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06危机促兵暴——血染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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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征程06——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思目撰文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五章危机促兵暴 本来中共第26路军特支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根据兵运工作发展的需要分为两个支部：一个是士兵支部，另一个是官长支部——刘振亚主要负责官长支部，袁血卒主要负责士兵支部。 之所以要专门设立一个做官长工作的支部，是因为王超、刘振亚等特支成员在实践中深切感到，只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党员和开展工作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因为只有团及以上的主官才能调动部队，所以即使再发展更多的党员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兵暴的目的。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应当立即在中高级军官中发展党员，这样才有可能掌控一定数量成规模的武装力量，再加上已经发展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就可初步奠定特支在26路军举行起义的基础。 特支的计划是通过在中高级军官与士兵（包括下级军官）中的党员发展到一定规模，从而达到和实现在第26路军发动大规模兵暴的最终目的。 由于旧军队中阶级森严，特支不要说在中高级军官中间开展工作，就连与之接触都不易，赵博生入党后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通过赵博生的关系和作用，团结了一批要求抗日、有正义感的中级军官：其中有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80旅参谋长边章五、74旅1团团副苏进、74旅副旅长兼第2团团长曹金声、74旅2团团副吴子罕，以及74旅1团的3位营长芦寿椿、孙士荣、严图阁和第74旅1团副官柴登榜等。 对于高级军官，特支本来已将目光，锁定在了第25师73旅旅长董振堂的身上，但由于临时中央兜头一盆冷水，特支只好将发展掌握兵权的官长的工作停了下来。并随后调整了工作，将官长支部的成员，改做士兵工作——先是设法将刘振亚安排到特务连当排长，把李青云活动到第73旅的学兵连当连长，以此来接近士兵开展工作。 　　此后尽管中共26路军特支的工作很努力，发展也很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工作全面开展起来。但毕竟党员人数少、影响有限，而且由于各项条件远未成熟，在26路军内发动兵暴依然遥遥无期，特支的同志们不由得心里暗暗有些着急。 1931年12月初，中央特派员王超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尽管临行前反复告诫特支委员们一定要谨慎从事，但王超前脚刚离开，特支书记刘振亚就出了纰漏——为了起义时能有件趁手的武器，刘振亚竟然跑到兵营里去偷手枪，结果不慎被第74旅1团的哨兵抓住！幸亏哨兵将刘振亚交到时任该团团副苏进手中，他以刘振亚是73旅的人为由，将其交给该旅旅长董振堂处理，这才将事情压了下来。 可刚按下葫芦又起了瓢！随后发生的一件要命的严重事件，几乎使中共在第26路军的兵运工作遭受灭顶之灾！ 特支的中央特派员王超途经南昌接头时，未曾料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构诱捕中共底下党员的陷阱。起初王超并未察觉出这一情况，误把26路军中党的组织主要领导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手中！幸亏他在之后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等三人的名单。 12月5日，国民党设在南昌的行营获得此消息后，立刻拍发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押送南昌行营予以惩处！ 万幸的是，这份电报首先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看到电文，不禁大惊失色，直接拿着电报就急匆匆地去找特支书记刘振亚。刘振亚阅后顿感紧张，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剩下的事交给他去处理。 刘振亚火速找到特支成员袁血卒，紧张地商量，如何才能妥善处理。袁血卒问刘振亚，赵博生对电文里的内容是何态度？刘振亚告诉他，罗亚平直接将电报给了他，此刻赵博生还不知道。 二人感到时间万分紧迫，电报无法继续再压下去——南昌方面还在等着回电，必须也只能去找赵博生商量。幸好赵博生见多识广且大权在握，经过一番冷静思考，即用26路军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行营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将即刻抓人的事暂时应付过去。 刘振亚烈士 　　局面虽然暂时稳住了，但事情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必须尽快拿出万全之策！三人经过一番商讨，认为安排刘振亚等三人逃往苏区是下下策，立即着手发动兵暴的准备方为上策！