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艺术史（十）四千多年之前古印度艺术

Tieq lu （陆铁强）

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两处，埃及与西亚的两河流域，尽管从世界地图上看，距离并不太远，但几千年来依各自的特点发展。从历史记载来看，两者相互有所联系与渗透是始于埃及中王国时代（前2133－1786年，在中国商朝之前）。之后，埃及的新王国等时代与两河流域的亚述，新巴比伦，古代波斯尽管还是各走各个路子，但相互的交流与影响还是蛮大的。之后是古希腊，尤其到了古罗马时代，在地中海一带几乎一统天下，西方文明发展的脉络大致如此，

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西藏高原的阻隔），东方两大文明（中华，印度）的相遇则是很晚的事情。可能两者民间的交流更早一些，但有史记载的是，在东汉初年（公元64年，汉明帝建洛阳白马寺），在中国首次确立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信仰。从此，印度佛教对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后话，以后还会提及。那么，作为四大古国文明之一的古印度文明究竟怎么回事？它所创造的艺术是什么样的呢？我来试试看是否能讲得清楚。

西方人对印度的最早认知源于希腊和波斯与印度之间的通商，比较间接。而亚历山大的东征标志着西方人对印度直接接触的开始。但在真正意义上，西方了解印度则始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时期，即公元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环球航行。这是西方人与印度直接交流的里程碑事件。接下来，一条从欧洲绕过非洲好望角穿过印度洋来到亚洲的海上通道建立了。自1773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间接控制了印度的国家事务。不到一百年，在1858年印度完全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在那时，尽管英国人也知道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只认为可能与古希腊同期。后来的发现把古印度的历史整整推前了1500年之多。

蛮有意思的是，最早发现的是一个英国逃兵，他名叫詹姆斯. 刘易斯。这是个奇人！为了不影响文章脉络的流畅，我将他的故事放在最后的附录中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 也就是这位老兄在1826年在今天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的山丘上发现一座巳成为废墟的古城，他自己将这里命名为“哈巴拉”。1842年回到英国之后，他把他在印度的日记与经历公布于众，但并沒有受重视。过了几年，他也就默默无名地去世了。

在詹姆斯发现“哈巴马”11年之后，1837年，又一位英国探险家也到过此地，原来的东西还在，记录了一下，没啥新发现。在19世纪的中叶，英国两支考古队也来过，同样如此。直到1873年，成立了印度考古研究院，当时的院长是亚历山大. 坎宁。可是，当他来到这个地方，发现之前的断壁残垣都没了。因为之前，英国当局要造铁路，把这些精美的砖石都用来铺作路基了。尽管非常痛心，他还是坚持挖掘，最后发掘出了一𣐀黑皂石制成的印章，上面是一头公牛与一些古怪的文字。这是第一枚代表公元前3000年古印度文明的物件，可是这位坎宁先生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只认为这枚印章可能是从两河流域那一带过来的。

时间又过了几十年，一直到1919年，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在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前面所提到的城市哈拉帕（Harappa）再次进行系统挖掘后，才认识到这些遗址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有时被称为摩亨佐-达罗或哈拉帕文化，现在最常称之为印度河流域文明。

注意：上面印度河流域现在已经不在印度版图中了，所以，今天古印度文明的发源地在巴基斯坦境内。

1930年代早期，考古界对这一发现感到兴奋，发掘工作中断于二战，目前正在继续进行。这里发现了一种繁荣的城市文化，其规模和质量可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明相媲美。尽管留下的文字碎片尚未被完全解读，但对这些城市的生活巳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下面摩亨佐-达罗的航拍与俯瞰图可以看出，附属建筑和结构与某些主要街道轴线相对齐，表明这座城市在政治和社会上高度有序，而不仅仅是沿着道路或河流的聚居地的简单集合。不仅城市规划井然有序，它还拥有高度发达的灌溉和排水系统。这座城市中有许多较大的建筑，例如所谓的“大浴场”。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一结构的具体用途，但围绕它有一些有趣的猜测。一些人认为摩亨佐-达罗的居民在池中养殖鳄鱼或其他水生动物；另一些人则猜测这里是富裕市民沐浴的场所。无论如何，这是一座规模可观的公共建筑，配备了极其复杂的排水系统，用于保持水质清新。围绕水池的隔间和房间可能供祭司或沐浴者使用。大浴场是一座大型而重要的建筑，表明了这是一个在社会和技术上高度发达的社会。

