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溃败后，陈昌浩回到老家去找高敬亭，高敬亭说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西路军魂之四十二

大江东去

　　西路军溃败后，陈昌浩没有第一时间回延安，而是回到老家去找高敬亭，高敬亭说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一

1936年，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以两万余人的兵力在甘肃景泰渡过黄河，兵锋直指“马家军”。

按照当时延安总部的设想，地处陕北的延安从地理战略位置上讲北靠苏联，西临新疆，如能凭借此次西征顺利实现打通与苏联的陆地联系，解决战略靠背，势必有极大的机会获取红军紧缺的武器装备等急需品，同时，还能顺带促成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

带着这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总动机，两万余人西路军主力大部队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向着杳无人烟的祁连山一带进发。

客观来讲，自红军完成万里长征抵达陕北后，陕北一带地瘠民贫，气候苦寒，红军如此庞大的部队要在陕北长期生存并茁壮发展下去，单凭这种先天的恶劣地理环境，实在是困难重重，这也是在“草地分家”之际，张国焘不愿北上的重要理由。

另一方面，红军经过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险恶作战，彼时抵达陕北时，红军总兵力已不及当时从瑞金出发时候的一个零头。这个时候的红军不仅人困马乏、羸弱不堪，武器装备、军需补给等等都成了大问题，以至于毛主席曾一度不得不开口找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借钱度日，就连宋庆龄等党外人士也想方设法接济延安红军总部。由此可见当时红军缺钱、缺粮、缺武器装备到了何其窘迫的地步。

而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延安总部除从内部竭力获取所需的军需物资，同时还派出陈云等干部远赴苏联求取国际援助。陈云等一行人抵达苏联后，苏联方面也十分重视，斯大林甚至给中共准备了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当然，枪支弹药等轻型武器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这些军需武器装备等战略物资要顺利运抵回来就得要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大陆交通线，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的话，接收苏联方面的军援一切就会沦为奢谈。

所以，本着这个主要目的，西路军踏上了凶险难测的西征之路。

二

事实证明，西征之路异常凶险，除张国焘横插一脚，红军兵力薄弱、武器装备落后、没有群众基础等等因素，都成为阻碍红军前进的绊脚石，更严重的是，内部指挥的战略失误，也使得这次战斗最终在惨烈中落下帷幕。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见大势已去，1937年3月14日在祁连山的石窝召开会议，讨论最后的突围等问题。

会议最终决定，由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率先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战况，其余三千左右残部分兵向东向西以及留守游击。

徐向前本意并不想离开部队，打算留在部队中稳定军心，奈何陈昌浩坚持要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议执行，二人只好带领二十多名警卫人员踏上前路凶险的东归之路。

然而，从祁连山到陕北，一路上马匪以及地方民团出没，而二十多人的队伍目标过大，尽管一行人昼伏夜出，但也险些几次与敌匪遭遇，情势极其危险，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后决定分散突围，避免人员目标太大引发不必要的牺牲。

徐、陈二人即将走出祁连山一带时，人口密度逐渐变大，再穿军装极易暴露，二人换成当地农民服饰后继续向前。

在山丹境内昌浩遇在此地行医的湖北老乡但复三，在但的款待下，徐、陈二人得到不少帮助，可徐向前是山西人，一口地道的山西口音难免惹人怀疑，而陈昌浩与但复三都是湖北人，有老乡的掩护，陈昌浩倒还暂时无虞。

所以，徐向前思索再三决定稍作休整后立即离开，而陈昌浩由于西征途中鞍马劳顿，加上身体素质本就虚弱，未能与徐向前同行，只是这一去自此决定了此后二人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

三

要知道，从鄂豫皖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再从长征到西征，徐向前与陈昌浩彼此从未分开，二人俨然革命铁杆搭档，但奈何形势变化万端，此时的徐向前倘若不与陈昌浩分开将会发生不可预知的潜在危险。

徐向前与陈昌浩分别后，一路辗转千里，历经九死一生，最终1937年6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而陈昌浩在但复三的护送下，平安渡过黄河，来到古城西安。

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关系已建立，西安的八路军联络处已处于半公开活动状态，陈昌浩只要愿意就能凭借组织关系返回延安。

可这个时候的陈昌浩退缩了。面对西征的失利，他害怕承担责任，再加上他与张国焘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陈昌浩决心先去找正在大别山一带打游击的高敬亭，希望东山再起，以给组织上一个交代。

高敬亭是河南新县人，从1930年起先后担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而此时的陈昌浩是红四方面政委，不仅与高敬亭之间隶属上下级关系，而且在长达四年的对敌斗争中建立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陈昌浩看来，此去投奔曾经的老部下高敬亭准没错。可惜的是，在他与高敬亭建立联系后，再也没有与之合作。

陈昌浩与高敬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最终没达成与高敬亭之间的合作？

关于这其中的详细内幕，有人查阅了大量资料，并没有完整细致的记述。

不过有据可查的是，陈昌浩抵达鄂豫皖后确实与高敬亭建立了联系，彼此之间甚至互通书信。

但由于陈昌浩本就强势的作风个性，加之他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军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给高敬亭写信，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让高敬亭心中五味杂陈。高敬亭是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留下的革命火种，在高敬亭的艰苦操持之下，他好不容易拉起了红28军这样一支革命队伍，以当年红四方面军陈昌浩的所作所为，难保陈昌浩来了不会胡乱折腾，因此，高敬亭考虑再三后，便直言不讳地回复陈昌浩：我这里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四

陈昌浩是个好面子的人，见高敬亭的态度如此，也只好先返回了武汉老家，后来，他打算在英山县一带自己独立拉起一支革命队伍，只是此时大别山地区经过国民党军残酷的破坏极难有所作为。

无法立足大别山的陈昌浩最终不得不悻悻返回延安，而也从此刻开始，陈昌浩与徐向前走上了两条完全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

徐向前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整编时担任129式副师长，一九五五年大授衔被授予元帅军衔。陈昌浩三七年秋季从湖北到延安不久，到苏联看病，期间遭遇苏联卫国战争，直到一九五二年回国，担任中央马列编译局副局长，文革时遭受迫害自杀。

陈昌浩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1980年，中央为陈昌浩补开追悼会

陈昌浩故居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