其时特支面临的形势是，虽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拢共只发展了20几个党员，加上同情者也不过几十个人而已。要想发动兵暴，先决条件是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部队！ 那个年代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军阀部队，只有自己的长官才能指挥动部队。因此，要想在26路军发动一定规模的兵变，必须发展手握兵权的旅、团长们才有可能。 由于赵博生只是第26路军的参谋长，并没有听令于自己的基本部队，所能调动的部队至多是总指挥部直属的那三个营等少数部队，要想发动大规模兵暴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三人商定，先由赵博生亲自出面，争取得到第73旅旅长董振堂的支持。 可之前中共特支并无立刻发动第26路军兵暴的计划，此时慌不择路硬要强行把董振堂拉进来，的确是临时抱佛脚、不得已而为之。本来其实特支之前曾做过董振堂的工作，而且实际效果也还不错，故在向中央报批赵博生入党时，也把准备发展董振堂之事，同时上报给了中央。 但据朱瑞后来讲，当时上海党中央的路线就是“要兵不要官”，认为当官的不可靠。批准赵博生是因为他是做参谋工作的，不掌握实际的军权，而且还能接触到一些核心机密，能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至于董振堂则不然，他有自己的基本部队，是一个掌握兵权的实力派，故不同意第26路军的中共特支发展他入党。 可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如果争取不到掌握兵权的董振堂的支持，非但起义工作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第26路军中的党组织也将很难再开展工作，比较好的结局也只能是拉一支小部队投奔红军，或者是刘振亚等三人逃出宁都城，跑到红军那边去。 这两种结局，都将使特支前期的工作成果付之东流，使中共策动26路军起义的计划夭折！更何况宁都城南防御的部队是第73旅所部，如果得不到该旅旅长董振堂的支持，无论刘振亚等三人的逃离还是暴动部队撤往苏区，都将无法成行！所以，做通董振堂的工作，是能否发动兵暴的前提。 　　同赵博生商量完离开指挥部后，刘振亚和袁血卒回到宿舍又坐下来，进一步分析讨论面临的严峻形势。 刘振亚询问袁血卒对王超一事的判断，袁血卒冷静地分析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的。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要是逮捕，我们三个当然不能例外，但首先要抓的是赵博生。王超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指导南昌整个地下党组织的，就现在情况来看，电报仅波及我们三人，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注1）刘振亚点头表示同意袁血卒的看法，但认为事情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决定即刻分头行事：袁血卒立即出城奔赴苏区，设法同红军取得联系！而刘振亚则前往总指挥部，了解赵博生做董振堂工作的结果。 赵博生之所以提出去做董振堂的工作，是因为两人同为保定军校毕业——赵是六期、董是第九期，而且既是同乡又系好友。 董振堂，字绍仲，贫苦人家出身。为人正直，待士兵很好，在军中有较高的威望。更可贵的是，董振堂同情革命，抗日坚决。来到江西“剿共”以来，千方百计与红军避战，由此引起蒋介石和孙连仲的不满。九月份要求抗日北撤时，就是董振堂带领73旅走在前面。回到宁都后，董振堂借故去南昌看病，却带上了刘振亚一同前往。到南昌后，又安排刘振亚去上海设法找刘伯坚联系。 董振堂的这一系列所作所为，都十分明显地说明了，他对抗日和共产党的态度。而且董振堂返回部队后，却见到了孙连仲暂免他旅长职务的电报，没几天又发生了73旅南昌留守处被蒋介石查抄的事件，这一切都令董振堂怒火中烧。 　　尽管以上种种，赵博生并未贸然去找董振堂，而是提前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上午，宁都城的上空飞来一架飞机，转了两圈后投下了联络信袋。赵博生接过来打开一看，是蒋介石下达的彻查26路军中共党组织的手令，以及落入敌人手中的26路军中共特支拟就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赵博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安排罗亚平拟就一份南昌行营要求“剿共”的电文，然后拿去试探董振堂的态度。 一进门，赵博生就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董振堂看完后刚要开口，赵博生抢先说：“绍仲（董的字），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注2） 董振堂当即表示，愿意听从赵博生的安排，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听董振堂这么一说，赵博生心里有了底，也就不再绕圈子了，直截了当说要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但由于董振堂还不是中共党员，对于投奔红军还是心存疑虑，担心是否能取得红军的信任。赵博生请他放心，告知刘伯坚主任就在瑞金，肯定能联系上。 听到此，董振堂就同意了赵博生的提议，但对城中的74旅抱有疑虑，认为季振同这个人不太好相与。赵博生握住董振堂的手，高兴地说道：“‘我是来和你商量这个问题，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刘伯坚主任确实在瑞金，我想季振同也会跟我们走的。’ 