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 ‍ 作者：许仁忠

山河美

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我的“城南纪事”

回忆录的这一篇想要记载的内容是这一辈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一些印象深刻难以忘却的事，既包括令人沾沾自喜乃至忘形的得意之事，也包括令人沮丧乃至叹息的唏嘘之事，当然也有虽然平淡但自己认为该记叙一下的有趣之事。年过古稀，六个花甲的七十余载中，与众多的同学朋友同事一样，经历了很多事件，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人的一生就是由这许多事件以及与在上一篇中记载过的很多人的交往所构成的，所以能把这一生中所经历的自己觉得应该记载下来的事情做记叙回忆，既是一桩快乐的事，也是我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

先来破一下题。这一章的标题定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取自明朝冯梦龙《醒世恒言》，在那本书的第三十五卷中冯先生讲“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用了一个“禀”字，后来被演化成民间中很通俗的成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主要强调的是人先天所有的习性的天赋性和遗传性，我这里更愿意用“秉”这个字，除了认同习性的先天性外，还有点想强调习性形成的后天因素。至于副标题中的“城南纪事”源于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长篇小说《城南旧事》，我把它改为“城南记事”是想强调一下我写回忆录的初衷与写作时的明媚愉悦心境心态。

从内容上来看，这一篇与上一篇《书山有径学海无涯—我的“大学”》各有各的侧重点。正好形成一种相互呼应，上一篇更多的记叙的是人，这一篇主要记叙的是事。虽然是分别记叙七十多年中认识的人和经历的事，其实也想通过记叙这些人与事，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上一篇通过我的“大学”的记叙，或多或少表现了我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识和认知，这一篇想通过“城南记事”的记叙更多的表现一下个人自我的方方面面。所以你在这一篇中，会看到无论是“令人沾沾自喜乃至忘形的得意之事”，还是“令人沮丧乃至叹息的唏嘘之事”，都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源于我自我不羁自由开放的秉性，我也想通过这一篇对往事的记叙，梳理和总结一下自己的天性和对外部世界人与事的认识与处理习惯，简言之，就是让自己比较系统的认识一下自己。

上小学前的儿时，让我特别留涟的是在皇城坝和金河的游玩嘻戏，因为住家就在皇城坝和金河附近的光华街，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伴随着我长大的常去之处。皇城坝的区域其实并不是紧邻皇城的，它的北端距皇城还有一段距离，应该就是今天天府广场的北端吧，南端并不是止于今天天府广场的南諯，而是跨过了东䘖街街西衘街直到今天的陕西街和染坊街。很多人把皇城坝比喻为北京的天桥，现今的影视剧中北京天桥的热闹场面很多，不过那些是艺术化了的场面，真正的皇城埧或者北京天桥吧，真实的场面不会那么“豪华”。皇城埧中的主体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各类各样的吃食制作与售卖，另一部分就是各类表演的艺人。四川的小吃基本上这里都能找到，锅盔糖油果子三大炮油茶三盒泥汤圆饺子抄手应有尽有，吸引我在这里流涟的不是吃食的美味，而是它们的制作工艺和程序，孩提的我就是在这里明白了各种四川小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其中最让我入迷的是锅盔的打制。

传统的民间的锅盔打制，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制作方法，今天的制作方法是不配称为锅盔的，它就是一个油煎或者油炸的面团。经典的锅盔打制用油是很少的，它从揉面到打制到烘烤有近十道工序，伴随这些工序的始终有擀面棒在案桌上的敲打声，这应该是它被称作为是“打锅盔”原因。近十道工序可分为几段，一是生锅盔的制作，各类不同的锅盔在制作中都有它的技术和技巧，比如最简单最便宜的白面锅盔，在制作生锅盔时主要的技巧和技术是要让它在烤熟后有两层，方便食者在两层中夹入凉拌大头菜或者卤猪头肉及其它卤制品食用，把制作红糖锅盔技术是否到家的检测标准是烘烤成就后绝不能让它漏糖。至于今天被称作军屯锅魁的，生锅盔制作工艺最为复杂，它除了要保障猪肉或者牛肉均匀的渗入面团中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烤熟后的锅盔食用时有很多一层一㕄的层次。生锅盔制作好后，是先在烤炉上边的平锅上烙制，制作者会不停的用手让锅盔在平锅上转动让它逐渐成形，差不多的时候便将它们放入炉中烘烤，烘烤的时候还要多次将炉中的锅盔反复翻面，让它各个部位都能均匀地得到烘烤。

皇城埧中的各类艺人应该是各种技艺都有，但规模和服饰都没有影视剧那么浩大和繁华，多是一些个人或是两三人的表演与展示，说唱类的有金钱板双簧清音竹琴，也有不少的二胡与笛子独奏表演，他们兼带着售卖相应乐器，而更多的是武术杂耍杂技戏法魔术猴戏，这里也是围观群众最多的，艺人们的表演也是很尽力的。表演到一定时候需要收钱了，一般是艺人中的女性或小辈捧着一面锣绕场一圈，围观者把钱放入锣中，应该说气氛还是很和谐的，对我们这种小孩艺人好像根本没有打算收钱，而围观的成年人似乎都很自觉与情愿把钱币投入锣，使人感觉到解放初期那种很淳朴的人际关系。有一个小细节产生的问题后来一直在我脑中盘旋多年，就是表演猴戏除了表演的主角是猴子外，最后也是猴子顶着铜锣绕场一周让观众投币，无论表演和收钱猴子都表现得刹是可爱，但我始终不明白艺人总是用一根绳拴着它，我的问题是：是它本身就很听话，还是因为有那根绳拴着它才听话。

除了皇城坝儿时常去嘻玩的地方便是金河，说是金河实际上是金河在皇城埧两边的那一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街到染房街那一段。常去玩耍的金河这一段，河面并不宽，大约有四、五米，河岸两边临河都是民居，河水也不深，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光着脚在水中玩耍，河水特别的清澈，小鱼小虾在河中游动都清澈可见。经常去玩的河段是今天的人民公园旁的半边桥到今天的百货大楼旁的卧龙桥一段，这一段间有好几座桥，桥头都有石砌的阶梯可以直接下到河道，可能是因为在城市中心的闹市区吧，常年在这里游玩戏水的孩子甚至大人还不少。读小学前的两三年，我基本上都是在皇城坝和金河中晃荡玩耍，度过了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留恋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也就是在度过这无忧无虑欢乐童年的几年间，孩提的我目赌和见证了解放初期城市建设的“盛况”，那就是把皇城坝改造成人民南路和修建了当时极有名气的百货大楼、新华书店及四川剧场。其实当年的皇城埧并不大，不宽也不长远没有今天的天府广场那种长宽，把它改造成为人民南路是1951年的事，那一年我四岁，从哪个时候起到读小学前，我见证了最早的人民南路的形成。最早的人民南路从规划建设开始便是今天的宽度，只是长度并不长只到了今天的红照壁光华街，而光华街就是我儿时住家的地方。为了建成这一条宽敞的人民南路，拆除了当时在皇城坝两边的明远楼正街、东街、西街、贡院街以及三桥北街、南街、西街，修建了从皇城洞口到红照壁街光华街的长约800米的宽敞道路。道路形成后开始修建当时应该是成都市的地标性建筑，那就是三层高的成都市百货大楼和4层高的成都市新华书店以及四川剧场，这三栋大楼都在新建人民南路两侧，百货大楼在东御街与人民南路交汇处，新华书店在西衘街与百货大楼交汇处，四川剧场几乎邻近红照壁街。

新修建的人民南路虽然宽敞，但几乎没有汽车往来，据说当年成都的所有汽车也不过二十多辆，所以宽敞的人民南路沿习了皇城坝的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一个更大的“皇城埧”。百货大楼新华书店四川剧场建成后，以百货大楼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当年仅次于春熙路的又一个繁华区，因为有新华书店和四川剧场的存在，这个新的繁华区域的文化氛围更浓厚些。整个宽敞的人民南路也就是更大的一个皇城埧，除了来往的行人外，更多的是当年要有稍有一点较好收入的人乘坐的人力车，人们通俗的称呼它为“黄包车”。因为人民南路比较宽敞，所以当年每逢五一和国庆，从清晨开始便有集会游行的队伍从两侧的各条道路比如红照壁街光华街梨花街陕西街东衘街西御街往人民南路聚集，最后在这里聚会后走向城市各方游行，这两个节日也是儿时的我最为欢乐的两天，从清晨开始直到下午都可以在家中的楼上看到络绎不断的游行队伍从门前经过。

成都百货大楼建成后，它与几乎是同时建成的成都人民商场让东衘街逐渐繁华起来，逐步形成了与春熙路商区毗邻的盐市口商区。人民商场建成后，我的父亲就在其中的一个棉布店上班，我每天中午都会从光华街家中出发，到人民商城去给父亲送午饭。1953和1954这两年应该是城市最宁静最和谐的两年，朝鲜战争结束了，没有了前两年抗美援朝的激动旋律，而最终在1956年实现的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起步，那两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朝合作化努力的农村。我的家庭也是异常的和谐，母亲在光华街的店面上自产自销拖把，同时展示着她从罗家学会的江浙厨艺，我的兄弟也在1953年接近年末的时候出生了，一家人在城市里享受着其乐融融的生活宁静，淡泊而平静的生活有让人期望最好时间永远就停留在这个位置的美好愿望。

儿时最想往的到罗家去玩和欢迎罗家兄妹到我家中做客也主要是在这两年，在脑海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一次到罗家去的时候，罗家的哥哥姐姐带我逛四川音乐学院的情况，我见识到“大学”也是从这时这里开始的，当年的场景和状况，加上大约是1956年下半年我到四川大学哲学楼当年川大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场地见到母亲的场景和状况，使我从一开始便对“大学”有一种神圣而高贵的认识，这种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认识，直到1958年9月我进入望江楼小学读书见识了通常意义下的大学才得到改变。那次逛四川音乐学院，看到的学生并不多，当年大学特别是四川音乐学院这样的大学的精英教育可能大学生本身也不多。

游玩参观首先是从钢琴教室开始的，与其说是教室还不如说它是小房间，一栋两层的小楼沿着走廊两边有很多小教室，每个教室中都有一台钢琴，大学生们就在房中练琴，偶然有老师走进教室进行指导，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对我们这种参观游玩者有一种浑然不知的感觉，他们专注于他们的教与学，似乎我们并不存在，当然进楼之前罗家小哥哥小姐姐便教育我不要弄出响声，在走廊上静静的聆听和远远的观看。小提琴教室和钢琴教室就有很大的差异了，虽然它也是不是很大的一间间的，但在每一个教室中不像是钢琴教师中那样一台琴一个学生，每间教室中总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学生在集体演奏，而在小提琴教室这栋楼的周围有不少的大学生在独自拉琴练习。

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在小礼堂，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有好几组乐队在准备演出，既有西洋的管弦乐队，也有中式的民族乐队，罗家小姐姐带着我在这里流涟了许久，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乐队的演奏，听到从舞台上传来的真正由乐器中发出的音乐声。多年之后，在我1960年到1963年读初中的三年中，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成都二十九中的团队专职干部彭老师都会给我一张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的庆祝节日的音乐会入场券，音乐会就是在这个礼堂中进行的，每当此时儿时第一次在这个小礼堂中的情景总会浮现在我的脑际。

那两年宁静淡泊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在罗家被得到充分的展示，我已经描述过罗家那位后来被称作资本家的长者，他肯定是一位知识分子，永远面带微笑的慈祥面孔让人觉得他一定学识渊博，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受过高等教育，他所有的言谈与举止都很难与被称资本家联系起来，因为后来青少年时期在接受教育时被告知资本家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工人，在日常中也经常是待人很刻薄凶神恶刹的。罗家三位小哥哥小姐姐也许是接受了传统的家庭教育吧，待人十分有礼貌，这是我儿时十分想去罗家的主要原因，他们带着我玩耍，在玩耍中给我打开了大学的知识之门。当年罗家人际关系的和谐更表现在他们与家中佣人的关系上，我的母亲应该是当年他们家佣人之女，但几位哥哥姐姐一口一个称我母亲为惠姐，厨房中有一个煮饭的女厨师姓刘，他们也很礼貌的称呼她为刘妈，佣人们和他们处得像一家人似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想我后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思维深处总有一种人皆平等的潜意识，应该说与儿时看到的罗家这种和谐平等友爱的纷围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那两年是我过得很快乐的日子，但这个宁静很快的被打破了，伴随着1955年的来临，城市里边开始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开始喧哗起来，到1956年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拉开了帷幕，我父亲所在的商店也公私合营了，罗家的很多资产应该也是公私合营了吧，最使人不解的是他们一家人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我们家的往来也基本上停止了，好像主要是他们有点躲着我们。更为重要的是我母亲在1956年上半年参加了工作，没有多长的时间她几乎是变了一个人，经常的口头禅是她有组织了，参加工作前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不仅相夫教子做得很好，还能做点自产自销拖帕的手工生意贴补家用，参加工作后她很快的成为了当年所宣传的“半边天”，相信在她的意识深处就是认为自己可以顶半边天。

伴随着1956年的过去，我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出事了，父亲本来还是混得不错的，棉布店公私合营后他曾担任公方经理，有点文化加上爱讲话使他在反右运动中讲了一些当年不该讲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他本身是工人，肯定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最后被定为右倾思想被撤销公方经理职务并在1958年上半年下放到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劳动。母亲参加工作父亲犯了错误使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6年下半年母亲生下我的小妹，因为她参加工作的地方是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于是我三岁的兄弟我刚出生的小妹，便在四川大学托付给一家范姓的炊事员家庭照管，这样我从1956年下半年起，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城中光华街出发到四川大学去看我的母亲和弟妹，这让我再次近距离的看到“大学”。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到1958年上半年，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过得很乏味和无趣，虽说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一次四川大学，但其实并没有看到大学的真正面貌，除了因为是周末星期天去大学生们都没有上课之外，没有人像当年罗家小哥哥小姐姐带着我看四川音乐学院一样有人引导有人讲解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两年中使我兴奋的是每次路过九眼桥时都要去看的船夫拉船过桥和桥头的白竿钓鱼，这两项激动人心的事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多处做过比较详细的描述。到了1958年9月，我转学到了望江路小学，住家也由城中光华街搬到了培根路四川大学十四宿舍，这时才使我开始能够真正的认识大学。

1958年是使人很亢奋的一年，除了有每个单位都在炼钢的小高炉外，更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宣传，那个在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目标虽然是口号但也很使人激动与憧憬。但亢奋是不可能持久的，很快的从1959年的下半年进入到了1960年，物资供应特别是主副食品供应的匮乏使人很明显的感觉到严冬来了，从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大的感受就是吃不饱饭饥肠辘辘，其实当年作为中学生每个月供应的商品粮定量也较高，有32斤平均每天有一斤多，但总是感到随时都很饥饿，主要是当时的副食品供应太少，一个月一斤肉半斤油使人们的肚皮中没有多少“油大”。那几年随着母亲工作地点的变化，我们也由四川大学十四宿舍搬到了三官堂街居住。

好在饥饿的年代过去的也很快，到1963年9月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尽管国家的供应仍然是凭票购买仍然是那些定量，但从其他渠道能够买到的主副食品在改善我们生活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加之进入成都七中再次见到了我在望江路小学就很敬佩的不少小学同学，心情的愉悦使得学习生活似乎又逐渐丰富多彩起来。我已经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比较详细的记叙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在成都七中高中学习的二重性：一方面我们在成都七中非常优秀的教师们的指点下，吮吸着最全面最优质的基础教育精华；另一方面也当年大的政治形势下，接受着这三年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煎熬。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是十年中度过的，应该讲总体是很愉悦和自由的，特别是这个十年中1956年前的那些年，除了儿时晃荡在皇城坝和金河所带来的惬意，更多的是在与罗家的交往中罗家三位小哥哥小姐姐带我认识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具体的，比如他们带我认识和了解了大学，使我在这一辈子与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中，从年幼的时候便开始知晓了大学为何物。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与罗家小哥哥小姐姐们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让我对抽象的世界有了一个朦胧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人皆平等且需自由，当年无论从贫富差距上来讲还是从知识教养上来讲，罗家小哥哥小姐姐与我的差距都很大，但他们那种真诚与热情给我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于人来讲差距不是主要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就是我与罗家小哥哥小姐姐那种平等和相互尊重，以及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自由。到现在迈过古稀之年来回忆这一辈子所行所为的时候，才发现从儿时就开始萌发的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观念，其实支配了我的一生。

童年时代的欢悦还与二十世纪50年代的人际关系有关，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后，也有了各式各样的运动，但在1957年反右之前的各类运动，整人也就是把人作为斗争对象还不明显，各类运动多是以教育为主，就是教育你要改造思想，跟上社会主义的步伐。即便在1957年出现了那种疾风暴雨般的反右斗争运动，有几十万人其中特别是知识分子被作为斗争的对象而被整，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半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进入狂热的1958年后，便有了热烈而激动人心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高产卫星超英赶美大炼钢铁让大家都处于一种亢奋之中，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由于不明事理自然会有一种虽然是盲目的但却真正是来自内心的一种欢愉，直到1960年末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时，人们才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欢愉也就戛然而止了。

尽管总体是愉悦的，但二十世纪50年代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两三年也萌发了一些人生阴影，少年的我观察人生虽然并不深刻，但也感触到了一些，比如从57年反右后，人们似乎不大爱讲话了，准确的说是人们不大爱讲真话了，五七年反右斗争那场运动告诉了人们“祸从口出”，因为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反右斗争拉开帷幕之前，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讲了很多似乎当时不应该讲的话，被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成了右派分子，好像一切都是因为爱讲话引发的，所以告诫了后人少讲话不要讲真话。

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因为爱讲话被划为了右倾思想被下放劳动，母亲因为参加了工作就认为自己有组织有依靠了，对家庭不是很关心了，这些变化使我的家庭有些支零破碎的状况，人不多就五个人，但却分在四处少有团聚。好在我于1958年9月转学到了望江楼小学，并搬到了四川大学员工十四宿舍住家，新的学校中结识了一批家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的同学，其中有不少是这些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与他们在一起方方面面都有所升华。特别是搬到四川大学居住后，才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了大学，这种接触和了解使我在后来的一辈子中都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50年代后半叶特别是那场反右斗争运动带给国人的心理阴暗面其实是很严重的，它很深很深的影响了国人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好像都带起了一个面罩不大容易看得清楚对方了。在我的少年心理中，最使人不解和遗憾的是，自从公私合营开始之后，罗家包括三位小哥哥小姐姐与我们的关系就开始疏远起来，其实主要是他们在躲着我们，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再就是后来搬到四川大学居住后，见到了不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原来是很被人尊敬的专家学者，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人民公敌般的狗屎堆，而更使人遗憾的是似乎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坏人，其中有不少人在当年那个政治环境下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就是这样。

让人百感交集的50年代走完后，迎来的是吃不饱肚子的三年困难时期。尽管是饥肠轱辘的三年，毕竟是生活在城市，中学生定量偏高的商品粮保障，加上相当能干的母亲时不时能弄点回来的“油大”，辅以瓜菜包括南瓜花的充填，肚子还能勉强填饱。而这三年其他方面相对就比较好了，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的三年，学业优秀同时结识了一批也很优秀的同学，家里边也逐步恢复正常，父亲结束了在青白江成都钢铁厂的劳动改造，回到了成都在国营的贸易公司正常工作，母亲所在的消费合作社也成了国营的百货公司，更为重要的是母亲结束了“半边天”的奋斗，逐渐回归家庭。

在成都二十九中上初中的三年，三年中每年的六月一日，我都是在四川音乐学院度过的，是在那里观看一年一度的庆祝六一儿童节音乐会，可能算是一种工作表扬或者奖励吧，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团队干部彭老师都要给我一张去四川音乐学院听音乐的入场券，让我去享受少年时代的音乐乐趣。我这个人自己对音乐完全不行，既不会唱歌更不会玩乐器，但对欣赏音乐却情有独钟，也许是儿时受罗家小姐姐带我去四川音乐学院看大学生练琴的影响，所以对音乐特别喜欢，当然是喜欢听音乐。其实说到音乐包括歌曲，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大环境中，特别的表现出了它的时代的烙印，每个特殊的年代都有好像能特别表现它的音乐或者歌曲，现在退休了年老了，每当听到那些音乐，脑际中就会出现当年不同年代的情景，甚至会浮想联翩的回忆起当年的彼人彼事。

困难年代的三年是人际关系很平静的三年，尽管其间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估计大家都是机场轱辘的，也提不起精神来整人，大家全力以赴的是尽量填饱肚子。当年稍有点条件的家庭，都会种瓜种菜，其中种南瓜是最普遍的，相比其他蔬菜瓜果，好像南瓜是最为实在的，对于充填肚子的功效最为明显，因为种南瓜的人多，而且不太择地方，任何一个边角上都可以，这样当年我从成都三官堂涉水过了锦江在穿过四川大学到成都二十九中时，沿途有遍地的南瓜，开花结果季节我会沿路采摘雄的南瓜花，回家把它撕碎后洗干净，放点油盐炒一下加水煮成汤，再加入面粉揉成的面块，一个南瓜花烩面便做成了，不仅充饥那味道嘛就不摆了。

困难的三年似乎过得也很快，很快的进入了1963年，因为一些政策的纠偏，比如在七千人大会后对农村农民也就是人民公社社员自留地的栽种和家庭副业的管辖有所放松，集市贸易也允许交易，各种各样的主副食品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仅管很贵但只要有钱还是能买到一些了，大家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我也在那一年的9月考入了成都七中读高中。

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对我来讲也就是告别了少年进入了青年，读高中的三年中感觉在思想上有很多变化，而其中最明显的是幼年和少年时代所萌生的那种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思想有所发展和发挥，具体表现为既不想被人管，也不想去管别人，更不希望人们之间有更多的相互约束，期望着大家都有一种平等自由的生活环境。我的这种希望自由自在不被约束想法，在成都七中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得到了支持乃至纵容，因为各科的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所以各科的先生们对我的管束也就是具体的学习要求不多，更多的是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教诲主要是思维的指导，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我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实际上是达到了一种自我自由的境界，这对于我在后来几十年中做出很多重要的人生选择十分重要，所以确实要很感谢当年那些科任老师们。

高中的三年也是1963年到1966年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刼的酝酿期，在这三年中是逐步受到了一种左的思潮的教育与熏陶。从1963年底开始明确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被教育中，国人的思想被极大的教化和驯服，我自然也毫不例外的身在其中，具体的表现是思维越来越偏激左倾，凡事都不由自主的朝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方向上去想，所以当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到来时，便毫不犹豫的带着满腔的左倾思潮投入了进去。

成都七中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是过得十分充实愉快的，除了吮吸到最好的基础教育学科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德高望众的先生们身体力行的引导下，掌握到了不少在学科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自学的能力和逻辑思维方法等等。而更为深入心底的是对自由的领略与期盼，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也许是先生们纵容般的默许，我充分体验到了自由的做人做事的乐趣，更是乐在其中的在知识海洋中自由游弋，这个享受的过程让我认识到，只有自由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果实，青年时期的这一认识事实上确立了我这一生中在人生机遇选择上总是把自由放在首位，而事实上我所走过来的一辈子中，也确实实现了方方面面的相对自由。

其实，也正是有了这种相对的自由，我才能在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有一定的所得，我自己很清楚明白，如果没有这种相对的自由，而是被过分的约束和束缚，过分的在他人和他方的管辖之下，所有的这些都是不能取得的。能有这些相对的自由，除了自我的观念就是很追求自由外，也得益于我选择了一个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职业，那就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当然，为了追求和得到这种相对的自由，我也用我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努力，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这种机关工作，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以及机关工作作风的要求，应该说管理和约束还是比较多比较严的，但我用超乎常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结果，使人们乃至整个组织都认为对我的管理和约朿是多余的，从而获得了相对的工作自由。

时间很快的进入1965年下半年，这是我们高中三年的最后一年，我们将要参加1966年的高考，去圆各自的大学梦。也就是从1965年的下半年起，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孕育了好几年的斗争风潮，开始紧锣密鼓的明面化了，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一场斗争和运动的序幕，半年多的时间中各种各样批判文艺界教育界等文化领域的斗争相继掀开，庞大的舆论宣传告诉所有的人，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文艺文化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对这种宣传和引导，我与多数国人一样都是深信不疑的，一直坚定的认为应该对这种道路和路线进行深刻批判。

当年我对这种宣传和引导因为一个偶然的特殊原因是特别关注的，因而对它的过程和内容也就特别了解。这个偶然的特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在学习学科知识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多数人都没有的奇怪的习惯，就是我在看书做习题特别是做数学题目的时候，不喜欢安静而喜欢喧哗，我喜欢听着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和报道，一边听一边看书做习题，恰恰是更多的时候完成题目的灵感会在这种喧闹的环境中突然出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已经临近高考，但我在学习中恰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家中正好当时新购置了一台效果比较好的电子管收音机，我对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播放的关于文化领域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各种内容，在学习功课的时候却又听得很仔细，这使我深深的接受了当时宣传和引导的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领域工作的观念，陷入了一种十分左倾的情绪之中。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中，我成了一个矛盾体，思维和行为几乎不在一个轨道上。一方面因为我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在1965高考题目特别是数学高考题目特别难的背景下，各科科任老师的先生们都在鼓励和嘱托我一定要考出一个好成绩，他们说高考题目越难对优等生是个优势，我自我也在期冀挑战的情绪中感觉在各科学习上达到了一种自由的境界，这种自由的境界一定会出好成绩的。另一方面，在接受了对建国十七年来文化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没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宣传和引导下，产生了一种自我疑问自我怀疑，我时不时发自内心的问自己，你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吗？其实在这半年中，由于受到的宣传和引导很深，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的感到会有大事要发生，曾经朦朦胧胧的怀疑过1966年的高考能否如期举行，当然这种冥冥而生的念头是一闪而过的。

真没有想到这种一闪而过的念头，在1966年6月我们即将面临高考的时候一语成谶，由1966年“五·一六通知”掀起并在6月1日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揭开序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们的大学梦，这场浩劫让我和我的同辈人在十多年后己经“三十而立”时才跨入大学门。说实在话对当年停止高考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一切都在顺理成章之中：既然已经说到了十七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主导，停止这一路线的高考这个环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而对于已经轰轰烈烈掀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似乎有些躁动，一方面头脑中已经被当时的很多宣传和引导所主宰了，已经认定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需要我们去批判，需要我们去树立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方面，青少年时间代所形成的对自由的响住和追求，在当年那个合适的氛围中得到了岐形发挥，自由演变成了无政府主义。

躁动和进入角色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因素，那就是我对文字的喜好，特别是对鲁迅和毛泽东文笔的一种欣赏。当年在成都七中我的数理化特别是数学学业优秀，这是很多先生和同学们都予以认同的，但我个人对文字的喜好却鲜为人知，其实在进入高二下学期和高三后，我对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严格的说这种兴趣不是对文章的内容，而是对鲁迅和毛泽东文章的文笔。对鲁迅文字的喜好有很大一部分来至于我们的语文老师白敦仁先生，他在给我们讲授语文时，很提倡我们去背诵大家的佳作，比如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大块头长文。先生都要求我们去背诵，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短文便更不在话下了。至于对毛泽东文字的崇拜，那是从当年提倡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始的，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别了，司徒雷登》这些文章，让喜欢文字的我百读不厌。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相当多的文章文笔都颇有这些味道使人躁动。

从1966年6月开始到1968年底，有一段被称作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红卫兵运动几乎成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红卫兵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作其发生发展落寂结束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那一代青年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间，他们被作为冲锋陷阵的先锋完成了该完成的事，发挥了该发挥的作用并且发挥到极致，然后走向自己应该去到的归宿。

严格的红卫兵运动时间应该从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算起，到1968年7月27日领袖指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大专院校为止，实际的红卫兵运动向前应该追溯到1966年6月1日全国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开始，向后应该推移至1968年底1969年初全国中学生响应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为止。我作为当年一个高66级的高中学生，比较深度的参与这场红卫兵运动，运动的洗礼使我脱胎换骨，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人生与社会，对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由来和发展，还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

其实红卫兵运动无论对外的作用还是内部的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最早的活动可以追溯的1966年6月初，在那个时间各个学校没有正式的红卫兵组织，但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一些中学，都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运动，它大体从1966年6月初开始，到1966年8月18日领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学生运动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先是一种初期的盲动，学生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指向了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们视为牛鬼蛇神来横扫。很快就有学生中的先知先觉者意识到这种盲动的问题，他们率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个学校的党委领导。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同学们的冲击下，各校党委退出了舞台，粉墨登场的是上级派来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这种不适应运动发展的工作组又很快的被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批评，发生了驱赶工作组出学校运动，学生们的这一系列活动都发生在1906年6月。驱赶工作组的活动被视为是取消党的领导，各个学校的身体力行者被视为右派学生反党而被清查理抹，直到8月上旬公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才得以解脱。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运动便轰轰烈烈的发生了。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实际上是保守派红卫兵，他们应该是各地党委组织成立的，他们成立后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破四旧，其中也包括抄牛鬼学生的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指引下，前一个多月受到压制乃至迫害的有着先知先觉的学生组织了造反派红卫兵，这支队伍很快的走向了社会，向工人和市民宣传“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发动他们造各地权利者的反。这两只红卫兵队伍走的完全是相反的道，保守派红卫兵在极力的宣传了和身体力行了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英雄儿混蛋”并因此走上疯狂的巅峰后便迅速的土崩瓦解，而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壮大，最后与造反派工人阶级和市民组织一起从1967年1月开始成功的进行了一月风暴夺权，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个壮大和夺权的过程中，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工人阶级组织因为观点的不同分成了两大派。两大派的争斗持续了将近两年，其间也有保守派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背景下的反扑，以及1968年春的“右倾翻案风”，当然争斗的形式也大大升级由文斗变成了武斗也就是枪炮相加。领袖本以为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成功资产阶级司令部瓦解后，运动会逐渐平静下来社会逐渐趋于安定，但事与愿违“树欲静而风不止”，红卫兵门因为自视其高认为自己就是天之骄子，于是让他们清醒过来的方法就是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大中学校校园，让红卫兵们认识到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是，伴随着中学红卫兵的上山下乡和大学红卫兵的毕业分配，红卫兵运动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也就寿终正寝了。

