小渔船，丁副团长和黄连长在江边坐在小板凳上谈工作，我来到小渔船上，只见船老大在忙着做午饭。

这时船老大在船尾从江里拽出一天小细绳，绳子上栓着三条红尾鲤鱼，原来这是船老大预备的午餐，他是在当天打捞上的鱼中挑选出来的，准备中午做“生鱼”的。

以前我只是听说过吃生鱼是道美餐，但从没见过 更没吃过。

船老大告诉我说：渔民做“生鱼”，对鱼的要求是有“讲究”的：母鱼不要，重量要在5斤左右，必须是红尾鲤鱼。

船老大边说边将手指从鱼鳃处伸到鱼腹中将鱼心掏出，将血放干净，然后用一把快刀，将左右两边鱼背切下，并将鱼肉切成细细的丝，而且鱼皮不能被切破要保持完整的一片，待烤鱼皮吃；船老大将切好的鱼肉丝和土豆丝（包菜丝、黄瓜丝均可）用醋、辣椒油拌好放些盐，这道“生鱼”就做好了，但是吃“生鱼”必须是现杀现吃。

再就是在做“生鱼”的同时，将鱼骨架放入锅中加少许的盐和水进行翻炒，待鱼肉和骨架分离后，将骨架取出，剩下的鱼肉就在锅里干炒，最后就炒成鱼松了。

在勤得利五年的生活中、虽然就去过一次位于黑龙江边的额图，但是记忆极其深刻，不仅品尝到了具有原生态味道的“生鱼”，还体会到了做“生鱼”烹饪技术。

额图山下额图屯

　　　　13.30时：

离开了额图屯、翻过了额图山，最先见到的是位于额图山南侧山脚下的勤得利农场的28连，这个连队是1970年由27团5连负责建立的。

离开了28连，就进入了5连的地界了。

27团（勤得利农场）5连是我的母亲连队、是我在27团五年的生活中的第一个连队。

虽然在北大荒的五年生活中，我在5连的生活时间仅仅是70天，但却是决定我认清了一生中的道路应该如何走的关键的70天。

在五连有开导、教育我在北大荒如何生活的恩师、我的老排长王相田；

在五连有改变我在北大荒生活道路的恩师李国富；

他们都曾是共和国最可爱的人，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是1958年跟随王震将军来开垦北大荒的第一批转业官兵，是北大荒的奠基人!

在五连的生活中，通“水中捞麦”、“雪中割大豆”、“上山伐木”等的艰苦的劳作，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做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农业工人”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

在五连生活和实践给我奠定了：为了改变“命运”的的动力和拼搏的方向!

　　今天，我和带着儿子和老伴回到了五连，站在勤得利的田野上，55年前我在这里的生活画面，又一幅幅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五十五年前、1969年、8月3日、 这是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这一天是我和同学们乘“专列”奔赴北大荒去27团五连（勤得利）的日子。

10点钟所有去27团（勤得利）的同学都在一中的学校广场集合；

11时准时列队出发，去道外区的滨江火车站乘火车。

我们去火车站的路线是经过闹市区，从第一中学出来走“石头道街”，经过“哈一百”， 沿途楼房顶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高喊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革命口号，真是“锣鼓喧天、口号阵阵、彩旗飘飘”啊！

滨江火车站是一座二级车站，到了火车站一看，在车站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了。

原来我们今天乘坐的火车是趟“知青专列”，共载有分别去25团（七星农场）、27团（勤得利农场）六个学校的毕业生，估计要有一千多人。

去25团（七星农场）的具体都是那个学校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去27团（勤得利农场）的除了我们第一中学外还有四十中学和六十中学。

下午1时火车准时发车。

就在火车启动的那一时刻，最令人难以忘怀、最令人心酸的场面出现了：

车上的人在掉眼泪、

车下的人在流泪、

妈妈牵挂儿女的心情变成了泪水、

爸爸嘱托儿女的话语变成了泪水、

儿女和亲人的离别变成了泪水……；

火车上、站台上，车上车下是哭声连一片，完全盖过了车轮的滚动声。

就这样我们带着亲人的牵挂，告别了从小长大的故乡哈尔滨、告别了教育我们成长的学校，结束了本应该是幸福的学生时代，开始了踏上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勤得利农场的地标

　　1969年8月4日、

我们这趟“知青专列”于清晨5时到达了终点站：集贤县的福利屯。

当我们把行李卸下车后，各连队负责来领人的同志开始点名。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被分配到27团（勤得利农场）5连的一共是40名同学，其中男生20名、女生20名。

点完名后已快是上午8点钟了，这时也不知道从那里开来了60辆备战用的波兰产蓝色平头大卡车，和一些解放牌卡车，一个连队两辆车，一辆拉人、一辆拉行李，装好行李后出发，向富锦县、同江县方向行进。

一共是100多辆大卡车，向着同一方向开进，间隔距离不等、断断续续，延续的车队有几公里长，行驶在三江平原广袤的田野上，倒是挺壮观的。我从小长这么大也没见这样的场面，感觉挺振奋的。

大约行驶了三个小时，前方远处出现了一个县城，我们以为是快到了，当进入县城时，感觉这里的街道还不错，和哈尔滨的道外区差不多，我们是第一次座这么远路的车，觉得可能离勤得利27团（勤得利农场）不太远了，可是一看街道两旁的牌匾才知道这里是富锦县城，于是就问司机师傅还有多远才能到勤得利啊？只见司机师傅带着诡异的笑容告诉我们：远着呢！这才走了三分之一啊。

这时我们就感觉到越向前行驶，公路两旁就越荒凉，基本上见不到村屯和人家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在行进的前方又出现了一个乡镇，这里全是平房，镇子的中心有一个十字路，我们去五连的两辆车在这里停了下来休息一会，这时才知道原来这是同江县城，距离勤得利还有180公里，快开也要三小时。知道了这种情况后，我们这40个同学基本是无语了，心里都在惊叹：咋这么远啊！

离开同江县城再往前行，就发现真是越走越荒凉了，路两边已基本上见不到庄家了，全是荒草甸子，而且路况也发生了变化，柏油路变成了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坐在车上颠的要死。

就这样颠颠磕磕的又前行了大约两个小时，过了同江县的青龙河便进入了27团（勤得利农场）的地界了，五星山已经隐隐约约的出现在远方的视野里了。

五星山也叫勤得利山，属于完达山余脉，屹立在黑龙江畔，因山顶的形象酷似一颗五角星而得名。

五星山北面的山脚下就是中国的第四大河流、波涛滚滚的黑龙江；

五星山的南面就是27团（勤得利农场）的十多万亩良田。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经过了两天一夜的奔波，终于来到了五星山脚下的27团（勤得利农场）5连。

这时只见在连队前的公路旁站满了欢迎我们的人，敲着锣鼓、好不热闹。在欢迎的人群了还有好多解放军，看到这番情景真是很高兴，后来才知道这些解放军不是我们五连的，是野战军暂时设在了五连的一个前方医院。

来迎接我们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先于我们来到这里北京、上海、天津的知青战友。他们帮我们卸下了行李，并在房前依次放好了脸盆、毛巾、倒满了热水，让我们洗脸。不洗不知道，一洗吓一跳，我们的脸上、脖子上全是厚厚的尘土，脸盆里顿时成了一盆黑水。

洗完脸、听到一位被称为姓李的副指导员是北京女知青，把我们带到了食堂，这食堂的摆设也是我们从来未曾见过的，没有桌子，只是一排排在木头墩子上钉上的一块长约三四米长的木板的凳子，更让我们开眼界的是刚出锅的馒头太大了，就像大碗那么大。这时听见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人在大声说：连里特意做了小米粥欢迎你们的到来，这是第一顿饭就不收钱了。我们听了后都会心的笑了……。

原来这位南方人就是我们五连的指导员是湖北人，是58年跟随王震将军来到北大荒的转业官兵，他们是勤得利的第一批开拓者和奠基人。

我们草草的喝了点小米粥，便去安排住宿了。

20名女同学住在了食堂（会场）舞台后面的房间里，是新搭建的双层铺；

20名男同学住在了小学校的教室里，教室里用木板搭的对面炕，木板上铺垫的是麦秸，麦秸上盖着一张席子，一面住各10个人，这就是我们的宿舍了。

等我们拆完包装、打开行李、铺好被褥，已经是晚间八点钟了，从3日中午离开哈尔滨，在火车上度过了16个小时，又在汽车上颠簸了10个小时，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所经历的长途旅行。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真是太疲倦了，躺在铺上就很快的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我们在黑龙江畔的五星山下的27团5度过了第一个寂静的夜晚。

1969年夏天、临去勤得利前和同学们的合影

　　1969年8月5日：

今天是来到五连的第一天，连里给我们放假休息。

八月份虽然是盛夏，但是勤得利的天气还是很凉爽的，不冷不热的挺舒服。

上午去连队附近的小溪边洗洗衣服，同时也看看这里的风景。连队的房屋建设的很整齐，在五星山的山脚下一排排的延伸到公路旁，在连队的附近还修筑着一条小坝，将五星山上流下来的雨水、雪水拦截起来形成了一个小水库，这里的自然景色真是挺美的。

来到五连第一天的白天过得还是挺愉快，可是到了晚间就彻底的变了，北大荒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成群的蚊子就出来袭击我们了，乖乖、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一巴掌拍下去能打死好几个。

在食堂吃晚饭时喝的是菜汤，这蚊子是那有热气它就往那里集中，我们只好一只手端着碗喝汤、一只手专门负责打蚊子，就这样蚊子还是往碗里掉，我们也不知道是喝汤还是吃蚊子，稀里哗啦喝了一肚子，完后赶紧往宿舍跑。

可是到了宿舍后，蚊子还是照样的多。

这时有个同学说烟能把蚊子熏跑，正好在门口放了好多昨天拆下来包装箱子用的草绳子，于是马上把它点着了，为了多出点烟，还少许往上面浇点水，这下可好、蚊子没熏跑，倒是把人熏的够呛。那咋办呢？没辙了赶紧钻被窝吧，可是脑袋还露着，于是就把被头上的单子拽开套在头上这样就好些了，没有暴露的地方，蚊子就叮不着了。

就这样跟蚊子搏斗的着，不知不觉竟到了连队熄灯的时间，那个年代的勤得利是没有电的，条件好的连队是用柴油机发电，到了晚间的九点就准时停止发电了。

就在我们似睡非睡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门外有人说话，并打着手电来到了我们的宿舍，原来是副连长陈佳明领着学校送我们来的工宣队的樊师傅和六班的班主任老师来告诉我们：明天他们就要回哈尔滨了，特来看望我们……。

我们这20个男同学一听他们要回哈尔滨了，那我们啥时候回去啊？

这时我们才缓过神来、才感觉到我们是回不了哈尔滨了！

大家在被窝里想来想去，这时好像听见对面炕上的一个叫苗忠亭的同学在蚊帐（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有蚊帐）里传出来悲痛的哭泣声，他这一哭可不得了，瞬间这哭声就蔓延开来，宿舍里的20个男生，声大声小的都哭了起来，……。

唉！这也难怪我们还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啊，我们这时开始想家了，……。

1969年、8月6日、

来到五连的第二天，继续休息。

今天我们这20个男同学都没有了昨天的那种欢乐了，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低落，也不知道每个人都在想着什么。

因为我们的临时宿舍是小学校的教室，只见在操场上的一块大石头上有一个人在吹笛子，记得是《江河水》的曲子，让人听起来感觉到很忧伤，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王志伟，我站在他身旁，他也没察觉到，他所有的思绪可能全都投入到这忧伤的曲目中了。

操场前面就是一望无边成熟的麦田，忧伤的旋律随着清凉的微风渐渐地向着原野里飘去，好像同我们一样在思考着：我们的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1969年夏天、临去勤得利前和父母及弟弟的合影

