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龙潭山人

2024年12月3日，凌晨5时许，我从睡梦中醒来。窗外，是关东零下十二度凛冽的寒风，身边，老伴正在酣睡。我却再也睡不着了。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还是睡不着。辗转反侧之间，几个大字占据了我的记忆空间。它们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放大，轰然作响。我索性披衣坐起，拿起华为m6，记下了此时的感受。那几个大字是：1968。

一

1968年11月11日，我们吉林八中六五级四个班的毕业生，踏上了上山下乡的漫漫路程。所谓的“毕业生”，其实也是徒有虚名。我们1965年入学，其实只学了不到一年的初中课程。1966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我们便再也没有正儿八经的上过课。当然也就没有过初二初三的课本。入学时是一年级，毕业时，三年后仍是一年级。只不过，我们离开学校时，下一届的学生已经入校，他们被称为“新一年”，而我们则被称为“老初一”。附带说一句，“新一年”比我们还不堪。他们在小学毕业后，足足在家里窝了两年，而在跨进中学校门后，也只待了一年，1969年，他们就作为“69届初中毕业生”，也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临走的那一天。年近五旬的父亲借了一辆手推车，把我的行李捆扎好，装进家里的一个大木箱里，把我送到了吉林火车站。那情景仿佛是送儿上战场和送女出嫁一般。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那时上山下乡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至于去往何方，能不能再回来，几乎都不在考虑之中。母亲则早在我下乡之前的五月份，罹患癌症去世。去世前，母亲已经隐隐听到些风声，说是中学生都要下乡。她那时头脑还是清醒的，郑重其事的告诉我，“咱们不下乡，下去就回不来了！”。母亲哪里想得到，当社会大潮袭来的时候，作为普通人，几乎没有任何抵御和抗拒的能力，只能随波逐流。

说句心里话，我当时对于上山下乡的态度也是很复杂的。首先是，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党中央的部署，我们青年人必须响应。我想，这也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号召力，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服从和响应国家号召的。其次，文革以来的乱象，尤其是武斗和派性，让人心生烦恼和厌倦，也想换一个环境以寻求改变。其三，家里的境遇也让我对于上山下乡，走出家庭有一丝隐隐的期待。母亲去世后，家里仿佛失去了顶梁柱。父亲不善理家，大哥远在南方工作，已经结婚。已经工作了的二哥有一个女朋友，即后来的二嫂，也是知青，已经下乡到了郊区。一家父子五人，五条光棍，两个弟弟一个14岁，一个12岁，蜗居在不到20平米的大半间平房里，窘境可想而知。16岁的我，其时个头已经达到1.76米，体重却只有110斤左右，瘦的皮包骨头。虽然个头长起来了，其实不谙世事。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于未知世界的期待和求学不能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使得随波逐流成为了几乎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大多数知青的心理状态，也都与我差不多。当然，对于上山下乡不理解甚至消极抵抗的还是有的。我们班里就有同学以各种理由怎么动员也不下乡，最后到底由街道安排工作了事。

二

火车从吉林站开出，沿着拉滨线（蛟河拉法至哈尔滨）行进，在傍晚时分到达了舒兰县上营车站。

上营算是一个大站，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国营企业，即上营森林经营局。这个企业的经营范围涵盖了舒兰县东南部的大部分山区，也是木材的集散地。夜色朦胧中，我们只能感觉到这个车站很大，触目所及，到处都是高高的原木桗。不过，我们也没有机会在这里久留，因为公社来接我们的拖拉机已经到了。

我们下乡的日子，选在吉林省东部一场大暴雪之后。那场暴雪足足下了两天，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大部分道路。林区的道路尤其难走，一般的汽车没有防滑链是走不了的。大雪封山，一片白茫茫。那时的公社和大队也没有汽车，但是拖拉机还是有的。我们班的同学坐上了由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牵引的拖车，很快就走出上营，进入了通往新安公社的林区公路。公路上的积雪很厚，履带式拖拉机开足马力，机器的轰鸣声在白雪皑皑的寂静山野里格外震撼。开始，我们还很好奇，借助拖拉机的大灯打量着这从未见过的山林雪景。只见在灯光的映照下，黑黢黢的山林如同战士般静静的树立，仿佛在注视和迎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不时有树木在严寒之中被冻裂的“咔叭”声传来，给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城市青年带来了某种神秘的联想。公路上，远射的大灯映照下，偶尔还能看到傻狍子在不远处的道路上呆呆地站立，待到拖拉机快到跟前时，才一蹦一跳的跑开。不过，这新鲜感不一会儿就过去了，在颠簸的拖车上，劳累了一天的我们裹紧了棉衣，很快就沉沉睡去了。待到醒来时，拖拉机已经到达了新安公社所在地。新安公社与上营车站的距离是50华里，而我们要去的永安大队距离公社所在地还有25华里。时近半夜，公社安排第二天再继续余下的行程。我们一行当晚就入住了公社的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就是方便农民出行的大车店。招待所的院子里，有供车马歇息的马棚和马槽，招待所的客房，就是一间通长的大屋子里的两铺大炕。屋子不冷，灶坑里烧着噼啪作响的木柈子。这一切，也让我们感到新奇。睡在烧得滚热的大炕上，我们度过了下乡以来的第一夜。不知道是累了，还是太年轻，那一夜，我连梦都没有做。