作为四川省最优秀的中学成都七中红卫兵运动，走过了全国模式的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特别是1966年6月到8月的运动初期三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极其偏激情绪实际上是左倾思潮的我，在这个阶段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66年6月1日停课闹革命后，已经隐隐感到高考无望的我似乎并无太大的遗憾，和当时众多的同学一起满腔热忱的投入了这场运动，在经历了把老师们视为牛鬼蛇神的疯狂的一个星期后，我和一些同学们认为事情有点不对劲了，这么多当年对我们谆谆教诲的老师都是牛鬼蛇神吗？都该被批判斗争吗？同学中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当作学长后来成为多年好友的刘仁清，在那段时间中我们频繁的交流着感受、认识和意见，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并且有了应该表示一下这种观点的愿望。大约是在1966年6月10日左右，我在与刘仁清同学交换意见后，执笔写下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大字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时领导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党支部，观点有二：一是这么多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抛出来批斗是“弃兵保帅”；二是批判成都七中党支部多年来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第二个观点显然是很浮躁的，表现出我以及我的同学们偏激乃至左倾的情绪，且不说成都七中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至少我们提出这一个结论的论据是不充分的，我们以自己的先知先觉进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怀疑一切”的理念与行为让青年人的偏激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篇大字报引发了成都七中将近十天的学生大辩论，同学们也因此分成了支持还是反对的两派。当同学们的辩论还在进行中时，情况却在悄然发生变化，成都七中党支部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位置上退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似乎比较支持我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成都七中掌权派的观点。一直处在运动最前沿的我们，似乎也是那种先知先觉让我们觉得这个工作组是运动深入发展的绊脚石，我和刘仁清等一批同学更加关注工作组的动向，不满意的情绪在滋长，最后演变成为想赶走工作组想要自己领导自己的愿望与行动。

就我个人来讲，当时这种愿望和行动应当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当时的舆论大环境已经出现了让革命小将在运动中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领导自己的导向，而这最符合我一直期望的不想被人管也不想管别人的潜意识，所以要冲破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对自我约束的欲望一直主宰着我的思维和行动，于是我很自然的成为了驱赶工作组中坚的积极分子。1966年6月24日下午市委宣传部的肖继仁部长来到成都七中指导文化大革命，我率领几十个同学与他和他的干部队伍展开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否需要留在成都七中”讨论。讨论很热烈也很激烈，双方谁也说不服对方，讨论的时间持续很长有五六个小时，在这五六个小时之中，我多次离开讨论现场与后来闻讯赶来的刘仁清同学分析讨论现场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结果，最后在6月25日凌晨的时候，按照我与刘仁清同学分析中预期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同肖菊仁部长一行结束了讨论，请他们把同学们的要求回市委去研究，作为讨论会主角的我自然成为肖菊仁部长的关注对象，为日后差一点被划为右派学生“取消党的领导”埋下祸根。

那一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讨论也充分表现了我注重自我追求自由的倾向，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讨论在学生这一方是以我为主角的，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很广泛，这么个意义上来讲也很有意思，如果不是这样平心静气的广泛的有意思的讨论，仅就中心问题“工作组要不要撤出成都七中”进行讨论，那么长达五六个小时的会议就肯定是我们学生对市委领导的一种纠缠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当天的讨论中肖菊仁部长对我的发言很感兴趣，他事实上是在与我们讨论如果工作组撤走了你们怎么办？正是他的这种兴趣才是会议进行了五六个小时。而我在当天的主题发言中，充分的发挥了我希望同学们自主管理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潜意识中的“追求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肖菊仁部长问到我，如果工作组撤走了你们怎么办时，我居然在会议上给他也是给同学们提出了一个让同学们自主管理自己领导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自主管理宗旨、它的组织架构、管理实施细则、甚至还有监督程序与机构，我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对所渴望的自主与自由有了充分的想象和思维。因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之前没有能够与同学们交流，是自己的一种思考和思维，当我在会议上提出这些主张时，不仅肖菊仁部长饶有兴趣的与我讨论，听到具体讨论内容之后的同学们也越来越多，由最初的二、三十个同学因为有络绎不断的加入的同学最后达到了七、八十人，一间教室挤不了，门外的走廊上也站满了同学。我想那一次应该是我的“追求自由”欲望萌芽得到了一次最大的发挥吧，当然后来这也给我带来更麻烦的问题，当指责我们是“取消党的领导”时，被有关方面和对立面加上了有纲领有组织的形容词，如果后来真成了右派学生，这个罪名应该是不轻的，好在在大的方面刘仁清同学替我分担了相当的东西，事后有人说这种细节许仁忠是弄不出来的，他应该是在刘仁清的授意和指引下在前台扮演冲锋的角色。

我确实一直都不明白那天晚上肖菊仁部长是出自于哪种思想和心态和我们对话长达五六个小时，我这边自有我这边的状况，一方面有要求把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的具体诉求，同时也让我的“追求自由”思维可以像脱疆的野马一样奔驰一下。他是为了什么呀？作为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是可以不理睬我们的，至少不会和我们讨论五六个小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了我多年。世界确实也很小，多年之后当我已经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肖菊仁部长的女儿居然成了我的同事，而他的女婿又是我小学和初中同学的兄弟也是我高中不同年级的校友，应该说相互关系很熟悉也很密切，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那个疑问仍然在我脑海中，我当时是很想通过这种熟悉密切的关系，与当时已经退休了的肖部长建立一种联系，共同回味一下当年是什么因缘让我们能对话五六个小时，当然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最终并没有实现。

6月24日之后，形势之急转直下变化很快。宏观上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学生的方针，微观上6.24会议后我们与肖菊仁部长的对话被定性为“取消党的领导”，铺天盖地的舆论向我们袭来，整个6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将近四十天中，我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直在台前十分活跃的我，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压力更大，一直到8月中旬开始，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我们才得以解脱。

十六条给予了早期的敢于革命造反的学生极大的肯定与支持，它提到了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小将成了勇敢的闯将，提到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还提倡让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为有上级的指示，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迅速的退出了领导地位，退出之前他们按照惯有的方法组织了一些同学建立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领导自己的一个机构，仿佛记得叫什么筹委会之类的。比较搞笑的是，这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所谓筹委会，所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所建立的管理机构，几乎是6月24日我们与肖菊仁部长对话时，我当时侃侃而谈让工作组撤出去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讲话的翻版与重现，而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十天中，我的发言中的这些意见被认为是有纲领有组织的“取消党的领导”，让人感到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也。

因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已经事实上退出了学校的领导，而我们又有要求明确6月份发生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6.24赶走工作组是否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诉求，经过几天的联络和准备，8月18号下午开始在成都七中行政楼三楼阅览室召开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的一方是以我们四个在第一份大字报上签名同学为代表的学生，另一方是以筹委会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辩论会的规模较大，能容纳200多人的三楼阅览室挤满了人座无虚席。这应该是1966年6月1日停课闹革命以来规模极大的一次辩论会，也开创了成都七中大规模辩论会的先例，尽管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文斗阶段中，类似的辩论会很多，但这场辩论会因为众望所嘱引发了成都七中同学们的高度关心。

在这场辩论会上，刘仁清同学出场了并成为我们这一方的首辩，展示到了他作为学生领袖的风采。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学校无论哪一个层面都在传言我与刘仁清的关系，不少的说法都认为我的很多所作所为都是刘仁清在背后，甚至把他视为是一切事件的主谋，这种观点既不正确也不客观，曲解了我和刘仁清的正常关系。我与刘仁清应当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都有的见解的一致使我们惺惺相惜，共同的话题和语境使我们能长时间的交流和畅谈。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讲，无论是从思维还是表达上，我都十分敬佩和敬重刘仁清同学，他的能力和见解经常让我折服，但如果说前四十天的活动我是台前他是幕后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没有台前幕后的问题，只是一些事件的偶然和巧合而已，比如第一份大字报由我执笔并制定，大字报的框架出自于我但内容确是头天下午我与刘仁清充分交流的结果，只是我身边有一批像吴伯贤周光熔一样的同学能连夜制作而已。又如6.24会议，也不是刘仁清要刻意的避开，因为会议一开始就是我在挑头，他得到消息赶来时讨论已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和深度，作为一种配合上的默契他就一直在教室外静观事态的发展。

辩论会应该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形式，但想要在辩论会上得到一致的结果显然是不可能的，观点对立的两拨同学思维的基点和理念不同，各自又掌握和依据自己看到的那部分事实，确实是很难得出该有的结果的。当年的那个情况就像现在的微信群一样，各自的观点不同就各为一群，观点不同在一个群中多数都是不长久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分开各自建群，宁可“鸡犬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当年在三楼阅览室的那层大辩论，虽持续有七八个小时，但双方各执一辞难有一致，唯一能让人满意的是同学们的风采在辩论会上得到了展示，因为那一天领袖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在有同学带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广博了这个消息后，辩论会在一遍共同的欢呼声中得虽没有结果但也正常的结束。

应该说刘仁清在辩论会上展示了他与身俱来的思维和口才的风采，思路清晰的他以其特有的雄才大辩。得到同学们的喝釆。我在辩论会上发言不是很多，但也有有趣和出彩之处，比如在谈及自己管理自己时，我问筹委会的同学：当初6.24我们提出那些自己管理自己的宗旨机构方法时被你们认为是“取消党的领导”，但现在你们筹委会的机构和工作方法，不就是当初我们提出的那一套吗？你们这个又该算出什么呢？一问既出惹得在场同学包括支持筹委会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让筹委会的负责同学十分尴尬难以自言。

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因为北京的红卫兵南下串联，使得成都的红卫兵运动伴随着北京红卫兵带来的理念和思维，朝着各自不同的路径上迈进，其中有一副由北京保守派红卫兵带来的血统论对联，在成都各个中学掀起了一场腥风黑浪。这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与8月下旬各个中学组建的官办红卫兵一拍即合，挑动和激发出同样也是保守派红卫兵们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激情，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拳脚和皮带鞭子相加，给各个中学带来了一片黑色恐怖。我因为情况比较特殊，在8月18号三楼阅览室大辩论后便离开了成都七中融入了社会的红卫兵运动，没有能够经历和看见后来听其他同学讲起的那种令人难以想象到的情况。

说起避开了那场疯狂的血统论阶级路线大辩论，其实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避开了另外一件也是几乎人人都要参与的事情，那就是到1968年下半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活动，说来也令人难以相信，我居然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没有被卷入这场荒唐的活动，我是一次忠字舞都没有跳过。回想起这两个几乎是中学生们都参与了的活动我居然都避开了，说是一种偶然因素其实也并不偶然，它与我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想往和追求自由相关，因为追求自我的自由，所谓的偶然因素也就必然出现了。

第一次避开了血统论的阶级路线辩论，是我在8月18号三楼阅览室大辩论后，便迅速的离开了成都七中同学们的群体，跑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一批大学生一起，走上了街头动员工人和市民“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内心深处是认为与其在学校中无休无止的去争论我们在6月份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让那些事实上已经过去的细节问题来束缚自己，还不如放开些让自己主动些自由些去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 而当时社会的整体状况中能够吸引我的就是和大学中的那些大哥哥们一起走上街头，面对当时还很保守的在进行工人斗学生的市民们进行“怀疑一切，造反有理”的宣传和鼓动，在那样的活动中自我要愉悦些，这种愉悦是由个人的身心得到了一种自由和开放带来的。

至于第二次逃脱了跳忠字舞，更是一次追求自由的必然。1968年下半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便要求学生们复课闹革命，老师们已经几年没有教书了，有什么课可以复呢。而对那些文化程度本身不高的工宣队中的工人们，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不屑，更不愿意在他们的管理下进行日常活动，于是我和刘仁清以及其他的一批同学一起，无端的找了一些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的理由，各自脱离了正在复课闹革命和跳忠字舞的班级，聚集成一个怪异的小团体在那些找出来的理由下与工宣队纠缠，其实也就是发泄一下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宣队的工人们让他们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不满，也正好可以让自己不受约束和管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这个希望自由自在的行为，正好使我们当然也包括我躲避开了跳忠字舞。

1966年最后几个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发展很快，保守的由官方组织的红卫兵组织很迅速的土崩瓦解，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如雨后笋一般应运而生。在成都七中官办的6234红卫兵和筹委会瓦解后，成立了很多造反派组织，其中成都七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成立的较早规模也较大的一个。也是因为我的那种独行独往的自由主义倾向，让我在参与和组建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上有了些困惑，因为多种原因主要是我在十月上旬才从北京返回成都，我和刘仁清等几位在运动初期有着写第一张大字报及驱赶工作组造反行为老造反派，组建的红卫兵组织取名为《东方红公社》，它不仅组建得较晚，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主要是运动初期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一些同学。这个时候在我个人的思维和意念中，那种不愿意被人管也不愿意管人的所谓自由倾向，给我在参与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中带来了很多困惑，因此也让我在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上有了麻烦。

那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式，都是以众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要么你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要么你就是游兵散勇。如果我能以某个造反派组织的普通成员出现，对我也许是个好事，因为这样既可以不用去组织他人，受他人的管束也会放松些，但我那些背负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光环使我不可能是一个普通成员，众望所瞩下大家都以为我应该有比较好的作为，这给我带来的不是愉悦而是困惑。于是我开始躲避，与学校中的造反派组织若即若离，正好九、十月份混得很熟的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们正在组建红卫兵成都部队，于是我就干脆又去和这些大学生大哥哥们厮混在一起去了，投入了组建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工作中去。

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立不久就面临着内部分歧的扩大，最终导至四川大学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独立了出去，形成了一个“川大八·二六”派。我回到成都七中后，我和刘仁清等同学组建的《东方红公社》规模依然不大人数仍然很少，而这时成都七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兵团发展很快，在造反派红卫兵两派的纷争中，这个后来被称为“七毛” 的红卫兵组织中多数同学倾向“八·二六”观点，运动的深入发展中有人提出了“七毛”与“东方红公社”合并的建议，这个取双方所长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当刘仁清来与我交换意见时，我没有表示更多的看法，因为在我的意识深处，合并了人就更多了事也会更多，在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中很难有不为人管或不去管人情况存在，所以我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其实意识深处是觉得这好像与我关系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时候我不愿意被任何形式的“组织”所约束和捆绑的理念和认识得到了提升。

两派观点的分歧再加剧，最终在各个单位都形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川大826对立两派的群众组织，在成都七中“七毛”也很自然的成为了826派的组织，这种情况让我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我是被同学们公认为是成都七中老造反派的，但最终我赞同的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而当时的成都七中还没有正式成立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组织，于是我成了“七毛”中持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特殊人，好在当时刘仁清已经成了事实上的“七毛”负责人，我与他的友谊使得我这种特殊身份在“七毛”中也不好有人大动干戈的提出异议。

那段时间中作为持红成观点的“七毛”成员其实也不大好相处，毕竟持有的观点是相悖的，于是我又再次回到成都电信工程学院与那批大学生一起活动，当时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驻扎在四川省文联天天和826派争夺《四川日报》与《成都晚报》的发行。一月风暴夺权后川大826派走上了抓军内一小撮的路子，刘仁清也和一大批“七毛”的同学进驻到成都军区绝食静坐。很快“二月逆流”来了，在四川更形象的被称为“二月镇反”，军队出面抓反革命使得运动突然十分冷清，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单位，而部队也逐个单位进行清理，清理成都七中的是隔壁空军指挥部的7237部队，被清理的对象当然是“七毛”，要清理清楚的事件是到成都军区绝食静坐。

我这时也回到了学校，当然也很自然的作为“七毛”的成员和大家在一起。因为我的老造反派身份以及持有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使我当时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其实我并不是“七毛”负责人，但每次7237部队来了解放军官兵时，出面应付的却是我。记得当时常来的是空军指挥部一位姓李的参谋，初次与他见面时我就表明了我的身份，刻意的强调了我是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并且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现在“七毛”是由我在管理，有什么事请他多与我联系交流，这使得他在后来的一个多月中与我的沟通交流十分通畅，结果也很理想，事实上“七毛”并没有受到更多的清理，我们只是向部队官兵提供了在成都军区静坐绝食的情况和过程。当年其他一些单位826派的被清理是比较严重的，不少单位和学校826派组织被部队收缴了所有的运动材料和工具，比如旗帜和宣传器材等，而“七毛”的这些物资基本上被保存下来了。

我在这一次代表“七毛”应对部队官兵的活动，第一次有了没有任何实际的职务但却能负责处理很多事情的体验，应该说这个过程是使人很愉悦的，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我认识和体会到其实不必披着某种外衣比如“领导”或“负责人”才能完成某件事情，你完全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看起来似乎不担干系的身份，去完成和处理好一件其实十分重要的事情。体验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要取得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在你身边的各种人物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使得各方面甚至是对立的方面都认同你处置事物的方法和结果。当年的情况就是如此，7237部队的官兵相信通过与我的交流沟通就能解决他们希望解决的“七毛”的问题，而“七毛”中的其他同学也相信我能够对付好7237部队，有了这种信任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其实能出现这种比较特殊的局面，我最终是把它归结于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我的自由观念是导致我能够在这种特殊局面中成为特殊人物的关键。其实在“七毛”作为持有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成员就表现出我的相当的自由主义倾向，刘仁清赞同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并身体力行的带着一批“七毛”成员进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是专门来和我交流过意见的，于情于理无论是作为他的朋友还是“七毛”的成员，我都应该支持他，但最终我坚持自己的自由度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成都军区，这为后来与7237部队的周旋提供了很大的余地，如果当时没有那种对自我也就是自由的坚持也许我也就去了成都军区即便是不很情愿。后来再与7237部队官兵的多次交流中，我其实是很有底气的，不是仅仅因为是我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这种底气更深入的是来源于我的自由身，我其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人，你能奈我其何？

另外就是在那段时间中与部队打交道处理一些事务，居然很莫名其妙的时不时有一些激情和快感，若干年后当我在工作中经常比较喜欢去做有挑战性和有激情的事时，我才悟出这是当年年轻的时候有些过往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感悟。事实上刚接触这件事情时，情况还是比较严峻和复杂的，部队官兵是带着“镇压反革命”的理念和任务来的，当时的局面是“七毛”中只有我的情况比较超脱，迎上前去面对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味道。

与7237部队官兵接触后，感到沟通和交流很有必要，其中也有不少的方法和技巧，比如我很坦然不回避问题所在，告知他们想了解的事情我们确实做了，但应该是一个认识问题，最多是一个错误，也就是把地方上揪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事扩展到军队中去了，我与那个李参谍交流比较深，摆谈中我给他讲到了半年多前成都七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也曾经经历过被当成右派学生被指责“取消党的领导”，作为刚刚成年的中学生，我们确实是在运动中学会运动游泳中学会游泳，有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了就好，沟通中我觉得李参谋还是逐步理解我们了，这使后来的相互关系和问题的处理对我们双方来讲都不是那么特别棘手了，而我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以及实际出的结果中，感受到了一些去面对去处理一些比较难办的事情给个人带来的某种挑战性激情。

形势的发展确实是变幻莫测的，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社论，事实上宣布了“二月逆流”被粉碎，四川的“二月镇反”当然也很快的烟消云散。第二天成都市826派的中学红卫兵们举行了一次环城大游戏，因为几乎所有的826派红卫兵在“二月镇反”都被清理收缴了宣传器材，所以只有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七毛”队伍才有旗帜和锣鼓，而在队伍最前面击鼓者竟然是我这个持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人员。当然也正是随着形势的好转，在“七毛”内部也有人对我仍然在代表“七毛”处理外部事务提出异议，认为这不太合适，我自己当然也很自觉的退出了好像已经不太需要我的这个位置。

好在当时虽然造反派开始翻身了，但军方支持的产业军保守派势力仍然很大，所以造反派的两派纷争在强敌面前几乎没有表露出来，于是我与刘仁清商量由我带“七毛”的几个人到市中区百货大楼顶楼面向广场的位置建一个广播站，这实际上是在产业军控制的市中区插上一把刀，能在这个最好位置建立造反派的广播站，得力于我的好友陈大沛同学，他的哥哥就在百货大楼旁边的五金公司工作，建广播站的广播器材也是由他哥哥所在的五金公司提供的。我们一行五六个人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这个广播站搞得风生水起，每天广播站下边的广场上或坐或站挤满了人聆听我们的广播，特别是每天几个重要时间点的“北京来电”广播，这个广播中传达了北京粉碎“二月逆流”的进展消息。像通了产业军心窝子里面一刀一样，我们这个广播站受到产业军的记恨两次被抢，好在那个时候文斗的氛围很强，产业军也只抢广播器材而对人没有伤害，而器材被抢走马上就有广场上的热心听众给我们送来予以补充。

我在这个广播站里工作的很愉悦，也有关系很密切的同学和朋友来询问我往后有什么打算？其实他们知道随着造反派形势的好转，“七毛”内部有了一些权力纷争的迹象，而成都七中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分支机构也在紧锣密鼓准备之中，他们问我许胖子你就打算在这里这样弄下去而不去关心一下这些事吗？其实他们不知道，从我的内心来讲我在这个广播站工作得很愉快，没有人来管也不需要我去管太多的人，这正好符合我追求人性自由的天性，真的是乐在其中，甚至有一种“乐不思蜀”的自我满足。

在百货大楼广播站一个多月的工作中，我再一次体会和感悟的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乐趣和愉悦。我们广播站的人不多，就那么五六个人，一位技术很好的初中同学负责管理和维护广播器材，其他的人都各司其职，大家都明白自己该在什么时间上广播，以及广播什么内容，无需有人去进行专门的安排与指点，而我自己的工作是在每天上午10:00~12:00晚上6:00~8:00去播送“北京来电”。应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得到的“北京来电”播出去就行了，在一条消息播送时我都会插入一些恰如其分的语言，这些语言恰如其分的渲染和扩大了播送的来自北京的消息的影响，面对楼下广场上数以千计的人群，看到他们在静静的收听我的广播，我充分的感受到了做一件自己所喜欢的事情的乐趣和愉悦。

其实像这样去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对我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前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有不少让我体会和感悟到做自己所喜欢事情的充实和满足。比如撰写和制作成都七中第一张把矛头指向掌权者的大字报，等我头天下午和刘仁清交换完意见后，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经常在一起聚的家在川大工学院的几位同学，大家分工有序各司其职用了几个小时制作出了二十几页的大字报，作为文稿的撰写人，虽然很紧张很辛苦但却充分领略到了完成这桩我所喜欢的事情的乐趣。又如6.24与肖菊仁部长的对话中，虽然在场的同学由最初的二、三十人到最后的六、七十人，但会场讨论的氛围却很好，至少当时肖菊仁部长在与我们的交流中感觉不错，不然以他那样一级的官员不会和我们这群小年青讨论了五六个小时，作为对话的主角，我也是感悟到了完成一件自己所喜欢事情内心的自信和自觉。

虽然是乐在其中但也不是久呆之地，在132厂“5.7”产业军开枪之前，造反派的两大派都放下了相互的分歧比较默契的共同对外，所以百货大楼这个广播站本质上还谈不上造反派内部的派别，我在其中工作的十分顺利和自由。“5.7”之后，产业军迅速的土崩瓦解，造反派中两派的分歧与纷争在共同的大敌瞬间不存在的情况下又战火重启，这个广播站毕竟是826派的“七毛”的，好像我这个红成派观点的人在里边工作也不是很合适，而“七毛”中也确实有人对我主持百货大楼这个影响力很大的广播站提出异议，为了不使刘仁清等朋友为难，我主动的提出离开这个广播站，尽管刘仁清专程从成都七中赶到百货大楼来挽留我，但我还是坦然的与其他几位在这个广播站工作了一个多月的几位同学离开了。

离开之后又做什么呢？尽管在这之前当初作为成都七中老造反派红卫兵四个代表人物之一的龙向东，以及其他几位关系特别好的成都七中红成派校友都来向我邀约一起去筹建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但因为这时我心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困惑需要静心思考，同时对重回那种被人管和去管人的有可能放弃自我自由有些抗拒，加之对那种毫无意义的两派纷争实在没有兴趣，于是我婉言的拒绝了这些邀请，抽身跳出运动的漩涡，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静心思索一些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谓的困惑也仅仅是一些疑点而已，主要是对运动的形势在两三个月中这种反反复复的左右摇摆感到有些不明就理，或者说是潜意识深处不大愿意糊糊涂涂的做事，希望尽量做一个明白人。而在这一个思考的过程中，我的那种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认识与理念很强烈很清晰的有所提升，个人那种不愿意别人管也不愿意管别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清晰的成为了行动与行为指南，而其中比较标配的表现是强调要尽力做自己喜欢做有乐趣的事，而不要勉强自己因为外部环境的干涉与诱惑来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做那些自己心里面其实并不想做的事。这个阶段的这种思考后来对我这一生在处理若干事情和问题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也为我这一生能在方方面面取得相对自我比较满意和充实的成就起到了更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派的分歧在日趋扩大，争斗也更加剧烈，这一切都使我很烦躁，我始终认为这种兄弟之争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更多的人热衷于此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接下来的日子主要是受蔡文彬的委托，与同班的刘传玉同学一起奔赴北京，与在北京航空学院的另一位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大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驻京联络站，主要任务是了解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和趋势。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劝阻在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不要提出“打到刘结庭打到张西挺”口号，甚至在两地电话沟通无效的情况下，派我回成都当面向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汇报，但最终也无济于事。之后我在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工作了一个月左右，主要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到将军衙门的省委组织部打电话与全川的红成派进行联络，这项工作因为后来有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同学到总部去反映我曾经在“二月镇反”中和之后支持过826派，为避嫌当然也是我对两派纷争的不感兴趣我就主动的离开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

很快进入7月下旬，在武汉爆发了“7.20”事件，这件事情的过程以及在这之后王力关锋戚本禹被突然打倒使我对一直在思考中的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思想深处逐渐感到这项文化大革命运动好像是一场闹剧而已，特别是从1966年6月就开始冲锋陷阵的革命小将也就是后来的红卫兵，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角色而已，我心中暗自有了不要在这场闹剧中太进入角色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的想法，当然那个时候其实也隐隐约约感到，红卫兵在当时看来似乎很风光，但他其实不过是领䄂用来冲锋陷阵的卒子而己，最终的结局也许比王力关锋戚本禹好不了多少，于是我开始比较正式的在家中做起逍遥派了。

当时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 也住在我家所在地成都工学院内，所以也时不时去和至好的朋友和同学相会，后来就发生了在我看来是比较令人震惊的“8.10”事件，因为这是成都七中两派同学第一次武力相持。事发当时我还在家中，有同学向我通报了这一情况，我庚即赶往成都七中，到的时候行政楼三楼的火已经烧起来了，看到“七毛”的有些同学吊着窗帘从楼上往下跳，也有不少同学因此受伤。其实当天武力攻打成都七中与“红毛七”没有任何关系，那是红卫兵成都工学院支队也就是工院“十·一战团”的一次行动，当然攻打行为的结果是导致“七毛”撤出了成都七中，“红毛七”也因此顺势回到了学校。

其实事发时我急匆匆的赶到成都七中，内心深处是真怕都是同学的两派校友发生冲突，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年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四个老造反派中，刘仁清和龙向东已经分别是两派的负责人，我以为以我的身份和与他们两人的交情可以尽量的缓和冲突。但我在现场一看，便知道一切无可挽回，误会和憎恨已经产生，我只见到了龙向东，他赤红着眼睛根本没有理睬我对他的劝解之言，在现场大声吼叫，当然事后他告诉我，他是怕已经发生误会的“七毛”同学伤害到“红毛七”成员所以当时特别的紧张。看到现场从三楼阅览室跳下的“七毛”同学，他们不少受了或重或轻的伤，但都是眼中满是惊恐和怨恨，这时我从内心明白，一切不该有的都已经开始了，同室操戈已不可避免。

七中“8.10”.事件后两派的争斗愈加剧烈，在这前后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口号叫“文攻武卫”，第一次听到时我就十分奇怪，既叫文攻又何须武卫，我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武斗会发生会升级，果然装备由棍棒钢䄭换成了长枪短枪，伴随着武斗的升级红卫兵们遭遇的悲惨事件不断发生，直至有同学付出了生命的高昂代价。退出成都七中后“七毛”住进了市中区省教育厅，在一次不幸的市区遭遇战中，高六六五班的文汉生校友不幸遇难，这是一位英俊高大的同学，他的离开给同学们带来极大的悲愤，之后不久高六六四班的黄尚培校友也在两派的恶斗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成都七中校友中为那场革命付出的最高的代价。当听到这些消息时，我内心确实十分悲痛和惋惜，痛惜年轻的生命过早逝去，惋惜红卫兵们为这场闹剧付出如此之高的代价。于是我彻底的沉默了，窝在家中当起了完全的逍遥派，除了买菜做饭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烹饪手艺外，便是潜心的去阅读了那部隔壁邻居卓老师书架上的《简明政治经济学》。

我希望毫无意义的两派纷争尽快结束，我实在也不能明白大家同室揉戈是为了啥，但树略静而风不止，在两派红卫兵都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巨大损失后，增添的是相互间更多的误会乃至仇恨，两派的恶斗愈演愈烈，直到度过了1968年春季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才稍有平静。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批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中学红卫兵，年纪大的已二十一、二，最小的也有十六、七岁了，大家还被家中供养着保持和享受着当年红卫兵的不可一世，大家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主人国家和社会舍我其谁。但这个美梦总得会被打破，先是1968年7月由领袖派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迈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步伐进驻到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红卫兵们退下了不可一世的神光，回到教室里边开始复课闹革命，当然那个时候先生们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批判了，无人上课就是来上了也肯定不知道该讲些啥，于是大家聚在一起也就是唱唱革命歌曲跳跳忠字舞。

这批总数约有好几百万的“老三届”中学生，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总得有个归宿呵，当然都是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在当时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背景下，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国家和社会是没有条件更没有能力解决这么多万中学生的就业的。好在中学生们从小就是听领袖的话的，领袖在1968年底发出了号召，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说当年的中学生们仍然是意气风发的上山下乡的，一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农村，更不了解要向他们提供教育的贫下中农也就是农民的情况，他们还认识和体会不到在农村自食其力的困难和艰辛。二是他们还带着红卫兵天之骄子的余威，他们还相信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不是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不无穷的嘛。当然到了农村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本来面目后，大家才如梦初醒返城之心油然而生，长达六七年的源源不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到国家走上了改革之路后才得以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无数返城的故事。

