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荣耀，——记我的公公卧底生涯

莉莉

毛泽东亲自传授对敌斗争艺术，是谢爽秋革命生涯的高光时刻

谢爽秋

原《扫荡报》副总编辑

谢爽秋（1913~1993）男，汉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良村乡中洲村人。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中共党员。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后受党组织秘密派至国民党《扫荡报》工作，曾任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从事外事工作，曾于1954年随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参加日内瓦会议。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大使馆政务参赞。“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国家外交部顾问。已离休。

谢爽秋革命生涯令人钦佩的高光时刻

1945年8月，毛泽东为重庆谈判来到桂园，《扫荡报》社长黄少谷闻讯马上派采访部主任谢爽秋去访问毛泽东，黄少谷想利用谢一年前去延安见过毛的条件去提前摸底：一是了解共方带来的和谈方案，二是了解共方在整编军队方面可以接受的程度，黄少谷想借摸底信息抢先向蒋介石汇报邀功。

毛泽东在桂园客厅单独接见谢爽秋，一见面就说：“你参加访问团到延安，恩来向我谈过你，知道你是党员。”并亲切询问谢爽秋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对他进行鼓励。

当知道此次访问的意图后，毛泽东笑了，他随手拿起一支铅笔，在谢爽秋的笔记本上写了几句话，大意是重申和谈诚意，希望大家都要本着和平精神才好解决问题。嘱咐谢爽秋用这些话写一条新闻给黄，并风趣的对谢爽秋说：“给黄少谷讲，毛泽东只讲了这个话。这个话发表时，不要有改变，改变了他就要否认。”

深谙新闻工作原理和技巧的毛泽东并没有向谢爽秋透露更多信息，毛泽东亲笔给谢爽秋写下几句话，让他拿给上司看，巧妙的避免《扫荡报》借机制造另一个采访报道。此举让黄少谷碰了一个软钉子，黄急于 “立功”的想法落了空。而身居中间角色的谢爽秋不仅得以当面聆听毛泽东对其敌后工作的指示，还不动声色的“完成”了上司交给的任务。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向谢爽秋传授的对敌斗争艺术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谢爽秋是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

当时谢爽秋接受周恩来指示，以《扫荡报》记者身份加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谢爽秋通过国民党军报记者的的特殊身份，及时掌握国民党当局关于西北参观团的所有策划和安排，以及有目的的路线设置，使延安在接待中外记者团时，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悉心安排和应对处置，从而保证这场舆论宣传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谢爽秋在这场中外记者舆论宣传的斗争中，是一个关键人物，作为国民党军报记者的身份，他不能公开发表称颂延安的报道，但他在团内暗中做了大量工作。

谢爽秋和《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白天一起活动，晚上同住一个窑洞，给了赵超构不少帮助。回到重庆后，赵超构写出十几万字的《延安一月》，在成都和重庆的《新民报》上连载，并结集成书，1946年，谢爽秋将《延安一月》带到日本，翻译日文《延安一月》出版。日本读者推崇它是继《西行漫记》后，又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

谢爽秋对其他记者的身份信息进行认真了解，把《商务日报》金东平是军统特务，假称为方便记者拍发电报，路过西安时还叫来一名中统特务伪装工人带电台随团行动；所谓中央社记者杨家勇，从来没在新闻界露过面，是临时从中统调来冒充记者的职业特务；以及《中央日报》张文伯是CC的骨干等情况提前向中央报告。对记者团的临时发生的参观动向和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言论和措施，也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央在这场斗争中能够应对自如。