　　1969年8月7日：

今天是来到五连的第三天，连续休息了两天，今天我们就以一名兵团战士的身份（知识青年）开始干活了。

早饭后副连长陈佳明带领我们去割大草，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把镰刀。

我穿上了在家里带来的矮腰水靴、戴上雪白的线手套，拿着镰刀坐上了链轨拖拉机（东方红75）拉的我们从没见过的大爬犁，这个大爬犁长约6米、宽约3米、高约80公分、全是用原木做的。因为草甸子离连队较远还没有路，只能做这种大爬犁了。

到了草甸子后陈副连长教我们怎样用镰刀，并讲了几点注意事项，还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割了手和脚。

听他讲完后，我们这40个兵团战士（知识青年）就开始干活了。

这活对我来讲别说干、就是见也没见过。这草长的也太高了，我们进到草丛中根本就见不到人了，再说草甸子里全是很深的水，一脚进去就淹没到了脚脖子，我穿的那矮腰水靴完全灌包了，这还不算事，最可怕的是蚊子，用手一拨拉，草丛中的蚊子成群的往脸上、脖子上咬，凡是露肉的地方全都落满了蚊子，太可怕了。

即使这样草还是要割的，可是到中午了我们这40个人也没割满一爬犁，陈副连长看着我们一个个的手上、脸上都是被蚊子叮起的大包泥，衣服也全湿了而且沾满了泥水，只见他脸上露出一种很难形容的笑容，便带着我们回连队吃午饭了。

下午继续休息、洗衣服。

我们来到五连的头三天就是这样过去的。

这三天是来到北大荒后踏出的第一步，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步，所以在55年后还记忆犹新。

1971年夏天同父亲在勤得利的合影

　　来到了五连的第四天，我们这些新来的40名哈尔滨知青，开始投入到五连的这个具有北大荒10年（1958—1968）光荣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去了。

27团（勤得利农场）紧张的麦收战役就打响了。

五连的耕地面积将近一万多亩，百分之八十种的是小麦，站在五星山上眺望远方，广袤的田野里是一片金色，真像是歌中唱的那样“麦浪滚滚闪金光”啊！只见那庞大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展开那长长的臂膀，成片的麦子久被它收入“馕中”了。

我们的任务是，四个人跟一辆汽车，将收割机中的麦子运回晒麦场。

这时晒麦场的工作是最忙的、也是压力最大的，当汽车将小麦运回到晒麦场后，马上就扬场、然后摊晒，待水分达到储存标准后，立马装入粮囤保存。

这里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抗麻袋入囤。那时没有入囤机器，全是由人扛着装满小麦的麻袋将其倒入粮囤中，粮囤最高时可达十几米，我们只能在不到50公分宽、坡度在四五十度的跳板上一步步的往上走，装满一麻袋小麦的重量是160斤啊。

奋战在晒麦场上的兵团知青

扛着装满麦子的麻袋、将小麦倒入粮囤。

　　但好景不长，记得是在8月中旬吧，接连的下了两三天的大雨，这一下可坏了，成熟的麦地里已经灌满了雨水，拖拉机、康拜因，所有的机械都不能下地了，就是人到麦地里一步迈下去也要陷下去一尺深，机务排用三台链轨拖拉机牵引一台康拜因也拉不动，最后实在拉不动了就想出了一招，给拖拉机“穿大鞋”（在链轨板上绑上一块块一米长的大木方，加大拖拉机的承载力），就是这样也拉不动。

但是节气不等人啊，麦子已经完全成熟了，麦穗已经耷拉头了，要是一刮大风，麦穗就会掉到地里，要是那样损失就大了，一年下来就白忙乎了。

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团部下了命令，全团所有人员为了麦收都要拿起镰刀下地割麦，就这样“水中捞麦、龙口夺粮”的战役打响了！

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宿舍还没盖好，武装连的四个男排全部住在种子库里，睡在地板上，因为我没有蚊帐，副班长何玉山（哈尔滨知青）让我和他睡在一个蚊帐里。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出工，等走到麦地天也亮了，然后由连里的统计员给每个班、每个人分派麦地，每个人的任务是每天必须割完七分地（700平方米），后来增加到九分地（900平方米）。

水中捞麦这场战役一共进行了30多天，在这30天里我们付出的努力，吃的苦、遭的罪，我觉的不亚于红军长征时的“过草地”。

从早晨起床时穿的鞋和裤子就全是湿的，因为麦地里全是泥水，深的地方要陷到膝盖，所以每天的鞋和裤子都是湿的，尤其是早晨穿鞋的时候 ，感觉鞋里特别凉，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往鞋里倒点开水，这样将脚放到鞋里是热乎的；为了防蚊子、到了麦地后首先要把自己包装好，最早是用衣服当作头巾把头包好只露出一双眼睛、两只袖口用麻绳系好，只有这样蚊子才咬不着。

那时蚊子多的无法形容，当我们在田间休息的时候为了减轻疲劳，便拿比赛打蚊子来解闷，就是把手伸出来，手背向上，当蚊子落上后握紧拳头，这样蚊子就被握紧的肌肉勒住飞不了了，这时就用另一只手拍上去，比赛看谁拍死的蚊子多，一般一次最少也要拍死十几只。

割麦子时是以班为单位，每人8条垅，大约有2.4米宽，长度在700米左右、这就是每人一天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班是九个人，其中8个人割麦子、一个人在后面捆麦子，然后再把捆好的麦子一捆一捆的拽到一边剁起来，远远看去一行行的很整齐。

刚开始的几天我们班的九个人，除了班长李永贵和一个姓徐的本地知青外，我们这七个分别来自上海和哈尔滨的“知青”谁也没割过麦子，一切都要学习，怎样磨镰刀、用镰刀，割麦子时左右手怎样配合，还要千万注意不要让镰刀尖割了手和脚。

没用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基本掌握了这些要领，并且都能完成当天的任务。我记得后来的任务量还增加到了每人每天900平米。

虽然每个人都能完成了任务，但是我们付出的努力和耐力却也是达到了极限。

我们每天在麦地里的工作时间基本都是在12个小时以上，正向后来在知青中广泛流传的那首《南京古城之歌》中唱的那样“迎着星星出、伴着月儿归”啊。

每天穿的衣服没一天是干的，裤子和鞋每天都浸泡在泥水里；上衣是被汉水湿透了晒干了、晒干了又被汉水湿透了，反反复复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的汗渍。尤其是在三伏天，暴雨说来就来，眼看着远处的天边飘来了浓浓的乌云、瞬间就变成了漂泊大雨，在空旷的田野里往那躲啊！只好把捆好的麦秸顶在头上，来遮遮雨，并且大声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乌蒙磅礴走泥丸、……”来鼓舞我们的斗志！

经过几天的历练，什么早起晚归啊、什么蚊虫叮咬啊、什么……，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了，但是最难以战胜的就是对家乡、对父母的思念了。

想家的这种心情才是最难忍受的。

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自从于8月3日和爸妈分开、来到勤得利已经有40天没接到家里的来信了。这主要是下雨造成了道路不通，家书传不过来啊。

那时负责给我们送信的投递员是一位40多岁的老同志，我们都 称他“老姚”，每当我们见到他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我们的信”，盼啊盼啊、但是每一次听到他的回答都是让我们非常失望。

记得到了9月10日前后的一天晚间，刚吃完饭回到种子库，就见到连部的通讯员小毛（上海知青，个子不太高）笑嘻嘻的来了。当他进门后就大声告诉大家“来信了”！住着40多人的种子库里一下子沸腾了。小毛拿着信、喊着名字，把这“望眼欲穿、期盼已久”家书送到了每一位战友的手里。这是我们来到五连的40多天里，接到的第一封家书啊！

当我把信接到手里急不可待的拆开了信封，只见是妈妈用她那 在扫盲班（共产党建国后为了扫除文盲，在老百姓中建立的学习班）学到的文化书写的一笔一划、方方正正文字，就好像见到了她哪温和慈祥的而且是日夜思念的面孔，这时我的眼睛就开始湿润了，并且眼前的字迹也开始模糊了（记得爸爸那年是在省委的“五七干校”劳动，只有妈妈带着弟弟在家）。当读到了妈妈的叙述、妈妈的期盼、妈妈的嘱托……，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母亲对远在边疆儿子的思念，读着、看着，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得像断了线的似地涌了出了眼眶。

这是思念的泪水！这是委屈的泪水！这是痛苦的泪水啊！在心里憋了40天了，今天见到了妈妈的来信后，就再也憋不住了，一下子就从内心里宣泄出来了。

　　水中捞麦的战役结束了，接下来就要收割大豆了。

由于今年的雨水太大，机械设备完全失灵了，收割大豆也要靠我们手中的小镰刀了。而且老天好像有意要考验考验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在九月中旬就下雪了。

割大豆和割小麦不一样，割小麦时是把麦子成把的握住后用镰刀割下来就可以了；可割大豆时却是要一颗颗的握住大豆的秸秆，但是一定要在根部顺着向上握，千万不可反方向“戗槎”握，因为大豆秸秆上有刺，戗槎握是要扎手的，另外割大豆时握大豆的手要顺势向镰刀的反方向推一下，要使大豆秸秆创到镰刀上，因为大豆秸秆比较脆，创上去秸秆容易断，这样割起来就省劲多了。

可是老天偏偏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开始收割大豆的第二天就开始下雪了。这样大豆就非常难割了，因为雪落在大豆秸秆上，雪融化后大豆的秸秆就变软了，割起来非常费劲，这还好说只要多用点力气就行了。难受的是早晨下地时，天比较凉我们都穿着棉袄呢，在地里割了一上午的大豆，棉袄全被雪浇透了，压在身上沉甸甸的，而且第二天还没干，每天只能穿着湿棉袄。

再就是天下着雪、穿着湿棉袄、并且还要站在雪地里吃馒头，那是啥滋味？

记得有一条中午，炊事班给我们包的包子，是连部的文书王永利（天津知青）赶着牛车送来的，还好他在地头找到了一个废掉的牛棚，我们在牛棚里吃包子，一是可以避避雪，再则还暖和些，可是我往身旁一看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牛粪。

还好因为连里种的大豆只有几百亩，我们全连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割完了。

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思考的就是：

我的将来会咋样？

我的出路是在哪？

这样的思虑是来自内心的反差。

这几十天里的“水中捞麦”、“雪中割大豆”的艰苦劳作、和“睡草铺、住种子库”，使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让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波动。

在学校报名时，在我的脑海里，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就像电影《军垦战歌》中的唱那样“边疆处处赛江南”啊！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艰苦；更是万万的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农民”！

越是这样想心里就越觉得苦闷，越苦闷反映在工作上的态度就是越消极。

可是我的这种思想情绪和工作态度，被细心的老排长王相田察觉到了，于是在一天收工的路上被老排长狠狠地批评和开导了一顿。

老排长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启发我，老排长说；他没来北大荒之前，是驻守在北京的坦克兵，但是在1958年的时候，部队一声令下，他们就从北京集体转业来到北大荒、来到了千古荒原勤得利。

他说那时的勤得利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们来时全部住在帐篷、马架子、地窨子里，下了一夜的雨，早晨起来洗脸盆都飘走了……，他还说那时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 听他讲完这些后，他更是诚恳的跟我说：他们从北京来的时候也苦闷过、动摇过，也千方百计的想离开勤得利，回四川老家去，可是走不了啊！

55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老排长用他那浓浓的四川口音大声的对我说：“小林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想离开勤得利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这里好好的干！再说你在学校来到时候你的条件是很好的，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好好干那！”。

老排长诚恳的语言打动了我，让我猛醒了。

晚间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睡，反复的思考着老排长谆谆教诲，并从中认清了一些道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的大潮流，只能跟上这个潮流向前走，绝对不能后退，决不能成为大浪淘沙啊。