我在前边的回忆中很详细的忆及了我从1969初到1971年初很辗转复杂的下乡历程，呆得最长的地方是蒲江县大唐公社，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的知青，也是在那里结识了我进入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位贵人。说到这个贵人，有一桩事情还是想比较详细的记叙一下，就是我在大唐公社当知青时，与同一大队邻生产队的其他知青朋友发生的一桩“打狗”事件，这个事情我在前面的回忆中曾经说到过，但过程不是十分的详细，这件事情的发生和最后的处理过程特别是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我个人自己的思想活动，对事件本身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它与我个人多方面性格习俗紧密相关，特别是个人的担当和胆识。

这件事情的中心是我们两个生产队的四个知识青年打杀了一条农民的狗并把它作为美味佳肴烹饪来享用了，这在当地习俗上引起了一场渲然大波。这条狗是我毗邻生产队一家贫下中农社员的，打狗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杨性的知青小兄弟，当年他的年龄最多有十六七岁，这位小兄弟的姐姐是我们成都七中的一位校友，临下乡时她多次叮咛和嘱托让我照顾一下他的兄弟，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说这位小兄弟的情商还是有点不大不小的问题，比如说他要打的这只狗和这只狗的主人，其实平时和他处得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是有相当感情，但不知何故他出于什么因缘突发奇想要打杀这只狗让大家享用一下美味佳肴。

他准备要打这只狗时确实来跟我们几位知青说了一下，我当时听到了不是很在意，以我的习惯思维以为这位小兄弟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但似乎与这位小兄弟同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位知青同学比较支持和鼓励，我自己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态度但有不置可否的味道。我当时不很在意是因为我觉得这位小兄弟不会真的去打这条狗，因为他与狗以及狗的主人处得还是有相当感情的，再就是以他一己之力去打一条成年的壮狗我认为也不太可能，所以我对他的说法不置可否很不在意，没有明确的去阻止他做这件不该做的事。使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居然在说了这个打狗计划的一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来到我的住处，背着一只背篼，与他同行的有他同一个生产队的知青队友，但一见面我在那位知青队友的表述中知道了狗是这位小兄弟打的，他们已经通知了与我同生产队的另一位知青队友来分享狗肉的美味。

我这时知道这位小兄弟闯祸了，但事已至此没有办法挽回。这里要说到一下我和我的同生产队知青队友的住宿情况，我们刚到生产队时是住在一起的，生产队把我们安置在一处公房之中，大概是在大春作物也就是水稻收割了之后，公房需要做其他用处，我和我的知青队友便分别住到了两个农户家中，我选择的这家在当还是有点阴差阳错，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一位中农，当然也因此家境较好独立的宅院比较大，我也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敞的房间中，这也许是这位小兄弟最后选择要到我这里来烹饪那只狗的原因。我们知青四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愉悦的在炖狗肉，但除了那位小兄弟之外其他三人肯定都各有心事，因为另外两位同学也是高六七级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比较成熟，肯定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和严重性。特别是我是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因为我心知肚明知道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结束的，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想到这位小兄弟姐姐对我的嘱托，我十分懊悔没有听到他有打狗的准备时坚决的去阻止他，但狗已经打杀了并在烹饪了，现在需要我尽快的作出决定如何把打狗事件的麻烦尽量减轻

我这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大事化小，这个事情是个麻烦事是必然和肯定的了，最终它一定会扯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很麻烦，当然从道理上讲应该是让这位小兄弟承担犯了一个错误的责任，也肯定会有由此引起的赔偿。我接着想到的要大事化小也许得由我来承担这次打狗事件的主要责任了，这除了考虑到这位小兄弟弟姐姐对我的嘱托外，更多的我是想到也许我来揽过和承担主要责任，把事件争取尽量的大事化小得到尽量好的处理结果的可能性要比由哪位小兄弟去承担大得多，因为在上上下下的众人眼中，那位小兄弟就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混人”，而我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得到上上下下各方面认同的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特别是我和公社的党委郑书记有着比较密切和良好的关系。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如何让众人相信是我主谋打杀了这只狗？这其实是是一个比较复杂并且并不简单的问题，因为在众人的心目中我这个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做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妥当和恰如其份的说法，而当时立刻想到的是现在狗肉正在我的房间中进行烹饪。

还没有把一切考虑的很清楚，该来的事情就来了，当有了狗肉飘香的味道时，狗的主人寻来了，他们敲开了我的家门，来了一个捉贼捉赃，现场把我们挡获指证我们打杀了他们的狗，并且把打狗事件上升到打了贫下中农的狗的阶级路线的高度。突发的情急使我的思路一下子开了窍，我立刻故作惊讶的说是你们家的狗啊，我们以为是一只野狗，今天天气有点冷，就把他打了想饱一下口福驱一下寒，并且立即表示对不起，我们一定按市价赔偿。因为那位小兄弟也在场，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这户贫下中农的认同，他们认定是那位小兄弟带头打了他们的狗，不依不饶的通过生产大队把问题汇报到了公社。

其实这个问题被汇报到公社，并不完全是狗被打了的农户的意思，之中参杂了我很多技术性的考虑，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是我有意把这个问题引导到公社这个层面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发生的当事各方都在同一个生产大队，如果真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在生产大队也可以解决不一定非要到公社，而我当时在潜意识深处有两点考虑，一是在大队这个层面解决，不管问题最终的解决结果如何，在生产大队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这对于我们在这个大队的知识青年特别是我们几个人应该不是特别有利，二是在潜意识深处我觉得既然是我出面把主要责任承担下来了，到公社这个层面去解决问题也许更好些，因为我毕竟是在公社挂了名的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所以当大队出面调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始终坚持开初的说法不改口，就是打错了狗以为是野狗，另外就是按市价赔偿，这使得农户很不满意，于是由他们提出向公社汇报在公社去解决。

到了公社开始解决问题的情况就让我感到我引导到公社来解决这个思路是对头的，因为公社本身有一位专管知青的副主任，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公社妇女主任，这种不大不小的问题按惯例在她这里就应该可以解决了，站在她的办公室中问题都还没有讲清楚，就传来消息说公社党委郑书记要亲自召开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我感到有戏了，事情有可能向着良好的方面转化，因为在打狗事件发生的11月份之前，从7月份开始我与郑书记在参加县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认识后，几个月来交往很多情况很好，他对我是很了解也是很肯定的，应该说我们之间有一段不太能说的很清楚明白的友情。妇女主任听说郑书记要亲自开会解决这个问题，赶忙组织一帮人到了公社的小会议室，然后她亲自去请党委郑书记来参加会议。

妇女主任主持了会议，当然是被打了狗的贫下中农首先讲了过程和诉求，其实也就是向郑书记告了我们的状，农民嘛在表诉中肯定是缺乏重点的，比如我们一直说的以为是野狗打错了的话，他也在告状中向公社领导讲了。郑书记听完了农户的汇报，居然没有打算让我们申诉一下，我也心照不宣的沉默不语等待他的批评。果然郑书记一开口，批评的调子就定的很高，他说毛主席让你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们居然把贫下中农的狗打了，不管你们是有意的还是认错了狗，但客观上打的就是贫下中农的狗，这就是错了是大大的错了，错了就要认错就要改正，你们仅仅在这里认错是不够的，还要回到狗主人所在的生产队去道歉，这样才能解除贫下中农对你们的误会，至于赔偿嘛仅按市价是不行的，别人又不是把狗打了挑到市场上来卖，至于赔多少你们自己考虑吧。

郑书记这般高调的批评，让被打了狗的农户心中十分满意，他们认为自己的委屈终于在公社得到申张了，这时郑书记让我表态如何办？我首先表示这个事情是我们做错了，郑书记批评得对批评得好，有助于我们提高思想认识，不管是不是当做野狗打错了，打了贫下中农的狗就是不对，这里先在公社再次表示道歉，今天晚上回到生产队后就请大队书记主持生产队会议，我们在生产队会议上批评检讨道歉。在就是赔偿问题上，我主动提出按市场价的两倍予以赔偿，如果贫下中农没有意见，我们现在在公社就当着郑书记的面赔偿。我的这个表态使在座的人包括郑书记和农户都很满意，农户满意与当时当地的一个习俗有关，当时那个地方的农民养狗也同养其他的家庭家属一样，都是从年初养到年底天冷了就要打杀了到市场上去卖狗肉，现在听到我愿意两倍市场价格赔偿，当然很高兴了也从心里边原谅了我们。

这样这件来势汹汹的打贫下中农事件，就在郑书记高调批评中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其实郑书记一定知道这个狗不是我主导打的，以他对我的了解，他肯定不会认为我是偷鸡摸狗的人，所以事后的下个星期的赶场天我到公社去时，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很调侃的说，许仁忠你好大胆居然敢带头打贫下中农的狗，我一听就知道他肯定晓得这条狗不是我主导打的，我要这样承担责任肯定另有隐情。

这件事情是我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所遭遇到的事实上比较麻烦但最终却由我主动承担和解决了的一件事，在事件解决过程中我的思维和我的行为有了提升，为日后我在工作中碰到更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它让我尝试了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敢于面对敢于主动的去解决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对我后几十年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有所帮助和补益的。其实当年这个打狗事件，我也可以不去承担责任的，不过就是那个小兄弟的姐姐对找有一些嘱托，事情是小兄弟自己闯下的祸我不去主动承担，他的姐姐肯定也不会因此责怪于我，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多方面的综合因素让我选择了去主动担当，并且在担当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蛮干，而是比较有理有利有节的利用各方面的因素，以该有的机智和胆略比较得体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对事情要有担当要有胆魄要有谋略但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对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融入社会生活后如何面对现实，肯定是有很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在蒲江县大唐公社待了一年后，在那位贵人郑书记的帮助下我被成都市金牛区供销社招工，回到成都是1971年2月。在集中培训了半个月后，我被分配到石羊供销社做了供销社的文书，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做了一年之后，1973年上半年我先是被借调到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后来便正式调到了金牛区商业局，在金牛区办公室工作，没有任何职务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但就是在那几年中，我却做出了好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颇有些意思的事情，这些事情至少表现出来我当时的一些自我思想意识，因为当时所做的这些事情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以我自己个人的情况来讲，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的，没有一点自我担当和相应的能力，在那个奇怪的年代中能够把这些事情做成是几乎不可能的。

最初是由结交人开始的，这个时候从小就有一点的那种人皆平等意识在我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发挥，我在结交人上是没有方向性的，因为潜意识中有人皆平等的观念，所以无论我和任何人打交道，双方都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味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往，没有当年常有的那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我结识的人中在金牛区这个范围内有高层的领导，包括商业局的几位局长财贸部的几位部长以及区委两三位书记，另外就是金牛区商业局下属的20多个供销社和经营部的领导和相当一部分员工，其中也包括在商业局工作的两位烧开水和煮饭的工人，从内心讲我和这些差别很大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内心深处没有什么身份地位职务的概念，我就是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在打交道，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果要说到出生地位和职务我自己就是最差的，但我没有因此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对自己的言谈和行为应该是很充实和自信的，因为我不觉得我比你差什么，当然我也不比你强多少，大家都是一个普通的人。更重要的是在和这诸等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诉求，就像当年在蒲江县大唐公社与郑书记那位贵人打交道一样，就是像朋友一样的坦率的聊天。

当年我和金牛区那些局长部长和书记们打交道时，确实后来也建立起良好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我的感觉中这些人都比较喜欢与我聊天，有时候聊的话题有点漫无边际，但是在聊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这些领导干部的某种“空虚”，事实上他们的思虑是很多的，反而没有我这个普通干部活得坦然坦白，所以当我坦然坦白的以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心态和他们聊天时，一切就敞开了，也许在某个味道上对他们自己都看不太清楚的“空虚”有所弥补。因为有这种坦然聊天的基础，反而在需要他们作出决定的工作上表现出信任和方便，当年他们这些上下级之间即便是工作也好像有些事情不大好沟通，反而我这个二不挂五的一般干部，在协助他们沟通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恰如其分的作用。当然当时我也知道他们对我的这个小年轻在真诚和信任之外也有利用的味道，比如他们后来会利用我和成都市市委财贸部及第三商业局的机构与人员有比较密切和良好的关系让我去疏通金牛区与市上的财贸商业工作的一些事，但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很坦然的，他们就像委托朋友一样的让我去跑跑去沟通交流一下提一些诉求，目的还是想把金牛区的财贸商业工作多得到一些市里边的支持和帮助，这些事情能做就去做一点，对我又没有什么妨碍我又何必想那么多呢。

上面说到了我和成都市委财贸部和成都市第三商业局一些机构和干部的比较密切和良好的关系，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关系的建立，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说必然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成都市区，相当多的时间都是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这样的大学度过的，相比于金牛区商业局这个比较封闲的机构中的其他干部，我对外的开放性要强得多，这是我能和成都市委财贸部和第三商业局有关方面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必然。说到偶然，能够认识成都市委财贸部以及第三商业局的干部，是参加了一次成都市委财贸部召开的工作会议的偶然，会议的偶然是我认识了上级的这些干部。

在说到这次偶然的会议之前，说一下这两个其实很重要的上级机构，成都市委财贸部，是主管全成都市的所有的经济机构和部门的党的机关，管着全成都市包括商业银行财政税收等方方面面的机构人员。至于第三商业局是因为当时成都市有三个商业局，第一商业局管用的东西比如百货五金日杂等公司以及相应的业务，第二商业局管着吃的东西比如食品烟酒餐饮等公司和相应的业务，而第三商业局它的又一个名称叫成都市供销社，管着遍布在农村中的成都市郊区的所有的供销社以及各项业务，是我们金牛区商业局也叫金牛区供销社的顶头上司。我大概是1974年四五月份参加了一个由市委财贸部组织召开的“龙泉驿区水蜜桃销售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认识了两位干部，一位是市委财贸部的姓权，另一位是成都市第三商业局的姓周，这两位干部后来在1976年帮我把我妹子办好免下农村的手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于那个“龙泉驿区水蜜桃销售工作会议”咋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这个工作会议，他的主题好像太狭窄了些太具体了些，特别是这个工作会议是由党的成都市委财贸部组织举办的，就使人更觉得奇怪了，而且这样的会议是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多少要说道一下当年的计划经济，多少也能反映出一点计划经济的特点。当年在计划经济的架构下，几乎所有的生产销售也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要编制计划按计划指定性执行，而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的60年代末，成都市编制了让龙泉驿区发展以水蜜桃栽培生产为主的发展经济作物计划，市委财贸部是主导执行这个计划的领导机构，当然成都市第三商业局是身体力行的执行者。几年后水蜜桃开始挂果了，品质还相当不错，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出现了，水蜜桃这种这当时还是比较高档的水果，成熟的时候能够储藏的时间很短，加之因为是比较高档的水果当时成都市普通的市民消费不多，这就有一个如何按计划把让生产队种的水蜜桃销售出去的问题，肯定没有哪一个商业部门敢去包销收购，于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市委财贸部每年都要在四五月份召开“龙泉驿区水蜜桃销售工作会议”，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这些品质不错的水蜜桃通过各种渠道其实也就是动员广大干部和市民多吃多买点以推进销售。

这个事例说明了计划经济他也有自己的一些优点，比如让农民种植生产了水蜜桃，计划经济的机制就会要求按计划完成销售，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这确实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优点，所以近年来还是有不少想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的声音。但计划经济在我们共和国前30年中已经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它的一些所谓的优点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病相比是小得多。计划经济首先的弊病是他事实上不可能很好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编制出来的计划经济供给与需求都是死的数字，而现实中的供给与需求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其实需求和供给的平衡不能保持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计划经济让产品或者说是商品的价格被严重扭曲，产品或者商品的价格不是由需求和生产成本来确定，而是由计划确定，这就使得问题特别大了。合乎客观实际的产品或者商品的价格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是由市场需求和产品或者商品生产的成本核算所确定，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波动着的，不断的被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和操纵。计划经济的所谓的一些优点，远远的被这些违背价值规律弊病所淹没，我们所经历过的共和国前30年那种完全的计划经济曾经把我们带到了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边缘。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说不要计划，所以就有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和实行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市场经济主张国家对私人企业尽可能少干预，实行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强调个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是私人经济占绝对主导国有经济比重小；私人资本集中程度高垄断性强；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很大，国家干预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开放程度高流动性大。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取得了很大的改革成果，特别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由市场确定价格，当然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改变了生产由计划确定。但我们这些改革并不十分彻底，在很多领域计划的痕迹还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和计划并行的机制，就以价格为例，饱受民众诟病的“两桶油”的定价机制本质上还是计划的，这应该是我们这种市场经济的特色吧。

这种市场和计划并行的机制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他的不说，就说说腐败这个事吧，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称着是制度性腐败，因为现行的经济体制的双轨性，是腐败得以大规模大面积发生的最好的滋生土壤。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经讲到：完全的计划经济无法变现，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法寻租，而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则可以寻租变现，这个描述极其生动形象的刻画了我们这种双轨制是产生制度性贪腐最好的基础。君不见现在的贪腐数额大得使人咋舌，没有市场经济这个幌子和面纱，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是不可能由这些贪污者个人掠入的，而让他们明目张胆在光天化日下取得这些财富是计划的权力和寻租。当然这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贪腐产生的因素，从政治上文化上乃至从人性上，贪腐得以这么严重的发生是有着他各方面广泛的基础和因素的。

好像话头有点扯远了，本来还想顺着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说说政治机制，还是后边找机会再说吧，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前边是说到了我和当年金牛区从商业局到财贸部到区委一些领导相处时的一些观感，在当年那个政治背景下这些领导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称作为“当权派”，当然最忌讳和害怕的事是加上几个字的定语，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是当年那场浩劫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对象。当年商业局一共有五位局长，我与他们绝大多数都相处得很不错，首先是一把手张局长，他还兼任着区委财贸部的副部长，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南下干部，一口地道是山西话还是陕西话使人与他对话时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他的夫人是地道的四川人，满口纯正的成都话也让人感到交流起来十分通畅，她有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金牛区卫生局的局长，这为当时的很多事情都带来了不少方便。因为一些很特殊的原因，我后来成了他们家庭比较常去的人，至少周末需要到他们家中去一次，要帮他买些肉带去包饺子，当然顺便也就在他们家中吃午饭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都是这样，不过这位一把手可能是因为只抓大事吧，对局里边的具体业务工作他几乎不过问，所以从工作的角度我与他联系较少。

另外还有两位局长本来是市上的干部，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被分配到了金牛区，毕竟是市上的干部文化程度和待人接物以及涵养方面都和我很合得来，特别是二把手对业务工作很上心，所以我和他的联系是比较多的，顺便说一下好像他的一位孩子是我们成都七中的校友，另一位是一位很忠厚的长者，当年年龄就比较大了，可能也接近退休年龄了，这两位局长和我的关系都处得相当密切并且也很坦率，他们需要我做的事，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事都是直言相告，这使我感到很愉悦和满意。还有一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排龙尾巴的局长是从金牛区本地刚提拔出来上来的干部，他经常调侃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升官不发财，粮食垮下来”，农民出身家也在农村表现出一种质朴的风格，他跟我沟通更是直接，比方说他的困难补助被财贸部压着没有批下来，他会直截了当的喊：小许你去给我看一下嘛。相比之下一直是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也是一位南下干部的女性局长与我的关系好像要稍许疏远些，当然我也明白比较疏远一些是她与商业局中很多老办事员关系特别密切有关，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老职工对我还是有些误解，所以我也充分理解她的一切。

至于当年打交道的区委和区委财贸部的“当权派”也就是领导，他们和商业局一把手一样都是南下干部，当年在他们那个位置上的人应该都是18集团军南下的解放四川后转业为地方干部的。财贸部包括那位兼任的商业局局长在内有三位部长，一把手部长就像我在蒲江县大唐公社下乡时的贵人也是聊天朋友郑书记一样特别喜欢与我聊天，我每次去财贸部在他的办公室中他的办公桌对面坐着一聊经常是一两个小时，当然聊天的主要讲话对象是我，但他会时不时插语甚至提出一些问题开启我聊天的话头，我对他总体的感觉是一位慈祥的老头，因为我在与他一两个小时的聊天对话中他总是笑眯眯的，我后来向其他的人特别是他的下属也就是财贸部工作人员说起我对他的观感时，这些人都说那是你的感觉，部长其实是很严肃也很严厉的，因为聊天聊得很多就特别的熟悉了，我后来也成了他家中的常客，时不时到他家中去串门。另一位部长看起来好像文化人至少肯定文化程度要高些，我与他虽然交流不是很多，但我觉得他待人其实特别的好也特别的恰如其分，没有一种因为交流不多产生的陌生感。

与区委的几位书记交往不多，比较熟悉的是分管财贸的书记，当然也是一位南下干部，我个人觉得与他们的交往我比较随意，当然主要是工作上的，应该说书记们对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这从1975年我到胜利公社参加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工作，因为我不是党员但需要列席公社党委会议同时还要做胜利公社政治夜校教员，在情况提交到区委常委会议上讨论时，各位书记和常委们都一致对我的情况和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同意我这个非党人士做这些工作上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1976年为了支持和协调四川省食品公司购买商业局在苏坡桥任家碾的一块地，我在当时很紧急的情况下赶到成都火车北站找当时主管财贸工作的书记在报告上签字时，他笑呵呵的以他惯有的风格给我开玩笑，说“小许啊你把工作都做到这里来了”。

在这里说到了这批干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人都会觉得与“当权派”也就是领导打交道比较麻烦，而我却处理得很坦然，这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没有诉求，同时潜意识中的人皆平等且需自由在支配着我的思维和行为。诉求上以我当时的情况既不可能入党更不可能提干，当然自我对自由的渴求也不想入党和提干，反而没有了这些可能形成关系障碍的一些东西，我与他们的相处就变得十分的随和与坦然了，也正是我的这种随和和坦然又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人际关系上反而很简单了。至于意识深处的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理念，使我下意识的在与他们打交道时有一种不卑不亢的自尊与自信，我认为他们虽然是领导但从人性的角度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人，我尊重他们但不必把这种尊重刻意的加上很多世俗的色彩，我何必因为他们是领导去约束自己企盼自由的天性呢？其实反而是这样，这些领导还觉得小许是可以信赖的，也是可以打交道的。

同这些在金牛区那个范围内比较高层的领导们所建立的这种良好关系，让我得到的益处是我的工作自由度就很高了，几乎没有人来管我，更没有人来给我安排工作，我都是自己自主的根据工作的需要自己在安排自己，想要说明的一点是不是因为和领导的关系好就没有人想来管我敢来管我，其实更主要的是我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各项工作，无论它完成的力度还是实际效果，都达到并远远超过了在当年那个环境下一个办公室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也就是上上下下的人都觉得我的工作是不需要人去安排去管理的。这种自由度大的工作状况既是在我很渴望和追求自由的纷围中产生的，又反过来推动了我对能自由自在生活和工作的企盼和希望。

当年一周六天的工作时间我大致是这样分配的，用两天甚至更多的时间在商业局所管理的下边二十多个基层供销社和经理部转悠，主要是了解这些基层商业单位工作的状况，发掘和总结他们工作中可供宣传的成就，当然也有一个附带的好处是人性使然，就是我到这些基层供销社去的时候，供销社的主任们都很欢迎我并且与我关系也很好，这些供销社都距离金牛区商业局机关所在地茶店子较远，一般去一个供销社就应该是一天的时间，中午的时候供销社的主任们会和我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在当年物资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油大”还是很不错的，也不需要我花费用，因为无论从职务还是年龄上来讲他们都是领导是长者，这也为我当年在商业局工作时工资不高的情况下省下了一笔日常费用。

再就是几乎每周都需要安排一天的时间与上边谈到的各个层次的领导们聊天，当然在聊天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有工作需要做有目的需要达到的，比如到财贸部去或者是取得对商业局某项工作的批准，或者是通报一下当时必须要向领导汇报的工作，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为商业局那位排龙尾巴的一位局长催一下他的生活补助。还有两天的时间是需要我在机关里边呆下来形成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大的方面有商业局召开商业工作会议时局长要去做的报告，它包括去年工作总结和今年工作安排，小的方面是商业局长期有一个《工作简报》需要编辑和印发。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安排在完成，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一个充分享受人性自由的乐趣，同时它的过程和结果也让我享受到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满足与充实。

当然还有一个偶然的情况让我成了金牛区有名的“全能办事员”，就是我所从事的办公室的文字工作，不仅文案由我撰写，在很多时候文稿的打印也由我一并完成。是个什么样的偶然呢？是因为当年商业局被批准购买了一台新的中文打字机，说起这个中文打字机在现代人中已经是个陌生的历史，在当代青年中更是一个古董，而在当年它确实是文字信息传递不可缺少的设备，对它做一点专门的文字记载吧，也算是对历史留下一点记忆和留恋。

简单的讲打字机就是一个机械的活字印刷，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文稿内容打在一张蜡纸上，然后在油印机上用滚筒和油墨印成纸张上的文字。就是这种活字打字机也表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一些差异，英文打字机结构简便很好使用也易于掌握，因为它的字盘上只需要26个英文字母以及一些简单的比如标点符号等，而我们的中文打字机则笨拙得多了，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字，常用的汉字有两三千个，所以它的字盘相当笨重庞大，大约有2000多个字钉在上面，打字员需要熟悉和记忆这些汉字在键盘上的位置。因为有比较大的数量，工作难度就比使用英文打字机难多了，为了方便熟悉与记忆，对字盘上字钉的排列组合十分重要，打字员得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和自己的工作特点把常用的汉字字钉组合好放在方便的位置上，所以字盘的文字排列也是打字员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想多说的一句话是仅究中文和英文打字机的比较来看，文字的特点使得别人要方便一些，英文打字机一般都是便携式的，撰稿人一般也就顺便边写边打印了，而中文打字机不行，一般都有专门的打字员在从事打印工作，所以当年很多单位上都设有打字员和打字室。

其实偶然并不是新购置了一台打字机，而是与此同时商业局调进了一位新的打字员，这是一位刚从中学校毕业的小姑娘，来到单位上之后劫劫生生的，当年的环境背景下文化程度也不高是个初中毕业生吧，打字对她也是一项新工作，不仅谈不上熟悉甚至要从头学习，自然使工作有点跟不上节奏。我这边有些文字工作时间性还是比较强，比如要发的《工作简报》有点新闻报道的意思，过了时间节点发文的意义就要小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帮助下那位小姑娘的工作，新购买的打字机的字盘是由我为主在上面排列字钉，当最终完成字盘上字钉的排列工作后，我自己才发现其实我已经能胜任打字员的工作了，因为只要熟悉了和记忆上了字盘上的汉字字钉位置，打字的其他技术就比较简单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就时不时的充当了打字员的角色，从文章内容的采访开始，到文案文字的撰写，最后是打字印刷形成文稿，这一条龙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所以被称为了“全能办事员”。刚开始打印文案的时候还是比较被动的，材料要得急好像也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动手，搞了一段时间后慢慢也发现了打字员工作的某些乐趣并且逐渐喜欢上了它，至少它与其他工作形成了工作形式上的一种调节，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年去做打字这种份外的工作也可以算出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了大约有五年多吧，中间有不少事情真还有些回忆继续的意义，至少这些事情对我个人这种情况来讲发生和发展几乎都有点匪夷所思，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个人在人生价值观上很崇尚平等与自由，也就是那句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话，再加上自己比较喜欢去做有点风险有点刺激的事，在做事的过程中又比较追求做自己喜欢的事，那些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才发生了。这些事情中有不少我在回忆录的前边曾经记叙到过，至少是曾经提到过，当然当时的回忆是从其他的侧面来记叙的，也挑几件有趣的事情从自己个人人性使然的角度来回忆回忆记叙记叙。

先说一件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吧，那时我到金牛区商业局才一年多，因为各种表层上的原因，当年的金牛区财贸系统和商业系统的职工们，都把我这个即非共产党员又没有一官半职的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视作是商业局的局长秘书，还更多的都认为我是被培养中的局长接班人。批林批孔运动一起，下边基层供销社的原来的造反派们便蠢蠢欲动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和准备之后，他们杀向了茶店子金牛区商业局，要在局里边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也就是要清算这几年来对造反派的迫害，要把他们曾经夺取过后来在这几年受到迫害后又逐渐丧失了的权利等我回来。

消息传来，局里边人心沸腾，激动和沮丧的心情都有，但对局里面几个当权派也就是局长，就比较紧张了，因为造反派们杀来的斗争矛头就是指向他们的。局里边不少于干部，特别是比较关心我的几位大姐都比较担心我，怕我被搅进这趟浑水里头去受到打击，其中特别有一个也是在办公室做工作人员的大姐，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记忆中她跟我曾经讲过她先生在成都体育学院工作，她原来是保和供销社的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曾经很屈辱的被迫从保和场镇一条很长的街上很多当权派被群体的从街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以表示认错和赎罪。文化大革命结束她被解放后，发誓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她也本来可以官复原职仍然去做保和供销社的副主任，但她宁可到商业局来做一个普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不愿担任任何职务，她特别担心我是以她了解到的情况，我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定会受到打压冲击乃至折磨，她甚至劝我早一点跑了算了，躲一躲避开这个风头。

我虽然很感谢这些关心，但内心深处却很平静和淡然，我不大相信会有那么严重的情况发生，甚至认为我自会有办法避开那些所谓斗争的锋芒，因为以我的实际情况来讲，我知道自己既不是商业局的局长秘书，更不是被培养的商业局局长接班人。跑是很荒唐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一句老话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更重要的是以我喜欢做有刺激性的事的天性，我还想近距离去看看这些造反派们会如何动作，而更重要的是以当时大的形势和商业局具体的情况来看，我相信这些造反派会在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风暴掀起之前来找我沟通交流的，这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果然，在会议召开前几天这些基层供销社的造反派们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其实也就是他们这群造反派的头目或者头面人物来找我交流。

交流的气氛其实是特别的好，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很重视我这个人的，在来找我交流之前他们还专程去了解了我的情况，而之所以交流的氛围特别好，是他们从一些地方了解到我曾经是成都七中的老造反派红卫兵，用后来交流中他们自我解嘲的话说，当年我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时，他们还在市区街头“工人斗学生”充当保皇派，还没有想到当年做红卫兵的那点风光在这个时候还能起点调节气氛的作用。我其实很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关心的是我到底是不是被培养的局长接班人，因为这个位置也是他们志在必得的。所以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十分坦然的告诉他们无论从金牛区商业局的客观实际情况，还是我个人的主观意愿与喜好，我当时不是也永远会不是局长的接班人，我笑呵呵的告诉他们，这个情况你们信不信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我告诉他们，他们要到商业局来谋的事，与我丝毫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局外人。