　　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印度河域文明不能被归类为史前文明，因为它巳经拥有某种形式的文字；但也不能被归为具体的历史时期，因为其铭文至今无法解读。因此，这一文明属于模糊的原史时代。这种文明覆盖了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约38.6万平方英里）的广阔区域，相当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总和。它从阿富汗高原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的入海口。这一地区，存在着多个大型的城市中心，如上面讲到的位于印度河岸的摩亨佐-达罗，位于印度河支流拉维河沿岸的哈拉帕在这个广阔的区域内，在该文明的成熟阶段（碳-14分析确定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期间），它们维持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表达模式。当时的居民与波斯湾和西亚两河流域地区可能有联系，像用于宗教仪式和贸易的精美雕刻滑石印章，两者很相似。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精美而又独特的印章。

这些用铜雕刀雕刻的小型滑石印章，迄今已发现的印章数量已经超过两千件，它们被涂以碱性物质并高温烧制以形成釉面。通常约为3-4cm见方，背面有一个穿孔的突起。偶尔也发现圆形和圆柱形印章，其顶部有简短的象形文字铭文，铭文下方则描绘了各种动物，有时也有显而易见的神祇形象或祭祀场景。这种文字显示出与早期苏美尔和原始埃兰文字的某种远亲关系，但它似乎是独立发展的。尽管已有许多尝试去破译这种文字，但迄今仍未成功。大多数印章上的图案是长角兽（“独角兽”）——不过它可能代表两只角，其中一只被另一只遮住了。在其前方常有一个未解之物，可能是“香炉”或“菩提树”。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案是印度的驼牛，其宽厚的垂皮和突出的肌肉感尽管体积小，却能传递出一种雄伟的力量。此外，还有短角牛、水牛、犀牛、老虎、大象、羚羊、鳄鱼等，但数量不及长角兽与驼牛那么普遍。从整体来看，这些形象显然是宗教符号，可能代表神灵。有人将公牛与后来的印度教神湿婆的象征南迪相联系，将老虎与女神杜尔迦的象征相关联，但这些都是有争议的。

独角兽与香炉

哈拉帕（今属巴基斯坦）

4.5 x 4.5 厘米 (1¾ x 1¾ 英寸)

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独角兽都站在一个被认为是由两只容器和一根杆子连接而成的香炉前。这种牛状动物带有锯齿状的角、条纹状的口鼻以及覆盖其肩部的饰物，通过突出的线条表现出来，从而凸显出身体的立体感，并通过细微的表面变化赋予生动的表现力。

菩提树与独角兽

摩亨佐·达罗（今属巴基斯坦）

3.4 x 3.3 x 1.9 厘米 (1⅜ x 1/6 x ¾ 英寸)

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此枚印章展示了一棵菩提树（ficus religiosa，一种至今在印度仍被视为神圣的树木），两侧是弯曲且带有条纹的独角兽状生物的脖颈，这些生物从附着在树干中央的一朵花状凸起中伸出。树叶，包括叶脉，均雕刻得极为精细。

婆罗门驼牛

卡利班甘（拉贾斯坦邦）

2.3 x 2.3 x 0.7 厘米 (I x I x ¼ 英寸)