第二天上午，用过早餐，永安大队派来接我们的拖拉机也到了。不过，这已经不是公社用来接我们的履带式拖拉机了，而是大胶轮拖拉机，也带着拖车。那时，从新安公社通往永安大队的公路还没有修（1969年，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冲突，在舒兰东部开始修建战备公路，同时敷设的还有通信电缆工程），只是坑坑洼洼的大车道。拖拉机拖着拖车，我们和行李都在拖车上。走出公社所在地不久，拖车就侧翻了。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都翻到了路旁。好在雪足够大，厚厚的积雪保护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箱子有点儿破损，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一行人从雪地里爬起来，齐心协力把拖车扶正，行李重新装车，我们又上路了。到达我所在的永安大队二队时，天已经麻麻黑了。二队位于呼兰河的东岸，河水还没有结冻，但是没有桥，只有马车可以通过的一个渡口。河水倒是不深，不过拖拉机怕熄火，就在岸边把行李卸下来，装到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上，一车车的运过河去。生产队里，早就接到了通知，把我们分散到社员家里吃了派饭，又按照名单安排了我们的住宿。我和另外三个男同学一道被安排到一位李姓老乡家。至此，我们的上山下乡之旅就算完成了。

三

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候年纪小，根本就不懂得上山下乡对于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小青年意味着什么？一些同学怀抱着“扎根农村干革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一腔热血来到这里，心里装着重新安排旧山河的美好蓝图，天真的以为，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什么。时间证明，我们什么也没有改变。被改变的，反而是我们自己。下乡之初，因为我们还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生活费和安家费，吃着下拨的商品粮，学校里的工宣队师傅也还会偶尔关心一下我们，因此我们感觉，与城市的纽带（或者说是心理上的“脐带”）还没有完全切断，加之接触新事物和新环境的那种新鲜感还在，我们还感觉不到什么。那时的城市生活也很简单，生活水平也不高，很多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很拮据，与农村的差异不算很大。在这里我们能吃饱饭，有活干，也算适应。

我们下乡的地方叫朝阳屯，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屯子，分为两个生产队。我们和我们班的另一个集体户的同学被分配到这里。那时，屯子里还没有电，只有一条大车道隔河与外界相连。那时的朝阳屯森林茂密，与隔河的永安屯鸡犬之声相闻，却不能相望。河套和道路两旁，长满了水曲柳、楸木等珍贵树种。

下乡后，我们很快就参加了劳动。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修建电灌站的劳动。那是两个生产队一起组织的。按照县里和公社的安排，朝阳屯要修建一座电灌站，把呼兰河水提升到河岸上，通过水渠引水灌田，改种水稻，顺便把电也引进屯子，解决照明和农机用电问题。我们这批小青年正是挖土修渠的生力军。女同学挖土装筐，男同学挑土篮子，干的热火朝天。那时，我们大都十六七岁，干活还不会藏奸耍滑。一天下来，手磨起了泡，肩膀压肿了，晚上下工回来，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就这样，我们在下乡之初，在汗水与重体力劳动中，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到农民的角色转换，为迎接接踵而来的新考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我们在老乡家里没住多长时间，生产队把废弃的两间小学教室改建成知青宿舍，我们和另一个集体户的男生分别住了进去。一间教室间隔开，外间做了厨房，搭建了灶台，里间搭了对面炕，做了住室。我们户八个男生，一铺炕睡了四个人，正好住下。在教室外的小广场上，我们还在老乡的帮助下搭建了一个猪圈，用国家下拨的生活费买了一口育肥猪。那口猪是在老乡的建议下买的，买来时就有200来斤了，为的是喂些日子，到春节前正好杀年猪。结果，到春节前，杀猪的时候，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这头猪居然长到了快300斤，平均一天长了一斤半！杀猪时，赶猪出圈，那肥猪胖的都跑不起来，很容易就摁倒了。我们按照乡下杀年猪的规矩，把猪肉卖掉了一半，自己留了一角子（四分之一），还㸆了一坛子荤油。另一角子用来招待帮忙杀猪做菜的老乡和队里领导。

那年，生产队收成不错，还在林业局揽到了建窑烧炭的副业，年终决算时，每个工日的分值达到了1.14元。我们在1968年余下的四十几天里，都挣了400多工分。我记得，我的名下，有收入45元。虽然没能全部兑现，却也拿到了30元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凭借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别提多高兴了。那一刻，我觉得，什么离家的烦恼，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苦累，都不算什么，值了。那年春节前，我们第一次回家，我花了15元，在河对岸的朝鲜族老乡家买了30斤大米，打成行李包背着，步行45里山路，从朝阳屯经新安公社的福安屯和小城公社的长发屯，走到舒兰小城子站，坐上火车回到了吉林市。

这时，已经是1969年了。

下乡前的1968年10月28日，集体户8名男生合影。从左至右：前排，杜长林，刘庆林，张欣年；中排，冯乃莹，孙万光；后排，张立民，刘军，朱承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