从后来情况的发展看，他们是信了这一点了，因为在他们批林批孔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涉及到了很多人也涉及到了很多事，但唯独没有涉及到我。当然涉及到的很多事很多人，也给那几年的政治形势有关，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几年中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造反派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当然他们自己也有不少能够被当权派整的过错，在被整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夺到的权利，他们现在是杀回来清理那些整他们的人，清算那些必整的事其实终结目的是想重新夺回权利。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当权派都低着头接受造反派们的批评或者批判，因为当年的政治大气氛就是如此，但也是1974年那种政治大形势，使得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可能像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那样疾风骤雨，所以会议虽然开得很激烈，在与会者想要达到的目的却始终提不到桌面上来。

会议那几天我虽然不是会议的成员，但一直在会场上，这是局里面的其他干部们很担心同时也很奇怪，觉得我为什么不离远一点。其实他们不知道，一方面为各种各样的会议做好服务本身就是我的日常工作，这个会议既然是在商业局开的我肯定该做好相应的服务。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坦然和好奇了，我真的很想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些造反派们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与平时我所看到的有些什么不同。在会议的进行中我觉得多数人都比较一般，恰好是那个来与我交流的他们的头目我还有些另眼相看，这个人其实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当时一个财政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在下边一个供销社做主办会计，如果文化大革命提早几年他也许也就是红卫兵了，可能也就是中转生的文化程度吧，使他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某种我觉得应该有的状况。

几天的会议开得很冗长也很沉闷，大家都很疲乏似乎都需要一种解脱，这时我那种喜欢去做挑战性工作或者说喜欢去做有乐趣的工作天性发作了，我决定帮他们缓和一下气氛，潜意识深处也是想替那些造反派们留条路，不要今天把问题弄得太严重了没有了退路，谁知道往后是什么情况呢？怎么缓和呢？因为大家都很疲倦，带来的凭票供应的烟也抽完了，我决定去给大家卖烟。当年烟是凭票供应的，烟票用完了就没有烟了，但我手中有啊，我管理着金牛区特供烟啊，于是我拿着几条烟进了会议室，从库房拿烟的时候管烟的小妹还问我拿什么牌子的，我说比较好的大前门等就算了，拿点春城吧，当我拿着烟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刚才还很激烈但因此也很沉闷的会议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不管是造反派还是当权派，都被烟瘾憋久了，不过当权派还有些怯生生的不敢过来买，我立即笑呵呵的说“香烟面前人人平等！要抽的都过来买。”，众人立刻哄堂大笑起来，会议的气氛也好像得到了缓和。

事后那些为我捏了一把汗的商业局干部说，小许啊你胆子真大，这种事我们躲都躲不及你还要进去买烟，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就是比较喜欢在这种氛围下做点有挑战性的自己比较喜欢的事，其实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我都是知道不会有我的什么麻烦事的，通过卖烟让大家缓和下气氛，也许对今后大家如何相处会有好处，当然我自己也在过程中享受到了去做有挑战性工作的乐趣。其实商业局的干部们不知道，除了卖烟还有个用餐的事情我是做了准备和安排的，当然在当时的状况下我很明白已经没有任何的局长会来管会务这些事，他们一个个肯定内心深处都想的是小许你自己看着办吧，所以用不用餐这个事情我没有给局长们说，但在会议召开前我与造反派们沟通了，我明确的告诉他们按惯例我可以给他们组织会议用餐，但要不要会议用餐请他们自己考虑和决定，后来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基于多种考虑就不用会议用餐了。

因为这一拨造反派中的不少人在来商业局开批林批孔大会之前我与他们都或多或少有些交往，有些人交往还比较深，所以私下里我还是给他们打个招呼，会议上说话做事不要太绝，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七八年了，其实经常是反反复复的，此一时彼一时。说话做事还是给自己留点退路为好，不少人都还是听取了我的建言，所以开了几天会大家就事论事的说了不少问题，话讲完了心里边似乎也发泄够了，会议也就无疾而终了，至于参与者个人的目的达到没有，那就只有各人根据各人的情况去想了。

在这个事情参与经历过程中还是颇有些体会和感悟的，这些体会和感悟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还是在这里抒发一下。个人自己这一方面首先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情中抱如此的不去躲避反而参与的态度？这可能和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人生喜好相关。正常情况下如果事情与自己有点关系并且也许会有点麻烦的话，至少应该回避一下，但我没有避开，反而是饶有兴趣的去关注，这应该与我对有挑战性或者说有刺激的事总是比较有兴趣相关，我的观念中对这类也许会有点麻烦的事，总是有一种想去刺激一下面对一下的好奇，总是想置身其中去看看它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或者是可能发展成什么样的事，所以也就义无反顾的去面对了。

当然能够这样去做也不是仅仅是有好奇心，更不是有勇无谋，这之中也有胆魄与谋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对事态走向的判断。事情刚被提起刚要发生时，对它可能有的情况和走向，我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当年已经不可能像1966与1967年夺权时那种把所有当权者“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那么混乱与粗鲁，造反派们这时想要重新掌权，需要审时度势在已有的架构下寻找一个平衡，因此他们对我这个后边来的“局外人”一定会是比较谨慎的，我一直觉得他们在开会前会来找我，当然事实上果然是来找我交流了。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老话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尽管外界把我在商业局的情况说得很神，但我自己很明白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一个打着光脚的普通工作人员，就算最后他们想要对我怎么样，又能够怎么样呢？其实不管他们怎么样了，对我都是没有过大的伤害的，至少对我没有我不能接受的损失，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捍卫的东西，又何来损失呢？有了这种基本的底线认识，其实该做什么事以及怎样做。也就很简单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感觉到社会确实比学校复杂得多，当年在学校中做红卫兵时，无论是哪样的行动都是比较单纯的，几乎没有个人的恩怨与得失在里边，但在参与他们这次会议的过程中，才发现除了所谓的造反派当权派这种运动所造成的纠割外，与会的所有人他们几乎都有着在单位上的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这种个人恩怨再加上权力得失使得他们表现得也很错综复杂，有时似乎很疯狂。完全像胡汉三式的“老子今天回来了”，但有时又表现出来很委婉甚至忍让，希望能和他们斗争的对立面达成某种妥协其实也就是交换。

接下来要回忆的是一桩其实是很有趣的乐事，说它有趣不仅仅是结果，更多的是它的过程，这个事就是当年物资很紧缺的情况下我却管理着一些很紧俏的商品，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当年所谓的“三大件”中的高档自行车和缝纫机，另一类是当时市面上很少见的高档烟。有趣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么紧俏的商品为什么是我在管？我仅仅是商业局办公室的一个普通干部，没有职务更没有权利。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有趣，那就是这些场资没有人管，严格的说是没有人愿意管，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意在手中捏着。这些当年物资中的珍稀品，市里边有关部门调配给金牛区的数量少得出奇，大概他们以为金牛区几十万人口都是农民吧，农民是不会购买和使用这些高档商品的，但实际上金牛区有二十多个场镇，场镇上的吃商品粮的城市居民好几万，而同时作为一级政府它实际上有很多机关有很多干部。

因为数量少如何分配就是一个大难题，谁接着了就等于是摊上了一堆矛盾甚至是一件祸事，所以这些紧俏商品从市里边调配过来后便一直找不到主管他的领导。紧俏商品是到局里边直属的工业品经理部五金组的，具体的是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周姓大姐在管理，当她也向工业品经理部的董姓经理请示如何处置分配时，经理让她直接找商业局领导汇报，这位董姓经理我很熟悉也很了解她，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她是一位典型的油滑人，她比谁都知道当时的商业局局长们绝不会有哪一位领导愿意出面来招揽此事，或者兴许她也曾向关系较好甚至特殊的局长说过一下，反正她肯定是知道由她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商业局去对她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她极其荒唐的让周姐直接找局长汇报。

当年这个工业品经理部的五金组业务很宽，同时还负责做全金牛区普通自行车的售卖，所以它有一个自行车的组装点和储存处，而这个组装点和储存部就在我们商业局办公楼的底层。当时我虽然各方面工作做得很好但其实闲暇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也经常到他们自行车组装点和储存处去玩耍，与他们那里包括周姐在内的三位员工都混得很熟。周姐不仅自己十分漂亮，她还有一位英俊的先生在位于茶店子街上的九四信箱工作，是一位典型的上海人讲话轻言细语很有韵味，周姐虽然是成都人可能是受先生的影响吧，两夫妇都表现出十分的性情随和待人很好，她先生因为要接周姐上下班也常到这个地方，因此与我们大家都处的极好极为融洽，大家都很喜欢他们两夫妇。因为这些紧俏的自行车缝纫机压在周姐那个地方时间有些长了数量也在日益增多，也许她一定是很着急的，所以有一天他突然向我开口说道，小许，你帮我给局长说一下这些自行车缝纫机咋个整嘛？刚听到这个问话时我很咋然的望着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看着她的表情似乎对我寄予巨大的希望，她的眼神似乎在说大家不是都说你是局长秘书的嘛，于是虽然我没有同意但同时也没有拒绝，这个事就好像是有点受人所托成了我的事了，当然事后我才知道这个主意其实是有高人给他出的。

明知道去向局长汇报肯定是得不到结果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也没有打算去惊扰任何一位局长，思来想去要是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吧，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开玩笑的称我为商业局的不管部长，我想既然是不管部长那就是没得人管的事情也许就该我来管吧。当然这绝不是我鲁莽或者逞能，其实我是审时度势的思考过的，既然没有哪位领导肯出面管这个事情，也许由我出面来解决这个最终总得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讲由我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们会因为信任些更放心些。

如果说接手这些高档自行车缝纫机的分配过程有趣的话，那最后接手高档烟的分配就不仅是有趣甚至是有些戏剧性了，那是在一次由金牛区委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带队参加市委财贸工作会议上发生的，要说明一下不是我去参加了市委财贸工作会，我是作为秘书工作人员作服务而在会议上的。当年这些会议一般都住在宾馆中，晚上大家都没有回家都在会议上，会议中一天晚餐后主管财贸工作的那位副书记突然到我住的房间中叫上我与他一起去一个地方，当时房间中人还比较多，包括商业局的局长和区委财贸部的部长们，这位副书记是一位个子高大的北方大汉，整天脸上都挂着让人觉得十分和蔼包容的笑容，在当年的氛围下应该是一位和四川本地干部相处得很融洽的南下干部。他带我去的地方是成都市糖业烟酒公司参加会议的领导的住宿房间，我们进房间的时候房间中有好几个人，除了有成都市糖业烟酒公司的领导外，还有成都市第二商业局的领导，坐下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简单的碰头会，主要是落实市委管财贸的副书记安排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市糖业烟酒公司与金牛区洽商调配一些高档香缺香烟给金牛区的数量和渠道。

原来是在今天上午的大会上，金牛区主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向成都市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汇报了从工作出发金牛区还是有一些高档紧俏烟的需要，这个碰头会就是按照市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的指示由成都市第二商业局安排的。具体的工作方案市糖业烟酒公司早就有所准备了，数量上特别是品种上的方案市糖油烟酒公司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主要是来征求金牛区的意见，在当年的政治经济范纷围下这也没有过多的讨论就确定了。需要沟通和明确的是下一步的衔接渠道，市上的干部们看到金牛区分管财贸的副书记带着我进入房间时，就已经明白衔接渠道应该是我了，所以也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会议结束之后直接到市糖业烟酒公司找谁谁谁就行了，而这个谁谁谁当时也在那个房间中了。

使人迷茫和失望的十年动乱终于过去，国家的发展似平看到了一点希望，而我个人更是在绝望中有了新的生机，1978年在经历了两次高考后我迈进了成都工学院的大门，这所大学当年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被我的老师誉为“不好生读书，就去考对门子的学校”，作为当年成都七中高材生的我，是在31岁时才历经磨难迈进了他的大门，对如此得来的大学梦当然是十分珍惜。大学中的学习生活应该是按部就班的，对我来讲唯一的特点是我在读书期间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们伴随着我读完了学习高等数学的大学。

大学的学习生活虽然是按部就班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在平静和平淡之中也不乏有不少趣事可以记叙，先说一件当年成都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在我们入学不久后举办的一次数学竞赛吧，我参加这场竞赛的过程和结果再一次说明成都七中充满自由的学习风气对一个人的发展以及他能否取得一定的成就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因为1978级大学生的高考是在当年的2月份，时间的紧迫使得我们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接近国庆，进入大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场数学竞赛，因为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才一个多月，这次数学竞赛的题目是以初等数学为主的，除了有一个题目是高等数学内容做一个象征性外，其他的都是初等数学的内容。竞赛以班级进行报名，每个班可以选拔5位同学参加竞赛，以5位同学竞赛试卷的成绩总分进行班级排名，而这5名同学同时又以个人身份参赛，依每个人的竞赛成绩进行个人排名。

因为我们班是数学师资班，自然对竞赛的呼声很高，好像不取得点名次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所以班上选拔这5位同学很慎重，刚开始确定的参赛五人中没有我，出于很多原因我也没有报名，都是到了临近竞赛的那个星期，一个偶然原因让我参加了竞赛，竞赛的最后结果让班上同学大呼侥幸，因为我们班的总成绩虽然名列全校第一取得了冠军，但总成绩中的比重主要是我的竞赛分数，其他几位同学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竞赛成绩都不太理想，如果没有我这个竞赛的满分成绩去凑数，我们班的总分成绩就要名落孙山了，这对于我们一个专攻数学的数学师资班来讲还是比较难堪的，所以当时班上就有同学惊叹幸好老许去参加了。

数学竞赛是在12月初的一个周末进行的，那天天很冷，我揣着两个打点滴用的灌满开水的吊水瓶急匆匆的从家中奔赴学校，进入考场的时候竞赛几乎马上就要开始了。竞赛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试卷发下来之后我先整体浏览了一下，感觉试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几乎涉猎了初等数学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到解析几何当然也包括代数与三角的各个领域，浏览中虽然感觉到题目难度比较大分量也比较重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这个感觉在我答题的过程中充分的表现出来，分量比较大的题目我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完成所有题目的时间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因为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中我都是在紧张的完成题目，沉静思考的时间几乎没有，所以在荅完试卷后我环顾了一下左右，发现考场中的同学们多数都在停笔思考，由此也可以见得题目的难度，我大概用了半个小时把答题仔细的审核检查了一遍，按照我当年在成都七中养成的学习习惯，这个检查不是逐题去看已完成的题目是否正确，而是几乎是重新做了一遍，重做的时候能用其他解法的尽量用其他解法，以核对答卷是否正确。竞赛进行到两个多小时大约还余有20多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份答卷对我自己来讲已经尽力了并且也相对比较有把握，于是就交卷了。

当然后来竞赛成绩公布了之后，无论是全校参加竞赛同学们的整体状况还是我个人的状况都很令人惊诧。因为竞赛题目的难度较大，参加竞赛的数百名同学中，成绩在60分及格线以上的只有两位同学，其他的同学都没有达到60分，而这两位竞赛成绩及格的同学，一位是力学师资班的同学，他的竞赛成绩刚好过60分，而另一位就是我，我的竞赛成绩是满分100分。竞赛成绩公布之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首先是学校校报，在征得各方面同意后《成都工学院》校报全文刊登了我的数学竞赛试题答卷，并约请我写了一篇主要是对每题目进行浅释的文章在校报上刊登，因为竞赛的题目和答题较多，这一期的校报。全部都是我的这些内容，校报还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在强调了我是满分成绩完成数学竞赛试卷试题后，特别抒发了一下对当代77、78级同学寄予厚望的情感。

引起关注的除了有同学们外还有学校的老师们，特别是数学系的老师们，因为这场数学竞赛是他们组织的，试题也是由他们命的，现在居然有学生做出了满分的答卷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从某个狭小的意义上来讲甚至有点尴尬。好在同学们整体答卷的状况还是说明他们的命题还是合适和得体的，数百名学生中只有两位及格，说明试题的难度还是偏高的，当时数学系的老师们在私下说，如果命题再难一点局面就会很糟糕不太好看了。当然，这次数学竞赛中毕竟我们数学师资班取得了全校班级排名冠军，而我这个数学系的学生也是个人排名第一，这个结果多少还是令他们感到比较欣慰，毕竟他们的弟子们成绩不错，良师出高徒嘛。

竞赛过后回过头来看，我最有感悟的还是我的初等教育母校成都七中那种特殊的培养人才理念和方法，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曾经很明确的说到，成都七中教育学生的最大特点就是给予学生最大的学习自由，这是我当年在成都七中受教时最大的体会与感悟。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一则关于成都七中2022年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五大学科全国竞赛，以人获得金牌总数28校的优异成绩名列全国中学第二，个人认为有众多学子取得顶尖的优异成绩，他应该也是与七中开放自由的学习风气有关，我个人有当年那场数学竞赛中的满分成绩，本质上也得益于成都七中多年来所特有的自由的学习氛围与特点。事实上，不仅是学生读书学习，任何能够做出优异成绩的人才，只会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产生，人性的解放可以使每一个人创造出会使自己都感到惊异的成绩。

接下来要继续的一件事是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书的几年中，我们数理力学系在学校一年一度的壁报展示的工作情况和成就，当年成都科技大学在每年的五四前后，都有一个由各个系所办的大型壁报展示活动，展示的地点是当年行政楼对面的一排学校围墙，那是同学们由学生宿舍到教室上课时的必由之路。我们数学物理力学三个系所办的壁报，历年来都是最受同学们关注的，也得到不少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和赞扬，每当各系的壁报集中贴出时，驻足在我们系壁报前面观赏阅读的老师和同学们最多，大家都为我们系的壁报有着耐读的观赏性可读性点赞。

当年的壁报主要的编辑制作人员有我们班的王赤物理班的洪时明与我，以及还有一位比我们誉为数学班诗人的与我是同龄人的杨兄，他虽然不参加具体的编辑制作工作，但却是我们每期壁报头版长诗的作者。我们系的壁报引起师生关注与好评的要点有三个，首先是版面整体风格，我们系的壁报每期都有一个整体版面的设计，无论是图面内容还是色调都十分引人注目，无论远近一眼望去都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好感受，特别是整体色调，因为在壁报上还要书写内容，所以都是采用的绿兰浅色做背景，这种冷调的色彩在五四前后夏季到来的时候，会给观众和读者一种美好的感受，让人诗情画意般的走进我们的壁报中去享受阅读的乐趣。

再就是内容的安排，我们系的壁报在内容安排上有两个特点，这是壁报能够吸引住大家驻足观览的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每期都有一篇抒情长诗，都是由我们班的那位诗人原创，我虽不懂诗更对“诗言志”少有感悟，但我每每读到我那位同龄人的大作时，气势磅礴的诗文常把我引入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意境，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说起杨兄的诗作，几乎每年壁报制作前都有焦急等稿的状况出现，因为壁报的内容是以我为主在编辑，所以每到这个时刻最为着急的就是我，但往往此时那位杨兄却好像巍然不动很沉得出气，当然后来我也逐渐懂得诗的创作是要灵感的，因为有好几次都是在临近壁报该贴出去的日子时，他的大作才一鸣惊人的送给我们，他的同寝室的小弟弟们告诉我们，这是老大哥刚才才一气呵成的。

能让人驻足细读的另一个内容是我们的每期壁报都有一篇介绍和讲述数学物理力学特别是数学发展历史上的文章，这些历史故事对于工科院校中必须要学数学物理力学这些基础课的同学们显然是很感兴趣的。比如我们介绍的微积分的两个同时代发明者牛顿和莱布尼茨，他们相爱相杀的从不同的角度发明了微积分，但相互功利的猜测却使两位大师“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乃至使欧洲的科学家特别数学家们分道扬镳成为二派，生动委婉的历史故事让正在学习微积分的同学们十分感触若有所悟。又如级数的收敛与发散，我们从高斯等若干著名数学大师发现级数运算中的荒谬结果讲起，介绍了前辈数学家们如何发现和定义了级数的收敛性和发散性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每期的这份文章都是由我执笔撰写编辑的，为此我阅读了很多介绍数学家和数学家们的历史故事的文献资料，使人意想不到的是20多年后，当我在西南财经大学讲授《科学技术史》时，当年的阅读和写作多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我大学求学的四年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我入学的1978年末。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扭转方向的变化，进行了将近3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整人与斗争的运动被结束了，人们将全力以赴的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而奋斗。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开始，经济上逐渐开始搞活，社会上有了首批的“万元户”，比较搞笑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万元户多数来自于当年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其中有不少是刑满释放后需要在社会上谋求生路的人，这好像从另类的角度说明想要有点成就首先得有自由心与自由身，自由是创造奇迹的阶梯。

作为一个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大学教授，想在这里题外的说几句教育的宗旨和目的的话。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张扬人性，是发掘和培养人们去追求自由的本性。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好像做的不是很妥当，无论是青少年的初等教育还是成年后的高等教育，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时时去发掘和张扬人们追求自由的本性，反而是有着背道而驰的做法。我们从来就有一种“不以规矩不得已成方圆”的说教，几乎是从小就教育人要守规矩，规矩当然是要遵守的，关键是要你遵守的规矩是什么？如来佛给孙悟空的规矩是按玉皇的安排老实做一个弼马温，如有逾越就用五指山压住你，显然在这种状态下是产生不了牛顿或爱因斯坦，更不会有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反思从幼儿就开始的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我们特别特别需要的是从儿童开始就去培养勇于创新敢于创新精神，千万千万不要在教育的任何阶段去束缚人类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天性。

大学这四年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就更大，最突出的是中美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中美建交后的当月末，也就是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那一天是中国最隆重的节日春节的大年初一，邓小平访问美国一共9天，也就是在这9天的访美途中，邓先生讲下了那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段话开辟了我们和美国搞好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纪元，几十年来我们在与美国建立和发展良好关系中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近年反复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是政治家们的高瞻远瞩，纵观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历史雄辩的证明了与美国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在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道路上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经济有飞速发展的实际上是在进入新世记后，也就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最终与美国协调好关系，完成了与美国让他们同意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们基本上是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摸石头过河，虽有相当成效但很关键的放开价格这一关还是没有迈过，进入90年代后我们加大了开放的力度，但因为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改革的成效虽然很大但并不十分理想。进入新世纪后，因为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我们的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了飞跃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之中与美国搞好关系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

邓小平访问美国回来不久，我们就在1979年2月17日开始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这应当是对越南的一次教训。从今天的情况看来，越南人接受教训总结经验确实做得很好，他们向我们学习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注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前提下，近年来越南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他们几乎是在复制我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只是步伐之大之快之坚定让世人吃惊。他们现在已经和美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发展关系，在这个背景下他们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步伐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大，也许到哪一天他们的成就和经验会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一点确实让人始料不及。上一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越南和美国像世仇一样血战了十余年，现在他们居然能够放下一切与美国搞好关系，仅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努力学习了。

大学四年中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大三的时候我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喜悦之余是颇有宭迫，精力和时间上的困难还可以自我克服，经济上的难处确实使人困惑，当年我的带薪读书，行政25级的工资相当于工人二级，一个月36元的工资加上孩子母亲也是二级工工资收入，加起来仅七十元出头方方面面都很难顾及，好在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7年因为当时工作环境较好还有点积蓄，记得进入大学时好像有600元人民币存款，这在当时对我来讲应该算是一笔巨资了，能有这笔积蓄也颇不容易，一个月工资收入30多元平均每年还是有将近100元的积蓄这在当年应是相当不错的了，这笔钱帮助我度过了大学四年拖家带口难关，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在经历了一场有点戏剧性的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工作时，我几乎已经是一贫如洗了。

好在当年的大学精英教育使得毕业后工资大增，我由行政25级的36元的月工资，一下子连升三级被调为行政22级月工资53元，这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工资收入一下子几乎增长了一半。当年毕业分配时执意要选择到四川财经学院，我是有自己深思熟虑的：首先是需要尽快的参加工作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儿子经济压力确实很大，经济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当年在大学本科毕业后再去考读硕士研究生，当然外语不强的短板也让我对考研望而止步。再就是工作的喜好乐趣，也许从小就对大学独有情缘吧，我一直对做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情有独钟十分想望，高等学校教师不坐班的自由使我十分渴望，所以在毕业分配时我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如愿的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不想留校而到四川财经学院做数学教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想工作压力太大，大学毕业时我已年过35岁，这个年龄在数学研究发展上不太会有成绩的，而到四川财经学院去享受经济数学教学工作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之后教学工作十分轻松，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照顾两个不到两岁的儿子，高等学校教师不坐班的自由使我有充沛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特别是通过努力让两个不满两岁的孩子进了四川财经学院幼儿园后，闲暇的时间就更多了，于是我开始认真的考虑如何适应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确定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要学习，也就是要了解和掌握四川财经学院各个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知识，于是我把精力和时间投向了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

在近距离走近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时，首先是思维的浮想联翩，包括儿时读小学的，青年时代读中学的，30多岁后读大学的。儿时读小学时曾经因为偶然的因素结识了四川大学一位长辈，他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并且应该有一定的地位，他带着少不更事的我像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去看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馆，那是开了我的眼界并由此让我产生了对知识的敬畏和崇拜。在成都七中读中学时因为渴望阅读到数理化各科参考书，求书无门又无钱购书的我，经常是周末流涟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开架售书的书架旁，站着看书一呆就是半天。上大学后在成都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因为传统的工科院校理科数学的书籍确实不多，于是成了四川省图书馆的常客，但当年的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一本书，为了满足阅读的需要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光临它。图书和图书馆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踏进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四川财经学院在办学历史上曾经有过成都大学和四川科技学院的历程，这两个学校都是综合类的和理工科类的，当然它的主要历史还是从光华大学到四川财经学院，也正是因为这样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的藏书是不少的。因为四川财经学院的校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川省委党校占取了一半，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绝大多数学校都要回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占取的校区，但四川财经学院被占的校区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当我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之后它的校区仍然很小，虽然相关各方比如当年已经主管它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都承诺其实也正在实施扩建新校园的工作，但新建的图书馆还没有列入工作日程，所以很多藏书都不能在图书馆中展示，只不过我所需要阅读的图书陈列出来的到是很多。

我要阅读的图书就是当时四川财经学院正在举办的七个系的相关专业书籍，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两门基础课是《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我没有去找书来看，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浩劫十年中我曾经精读了隔壁邻居卓老师家中那本《简明政治经济学》，并且以它的内容为基础在1975年还在胜利公社的基本路线工作队中给政治夜校教员讲过课，所以计划经济学成了我要重点阅读的基础书籍。其他要阅读学习的是那七个系各个专业的书籍，有《货币银行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财政学》等专业基础课书籍与《工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工业会计》等专业课书籍。初读这些书时好像读起来十分轻松，甚至有以理工科专业的角度和视觉觉得这些书好像没有什么读头，当然深入读下去特别是要联系实际时，才感悟到作为社会科学这些学科确实也是科学，当然阅读学习和掌握它比起理工科专业特别是我读了四年的数学专业难度还是要小一些，其实不是小一些应该是小得多，这使得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便阅读了不少财经书籍。

在图书馆找书读的过程中，还结识了两位大姐朋友，也正是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我能够在图书馆中很自由的游刃有余的寻找自己所要读的书。一位鲁大姐后来成了我们基础部以及新组建的经济信息管理系教学秘书，其实认识她不仅是她在图书馆作为四川财经学院的职工，她也参加了学院工会为青年干部组织的初等数学培训，正是这个参加过培训的师生之谊使她对我大开方便之门，她当时正负责着图书馆图书借阅，于是在她的默许下我经常进入图书馆在陈列图书的书架上挑选我要读的书。因为这些学习培训和图书馆图书借阅的交往，使我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她在成了基础部和经济信息管理系的教学秘书后，在协调教学工作中也对我支持很大。另一位大姐是后来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的夫人，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调到四川财经学院来时本来是希望做教师，因为当时很复杂的原因没能如愿，只好到图书馆做了图书管理员，当然后来经济信息管理系成立后经过一番努力也包括我的支持，她成了我们一个教研室的同事，这个事情在后边的回忆录中可能要谈到，这也是一位心地十分好的大姐，她和鲁大姐一样对我在图书馆借阅图书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方便和支持帮助。

那半年多的日子过得确实很惬意，我充分享受到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因为不用坐班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其实自由不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更包括精神层面上的，因为除了教学工作外几乎没有人来管你彼时彼地你在做什么，更没有人在此时此地要求你该做些什么，这种自由情况如同我在考入大学读书前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一样，只不过那个时候我是靠自己的工作努力和成绩让各方面认为不必来管理我，而这个时候好像高等学校的教师的工作方式本身就应该是这样自由自在的。这种多方面的自由对我这个很渴望自由并且已经习惯了在自由宽松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讲确实太重要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我可以把我要学习的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知识的事情做到很极致的完美。

事实上确实如此，当年通过学习补充到的经济管理类各种知识，让我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教学科研中有了本钱和自信。比如教学，当年在四川财经学院我在学生们的口碑中是相当好的，这除了得益于我能够把对经济管理类学生感到比较繁难的高等数学用极其简捷通俗的方法讲授外，也得益于我在给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上课的时候，因为对他们所要学习的专业课知识并不陌生，在课程讲授的时候便能尽量的结合他们的专业知识使人易于理解。当年我给一个专业的学生讲数学时，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这个班级的其他课程讲授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一度班上的同学讲我们一周的课程就是盼着许老师能够来给我们上两次课，听许老师的课是一种乐趣和享受，在经济管理类学生中对讲授数学课程的老师有这样的评价与期盼还是很不容易的。更为有趣的是在1983年青羊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公布结果的时候我居然有100多选票，我又不是提名的候选人这些选票从何而来呢，后来得知是我上课的两个班的同学们，应用了选民可以自主提名的选举制度，让我成为了候选人并且有100多张选票，同学们提名和选举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喜欢听我讲的课。

当然补充的这些经济管理类知识对我科研上的作用更大了，我在1983年初就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就是用模糊数学来综合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其中很重要的企业经济效益评判的指标体系，在构造它们并作出相应的定性定量分析的时候，我所阅读和学习的那些经济管理知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也正是因为很重点的学习了《货币银行学》，使我在1984年暑假通过投稿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司和金融研究所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全国只选拔15位学者参加的当年货币发行量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报告，所撰写的论文发表在当年一级刊物《金融研究》上，后来在参加国家级课题《保险总准备金研究》也是也用自己所学习的保险学知识，撰写了论文《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发表，并撰写了《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应用》专著。

