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街生产大队的政治生态

南黑森林

西街生产大队的政治生态



政治舞台上，没有永远的主角，更没有不变的配角。

城关人民公社西街大队的领导班子，或者换一种叫法——“大队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月，演出了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真正活剧。



1968年夏天，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由夺权阶段转入新政权维持阶段，一些“走资派”又成了“当权派”。小小的西街村，实权又落在了过去的村支书王立明的手里。他的班底，依然是文革前的大队长祝双合，大队会计祝增顺、妇女主任薛兰英。这些人只是短暂地“靠边站”了一年多，现在又成了昂首挺胸、颐指气使的“村官”。

大队长和大队会计是亲兄弟，在家排行老大、老四，都是第一生产队的，住在雁塔巷；支部书记和妇女主任，都是第二生产队的，一个住在西街路北，一个住在西关路南。

由于老婆长年有病，王支书与我父亲交往频繁，关系自然也就挺热乎。要不，父亲也不会来西街当赤脚医生，家人更不会落户在这里。对了，我与王的儿子俊英还是初中的同班同学。

雁塔巷的祝家可是大家庭，兄弟五个，姐妹三个。老大双合与后边的弟妹是同父异母。父亲去世多年，双合对后母还算孝顺，分家独立的他，也挺照顾这个大家庭。估计老四能干上大队会计，是他这个大队长的功劳。老二和老三吃“国粮”，一个是县一中的教师，一个在外地当工人。我与老五是小学时的同学。按街上的辈份，我应该叫双合兄弟“舅舅”。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在农村，甚至在城里，兄弟多的大家庭令人敬畏，外人不敢欺负，而且还容易欺负外人。

四十多岁的妇女主任薛兰英，人长得魁梧高大，一看就是“女强人”的角色，没有丝毫的女性温柔，更缺少女性的妩媚。平常，她与熟人说话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可面对“阶级敌人”，她又一脸的正义凛然，慷慨激昂。其实，她是粗里有细、柔中带刚。

解放前，薛大主任做过西街陈姓地主家的童养媳。现在的丈夫，其貌不扬，年龄也比她大，是二小队的饲养员，老实巴交，没有主意，是一个典型的“妻管严”。她有四女两男，是一个典型的“阴盛阳衰”的家庭。按街坊上的辈份，我应该叫她“大娘”。其实，她的年龄比我父亲小，只是她老头的年龄比我父亲大。

文革开始不久，西街的一些“革命群众”自然也“揭竿而起”，夺了“走资派”王立明的权，成立了“西街革委会”。 造反头子，一个身材高大，脸相冷峻的男子，自封为“主任”。此人外号“蒋五”，出身贫农，平常人缘口碑并不好。记得再早几年，有一次我在家后大坑里游泳，结果出来时找不到鞋啦。有人说，是蒋五偷走了。母亲托人问他，他竟然承认并还给了我们。

蒋五与王立明邻居，两家隔着一个胡同。不清楚，都是“贫农”出身，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没有什么“阶级恨”，哪来的那么大的“政治仇”？没亲眼见，只是听雁塔巷的街坊说，蒋主任主持的几场批斗会上，下台的王支书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毕竟，草根性的“造反派”没有什么斗争经验，玩政治还嫩点儿。他们不知道，自己只是伟大统帅幛下的小卒，只有牺牲流血的份儿。不用等到文革结束，好多造反的“弄潮儿”，很快就被曾经的“走资派”，如今的“当权派”给“秋后算账”了。

蒋大主任——一颗西街政治天空中的“流星”，从人们的视线里“一闪而过”，而且是一下子就“闪”进了监狱——



盛夏的一天下午，小寓首路南的一个大杂院，大门紧闭，临街的大屋里又响起了司空见惯的“打倒”、“认罪”之类的喊口号声。我知道，这几年，西街的革命群众没少在此开批斗大会。好奇的我，只好跳墙进入院子，发现北屋里不仅有群情激愤的街坊，还有冷眼旁观的公安战士，而五花大绑的蒋五则弯腰低头，狼狈地接受着大家的声讨。很快，斗争大会结束，公安干警押着蒋五走出大门。突然，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哭叫着冲过来，但立马被人拦住了。我知道，那是蒋五的大女儿，而他老婆和另外几个孩子没敢前来“送行”。

很快，蒋五判刑，刑期竟是死缓！公安说通过审讯，发现他有人命案子。对蒋五没好感的街坊，当然信以为真，说他是“罪有应得”，少数同情者，却在私下里议论“有人在打击报复”……

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在劳改农场多次立功的蒋五得以昭雪，回到西街。此时，那三间土屋摇摇欲坠，老婆远走东北改嫁他人已经多年，还生了孩子，而他的大女儿，不到15岁就找了婆家，现在的小孩也两三岁了。

对蒋五而言，“造反”的代价，实在太大。欲哭无泪的他，只能独自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而且，自己也差一点小命不保！