与老排长王相田相聚在勤得利

　　在经历了老排长严厉的批评和诚恳的教育后，在思想上得到了深刻的启发，并且也想明白了：想离开北大荒，离开勤得利是不太可能了。只能安下心来，努力的去干吧！

勤得利1969年的冬天好像来到特别早，刚过完国庆节五星山已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经历了夏天的“水中捞麦”、秋天的“雪中割大豆”，我们五连的万亩良田已经做到颗粒归仓了。

在东北的冬天、农民就没啥活干了，只是“猫冬”（躲在家里不出门）了。可是在北大荒、在兵团，一年四季是没有“闲”的时候，割完大豆没几天连里又派我们一排一班去山里伐木，为明年盖房子准备材料。

早饭后我们坐上连里的小红车（胶轮拖拉机）进山了。来到一个向阳坡下，有一片杨树林子，这里就是我们的伐木场。班长把我们分成俩人一伙（俩人一把锯），并教会了我们伐树的要领，同时还反复的嘱咐我们，在树要倒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喊“顺山倒了”，这样当有人听到声音时就会及时的躲闪开，以免砸到人。

我和曲志刚一把锯，按着班长教的要领开始伐树了。

我们伐的树都是20多公分粗8米多高，贴着树根先锯下口、锯到一半时感觉有些夹锯了，便改到原锯口的后面稍微先上一些再重新锯，随着锯口的加深大树便发出了“咔咔”的声响，这就是告诉我们树快要倒了，这时就要喊“顺山倒了”，边喊边锯，这时“咔咔”的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大，不知不觉的大树就倒了。树不是瞬间就快速倒下的，树倒下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开始是慢慢的倾斜、当倾斜到四五十度时，树头顺着山坡朝下就快速的倒下了。

大约干了两个多小时，每伙人都锯倒了20多棵树，到中午了该吃午饭了，这时班长已经点着了一堆篝火，并用两根代树丫的木棍，中间横着放一根木棍，搭好了一个架子，这个架子有两米多高，横棍上面挂上一个铁桶，里面装上雪，待雪水烧开了，我们便嚼着从连里带来的馒头，吃着咸菜，喝着雪水，这就是我们的午餐了。

吃完了午饭，就不继续伐树了，而是把上午伐倒的树，先把树头锯掉，再砍叉子，最后把能用的树截成四五米长的圆木，装上车拉回连里。

我的感觉、伐树这活要比水中捞麦、雪中割大豆舒服多了，最起码的是没蚊子啊。只是山上的雪厚点，我们打上绑腿、穿上棉捂轳鞋也就无所谓了，最多就是鞋湿透了，晚间回宿舍烤干了就是了，第二天照样穿。

就这样连续几天都是去伐树，在一天晚间刚刚吃完饭，只见连部通讯员小毛（上海知青）来到我们宿舍，笑眯眯的看着我，并告诉我：让我去连部，连长找我。我听到后感到很惊讶，便问小毛：连长找我有啥事？他看着我只是微微的在笑，并说有好事，其他的就啥也不说了。

我们刚到五连时的连长叫鲁邦胜是四川人，是66年3月转业来勤得利的，可是没多长时间就调到团部通讯股当参谋去了；他走后来的连长叫李国富，是58年随王震将军转业来到北大荒的，听说在部队时是个战斗英雄，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立下了战功，曾两次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

来到了连部见到了连长，这是第一次和连长面对面的接触，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位英雄连长，感觉有些紧张。

那想到、连长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后，又在昏暗的灯光下低头去看他的文件，同时用他那浓浓的辽南口音说：“小林子，回去准备行李，明天早晨在连队大门前的公路上等团里的汽车，去师部参加报务员训练班学习。”就这样简短的几句话，完事了，其他的啥也没说，我也没敢多问。这可能就是他的军人的习惯吧。

第二天的早晨、1969年10月14日、八时左右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五连的大门前，只听到司机师傅大声问道：有没有去师部学习的？上车了。我听到了喊声后先将行李扔了上去，然后一步登上了卡车。

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活工作七十天的27团5连，离开了农业连队，离开了我来到北大荒第一个课堂。

但是在这七十天里，所经受的磨练、所经受的教育、却在我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刻画上了深深烙印。

　　1969年10月14日早， 按着李国富连长的安排，离开了我生活战斗了70天的五连，去师部参加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在连部门前登上来接人的这台解放牌大卡车后，才知道这是团里为了送我们去参加培训的六名报务员专门派出的一台车。

那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还刚刚组建，我们要去三师师部报道，三师师部在集贤县的红兴隆，五十年前的公路里程大约有500公里左右。

回想起来那时的公路状况和现在相比可真是天壤之别啊，从27团（勤得利）到同江县城100多公里的路程全都是砂石公路，过了同江县城才有柏油路面，卡车的最快速度也就是每小时60公里，平均速度在40公里左右。

卡车驶过青龙河便进入了同江县的地界，到了同江县城已是中午了，到了富锦县城已是下午四点钟了，这时天也快黑了，司机师傅决定在富锦住下，明天接着走。

晚间我们住在了六师师部设在富锦的转运站。

第二天早晨继续前行，先到了集贤县的的福利屯，然后去红兴隆，到了三师师部后，师部的参谋告诉我们，训练班的地点设在18团（友谊农场）的招待所，这样我们又赶到了50公里外的18团招待所，报到完后已是下午两点钟了。

三师18团（友谊农场），是黑龙江最大的国营农场，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老大哥援建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在偏僻荒凉的勤得利生活了70天后，我们来到了18团，好像又回到了城市。

这照片是1969年12月兵团报务员培训班全体人员的合影

注：

1968年6月30日，沈阳军区党委据中共中央“六、一八”批示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大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抽调精干人员，组建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从沈阳军区各野战军、旅大警备区、炮兵、工程兵等单位抽调部分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分别担任兵团各师、团的主官和师团机关领导。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

共接收国营农、牧、渔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个团）、3个独立团，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第五师，后组建第六师。

老红军、沈阳军区副政委李少元少将兼任兵团政委；

野战军16军副军长颜文斌少将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主持兵团工作）、

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程克廉任兵团第一副政委，率三千余现役军官在第一时间开赴兵团屯垦戍边的战斗岗位。

兵团组建初期、司令部依据作战预案，按中国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标准组建：

战备值班营35个，每个营编制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 1970年增建8个警通连、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和21个高炮连。”

九一三事件“后、又增建150余个武装连队，并配备相应的装备，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常规武装力量。

1971年二十七团通讯股合影（中间的军人是通讯股长王海军）

　　1970年春节过后，结束了“兵团报务员训练班”的学习，回到了27团（勤得利农场）司令部作训股报到，那时的团部因备战的需要已经从黑龙江畔的勤得利搬迁到了五星山一个叫石子河的山坳里了，当时通讯股还没组建，全团的通讯工作由作训股代管。

当时由于中苏两国边境形势的变化，兵团司令部决定在各个边防团设立的无线电台已经撤消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无线电报务员，就去了架线班改行干起了有线电话兵。

1970年4月23日，

我们架线班正在9连到10连这个区间对团部到师部的电话线路进行春检，突然发现在同江县的青龙山方向浓烟滚滚，好像是着荒火了。

这天收工后我们住在了9连连部，吃完晚饭天快黑下来了，这时就见青龙山那边的荒火烧的太大了，把那边的天都映红了。

我们在连部前的操场上和很多9连的知青们不由的心里都忐忑了起来，我从小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火势。可是9连的刘连长（58年的专业军官）却催促大家回去睡觉，并安慰大家说，这荒火有青龙河挡着烧不到我们27团这边来。

可是料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24日天刚有点放亮，连部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原来是团司令部作训股赵股长来电话，命令我们架线班，立即整理行装和工具，团部的车马上就到，拉我们去三营营部所在地八连。

当我们到达这里后，只见公路两旁停满了汽车和“小红车”（一种28马力的胶轮拖拉机），还有很多来自各连队的知青。

原来昨天在同江县发生的荒火，因为春天风大，火就风势已烧过青龙河，而且越烧越旺，火头已烧到八连后山，并顺着山势正向7连方向烧去，大有蔓延五星山、烧遍勤得利的趋势！

为了防止火势的蔓延，迅速扑灭山火现已有：

27团（勤得利农场）、59团（青龙山农场）、同江县和抚远县，组成了灭火队伍，由各农场、各县抽调人力、机械、物力集中灭火。

灭火指挥部设在三营营部：

总指挥是27团的副团长丁元善（因为平时特别严肃，很难见到他的笑脸，在团里都叫他“老阴天”，他是58年转业到勤得利的军官）；

副总指挥是27团的副政委马云才（1966年3月转业到勤得利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界代表大会的代表）。

灭火指挥部交给我们架线班的任务是：

立刻登上八连后山的最高点，在那里设立观察哨，24小时观察火情，并及时向总指挥部汇报，以便及时调动兵力、调整灭火方案

27团电话兵（作者本人）在维修线路

　　观察哨就是指挥部的眼睛。

选择观察哨的位置，架设电话线的具体工作由作训股长赵烯亭（音）负责。他是一位现役军人，他拿出军事地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军事地图，和我见过的普通地图就是不一样，在上面每一个地形位置、标高多少都标示的非常清楚）选好了位置后，我们架线班在班长季玉良（1966年3月专业来勤得利）的带领下，每人背上三拐子被复线（每拐子500米、8公斤），立即向八连后山的最高点前进。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背负着20多公斤的重量，并以最快的速度爬山。

赵股长抗着一面红旗沿着的崎岖小路往山上走，我们这些电话兵却是按着军事地图上标示的位置，走直线往山上爬，山坡上从来没人走过，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树叶，脚踩上去软绵绵的就像踩在海绵上一样非常吃力，还有砍不断、拽不开的针材棵、灌木丛，完全可以说是披荆斩棘向前进。

四月下旬在北大荒还是初春，冰雪还刚刚融化，我们还穿着棉衣，但是为了加快爬山的速度，尽快的将观察哨建立起来，我们在上山时都把棉衣脱掉了，只穿着秋衣秋裤，但是在还没爬到一半的路程时就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汗出透了、衣服湿透了，带的水壶也喝干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渴”的滋味。

稍作休息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嗓子眼都快冒火了。

这时还是老班长季玉良有办法，他让我们拿出电工刀去斜砍桦树或杨树的树干，然后去吸树干上渗出的汁，这招还真行，还真能吸出点水来，解点燃眉之急，可是毕竟还解不了渴啊。这时也不知道是谁发现在一个石砬子下面有一摊子刚刚融化的雪水，我们立刻围了上去低下头来，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直接趴在水面上喝，每个人都咕咚咕咚灌个够，谁也没想到喝完了往水里一看，哇～！水里都长鱼虫了。

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爬到了山顶指定的位置，将观察哨建立了起来，接通了与总指挥部的电话。

站在观察哨这个位置，仔细的观看了四周的火势和火情，大哟有三四股火头在不同的位子，朝着不同的方向在燃烧着、蔓延着，可以说漫山遍野都在冒烟、都在着火。如果这场大火不及时扑灭，其后果不堪设想，必将损失惨重。

　　观察哨建立完后，立刻与灭火总指挥部的通电话，副总指挥马云才副政委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速派人下山到1000米处一个山坳里的【毛家蜂场】，那里是灭火的临时指挥部，灭火指挥部的总指挥丁副团长就在那里，让我们将设立观察哨的情况及现在的火情向他报告。

我们听到这一命令后，都不由得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乖乖”、刚刚爬上来还没喘口气就又要下去，真是够喝一壶的。可是万万没想到这趟“美差”还真的落到了我和顾凤财身上，我俩接受了任务后立刻向山下奔去。

毛家蜂场坐落在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坳里，只有一间土坯房，房屋的旁边还有着一条长年流淌的小溪，同时还摆放着40多个蜂箱，这里住着一位年近80高龄的养蜂老人，因为他老人家姓“毛”，为此称为【毛家蜂场】。

