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浅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山子

文/山子

摄影/山子

我退休后的阅读模式基本上是“串联”式，即在一个时间段，同时开读若干本互为有联系意义的书。一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完它竟然跨越了三四个月时间。

对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只能说是浅识，因为没有系统地读过钱穆先生的著作。所谓浅识，就是肤浅的认识，可能拙文会挂一漏万。拙文若与专家朋友幸会，亦希望批评之匡正之。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推动儒学和传统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成书原因，是1952年他给台湾地区作专题报告后，利用在台北养病的机会，把专题报告整理成册。作者以俯视的视角观察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变化，对中国政治的看法颠覆了五四以来一些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纠正了许多对中国历史的误读。

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文明早熟”，在秦代就建立了现代国家形态，中国的封建社会早西方大概1500年。起步很早，但持续时间比较短暂。虽然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态形成较早，但是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对抗帝（专）制。这与17世纪英国革命形成强烈的对比，英国的宗教和贵族的力量非常强大，成为反对专制国王最主要的力量。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如此。明治维新的革命性表现为地方藩属造反，最后逼迫幕府将军大政奉还。英国和日本能较快地开启现代化进程，和它们处于封建时代有较大关系。

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始于秦，但真正打败家族政治、贵族政治，还是北宋。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动乱，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直至唐代，中国才是一个大熔炉时代。

钱穆先生对北宋的评价沿用了过去的认知。他认为，一方面宋代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另一方面，宋代皇权比汉唐更集中。所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衰落是从北宋开始的。

但是，许多近代历史学家却认为北宋是中国近现代的拂晓时分，在宋代就形成了农耕文明的顶峰，而且还出现了工业文明的迹象。亦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不仅如此，宋代还是法治时代。南宋的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智不得以展布四体，奸究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意思是法律虽然对贤良之人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对奸佞之人做出限制。这一思想和后来西方法治思想不谋而合。宋仁宗时期，有一年制举考试，苏辙的策论对仁宗进行了人身攻击般批评，说仁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仁宗对此不为所怒，反而给苏辙分配了官职。仁宗说“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从中可以窥见仁宗皇帝的胸襟。

南宋的衰落，一方面是政治开始走向僵化，另一方面是理学在南宋中后期成为官学。后面出现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崖山之后无中国”，宋代之后中华文明开始从顶峰下跌。

元代在建制上承袭了宋制，用野蛮取代文明，最显著的特点是下跪制度和陪葬制度，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到了明代，这两项制度变得更加彻底。朱元璋死后陪葬者甚多。朱元璋还取消了宰相制度，尽其所能羞辱士大夫，士大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明朝三百来年廷杖官员事件达五百多起，廷杖打死官员乃成家常便饭。加之实行海禁政策，使整个中国噤若寒蝉，社会由此开始走向全面封闭。朱元璋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以残酷手段维护大明政权的苟延残喘。

清朝是又一次野蛮统治，虽然满人比蒙古人汉化得彻底一些，但是仍然对汉人高度戒备，也保留了很多野蛮特征。也是从清朝开始，重新“化国为家”，把中国历史引入更黑暗。这种现象直至进入19世纪之后才缓和一些。士大夫们清一色成了皇帝的奴才，士大夫所承载的儒家“道统”荡然无存。

清代"文字狱"使得社会万马齐喑。当然南宋也有"文字狱"，但是远不及清朝严苛。清朝“君临天下”，一人为君，国人为奴，把中国带入极暗时代。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给我的启示主要有下面几点：

首先，不能把中国古代政治“一棍子打死”。从春秋到北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上升期，其间“化家为国”开创了现代国家形态，法治至少也有萌芽，因此也出现了权力的制衡。

其次，儒家政治的理想原型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为补充。民主政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权力制衡。儒家政治强调官员德行、政治秩序和社会的融洽。这些价值都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共同推崇的，缺一不可。这是儒家政治对民主政治的有益补充。

其三，对反省现代政治一味求变，脱离故道，忽视政制变革的起始条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书的一大主旨，就是探讨中国历代政制不断变迁后何以能绵延传承。罗马之后已无罗马，汉唐逝去中国不亡，工商富强而注重农本的大国怎样更新其大一统而不堕入帝国形态，为人类提供现代秩序的新思路。

其四，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问题围困住近百年左右的中国史学界。乃至全中国人，毕其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中国政治传统在近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价值体系备受冲击。钱穆先生在1970年前后给学生讲授中国历代史籍时，引申回忆自己一生所目睹的政治现象：我们今天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传统政治。认为它是一文不值了。全盘否定，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像倒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据钱穆先生自己回忆，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任教时曾想在历史系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一课，但被实际把持系务的傅斯年强烈拒绝，最终只能移席法学院讲授。这种非理性的认知，将导致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缺乏扎实稳固的根基。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出版编辑过程中，钱穆把自己之前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今政治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中，成为他的“政治史学”的代表著作。最近二十余年来，本书在大陆一版再版，成为了解中国历代政治的入门读物之一。

其五，按照一般人的认知，钱穆的一些观点容易被理解为在替中国古代政治劣弊“辩护”。其实若将包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内的一系列论著放在近代思想学术的语境中审视，恰恰可以发现，在近代各种对中国古代政治进行负面化处理的历史叙事里，钱穆的论著反而具有开启世人用更为平恕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政治实践，进而为思考中国未来政治建设提供自洽的本土视野功用。所以，钱穆在其代表作之一的《国史大纲》中，开篇便向“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喊话，呼吁大家理性地认知中国历史政治史，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去探寻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只有正视原理性内涵，才能“接榫”新的政治架构。

其六，演进中的世界政治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决策是否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决策一旦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将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政治生态链一旦破坏殆尽，其修复的难度将远远超出史学家们的预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社会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一些人坐稳了奴才、另一些人挤破脑袋去做奴才的历史。这也是专制制度源远流长的社会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先进，就看你是贴近还是疏远主流文明世界。

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变革需要与时俱进，既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要结合现实的需求与发展。秦汉之集权，唐宋之分权，明清之专制，无一不揭示政治制度的利弊影响。政制革新，需要破茧成蝶。

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不痛定思痛，不彻底变革，只会把国家引入恶性循环故道。

2024年12月8日杨光融随笔

作者艺术简介

杨光融（笔名网名山子），男，1956年8月出生，籍贯贵州天柱，文学学士，1977年考入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贵州省书协常务理事、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隶书专业委员会委员，黔东南州书协第三至五届主席。

先后师从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姜澄清、康殷、欧阳中石、启功、沈鹏诸先生。

主要业绩:荣获贵州省首届书法论文研讨会最高奖，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楷书学术展（贵州省唯一）、首届全国篆书展、首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展、首届西南四省区优秀书法家提名展，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纪念中书协成立30周年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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