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敏学被问为何不写回忆录，贺敏学：历史是人死后才写的

【湖湘之子】

　　1979年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询问有关部门：“现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多了，还有哪些人？”

有关部门一个一个报上来，当讲到福建的贺敏学时，胡耀邦说：“像贺老这样的人，全国没有几个了，起码得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常委嘛！”

同时，这次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中，还有多年不曾出现在大众眼前的贺子珍，兄妹俩在政协会议上成为了热门人物。

“我就是我，这里没有国舅”

贺敏学、贺子珍和贺怡，在大革命时期大放异彩，江西永新县几乎无一不知道他们的大名，他们被称为“永新三贺”、“贺氏三兄妹”。

贺敏学是家中长子，从小被父亲寄予厚望，幼年时，父亲总是愿意花钱给他请私塾先生，却不肯让妹妹们读书。因此，他是家中第一个接触到革命思想的人，之后他还将两个妹妹也带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上了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并遇到了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出现，让贺敏学对革命产生了新的希望，他见妹妹钟情毛泽东，便做主将妹妹嫁了过去。

但随着毛泽东在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一些指战员在得知他的背景后，私下里难免议论纷纷：“听说和参谋长是老井冈，两个妹妹，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一个是毛主席胞弟的夫人。”“妹妹是主席夫人，贺参谋长不就成了国舅？”

贺敏学从没想过沾妹妹、妹夫的光，也从没想过当其他人眼中的特殊人物，所以在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时，他非常生气地表明：“你们可以叫我贺敏学同志，也可以叫我贺参谋长，我只是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这里没有国舅。”

除了同事们，贺敏学对自己与毛主席的关系，连妻子也不透露半句。

他和新四军女战士李立英从恋爱到结婚，从未提及家世。后来李立英在别人口无意听到真相，当丈夫回来后她便去证实，贺敏学很不在意地说：“讲这些有意思吗？”

李立英知道丈夫的脾气，这才没有追问下去。此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凡是丈夫不愿意讲的事，她一字不提。就算建国后很多年，很少人知道贺敏学与毛主席的关系。

直到贺敏学在政协会议上成了热门人物，人们了解到，他不仅是贺子珍的胞兄，还是一个本来也很具传奇性的名人。

1979年，贺敏学当选为福建省纪委第四书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纪检工作中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80年代初，贺敏学和一些同志到广东参观，为了方便大家买东西，当地政府为每人换了一些港币，分到手里不过几十元。但贺敏学说什么也不要，并说：“随便拿公家的钱，这不是我的风格。”

贺敏学从不利用职权给别人托关系找工作。有次，永新老家的一位亲戚在贺敏学家中一住就是数月，贺敏学就是不开口介绍工作。

李立英实在看不下去了，向贺敏学说情说：“把他介绍去建筑工地挖土吧！”贺敏学说：“那好哇，我们家的院子不是倒了一堵墙嘛，让他先去干。”

结果这位亲戚刚干两天就喊累，贺敏学趁机说：“看来你不是干这行的，你还是回去吧！”

除了一些想要利用关系得到特殊照顾的人，贺敏学还是非常喜欢老家的人的。

对找上家门来的人，贺敏学都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只要有人登门，他哪怕正在午睡，也要立刻起身会见。

“历史是人死后才写的”

在常人眼中，大丈夫四海为家，对家乡的热爱早就淡薄了。其实，他们也热爱家乡，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家乡的人和物，因为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存在家乡印记的血液。

贺敏学自然也想念家乡，可自从工作之后，李立英就再也没见他回去过。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被安排在福建工作。福建与江西毗邻，李立英主动提及回江西的事，但贺敏学说：“有些事，看了心里难过，过两年再说吧！”

李立英虽然不知道什么事会让丈夫难过，但看着丈夫坚决的态度，也就没有吱声。一直到贺子珍去世，贺敏学才决定趁着身体尚好之际，完成回乡的夙愿。

贺敏学这次回乡带上了女儿、女婿和外甥，他规定谁也不许声张，他要悄悄地回去。

贺敏学的第一站来到了吉安，这里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是妹妹贺怡魂归之处。他专门到贺怡的墓地祭奠，送了花圈，放了鞭炮。他伫立在妹妹墓前很久，任凭热泪在脸上横流。

他回乡的第二站来到了赣州，他的父亲被安葬在这里。

第三站，他们重新上了井冈山。贺敏学专门看望了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还向她赠送了礼物。

故地重游的最终站，当然是他的家乡永新。

少小离家老大回，如今，在黄竹岭贺家的宅基地上，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房屋了，乡亲们已经把这里改成了稻田，只有那田埂上残存的两堵矮墙，依稀能看到当年的痕迹。

回乡的日子唤起了贺敏学不少记忆，他记得父母亲开设过茶馆，母亲温吐秀提着一把铜壶给客人们添茶续水，父亲管理着账目，他和妹妹们一放学便在茶馆中玩耍。

贺敏学告诉孩子们：“贺家的生活比较宽裕，家中有田有地，城里有店铺，吃穿不用愁，我们却还是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从此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自讨苦吃，但我们的自讨苦吃，是为了让天下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每到一处，贺敏学就会向孩子们讲起革命的斗争历史，小女婿见他对历史如此熟悉，便问他为何不肯写回忆录，贺敏学道：“历史，历史，人死后才写的。”

贺敏学终其一生探寻革命的真理，他行事低调、从不张扬，更不认为自己的功绩值得后人传颂，所以一直不肯写回忆录。

重游故乡后，贺敏学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因吃不消工作的强度，身体渐渐垮了下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

1987年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会议，大家都劝他别去了，他却发了脾气，说：“就是进八宝山，我也要去，这个会我一定要参加。”结果就在会议途中，他肺部疼痛，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

得知自己得了癌症，贺敏学并没有多少心理负担，他自知逆转不了自然规律，所以乐观开朗，还想趁着能动弹，多为国家做贡献。

可就在1988年，贺敏学与世长辞，终年84岁。他临终前的唯一医嘱，就是希望妻子能将自己的骨灰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中，他向埋在那神圣革命开始的地方，与牺牲的革命战友们一起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