因为是下山我和小顾很快就到了蜂场，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在土坯房周围的山坡上有近百名来自各连队的知青，有坐着的、有躺着的，一个个脸上都被烟火熏得黑一道白一道的，身上穿的黄棉袄有的已被树枝刮得漏出了棉花，他们个个都显得非常疲倦，看得出他们已经奋战了一夜了。现在是利用这暂短的时间休息一会，并等待接受新的任务。

我和小顾在土坯房里见到了总指挥丁副团长，只见他坐在一张铺在地上的熊皮上，满脸的络腮胡子，黑黑的脸上布满了倦意。他听完了我们的报告后，让我们去领了半面袋子饼干（团里糕点厂做的），提上一桶水立刻返回观察哨。

上山下山、再下山又上山，当我俩拎着水桶背着饼干回到观察哨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也快黑天了。

这时季班长做出了具体安排：

副班长张汝安（北京知青）、顾凤财（本地知青）、徐有政（本地知青）和我（哈尔滨知青）留在山上观察火情，他带其余人员下山，明早来和我们换班。

　 夜幕降临了，在黑暗的夜色里，站在山顶上、火光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见到有几处很大的火头曲曲弯弯的像条火蛇，借着风势在快速的向前爬行着，这时还不知从什么方向不时地传来了熊和狼的嚎叫声，可能是这无情的荒火也把它们的“家园”烧毁了吧。

我们及时地向指挥部报告火情的变化， 但是当时最难让我们忍耐的是寒冷。

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了，在这山顶上被风一吹感觉到透心的凉，格外的冷。

咋办啊？这里又不能点火取暖，正在我们越来越感到无法忍耐的时候，副班长张汝安想起了一个不得已的御寒办法，我们选择了一处可以避风的大石砬子，抱来了成堆的干枯的树叶，我们都钻进去（就好像抱窝的老母鸡），你别说还真的管点用，这样真的可以挡挡风寒。

我们及时的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马云才副政委得知后立刻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两件皮大衣和一支7·62毫米口径的步枪，以防野兽的袭击，这样一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我记得大约在夜里十点钟左右，电话铃突然想起来了，电话里转来了马云才副政委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激动的声音，他大声地告诉我们：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并且还用耳机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的乐曲声传给了我们。

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让我们这几个在黑龙江畔的高山上观察火情的电话兵高兴地钻出了树叶堆，忘记了寒冷，相互拥抱着、跳跃着，并且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同时为我们国家的日益强大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待心情稍微平静一些后，我们望着那夜色茫茫的天空，望着那些一闪一闪的大大小小的星星，哪一颗是我们国家的地球卫星呢？我们四个人在认真地寻找着，在认真地猜测着……。

可能是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我们勤得利的上空飞过时，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及时雨；到了7月25日凌晨，老天真的给我们下了当年的第一场春雨，肆无忌惮地燃烧了两天的荒火被浇灭了。

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

又见五星山

　　2024年8月3日13.30时 ：

我们从额图来到了位于五星山下的勤得利农场场部。曾经也是二十七团的团部。

五星山也叫勤得利山，属于完达山余脉，屹立在黑龙江畔，因山顶的形象酷似一颗五角星而得名。

五星山的北面的就是波涛滚滚的黑龙江；

五星山的南面就是27团（勤得利农场）的近百万亩良田。

1969年二十七团的团部是在黑龙江畔勤得利码头附近，距离黑龙江不到500米，是坐两层小楼。珍宝岛战斗打响后，搬迁到了五星山一个叫“石子河”的山坳里。

到了1971年，随着中苏边境形势的缓和，二十七团团部才从石子河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

那时每年春天五星山上融化的雪水和雨水流淌到这里汇成了一条小河，以小河为界，河的东面是水利队和砖厂、河的西面就是我们五连。团部搬到这里后，在五星山脚下修建起了一道小水坝，就这样在团部和五连之间就自然的形成了一座小水库。

站在五星山下，举目望着山顶上的五角星，它像是一座丰碑，镌刻着当年九千多名知识青年在勤得利贡献的青春和热血；

站在小水库旁，眼前这平静的湖水里，记录着我们在这里曾经留下的欢声笑语；记录着我们曾经在这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流过的泪水；

站在五星山下，举目远望着丰收在望的稻田，禁不住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好多好多当年爬冰卧雪战“烟炮”、顶峰冒雨斗“蚊虫”；冬天冰冻三尺炸药挖坑、夏天泥水中立杆架线路的场面。

1969年我们刚到二十七团时，当年的农业生产连队只有13个（1—13连），

1970年，兵团六师师长王少伯下达了：

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多建连队，多开荒，多打粮，多做贡献的命令。

二十七团按照师首长的要求、作出了每一个老连队负责建一个新连队的部署，当年农业生产连队由13个增加到28个；

1971年，按照兵团六师的开荒部署，二十七团决定：向荒原腹地鸭绿河以南、浓江河以北进行深度开发，新建四营（开荒营），农业生产连队由28个增加到48个。

按照团首长“连队建到哪里，电话线路就架设到哪里，电话就通到哪里”的要求，我们架线班在王海军股长的带领下、想尽一切办法，战胜一切困难，在两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全团所以连队都接通了电话。

1971年夏天于勤得利五星山下小水库旁（作者本人）

2024年夏天于勤得利五星山下小水库旁（作者本人）

父子同在五星山下

　　 在我的记忆中：

1970年夏天、大概是六月份，王海军股长让班长张汝安（北京知青）、林博文（哈尔滨知青）、顾凤财（本地知青）去架设团部通往24连的电话线路。

24连是当年新建的连队，当天上午我们乘坐24连来拉架设线路用的物资和器材的胶轮拖拉、从团部来到24连已是傍晚五点多种了，太阳都快要落山了。连队的全部建筑只有两栋土坯房，一栋是宿舍，一栋是伙房和食堂，再就是晒麦场的塑料大棚。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天的晚饭是在伙房吃的，炊事班特意给我们做的黄瓜汤。那年头在勤得利能喝上黄瓜汤，真算是美味佳肴了，因为那时在北大荒，黄瓜可真是稀罕物啊！

因为连队的宿舍没地方住了，连里在晒麦棚给我们搭的铺。当年的蚊子真是太多了，在我们点着蜡烛挂蚊帐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只见在蜡烛下面被烧死的蚊子足能装满一小碗。

第二天早饭后班长张汝安带领我们去测量线路。 按着我们架设线路的工作程序，首先在公路边，沿着公路去测量线路。可是到了现场一看就傻了眼了，公路边上全是水，起码有一米深！这咋能测量啊，更不用说是挖坑立杆了，根本就不具备架设线路的条件。

这下真是把我们三个人给难住了！我们足足想了一天也没想出解决的办法。

第二天王海军股长骑着自行车从团部赶来了，这位来自十六军通讯营的连长也皱起眉头，这种情况他也没遇到过啊。

但是到底是解放军的连长，在他身上有着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他毅然决然的决定：在水中支起三脚架、用它来代替电线杆，先加起一条临时的电话线路，保证24连与团部和外界的通讯联系。

这一施工方案得到了24连干部战士的大力支持，他们把盖房子做房架子用的檩子拿出来给我们做三脚架用。备好了材料后马山施工，王海军股长率先跳入齐腰深的水中和张汝安班长带领24连的战士们支起了一个个三脚架，我和顾凤财在三脚架上拧上瓷瓶（绝缘子），然后放线、架线，就这样经过四天的努力，一条约有四公里的团部通往24连的电话支线终于架通了。

这条通讯线路的架通，让我们在二十七团（勤得利农场400多公里的电话线路中又创造了一个先例 —— 用三脚架代替电线杆；另一个先例就是通往额图的线路 —— 用树干代替电线杆。

1971年二十七团向荒原进军的队伍

　　1971年春天，记得是三月末四月初的时候，这时向荒原进军的开荒营各连队同志们已经在荒野上安营扎寨了，为了保证“连队建到哪里，线路就架设到哪里、电话就通到哪里”，我们随后也开始了架设通往开荒营及各连队电话线路的施工。

架线路的首先是测量，然后挖坑、立杆、挂线。 三月末四月初，在北大荒还是冰冻三尺的冬天，挖坑时一镐刨下去，地面上只是一个白点，更不用说是用锹挖坑了。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又犯难了。

这时还是我们的王海军股长有办法，决定用炸药炸、打炮眼、放炮崩坑。

这样的施工方法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讲可真是新鲜事，我们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放过鞭炮，别说打炮眼放炮、就连炸药也没见过啊！

经过团首长批准，我们先去弹药库领雷管和炸药，见到了炸药我才知道，炸药就是TNT,它的化学名字是三硝基甲苯。我们取回了炸药后，王海军股长制定了操作程序：

1、在冻土地上用钎子凿出炮眼，

2、将TNT炸药放入炮眼、

3、将插好导火索的雷管插入TNT炸药中、

4、最后引爆炸药。

一切布置好后，王海军股长又再三强调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切保证做到安全第一。

二十七团向荒原深处进军、架设通往开荒营电话线路的第一个炮眼打好了、炸药装填完毕，导火索点着了，第一炮炸响了。

冻土层炸开了，待天气稍微见暖，就开始挖坑、立杆，挂线 ，就这样用了不到六十天的时间，我们就架通了通往开荒营营部、通往开荒营各连队的电话线路。

鸟瞰五星山下勤得利

五星山下勤得利

　　到1971年末，我们27团通讯股的七名电话兵，在王海军股长的带领下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新架设电话线路200余公里，在勤得利农场（二十七团）近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电话线路总长度达到了400余公里，完成了团党委交给的全团所有单位都通上了电话的任务。

当年二十七团共设立了三个电话交换台。

团部交换台，一台50门交换机；

一营部交换台、一台30门交换机；

三营部交换台、一台20门交换机。

团部交换台是总机（中心台）、一营、三营交换台是分机。

一营、三营的交换台、分别负责各自管辖区域内各连队电话的传递和与团部及以外区域的通话，但是必须要经过团部总机的转接。

团部交换台（总机）负责对师部的通话，另外还要通过一营、二营交换台同各连队的通话。

当年在二十七团使用的所有电话机全部是磁石手摇电话机。

日常电话线路的维护、线路故障的排除、电话机的维修等工作也全部由我们负责。

勤得利农场的万亩稻田

鸟瞰勤得利

勤得利农场别墅区

　　记得在1971年冬天，股长王海军派我和黄罗成去三营交换台值班，还给我俩配备了一支7.62毫米口径的步枪和七发子弹，我和黄罗成一个冬天都住在三营营部的所在地八连。

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维护通往师部电话线路。

因为那时二十七团通往师部的线路，在二十七团境内只有60公里，这是我们负责维护的范围。三营的交换台正好在这段线路的中间，如这段线路出现了故障，在三营交换台出发去查线、路途是最近的。

记得是在1971年的除夕夜，突然接到话务员的通知，团部通往师部 的电话线路出故障了。

当年的中苏关系，尤其是在“珍宝岛战斗”发生以后，边境形 势非常紧张。六师司令部要求我们边防团与师部的通讯线路必须保持24小时畅通。

接到通知后，我和战友黄罗成便立刻出发去查线了。

记得当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北大荒的夜晚只有天空的星星一 闪一闪的眨着眼睛，茫茫的荒野里一片漆黑。

北大荒的腊月天，特别寒冷，气温平时都是在零下三十多度。

我们两个人在凌冽的寒风中，一个人背着一支7.62毫米口径的步枪，一个人托着脚扣子，骑着自行车，打着手电筒，沿着通讯线路查找着故障点。

大约查找了1 0多公里，在过了七连不远的地方，借着手电筒的光束，发现前方电杆上的两条线被风吹的搭在一起了，噢！故障点找到了，原来是混线了。

我俩离开了公路，趟着雪窝子，来到了电杆下，爬上了杆頂，将搭在一起的两根电话线分开，故障排除了，线路畅通了，当我们在电话机里，听到了团部和师部两边话务员的通话声，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看了看手表，已是午夜零时了。