有了谢爽秋的特殊贡献，延安得以在重要时机掌握到关键信息，有助中央决策层做出正确应对。毛泽东对谢爽秋的工作是满意的。

周恩来在延安接见《扫荡报》记者谢爽秋时，也是作出特别的安排，把接见时间放在接见《大公报》和《中央日报》记者后的第三个晚上，周恩来接见其他记者是在窑洞旁边的办公室，而接见谢爽秋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寝室内，还有邓颖超作陪，接见完毕邓颖超让谢爽秋吃了宵夜饺子才准走。告别时周恩来还特别向谢爽秋通报与其他记者谈话的大概内容，并让谢爽秋去看办公室的摆设情况，以防谢被别人询问时出差错。这足以体现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密和对谢爽秋关爱保护之情。

抗战胜利后，谢爽秋受党的派遣，以《扫荡报》记者身份去台湾做采访和接收工作，后经周恩来批准，以协助林子畏办《大明报》的名义进行活动，因报纸报道的新闻得罪台湾警备司令部而被捕，经友人营救才获释放。在此期间谢爽秋设法接通地下台湾共产党与党中央中断多年的联系，邓颖超托人向谢爽秋传达中央给他记功的表彰。

谢爽秋又以上海《新闻报》记者名义常驻日本，直到全国解放才回上海。1949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兼参事室秘书主任，1950年任外交部亚洲司专员，1954年任驻越南使馆参赞，1956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谢爽秋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工资级别行政十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

以上都是谢爽秋革命生涯的高光时刻。

传奇的隐蔽战线斗士，优秀的政治传播报人

谢爽秋（1913—1993） 江西兴国县人，父亲是国民党左派成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右派追杀客死他乡。受父亲影响，谢爽秋从小就投身政治运动。 936年7月，年轻的谢爽秋也象周恩来一样负笈东渡寻求真理，在日本大学高等专攻科攻读社会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进步左翼组织文化座谈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谢爽秋还被选为文化座谈会的一届干事会总干事。1937年6月暑期文化座谈会在日本房州海滨进行大组学习讨论，其间知晓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大家决定回国参加抗战。

谢爽秋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才等到一张大阪驶往上海的“加拿大皇后”号船票回国。留日学生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留日学生抗日救亡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五六百人转移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训练班”，接受短期军事训练后分配抗战工作。谢爽秋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周恩来派到《扫荡报》当记者。历任记者、采访部主任、副主编。

谢爽秋打入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担任采访和领导工作,是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深入国民党政治传媒内部的成功案例。谢爽秋也没有辜负党组织对他的期望，在隐蔽战线为党做出突出的贡献。

谢爽秋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工作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从他从普通记者很快晋升为采访部主任，副主编就可看出报社对他业务能力的认可。

在抗战期间，谢爽秋为多种期刊撰写日本研究和分析的稿件，包括国际评论和译文等文章类型。谢爽秋的期刊文章多集中在1940年、1941年和1946年三个年份。其中有译文3篇，其他评论文字都与日本有关。能写出这么多和日本有关的评论文字，还与谢爽秋本人对于抗日战争形势的认真观察和分析有密切关系。谢爽秋的大部分外交评论文章，也归属媒体外交范围。此类文章能够帮助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到各国对于战争认识的基本状况。

以《美日关系的蠡测》一文为例，谢爽秋主要分析了美日关系，认为日本的南进是美日关系的测量表，指出美日关系的实质，在多方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美日战争不可避免。

译文《吉田首相和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摘译自日本《时论》杂志上日本政论家松本慎一的时评文章，文章以东京审判和日本国民为题，极力斥责吉田首相关于某议员“这次战争首相是否认为是侵略战争”这一问题的答复内容，认为其答复为暴言，同时作者还论及日本一般国民缺乏对此次战争性质的认识。松本慎一认为：“民主日本的建设，必须彻底否定侵略战争，而且舍此无他。深刻认识过去战争的侵略性质，是建设民主主义日本的根本前提。”译文发表离原文刊载时间只隔三月，在当时条件下已算迅捷。