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做高校教师后，我的工资收入连升了三级，由原来的每月36元调到每月53元，这对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显然十分及时和重要，但我毕竟是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的父亲，增加的这些工资收入虽然很及时很必要但仍然不能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开支上经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所以在提升自己的知识面和进行教学科研的同时，我仍然面临着要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的问题。进入四川财经学院不久，我就开始应学校工会的聘请给学校一大批需要提升文化水平的青年干部补课，补的是初等数学，这是我的长处所以教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因为是给校内职工上课课时费不是很高，但只要有收入对于我来讲就十分及时和重要，给这批青年员工上课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因为后来他们又面临着一个需要通过考试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让学院组织的全国金融系统的干部专修科读大专，除了有经济收入外给这批干部上课还让我结识了一大批学院的青年干部，他们分布在学校的各个部门，对于我日后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好的支持和补益。

1983年是我的家庭生活改善很大的一年，那一年我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是在那一年有很多只有中学学历的各机关各部门的青年干部要进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读大专文凭，他们先是要通过一场成人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这里边初等数学是重点和难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课后，高等数学的学习又成了新的重点和难点，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聘到了省商业厅和省供销社所属的很多公司为这些青年干部上课。因为是外聘授课加之省商业厅省供销社又是层次比较高的机关，所以上课的课时费是相当不菲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给四川省食品公司和四川省日杂公司的青年干部上课，后来因为教学效果出奇的好，使我成了省商业厅和省供销社下属公司争聘的对象，既然出现卖方市场不用我开口买主们自然会竞相提价，所以我上课的课时费节节升高，特别是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省商业厅和省供销社下属公司的几乎所有的电大班级，都要请我去篡讲一次应付考试，这种特殊的聘请课时费自然是很高的。这一年给这些学生的上课可以说是一举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经济的宽裕让我相继购入了当年还很时髦的彩电和冰箱，而比收入更加重要的是通过上课认识了一大批省商业厅省供销社的青年干部，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文化程度得到提升之后都相继走上了这些部门的领导岗位，这对于后来90年代我进入市场经济对有些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说到了这80年代大学毕业后通过校外兼职授课有了收入购买了彩电冰箱，就想顺便在这里插一段文字记叙一下当年使用家用电器的情况。国内家用电器的使用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后才逐步进入老百姓家庭的，在这之前传统的时髦的能表明身份的至多是机械的，比如60年代70年代的“老三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我读大学那年也就是1978年有台湾产的单卡录音机流到了国内，虽然很简陋功能也很单调但已经让当时是大学生的我们十分惊讶了，我用的第一件电器就是一台双卡录音机，个头比较大音响效果也很好，价格相当不菲300多元一台，我是为了我两个刚出生的双胞胎能够在婴儿时期就有音乐可听，用当时我仅有的600多元存款的一半买下了它。后来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因为孩子们每天要洗涤的东西太多，买了一台半自动洗衣机，这是我使用的第2件家用电器，然后就是1984年春节前后，先是在春节前先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看上了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最后是在给省商业厅省供销社的学生上课之后，在1984年夏天到来之前购置了一台有200多升的松下原装电冰箱，这种日本原装的电冰箱当年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是我上课的四川省五金公司的同学们知道我想购买之后，他们用他们的办法其实也就是某种权利帮我买到的。

1984年我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会议，那就是通过撰写论文投稿《金融研究》后并受邀参加了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当年货币发行量讨论，我所撰写论文的情况以及会议的情况，特别是会议之后全国在国庆节前后出现的抢购风证实了我在讨论会上的当年货币发行超量的发言很客观正确的情况，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多有记叙。比较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么一个高级别的货币发行量讨论会，与会的15位中除我是西南财经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外，其余的都是当年金融界的泰山北斗，但这些带有权威性的专家他们在讨论会上的发言都是一味的讲形势大好货币量恰当，只有我不睬冒昧的不环顾左右讲了货币发行超量的老实话。会议结束之后的情况让学者们十分难堪，两个月后即发生了全国性的第一次抢购风，显然当年的货币发行确实发多了，这个情况不幸被我所言中。我一点也不为自己在那次会议上言中此事沾沾自喜，我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社会科学的研讨会，会后给我带来的印象和感觉特别的不好，主要是那么多位专家们为什么都会口径一致的为正在执行中的东西叫好，我觉得这缺乏一点科学研究的味道，也许是当年人年轻太血气方刚了一点，若干年后我还是明白了这就是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当年好像只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有这种情况发生，现在好像即便是自然科学，学者们也就是知识分子们似乎也是这样人云亦云了。

前不久也就是2023年国庆节前，我所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的学院为庆祝国庆节组织我们退休教师聚会了一次，当然这是去年底新冠疫情防疫放开之后的学院首次为退休教师举办的聚会，表现了对我们退休教师的尊重和关心，在聚会中偶然听到的一个信息使我想记叙下边一段文字，就是从1984年开始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的筹备和组建，在退休教师聚会中听到的信息是好像在2025年到来之际学院准备要出一些纪念册之类的纪念品，学院领导在退休教师节会上约请退休教师们积极撰稿。这个信息触发了我想把当年的情况回忆一下的念头，因为严格的说我是当年组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比较核心的几位老师之一，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对当年组建过程中的不少问题乃至矛盾都知道的比较多。

1984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四川财经学院准备要组建经济信息管理系，这是当年几乎所有比较有一定规模的财经院校办学的趋势，那一年四川财经学院已基本确定要改名为西南财经大学，所以增加一些新的比较前沿的学科与专业就更迫切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成立得有经济信息管理系，设有经济信息管理和经济数学两个专业，所以这边四川财经学院也在紧锣密鼓地抓紧筹备，当时对筹办这个新专业很积极并且也基本得到学院认同的人选是我们基础部数学教研室的明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我和数学教研室的其他几位老师一直和明老师有比较好的关系和密切的联系，所以当明老师开始筹备经济信息管理系时便首先告诉了我并希望我给予支持和协助，事实上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到1985年经济信息管理系正式挂牌成立，我一直和明老师一起在做筹备经济信息管理系的工作，当时明老师主要负责和学院领导及外界的联系，我主要做了些筹备工作中的具体工作，比如计划设立的经济信息管理和经济数学两个专业的设立必须上报的才培养方案就是由我执笔完成的。

按当年设立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的思路，它应当是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经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原来的基础部计算机教研室所有老师，以及我们原来基础部数学教研室的一部分老师，都是筹备中的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体教师，因为是建办一个新的专业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也很积极，申办的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并且富有成效。进入1985年筹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的进入实质性阶段了，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学校领导，已经在开始考虑成立后的经济信息管理系的领导班子，因为筹备工作一直是明老师领着大家在进行，所以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老师们都认为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系领导，确实明老师也是学校最终确定的系领导之一，只是有一点小插曲的是学校又安排了原在工业经济系的曾老师与明老师一起搭建经济信息管理系领导班子，从学科的角度这其实也很正常，经济信息管理系确实需要一些经济管理专业的老师来加强。问题的矛盾是拟议中的经济信息管理系领导班子由学校的庞副校长兼任系主任，曾老师和明老师都是副系主任，这个似乎也没有啥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这样，问题在于学校最后需要明确一个经济信息管理系两名副主任中谁负主要责任，学校最后的意思是由曾老师负主要责任。

这一点首先是明老师就很为难了，除了按照学科分类经济信息管理系应该是理工科专业外，事实上明老师筹备这个系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学校的这个安排就难免产生一些不是十分和谐的因素，明老师当时对这个安排还是有些情绪的，他也对我表示了这些情绪，我当然除了好言安慰之外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其实这个事本身就没有我的发言权说了也不起作用。但个人真实的观点其实对这个所谓负不负主要责任并不十分介意，我觉得如果由明老师负主要责任固然很好，但学校要安排曾老师负主要责任也可以理解和接受，我其实向明老师表达了这种观点，并且劝慰过他退后一步自然宽，不必为这个事情心生阶介缔甚至产生矛盾，比较遗憾的是，似乎明老师并不这样想，所以后边的事情就比较麻烦，也使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很为难了。

新来的系领导曾老师原来我不认识，来了之后有了交往交流，从我的角度来看感觉还可以，性格上显然是个比较耿直的人快言快语，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讲了他很明白在经济信息管理系数学和计算机这两个专业的重要性，他明确的说恰恰这两方面是他的短板，他希望得到我包括系上所有理工科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从专业理解的角度讲，因为我自从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之后所做的科研工作都是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管理中的各类问题，过程中我深知如果不了解你所研究那个经济管理问题的定性背景，再好的数学方法也派不上用场，所以从专业上我对曾老师还是比较认同，对学校关于系领导班子的安排还是觉得比较合适的。但正因为曾老师和明老师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格，所以在经济信息管理系正式成立之后两个人的工作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并且日益加深，这使得我们老师比较为难感到很不好处，我那个时候已经和江老师一起在负责经济信息管理系的经济数学教研室，作为一个系的二级机构和基础的教学单位的负责人就感到更为难更不好处。因为系领导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不和谐持续了一年多，最后的结果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学校最后把两位系领导都调离了经济信息管理系，另起炉灶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多次劝过明老师，谁负主要责任无所谓的，可能这是我一贯处事的态度，我确实很不愿意为一些职位上的东西很认真，只要工作环境自由度大就行了，但可能明老师不是这样想的，我也很能理解明老师的想法，经济信息管理系是一个理工科专业应该由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来主导，这一点我也认同，但是学校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我还是觉得就退而求次之不必太较真。我主张他们两位领导和为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曾老师除了表示了他自己非理工专业的短板外，也多次向我表达了愿意和明老师一起共同办好经济信息系的愿望，当然也不排除因为他知道我和明老师关系密切情感上可能会倾向于明老师一些才刻意这样说的，但他既然说了就在明处表达他应该这样做，我其实还是把曾老师这个意思转达给了明老师，当然初衷还是希望两个人的矛盾和纷争就此打住，但最终事与愿违出现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的结果。

说到这位曾老师的耿直还可以提到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前边记叙到我到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时认识到的一位后来成为我们教研室同事的刘老师，因为经济信息管理系成立不久，有一天曾老师专门找到我问我这位刘老师可不可以到我们系上来讲授数学？其实当初在基础部数学教研室时，对于当时否定了这位刘老师来上数学课我就有些不以为然，一则是“数理不分家”，四川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数学基础不会差，再则就是我们是财经院校所要讲授的经济数学课程难度是不大的，所以我给曾老师说应该是可以的，其实我们教研室的其他老师特别是江老师也是这个观点，拿来说刘老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到经济信息管理系来了。但还是有点时间了没有动静，后来曾老师又一次找到了我问我能不能够在调动报告上以教研室负责人的身份签个意见，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因为这个意见按惯例应该是由江老师签的，我其实以为是早就签了，但后来曾老师告诉我对刘老师调入我们教研室江老师是没有意见的，只是在签字事宜江老师向他建议由我来签字为好，我对江老师的秉性和习惯因为我们两人关系极好所以十分了解，以他行事的惯有风格这个字他一定会让我来签的，江老师是个好人但一般不愿意承担过多的事，既然事情都是这样了我也能理解江老师的意思，我也就毫不犹豫的把字签了。

经济信息管理系成立之后那几年我在教学科研上成绩都很显着，教学上因为经济信息管理系的数学老师人数还是偏多，仅仅本系的课程是不够安排的，所以我们与基础部数学教研室协调好了除了也是数学基础要求较高的统计系的数学课程由我们上之外，又让我们上外语系法学系这些纯粹的文科班的经济数学课程，这实际上增大了教学的难度，基于很多原因这类课程多数都是由我去讲授的，特别是后来学校又专门招了几届西藏班，数学课程的教学难度就更大了，这种难度很大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由江老师和我去承担的。当然中间也发生过一些意外的事，我们安排去给统计系上课的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师生之间关系没有协调好学生反应较大，统计系的教学秘书朱老师是我的邻居，有一天他突然在阳台上叫住我说，许老师你给我们安排的什么老师来上课哦，学生反应很大你快调整一下吧。我很惊诧的去听了一下课，在我看来通过改进也是可以的，但为了对今后工作不至于产生影响，我还是主动调整自己去统计系上课了。也就是在这几年，我给学校的研究生开出了好几门公共基础课，有《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经济管理的不确定性及其数学处理方法》、《自然语言的数学描述》、《目标规划》以及《经济管理中的数学规划方法》等课程，受到了研究生们的欢迎和好评。

科研上继完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司的国家级课题《货币流通必要发行量发行的数学模型》后，我又承担了保险总公司的国家级课题《保险业研究》的子课题《保险总准备金适度规模研究》，在完成子课题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应用》。同时完成并出版了《模糊数学及其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经济管理中的数学规划最优化方法》、《目标管理与目标规划》等专著，还担任主编编写并出版了好几套财经院校不同层次学生的经济数学教材，包括财经院校一般本科专业和专科教材各一套，财经院校理工科专业本科教材一套，这些教材一套都有四至五册，覆盖了经济数学中《数学分析》、《微积分》、《高等代数》、《线性代数》、《运筹学》、《线性规划》及《概率能及数理统计》的内容，同时还在《金融研究》、《经济预测科学》、《财经科学》等期刊上发表了不少论文。

在全力以赴的完成这些教学科研成果时，那几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让我的人生价值观念逐渐展示和表现了出来，其中比较重要和典型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西南财经大学在1988年秋季学期举行的一次破格提拔副教授的打擂活动。当年的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不同于象四川大学那种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科研梯队，在西南财经大学当年的教学科研主力就是我们这批或者是毕业留校或者是从外校分来的七七、七八级老师，如同我在上边记叙的一样我们这批老师们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上成绩都很突出，但论资排辈的观念以及按部就班评职称的程序，使这批实质上是学校教学科研主力的老师们与高级职称无缘。学校领导也很了解这种情况。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决定拿出四个副教授名额让这批青年教师们打擂破格选拔，我因为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和卓越，自然众望所瞩的让大家觉得我应该是这四个名额中的一位，但最后的结果却很戏剧性的开了个玩笑，我和后来担任了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的一位经济系的教学科研也很优秀的青年教师以并列排名第五的名次与那四个指标无缘，这使大家很意外我也很失望，当时打擂所制定的程序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校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庚即任命我在学校科研处和那位老师在经济系担任了处级职务，这种多少有点弥补味道的委婉做法我虽然能理解也能接受，但在心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想法的，正好几乎是在我们打擂的同时，我在成都七中的好友来邀约我到他大学学弟的公司中兼职做经济顾问，这最终导致了我在二年之后辞掉了科研处的处级职务，做了西南财经大学专职教师和校外一些民营公司兼职管理者，用当年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是有一半下海了。

事后多年我曾经回头来认真思考过，如果当年没有打擂的偶然使我被评上了副教授，往后我会怎么样选择和发展呢？我仔细的审视了自己，我认为即便当年我评上了高级职称，我也不会安分守己的不受当年特别诱人的外界诱惑，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我一定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参与进去，因为在我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在精神层面喜欢挑战性的人，同时在物质方面我又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这两点决定了不管当年那场打擂活动的结果如何我都会走向市场经济一试深浅的。客观的说当年如果中规中矩的在西南财经大学发展，以当年我在教学科研的工作成就和其他多种因素，最终做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副校长是有可能的，但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更是我那颗追求自由的心不需要的，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以及个人价值取向。都会推动我走向我自己认为该走的方向。

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发生的一件事情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我的人生价值取向。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很活跃的，反映在政治上很多东西都很开明也很宽泛，比如说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做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到家，当然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也是一贯的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应该说是一个培养和向政坛输送人才的地方，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民主党派都有很多西南财经大学的校友从政，大约是1987年上半年，学校一个民主党派的几位领导专程到我家中来“拜访”我，中心意思是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民主党派，因为我历来追崇潇洒自由，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共产党我都比较远距离交往，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嘛，所以从党派的角度我与他们还是不太熟悉，当然从工作上同事和校友的角度大家是很熟悉的，这样我对他们突然建议我加入他们党派很诧异，更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茫然。民主党派的人对政治问题的表达比较直率，他们直截了当的给我说，他们党派要在西南财经大学推荐一位满足条件的老师到省上某一个厅任副厅长，当然要推荐的这个老师有关方面是有基本的要求，比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特别是教学科研成就，当然也有政治态度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基本的东西。

几位学校民主党派的领导们把我的情况对号入座，觉得在很多条条框框上比方说年龄教学科研成果上我都很合适，他们开玩笑的说就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所以建议我加入他们党派以便推荐。当这番话一讲完我就知道我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重大到是人生价值和方向的选择，我这个人平常与人打交道时还是比较委婉的，不是性格上那种直来直去的人，偏偏那天这个需要我作出重大选择的问题使我有点急了，因为听懂了他们的意思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马上又想到这个对我不是很适合。因为我对自我还是有评价的，我潇洒自由惯了，天性不喜欢人管我当然也不愿意管别人，为政从官就既要受人管又要管别人，这好像我不太喜欢，这就是虽然我平时与人打交道很委婉但却很真实，我不会演戏般的扮演在上级面前是羊在下级面前是狼的角色，所以说到的那个岗位对我好像也不太合适。所以当时我一反平时表达比较委婉的习惯，居然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就直接拒绝了，拒绝的语言还是很委婉的，毕竟大家都是交往很深很熟悉的知识分子嘛，不过事后我还是有些后悔，别人好心好意的来找到你，多少不要当面拒绝嘛，就说要考虑一下隔两天回话多好呢，好在大家都是平时交往很密切的校友和同事，所以也没有出现什么尴尬的局面。

后来这个党派推荐了他们党派中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先是去做了一下这个副厅长，最后一步一步做到了副省长，从副省长岗位退下来后，还先后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前几年我还因为工作的原因向他汇报请示过，也就是有几次沟通交流和交往。这个事情说明了如同我不愿意在西南财经大学从政一样，也不愿意通过其他渠道从政，除了有上面已经谈到的我不喜欢我不适合的原因外，后来回过头来审视自己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因素，首先还是人生价值和实现这个价值的取向，现在已经年过古稀，我还是觉得我这几十年选择的人生道路是正确的，我觉得我现在工作经历比较复杂见识的也比较多，相对比较满意，收入上在较大程度和比较宽泛的方面上实现了财务自由，家庭特别是三个子女教育与发展得很好，如果当年选择了从政的道路，不管做到哪一个级别，我觉得自我的满意度不会比我现在状况的满意度好。

这是一个正常发展的说法，其实客观的审视自己，如果选择了从政的道路，存在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我自己评估过自己，我其实首先是那种比较物质的人，当然也追求精神层面上比如自由潇洒，对自己这种对物质有比较现实需求的人来讲，我不敢讲自己有绝对的自我控制能力保证我不在官场中走错路，如果一旦走歪了路那将是万劫不复，西南财经大学从政的校友不少，但最后身陷囹圄也不少。我现在这个状况自己是很满意的，工作经历和成就以及家庭状况满意就不说了，就是实现较大程度和比较宽泛的财务自由我也觉得很坦然，从来没有为过官也就没有权利当然谈不上什么贪腐，虽然下海在市场经济中办个企业，但也中规中矩企业也办的不大，没有那种规模很大的企业家们经常说到的原罪，如果从政为官后不能把持自己路走歪了，以我自我审视的结果走歪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整个人生结局就完全面目全非了，那个结局一定是十分悲惨的。当然从各个层面说了很多，其实我很明白我最终在从政为官上有比较通畅的途径但没有选择走这条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源于我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我觉得一个人还是活得自由潇洒快乐行为好。

1988年底我在成都七中好友刘仁清的推荐介绍下，进入到他的大学学弟所建办的一家当时还应该叫集体所有制的公司担任经济顾问，但在当年已经进行十年之久的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种挂着集体所有字牌子的公司本质上就是一个私营企业也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在这个公司担任经济顾问的不到半年的时间中，我的所思所为包括最后的去留结果都表现出我的性情习惯以及行事风格。当年到了公司后知道我的成都七中校友为他的大学学弟组建的顾问团有五个人，包括法律顾问军事顾问私人顾问和经济顾问，我的成都七中好友担任顾问团总顾问。

到公司时大家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召开公司的年终总结大会，公司总经理和顾问团总顾问确定年终总结大会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总经理做工作报告，另一个是总顾问做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当然也告诉我要安排一下公司的经营业务工作。内心深处对这种过于务虚的会议不是很重视所以有点不以为然，既然是公司嘛当然应该以业务经营为主，而对于我这个经济顾问来讲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公司的资产负债和现金流状况，因为只有弄清楚了这些，我才能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好经济顾问该有的服务工作。

于是我向总经理提出了对全公司进行清产核资的建议，并且毛遂自荐的说这项清产核资工作由我来主持，总经理当然很高兴也很支持，于是我在参加筹备年终工作会议的同时开始了全公司的清产核资工作。提出要进行清产核资工好像有点唐突，但这是我的办事风格和习惯，这项工作完成后使我对如何为公司服务有了个基本的概念，而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这个公司资产不少负债也较多，两者基本平衡，净资产不多，如果考虑到有些资产的变现性和不良性，也许净资产可能为负，另外就是现金流不太好，需要加强业务项目的经营管理增加现金流和净资产。后来公司召开了将近三天的年终总结大会，总经理做了洋洋飒飒的工作报告，总顾问也做了精彩绝伦的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这两项工作耗费了几乎全部的会议时间，在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给我留了半个小时让我对公司第二年的业务工作做了安排。

这种会议程序的安排，以及后来公司管理层与顾问团把很多精力和时间都耗在务虚上，使我感到需要想办法花大力气把公司拖到以业务经营管理为主的轨道上来才行。过完春节后不久公司就有了资金流不畅的问题出现，主要是有一家银行的几十万贷款到期了需要归还，因为与银行的关系特别好银行承诺了归还后可以再行贷出给公司使用这笔资金，但按照银行工作的惯例其实是规定应该是先还后贷，而公司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本调配不出这笔资金来先还贷。比较戏剧性的是。到了应该归还贷款的那一天，公司的管理高层和顾问团多数成员大家聚在一起，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都面面相觑，这项与银行具体打交道的事情本来应该是总经理副总经理们的事，我这个刚来不久的经济顾问按说出出主意就行不必也不应该自己去操作，但当时的局面似乎没有人愿意出头到银行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坐在那里而时间一点点的在过去，万般无奈之下我看时间已接近下午四点，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了才成，于是便主动提出我去吧，因为银行和公司所在地相距不远，我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去银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解决的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和这家银行的高层关系也较好，最终在委婉的告知还贷资金一时组织没有到位后，与银行一起采取以贷还贷的一种其实不是很妥当规范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说万般奈何是指当时的局面确实很尴尬，一项公司很具体的工作居然没有人愿意出面去解决，我当时这种似乎也有点唐突的作法再次表现出我那种遇事比较有担当也比较喜欢去做一些有挑战性工作的性态。

这个公司的老总自己是不太精于业务的，他的过人之处或许说是他的人格魅力是自己不精于业务却能聚集起一大批在业务上很在行的同学朋友邻居共事，我在接触中感到这些人是很务实的，就是想做生意抓业务赚钱。春节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出人意外也使各方面都很尴尬，就是公司的多数员工提出顾问团务虚太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帮助不大，开始是有些意见后来就干脆提出请顾问团离开公司，客随主便这也是一个无可奈何之事，所以大家也同意顾问团退出公司，但同时这些员工又提出我这个经济顾问许老师不能走，因为他们觉得我对公司的发展是能够其实已经起到一些作用了。这就使我很为难了，我是随着成都七中校友来到公司的，他都走了我留下来似乎不是很合适，最后的结果我还是留下来了，除了是公司员工也包括老总的盛情挽留外，我自己的决定是主要的原因，这个决定也表现出来我在性格上的一些处事风格，仅管与校友的关系很好从情感的角度我应该和他一致离开，但实际中如何处理确实是我个人的事，我自己有自己做人做事的思维，不应该被情感所牵制。

后来才得知公司员工是从我刚来时要清产核资，在年终会议上的公司工作安排讲话又很务实，特别是主动到银行去解决还贷问题，这些事让老总和员工们觉得要尽力的留下我帮助公司发展。后来的情况说明我当时决定留下来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个公司中我结识了一批比较务实的业务朋友，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朋友后来又办了很多公司，他们后来所办的公司无一例外的都希望我能去帮他们管管财务以及与工商税务银行的联系，即便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政策放宽我也办了公司，但这些人一直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也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帮他们公司做事，事实上整个90年代我的下海活动，所做的具体业务工作与这批朋友联系是很紧密的。

上世纪90年代说起来我是下海经商了，但我自己的理念和目标都很清晰，那就是挣点钱而已，从没有想过把公司办大发展事业，也没有想过要挣很多很多的钱，能实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就满足了，所以当时有两件事情处理得很坚定一点也不犹豫。一是很坚定的留在了西南财经大学没有去辞职，做自己喜欢的事使我觉得经商不会是长期的，做一名高校教师一直是我所想往和追求的，所以当年是很坚定的留在了体制内，不管各方面的事情有多忙，我一定要按照规定完成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工作任务。事实上所谓的下海做生意搞了年两三之后我就兴趣不大了，特别是有了一定的收入和积累之后更是兴趣索然，正是因为坚定的留在了体制内，所以我才有机会和条件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西南财经大学再一次去享受自己所喜欢的高校教师自由生活。

另一件事是很坚定的把子女的教育放在了首位，进入90年代后我的那对双胞胎儿子也念中学了，从初中开始我和夫人就身体力行的在数学和英语上对他们进行超前教育，无论其他的工作有多忙，赚钱的事情有多吸引人，对他们的教育是不能耽搁的，当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高中时考入的分别是成都七中和树德中学，高考时分别考入了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如果说在90年代下海经商时还要坚持回西南财经大学上课是自己的兴趣使然，那在这几年中始终把孩子教育放在首位便是一种理念和责任了，当然最终出现的使人特别满意的结果也让人特别欣慰和骄傲。

在下海中有一件事情应该说也比较精彩，它从很大的方面表现出我个人的很多特点，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充当着一些企业和银行之间沟通交流的角色。那个时候的银行刚开始对中小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很多原因更多的是银行对企业的不了解不放心，双方的沟通和交流更多是通过我来实现的，一方面我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人员很熟，有的就是校友和学生，而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又使我对银行的实务特别是它的工作流程比较熟悉，关于企业的情况银行的管理者们更愿意听我的介绍，而当年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多数都很不会对外展示和宣传自己，也期盼和指望着我去银行沟通。这个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充当沟通交流角色的工作，展示了我的自信和担当，更表现了我的魄力与睿智，因为做好这种工作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所以更表现了我喜欢挑战性工作的兴趣。

事情难度越大我似乎就更愿意去面对，并且很容易产生一种做事的激情，1998年我的一位西财校友所办的公司寻求到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就是去整体兼并其实也就是购买当时一个已经停产了的成都市装潢印刷厂，校友知道我是一个长于做这种事的操盘手，于是来与我商量如何操作，我的答复是先让我初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当我把这个厂的情况也主要是它的资产负责弄清楚后，意识到这是一个比较难啃的骨头，操作它要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并且要承担比较大的风险，尽管情况如此但骨子里边那种喜欢挑战性工作的欲望，促使我最后和校友一起商量后决定启动这个项目并由我来做具体的操作。我带着公司一支很精干的队伍进驻到厂中开始了方方面面的工作，兼并工作的细节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记叙得很详细，现在想要记叙的是兼并工作中几件有难度有风险但在我看来却很有乐趣的趣事。

一件事是债务处理，因为这个工厂在计划经济体制时发展状况是很好的，所以他的经济往来关系比较多也比较复杂牵涉面也很广，也就是债权债务都很多。债权嘛我们在做兼并核算的时候是没有把它纳入资产或者说兼并收入范畴的，指导思想就是肯定要尽力的去收，收到了就等于是净利润，收得不顺利也不影响兼并核算的大局。至于债务肯定必须谨慎的处理好，因为它肯定是兼并成本或者叫支出的一部分，在核算兼并收益的时候计划上是以实际债务的50%为支付底线的，也就是说在处理这些债务时实际支出的金额在债务金额的一半以内兼并就是正常和顺利的。当时有一种想法和说法就是债务嘛能赖就赖不理它就是了，但我们是通过很正规的法律途径进行兼并的，如果扮演成那种赖账的混混不仅对各方面不好交代，对自己来讲也不是个好事，总不能兼并后时时都面临着一个债权人讨债的问题。

所以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很重视这个债务问题，没有正式决定要兼并前我分别约谈了那些债权人，当时很多人不管是工厂里边的干部甚至我们公司自己的员工都有些不理解，债主躲都躲不赢许老师咋个还要去主动找他交流呢，他们不明白实际上我是在对这项挑战性很大的工作进行摸底，通过摸底交流判断处理好公司债务需要花多大的成本，正是这种兼并前的沟通交流使我相信能够在50%的底线以内解决所有的债务问题，同时也通过约见确定债务数额避免今后节外生枝。兼并工作开展实施后，我开始主动出击邀请债务单位来协商债务解决问题，这项挑战性很大的工作使我极有兴趣也给我带来了相当的乐趣，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极好感觉。

债权单位其实不少有二十多家，通过沟通交流协商都处理的比较理想，当然这首先得益于正式决定兼并之前我与他们的沟通交流，因为在那次沟通交流中，我对于这些债权单位想收回债务的心态有所了解和掌握，当然我比较得体的沟通交流谈判技巧和技术，以及自己那种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的身份，也促使了协调比较顺利。与每家债权单位沟通时的氛围都很好，我也很有耐心的慢慢的交流，有的时候一个单位的债务处理要交流好几次才有结果。因为氛围比较好，最终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我们来讲处理每一个单位的债务都控制在实际偿还在50%的底线以内，而对他们来讲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数额的现金，这在当年三角债很严重很混乱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沟通交流中他们对我这个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方方面面都感觉很好，不少客户在协调谈判好之后离开时都对我有发自很内心的感谢，这让我们公司的员工们自己都觉得很搞笑，说少拿了那么多钱还要谢谢许老师，这种得了便宜还放乖的好事只有我们许老师能够操作的出来。

其实这种看似平淡简单的交流，它的挑战性是很强的。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利益最大化问题，他想多收我想少给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最后谈妥的金额双方都能接受。要找到这种平衡点涉及的因素很多，对方的体制以及相关涉事人的心态乃至习性，沟通交流的方式节奏乃至语言都会影响到协调的结果，当然对于一贯喜欢做这种比较细致的挑战性工作的我，不仅会很好的发挥自己敢于交流善于交流的长处，更能在发挥中享受到那一份难得的乐趣。