这就是在我的一生中，度过的最有意义的“除夕之夜”。

2024年（纪念下乡去兵团55周年）夏天携老伴和儿子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勤得利

勤得利农场（二十七团）的五星会场前留影

　　在勤得利农场机关办公楼的马路对面就是勤得利的【五星会场】。

勤得利农场（二十七团）的【五星会场】建于1971年，是当年二十七团工程连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设起来的。这在当时是我们二十七团的标志性建筑。

记得在1970年二十七团的团部从五星山的山坳石子河搬迁到这里时，团部机关的办公地点是一座长约几十米的大平房，团里要开超过百余人以上的大会只能在大食堂里开。

于是团首长决定在团部机关公路对面的空地上，建一座能容纳千余人的会堂。

会场当年完工建成后，起名为【五星会场】。

在我的记忆中，会场建成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是1971年的春节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员、开国少将颜文斌（司令员是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兼任）来二十七团视察。

我记得那天召开的是全团连以上干部会议，团部机关全体人员参加。

我记得那时五星会场刚建成，会场里面还没有椅子，凳子全是杨树锯成圆木墩，两个木墩相距约三四米 ，上面搭上一块厚度约三四厘米的木板就是凳子了。

当天会场里坐满了人，一个个面容充满了喜悦，这是因为参会的这些开发建设勤得利的功勋们，能第一次在自己建设的会场内，聆听兵团的最高首长、老红军颜文斌（1915年---2014年、江西永新县人）司令员的讲话、确实是一件幸事。

在听他的讲话时、他那浓重的江西口音确实让我感觉不太容易听懂，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兵团司令讲到让他恼火的事情时、他会骂人的。

开完会后我听到团部机关的人议论，我才明白了让兵团司令发火的事因。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开国将军颜文斌

　　颜文斌司令戎马一生，从士兵到将军，养成了一个爱兵如子的传统。无论何时每到连队必须要去的地方是伙房、食堂，再就是厕所。这两个地方是最不引人注意，也是最能反应战士实际生活的地方。

颜文斌司令来到六师看到了连队的厕所后感到非常恼火，当年的兵团六师刚刚组建、条件非常艰苦，连队的宿舍还都是当年开荒、当年搭建的土坯房，就更顾不上建厕所了。所以各连队的厕所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搭建的，有用席子围起来的、有用木板钉的、反正都是简易的、战士去厕所时那真是夏天蚊虫咬、冬天风雪吹。

颜文斌司令见到这些后，不但非常恼火，还下了一道命令、各连队在开春之前必须要实现厕所砖瓦化。

颜文斌司令的这一命令下达后，连队战士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开春后，我们维护线路时所见到的每一个连队、果真的都建起了砖瓦化的厕所。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

2007年夏天二十七团五连的京，沪，哈三地知青重返勤得利

当年27团话务员（北京知青）重返勤得利看望老领导

勤得利农场的“北大荒鱼展馆”

黑龙江畔勤得利码头

　　2024年8月3日15.30时 ：

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畔的勤得利码头，这里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勤得利农场的场部、距离黑龙江边不到500米。

1969年我们来到勤得利农场（27团）时，由于这里地处偏远的边境地区交通极不方便。

夏天主要就是靠黑龙江的水运，勤得利农场有自己的船队，从佳木斯、富锦等地运回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水上交通的线路是：勤得利到同江段是黑龙江、同江到佳木斯段是松花江，我们知青回家只能坐从抚远开往佳木斯的客船，而且一周只有一次。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勤得利农场办公楼

1970年夏天在勤得利农场原办公楼前（作者本人）

黑龙江畔勤得利码头

　　站在黑龙江边望着不远处竖立的两座大烟囱，那里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勤得利发电厂。

发电厂曾是我在勤得利农场（27团）的五年生活中的最后一个工作单位。

记得那是在1973年春节后（这时我在团部架线班工作已经三年多了）的一天，王海军股长把我和张汝安班长（北京知青）还有高树青（哈尔滨知青）叫到一起，告诉我们说：团长房贵忠、参谋长赵根文有一个想法让他向我们三个人传达一下，并征求一下我们的个人意见。

事情原来是这样，自1970年6月20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试点后，1970年冬天全国各大院校共招生41870人，这是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从这一年开始从知青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就全面展开了。

在这批招生中我们27团选送了四名“工农兵大学生”，都是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

为了能把表现优秀的知青送去上大学、27团党委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选拔标准，我所知道的就是：必须是党团员，再就是、艰苦的工作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要优先考虑、等等……。

根据这种情况团长和参谋长想到的是：团部的生活环境要比连队好的多，自然选拔的名额就会少；再则、在团部工作的知青都是从连队挑选上来的，各自都有较好的自身条件。所以就想把在团部工作的部分知青分散到连队去，给这些人创造一些能上学的条件。同时还说：如果我们三个人如果愿意下连队，具体去那个连队，由我们个人自己选择。

听完了团首长的意图后，我三个人各自考虑了一会，不约而同的表态我们愿意下连队，但是选择的连队却各自不同。班长张汝安（北京知青）选择去修理连（修配厂）当电工，高树青（哈尔滨知青）、选择去了汽车连开汽车、我选择去了发电厂当电工。

我就是这样于1973年3月初来到了勤得利农场（27团）的发电厂。

原二十七团发电厂

　　勤得利农场(27团）发电厂的位置就在黑龙江边，当时的发电厂一共不到50人，其中知青共有20名左右吧。

当时电厂有三位大学生，其中两位是夫妻、毕业于八一农垦大学。另一位是男同胞、重庆人、姓黄。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

发电厂虽然人员少，但是宿舍还是很紧张的、而且住的还很分散，有住厂区车间的、有住山上的，还要住山下的。我到电厂后是住在山上的一栋既要废弃的土坯房，房间内只有一个土炕，房顶是用苞米秸秆的棚顶，我去之前这里住着三个上海知青，都是电厂的技术骨干。

勤得利发电厂建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据说当时电厂安装的是一台非常落后的锅驼机组，已经淘汰了。

兵团组建后，发电厂的发电设备是一台600马力的柴油机发电机组，只能保证团机关的照明，而且每天只发电四个小时，到晚间九点就停电了。

基于这种情况，电厂的改扩建已是27团的重要工作了。

当时、27团已得到黑龙江省电力主管部门的批准，将把巴彦县城更换下来的一台600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调拨给27团（勤得利农场）。

我到电厂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随杨排长带领的一些人去巴彦县发电厂拆发电机组。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机组的拆装，待机组运回勤得利（27团）后，电厂的全体职工便开始了6000千瓦汽轮机组的安装、调试工作。

在机组安装过程中，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物资采购。

当年是计划经济，一切工程项目、物资调拨，都得按计划来。因为我们发电厂的改造项目不在计划之内，为此我们所需要的电器器材和材料设备，只能到哈尔滨的旧货市场去买。好在我们只是一个小机组安装，大部分物资还是能够买到的。

没想到的是在交钱结账时却遇到了麻烦。

当年在哈尔滨的旧货市场买东西时，只能用人民币，和现金支票结算，这下可犯难了。我们买的电器材料金额都挺大，不可能用现金，用支票，我们在哈尔滨没有落户，根本没有支票。

这可咋办呢？

在当时那个年代，无论谁家当知青的孩子从农村回来了，不光孩子的父母高兴，就连街坊邻居也一样跟着高兴，也都要来家里看看。我家有个多年的邻居，我叫她“孙婶”，在一个国企单位是财务科长，当她听我说了这件事后、就过来安慰我说：“孩子别犯难，孙婶帮你办这件事，你让你们团里把货款汇到我们单位，然后不论你们使用现金还是开支票，孙婶都让你们从我们单位办。”

没想到一件们难办的事情，就这样轻松的解决了。

这件事解决过后，又接到电厂领导来电话，急需10棵水泥电杆。这时就更难办了。水泥电杆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统配物资，而且还是属于电力专用物资，这可去哪弄啊！

还好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我叫他“孟叔”，他的一个女儿也是一名知青，在六八年就下乡去兵团了。

孟叔听说了这件事后，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是当时黑龙江省唯一的一个生产水泥杆厂的厂长，他可以找他帮忙。可是这个厂在鸡西市，孟叔让我去鸡西市找他。

我立即买了一张没坐的火车票，乘了一夜的火车赶到了鸡西。到了水泥杆厂见到了孟叔的好朋友“范厂长”。我把我的需求向这位范厂长讲明之后，得到了他的同情，原来在他四个孩子中，也有两名也是知青，于是他打破惯例，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卖给我了10棵水泥电杆。

在那个年代的城里人，基本上家家都有下乡的子女，都有“知青”。“知青”是一个个家庭的纽带，把各家父母的心都联系在一起了，真是一家有事，家家帮忙啊！

这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吧。

经过我们电厂全体职工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勤得利农场（27团）发电厂在1974年五一劳动节前终于投入生产发电了。

原二十七团发电厂

　　勤得利农场(27团）发电厂在机组安装的同时，还架设一条50公里由黑龙江边勤得利到27团团部的10千伏的高压送电线路，机组投产发电后，沿途的各单位都结束了用柴油机定时发电的历史，终于实现了全天候用电的愿望。

勤得利农场（27团）发电厂的投产发电，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在建三江大地上建立的第一座火力发电厂，它的建成为建三江地区的电力建设填不了一个空白，也为今后建三江地区的电力建设探索了一些经验，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技术人员。

　　勤得利农场（27团）发电厂投产发电后，电厂的所有工作也都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程序。我被安排在运行班，工作是三班倒、主要负责电气运行。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1974年7月份，这一年度大专院校的招生工作开始了。

勤得利农场（27团）成立了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招生方案中，名额的分配比例是50：1，就是在50名知青中选送1名去上大学。

我所在的发电厂的职工一共才不到50人，其中知青还不到20人，但是毕竟是一个单位，也被分配到了一个名额。

当我知道了这一消息后，就主动的向连长和指导员提出了申请、要求去上大学。

当时在电厂的知青中有一半的人都是在关键的岗位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脱离不开，余下的几个人因各自情况不一样，要求上学的劲头也不大，就这样我很幸运作为电厂的后补名额、的被选送到团里，正式名额是我们电厂的司务长，是和我们一同来到勤得利的哈尔滨知青。

当时团部的审查标准是很严格的：首先必须是党团员，再就是档案里有污点一律不选送。

我后来才知道，我这个后补名额之所以能被选上，是因为我们的司务长有一年因电厂的粮食库房失火，受到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没选上。

就这样电厂上大学的名额就由我这个后补名额得到了。我被选送的学校是沈阳东北工学院（1923年建校的东北大学、1928年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有色冶金系、重金属冶炼专业。

因为下雨邮路不通，我们在1974年9月下旬才接到学校的入学通知。团首长为了让我们不耽误去学校报道，决定派出两台汽车（解放牌卡车）载着学员走公路去佳木斯；我们这些人的行李在勤得利码头装货船走水路沿黑龙江、松花江逆流而上经同江、富锦去佳木斯。

同时安排我一个任务，让我看护行李随船而行。

边境线上的黑龙江

　　九月下旬已经进入秋天了，北大荒勤得利的早晨已经有些寒意了。

具体是哪天的早晨我记不清了，货船上装满了我们的行李，驶离了码头，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勤得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十七团）。

我坐在船头，勤得利发电厂的大烟囱已经模糊的看不清了，望着渐渐远离的五星山，我的眼睛不知不觉的留下来泪水，说来也怪，生活在勤得利时，不时的想要离开这荒凉的北大荒、荒凉的勤得利；可是今天就要离开了，反而还有些恋恋不舍。

是啊！在勤得利的五年里（1969.8 — 1974.8），我由一个16岁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个青年，在这五年里遇到的、经历的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是人生的第一次，都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抹不掉的烙印。已经和这里的人、这里的山、这里的水，結下了深深的感情，……。