谢爽秋在《扫荡报》工作期间，还在重庆两所大学兼教经济学，他是进步学生朱铁英认识的第一个地下党员，她向他请教经济学、哲学、文学和新闻报道等方面知识，他也关心她学习和生活问题，送她一些列宁选集等书籍。帮助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定革命信念。1944年5月，谢爽秋告诉朱铁英：“最近酝酿成立中外记者团采访延安，我可能参加。如果此去我的身份暴露，我可能回不来了。” 谢爽秋带朱铁英去《新华日报》营业部去找中共南方局的青年工作部的部长刘光，让朱铁英以后有事找他。谢爽秋向刘光介绍朱铁英情况，谢爽秋和刘光都鼓励朱铁英多写一些关于当前学生状况的文章，朱铁英就以罗江为笔名，写了一篇短文《王夫子》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以后又写了好几篇诗歌、短文在《新华日报》和《新蜀报》的副刊上发表。朱铁英与谢爽秋同事李亚子（李哲愚，地下党员）也成为好朋友。

谢爽秋顺利从延安回来，他告诉朱铁英，他在延安见周恩来副主席时，曾向周恩来讲了她父亲朱鹤琴在重庆的情况，周恩来很肯定的说朱鹤琴这个人不错的。因为周恩来大革命时期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对曾为工人运动骨干的朱鹤琴是了解的。1945年抗战胜利，谢爽秋被派台湾，谢爽秋曾建议朱铁英与他一同去台湾读书，朱铁英不愿去台湾，谢爽秋就鼓励朱铁英报考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学系，毕业以后一样可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谢爽秋革命生涯令人唏嘘不已的至暗时刻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共产党将其作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党内外团结的原则。

然而，1957年，已成长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谢爽秋，却因言获罪，仅因在整风运动中向部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就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从革命生涯的高光时刻一下步入至暗时刻。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谢爽秋在外交部亚洲司整风会议上发言，就部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提出诚恳的批评，就工作方法问题提了几条意见和建议，没想就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划成右派只一步之遥。行政降职二级，调离领导岗位。在接下来的年代里，因谢爽秋不断申诉又被定为右倾翻案风代表而被开除党籍。继而在文革中，一开始被打成“牛鬼蛇神”，残酷批斗，并以“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等莫须有罪名，被造反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监狱关押，时间长达六年八个月之久。谢爽秋1957年及以后政治运动都遭受不公正对待，身心遭受极大摧残，亲属子女都受株连。其经历的苦难，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共斯大林时期把党史描述为路线斗争历史的影响，在六届七中全会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也开始用路线斗争来构筑党史体系，以 “阶级斗争”为纲要，以“政治路线”分敌我，这种缺乏实事求是的的理念，极容易被利用来进行党内不同意见的权利斗争。同时在组织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出现以党代政的偏向，各级党委自上而下无一不以第一把手说了算，集体领导徒有虚名，对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不同意见无人敢提，看颜色、摸气候、说假话成了风气。这种状况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动辄上纲上线，把人往死里整。连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都惨遭批斗，象谢爽秋这样优秀的高级干部挨整也只能感叹“天妒英才，在劫难逃”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改革开放的正路，对以前的错误进行拨乱返正。

1979年4月，外交部党组终于对谢爽秋的问题做出彻底平反的决定。

中共外交部党组《撤销关于谢爽秋同志所受处分的决定》中说：“谢爽秋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无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不是右派，也不存在翻案问题。现决定给谢爽秋同志完全平反，恢复名誉。并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亚洲司整风领导小组关于谢爽秋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外交部机关党委关于谢爽秋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决定》、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关于谢爽秋同志行政处分的决定》、《中共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二支部关于开除谢爽秋同志党籍的决定》和上述“决定”、“结论”的有关批件，以及一九七四年北京市公安局《对谢爽秋的处理决定》一并撤销，恢复谢爽秋同志的党籍，党龄和工龄均连续计算，补发自一九六八年二月拘留审查以来所有扣发的工资，并自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原行政十一级工资级别。”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国效劳一如既往