印度考古调查局，新德里 68.1/32

此印章展示了强壮的臀部、纤细的蹄子和沉重的垂肉。与神话中的独角兽不同，独角兽曾在古代西亚广受崇拜，而高驼峰的婆罗门牛则仅出现在印度。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动物被赋予的意义，但其形象显然具有重要价值。

大象

卡利班甘（拉贾斯坦邦）

2.6 x 2.6 x 1.3 厘米 (1 x 1 x ½ 英寸)

印度考古调查局，新德里。

此印章描绘了一头大象，带有锋利的象牙、修长的鼻子、丰满的脖颈和一只小耳朵。细节之处如象背部起皱的皮肤表现得十分到位。

水牛

犀牛

虎

几个动物合在一起。

还有一些印章似乎超越动物的描绘，明显具有宗教或象征意义的图案。

下面这枚印章特别有意思。一位戴角的瑜伽修行者被刻画出来，他有着竖立的阳具，身上佩戴着手镯，周围环绕着野生动物。这一形象更有可能被识别为印度神湿婆的古老形式，即“帕苏帕提”（意为“牲畜之主”或“保护者”）；竖立的阳具是神祇拉库利沙的典型特征，而头上的角则是古埃及、古代近东甚至欧洲恶魔（作为基督教前神祇的继承者）中常见的神性象征。

也有人认为它展示了一个可能具有三面头的形象，双腿交叉以瑜伽姿势打坐，座下有两只鹿，印章上缘刻有少量图形符号。这种形象与后来的说法佛形象中的构图很相似，而佛在鹿野苑与这图中鹿也似乎有着关。

总之，发现这一以瑜伽姿势端坐的修行形象——印度对世界艺术词汇的独特贡献——有如此悠久的起源，这实在令人着迷。

　　下面这些印度河印章还刻画了其他动物与人物互动的图象，其宗教涵意并不十分清楚。

老虎与坐像

卡利班甘（拉贾斯坦邦）

3.2 x 3.2 x 1.7 厘米 (1¼ x 1¼ x ¾ 英寸)

印度考古调查局，新德里

此印章展示了一只老虎，及老虎头下面的一个人形。老虎巨大的身体带有鲜明的条纹，而坐着的人物则呈现出强烈的线条感。

攻击长角虎的形象

摩亨佐·达罗（今属巴基斯坦）

3.5 x 3.5 厘米 (1⅜ x 1⅜ 英寸)

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此印章采用了来自古代苏美尔的一个熟悉的图案，描绘了一只长有角、蹄和尾巴的生物正在攻击一只长角老虎。

此印章则让人联想到两河流域文明中苏美尔英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抓住两只狮子的场景，以及他的同伴牛人埃巴尼（Enkidu）。

　　这一枚印章展示了可能是一位神祇，他头戴角，蓬乱的头发垂在背后，从一棵树的树枝间现身。在他面前，一名祭司跪拜，旁边是一头有人脸的公牛或山羊（类似于古巴比伦）。前景中，七位头戴尖帽、发辫的信徒似乎正在进行一种仪式性的舞蹈。

圆柱形印章

下面两枚印章有很奇怪的图形。

　　我们再来看看印度河流域的陶器艺术。它们主要由非常精细的轮制陶器构成，手工制陶的数量极少。单色陶器比彩绘陶器更为常见。单色陶器通常采用红色陶土制作，有时覆盖一层细腻的红色或灰色釉层。单色陶器包括带有凸起装饰的陶器，这种凸起排列成整齐的行列。

黑色彩绘陶器则有一层精美的红色釉面，上面以光亮的黑色颜料绘制几何图案和动物图案。多色陶器较为罕见，主要是一些小型花瓶，装饰着红色、黑色图案，有时还包括白色和黄色的几何图案。刻纹陶器同样稀少，其装饰通常局限于盘底内侧或供奉台的托盘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微型陶器，这些器物大多不足半英寸高，但却制作得如此精巧，以至于让人不禁赞叹其工艺之精湛。