纪念下乡55周年重返勤得利自驾路线图

　　2024年8月3日17时 ：离开了勤得利农场前往抚远县城。

因为是儿子开车，把我原来计划坐火车来勤得利三天的日程，只用一天就完成了。我非常欣慰的实现了在我70岁（下乡55周年）时重返我的第二故乡的愿望。

现在我们可以返程了。

考虑到这是儿子第一次来北大荒、来勤得利，所以我决定不走回头路，先到抚远县城、上黑瞎子岛，然后去建三江的二道河农场，去看建三江的第一个“万亩大地号”。

让我的儿子－—第二代北大荒人的后代，对他的父辈们用青春和热血开垦的北大荒，现在的建三江有个较全面、较深刻的印象和了解。

抚远——🇨🇳中国东方第一县

　　离开勤得利后在331 国道上行驶了90分钟，于18.30分来到了抚远县城。

抚远县，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东、北两面与俄罗斯隔乌苏里江、黑龙江相望，为低平辽阔的沉降平原，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抚远县是满族肃慎人的发祥地之一，原名“伊力嘎”，赫哲语意为“金色的鱼滩”。

民国二年（1913年），改绥远州为绥远县。

民国十八年（1929年），行政院命令吉林省绥远县改为抚远县。

2016年1月，撤销抚远县，设立县级抚远市。

抚远市是黑龙江五大对俄口岸之一，处于东北亚地区中、日、俄、韩经济核心地带，与俄罗斯远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航道距离仅65公里。

鸟瞰抚远县城

　　2024年8月4日、8.30时：

早饭后，我们先去抚远县城的东极广场。

东极广场是我国陆地领土最东端的地标性景观。

东极广场不仅是地理上的标志，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2008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成功进行了黑瞎子岛领土交接，174平方公里的疆域重新汇入华夏沃土。

东极广场背倚祖国、面向东方，三角形的河口沙洲形状如同锋利的军舰舰艏，劈波斩浪，将乌苏里江分为主航道和抚远水道两块，以“起航”为总体景观意象，以高39.5米的东极极标雕塑为桅杆，以昂然挑起的河口观景广场为舰艏，象征着中国这艘巨轮正起航驶向东方。

东极广场上的标志性雕塑是一个繁体字“東”的雕塑，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能看到一个“東”字托举着太阳，象征着中国这艘巨轮正起航驶向东方‌。

这个雕塑由不锈钢构成，设计上采用了苍劲的古篆体，确保从各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完整的“東”字‌。

东极广场上的太阳亭（当地人称为观江亭）是观看日出的最佳地点，设计简洁大方，是典型的中国古代亭楼建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第一哨和壮丽的日出景象‌。

东极广场上还有“民族魂”旗帜雕塑墙、“历史之墙”、“四极之墙”观旗广场等景观，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历史背景‌。

此外，广场上还有中式仿古建筑，包括亭台楼阁和水榭游廊，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腻和精美‌。

这些建筑特征共同构成了东极广场独特的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我国陆地领土最东端的地标性建筑。

位于黑龙江畔的抚远东极广场

      

　　离开了东极广场，我们立马去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它北临黑龙江、东南临乌苏里江、西南是连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江汊——通江子（就是我们现在走的黑龙江水道）。

黑瞎子岛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航道的咽喉。

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是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

黑瞎子岛是由银龙岛、黑瞎子岛、明月岛3个岛系，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现有87个岛屿和沙洲，其中岛屿73个，沙洲14个，岛长58800米，最宽处为14000米，面积约335平方公里。

黑瞎子岛平均海拔约40米，地势平坦。它并非江中岛屿，而是一块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三面环水自成体系，地位重要，扼守着黑龙江—乌苏里江通航咽喉，隔江与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相望。

根据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国收回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获地174平方公里，当中第二大的岛屿银龙岛，因位处黑瞎岛之西北，故此全部归属中国。

俄罗斯保留大乌苏里岛（黑瞎子岛）东半部份，包括有丘姆卡村和俄罗斯居民的别墅。俄方并已经开始拆除岛上的防御设施。但双方约定协定内容不公开，所以上述说法还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证实。2005年，俄罗斯杜马、联邦委员会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为黑瞎子岛乃至中俄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划上了句点。

黑瞎子岛的湿地公园

黑瞎子岛回归祖国后的地图

　　算这次，是我第四次来黑瞎子。

第一次是在1971年秋天，和我们27团渔业连去乌苏里江捕捞马哈鱼（鲑鱼）、途径黑瞎子岛；

第二次是2011年夏天，我们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7团通讯股的几个电话兵自驾回勤得利，然后去建三江看望兵团时期的老领导，专程来到黑瞎子岛。那时的黑瞎子岛是回归祖国后刚刚开始建设，上岛的大桥还没修好，岛上只有一个湿地公园。

第三次是2013年退休后、我们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7团通讯股的几个电话兵自驾界江、来到抚远县城，那时上黑瞎子岛的大桥已经建好了，但是上黑瞎子岛需要办通行证。

这次来黑瞎子岛，给我的感觉是：变化太大了，黑瞎子岛已经完完全全建设成了一个旅游景区了。

位于黑瞎子岛上的中国界碑

黑瞎子岛景区内的湿地公园

屹立在黑瞎子岛上的“东极宝塔”

黑瞎子岛的景区内有三个景点：既湿地公园、东极宝塔和熊园。

景区虽然建成的时间较晚，但是在管理方面还是井井有条的。我们将车停放在游客集中区后去买门票，票价是145元/人，我和老伴都是70岁的老人了免门票。然后换乘景区摆渡车，上抚远水道大桥，进入黑瞎子岛。

三个景点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时东极宝塔。

东极宝塔，建在黑瞎子岛东部极角，采用八角形塔身，汉唐风格，塔高9层81米6度收分，塔基座为40米×40米方形，两层叠起。

东极宝塔广场直径171米，代表黑瞎子岛回归的171平方公里领土；广场两个极点分别布设龟和麒麟；广场布设60根青石盘龙浮雕柱，周边的56根代表中华56个民族，另有4根擎天精雕龙柱设置在塔基四角，占地面积为180000平方米。

东极宝塔，采用青铜瓦铺盖，全铜制作，并用专门设计的滴水、勾头图案再现“龙戏东珠”的意象和内涵，达到传统文化底蕴和现代形式的高度统一，形成浑然一体的建筑艺术旷世珍品。

东极宝塔的高度、中心塔相对地平高度为79m，寓意黑瞎子岛79年后回归祖国，

东极宝塔塔身为九层八角形楼阁式，总建筑面积7140.18平方米，每层塔身面积从一层的594.65平方米逐层过渡到九层的328.76平方米。

宝塔地点位于中国领土最东部，与“东极宝塔”名称相称，是名副其实“东极”地标。

东极宝塔——黑瞎子岛的地标

　　我和儿子在东极宝塔广场、沿着60根青石盘龙浮雕柱走了一圈，边走边仰头观看着高崇在黑瞎子岛上的东极宝塔，它就像一尊高大威武的卫士守卫在祖国东方的边境线上；它就是一座高大威严的界碑，时刻捍卫着祖国的尊严。

于此同时也让我回想起了在1971年9月份第一次路径黑瞎子岛去乌苏里江捕捞鲑鱼的经历。

“鲑鱼”，被我们称为“大马哈鱼”。

“大马哈鱼”属于鲑科鱼类，是鲑鱼的一种，是著名的冷水性溯河产卵洄游鱼类。这种鱼类是出生在江河的淡水里，却在太平洋的海水中长大。

每年的8月末到9月末是大马哈鱼洄游到乌苏里江产卵的季节，也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渔民集中捕捞大马哈鱼的季节，也被称为捕“鱼期”。

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7团（勤得利农场）的渔业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去乌苏里江捕捞大马哈鱼。

在那个年代大马哈鱼还是很珍贵的，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是很难见到的。据说出口一吨大马哈鱼子到加拿大可换回七吨小麦。

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尤其是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发生的珍宝岛战斗，7月在黑龙江发生的八岔岛战斗后，中苏两国的边界形势异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要打大仗的趋势。

所以每年去捕鱼前，都要成立一个由团首长亲自领导的鱼期指挥部，指挥部成员主要有团司令部的作训股和通讯股的人员组成，还要派出武装连队一同去乌苏里江，负责鱼期的保卫工作。

这对我们来讲就如同上战场一样，都盼望着能参加到这一行动中去，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接受任务

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通讯股王海军股长（现役军人），宣布了今年去鱼期的人员名单：

架线班：张汝安（班长、北京知青），顾凤财（本地知青）、林博文（哈尔滨知青）。

话务班：付志珍（班长、北京知青），林小兵（北京知青）。

我们去鱼期的任务是：负责在捕捞大马哈鱼期间的电话通讯工作。

同时王海军股长还告诉我们：

今年去乌苏里江捕捞大马哈鱼是由副团长孙德广（团部三号首长、现役军人）为鲑鱼期指挥部指挥。

指挥部的具体人员除我们架线班、话务班5名人员外，还有作训股的霍参谋（现役军人），另代一名警卫员刘铁霖（北京知青），团部机关共去8人。

今年因边境形势的变化没有武装连队负责护航、护鱼，捕鱼工作由工副业四连（渔业连）担任。

今年去鱼期不许携带武器，我国规定的的边境政策是“以民对军”。

但是在我们的最后请求下，团首长还是允许我们架线班配带一只五六式冲锋枪，警卫员刘铁霖配带一支五四式手枪。可是我们面对的却是苏联边防军的炮艇，机枪艇。

东极宝塔——黑瞎子岛的地标

　　起航出发

1971年8月下旬的一天清晨，27团的捕鱼船队集结完毕，于黑龙江畔的勤得利码头准时起航，前往乌苏里江。

我们的船队由以下船只组成：

拖船一艘：那时27团有自己的船队，船队有三艘拖船，两艘驳船。拉我们去鱼期的这首拖船是当年新造的，装有两台潍坊柴油机厂出产的160马力的柴油机，在当时来讲，在黑龙江流域装有这么大动力的民用拖船还是不多见的。

木制驳船一艘：载重量50吨。船台上是鲑鱼加工车间、船舱里在船头的两个舱室分别是架线班、话务班的“寝室”，后面的船舱里装的是蔬菜、粮食等食品、同时还有5头肥猪。

小艇两艘：装备的动力是8马力的柴油机，渔民们管它叫"馬嘟噜"(俄语），是用来从下网滩往上网滩拉鱼船用的。

捕鱼木船：大概有30多只每只木船上有两人。

我们这支捕鱼的船队在江河里是不多见的。

拖船拉驳船、驳船后面再拉着两只小艇和30多只木船，整个船队约有300多米长，“浩浩荡荡”的行驶在黑龙江中，好不威风。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刚刚离开勤得利码头没有多长时间，天空中就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只见一架苏军的直升飞机飞到了我们船队的上空，在我们的船队上面盘旋了起来；

更想不到的事还在后面：

这时在黑龙江的对面（苏联一侧）又驶来苏联黑龙江舰队的两艘炮艇，在我们的船队两旁一边一艘。

哎吆歪！我哪见过这阵势啊，不由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了。

这时我可以清楚地看清炮艇上苏军的面孔，一个个都是小黄毛，穿着粉红色的救生衣，只见在苏军炮艇的桅杆上有一个大黑色的圆球升了起来，同时炮艇上又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只见这时的苏军都已迅速的进入到了炮位，并把炮口和机枪对准了我们的船队。乖乖！这不是要开战吗！