谢爽秋彻底平反后担任国家进出口委研究室主任，此时已是六十六岁年龄，仍拖着不健康的身体，到处奔波，尽力做好工作，直至1982年办理离休，担任国家外交部顾问。

谢爽秋的革命生涯中竟有二十二年处在至暗时刻，在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段不能为党为国作出更大贡献，这不仅是谢爽秋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的损失。

虽然谢爽秋已于1993年逝世，但作为一名传奇的隐蔽战线斗士、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出色的外交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附件：因言获罪的所谓“证据”，赤子之心的历史见证

整风简报第108号

外交部整风办公室编

1957年6月17日

谢爽秋副司长在亚洲时整风会议上的发言

先谈一下对部领导的意见，我是1950年来部的，算是比较久的了，但是我对干部的了解是不多的。我主要感觉到部领导缺乏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和民主作风不够，当然形式上也有各种会议。但是，会议缺乏贯彻集体领导的精神。

部办公会议是讨论研究一些个别案子，部务会议应是讨论研究整个部的全面的事情和一些重大问题。从记录上看，这种讨论不多。我参加过几次回忆，我感觉到部务会议研究全面的问题，贯彻集体领导精神不够，比如部务会议。曾经讨论节约的问题，总务司提出了一个方案。当时有些同志提出节约应该多从大的方面考虑，一般干部的福利本来不多，应适当照顾，不要一阵风，认为这个方案节约到一般干部的头上的多了一些，但是当时张闻天副部长并没有重视这些同志的意见，会议没有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事实证明，外交部大多数干部对总务司提出的“节约计划”是有意见的。

再如，部务会议曾经讨论外交部曾经携带夫人出国的问题，当时也是意见纷纷，但是没有展开讨论。会议对原则性的问题倾听意见少，侧重贯彻领导已定精神多，使大家很难积极提出意见。

姬副部长做了关于节约的报告，批评了平均主义。大家对此很不满，（问题是当时全部的主要思想情况，是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而需要提出来？）这个报告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在部务会议展开讨论，只是执行了张闻天同志的精神。党组有没有好好讨论过有关干部的提级问题我不知道。各单位在整风简报上。一再提出对驻苏使馆干部提拔问题，据说当时党组也有同志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需要全面考虑一下，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刘英同志在会议中的插话也确实多了一些，往往使会议不能好好展开讨论，这是值得注意改进的。陈家康同志当亚洲司司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下级干部要善于摸领导意图，使人觉得专摸领导意图确不好办事，提倡摸领导意图，就会妨碍发扬下级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应当提倡领导明确交代领导意图，不要让人去瞎摸。我有这样的感觉，各级都有点不大敢对工作积极提出意见，怕不和领导意图打回来。部领导在外交业务上事事依赖总理，主动对重大问题向中央和总理提出意见不多。外交工作固然有他高度集中的一面，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因此而忽视鼓励积极提出各种意见。

张闻天同志来部后，情况是有些改变的，但是改变不多。过去由于没有经验，对外工作一出错误，影响太大。事事请示总理是有必要的。但现在有了七、八年的经验，总理那里可以下放一些，部的批发权也可以放宽些。一方面加强副部长的职责，一方面也减少总理的事务性工作。部领导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和有关全部性的工作问题也应该讨论，以便多向总理和中央提出意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部领导就必须发扬民主，把同志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改变过去的作风。

整风简报上揭露了许多有关部在干部问题上有没有宗派主义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宗派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轻易地给张闻天和刘英同志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是不利于团结的，对那些有关的干部也不好。如果说宗派主义解释为：为了什么个人政治目的，搞什么小集团，扣这样的帽子是不合适的，因为不符合事实情况。最近我翻阅了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给宗派主义下的定义（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一种表现）及其精神，我初步认为（如果所揭发的那些事情是属实的话），张闻天、刘英同志的确有些宗派主义的倾向或宗派情绪。也就是说在干部问题上，考虑不全面，有主观主义，比如对驻苏使馆干部提拔问题和和人事司专员以上（一种说科长以上）的干部几乎都被提拔了一级。如果就具体人来说，有些同志是可以提拔的，但作为部领导是否需要从整个部（包括使馆）来全面考虑呢？我想这是可以研究的。