也有最终没有协调好的，虽然只有一家，从我的角度看，没有协调好的原因主要是来与我具体交谈的那个人性格上的某种因素之所致，这一家最终是通过在青羊区法院的司法程序解决的，要走司法程序不是对方的主意反而是我鼓励或怂恿他这样做的。因为这位债权人一接触我就感到，他的心性是那种心高气傲的人，自信心特别强言语和行动中处处显示出天下没有他办不好的事，所以沟通交流几次之后我就鼓励他大家走司法程序解决吧，之所以这样是我判断他这种自傲的人对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极有可能是个门外汉。果然他很快的聘请了律师依据管辖权在青羊区法院起诉了我们，尽管我也有水平也很高的律师朋友帮我打了不少官司，但这个比较简单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在预料之中的案子，我就没有去麻烦律师朋友了，在收到他的起诉书法院的开庭通知后决定开庭那天自己去应诉就行了。

开庭那天他和他的律师洋洋洒洒的来了，我带上了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员工，在法庭见面后还没有开庭我就知道他一定被他的律师忽悠了，因为这是一桩起诉方必胜的官司，而这之前他的律师居然没有给他讨论过胜诉之后的执行问题，而我这边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有被执行的资产给他但其实际价值还不如协调时我给他提出的现金偿还金额。一开庭他就被我抓住了一个软肋，他和他的律师居然没有给法庭办理委托律师的手续，所以一开庭我就要求法庭取消了律师的发言权。接下来的过程就有些搞笑了，他作为起诉方当事人自己在法庭上诉说，毕竟打官司是一桩专业的事，自然他的语言有很多都极不得体，坐在一旁他的律师几次在他讲出这种不得体的话的时候想申辩几句，律师一开口我立刻申请法庭制止律师发言，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起诉方必胜的官司，除了仍然坚持按我在协调时提出的金额和解外，毕竟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就没有过多的辩解和纠缠。不过当时我们双方的表现让当庭的法官在闭庭后都开玩笑的对他们的说，有事没事不要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打这种经济官司。

法庭下的判决很快，他们胜诉后就应该进入执行环节，我真不知道他的那位律师是怎样给他打保票的，说不定就是他那种自信自傲的天性让律师觉得其实很好忽悠，所以在实际执行时除了我愿意主动给他的一台已经用了三四年的五匹分体空调柜机稍值点钱外，其它他能够收到的达到法院判决金额的所谓资产在我们这边就都是一些对我们来讲几乎没有价值的东西了，而就是这些东西还得我们主动的给他，因为他的律师没有给他申请任何保全诉讼。更搞笑的是他申请执行需要向法院交1000元的执行费，这是需要现金支付的，他感到很委屈不愿意给法院交，主审案子的法官可能对他也产生了一点侧隐心，因为在这个案子开庭的前前后后法官与我也打了不少交道，法官就给我打电话说，许老师你们公司把这个1000元的执行费帮他出了吧，法官都讲是帮他出了吧显然从法律上来讲就不该我们出，但考虑到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因素我还是很爽快的立马就点头答应了并很快替他向法院支付了这1000元执行费。

在兼并这个工厂的工作过程中，还认识了不少工厂的工人与职工，其中有一位罗姓的员工可能在工厂方看来应该是个“刺头”，这个人讲话声音很大，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理在他那边的理直气壮味道，在兼并工作中工厂领导就提醒过我们这个人比较麻烦，但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是和他打过几次交道，公司的员工对他还是有些在意向我建议最好避避他，但我觉得什么事总得打打交道交流交流也许更有乐趣。有一天一大早，我还没有到公司和工厂中去，公司的员工就给我打电话说工厂中来了100多名工人员工场面显得有点混乱，因为当时与工厂各方面的交道基本上都是我在做，所以这些员工虽说是请示性的问我怎么办但实际想法是希望我快点去控制局面。我当时就急急忙忙赶去工厂了，与工人们一接触才知道他们确实对兼并有意见但不是针对我们的，主要是针对工厂原来的领导，而100多任务人中最为激动估计也是领头的就是罗姓员工。我按照我一贯的工作风格，没有回避这些工人，反而主动的到他们中去与他们摆龙门阵，特别是很耐心的与那位罗姓职工交流了很久，其实也就是听听他和其他工人们的倾述，我其实也很理解大家，工作了几十年的工厂说没有了就没有了，难受的心情需要发泄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最有趣的是这位罗姓员工，在2000年我已经回到西南财经大学上课后，他居然应聘到当时西南财经大学从光华校区到柳林校区的外包运输公司做驾驶员，有好几次我坐他的车时还在车上与他畅谈，他确实是个爽快人，我们畅谈的氛围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兼并成都市装潢印刷厂这个事情除了利益结果和工作过程使人自慰和欣喜外，其实有另一个方面的客观现实却很使人黯然情伤，那就是通过兼并这个工厂后所目睹到的工厂这两三百工人的失落和茫然，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代，不，应该是两三代国人成了当年所称的“下岗工人”所付出的代价。所谓的下岗工人中，有五六十年代就参加国家建设的老工人，也有与我年龄相近的同龄人，还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为当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现在他们的单位也就是一大批中小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因为在计划经济中时间太久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不得不停产变卖，曾经的企业主人成了下岗工人其实也就是失业者，他们需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重新起步，就像刘欢先生那首《从头再来》一样开始自己人生新的启程，他们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像歌曲所唱到的那样轻松，他们将在开启自己新的人生历程中经受洗礼和磨难。

兼并工作结束后已经是当年年末，春节之后一上班便有职工向我汇报原来工厂的一位老工人因年老体弱病逝了，尽管兼并协议中确定了我们同原工厂的两三百职工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从人员隶属关系上看理论上他们还应该算做我们的职工，所以过逝老工人的家属来公司向我们报备一下。得知这个消息后那种黯然情伤的情绪让我思绪万千，于是我带着几位公司参加兼并工作的员工，专程前往逝者家中吊唁，并代表公司赠予了一笔在社保福利之外的抚恤金，在我看来这是自己一次极为平常的举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没有想到这在工厂的职工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有此举动，工厂的工人员工们都十分欣慰和感怀，加之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的另一身份，工人们对我们的盛赞溢于言表。

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游弋时有一个事情也让人颇有感触，就是当年所结交的严格的说是与生意有关的方方面面人士，无论从结交和交往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最终当我退出商海清理债权的结果来看，他们都是重信用可交往的朋友，这从另一个侧面坚定了我“众生皆平等屡屡盼自由”的信念。当年想结束生意时，要收回来的债权有千万之多，最终收回的结果很好，虽然也有100多万成了坏账最终没有收回约占10%，但这10%没有收回的债务很多都是情有可原，多数是在经营过程中失败破产，而收回的那绝大多数债权很多细节都颇有意思，其中有不少是在债务人实际上在清算结束自己生意时主动归还的。这些人文化程度不同生意背景各异个体差异极大，但大家相处在一个平等的市场环境中，共同的期盼着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游泳，这种平等自由的环境是造就诚信做人的基础。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十年的商旅生活相对还是很满意很自知充实的，这其中主要是依照了自己自由潇洒的天性，没有更多被市场环境所束缚做太多自己不是很有乐趣的事，这主要得益于自由的天性是我一直把生意的目标定位得很实际，就是挣点钱尽可能的实现多方面财务自由而已，目的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作为高等学校教师太清苦至少是不宽裕的生活，并为今后回学校再做高等学校教师时奠定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所以年过古稀之后有时总是在想，当年依照自己天性追求自由潇洒的生活，它其实最终带来的不仅是精神层次上的满足，在物质层次上也正好恰如其分的终有所得地实现财务上的多方面自由。

进入新世纪个人的生活似乎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这就是人生的自由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好像提升应该是一个量的变化，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质的变化呢？这是因为进入新世纪后因为各方面的条件和基础比较好了，所以对人身自由的追求更多的是以主观而为之，相比起已经过去的几个年代来看确实是一种质的飞跃。上世纪70年代背负着解决家中老弟小妹回城留城问题的担当，80年代在高等学校教师的新环境中有创立基础的负担，90年代商海游弋有尽快增加收入的欲望，这些都使我在期盼和追求自由中不能事实上也没有过分的主动，是很被动的顺应着环境去争取和实现自己人生的自由化。进入新千年一切都变化了，好像没有什么能束缚我的主观了，环境上回到了本来自由度就很高的高等学校教师生涯，经济上有比较良好的基础实现了很多方面的财务自由，家庭上两个儿子考入名校并在毕业后顺利的成家立业，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高兴的事了。

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对这个知天命的理解是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所想所能自由潇洒的去做什么，所以我确实在知天命的十年中，把自由自在的生活发挥得很极致很张扬，通过更多的去践行那些有挑战性的事而使自己精神层面的充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之中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事，一个是工作上在接收了难度较大的《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课程后又积极承担了对自己而言是全新的《科学技术史》课程，第二是策划和践行了让女儿缩短小学学习时间让她仅用了四年就完成小学课程学习在10岁多一点就迈入初中，第三是随心所欲的不仅是醉心于更是身体力行的参与进行到房屋的装饰修建而乐在其中。

当初回到西南财经大学接受其他老师所讲授的《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课程，除了有当时情形的无可奈何因素外，其实自我的那种喜欢做挑战性工作的心态也在潜意识的起作用，这门课十多年了前后两位老师在上，教与学的师生关系总是跌跌碰碰的不是很协调，所以内心深处还是想去探个究竟也就是说自己想去试一试。当然把复杂难上的课直观化简捷化是我教学的一贯长处，所以把这门课上得四平八稳师生教与学之间协调平衡对我并不难，客观上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我接手这门课后学生就没有什么换老师的意见和要求了。本来事情也可以这样平稳度过，但我那种内心深处的那种想挑战自我的激情在起作作用，它让我不是满足于现状而是要去探求矛盾实现自我，当分析到考研那个占有15考分之多的《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压柱题是需要解决好微积分中含参变量的重积分问题时，我没有回避这个本来可以回避的难点，而是迎头而上和学生们一起去攻克它解决它，从而在无论是在过程还是在结果中都取得理想的目的和境界，完成了自己挑战的欲望。

《科学技术史》这门对我全新的课程肯定是在接受挑战性工作的心态中承担的，在要不了几年就要退休的时候去承担这门课程，显然应该有中青年人的激情才行，当年我的情况确实如此，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课程组几位老师很特殊的情况，最终这门课的课程负责人居然只有只能落在我头上，而仅就课程而言我应该是个新人。不过担任课程组这个意外却让我收获颇丰，因为从课程组负责人的角度我需要更多的和其他几位老师沟通，而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科院几位资深的科学技术史专家，在沟通交流中给予我的指点和提升经常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他们帮助我更深的从哲学的深度和高度探讨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对于我这个理工科出身背景的人来讲无疑是在思维中开了一个天窗，这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感悟到敢于承担也会带来想向不到的受益。

《大学物理》这门课的几年中其实我一直在探索，最后无疾而终的局面也使我很遗憾，因为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而更重要的是几年的教学中使我认识到给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在高等数学背景下讲讲牛顿力学，讲讲麦克斯韦电磁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其实很有必要，至于学生们高等数学基础的问题我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把课程调整到大一下学期学习便可解决导数的问题，至于麦克斯韦方程组所需要的偏微分方程组知识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需要的黎曼几何知识，是完全可以在教学中处理得很得体让学生受益匪浅。遗憾的是当年愿意从事这门课教学的老师太少，除我之外的另一位青年教师他其实是一位物理学光学博士，在我动员后参加了这门课的教学，但从他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不能老拖着他来上这门通识课程，所以这门课程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里被取消，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表面上的教学程序问题，还是缺乏老师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曾说到科学产生的三个基本条件是惊异、闲暇和自由，这个说法好像与我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去探索与践行女儿的小学教育的情况有点耦合，当然主要是后二点闲暇与自由，至于惊异嘛可能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当年的我确实既闲暇又自由，使我有充分的精力时间和条件去考虑中国的小学教育学制问题，虽然很多年前我就依稀感觉到似乎六年的时间太长，也依稀的觉得也许用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现行的小学教育内容，但因为忙一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过，现在好了闲暇使我时间很多，自由又可以让我的思维无拘无束，打开了思路的我静心的探讨了能不能只用四年的时间就学习到现行小学教育体制中的主要内容。这个分析的技术性很强，虽然很多学科都涉及到，但主要是语文和数学，需要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语文和数学让一个小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有哪些？还得要下决心对有些过程性的内容作坚定的扬弃，这些问题的具体分析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谈的很多也很仔细，这些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也让我决心在女儿身上予以践行。

这里想回头再说说我的孩子们，他们一直是我引为自豪的人生骄傲。我们这一代我的同龄人中，基于当年十分特殊的国策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我因为一些偶然有三个孩子，他们的教育、成长和发展无论过程与结果都使我很欣慰和骄傲。我的那一对双胞胎儿子，就其本性来讲还是很顽皮的，贪玩这个人之皆有的惰性在他们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以我对他们青少年时的观察，小学和初中在学业上的努力和尽心至多有七八成吧，高中时好点大概有九成，不过因为天分较好状态和结果还相对可以，所以在读完成都七中和树德中学后也不负众望的考入了北京大学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参加工作后也不错，当然使我最安心和欣慰的是他们不折腾，几乎没有什么想入非非异想天开的来搅乱大家安静的生活，这一点也许承袭了我这个父亲的人生天性，当然还有人生观价值观上的不少东西，比如对各类组织都不是很亲近密切，可能也是相信距离产生美吧，另外对家庭的责任心和担当感也很令人肯定和放心。

不过在我看来美中不足的是这两个小子自信心似乎太强了点，当然作为男人不可能没有自信心，但我总感到他们有些时候自信心还是过头了点。在这一点上我的小女儿比起她的两个哥哥来讲强多了，从小到大我似乎还没有见过她听过她哪怕是一丁点自我骄傲的表现，她似乎对要做的所有事都十分谨慎十分谦虚，其实她在很多方面以我这个父亲的角度看来是很优秀的，比如在小学学习上她十分配合也很努力的在我们的指导下用四年的时间学完了小学课程，在不到11岁的时候就升入初中。她似乎承袭了她母亲的长处与优势，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让我这个说起来学了三门外语实际状况却特别糟糕的父亲十分吃惊，女儿在十五岁高中二年级时为出国读书就考上了雅思6.5，到了英国读本科之后自我不太满意又再次去考了个雅思7.0。在英国和欧洲呆了5年后英语应该是很好了，她又因为喜欢日本又开始去学习日语，半年的时间就考上了进入日本工作的门槛日语N2，后来也是去日本后重新考上了日语N1。能在22岁取得英国卡迪夫大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两个硕士学位，在掌握日语和英语的基础上在日本工作，应该是她不懈努力的结果。

当然女儿能在22岁时就取得两个海外硕士学位的关键，是她自身很积极努力的在我们相助下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学完小学课程升入初中，对她来讲是听话加努力，而对我们特别是我来讲就是亚里士多德说到的休假和自由了。因为20世纪第一个十年我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而在决定一桩事情上可以不受束缚的跳出圈子的自由随时都在我身边，这种自由不仅是客观上的，更是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我不可能对小学课程中语文和数学需要学习的内容去做深入了解和分析，数学尚好因为是我的专业，而对小学语文我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分析它的课程结构的，至于要敢于扬弃语文中的语法部分和数学中的“奥林”内容，肯定是在思想上有了不为被束缚的自由才有可能去想到继而去做到。休假和自由让我为女儿设计出一个理想而又可行的方案，在她的努力下仅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小学学习，这无疑是她在后来的学习历程中极为重要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在房屋装饰修建上的学习和参与，与其说是人生自由的一种行为，还不如说是我在享受自我的人生自由，因为从小开始我就比较喜欢一些技术性劳作，比如学习和践行做菜做饭这些烹饪，所以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闲来无事时通过向一批结识的电工泥工朋友学习操作技能，一直被我视为是一项极有乐趣的事，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可以通过花钱去买来的劳动大可不必自己动手，而在我看来是自己参与动手之后有着无穷尽的兴趣和满足，因为这些自己通过学习和参与就能完成的技术活，花钱换来的仅仅是自己的休息和旁观，少有参与过程的乐趣和看见劳作成果之后的满足。我认为只有自己心灵上真正自由了，才有机会有可能放飞自己去做这些想做的事，这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种对自我自由的享受，身体的自由多数情况下可以自己操纵，而心灵的自由却时时刻刻在受着束缚，中国不是有“不以规矩不成以方圆”那句话吗，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上都能享受的自由不是经常都有的，所以如果有就一定要尽力去享受。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有那种自由和闲暇，表面上看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其实本质上不是这样的，下海的历程确实有收入和积累，但绝对数值也并不是很大，我是按照自我以及家庭的消费水平和需求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商海生涯回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应该是那句话“钱不在多够用即好”。真正使得经济上比较宽裕能享受相当方面财务自由的，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因为中国加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经济的飞跃发展使得资产的价值在提升，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收入和积累又正好摆在了一些良性资产上，资产价值的升值使得自我和家庭的经济基础更好，所以能有休闲和自由要拜谢这十年中国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国家和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要拜谢于经济的全球化。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是2023年的11月上旬，前几天王外长赴美国访问会见了布林肯国务卿，人民日报这两天发表了钟声的《必须将破坏中美关系的人绳之以法》和《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署名文章，这使人再次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1979年邓先生的名言：“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更有最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政治家们的高瞻远瞩。我们始终都要牢记和践行。事实上回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在前20年也就是上个世纪80 90年代国家的经济发展虽有成效但步伐不是很大，真正使得民富国强的是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识的关键是2000年与美国成功的双边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进入到世界经济大家庭，在全球大家庭的经济分享中我们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所以这里边仍然有一个如何看美国的问题。关于美国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曾多次议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比较关心的是我们确实需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同美国以及更多的国家共享经济繁荣，那种要脱钩的想法和说法十分幼稚和荒唐的。当然近年来情况也有些变化，好像美国以及一些国家也不怎么样待见我们了，好像也有一些想和我们脱钩的迹象和趋势，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要想和我们脱钩不会立马那么快的，我们自己绝不能有这种脱钩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真脱钩了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他们是经得起折腾的，而我们却不行，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修补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大家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分享世界经济大家庭的红利。

现在有两种说法想在这里讨论一下，一个是我们强大了美国衰败了甚至要崩溃了。我们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确实强大了，但国家富强到什么程度还需要仔细研究和分析，至于美国是不是衰败了甚至要崩溃了，需要看看历史。我们在儿时和青少年时，就不断的有人给我们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他的衰败和灭亡，又给我们讲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个时候就好像在说美国要衰败了崩溃了，现在我们已经年过古稀，老美帝好像仍然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四处耀武扬威行使它的长臂管辖。当年我们曾经激情四射的深信那种在十五年之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宣传，到现在算算至少有四个十五年了吧，除了GDP总量成了世界老二外，人均GDP还排在世界各国末后端。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管别人如何，它是不是要衰败了崩溃了不是我们说了能算的，我们最好是先管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更好的学习他人，尽快尽好的把自己发展起来才是正道，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世界经济大家庭。

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帝和西方世界亡我之心不死，这个话好像也讲了70多年了，我们已经从儿时进入了古稀，但国家仍然健在更没有被灭亡。是的我们曾经和他较量过两次，一次是明着在朝鲜我们与以它为代表为主力的联合国军打了几年仗，再就是在越南。我们实际上是暗地里又和他打了几年，但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两次较量之后，伟大领袖亲自决策要和美国关系正常化，这个两国关系正常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就实现了，并且进一步70年代末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个亡我之心不死的说法多少有点伪命题的味道，因为这个说法被津津乐道的讲了几代人，但国家的现状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仍然是东方大国。

如果只是说到亡我之心的话应该还是有些道理，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闹哄哄乱糟糟的政治体制下，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说法并不奇怪，何况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都是自由独立的，他们想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国家不好也不能干预，所以把我们视为异端要予以灭亡的说法在它们那里有也不足为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上是三权分立，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有一些要打击我们灭亡我们的议案被通过似乎也很正常。美国的总统或者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首脑们虽然权力不大只有行政权，但不管怎样具体的操作在这些总统和首脑门手中，恰恰是这批人特别是美国总统曾多次在多种场合表示，他们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不谋求改变中国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

如果从意识形态分歧的角度，这个忘我之心不死倒有点是真实的味道了，因为美国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信奉和尊崇的普世价值倡导三权分离民主宪政，权力中心人选包括行政和立法都是一人一票民选，这一点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举国一致体制有很大差异，这也许是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立国之道。在相互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有这种价值观的分歧也很正常，东西方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中，有这种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引发讨论和争议也不是坏事，因为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体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好坏更无从谈起，对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从多方面去评估和讨论他们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也并非坏事，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学者式的讨论和研究就更有必要了。

既然己经说到了对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从多方面去评估和讨论他们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也并非坏事，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学者式的讨论和研究就更有必要了，那我也就这个问题说说看法。关于我们举国一致的社会主义机制，它的特点和优势大家的体会和认识都很多很深，所以主要说说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机制的看法。

客观的讲西方普世价值观下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它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当然它也有它勿用讳言的弊端，我们分别来看看。首先是三权分立的架构在相互制约相互独立上设计是比较客观和合理的。这个架构最大的合理性在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没有哪一枝独立，相互独立相互关连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基础是民选，特别是行使行政权的政府首脑也就是总统首相等和行使立法权的议员是一人一票的民选，这种一人一票的民选使得三权分离的政治体制更有民意基础，更能表达选民的意志。

在这种三权分立和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下，形成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党派竞争特别是党派轮换。而在实际操作中一人一票的民选经常产生在野党掌握议会的情况，使得三权分离的特点和优势更为明显。这就使得在野党可以发挥在议会中的立法权，有效的对执政党的行政权进行监督。在实际的西方政治中，参政的党派与政治主张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一致甚至相互对立的政见，这就给了选民很大范围的选择，这些政党为了成为执政党在竞选中都要公布他们的政治主张，这样选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决定投哪一个党派的票。

这样在客观实际中又很容易的产生了两个特点，一个是政党轮换，执政党干了一届或者两届，如果选民对执政党的执政不满意，极有可能在换届选举中把在野党推上台，这就是政党轮换。另一个是任期制度，一般一个政府首脑最多只能干两届，也就是说你这个党执政两届后，现任的政府首脑就不能再政担任政党的候选人了，即便执政党在换届中胜出继续执政，但政府首脑也必须换人。这两个特点使得机制的纠错能力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使得在台上执政的党派与领导不仅要受到在野党的监督，有可能在实际的过程中发现和纠正错误。

说到监督与纠错又有一个新闻媒体的问题，在三权分立的社会中，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是发挥的很极致的，新闻传媒机构都是独立的，不受三权中任何一个部门掌控，有的国家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能办媒体，这种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对三权中的任何一个机构特别是行攻机构“盯”得很紧，使得三权中的任何一个机构在行使自己权利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要考虑到新闻媒体的监督，特别是对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更是谨慎，这在客观上约束权力的烂用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和作用的。

这种民选的机制一个比较显着的特点是候选人都要千方百计的讨好选民争取选票，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选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度相对较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自由自在的发挥自我，人性的创造力会得到很大的发挥，这也许是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中，也包括在创建和发展各类事业中，西方发达国家容易出人才出成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人为束缚的自由是人类创造力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

这种普世价值下的三权分立中的立法与司法的基点与重心，更多的是基于要限制或者制约政府的权力，选民们也就是老百姓肯定是需要守法的，但政府更应该守法。在三权分立的立法和司法的基本思维和操行中，是认为政府更容易违法更想违法，所以司法和立法的重心是防范政府的违法，这个违法既包括政府是不是做了法律不允许他做的事，更包括政府是不是做了法律没有让他去做的事，至于政府在做法律允许他做的事情中是否恪守了法律那是最基本的了。

在三权分立的立法和司法的接触思维中，政府违法成本最低危害最大，权力和欲望使政府几乎随时都想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去做违反法律的事，所以在立法和司法中除了明确政府不能做的事之外，更明确法律没有让政府做的事，也就是法律没有让政府做政府就不能做。否则政府用自己的权利，成本很低的去做违法的事，给社会和选民带来的危害会特别的大，所以三权分立的立法和司法的重心是防范和约朿政府违法，也就是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中去。 三权分立的司法是独立的，它不受任何机构和部门干涉与影响，至于政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均不能干涉独立司法。

当然这种三权分立也有它的毛病和弊端，过分的独立和相互制约会使得一些西方国家想办一些事情很难很难，完全没有我们举国一致的气魄与能力，特别是两个有代表性的美国英国，议会日日争吵十分有趣，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长期达不成一致，使得一些该做的事情难于推进。应该说这种相互制约在两党纷争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容易演变成为党派恶斗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一人一票的民选，有时会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意外结果，比如南非这个国家，在经过多年的奋争独立后，选民对为国家独立作出殊荣贡献的民族英雄曼德拉万分崇敬，选举他作为总统。但民族英雄不一定什么都懂什么都在行，比如经济上如何治国发展，对民族英雄往往是一场考验乃至考试，遗憾的是曼德拉没能通过考，他和他的夫人把一个好端端经济上富裕的国家弄得每况愈下，最后落为一个贫穷的国家。而曼德拉和他的夫人就是在选民们的万众簇拥下，被一张张一人一票的选票选出来的。

更有甚者是把专制独裁与民选宪政搅在一起，在民送的旗号下实现专制和独裁，民主宪政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比如曾经有过的阿根廷的庇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那是实实在在的在民选中被选民们的选票真真实实的选出来的，这些人一任职便是终身制直至死亡，而怪就怪在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一件一件被选民们选出来的，选民们自觉自愿的一届一届的选这些专制独裁者来同志领导自己，现今的俄罗斯普京不是也已经任总统20多年了吗？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应该是活得更自由潇洒一些了，除了经济上因为我的资产主要是在房产上而这一个十年又是中国房产极速增值时期使得基础较好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让我更能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首先是我从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退休了，退休所带来的自由度就更大了，再有就是几个子女十分不错，两个儿子成家立业，而女儿也顺利进入高中，后来便是出国读书了，于是这个十年我有点天马行空的味道在人生的海洋中自由遨游了。

当然这一个十年的主基调是我进入了民办高校再次工作，先是很优雅的做了一年多教师，后来阴差阳错的前后在三个民办高校担任院长。这个院长的身份是不会束缚我自由生活的理念的，因为我很明白民办高校的院长比较本质的东西，所以主观上不会为这个身份所约朿，客观上我在公办院校和民营企业都有工作经历的经验使我既能够协调好与投资方的关系，同时尽可能的维护学校师生员工的基本利益。

这十年中还比较有趣可以记叙的是我的投资理财故事，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都有些趣事可记，除了十年中两次房市大幅涨价我正好在节点上进入外，股市上令我自己都有点惊讶的打新股过程和结果也会让人唏嘘不已，而其中使我自己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了购房资格我与夫人的一次“离婚”过程与结果，这除了这种事在当年是凤毛麟角之外，再就是这种事情的发生和发展也与我历来信奉和追求的自由相关。

十年的时间虽长其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但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我已经在前面的回忆录中记了不少，当然也有很多事情会继续在这里记叙。这十年的最后一年开始遭遇到了新冠病毒的侵袭，十分艰难的三年抗疫历程世人不堪回首，但我的这份现在已经有六七十万字的回忆录，也是在新冠病毒侵扰的时候因为客观环境待在家中的时间太多才开始撰写的，所以这段回忆录也将记叙到这一个十年跨过之后最近这两三年的一些事。

先说一桩简单但比较令人愉悦的事，那就是我在股市上打新股，虽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就进入了沪深股市算是资深老股民了，但我很少在二级市场上买进卖出，主要的在一级市场打新股。进入新世界的第二个十年后。沪深股市打新股的政策又有所改变，说是又有改变，是因为之前打新股的政策调整了多次，最早就是根据资金的多少打新股，有多少钱打多少股，申购后资金冻结，中签后扣除所打中新股的资金，末中节或者扣除中签资金后多余的资金解冻退回，后来为了鼓励资金进入二级市场，有一段时间新股采取按照二级市场市值配售，也就是按照你在二级市场股票的市值配号，这个方法一直沿用了多年，包括现在使用的打新股方法仍然是这个政策。但在进入2000年第二个十年后，政策有所调整，改成了市值和资金两者兼而有之，也就是说你每天能够打的新股的数量，既要按二级市场股票市值配号，同时又要用账户上的资金进行申购。

这个新政策对我是一个机会，因为相对来讲我在这两个方面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市值一直比较大那是客观存在在那里了不需要我过多考虑和准备，资金嘛就是自己的调动了，当时我调动了和我的市值相匹配的足够的资金进入一级市场打新股。那段时间发行的比较多的还是中小板和创业板上的新股，因为这些新股的盘子都比较小，所以有时候一天可申购的股票有好几只，这对我来讲确实是一个提高中签率的极好机会。因为市值本身就比较大加之资金也比较充足，每次申购时我都要同时申购好几只，并且多数股票都是顶格申购，也就是按照市值的上限进行申购。申购的基础状况很好导致了中签率也比较理想，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几乎每周都有新股中签，有时甚至是中两三只。中签打到新股了就等于是赚钱了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因为那个时候新股出现破发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这一轮打新股我比较有心的做了一个登记记载，算了一下中签后把它卖出去的获利数额，有些事情做着的时候不觉得怎样，真要统计计算一下，还是很惊人的，计算下来这一轮我打新股的收益是在百万以上了，所以我说这是一桩令人愉悦的事。

这个新股我现在还在继续打，但目前的政策又有了改变，也就是他不需要资金了，完全是按市值配售但需要自己申购。但现在打新股也不敢太随意了，因为行情不好破发的股票不仅时而有之有些时候还比较多，对那些价格比较高市盈率也比较高的新股最好不要去问津，好在现在我的市值也不是太多了，加之也不需要配套资金，中签后调配资金去交款就行了，所以现在很少中签并且偶尔一旦中了都不敢持有太久，多数都是在上市后尽快卖出。

接下来记叙一下房市上的事，这一轮十年中国的房产有两轮高涨，我都赶上了，并且节奏也比较好，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刚进入这一个十年，因为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开始后我们有四万亿资金救市，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所以进入这个十年之后房价高涨的趋势便显露出来了，国家也进行了及时的调控主要是限购。因为限购政策出台的很突然，等我刚准备好要入手时便被限购了，当然还比较好的是那一轮的限购也只是出台的时候节制了一下房价可能有点疯涨，最终没有影响到那一轮房价的上涨，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因为应对还比较得体恰到好处的有所受益。