　　上面这些古印度的陶器绘画是以几何图案的，与中国马家窑文化陶器相比，它们产生的时代差不多。粗看有点相似，细看还是各有特点。下面我放上几件马家窑文化陶器作一比较。

下面是几件动物图案的古印度陶器。

　　上面的陶器绘画有点类似于其他文明中陶器画，但是，古印度画中的“牛”还是蛮有特色的。

　　印度河流域文化遗留下来古印度雕塑数量不算太多。但是，从那么早年代来看，其形象的生动与真实感还是蛮惊人的。

一组来自哈拉帕早期的陶土雕像，蛮天真可爱的。

《母神像》出土于莫亨佐-达罗

约公元前2600-1900年

陶制，高约18厘米（约7英寸）

卡拉奇国家博物馆收藏

印度河文明的工匠制作了大量陶土雕像，其中有大量女性形象，这些雕像身穿宽腰带、佩戴多排项链，并头戴扇形头饰，通常被称为“母神像”。这些雕像工艺较为粗糙，用粘附的黏土颗粒塑造出眼睛、乳房和装饰品。很可能这些雕像是奉献祭品；在履行了制作这些雕像的誓愿后，它们可能被投入圣水中。

　　还有印度河文明的儿童玩耍用的各种陶土玩具，包括有轮子的车和动物、哨子、陀螺、鸟以及骰子。这些玩具动物无论是用绿松石釉陶还是普通陶土制作，都经常展现出高超的造型技艺，例如下面一只用绿松石釉陶雕刻的可爱坐猴。

　　下面是玩具动物，公元前2600-1900年。

猴子为绿松石釉制雕成的，其余都为陶制，高约3厘米（约1 1/4英寸）

卡拉奇国家博物馆收藏

坐𤠣

犀牛

狗

小鸟

？虎

再来看看石雕

《水牛》

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期

摩亨佐-达罗（现位于巴基斯坦）

青铜，尺寸：7.5 × 3.5 厘米（2 15/16 × 1 3/8 英寸）

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是一件极其卓越的动物雕塑作品，与印章上的图案一起看，证明了从古代起印度艺术家对“牛”的主题情有独钟，而且能将“牛”的形态如此真实生动地表现出来，可见他们有捕捉其形式内在生命的能力。尽管表面已经严重腐蚀，动物的特征和姿态仍然充满了自信与力量。

水牛的硕大身体，包括其隆起的腹部、弯曲的臀部和厚重的颈部，由强壮的四肢支撑。后腿因承受重量而显得紧绷。臀部的凹陷暗示了臀部肌肉与脊椎线之间柔和的空隙，尾巴自然垂下并稍微向上翘起。曾经向后延伸至肩部的短角现仅残留其尖端和根部。下垂的耳朵、沉重的眼睛，以及柔软的口鼻，但是勾勒出警觉的头部。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公牛雕像，公元前26至25世纪。也是一件隹品。

　　下面是从哈拉巴出土的雕塑《人体躯干》，很难相信这是距今4千年的作品，它的解剖结构与形态表现得如此完美！

《人体躯干》

公元前三千纪中期 哈拉帕遗址出土

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收藏

　　下面是一座由滑石精雕细刻而成的雕像，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就是被称为“祭司王”（Priest-King）的雕像，也是来自印度河流域文明中代表性文物之一。这件小型胸像（高19厘米）于1925-1926年间，在印度考古调查局的发掘中，于现今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

雕像中的人物呈现出半闭的双眼、弯曲的耳朵、胡须和厚唇。他的左肩上披着一件衣物，并将衣物塞入他（现已断裂）的右臂下。衣物表面装饰有凸起的三叶形图案和浅浮雕的圆形图案。人物的头发中分，由一条嵌有圆形装饰的头饰束缚着，与其右上臂佩戴的装饰相匹配。

