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革命促生产”的街坊邻居们

南黑森林

“抓革命促生产”的街坊邻居们

我不清楚，文革年代，莘县城关公社西街大队的“政治夜校”是什么时候开张的。我只知道，夜校就设在西街小学，课堂则是我上一年级时的那排教室。

回村务农一年多，我没去过政治夜校。

作为回乡知识青年，“西街第一生产队社员”的新身份，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来适应——1974年5月离开一中，接着去城西不远的县棉厂干了一个半月的临时工，闹胃病又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直到那年秋天，我才真正拿着铁锨走进田头地边，成为一个“城里的农民”。

这段时间，别说去什么政治夜校“学习”了，就是下地干活了，我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的心沉不下去，在西街村“扎根”一辈子的想法从来没有。家里人不大管我，生产队的干部对我要求也不高，仿佛我“不存在”似的。与村里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享有较大的“自由”——自己给自己制定“作息时间表”，想干活了，就随着街坊邻居按时出工，想休息了，就自己给自己过“星期天”，或是在家看书，或是去县文化馆阅览室读报纸和杂志。

至于政治夜校，那是村里的农民学文化听报纸的场所，高中生的我才不屑一顾呢。有几次，生产队的女队长陈莲梅在傍晚收工前夕，对离开地头的社员说，“今天晚饭后，都去政治夜校学习，支书要传达上级文件”。见大家无动于衷，她又会这样“威胁”道，“记分员就在晚上的夜校里给你们记工，谁不上夜校，白天的活算白干。”

晚饭后，我照样去影院看电影，或者就在家里看自己喜欢的小说。几个一起干活的哥们，第二天出工时，会惊讶地问我：“海峰，昨晚你怎么不去夜校？不怕记工员不给你记工？”

我笑道：“我就不信晚上不去上夜校，白天就白干活啦！”

劳动过程中，陈队长并没有对我“兴师问罪”，最多就是多看我两眼。有时，王支书与薛主任来田间视察见到我，也不说我应该上什么夜校的事。我也没兴趣向哥们打听政治夜校上，街坊们到底学习什么。

我越来越像“社员”，我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是1975年春夏之交。大队长祝双合安排我和另外两个社员去一中参加农村电工培训班，时间三周。

培训归来，正赶上麦收，我负责一小队场院的农电管理，主要任务是保障电动机械的安全使用。用电不当，很容易发生火灾，这是我最担心的，所以特别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是提心吊胆，苦不堪言。应该说，怕电机过度使用燃烧了，我是定时让它运转干活，需要它休息时，我就拉闸断电，也不管队长和社员们的不满。他们要的是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关心的是到嘴的粮食别让雨水给糟蹋了。

好在夏收时间紧张又短促，场院总算没有出事。不过，我的表现大队干部们并不多满意，因为我工作态度太消极，不像其他的小青年那样生龙活虎，争先恐后。我特另不习惯起早贪黑，晚上的“夜战”，我是能溜就溜，早上出工，我是能拖就拖。有过几次，队干部派人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要我赶快去场院，检查不工作的脱粒机出了什么毛病。

一个秋天的中午，我正在新家吃饭。南邻居李庆福，一个与我一年高中毕业回村劳动的哥们，进屋对我说：“伙计，支书通知咱们下午去西关完小操场开会。”我问什么会，他说，“可能是要学习天津的小靳庄，开什么赛诗会。”

当年小靳庄是“伟大旗手”江青抓的“典型”。如果说大寨是伟大领袖给农民树立的“生产样板”，那小靳庄就是“伟大旗手”给农民树立的“政治样板”。报纸上说啦，人家小靳庄的老少爷们、娘们都会写诗，政治觉悟高得很。

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在我熟悉的、曾经上过体育课的西关完小操场，我与政治夜校有了“不解之缘”——我的新身份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与李庆福，还有另外几个高中毕业生，竟然被任命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

那年月，政治运动气息特别浓郁，包村指导工作的县委、公社两级干部盯得很紧，领导又“抬举”我当“老师”，我不可能再自由散漫下去，开始经常地光顾政治夜校。

其实，“辅导员”是虚名，人家村干部根本就没打算让你“辅导”大家什么。倒是你，还有那些街坊邻居，白天在地里出力流汗，此刻还要强打精神，今夜“聆听”一本正经的上级干部说教，明晚“享用”张牙舞爪的村干部训斥。

好在政治夜校的会场就是我一年级上过课的教室。面对熟悉的黑板，亲切的墙壁，陌生的桌椅，尤其是坐在身旁年迈的“同学”——或是西关的祝老头，或是西街的杨二婶，我感觉挺有意思，有时会不由得偷笑起来。我想自己的心事，台上的人到底讲了什么，我不在乎。我看小说没人注意，也没人干涉，村干部大都坐在台上，他们要的是你必须“来”，来了后干什么，那是你的事。