我们的船队里只有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我当时真是害怕极了。

这时我们的张汝安班长倒是很镇静，他见到我紧张的样子，便冲我笑了笑说：小林子别害怕没事，这是吓唬人的。

原来我们张班长已经去了两次鲑鱼期了，这阵势他都经历过了。还别说真像张班长讲的那样，没过多长时间直升机就飞走了，炮艇上的黑色的圆球也降下来了，但是这两艘炮艇却一直跟着我们的船队行进，一直将我们“护送”到乌苏里江的滩地。

黑瞎子岛上的“东极宝鼎”

　　夜宿抚远

抚远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黑龙江省最偏僻的一个县城，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全县居民发工资的县，其交通非常不方便。它的唯一的一条公路叫“二抚”战备公路（从富锦县的二龙山到抚远县城），还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组建后，由六师师长王少伯率领全师的兵团知青们修建的，这是建三江亘古荒原上的第一条公路，是用兵团战士的青春和热血修建起来的。

可是到了今天，经过了50多年的变迁，随着祖国的强大，地处祖国最北端的抚远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换，就拿交通来讲不光修筑了高速公路和铁路，最近两年里还建起了飞机场，真是日新月异啊。

当年在苏军炮艇的“护送”下，我们27团的捕鱼船队于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到达了抚远县城， 船队停靠在了抚远的黑龙江边，我们团部的这几个兵跟随着孙副团长去逛逛抚远县城。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抚远县城面积不大，只有几条街道，而且是依山而建，很像是一座山城。 随着夜幕的降临，点点灯光把这个小县城点缀的如同一颗夜明珠闪烁在中国最北方的版图上。

这是难忘的鲑鱼期生活的第一个夜晚，我们住宿的“寝室”是在驳船的船舱里，船舱里每一个“龙骨”隔断约有2米长、70厘米宽，正好可以住下一个人，这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卧室。

提着马灯爬进去，里面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打开舱板才能钻进点月光，躺在里面，耳边听见的却是江水拍打着船帮和船底的声音，还真有点像苏小明歌中唱到的那样"海风轻轻的吹，海浪轻轻地揺”的感觉，只有不同的这是江水。

住在这样的寝室中最好的待遇就是那种特殊的声音和气味，那就是和我们有着同样待遇的5头肥猪，我门住在前舱，它们住在后舱，我们就是伴随着它们的呼噜声和粪便味进入梦香的。

这就是我终生难忘的“夜宿抚远”。

途径“黑瞎子岛”

清晨透过甲板的缝隙，感觉到天亮了。我立刻离开了有生以来和猪住在一个等级的“寝室”，钻出船舱，大口的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感觉非常舒畅。

这时我看见了一条非常难以见到的风景线，在我们驳船的后面拖挂的30多条小渔船上，全都各自升起了炊烟，原来每条小船上都在做早饭。小船上的缕缕炊烟伴随着江面上一层薄薄的晨雾，随风漂浮着，仿佛是在平静的江面上铺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随风飘荡，真是别有一番画意。

我们的捕鱼船队披着黑龙江上的晨雾起航了。

离开抚远县城没多长时间，便驶入了黑龙江水道（黑龙江的江汊子、一条内河，但是它已成为了国境线），这条水道并不宽，中心线最近的地方距离岸边也就是三四十米，水道的中心线一侧是抚远，对面那一侧就是黑瞎子岛，当时还被苏联军队占领着。

如果黑瞎子岛不被苏联占领，那我们的船队应该走黑龙江主航道，在苏联远东最大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进入乌苏里江。现在走的这条水道很长，我们大约航行了两个小时才驶出了水道，进入了乌苏里江，可见黑瞎子岛的面积有多大。

我们在船上望着对面的黑瞎子岛，在头脑中不断地画出了很多问号:

黑瞎子岛本是中国领土，它怎么就被苏联占领了？

这个岛子究竟有多大？

在上面都有些什么？

是孙副团长的讲述，使我们的这些问题有了答案。

黑瞎子岛还被被称作抚远三角洲，是一块冲积平原，总面积有300多平方公里，是香港面积的的三分之一、是澳门的12倍。

黑瞎子岛是由银龙岛（苏联人称：塔拉巴罗夫岛）、黑瞎子岛、明月岛3个岛系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

黑瞎子岛上有苏联人建造的集体农庄，还有驻军。

黑瞎子岛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它北临黑龙江、东南临乌苏里江、西南是连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江汊——通江子（就是我们现在走的黑龙江水道）。

黑瞎子岛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航道的咽喉。

黑瞎子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之所以能被苏联军队长期占领，还是因为在1929年发生的中东铁路事件。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19世纪末沙皇俄国为了侵略中国东北，称霸远东，根据1896年和满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哟》，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各种物资修筑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同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哟》，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从而形成了一条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2800余公里的《丁》字形的中东铁路。

这一条纵横贯穿中国的东北三省的铁路成为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和基础，实际上达到了沙皇俄国控制中国东北的目的。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气氛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了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

但是斯大林掌权的苏联政府根本不买南京国民政府的账，竟然于7月17日宣布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在9月至11月间中苏两国爆发了战争，“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向中国东北边防军发起了进攻，并先后占领了满洲里、海拉尔、富锦、同江等地，最后东北军战败。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2月22日派特使与苏联代表谈判，并达成了《伯力协定》（又是一个不平等协议）。

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从此以后苏联军队在黑瞎子岛上建立了边防哨所和东正教堂，还在沿着中国这一侧的岛边架设了40多公里的铁丝网，并在抚远水道的进出口处设有炮艇把守。

我们的船队在黑龙江水道上行驶着，听完了孙副团长讲的这些事件的经过，我们在心里感觉到特别的窝囊、特别不舒服，非常憋气，我们一个地处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在新中国没有建立之前，竟是如此的软弱、竟如此的任人宰割。并同时暗下决心，待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强大之后，我们一定让这些已经失去的国土，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就是在1971年我们去乌苏里江捕捞鲑鱼时，经过黑瞎子岛的真实情况。

黑瞎子岛上的“华表柱”

       与苏军巡逻艇抗衡
       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捕鱼船队，大约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驶出了抚远水道，这时从勤得利出发时就一直跟随着我们的那两艘苏军炮艇，已在乌苏里江的江面上等候我们了，然后又继续“护送”着我们到达了乌苏里江捕鱼的网滩，并停留在了乌苏里江的苏联一侧。
       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我们的捕鱼船队到达了乌苏里江的已经分配好的指定区域，船队停靠到网滩后，我们架线班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立刻架通于“鲑鱼期前线总指挥部”的电话线路。
       这时我才大概的知道了"鲑鱼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布置情况：
       原来出于当时中苏两国边境的紧张状态，因为“边境无小事、事事通中央”，所以为了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便于统一管理，加强指挥，设立了“鲑鱼期前线总指挥部”：
       总指挥由合江军分区主要首长担任；
       各县（公社），各农场的捕鱼船队均设分指挥部。
       而且为了更多的捕捞到大马哈鱼，已将乌苏里江从饶河到抚远的江面按不同的距离分成了若干个网滩，分派给各捕鱼单位。
       在我的记忆中1971年我们27团捕鱼的位置是在乌苏镇和抓吉镇中间，长度大概是3000米。
       这一年江水特别大，岸边的树梢都快被江水淹没了。
       为了保证在天黑前架通与总指挥部电话线路，孙副团长将渔业连的一艘“馬嘟噜”(机动船）交给我们用，这时班长张汝安已在军事地图上找到了边防电话线路的具体位置，同时我和顾凤财已经把被复线（是军队在野战条件下用来架设电话线用的一种电线）装到了小船上，同时话务班长付志珍和话务员林小兵，已把20门的电话交换机安装好了，我们将被复线的一头接到了交换机上，然后立即起锚沿着江边向国防电话线路的方向驶去。
       我们在行驶的小船上放着被复线，按要求被复线每放出50米就必须找个地方固定住，否则就会被江水冲断的。可是江水太大找不到固定的地方，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将被复线固定在露出水面的树梢上。用这种办法还行，没用多长时间便找到了国防线路的电线杆了，张汝安班长爬上了电线杆接上了被复线，用我们身背的便携式电话机测试了一下，电话通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然后我们又驾船去了设在饶河县抓吉镇的“鱼期总指挥部”报道：“27团捕鱼船队已按要求准时进入指定网滩，并且已经架通了电话线路。”报到完到后回到了我们27团网滩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鲑鱼期”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来到鱼期的头几天，渔业连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理网滩。（用旧网把江底的树枝等杂物捞上来，以防捕鱼时刮破渔网）等到网滩清理完了，大马哈鱼群也就来了，紧张的捕鱼工作也就开始了。
       电话线路架通了，我们这三个电话兵，只要线路畅通，平时也就没啥事了。记得在一天中午天气非常好，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吃完午饭渔业连的同志们都在休息。这时张汝安班长找来一条渔船，并说趁着渔业连的同志在休息，咱们也去江里撒几网，清清网滩。
       张汝安班长带着我和顾凤才三个人上了小渔船，顾凤财在船头撒网，张班长在床尾划船掌舵，因为我是第一次坐这种渔船，张班长就让我坐在小船的中间看风景。
       我们的小渔船轻轻地离开了岸边，江水是平静的、天空是蓝蓝的、乌苏里江两岸的风景是诱人的，我的视线全都投入到了这诗情画意般的景色中去了。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小船已经划到了乌苏里江的中心线，顾凤财已经把两片网撒完了。
       就在这时我仿佛听到在上游传来隆隆的机器声，和飞机的声音差不多，而且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我还在纳闷这是啥声音时，就听见班长张汝安大声喊道：“不好，是'老毛子'的巡逻艇来了！”我和小顾一听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最担心的是别让苏军把我们的渔网抢走了，要是这样那就出大事了！
       在这关键时刻就看出来我们的班长张汝安还是经受过锻炼和考验的，只见他站在船尾双手牢牢地握住船桨掌稳舵并告诉顾凤财，在船头看住渔网的“大漂子”，同时和我说：“小林子你蹲在床头，拿着船舱里的那把斧子，如果老毛子要抢‘大漂子’，你就立刻砍断网纲绳，让渔网沉入江底，千万不能让老毛子抢了去。 ”
       等他布置完了这些，我们就看见在江的上游翻起了两道高高的、白白的、长长的浪花，不一会在我们的视线里就急速驶来了两艘巡逻艇（当时听说这种巡逻艇是烧航空汽油的），速度非常快，直冲我们的小渔船驶来 ，这时顾凤财已经将渔网的大漂子从水里捞了出来放在了船头上，并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张班长把双桨直插到江水里，小渔船稳稳地停在了江面上。
       眼看着苏军的巡逻艇逼近了我们的渔船，没想到这种巡逻艇制动部分非常灵活，就在距离我们小船不到5米远的地方来那个'急刹车"停了下来，我们的渔船和两艘一字排开的苏军巡逻艇中间隔着我们的渔网，都停在了江面上，双方都在注视着对方，这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苏军的巡逻艇上没有武器，一艘艇上有两名苏军士兵，见到这种情况后就听到张汝安班长用俄语喊道：我们这里有渔网，请你们绕行（俄语是在出发前进行培训时学的）。在张班长的话喊完后，苏军士兵看看我们的船，又看看我们的渔网，真的发动了机器，巡逻艇从我们的船头绕了过去，向乌苏里江的下游驶去。
       哎呀！真是有惊无险。老毛子的巡逻艇很快的就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我们立马起网回到了岸边。张班长悄悄地将渔船送了回去，并且没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这种做法是违反纪律的。
       我们过后还反思过，当时为啥没发生冲突？
　　我们觉得主要原因是：苏军的这种巡逻艇体积较小和我们的渔船差不多，另外是它的船体材质是铝合金的强度较低，再就是它的螺旋桨很小、不但绞不断我们的渔网，弄不好还要被网缠住。
       这是在“鲑鱼期”我们单独下过的一次江，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下了决心今后再也不做违反纪律的事了。

黑瞎子岛上的“荷花别墅”