尽管难以知道这座雕像的原始外观，但在雕像的一只眼睛中曾发现贝壳镶嵌的残片，其衣物设计中仍保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这表明它可能曾被染色，并以其他材料进行装饰。用于表现胡须的雕刻线条延伸至面颊区域，但从未被打磨，这表明这座雕像可能未完成。

“祭司王”胸像，出土于莫亨佐-达罗

约公元前2600-1900年

白色皂石，高19厘米（7½英寸）

卡拉奇国家博物馆收藏

　　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那个时代的青铜雕塑。

《舞蹈少女》

出土于莫亨佐-达罗（现属巴基斯坦），公元前第三千纪。

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收藏。

只见这座女子身材纤细，赤身裸体，一只手臂佩戴很多手镯，自然下垂，此手还握住一个碗。另一只手则搭在臀部。她的头微微后仰，展现出一双大眼睛、平鼻和厚唇；她厚厚的头发编成了精致的辫子，从左耳上方垂至右肩。她的双脚（现已遗失），好像一只脚踩在地面上，好像伴随着音乐臀部呈轻微的摆动，展现出一种动感。整个形象显得十分生动可爱。

现在印度考古工作 大大扩展了哈拉帕文化的地理范围，在印度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发现了多个遗址。其中一个地点是 代马巴德 (Daimabad)，位于艾哈迈德纳加尔地区，距离孟买东北部有一段距离。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被一群从事铜和青铜加工但不使用铁的居民持续占据，之后被遗弃。陶器和文物将其早期地层（约公元前2000-1750年）归为通常被称为哈拉帕晚期阶段的时期。

1974年，当地一群人在考古土丘附近挖掘一棵树时，意外发现了一批四件大型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犀牛、一头水牛和一辆战车，全都采用失蜡法铸造。这些实心物体由含少量砷和少许锡的铜合金制成。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战车》这件青铜雕塑。

犀牛

水牛与大象

《战车》

约公元前2000-1500年

戴马巴德，马哈拉施特拉邦

青铜，22 × 52 × 17.5 厘米（8 ⅝ x 20 ½ x 6 ⅞ 英寸）

印度考古调查局。

　　上面展示的战车是一件青铜作品，仿自木质原件，做得非常精确，如真的一般，有一对实心轮子，轮子的内侧带有插座，与之连接的是一根固定的轴，轮子和轴可以一起旋转。有底盘，有车杆。车杆本身相当长，前端插入一个两端弯曲的轭上，并配有两个弓形环，用于系上两头站在两个矩形板上的公牛。两头牛短鼻口、小三角形的耳朵，以及向前弯曲的角。笨重的身体显得特别夸张，背部的驼峰高高隆起，支撑在略显粗短的腿上。后腿臀部的轮廓以一种特别夸张的曲线表现，从膝盖的凹陷处高高升起。高大的驭手膝盖弯曲，臀部略显突兀，站在平台上，身体微微向前倾，两只手放在底盘的上横杆上。他的右手挥舞着一根看似弯曲的棍子，指向前方。这名男子是裸体的，仅穿了一条装饰有四个圆钮的三角形腰布。他的面部较小，竖在一根高高的脖子上，鼻子有些扁平，额头后倾，小眼睛，嘴唇丰满。头发中分，并在长脖子上方梳成一个长形发髻。图中车上的套具和缰绳是现在放上去的，原件已经消失了。

战车上的驭手形象紧绷而修长，以略微简化的方式再现了类似于上面摩亨佐-达罗的《舞蹈少女》》中艺术表现的形式。而后战车上的公牛形象，则像是早期哈拉帕文化印章中公牛形象的翻版。

这件青铜器是晚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产品，可能是进口到戴马巴德来的。但是，公牛后腿臀部的锐利、程式化的曲线不仅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都市传统有关，还与当时戴马巴德陶器上的表现相联系；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当地制作的可能性。