稍停了一会又认真说：‘绍忠，你同意联合红军，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以73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力争74旅和我们一起行动，你考虑一下，可否咱俩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注3） 董振堂，字绍仲 　　赵博生与董振堂力争第74旅的想法，与刘振亚心中所想的宏图大业不谋而合！ 据袁血卒回忆，早在决心发动兵暴之初，刘振亚就已拿定主意——“刘振亚一边说着，一边从内衣里掏出一个纸条说：‘这是王超临走时留下来的。’我看了看，上面写的是我们来26路军时，在烟蓬船上遇着冯玉祥派的代表所谈的那个‘机密’：冯要季振同在必要时借道红区，与陈济棠取得联系，相机回北方。现在到了使用它的时机了。我说：‘利用季振同，这是有关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必须和赵、董好好商量。’刘振亚用双眼盯着我，咧着大嘴向我发笑：‘伙计，你到苏区去一趟吧！’我问：‘你的意思是要我跟红军联系？等赵、董商量后，再决定吧。’刘振亚肯定地说：‘不。这件事我们两个做决定吧。’”（注4） 这里不得不为刘振亚的先见与大胆赞叹！如果等赵、董提出争取季振同第74旅的建议后再研究确定，恐怕还要颇费一番周折。 古语说得好，“英雄所见略同！”赵博生与董振堂要力争季振同的第74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除了总指挥部及第25师师部外其他部队均驻防宁都城外，驻扎在城内的为季振同的第74旅。 宁都城分为连成一体的老城和新城两座城池，根据史载，老城方圆只有500余步，始建于明崇祯5年的新建城墙西接（起）老城秋成门（俗称为西门），北沿龙边溪，东沿梅江，南连接迎旭门（俗称的南门），这段城墙长约9华里。两座城池外沿共有10座城门，新城与老城之间另有3座城门，其时负责宁都城中的卫戍任务的是74旅的主力第1团——即第147团，团长为季振同的亲信好友黄中岳。 所以，如果不能争取该旅参加起义，城内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等的起义很难成功。而刘振亚所想的则远不止于此，他的雄心壮志是借着第74旅的起义，推动第26路军全部或大部参加兵暴！ 于是，赵博生和董振堂去做争取季振同第74旅的工作，刘振亚和袁血卒等抓紧时间，尽可能在高树勋第27师所部加紧开展工作。 　　参考图：其时第二十六路军各部位置 　　对于争取季振同参加兵暴，赵博生还是很有信心的，一是因为季振同为人正直，一直有北上抗日的思想；二是他也同情革命，多次公开表示对刘伯坚的钦佩。 赵、董二人来到季振同处后，首先也是向其出示那份拟制的电文——“当他看了我们拟定的这份南昌行营逼迫进剿的电稿，毫不迟疑地骂起来：‘他妈的，什么进剿不进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老兄有何见教。’”（注5） 见此情况，赵博生回过头来，问董振堂是什么看法，董振堂立刻一挺胸脯，一本正经地表示赞同。“‘未知中岳弟意下如何？’赵插了一句。季振同说：‘我同中岳的关系，如同你和绍仲的关系一样，用不着多费口舌。’说罢哈哈大笑。季接着问了一句：‘听说刘伯坚主任在瑞金，不知确实不确实？’……。赵满怀信心地答道：‘我也听说刘主任在苏区……。’”（注6） 这样赵博生和董振堂没费多大劲，顺顺利利地就将季振同拉进兵暴队伍中来！ 根据文献史料，在第26路军起义之前拢共只有26名党员，大都集中在总指挥部与第25师，第27师只有7人。 因此，心急如焚的刘振亚和袁血卒等抓紧时间，尽可能在高树勋的第27师所部加速开展工作。他们首先盯上的是第80旅参谋长边章五，他非但与赵博生的关系特别密切，而且政治上也比较进步。因此决定通过他掌控第80旅所部，并派董俊产和卢子美二同志协助。 袁血卒瞄上的发展对象，则是第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袁血卒在洛阳军官学校培训时，王鸿章任他所在中队的队长，之后进入第79旅也是得到他的帮助才得以成行。该人擅长演讲，在士兵中很有威信，虽然嘴巴上挂着的是“三民主义”，私下里却赞成《新青年》的观点。 此前袁血卒去找他开路条，直截了当地说要到上海去找关系，王鸿章不但给开了路条，还顺手送给袁血卒五元钱，并要求他找到组织关系别丢掉他。袁血卒曾趁机问他能否掌控第79旅，得到的答复是到宁都的队伍有把握，于是袁血卒答应找到革命联系一定会告诉他。 　　经过一整天充满风险的紧张工作后，刘振亚与袁血卒脚前脚后来到赵博生的住处。三人交流了情况后对已获取的成果充满喜悦，决定立刻分头通知有关同志，马上开始兵暴的各项准备工作。 离开赵博生的住处后，刘振亚对袁血卒说：“你现在该走了吧？马上走，争取时间，接头的信号是‘朱瑞叫我来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用深沉的语调说了声：‘祝你胜利。’”（注7） 于是，袁血卒到总指挥部开了出城的路条，孤身一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连夜踏上了前往苏区的路程。注释： 注1：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一文，《回忆宁都起义》，第30—31页。 注2、3、5：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一文，《回忆宁都起义》，第32页。 注4：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一文，《回忆宁都起义》，第31页。 注6、7：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一文，《回忆宁都起义》，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