政治有党性，干部有派性。

面对造反派的“夺权”，薛兰英与王立明是“战友”。说“肝胆相照”是假，可“同仇敌忾”是真！只是，此时的薛大主任有了“争权”的冲动，开始了自己的苦心经营。

有人发现，妇女主任越来越频繁地进出一些“闲人”的家门，那可是西街几个“政治元老”的家：小寓首杨家老头是解放初西街的农会主席，西街路南的张姓中年男人，虽然只有一条腿，却是王大支书的前任！有人看到，一些青壮小伙也越来越频繁地光顾妇女主任的院落，最惹眼的就是民兵连长王洪祥，一小队妇女队长陈兰梅，二小队队长任大贵。

一连串的小动作，不很愚钝的街坊心知肚明，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也看得出来。然而，人家“村官”就是有水平，政治暗流汹涌激荡，可给人的印象依然风平浪静：社员大会上，王支书与薛主任两人照样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谦让着上台讲话；庄稼地里，两人又配合默契，分头敲打着出身不好的“倒霉蛋儿”——不是死了老子的地主儿子，就是还能下地的老富农本人。有一次，在生产队的打麦场边，我看到大支书一边开着大主任的玩笑，一边拿起石子投向她的裤裆，惹得小伙子窃窃私语，羞得大姑娘面红耳赤。



197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西街村支书仍然是王立明担任。

只是，现在的王大支书已经风光不在，大权旁落——薛大主任升为副支书，成了真正的“实权人物”。

也许，多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让王书记心力交瘁。可能，他茅塞顿开，不想再干下去了——政治，谁想玩，谁就玩吧！反正，我不斗啦，也不争啦！

这是“忍气吞声”，还是“大智若愚”？

我实在不知道王支书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后来，经人点拨，我才清楚，薛兰英不仅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上头还有人，从公社到县委，她的政治靠山坚固又耐用！而王立明呢，与蒋五的斗争让他大伤元气，而身边既没有真正的“同盟军”，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几乎就是“孤家寡人”一个。祝大队长为人圆滑，很会见风使舵，绝对不会对王死心塌地，不落井下石就已经不错了。

应该说，薛兰英比王立明的政治手腕高明。她十分清楚青年人的力量，充分放权于民兵连长王洪祥。那年月，全国上下时兴军事化体制，工厂不用说了，就是乡村也不例外，大队叫“营”或“连”，小队一般就叫“排”。所以，民兵连长呀排长呀，就是在生产队里“兴风作浪”或者说“呼风唤雨”的人物，而生产队长们大都是有职无权，靠边站。通过这个有勇有谋的连长，薛兰英就把一大群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牢牢地团结在了她的周围。

薛兰英特别善长于人情关系的处理，通过提拔复员军人大杨二当第一生产队队长，就让“农会主席”一大家子对她心存感激；她也时刻不忘展示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批斗“阶级敌人”的群众大会上，她会更加义正词严，甚至还喜欢口吐一些脏字，博得大家一笑，给上级领导一个既有魄力又有魅力的好干部印象……

1976年初春，薛兰英升任西街村党支部书记，王立明改任副书记。

一天上午，薛兰英把我一人叫到她家里，说道：“四儿，城关公社在三义村成立五七农校，要每村推荐一人。我想让你去。”

我说，“好呀！都学什么？”

薛兰英笑道：“可能一方面政治学习，一方面劳动吧。”

我兴趣不大，但还是愿意去“上学”。毕竟“五七农校”还有点“学校”的味道，不是纯粹的“农场”，在那里呆个一年半载，肯定比现在整天下地干活好受些。

薛书记又说：“农校可不是谁想去谁就能去，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争啦。我叫你去，说明我信任你。以后，你要好好表现，听我的话，记着我的好……”

我笑道：“大娘，我当然要好好在农校学习，回来后一切听你的，你的好，我不会忘记的！”



如果说蒋五是一颗稍纵即逝的“政治流星”，那么王洪祥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王连长是第二生产队的人，家却位于西街而不是西关。尽管都姓王，但他与王支书却“势如水火”。刚刚四十岁，属于人生的黄金时代，他有“政治抱负”无可厚非。不同于蒋五，他选择在体制内达到西街的权力顶峰。毫无疑问，他十分明智，也大有希望。

薛支书借助于王连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把手”。作为回报，她放权于王洪祥，而且还提名他的妻子进了村党支部，当上了妇女主任。

不久，王连长也入了党，并很快进了党支部，当上了“二把手”。

在大多数街坊看来，西街再次出现一个王支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薛大支书也明白，自己总有一天要让贤于王连长。她只是希望，洪祥也能像她当年那样，在与政敌的较量中把握好一个“度”。经验证明，官场斗争是一门艺术，在相安无事中得寸进尺，在妥协博奕中水到渠成，挺好的！

选自《县城里的农民——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记忆》

2012年07月17日初稿

2024年12月08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