　　如果将上面这两件青铜艺术品与早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艺术比较，我们会发现后两者的艺术家似乎无视或不感兴趣于身体的外观和运动，而是试图使其显得永恒、静止，像冻结在空间中一样。然而，印度河流域的这种艺术风格却更加生动，更能展现艺术家对主题的即时反应，并将这种反应传递给观众。整体效果让人联想到马格德林文化时期西班牙，法国洞穴中野牛、鹿或羚羊的绘画作品所带来令人惊讶的瞬间之感。印度河流域的雕塑家似乎已经将人体的形态和形式注入了青铜之中，甚至让青铜看起来有种柔软的质感。至于这种风格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陶土模型的影响。

　　毫无疑问，从上面介绍的四千多年前这些精彩的古印度艺术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印度河流域这一地区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历史上经常会发生文明倒退现象，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都曾很神秘地消失，过了几百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在公元前五世纪才出现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但是，古印度文明的倒退，不是几百年的事情，而是大约1500年之久（从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400年，公元前400年左右，印度迎来了佛教艺术的兴起。），其原因不明。以前有人认为是从西北面来的雅利安人侵入有关，但是现在发现，雅利安人入侵是公元前1500左右的事情，而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就开始衰落了。

而且，这种古印度文明在这块土地上消失得如此彻底，连人种都完全变了，现在的印度人是后来进来的雅利亚人种。也有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居民可能与今天的达罗毗茶人（主要分布在南印度）有关，因为两者的语言和文化上可能存在联系。这种理论虽然具有争议性，但有一定的考古和语言学支持。

尽管从印章与其他物件上可见，当时肯定有很成熟的文字系统（中国商朝之前的夏朝，以及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找不到象样的文字记载。），但是，没有像埃及罗塞塔石碑这样的对照，所以至今无法破解。所以，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对着那个神秘的古文明，就像在云里雾里一样，讲不清楚。

附录：

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在伦敦的一家公司担任职员，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在与父亲发生争吵后，他在一时冲动下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军队。1822年，他被派往孟加拉炮兵部队，参与了多场战斗，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别处。当指挥官让他协助整理一批动物标本时，刘易斯对知识的渴望被点燃了。1827年，他的部队被调往阿格拉。正是在那里，他与同事理查德·波特（Richard Potter）一起擅离军队。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因为当时，擅自离队的惩罚是死刑！刘易斯改名为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而波特则改名为约翰·布朗（John Brown）。为了避免被英国军队发现，两人向西北方向逃亡。从此，他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穿越东旁遮普和西旁遮普地区、信德邦、拉贾斯坦邦、俾路支省、伊朗和阿富汗。

在旁遮普地区，他们遇到了乔赛亚·哈兰（Josiah Harlan），一位有志于统治印度王国的美国冒险家！哈兰通过自称为医生、士兵、学者和政治家，进入了旁遮普国王兰吉特·辛格（Maharaja Ranjit Singh）的宫廷。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在阿富汗两个敌对王室——杜兰尼家族（Durranis）和巴拉克扎伊家族（Barakzais）之间玩弄政治手腕，为自己开辟一个王国。（虽然他从未实现这个目标，但他称自己为“高尔亲王”（Prince of Ghor）。）马森和布朗告诉哈兰，他们是去阿富汗的美国探险家，因为他们必须掩饰自己是逃兵的事实。然而，狡猾的哈兰看穿了他们的伪装，但还是让他们加入了自己的雇佣军。马森和布朗很快意识到他们与哈兰毫无共同点，于是又从哈兰的军队中逃跑了。这引发了哈兰部队的一波逃亡潮，哈兰对此耿耿于怀，并永远不会原谅马森。这段恩怨也在后来困扰了马森。

