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公社西街村的人文地理

南黑森林

城关公社西街村的人文地理

文革时代，泱泱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它的成千上万的县镇是城里名义下的乡村。那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家喻户晓，而且“普及大寨县”的政治宣传也叫嚣了好几年！

莘州位于齐鲁大地的西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县。在聊城行署辖制下的八个县中，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这个东西近三十华里、南北一百多华里的狭长地带曾经是莘县、朝城、观城等三四个县府的治理区域。上世纪70年代，莘州全县人口50多万，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县城居民不到一万，十有八九也是农业户口。

平原地区的县城一般都比较规整，有的是正方形，也有的是长方形，不像山区或海边的城镇要依山傍水、顺其自然。平原的县城一般都有一个较大的十字路口，由此四下伸展，形成四条大街，名曰“城关”，而每条大街又可能为几条街巷穿插，出现一些较小的十字路口。如果从高空鸟瞰，城区的大街小巷很像是一个放大的象棋棋盘。

当年，我们县城的中心十字路口叫“大寓首”，接下来的十字路口就以所在的街区冠名，如“南街十字路口”或“东街十字路口”。要是哪条大街再延伸出一个十字路口，那它就有可能叫“南关十字路口”或“东关十字路口”。不过，在大寓首与西街十字路口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竟有“小寓首”的美称与殊荣。为什么？听大人说，老辈子这个地方就很繁华，还有个雁塔，逢年过节，庙会什么的都要在此举行。

小寓首北是雁塔巷，南边的小街叫后街。后街的南出口就是皇路街，过去的县衙现在的政府机关就设在路北，后街两侧。记得小时候，皇路街有高大的石牌坊，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它。后街宽度四米多，路边是近两米高的青砖院墙，路东是政府大院，路西是县委大院。文革前，为了方便两院的上班人，东西两墙上架起了一个一米多宽的铁木结构的过街天桥。到了文革后期，后街的南端砌墙封堵，北边凹进去几十米处也砌了墙，还拆除了天桥，党政两大院合二为一。没有了后街，小寓首也就变成了一个丁字路口。

在我的印象中，城里四条大街属西街最繁华热闹，而雁塔巷更是城里最忙乱、最喧嚣的巷子——

大寓首到小寓首之间，清晨是早点市，烧饼、油条、肉合、胡辣汤一应俱全；赶集的日子，则是副食品市，烧鸡车、猪羊肉货架、包子摊位挤压逼窄了道路。路北的文化馆里，白天有说书人击鼓弹唱，夜晚更有露天电影的歌声与炮响传向四面八方……

小寓首至西街十字路口的中间，路北是西街小学。每天上学时间，街道上会有三五成群的学生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地走向校门；放学了，校园里又立马涌出欢笑的人流，在不多宽阔的马路上步履匆匆，又很快被大街小巷所分解消化……

雁塔巷是城乡人经常“赶集”的主要场所。这里，隔三差五，就有土杂性质的小商品交换发生。南头是蛋禽市、蔬菜市，接下来是苇席市、农具市，巷子中段是猪市、羊市，北头则是牛马驴骡市。一大早，四面八方的乡下人就往小寓首汇聚，买东西的比卖东西的多，拉车和骑车的比步行的少；中午，集市的热闹达到高潮，卖野药的声嘶力竭，耍把戏的锣鼓喧天，刚出锅的羊肉包子热气腾腾，惹得人们口水直流，而捆绑多时的黑猪白羊却是鬼哭狼嚎，它们方便出来的屎尿臭味熏天；下午，鼎沸的市声越来越弱，穿梭的人流也越来越稀，等到夕阳西下、晚霞还未升起，街道就彻底地冷清了下来，那些人、车、猪、牛，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街道上只存留了家畜牲口的便溺和东一片、西一堆的烂菜叶子……

莘州城的东西南北四街，解放初叫“城关区”，文革时改名“城关人民公社”，如今又升格为“城关镇”。虽然“城关”就是四街合一的意思，但是，从地理位置上细说，每街又可分为两个区域——比如，以“西街十字路口”为分界线，路东叫“西街”，路西则叫“西关”。民国初年，穿过西街十字路口的南北大道，曾经是土垒的五米多高的古城墙。