另外从整风简报看，闻天同志因自己工作调动把驻苏使馆的一些熟悉业务的干部带去又带回，影响了驻苏使馆的工作，也是缺乏全面考虑的，是否有本位主义倾向？有些说话也是缺乏原则的。比如对李汇川同志的提级问题，据说部务会议曾经讨论过，当时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几个月前李调部时已经提了职和级，可以考虑不提。听说刘英同志都提出某某过去是跟着李汇川在一起，现在已是什么级了，因此李再提一级是应该的。据说还有些同志自己要求调整级别，没有受到批评，这些现象也是缺乏原则的。

部在处理干部问题上令人有是非不明之感，地位高的好像总是受到袒护。外交部成立以来。驻外使馆干部之间闹不团结的事情很多，据说现在也还是不少，但是却没有见到做过什么很好的处理。在大使和参赞间闹不团结，往往是把参赞调回了事，对问题本身却不处理。我在驻越南使馆关于工作问题和大使存在不同意见，部长期没有明确应该如何做，结果被调回来，回部后，我曾经立即跟张闻天同志谈谈这些问题和报告工作，有些问题，我认为张是应该亲自听听的，才能了解事实真相和考虑今后的工作。张答应过几天再说，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找我谈过。我知道罗贵波大使是曾经跟张闻天同志谈过好几次的。又，驻缅甸大使姚大使跟参赞闹不团结也是很厉害的。驻亚非国家使节会议时，驻缅甸使馆有两个工作总结，一个是姚大使自己带回的，一个是参赞带回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严重了吧，但是也没有听说部里曾做过什么处理。这样就自然使得大家都不愿意多就工作提出意见。是非不明，是不好工作的，不利于搞好团结的。听说现在驻越使馆罗大使和参赞之间也存在不团结问题。

对于生活福利问题，大家意见是很多的。建筑大使安家楼，我不知道当时部领导是如何考虑的，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指导思想”。如果不好好批判的话，干部福利问题是不能很好解决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单归咎于总务司，主要应检查部领导的指导思想。听说大使买房子时公家出钱买的，理由是大使回来后需要接见外宾，这是没有理由的。东郊招待所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大使安家楼规格（如计划设置大小钢丝床等）之不当令人吃惊，这跟目前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一般干部的生活水平太不适应。据说，总务司有人解释盖大使安家楼是为了解决内部的宿舍问题，是借外事名义打埋伏的，说是盖干部宿舍国务院是不会批准的，说是盖大使安家楼便可以获得批准。这是一种对国家制度缺乏尊重的表现。

整风简报上揭露国鹰同志为一些部长们的家用电，私自转移度数归入一般用户或公账。总务司同志曾指出不当，但仍认为没有什么不可。如确为事实，和总务司对一般干部生活缺乏关心的现象对照起来看，国鹰同志的媚上思想是很厉害的。不适当的照顾上面，上下都会觉感到不舒服。如果用这些思想来指导总务司的工作，应该深刻的检查一番。

此外，我认为部里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部的组织体制是有关系的，职责分工不够明确，层次太多，公文团团转，既费时间又误事。关于组织体制，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

闻天同志在肃反时所做的“十大反动思想报告”，我未亲自听过，只听过曹桂生同志的简单传达。同志们反映这个报告是有错误的，使人不容易把反动思想和反革命的界限划清，连对领导有意见和有关国际法学习资料收费问题，都概括地被列为反动思想，这个报告是否会助长部里一些同志在肃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不知道当时部里作这种带原则性的报告是否曾经做过慎重的讨论？闻天同志看问题是比较主观的，多从一般原则出发，具体分析不够。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