布朗（Brown）加入了旁遮普国王兰吉特·辛格（Maharaja Ranjit Singh）的军队，而马森（Masson）则徒步前往俾路支省。在19世纪20年代末，马森抵达哈拉帕（Harappa，或他称之为Haripah），并被一座城堡的遗址震撼。他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些伟大的东西，但并不知道这些遗址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马森进行了简单的调查：他与当地部落居民交谈，做了笔记和素描，然后继续前行。不经意间，他成为第一个发现印度河流域考古遗址的外来者。

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抵达阿富汗，在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周边探索了许多遗址。他与当地人无缝融入，讲他们的语言，并全身心投入到考古挖掘以及收集稀有硬币和其他历史文物中。他对古希腊语的了解帮助他理解该地区的希腊文化影响。最终，他开始追求自己真正的热爱。

然而，不幸降临。1836年左右，哈兰（Harlan）激怒了兰吉特·辛格（Maharaja Ranjit Singh），在其宫廷中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投奔了旁遮普国王的宿敌、阿富汗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ed）。在喀布尔，他获得了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信任。在这里，哈兰偶然遇到了马森（Masson）。渴望报复的哈兰立刻向英国政府举报了马森的下落。

马森的梦想生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英国当局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他们同意赦免他，条件是他为英国人监视阿富汗国王。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如果接受这一提议，国王发现后很可能将他斩首；如果拒绝，英国将在他重新进入其领土时处决他。马森不得不勉强接受了提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以考古学家的身份秘密从事间谍活动，过着危险的生活。马森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尽管英国人往往缺乏判断力去采取行动。1838年，尽管马森的情报报告中提到了保留意见，英国还是决定入侵阿富汗。然而，马森最终获得了全面赦免，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马森（Masson）对南亚次大陆的考古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当然发现了哈拉帕（Harappa），但其重要性直到一个世纪后才显现。然而，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热情的钱币学家，收集了47000枚硬币，这为许多未知事实的了解奠定了基础，例如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和贵霜国王曾统治过阿富汗，以及佛教在公元1世纪传入阿富汗。他发掘了50多个佛教遗址（包括距喀布尔180公里、现今著名的巴米扬佛教石窟），并出土了珍贵的文物。他对沙巴兹加尔希（Shahbazgarhi）岩石铭文的几乎完美的墨拓印件证实了阿育王曾统治过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他收藏的双语硬币（希腊文和佉卢文）帮助铭文学家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破解了古老的佉卢文。

1840年，阿富汗叛军占领了卡拉特堡（现位于巴基斯坦），并俘虏了马森（Masson）和英国代理人。叛军将马森送往英国驻奎达总部传递他们的要求。然而，英国人并没有利用马森的专业知识，反而草率地将他认定为阿富汗间谍并将其关押。阿富汗人随即处决了另一名人质。英国人将马森关押了一整年后才意识到他们的错误。马森被释放，并获得了一小笔退休金。

马森回到孟买（现孟买），在那里他花了一些时间调查了象岛（Elephanta）和萨尔塞特岛（Salsette）。1842年，他最终返回英国，并发表了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但几乎无人关注。他被视为一个叛逃者和一个失去信誉的间谍，所讲之事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他并非出身于正规的学术机构，且言辞过于直率。马森的大部分成就未被承认，他于1853年去世。

1855年，东印度公司以仅仅100英镑的价格从他的继承人手中买下了他的收藏。这些文物后来大多被分配给英国博物馆、皇家亚洲学会、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知名机构。1995年，这些被认为是“无用之物”的剩余藏品送到了大英图书馆。当工作人员打开这些箱子时，他们震惊地发现，原来一个人竟然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1930年，一支法国考古队拜访了巴米扬佛教石窟。他们以为自己是第一批发现55米高佛像上方某个特定洞穴的欧洲人。然而，当他们进入洞穴时，墙上的一段涂鸦让他们大吃一惊：

“若有愚人探此高洞，

须知查尔斯·马森早已来过。”

马森为追求自己的热情度过了一生的艰辛遗憾的是，他的真正认可直到死后才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