我最终在那一轮中买进了三套房产，限购了资格从何而来呢？有一套是用我母亲的名义购买，另外两套就是按照当时限购的政策我与夫人进行了一次“离婚”，净身而出的我按当时的政策获得了两套房的购房资格。现在成都为了购房或者其他一些事情年轻人们办一下所谓的“离婚”己不少见，而我们那个时候的这种“离婚”还真的很少。当时对离婚可能有的具体程序都很陌生和茫然，我也是在得知限购后没有购房资格时偶然看到上海为取得购房资格的离婚报导后才想到是否可以尝试一下，说是尝试一下其实障碍特别是自我方面的障碍还是有的，因为决定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年过六十，这个年龄去做一回这个事还是需要很解放一下思想的，好在历来就有的追求和享受自由的理念使我很快的和夫人一起决定了要去操作一下这个事情。

不过真去操作了才发现实际过程很简单，十分方便并且成本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特别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和房管局产权交易中心以及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义务工作者表现出十分的热心和细致，使得事情在操作阶段可以说是十分的顺利。先是在婚姻登记处，当得知我们是要来办理离婚时，工作人员似乎知道我们这个离婚会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在指导我们填写一个格式化的离婚协议时，很明确的多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在财产分配那一栏把转移到夫人名下的所有住宅房产详细写清楚，当然后来到房管局产权交易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时才知道如果不是特别的清楚会有些障碍和影响的，在婚姻登记处花费的费用是9元人民币的离婚证工本费。

接着去了房管局产权交易中心把家庭中所有的房产都要过户在夫人名下，这样我才能成为无房户取得购房资格。过户之前被告知要先到税务局去缴纳相关税费，我们立即来到了设在产权交易中心的税务局稽征点交纳税费，去了之后才知道这种办理离婚产权过户还需要签署一个税务局的格式文件。正在和税务局干部交流的时候，过来了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长者，十分热情主动的说跟我来吧，走了几步，到了一个桌子前，他拿出了一份资料让我填写，当然填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他详尽的指导，事毕他说要收取点费用，多少呢？人民币一元，他解释说他们是志愿者，这是这份资料的工本费，并且笑呵呵的像自嘲似的说好像多了点。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再次去税务局稽征柜台上去时，就凭这份资料办好了所有手续，说应该交纳的税费居然是零。

拿着税务局稽征部门出具的税费己交了的手续再次去了产权交易中心过户，因为各种该有的前置文件都有了，在这个地方仅仅是需要验明我们夫妻两人的正身，在确定无误后告诉我们三天后来拿过户后的产权证，并给我们开具了一份缴费通知书，让取证前去收费处交费，看了一下单子费用多少呢？一套房一个产权证工本费80元，当然因为套数比较多，合起来也是好几百元，三天后也就顺利的拿到了过户到我夫人名下的所有房产的产权证。

重要的不是这些过程，重要的是这些程序走完之后，在产权交易中心的自助房信息机前去查询我名下的房产，除了有一些非住宅房产还在我名下外，我的住宅持有数为零，按照新政我就有了两套房的购房资格。

接下来当然是购房了，应该说那次离婚操作所购买的房子都极有价值，一套是我们现在住着的位于青羊新城的住宅，当年它是现在很繁华的青羊新城刚开发时为数不多的几个楼盘之一，虽然成都市当年房价上涨的趋势已经形成，但因为是新区开发价格还相当的好性价比较高。要在这里买一套房是我早就确定了的，因为我们的女儿这时在这个新区中的树德中学光华校区读高中，我们很早就去对这个楼盘进行了了解，甚至确定了想买哪一个单元的哪一套房，这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楼盘附近闲逛时，发现青羊新区虽然当时刚进行开发，但在这个楼盘的斜对门却已经建成了一个小公园绿化做得很好，我们中意的那套房间正好可以看到小公园的全景。因为当年房价要上涨的趋势已经形成，加之按惯有的越调控越涨，性价比比较好使要买这个楼盘的人很多，形成了要按照在售楼部登记的顺序选房的局面，虽然我们在售楼部登记的顺序还是比较前边，能买到房是肯定的但能不能买到我们中意的那一套就很难说了。好在我们当时就住在那附近因此经常去售楼部闲逛，与负责我们购房的一位售楼部小姐小王姑娘混得很熟，她十分清楚我们想买哪一套房，选房那一天如果按正常的顺序，我们极有可能选不到中意的那套房，但在小王姑娘的帮助下我们最终还是买到了那套房，那套房的位置现在住着从各方面来讲都觉得很舒适满意。

在城中心人民公园附近买的那两套房就有点戏剧性了，那个楼盘是建在金河宾馆的对面，两个楼盘隔蜀都大道相望，因为位置在少城区域，规划上少城区域能建的楼盘都不高，比较奇怪的是恰恰这个楼盘有30多层在那个片区很显眼。一天下午我正好开车进城，沿着蜀都大道远远的就看见这栋已经短水的高楼从顶上挂了一副特别大的广告，特别大的字写着明日开盘起价每平方6900，市中区的房子有这个价格是很惊艳的，所以我干脆开着车拐进了楼盘的售楼部，问了一下情况说是确实是明天早上9:00开盘，排班一个人可以选一套房，于是就决定在这里买吧。

第二天早上我去得比较早，去的时候人还不多前面排了十多二十个人吧，于是我和前来帮我的兄弟也就排进了购房队列。9:00钟开盘了，要不了多少时间就轮到我们进场了，我们进城后也很快的就选定了两套房，一套房前面已经说过是用我母亲的购房资格买的，还有一套房就是用我的购房资格买的，因为按当年的政策无房户可以购两套住宅，我的购房资格正好买了这套房和青羊新区那套房。这套房当年买的价格确实和它的广告一样，大概是7000多一点一个平方，买的两套房面积都是将近80个平方，一套房总价大约55万人民币。买房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后来房子交付使用了大家才发现这是一个学区房，紧邻在它旁边的胜利西路小学已经是当年青羊区屈指可数的重点名小学之一，因为是学区房后来价格就不断飞涨，前两年最高时曾经冲到4万一平方左右，这个情节既偶然也富有戏剧性。

看起来似乎买了两处比较好的房，性价比不错后来房子升值也很可观，但其实当年的购房经历说明我夫人的眼光比我更好。当年已经取得我的两套购房资格后，我们曾经看了很多房子，当然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西门再就是南门。当年南门的大源新川板块都是刚开始开发，我们也用了很多时间在那一片看房，也看中了不少中意的楼盘。夫人的意见是主张在南门买的，但我却倾向于西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尽管我们看中的房子价格相差都不大，但以我的观念来看，老觉得大源新川距离中心城区太远，加之女儿当年也在西边树德中学读书，所以最终还是把房子买在了西门。但从后来成都房价的增长趋势来看南门的房子升值潜力更大，所以我说夫人的眼光比我更强些，这可能和我们两人各自的圈子有关，传统的说法是南富西贵，我在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多年，所以总觉得住在西门应是首选，而夫人多年在外企工作，圈子中的朋友们都看好南门，现在看来当初如果在南门买房升值的潜力更大更高。

这一轮买房是以我们“离婚”作为平台的，所以购房完成之后我们很快又到婚姻登记处办理复婚手读，程序当然就更简便了，再次缴纳了9元钱的工本费后我们又成了合法夫妻，算了一下为了购房所进行的这些操作总的费用19元。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了解到我们这个操作的友人都是比较惊讶的，其实在我看来这很平常，自由嘛应包括了所有方面，我应该是在自由之心的驱使下十分自然的做了这个事，友人们关心这种操作会不会有些意外变故，至少在我的思维概念中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当然这牵涉到一个我们夫妻基本操行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的相互基础是十分的坚实的。

这一个十年中第二个购房高潮我感觉上很早就对限购有所警惕和防范，所购买的房屋都是在限购前抓紧购入的。在那段时间中我经历了两次房屋的拆迁收到了两笔不菲的拆迁款，加之当年在股市上打新股的逾百万的收入，所以比较早的就在考虑购房之事。当年我所工作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老板当然也是朋友是特别推荐我去香港购房的，他也确实在我去香港时推荐了具体楼盘让我去看，香港的房子当然很不错，但性价比与我的实际需求很不匹配，我手中握有的那些现金在香港只能买到一套40来平方的房子，当然香港的房子是套内面积没有公摊，40多个平方也是一套二。我最终没有在香港购房，而是赶在限购前在国内分别购入了桓大开发的四套精装房和绿地开发的三套清水房以及保利的一套精装房。

这里说到了一个房屋拆迁的事，在这一个十年中我一共经历了三次拆迁，有两次是我自己的房子，另有一次是母亲的住房，现在事后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在具体的记叙拆迁故事之前先说一下我所认识到和体会到的拆迁架构，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介质，它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的双轨制特点。因为自从土地开始拍卖之后，应该说拆迁的主体就是政府了，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因为拆迁的资金以及拆迁出来之后土地的管理使用都是政府的相关机构在运作。但另一方面拆迁的执行机构或者说是操作机构，无论从机构与人员组成还是它的具体操作手法确实很市场化的，包括最关键的拆迁赔偿金额的讨价还价，这就使任何一个具体的拆迁标的物无论是从拆迁的过程和结果，还是从拆迁和被拆迁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对峙都表现得十分微妙当然也就有趣了。

第一次遭遇的拆迁是我母亲所居住的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单位分配安排给她的家庭住房，由于很特殊的原因这个房子没有产权证明，不仅我母亲没有，就是当年管理分配房子的国营企业单位也没有，这种情况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很多单位都存在甚至比较普遍，所以在具体的拆迁政策上，政府或者说相关的拆迁执行单位对产权证明的要求不是很严格，只要有各方面的资料证明你在政策规定的时间内是实际居住这个房子，你就是能够享受到拆迁赔偿的被拆迁人，这些资料包括拆迁方能够很轻松调查了解到的户籍登记情况以及房子居住现状和向地方上比如居委会的调查。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拆迁方是把一切基础情况弄清楚明白之后，确定了你是被拆迁人才通知你进行拆迁沟通交流的，进而进行具体的拆迁磋商。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通知去拆迁办公室所在地交流沟通拆迁事宜的，拆迁时我母亲已80多岁所以是由我和兄弟两个人代表她去的。见面寒暄认识后各自做了自我介绍，对方的身份听起来就是政府，是代表政府这个项目的拆迁办与我们沟通交流，并且表现得也很坦诚直率，他们拿出一张写有各种数据的纸，显然是有备而来按照拆迁政策算好了我母亮应该得到的拆迁赔偿款，然后一笔一笔的解读给我们听，表现得很阳光透明，金额也不少有60多万，我兄弟听了显然很高兴很满意有点喜形于色，后来出门后就按捺不住给我说可以哦可以，我其实当时也是相对比较满意至少不是不满意的，但一直以需要向老母亲汇报交流为由不露声色，因为我需要进一步的判断实际情况和可能有的发展趋势，需要时间对各种情况特别是一起需要拆迁的邻居们的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了解邻居们的情况是我兄弟的长处，他很快就给我反馈过来邻居们各家各户的拆迁情况包括拆迁补偿相互之间有差异有的甚至差异很大的情况，这使我觉得拆迁这个事水很深，确定了我们不着急慢慢走走看看逐步提出补偿条件的态度。

其实从综合的情况来看，成都的拆迁总体是做的比较好的，一直提出的口号就是“阳光拆迁”，应该说从大的方面确实是这样的，政策呀程序呀各个拆迁环节都会公示，表现出相当的公开公正阳亮度。但在具体的拆迁操作上还是有不少使人疑虑的地方，比如具体负责拆迁的机构和人员，对外讲都是政府部门的这个拆迁项目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观察和了解会真认为是如此，但通过接触沟通交流后就发现他们是接受了这个项目拆迁任务的一个机构，具体的拆迁由他们全面负责但他们不是政府工作人员。除了交流言谈中表现出来外，关键是在拆迁补偿上金额的讨论使人觉得可操作性很大，这些机构和人员在不同沟通交流阶段说到的拆迁补偿金额差异还是很大。

当我对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提出的拆迁补偿金额提出异议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但另一方面又表示可以尽量的向领导争取提高补偿金额，而且几乎就是在同时，根据我提出房屋的现状与补偿金额不很符合的地方，他们庚即进行了修正把补偿金额提高到了70多万，与第一次的拆迁补偿金额相差将近10万。当然后来又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我当然每次都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请他们研究和回答，随着每一次的讨论补偿金额都会有所提高，从70多万逐渐到80多万最后上了90万，说内心话和真心话我自己对这种变化都感到很惊诧，心里边老是在嘀咕第一次那个60多万是根据什么标准计算出来的呢？

当双方讨论到拆迁补偿上了90万之后局面就有点胶着起来，这时我也感觉到可能这个金额比较接近他们的上限了，所以我也不着急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他们来找了我几次我虽然没有很明确的提出要求但都让他们感觉到对拆迁补偿金额我们还是不是很满意，这样使得在每次交流中他们都比较主动的找到一些可以增加一点补偿金额的理由一两万两三万的增加了一些金额。如果过分贪婪一些本来还是可以在熬熬价，但这时他们也通过我母亲的单位管退休人员的机构与我联系了一下，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综合因素，我最终也在拆迁补偿金额谈成97万时同意签订拆迁合同，这个金额相比起第一次提出的金额相差了足足30万。

也正是这个长达一两个月的拆迁补偿金额的讨论磋商过程，特别是过程中金额的不断变动使我感到政府负责拆迁项目的机构是把拆迁工作外包出去了的，具体负责拆迁工作操作的是一个有利益收入的机构，因为具体每次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都有很多比较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这个有利益收入的机构和人员的想法和做法。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他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参与，好像负主要责任的是其中的两三个人，各种原因，我们每次的沟通交流都是比较好的，不考虑双方利益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朋友，他们这些人中也表现出来各方面的差异，比如性格啦言谈啦等等，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最为有趣的是一切尘埃落地之后又过了一年多，这些拆迁工作人员中的一个人居然应聘到我担任院长的四川天一学院的外包交通车队担任驾驶员，这个人就是我拆迁当时觉得性格和言谈都比较更好一点的人，他在与我的摆谈交流中说到当初拆迁的事情时印证了我对拆迁机构的分析和判断。

第二个拆迁是在现在的成都东站附近，1992年成都市第一个开发的市场就是它，大家通常叫他西部市场。当年这个市场是按照5万元一套售出的，大约有40个平方，一楼一底两层，底层是营业用房，楼上是住宿或者办公用房均可，带有卫生间上下水也很健全，应该说品质和性价比都不错。比较遗憾的是当年一轰而上成都市就东南西北四面开花建了很多类似的市场，西部市场虽然是首创的第一家，但也没有逃脱形不成真正市场的厄运，房子建成交付后市场一直没有真正形成，放在那里一放就是十多年，前几年根本没有办法租出去使用，后来有一些做加工业的人租来使用但租金很低，我那套房后来就租给一个做切面的人在使用。

十多年过去了市场所占用的那块土地因为成都东站的逐渐形成要拆迁使用了，于是我又一次面临着拆迁补偿谈判。操作拆迁的工作人员一见面，我就感觉到和第一次拆迁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简单透明一些，因为当时市场所建而现在要拆迁的房子都是那种户型和格式，只是每户之间略有点面积差异而已，所以是比较透明的公布了一个拆迁补偿计算方法，如果没有后来表现出来的一个异常问题出现，拆迁应该是不麻烦比较顺利的。出现了个什么异常情况呢？就是当时成都东站那一片开发已比较好了，在被拆迁房屋的估价上拆迁方和被拆迁方有差异和矛盾，就是被拆迁方内部在看法上差异也很大，这样就形成了被拆迁方中多数人因为补偿金额问题而拒绝签订拆迁合同，当然房子也迟迟不能拆迁。

在这种状态和背景下，拆迁方工作人员中就有了一些不太好的作法，也许是为了尽快的完成拆迁任务而过于急迫，一些不太好的手段他们也开始使用，当时市场被拆迁户中盛传不少人受到威胁，也好像似乎有一两户拆迁合同还没有签就被破门而入了，这样使得双方矛盾更大被拆迁户们也开始相互串联团结起来拒绝拆迁。我其实一开始就对拆迁补偿没有多大的意见，因为政策是公开透明的我想这应该是政府的意见，其实当初5万元买的房子计算下来的赔偿款将近70万，应该是很不错的了，但因为被拆迁方大家在串联号召团结，去签了拆迁合同的人很少，并且其中多数都是外地人，成都市本地的人基本没有去签，为了不拂众意我也就成了观望派。

其实我明白最终这个拆迁合同还是要签的，不是我一个人其实大家最终都只有去签，除非你是坚决的要当钉子户拒绝拆迁。因为这个拆迁补偿的政策是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与这些具体执行和操作拆迁的工作人员无关，如果嫌补偿金额低了需要找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和协调，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但既然大家都没有去签合同，我自然也没有去搭理这些拆迁工作人员。这种双方僵持着的局面使拆迁操作机构的工作人员十分着急，所以凡是能够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他们都用上了，我就遇到了很搞笑的一幕。

那段时间中双方主要是电话联系，很多时候电话通了之后我都找一些理由来推脱，也许是他们万般无奈有一天就上门来了。他们在门外敲门我明确识别到他们是拆迁方工作人员后，也打开了门但没有让他们进入房中。就在门口我与他们交谈，他们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女孩还比较年轻，因为一直以来沟通的氛围都比较好，所以虽然是站在门口谈事情气氛也还是很不错，我也如实相告我对赔偿金额没有多大意见，只是现在多数被拆迁户都没有去签合同所以我也想等等看看，至少和大家统一步伐，我还开玩笑的告诉他们如果今后签合同的人多了，让他们直接通知我，那时我也会去签的。

正在气氛很好的交流之中，突然从门道侧边一个隐藏之处闪出来一个戴着墨色眼镜的人，一言不发的矗立在他们两人背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好像是黑社会的打手，这种局面一出现我立马就很不高兴了，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先来的一男一女急忙解释这是他们的驾驶员，后进来的那个人也赶忙把墨色眼镜取了，起眼一看应该是一个不很懂事的年轻人。我很严肃的告诉他们，我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知理懂法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会被这种手段和伎俩所吓到的，本来已经说好如果签合同的人比较多了他们通知我，我就会到他们拆迁办公室去签合同的，既然现在出现了这种使人不愉快的现象，我就告诉他们签合的时候地方要改一改，到时候让他们到西南财经大学温江柳林校区我上课的地方我上课的那一天来找我签合同。

后来整个拆迁进程发展的也快，因为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的大政策轻易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加之5万投入得到70万左右的补偿本来也很不错了，并且政府的拆迁资金很到位，几乎是在签拆迁合同的当天就能打款第二天就能到账，所以被撤迁户们逐渐在明白事理之后也就先先后后陆陆续续的去签了拆迁合同。我这边因为有之前那戏剧性的一幕，最后他们真的是开着车到温江我上课那一天在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等到我下课后才签的合同。这几位工作人员可能文化程度也比较低，他们之前还真没有到大学里边逛过，这次因为要在教学楼外等着我签合同，还真领略了一下大学的校园风光和先生们上课的情景，合同签完之后他们颇有点感触的说，许老师给了我们一次到大学参观学习的机会。

后来大家在很和谐的氛围中交流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他们交流中间戴着墨色眼镜突然闪进来一个人是安排好的吗e想达到什么目？他们很腼腆很不好意思的说，工作任务太紧就难免会有这种类似情况出现，其实我们是很正规的肯定不是黑社会，只是有些时候还是能够起点作用，目的还是想推动一下拆迁工作，他们在说我在听大家都笑了。后来发生的一桩事情也确实说明这些拆迁机构是正规的，只是在工作进程中会使用一些不太规范的方法和手段。那是在我的拆迁合同签了并且补偿款也拿到之后大约有半年多时间，他们中的一位人员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政府又出了个西部市场拆迁补偿新政策，我这套房按新政策还要再补给我十一二万元，让我尽快的去补签一个合同并取得已经为我在银行中存好的这十一二万尤的存单，由此可见拆迁在大的方面确实是很正规很透明很阳光的。

经历了这两次拆迁之后，有时我时不时也在思考，应该说这些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的拆迁确实是很正规也很透明的，宣传成阳光拆迁也很客观也不过分。但使人有点不解的是，为什么具体操作拆迁的机构显然不是由政府的人所组成，而在操作中为了推进工作他们所采取的一些不是很好的方法和手段，不排除政府相关部门也不是不知道，为了推进拆迁工作按既定时间计划完成，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了。另外从具体拆迁补偿金额的最终确定可以看到弹性很大，就不排除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奖励政策鼓励这些机构和人员积极努力的工作，当然在这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在起作用也就不得而知了，而且也不太想去过度思考，因为这大多是我们市场经济中的双轨制所至，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能看到他的痕迹。

第三次拆迁是我在茶店子所购买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是1991年我所购买的第一套商品房，当时基于各方面的原因购买的时候还是用我母亲的名义买的。这套房位于茶店子那个岛形区城，也就是在茶店子东街西街正街与金牛大道之间的那一块面积很大的区域，现在那一片区域完全拆迁了被改造修建成很漂亮的公园。这套房子的拆迁对双方来讲都很简单都不麻烦，一个原因是这套房子的品质较高，一栋小洋楼只有4层8套房子，所以政府有关方面给出的拆迁补偿也比同地区的其他7层的多层建筑要高一些，我当初买一套房的时候花了13万元，拆迁补偿款将近150万元，另外我当时在一所民办高校担任院长的工作也确实比较忙，加之拆迁时也很明确的说到拆迁之后不是进行房地产开发而是市政建设修公园，所以电话沟通了几次之后我就让他们到学校中来签了拆迁合同。事情都已经完了两年之后也是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当时区域中还有一些公建一起拆除后也有拆迁补偿，分摊到我名下的还有1万元，让我去签字后很快款就打到了当初拆迁时所开设的银行账户了。

记叙了这一个十年中我在股市和房市上的一些投资理财故事后，想说一说对这两个国内主要的投资渠道的一些观感。A股嘛是一个最好能不去就不要去的地方，尽管我这20多年来在股市上也小有收获，并且着书立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拙著《股海三部曲》，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投资者说》也为我做过专题采访，但我还是要真心的告诫大家，这个A股千万千万不要去涉猎。前不久美国一家很有名的机构把我们的A股定位为欺诈市场，虽然有些过分但也足见外部世界的评价是很差的。我们这个A股问题太多太多，细数起来从顶层设计到监督管理，从机构投资到泱泱小散似乎方方面面都有不妥不当之处，在我看来A股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它成了博弈的赌场，只有投机性没有成长性，所有在其中的各方面都抱着冲进去赌一把的想法，把一个股市弄成了除了1999、2007、 2015少有的几个年份短暂的牛市高点外，长年在3000点附近徘徊，这样的股市能去敢去参与吗？

至于房地产市场现在好像也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在我记叙这段文字时的前两三个月，已经出台了很多要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大招，但到今天看来好像收效甚微，关键的症结是激不起人们购房的欲望更不要说激情了。因为经济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发展的趋势不太好，人们的预期收入有很大降低，所以缺钱或者说没有钱的刚需不敢也不愿举债购房，而有资金购房的中产阶级中的富有者已经很不看好房地产的投资价值，这样在面对那么多有史以来那么好的救市政策房价仍然有下降的趋势。我在回忆录的前边很多地方都说过，房价下跌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者都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如何保持房价的正常状态至少不要让它大幅下跌是问题的关键.。

最近关于房价是要上涨还是下跌，或者说是如何保持它平衡平稳的状态，专家们或很多自媒体都众所纷纭，我也在努力的思考如何才能保持房价稳中有升，这好像有点自不量力杞人忧天的味道，你一个小老百姓能思考出来个啥，就算思考出个道道来又能做啥。但无论是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数量经济研究和实务的学者，还是作为其实已经比较深度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普通老百姓，思考思考研究研究应当还是可以的，至于能不能够起作用那就不去管他了，因为本身就没有抱着一己的看法会起什么作用，唯一有点企望的就是自己的思考研究结果会不会和今后房地产事态的发展过程和结果相契合。

我思考和研究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其实思考的是如何才能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房价保持稳定不要下降，得到的结论是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理论上的东西不大容易说得清楚明白让人易懂，我就举例来说明吧。我们把例子举得特殊一点。比如在预计的二三年三五年时间内，让货币贬值一倍，这个时候人们的平均收入也就翻了一倍吧，比如有原来的月收入1万变成了月收入2万，因为前提是货币要贬值一倍，所以这个2万月收入的购买力和原先1万月收入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不说翻一番就说涨个50%以上，原来均价每平方1万变成了一万五六一万六七，表面上看起来房价是涨了，但到那时你把房子变现之后它的购买力和现在仍然是一样的。

个人认为这个结果对各个方面来讲，应该是的最好的多赢的，首先房子的价格稳住了，表面上看还有大幅度的提升，作为房屋持有者的老百姓是高兴的满意的。再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因为房子价格上升了，他所持有的土地 和没有售出去的房子作为资产是升值了。银行嘛不必太担心断供的人增加，房子作为资产已经升值了，工资也已翻倍增长了，谁还愿意为当年欠下的算起来并不太多的房贷断供呢，退一万步讲就是断供了作为抵押物的房产价值也是大幅度增长了。至于政府嘛，土地应该是可以用比较高的价格拍卖出让出去了，而现在欠下的城投债也因为货币贬值被稀释了。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大幅度的货币贬值实际上就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到哪个时候可能谁也不敢持有货币了，还是尽快的把它转化成为资产吧，国内的投资理财渠道不多，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其实仍然是房产，到那时各种人等包括刚需的改善的投资的在中国人传统的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下都积极如是买房了，房市一活跃当然就是各方面皆大欢喜了。

其实我描述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十年中两次房价的飞涨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大家回忆一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你的工资是多少当时物价是多少，当四万亿出来后进入这一个十年，在2011年前后工资和物价是不是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样的在2015年的货币棚改化前后，你的收入和物价是不是又有大幅度的提高了呢，所以我说这种描述不是什么新东西。当然这一个十年中两次房价的飞涨使得修建的商品房越来越多，他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泡沫，以及下一步再重复这个过程会不会使泡沫变得无以人复加，这个我就没有能力和条件去思考和分析研究了，泡沫的问题专家们说了不算政策说了也不算，只有那只看不见的手说了才算。

记叙了太多的房市股市这些投资理财的话题，不管怎样这些与财产有关的话题总会使人感到沉闷，我们换一个话题说说旅游，这应该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国内旅游就不多说了，说说海外旅游，从2009年在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后，尽管后来又有10年在民办高等院校工作，即便工作也比较繁忙，但毕竟是退休人士了，所以也先后去了不少国家旅游。关于我的海外旅游，我在回忆录中专门有一个篇节有详细的记叙，那个章节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的海外旅游》，那些文字记叙的是我在海外旅游中的具体旅游过程和细节，下边想要记叙的是在海外旅游过程中，见到的遇见的人与事，以及在旅游过程中随兴而有的欢感。

先来说几件在海外旅游中遭遇的好像也能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秩序和安宁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事。如果把去了四次欧洲和一次美国算在一起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那么在这五次旅游中，我就直接遇到了三次偷盗事件。最小的无关大雅更无大碍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1月去西班牙的旅游，我和夫人是从落地的法国巴黎待了两天后，又在法国里昂待了三天，然后坐火车去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就在我们从巴塞罗那火车站出站的路途上，遭遇了一次小偷行窃，那是在我们刚刚出了火车站，夫人突然发现我背在背上的背包上的一个不太大的小口袋的拉链被人拉开了，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当即我们就知道是在出站人多的时候，被小偷拉开了拉链并偷走了里边的东西，好在那个袋很小也只装了些不值钱的东西，算是虚惊了一场吧，不过刚到西班牙就领略了小偷的猖獗，算是给自己上了一堂课吧。

另一次发生在2019年10月在东欧和中欧的旅游中，我们当时参加的是在欧洲旅游比较盛行和方便的由旅行社组织的环游，这种环游一般是由你自己根据行程来选择，可以在他环游线上的任何一个城市参团和离团。那次大概是在东欧某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吧，具体记不大清楚了，那天我们乘坐的旅游大巴车停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地方，导游给了大家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当约定时间已到大多数客人都回到车上时，却有一组客人大概有三四个人没有回来，大家正在等待时这几个人很匆忙的回来了，好像后边还有人在追赶，再就是警察也来了。后来弄明白了这一组客人在游玩时碰到了偷窃者，这些偷窃者人数较多有点既偷也抡，所以发生了追赶他们的一幕，当然好像警察也发现了这些偷窃者也就尾随而来了，不过最后警察也没有做什么，把偷窃者驱赶走了就算了，这应该是一桩不是自己所遇到的偷抡但距自己很近的一次偷盗和抢劫事件。

如果说这两件事情表现出欧洲社会治安和环境的一些不安定，那在美国旧金山碰到的一桩事情就比较厉害了。我们租赁的汽车到达旧金山在游玩了一些景点后，把车停在了所定的汽车旅馆的停车场。第2天一早因为我有早起的习惯，便在早起后顺着街区走了一圈。途中还洖入了一条黑人和流浪者比较多的街，气氛虽然紧张了一些但还是有惊无险。我回到住宿处发现有一辆车后窗玻璃被砸了，正在纳闷庚即就反映过来这不是我们租用的车吗？果然是我们的车被砸了，砸车的砖头还在车旁，车上一些虽然不多不贵的物品被盗窃了，当然后来就是报警换车，在美国那个商业化社会中报警和换车都比较顺当有关方面处理的也很得体，但这个事情确实给我们留下了美国社会治安还是有相当问题的感受。

后来看到了很多信息以及车上导游的讲解，知道在欧美这种自由度和开放不度比较大的国家，对这种流浪汉式的偷窃者包容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些年中国人富裕了，到欧美旅游的人多了，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人钱多人傻”使得这些欧美国家的偷窃者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偷窃甚至抢劫是比较多的。五次旅游中就有三次遭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觉得事发的概率大了一点，相比起国内似乎要差一些，国内的大城市中这种明偷暗抢的情况虽有但很少，为什么欧美这种情况要多一些，深究起来应该因素较多也比较复杂，可能也不是三言两语几个文字就能说清楚的。