       遇苏军炮艇突袭化险为夷
       自从在乌苏里江上与苏军巡逻艇相遇后，我们三个电话兵就严格遵守纪侓，再没擅自下过江。
       没过几天洄游到乌苏里江产卵的大马哈鱼群开始大批的涌现进江里来了，“鲑鱼期”捕捞大马哈鱼的战斗打响了。
       在我们27团3000米长的捕捞范围内30条渔船在江面里来回穿梭着，真是一片繁忙和丰收的景象。

       这个景象我是第一次见到：在3000米的江面上，分上江（上游）、下江（下游），在上江撒网，三、四片大淌网（每片网高3米、长100多米）在上江撒开之后，基本拦截了乌苏里江四分之三的江面，然后撒开的鱼网沿江顺流而下，每条船的距离大约在100米左右，到下江收网的时候每条渔船最少可捕捞到几十条、多则近百条大马哈鱼，每条鱼都在5、6斤重以上，而且鱼肚子里都是满满的鱼籽，马哈鱼籽是粉红色的、在阳光的照射下粒粒晶莹透亮，像是一颗颗光芒闪烁的珍珠。
       我们住的驳船到这时即是收渔的船、又是鱼籽的加工厂。每条渔船收完网就立刻来到驳船旁，将捕捞到的大马哈鱼交到驳船上（待驳船的船舱装满大马哈鱼后，外贸公司的船就来了，将马哈鱼和鱼籽收走），然后又被“馬嘟噜”拉着向上江驶去，接着又撒网扑鱼。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着，整个“鲑鱼期”的工作就是这样紧张有序的进行着。
       但是在乌苏里江上捕鱼，绝对不是这样祥和平静的，因为在我们的对面就是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苏联军队。我们从勤得利出发时一直为我们“护航”的那两艘炮艇就停在我们对岸的江边，江岸上还竖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大架子（观察哨），在上面的哨兵时刻都在注视着我们渔船的行动。
       九月份的乌苏里江已经进入了秋天，两岸上的植物有的变成了黄色，有的变成了红色，在祖国北疆的原野上已经绘画出了五颜六色的美丽图案。记得在一天中午火红的太阳挂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耀眼的阳光照射在平静的江面上，我们在驳船上感觉到暖融融的（这时早晚的温差已经很大了，下江捕鱼时要穿棉衣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记得有一天我们刚吃完午饭回到驳船上，在江面上我们的一条渔船刚把最后的一片网撒完，大漂子刚扔到江里，距离苏联的江岸大概有50米左右，这时就见到在苏联岸边的江汊里，突然驶出来一艘炮艇，快速的向我们的渔船奔去。
       我们在驳船上用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只见炮艇正在快速的靠近渔船，而且艇上的苏军的士兵已经拿起了高压水枪、抄起了蹬杆子，其目的就是要抢走我们的渔船。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只见那渔船上的“大把”（渔民称划桨掌舵的叫‘大把’，撒网的叫‘小把’），迅速的把鱼船上的蹬杆子握在了手中，同时站在船头的“小把”（一名天津知青，我记得叫张国华）也迅速的拿起一把锋利的斧子，做好了迎接挑衅的准备。
       大事不好，又一场"以民对军，以木船对炮艇”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时更不利的情况又出现了，只见在上江又出现了一艘苏军的机枪艇全速的向渔船驶来，如果机枪艇再靠近渔船那么我们的这条小渔船，在两艘軍艇的夹击之下，必然会被苏军连人带船一起拖走，那样事就大了，在电影《新沙皇的反华暴行》中的镜头，在这时一定会再现。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孙副团长立刻命令我们的拖船发动了机器，两台160马力的柴油机同时启动，全速迎着苏军的机枪艇驶去。
       在拖船上只有四个人，孙副团长、警卫员刘铁林（北京知青），拖船的船长和轮机长，唯一的武器是一只五、四式手枪。 这时我们在驳船上，顾凤财也从船舱里取出了五、六式冲锋枪以备不测，就在苏军的机枪艇距离我们的渔船还不到50米的时候，我们的拖船开足马力全速向苏军机枪艇冲去，我们在驳船上清楚的看到了这一切，在这种敌强我弱、以民对军的情况下，我们真是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我们看见苏军的机枪艇，在我们急速逼近的拖船面前，放弃了对渔船的夹击，急速调转船头向上江驶去，机枪艇被我们的拖船吓跑了。只见这时我们的拖船又向苏军的炮艇全速驶去，苏军炮艇看见他们的机枪艇跑了，这艘炮艇也放弃了我们的渔船，退回到江汊里去了。
       在这时我们的渔船开始迅速收网，并在拖船的保护下，撤回到我们的岸边。一场即将放生的边境冲突，就这样平息了。

     “9.13”的夜晚
       1971年9月13日经过了白露的季节，乌苏里江的早晚已经是很凉了。由于气温的下降，洄游到乌苏里江产卵的大马哈鱼的数量也在一天比一天少。而且随着“鲑鱼期”的时间已接近尾声，苏军在江上巡逻的次数也在逐渐减少，江面上的紧张气氛也有了些缓和。
      但是突然在9月13日这天的中午“鲑鱼期前线总指挥部”（合江军分区）下达了紧急命令：沿江各分指挥部（捕鱼的各单位）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要求必须绝对保证电话线路的畅通，并命令各分指挥部必须在30分钟内与总指挥部通话联络一次。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我们首先感到很紧张，而且也感到很不解。

       我们所在的乌苏里江最近很平静的，怎么就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按着总指挥部的要求，话务班长付志珍（北京知青）和话务员林小兵（北京知青）保持着每30分钟和总指挥部通一次话。可是到了夜里九点多钟时，付志珍班长告诉我们：与总指挥部失去了联系，电话线断了。并同时向孙副团长进行了汇报。
      “线路故障就是命令”！
       孙副团长从渔业连调给我们一条小渔船，张汝安班长站在船尾划船，顾凤财站在船头捋着被复线，我端着冲锋枪蹲在船中间，我们的小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江面上划行着。也不知道划行了多长时间，断线的地方找到了，接通了电话线，分指挥部和总指挥部之间恢复了正常联系，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将船向江中心靠靠，因为那样水流大，船行的速度能快些。划着划着前方出现了一丝亮光，我们以为是航标灯，所以也没介意，可是在距离那盏微弱的灯光有十几米远的时候、突然亮起了一束灯光耀眼的探照灯，并且直接照射在我们的小船上，这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这是一艘停在江中的苏军机枪艇，而且船上的苏军士兵还“吉拉瓦拉”的向我们在喊着什么。
       就在这一瞬间我们三个人已经全都意识到，我们是闯到苏军舰艇的“鼻子”底下来了。
       这“老毛子”也太坏了，竟然把他们的舰艇停在了主航道的中方一侧，这不是明明的挑衅行为吗，但是这深更半夜的我们也没辙啊，这时只见我们的张班长急速调转船头，竭尽全力将小船向我们的岸边划去，到了岸边、见苏军的机枪艇没追我们，我们便将小船停了下来缓缓神，这时只见张班长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了。

       过了一会，待我们的情绪稳定稳定后，再也不敢把小船在江中心划了，慢就慢点吧，毕竟这样安全些。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轮流替换着一桨一桨的把小渔船划回到了我们的驻地。这时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已经漏出了鱼肚白，天开始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乌苏里江、在“鲑鱼”期，又一次 “有惊无险的”经历过去了。
       事过之后林小兵告诉我们，她当天晚间在电话里问了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拍新闻纪录片的她的叔叔们（林小兵的家就是八一厂的），只知道是北京那边出大事了。我们听了也没在意，可是在“鲑鱼”期结束后，回到了团里，我记得是刚过完国庆节，我们27团所有的现役军人都集中在石子河团部靠山边的菜窖里，开了三天的秘密会议，警卫班还全副武装站岗，不许外人靠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在那天1971年9月13日、“全国人民的付统帅、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驾机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外蒙古（蒙古国）温都尔汗。
      这才使我们明白了，在“鲑鱼”的9月13日进行一级战备的缘由。

       那一天夜里虽然“有惊无险”，但却保证了通讯线路的畅通。能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刻，我们作为一名“知青”做到了我们应该做的事，这在我的一生中也是非常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留下烙印最深的一件事。

        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伟大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祖国日异的强大了起来，黑瞎子岛早已不是俄国人的占领地，现在已是我们国家的美丽的旅游景区了。

黑瞎子岛上的“熊园”

　　黑瞎子岛上的黑瞎子（黑熊）

       2024年8月4日

       离开了黑瞎子岛、离开了抚远县城，建黑（建三江——黑瞎子岛）高速路上行驶了90公里，于中午11.00时来到了二道河农场的万亩大地号。

       万亩大地号位于建三江二道河农场第六管理区，水稻种植16500亩；

       是国内单块面积最大的水稻种植“地号”；

       是国家级AA级景区；

       是国家现代化大农业核心功能区的“展示区”；

       是农业部水稻高产创建“示范区”；

       是国家级生态高产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

       是黑龙江垦区展示现代化大农业的“窗口”；

       是建三江“八大”景点之一。

前往建三江“万亩大地号”

父子同游建三江“万亩大地号”

建三江万亩大地号

建三江万亩大地号

鸟瞰建三江“万亩大地号”

为“万亩大地号”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万亩大地号。

最早的一次是2007年夏天，那是当年我们27团5连的上海、北京、哈尔滨三地知青，继2004年在北京第一次聚会后、2005年在上海聚会时，共同商定于2007年在哈尔滨聚会后，共同重返北大荒、勤得利，去看看当年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老领导、老职工，去看看我们的第二故乡勤得利。

离开勤得利后，我们这近200人的当年知青，又在颜喜成（洪河农场党委书记、当年我们五连的战友）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抚远县的前哨农场，祭拜了于2006年去世的老连长李国富的陵墓后，来到了二道河农场的万亩大地号。

每一次来到了万亩大地号，遥望这一望无际稻田，我的内心都产生一种按耐不住的激动。从二道河

农场的第一块万亩大地号建起，到现在为止，在建三江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在七星农场等地建起了多片万亩大地号。

万亩大地号采用先进的立体化作业技术，因土测深施肥和少翻深松技术，飞机喷肥、灭虫，施行精细化管理系统、采用良种、良法配套，农艺、农机相结合的多种先进科技组装集成的综合技术。截至2009年，“万亩大地号”生产粮食总量达68,690吨，总产值达14,838.6万元。

万亩大地号是现代化农业的标志！

站在观景台上瞭望“万亩大地号”

　　当我每一次站在万亩大地号的观景台上，眺望这一望无垠的稻田，在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55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组建初期，在这片1.24万平方公里（1860万亩）的亘古荒原上（富锦县一部分、同江县、抚远县、饶河县一部分）只有四个国营农场（七星、勤得利、八五九、胜利），耕地面积只有98.5万亩、播种面积83万亩。

自兵团六师组建后（1969年）到1976年3月23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国营农场管理局成立时，在仅仅八年的时间里，耕地面积扩大到1100万亩，是1969年时的11.16倍。国营农场也由当初四个，增加到15个。

忆往昔，峥嵘岁月，五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每当我一次又一次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勤得利、每当我一次又一次来到这万亩大地号，在我的内心深处都感到无比的自豪!

这是我们44000名知识青年（当年兵团六师的知青人数）曾在这亘古荒原上用青春和热血开垦的1100万亩的田野里，建设起了中国的大粮仓——建三江，才有了这中国现代化农业的标志——万亩大地号!

五十五年前的青春少年，如今已是年过七旬、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现在要问我们的一生中都为国家做了些什么？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可以非常自豪的说：

我们曾是第二代北大荒人!

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

站在草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

爱你那广袤的沃野、爱你那豪放的风姿；

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同甘苦在一起

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一起经受风雨的洗礼。

你为我的命运焦虑，我为你的收获欢喜。

啊北大荒我的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

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

即使明朝啊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

中华大粮仓——中国🇨🇳建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