西街村隶属城关人民公社，一个生产大队的建制下有两个生产小队，80多户人家，大人小孩七百多。就人口而言，南街最少，西街比东街多一些，而北街人最多，几乎是西街人的两三倍。

1969年春，父亲从城关卫生所下放到西街当了“赤脚医生”，我家有7口人分别从林庄、南街把户口迁到了西街第一生产队。这个小队的村民大都居住于西街大街和雁塔巷。

西街第二生产队的村民主要集中居住于所谓的“西关”。我们这些“西街人”自我感觉良好，有些看不起人家“西关人”——他们更像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我们见多识广，而且他们衣着土气，举止也粗鲁。

西街大街的两侧有不少“公家单位”——路南是供销社、税务所、县委后院、政府后院、药材站，路北是文化馆、商业局仓库、西街小学，而西关大街除了路北的西关完小、路南东头的煤场以外，就是清一色的砖基土墙的农家小院了。西街大街长达三百多米，西关大街不到二百米。西关的尽头是一座小石桥，路两边大片的农田，再往西走一百多米，是一座坡度不很高的三孔砖桥，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河流就把城乡彻底地分隔开了。

西街村的第一大姓是王，其次是秦、杨、祝、陈、任、宋等。一小队是姓秦、祝、王的多，二小队是姓王、任、薛的多。比较起来，西街的街坊们更像“城里人”，为什么？一是他们文革前大都是打杂经商，与土地打交道少；二是一些人还有自家手艺，靠所谓的“本事”挣饭吃。我记得，戏院大门外，有西街路南胡家的瓜子和西瓜摊；牲口市里，有作为“经纪”的路北宋家老头的晃动身影；赶集的日子，小寓首西南角杨家水馆里会人来人往，更加热闹；夜深人静了，路北周家大叔的吆喝声又一次传来，那是表明走街穿巷的他还没有卖完自家做的面条。还有，雁塔巷的街坊——逢集遇会，路东向家老头会挑担上街，慢条斯理地给乡下人剃头刮脸，路西祝家大娘就站在大门外，高声叫卖热气腾腾的羊肉葱的大包子；隔三差五，路西不远的安连赠家会有一场鸡飞狗叫，这意味着又一个活鸡变烧鸡、鲜鱼变糟鱼的流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中……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

没几年，在集市上如鱼得水的街坊们就彻底地“蔫”啦——他们不得不告别所谓的“小生产”，因为伟大导师列宁说了，它“每时每刻生产资本主义”。那些曾经剃头的手、切西瓜的手、做烧鸡的手、卖包子的手，不得不拿起生锈的铁锨，抓起钝刃的镰刀，牵起陌生的黄牛，走进田野，奔向河岸……

如今，“城里人”变成了“城里的农民”，所谓的“街坊”又开始叫“社员”了。他们要向大寨人学习，一方面“斗私批修”，另一方面“大干苦上”。除了下地干活，其他的工作统统都是“不务正业”。没人敢在集市上摆摊叫卖包子，过去宰杀猪羊的尖刀也不知道存放在了何处。有的大妈把馒头藏匿在怀中，走在大街上，想偷偷地从赶集的农民手里换几个小钱，会被工商干部追逐，轻者没收，重者罚款。那年月，“投机倒把”的帽子是漫天飞旋，稍不留心，就会扣在你的头上。

迷惘无奈的街坊邻居开始私下抱怨，世道变了，“城里人”的身份不值钱了。不久，西街有两三家人竟把户口迁出了城里，重新落户在了他们父辈或爷辈曾经生活过的乡下。有人说，有的村庄，乡民的日子比城里人还好过呢。

现在想来，真是荒唐！

“城乡差别”——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天大难题，在“十年文革”的非常日子里，竟然如此地得到了“解决”——不是通过乡村的城市化提升，而是制造城市的乡村性沦落！

可悲的历史倒车，可叹的人生磨难！

选自《县城里的农民——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记忆》

2012年07月17日初稿

2024年12月09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