除了这感受和感觉不太好的方面外，也有不少感受和感觉特别不错的，比如在欧美乘地铁，虽然他们的地铁因为修建时间比较久远因而十分陈旧，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用破烂来形容，但有两点感觉特别好，一个是管理的人性化，欧美的地铁没有我们国内这种安检之类的说法和做法，因为对国内地铁的安检不是特别明确它的标的和内容，加之安检过程也比较不是特别的方便也有些不是特别的理解，所以对欧美那种进出地铁很人性化的没有人管理的状况反而特别赞扬，确实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乘个地铁弄得那么森严的安全检查。是否真有必要还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与欧美地铁进出很自由化相匹配的是乘客的自觉性，起眼看去这没有人管的地铁中，大家都是很守规则的自觉购票过入，应该没有逃票之类的事情发生，这种管理情况如果照搬到国内，可能类似于逃票之类的情况就不仅是时有发生，弄得不好也许就是经常发生了。

在美国旅游的多数时间都是驾车，当儿子开着车行驶在东海岸一号高速公路上时，我观察到了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美国人和国人的一个极大的差异，那就是美国人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很少有变道的情况，更少有变道超车的情况。1号公路很宽可以并行多个车道，大家都在各自的车道上前行，不像我们在国内开车在高速公路上也不断的变道超车，好像美国人开车的车速大家都是那个速度，所以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在自己车道上行驶。回想起在国内开车的情况，几乎是多数人都有变道超车的习惯，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的高速公路上，还是有一些车速特别慢的车子在行驶，如果像美国人那样一辆车子跟着一辆车子在后边走，如果前边车子的车速只有七八十甚至五六十跟着走也确实够呛。这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行驶的风格，也算是东西方一种差异吧。

在加州1号公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房车，这些房车很多都不是自己在行驶，而是被一些拖把鞋汽车甚至轿车拖着在行驶，沿着一号公路有很多海滩我们也经常停下来游玩，发现这些海滩基本上都有比较多的泊车的地方，十分方便房车在这里长期停留供游客玩耍，车子在这里停留是不需要付费的。这个情况也说明了东西方人在旅游休闲上的差异，好像东方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爱好的一是打卡二是照相，旅游就是累得不得了的想走很多更多的地方，那西方人却愿意静下来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休息游玩，据了解这些停在海边的房车，停在这里就住下来休息游玩，少则两三天多则三五天十天半月也有。

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中每个人潜在的创造力总是可以得到尽量的发掘和发挥，这一点在我在四川天一学院担任院长的那三年中使用和任命干部时得到充分的印证，当年很多人在工作中的表现和成就，不仅使我这个发掘她们的“伯乐”震惊，可能连她们自己这匹“干里马”多少都有些惊诧，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自由开放的环境对人才培养和出现的重要。写这段文字的前几天也就是2023年11月7日的OpenAI首次发布者大会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让我们更加明白自由开放对人的创造力发挥的重要性，当然这个重要性早已经被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以及更多的高科技新技术的开创者所证实，他们的成就都是在自由度极高的地方产生的，自由和开放赋予了他们创造的本能。

当年我接手四川天一学院院长的时候，学院处于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症结在于干部和员工走了很多。我接手院长的2012年6月份距9月份开学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我需要全力以赴的为当时预计会超过1万名学生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准备好上课的老师。矛盾尤为突出的是由于民办高校招生的市场化，这1万学生中可能会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集中在工程造价和会计两个专业，而这两个专业当时的基本情况是专任教师多数都离开了学院，兼职教师的聘请难度也不是一般化的大。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大胆启用一批我熟悉的年轻教师，给她们提供自由开放的环境，让她们发挥创造力和我一起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在确定接手担任四川天一学院院长时，我其实已经在天一学院从事行政工作将近三个月了，先是2012年4月1号担任了占在校学生人数一半以上的经济管理系系主任，一个月后的5月1号又兼任了房地产系系主任，再有一个月之后的6月1号担任了管教学的副院长并兼任商务系系主任。所以这个时候天一学院的状态如何该怎样往下走。我心里是很清醒明白的，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系一级的干部问题，简单的说这几个系都得有人来担担子，凭我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做不好事。“千里马”在哪里呢？就在我的眼前，她们是和我一起上课的青年教师们。

先说那个当年报名人数特多的工程造价专业，它在我担任系主任的房地产系，来给我做系主任助理是当年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上课的龚老师，大概是双方太了解各自的为人了吧，我和她交流请他来做我的系主任助理前后时间只用了三分钟便搞定，这段趣闻我在回忆录的前面曾有详细记载。其实从她开始担任系主任助理后，这个系的日常工作我就再也没有管过，都是龚老师在一手一脚料理，当年在一个办公室上课时，她那时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负责人，日常表现得很潇洒，在办公室中没有上课时多数时间是带着一副耳机看电脑中的视频，但凭当时我们仅有的一些交流，我完全是知道她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事实上她的工作状况是不负我的评价和期望的。

在准备当年9月份上课的老师们的时候，工程造价专业的压力可以讲是大得难以言状，学生人数爆发式的急增。与这个专业历来的教师就较少形成极大的反差，在这个时候我和龚老师都明白需要从头开始培养年轻的新教师。我们开始在各个理工科院校招聘青年教师，特殊的原因使得根本招不到研究生，于是只好破格招优秀的本科生，新招聘的同学们几乎没有教学经验，于是龚老师办了一个新教师培训班，集中给这些老师进行9月1号上岗前的教学培训。应该说这项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招聘和培训工作不仅解决了当年9月开学时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任课教师，这些培训出来的教师后来逐渐成为了教学骨干，为后来建办建筑工程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贡献。

龚老师做这些工作时，除了招聘学生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去把把关外，其他的事都是她自己在做了，以我对她的了解，完成和做好培训新教师这件事对她来讲基本上不是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这样放大水耙子一方面是把工作压力交给了她，另一方面也是给了她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任她发挥和发展。开学不久我就把原来的房地产系更名为建筑工程系，当然也就顺理成章的请龚老师担任了系主任，当然名义上是主持工作的副系主任，当时表面上还请了一位公办高校教授做挂名的系主任，这个时候建筑工程系在校学生已经超过4000，成了四川天一学院学生最多的一个大系。

4000学生的规模几乎相当于一个学生人数不多的学院，一个系主任也就相当于一个院长了，龚老师仍然以她惯有的风格把它管理得有条不紊，这个时候我们都有点惊诧了，我惊诧的是学生规模达到如此数量龚老师仍然驾熟就轻把工作顺利的往前推进，她惊诧的应该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当年在办公室中戴耳机看视频的一介任课教师居然能以一己之力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老师，这应该是她的一次骄傲的自我审视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如果要分析一下一个人会有多大的潜力能有多大的潜力被挖掘和发挥，那就把她放到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之中，除掉了外界不必要约束的自由环境，一个人所能被发掘出来的所有潜力和能力有时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事情还在进一步发展，到了2013年秋季学期，我们已经全部到了远离城区的金堂，这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因为工作地点距城区太远辞职了，也恰好在这个时候省教育厅确定四川天一学院在这一年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工作，这是当年各行各业包括高等院校都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从组织程序上来讲不能由我负责这项工作，于是我向各方面包括省教育厅和主办方推荐了龚老师，建议龚老师以代理党委书记的名义主持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在教育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一年，龚老师把这项工作组织和完成得很完美，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得到省教育厅的肯定和表扬。在这一年的工作过程中，为了给龚老师更大的工作空间和平台，我与学院主办方磋商后任命龚老师担任了学员副院长，于是龚老师以党委书记副院长的身份兼任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担负管理4000多师生的工作，这一点在一年多前我请她出来担任系主任助理时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另一位是后来以党委副书记院长助理身份兼任会计系主任的杨老师，因为我从到四川天一学院起就与她在同一个教练室上会计课程，使得我们日常的接触比龚老师多得多，当然因此对她的了解也更多一些。会计专业也是当年十分热门的专业，报考招生的学生人数仅次于工程造价专业，所以在我接手副院长管理天一学院全院的教学时，便把她从正在休产假的家中拖到了学校，同样也是教师的奇缺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同样希望她能够像龚老师一样培训和组织起一支能在9月份上课的教师队伍。我们从西南财经大学招聘了一批研三的会计学研究生，也是由杨老师主持对她们进行了上岗前的培训，效果不是一般化的好，不仅解决了当年的教学需要，这批研究生后来也成为会计专业的骨干教师。

当年会计系的在校学生人数也接近4000，杨老师管理起来游刃有余，她的工作风格和龚老师炯然不同，龚老师雷厉风行风风火火，而她“温良恭俭让”的带着一批研究生小妹妹完成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会计专业是所有经济管理专业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专业，就是当年做会计需要持证上岗，也就是学生毕业之后从业必须要有会计证，这就使得会计系在教学中不仅要完成让学生懂得会计并能实操做账的技能，还要让学生在校期间至少考上会计证，最好能有助理会计师的职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杨老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我也参与了不少，使得当年会计系的学生都能取得会计证，不少优秀学生还考取了助理会计师职称。

让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是当年高职高专培养学生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和工作，而会计专业所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大赛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层次上都很高，杨老师以自己会计专业研究生科班出生对专业的熟悉，身体力行的作为指导教师带队参赛，连续几年都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全国会计职业技能大赛的冠军，为四川天一学院捧回了多枚金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竞赛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各个学校参赛的学生团队都是在电脑上进行企业实操比赛，要取得冠军还是需要付出很多心血的。

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工作中，杨老师配合龚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院长助理她也完成了不少会计系之外的工作。客观的说当初我请他出来主持会计系工作的时候，以我对她能力的了解我是知道是完全能胜任的，主要是后来会计系的规模如此之大，学生将近4000是我始料未及的，好在杨老师不负众望的几年之中把会计系工作组织和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再一次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只要有好的环境好的平台，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可挖掘发挥的潜能是不可估量的，这些潜能也许自己不完全知晓。

龚老师和杨老师是和我一起在办公室中待了两年多的上课教师，所以我对她们是比较了解的，其实应该是充分了解的。而当年在天一学院还有其他几位年轻干部和教师，虽然我对她们了解不是很多，但后来的工作状况说明只要把担子压上去并给予她们自由宽松开放的环境，她们都能展示出自我的能力把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做的很好。比如当年商务系的王老师。是从教学科长走上主持商务性日常工作岗位的，当时工作的急迫性需要我作出在两位人选中确定一位，尽管另一位老师其实也很优秀，但从当时工作的内容和范围上看，我在与这位王老师一接触交流之后便判断她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后来的工作实际状况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当年商务系虽然学生不多，不到1000的学生分散在十多个专业中，教师的组织和聘任工作难度其实也很大，王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实了9月份要上课的任课教师，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

后来学院要推进本科的自学考试和职业证书工作，在组建成人教育处之前我就确认王老师能够很好的胜任这项工作，尽管在这之前王老师对自考本科和职业证书考试工作了解还不是很多。在我把她安排到成人教育处作为处长负责这两项工作时，工作推进的良好状况使我很暗自吃惊，王老师以自己熟悉教学工作的特点，与学院各系沟通配合得特别好，使得当年天一学院的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和考试有遍地开花的成就。更为难能可贵其实也是难为王老师的是。当年在天一学院的工作中我与那位陶校老大姐是配合得是相当默契的，相互的关系也十分和谐良好，这使得学院的中层机构和中层干部没有面临什么矛盾等难堪的事，但王老师这个位置却使得她不得不面对我和这位老大姐之间的相互忽悠，她就像一个轴心一样的夹在中间在我和陶校的讨价还价中艰难生存。王老师后来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优秀使我也许也使她自己感到吃惊，这再一次说明只要解除对人的束缚，给人一个自由宽松的工作环境，每个人都有把自己的创造力发挥到让众人也包括自己都惊诧的程度。

还有一位张老师，英语专业的她本来是天一学院英语系的系主任，我就任院长的前任院长撤销了这个系，她也就成了专职任教师。我就任院长后为了天一学院的发展，当然有一个很现实的目的是扩大招生，把天一学院从我接手时的七个扩张到了十五个系，不仅恢复了英语系更名为语言文学系，还组建了旅游系和社会体育系，三个系有八九个专业，我请出了这位张老师担任三个系的系主任。三个系虽然学生不多。只有一千多一点，但八九个专业的分散管理难度可见一般，张老师可能从前就有担任系主任的经验。所以她游刄有余的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三个系的工作。

当年每年一次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调整工作便是最考验她的工作能力和能力的时候，有三四千人的大系人学生人数虽多但专业不多，制定三四份人才培养方案就行了，而学生总人数虽然只有1000多点的这三个小系，却需要制定多达八九份的人才培养方案，她总是能在教务部门规定的时间中组织老师们完成这些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调整。这个系也如同会计系一样的，有着不少的职业技能竞赛，这八九个专业中凡是有职业技能竞赛的专业，她都组织学生踊跃参与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比较遗憾的是2015年上边提到的龚老师杨老师王老师以及下边要提到的冯老师这些我在四川天一学院中的骨干，都和我一起离开了距成都市城区较远的在德阳市绵竹的天一学院，到了距成都市城区很近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工作，但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小插曲，张老师没有同我们同行，她其实家就在成都市城区，完全应该和我们一起去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韩董事长曾两次要我向她转达欢迎她来长江学院工作，遗憾的是那个偶然的原因最终使她没有和我们聚在一起，从后来情况的发展来看，这应该是特别使人在无奈中很遗憾和惋惜的。

还有两位是一直在教务处工作的尹老师和冯老师，当年我接手天一学院担任院长后，因为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强大的招生能力，以及我在学院专业设置上的紧密配合，学生人数飞速增长翻了一倍，从我刚担任院长时的不到8000人增加到15,000人，教学正常秩序的维护和运行工作量激增，两位老师后来一位担任了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另一位担任了教务处长，为那几年天一学院教学的正常运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先说说尹老师吧，我在担任天一学院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时，她已经是教务处的副处长了，那当时教务处没有处长也就是她在主持工作，应当说当年我在临危受命担任天一学院院长后，尹老师所做的大量工作为当时学员的稳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我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天回校区这边两个学生人数最多的专业也就是工程造价专业和会计专业上，学生人数的激增需要我和龚老师杨老师一起全力以赴的配置好九月开课的老师，尽管这两个专业的学生人数已经占全院学生人数的70%以上，但毕竟分散在二十多个专业中的学生还有不少，组织和聘请为他们上课的老师因为专业的分散工作难度也很大，这部分学生当时都在龙泉校区，应该说是尹老师和王老师冯老师在一起作出极大的努力，把为这些学生准备9月开课老师的工作完成得十分好，尹老师在其中发挥了她对学院特别是师资情况十分了解的优势。

尹老师和龚老师杨老师的情况不同，龚老师和杨老师是我从教师之中发掘出来把她们推向工作十分艰难的行政岗位上的，尹老师一直在从事行政工作，对她来讲我需要给她提供的不是工作岗位，而是宽松自由的工作平台和环境，以我当时对她的观察和了解，只要有自由开放的平台和环境她的工作创造力和潜力便会得到难以想象的发挥。

四川天一学院有一个特别好的在很多民办高校中都没有的工作传统，就是每年都要调整和制定当年的人才培养方案，这应该是我的前任陶院长建立和保持下来的极好的工作风格。我担任院长后在处理当时特别繁杂的内外部工作外，多年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的习惯和基础，让我很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了这种层次较低的民办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方向和途径，就是要加强教学中的职业技能养成，全力以赴花大精神大力气让学生懂得和掌握“做什么”和“怎样做”，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在有时间有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努力，如果时间和条件不具备也就只有忍痛割爱了。这个思路肯定要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出来，所以在全校公共课的设置上增加了市场营销等课程，对各个系各个专业都要求沿着职业技能的养成来设置课程体系。当年我只是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了这种思想和希望达到的目标，在召开会议向中层干部们表达了这种意愿后就放手了，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和编制工作，就由尹老师在冯老师的配合下与各系联系沟通，最终完成了那几年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

还有一桩很搞笑的事情我曾经在前面的回忆录中详细叙述过，就是2012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要在金堂新校区中设置各个专业的实训室，当时主办方从其他学校挖了一位来天一学院担任管教学的副院长，这份新校区的实训室设置和建设计划当然应由他来制定，搞笑的过程和结果是几天之后他递上来的不是实训室设置方案而是他的辞职报告，这使得主办方负责这项工作的陶校十分着急。于是在我的提示和引导下，尹老师全面的承担了这项工作，她也不负众望的在冯老师配合下，与各系各专业密切协调，完成了新校区实训室包括图书馆及办公用房的设置方案，在主办方抓紧购买实训设备的支持下，为第二年9月全院师生入驻金堂校区的工作提供了基础的必要的办学条件。

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尹老师能够把它完成得很好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多年的教务管理工作使她对各个专业的实训要求比较熟悉，再就是得益于她与当时各系的负责人和任课的老师们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情况熟悉加上沟通顺畅促成了这项工作的完成，这是客观的条件。其实还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无论是我还是那位陶校，都给了她极好的工作平台和空间，使她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无拘无束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所以还是那句话，自由开放的环境对于人的潜力的挖掘和发挥有种令人难以估计的力量。

除了工作外当年尹老师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是尽快的熟悉和认识天一学院很多老师和干部，当年天一学院分为龙泉和天汇两个校区，我到天一学院上课后一直在天回校区，对天回校区的各方面情况和人员都比较熟悉。但因为当年学院的行政中心在龙泉校区，更多的老师和干部我都不是很熟悉和了解，尹老师在天一学院待的时间较长，教务部门的工作岗位使她对学院各方面特别是老师和干部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在我担任院长后，尹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天一学院的来世今生与教师干部的基本情况，对于我做好院长工作支持和帮助是极为重要的。

尹老师在教务处的搭档冯老师在我担任院长之前与她还更熟悉些，主要是那个时候每周去龙泉校区时，总是更容易碰到冯老师些，也许是缘分吧。在我担任天一学院院长的三年中，整个学院的教务上的很多事情，冯老师具体操作得也许还要多一些，比如上边说到的每年都有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和制定，具体的操作环节中更多的是冯老师在执行，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她都有很多细节需要审定，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作量比较大的也比较繁琐的事，冯老师以当初我担任院长前就观察和感觉到的天性，总是很耐心和沉稳的把这些工作做得很完美。

关于人才培养方案从教学管理的角度我是特别重视的，也很清楚专业人才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细节，这可以回索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在申报组建的时候两个新办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就是以我为主制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学里边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的全面工作中可以视作是一部“宪法”，它统帅和管理了大学中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工作，我后来在其他一些学校看到哪种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和制定不重视的情况时，是觉得很遗憾和惋惜的。

因为我充分了解冯老师当年在天一学院负责各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检查和汇总时工作状况，所以后来2015年我们都到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后，当年的11月份我因为去香港与香港的学校交流时需要准备两三份课程设计方案备用，在时间比较紧迫的情况下，我是请冯老师帮我做了这项工作的准备的，其实冯老师当时的工作岗位和分工这项工作并不是她的份内事，冯老师所准备的这些材料最后在我与香港学校的交流中起到了极好的工作推进作用，让我们很快的和香港一些大学建立了教学上的互助互动关系。冯老师后来在四川天一学院被我任命为教务处处长，她和尹老㤄一起为当年天一学院的正常教学运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极好的成效。

当年把这些年轻老师提拔到天一学院院系领导工作岗位上时，还是有来自各方面的疑问甚至诟言，当时内外环境的状况以及我的个人思考和观点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曾做过详细的记叙，现在想要说的是，如果仅从年龄和资历上来讲，这么迅速的把这批年轻老师推到院系处领导岗位似乎有些匆促，但从后来她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实际状况和工作结果来看，又说明了客观世界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人，不管资质和天分如何，只要有了自由宽松的环境，只要不去束缚她的天性，她的创造力是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当年这批年轻老师在她们后来各自的岗位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一人担当全面的工作责任，我没有给她们安排副职，也极少干预她们日常的具体工作，恰恰是在给予了她们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中，她们的工作潜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挖掘和发挥，创造了工作上极好的成绩。

想要再一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2014年8月我们接受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的要求动员3000多成教学生到绵竹报到上课的事，这个事情我己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好几个地方讲到过。所谓另一个角度仍然是自由度对发挥人的工作潜力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我们当时所具有的上上下下工作上那种高度的自由度，要把这些在招生中作为优势宣传并在录取通知书中被告之到金堂校区报到上课的3000多学生动员到绵竹校区去上课是不可能的。第一个自由度是希望教育集团高层给我们的，具体的就是那位我在担任院长的三年中极好的朋友和搭档陶校，当我和她谈妥由我们全面承担这项工作时，她不仅答应了我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们不要插手此事形成干扰，她自己也就再也没有细问过此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许院长答应了这个事就行了”，至于我的工作安排工作步骤工作方法她一概不问我，就是我安排这项工作的几次会议，她也一如既往的没有来参加。希望教育集团高层和陶校这种对我们高度的信任，这种极度宽松的工作自由度，让我和我的团队极好的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最终把这项工作完成得十分完美。

一句老话说的是“关心则乱”，也许希望教育集团高层和陶校在和我三年的共事中，通过对我工作的了解悟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具体的工作中坚持了不参与不干预。讲真的他们如果真的参与进来了，也许事情还会更复杂以至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当时工作已经那么艰巨繁杂了，我却提出要为这批成教学生制定2014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并把这项工作安排给了接受学生的各个系和教务处，以他们的认知和对工作的关心，如果参与进来了一定会劝阻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就算了吧，全力以赴把3000多学生动员到绵竹报到上课就行了，他们不可能理解我安排制定这批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整项工作中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因为向学生和家长们展示了我们为他们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使学生和家长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大增，从而对今后将要和他们朝夕相处的老师们有了极大的认同感，听从了老师们的建议到绵竹校区报到学习和生活。

第二个自由度是我给我自己的，决定接受这项工作时我已经在天一学院担任了两年多的院长，从当初的“受命于危难之中”，到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天一学院已经走入十分正常的运行轨道，这个时候接受这项工作任务的我思想中其实很明白我在天一学院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其实当初同意担任天一学院院长时我思想上就很放松没有什么约束，一是在公办院校工作多年并且担任过处级干部的我不认为这个院长是多大的事，再就是上世纪90年代在商海中的混迹游弋也早已使我在很多方面财务自由，我是出于对当时天一学院的师生负责任以及自己喜欢挑战性工作出发去担任这个院长的，接手的时候我就很明白自己不会在这个学院工作很长时间的。现在学校治理得比较运行正常了，我也一直知道主办方希望教育集团不少高管出自于他们的私欲一直在高层面前攻击和诋毁我，所以我也很明白也许我把这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完成之后，我在天一学院谢幕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天一学院绵竹校区建设过程中，我多次由成都往返于绵竹之间，其中有一个工作目的就是想探索能否像在金堂校区一样每天开设班车让老师与员工们回家，对情况了解和分析之后我确认在成都和绵竹之间每天开着班车接送老师们上下班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其中主要的症结是不能保证正常的开课时间，因此我已经和陶校达成一种默契提供尽量好的住宿条件让老师们住在绵竹校区学校工作，但这实际上增加了家在成都的众多教职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困难，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了住在学校没有什么问题，但那么多家在成都的中青年教师还是需要尽量天天都能回到成都的，这个判断和决定使我在潜意识深处已经感到在绵竹校区的工作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了。

因为这些原因使我在接受这项很艰巨的工作任务之时，就更加的内心自由心无旁骛了，也就是自己给了自己极大的思想解放，思想一自由一开放工作的思路就十分的放得开了，所以当时我确定的三条线工作方法十分轻松自然的就出来了，并且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相当好的成效。当然当时我个人还是很介意有两件事的，一件是我想通过这次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任务，检查和考验一下这两年多来我所建设的天一学院工作团队实际的和真正的工作能力，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很令人欣慰的，我的工作团队异乎寻常的工作创造力十分圆满的完成了这项工作。

另一件事是荅应这项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当时作为工作的条件与主办方共同确立在2015年3月前制定天一学院行政人员调整工资的方案并执行，我自己计划在天一学院工作的时间应该可以坚持到2015年春季学期工作完成也就是放暑假时，但实际情况和结果却令人很惋惜和遗憾。或许是2014年8月我们十分圆满的完成了这项动员3000学生从金堂改到绵竹上课的工作，天一学院团队的工作魄力和能力，使主办方众多的高管加快了对我们的攻击步伐和手段，加之我们在入住绵竹校区后工作团队多数成员都感到离成都太远撤退之心油然而起，所以我在2014年联系了朋友和校友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韩董事长，包括我在内的整个工作团队多数成员都在2015年寒假前后离开了四川天一学院，当然拟议中的为四川天一学院行政员工在2015年3月开学时调整工资的事也因为我的离开而无疾而终。

第三个自由度是我给我的工作团队的。接受这项工作任务的时候，我就很明白他的艰巨性，更深知如果没有全校干部老师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创造力，要完成这项工作任务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在制定出来工作方案并在召开了工作会议让大家明白各自的工作任务后，就几乎没有参与和干预各个职能部门干部们的具体工作，给她们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让他们在宽松的工作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把各自的工作努力做好。我这边只是给在第一线动员学生到绵竹报到的各系提供了一项支持，就是告诉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矛盾上交，就是把那些不愿意去绵竹而还在工作现场情绪又比较激动的学生和家长指引到院长办公室来，让我面对面的和这些比较刺头的学生和家长交流，目的是不要让他们在工作现场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秩序，把其它学生和家长们的情绪影响到不好的方向上去。

应该说这种充分放手让大家自主自由工作的氛围和环境，极大的调动了工作团队干部们的积极性，发挥出极大的创造性把各自的工作做得锦上添花。当年到金堂校区来报到的学生有3000多人，加上送他们前来的家长，有超过1万的工作对象需要她们去沟通交流，她们在学生和家长们满怀希望的到金堂校区报到上学的时候，要委婉的告诉他们我们在绵竹校区为同学们准备了优质的硬软件学习条件，向他们宣传和展示绵竹校区学习条件的优势，动员同学和家长们至少先到绵竹校区去看一看，我们的老师和干部们就这样苦口婆心的满腔热忱的工作着，把1万多名学生和家长们动员去了绵竹校区看看，去了绵竹校区的同学和家长们绝大多数在看到良好的学习条件后，都十分高兴和满意的留在绵竹校区学习了，当然这也包括在金堂校区他们感受到了老师们的热情诚挚。

去绵竹校区看一看的同学们绝大多数最后都留在绵竹报到上课了，除了他们在金堂校区老师们热情而坦诚的介绍使他们感受到了学院的诚意外，绵竹校区迎接他们的实际情况也使他们流涟忘返，学院迎接新同学的各项工作使他们感受到了这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好地方。绵竹校区的欢迎新同学的工作是由尹老师和冯老师组织的，因为金堂校区工作的压力很大，学院绝大多数干部和老师们都去了金堂校区，留在绵竹校区的都是新招聘的员工才来到学院没有几天，金堂校区工作任务的严峻性也使我无暇顾及到绵竹校区接待同学们的工作，只是给尹老师和冯老师交代了工作的目标是让同学们到了绵竹校区就不要再返回金堂校区了，至于她们怎样做就请他们自由的发挥了。正是这种一方面把工作担子压在她们肩上同时又给予了极大的工作自由空间，使得两位老师尽情的发挥了他们的创造力，把绵竹校区的迎新工作做得锦上添花般的十分完美，让同学们去了就不想走了。

当全部工作在几天后大功告成后，工作的成果让我再回头看全校干部老师的工作状况时，最大的一个感悟是自由是每一个人释放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基础，如果一个团队中每一个人都能有充分的自由度，它的工作效率和结果会使自己都感到很吃惊，当年那桩动员3000多学生从金堂到绵竹报到上课的事工作难度确实难以想向，但我们最终完成了，其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我和我的团队大家都有一个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这是工作成功的基本保障。

我的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其中有三件事情是在我个人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把自我展示得十分完美并颇有点引为自豪的，这三件事分别是1976年把我兄弟从农村乡下召回成都工作和为妹子办理免下手续，1998年对成都市装潢印刷厂的兼并，2014年3000学生由金堂校区到绵竹校区的报到上课。这一生那么多事情中对这三件事那么记忆犹新甚至铭肯刻心，除掉过程结果等等因素外，在完成这三件事中我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原因。

做第1件事情时，因为完全是我单枪匹马一个人做的，所以做什么怎样做自己决定就行了，自己享有绝对的自由。做第2件事情也就是兼并成都市装潢印刷厂时，是由我带着公司一个精干的工作团队进行的，因为兼并工作的复杂性以及成败的严竣性，几乎所有的工作决定包括细节都是由我自主决定的，团队的成员都是按照我的工作指令在操作，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至于第3件把3000学生动员到绵竹报到上课的事，虽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天一学院的老师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优秀的完成了工作任务，但整项工作的设计和安排是由我独立完成的，老师们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在进行工作，这让我在这项系统工程中享有了相当大的自由。

在这一个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想再一次说起自由这个话题，我在这一个篇章回忆到的很多事情，都涉及到了自由，记叙中把自由作为人性解放和创造力发挥的前提和基础，其实在这些文字中说到的自由，还是一个小众的概念，因为在我这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所能够得到的仅仅是因为一些偶然和自我比较特殊的一些能力所有的一种工作自由，而不是我所追求和推崇的解放人性释放自我的更广泛意义下的自由，这种广泛意义下的自由，才是我们所应该追求和努力的目标，只有这种广泛意义下的自由才能解放人性张扬自我，让每一个人都能走到自己的极致。

最近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颇有感触而把它辑录如下，它是从孩子的教育谈起的，辑录的原因是我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这实际上说到了教育特别是教育机制，因为在我的回忆录继续撰写的过程中，按计划会有一个《我的教育观点》篇章，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会在那个篇章中比较详细的积蓄到对教育的认识和感悟。这篇文章全文如下：

我把儿子送到美国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二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教师看见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的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在中国，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能叫上学吗？

一个学期过去了，我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此时，我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

不过，事已致此，也只能听天由命。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电脑，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子打在电脑萤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路到五星红旗……整整齐齐、热热闹闹。我没赞成，也没批评，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愣，一是因为我看见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三十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耽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一番气力，我们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覆，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么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作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十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一本本的参考书。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超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

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安排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我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她为我们感到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章题目都敢作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敢断言的事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就以这段辑录的文章作为这一篇章的结束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