当然，举办赛诗会，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有了“用武之地”。当时，没有感觉伟大旗手的“样板村”有多么荒唐可笑，邓小平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认为，写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诗歌顺口溜是小菜一碟。村里一共开了近十场赛诗会，上级领导前来观看的有三四场。我上台表演了五六场，朗诵了两三首自己“创作”的所谓诗歌。可惜，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是一首也不记得，即使一首里的一句，我也说不出来了。

那是峥嵘岁月，更是愚昧时代，我厌恶它。那些言不由衷又华而不实的“政治诗”，我羞于记忆！

倒是赛诗会、批判会上的一些滑稽场景，我有印象。一些街坊邻居的表演，有记叙下来的价值——

我的中学同学许月红，是唯一的“货真价实”的夜校辅导员。听说，毕业回村不久，她就走马上任了。

初中时，许月红学习平平，高中时，在班级表现一般，连小组长也没当过。当时的印象，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子，性格一点儿也不张扬。现在可好，晚上夜校开班，她忙里忙里忙外，下午赛诗会场，她上窜下跳。尤其是指使、训斥起人来，挺有着一般村干部的强悍与泼辣。我知道，她的“自信”来自大舅——王大支书。我们这些回村的同学十分清楚，过不了多久，她会被“推荐”上大学、读中专，不会在西街呆长的。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1977年底，高考恢复，许月红没有参加高考。工农兵大学生的梦，她没能圆了。

小靳庄的赛诗会有全家人上阵，我们西街的赛诗会就不可能没有全家人登台。西关大街路北的程家一家“踊跃报名”——爷爷、父亲、母亲是社员，唯一的女儿是小队记工员，最小的儿子是小学生。一家五口，在台上一字排开，一人一句，把邓小平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惜，怎么骂的，也是记不得了。

我知道，程家老少六口“好好表现”事出有因。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两队的社员搞农田大会战，我亲眼目睹了薛大主任对记工员女儿的教训：

“今天上午的工，为什么下午记，上午你干什么去啦？偷懒耍滑，记工员别干啦！”

快二十岁的大姑娘低着头，红着脸，眼眶里含着泪珠子，不敢吭声。我当时想，二小队的一些哥们姐们，一定眼红这个美差，晚上可能有人敲薛大娘家的大门。整天拿着记工本转悠，汗不出，手也不会流血生茧子，多好的事儿呀！

也奇了怪啦！整天学习大寨好榜样，社员们也没少大干苦上，可农田就是不丰收。谁的过错？当然是村里一些“阶级敌人”的阴谋与捣乱。

峥嵘岁月，好多村干部喜欢在夏收或秋收之后开“阶级敌人”的批斗会，有时在夜校，有时在田间。村里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是他们的出气筒，活靶子。

如果说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年复一年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一些中农出身的农户却是经常处于“提心吊胆”的不安状态。

同样吃不饱穿不暧，贫下中农可以“扬眉吐气”，自我感觉良好，起码他们是“领导阶级”，而中农或者说上中农，却是“心亏理虚”，好像自己的身上有“原罪”的胎记——土地决定一切，谁叫你们解放前像地主那样热衷于置办田地呢！至于地主、富农，还有他们的子女们，哈哈，是“罪有应得”，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享用”人民民主专政的“高压”，这怨不得共产党，更赖不着毛主席。

社会主义国家，不讲“阶级斗争”，还能干啥？伟大领袖说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

记得是1975年深冬的一天下午，两队的社员在西街大粪场劳动，任务是往城外的麦地里运肥。薛兰英、王洪祥、祝双合等村干部站在粪场的空地上商议着什么。运肥的地排车已经有两个来回了，一小队的陈少帮才匆匆忙忙地走进粪场。祝双合走上前去，瞪了他一眼，问道：“怎么来这么晚？干什么去啦？”

四十多岁的陈少帮红着脸，回答：“吃饭晚了”。

陈少帮的老婆死了多年，女儿出嫁东北，身边只有一个几乎不识字的老实儿子，快三十岁了，找不到媳妇。一个家庭，两个光棍儿，生活的狼狈可想而知。平常，他酒后爱发牢骚，下地是出工不出力。还有，他还与西街的陈姓地主沾亲带故，土改时划了个“中农”成份。

早就看陈少帮不顺眼的薛兰英走过来，高声喝斥道：“你上工晚可不是一天半天啦！夜校也没见你去过几次，你很不老实！”

估计陈少帮是喝了点酒，今天竟敢顶撞大主任：“我怎么不老实啦？上午收工那么晚，回家后我还得自己做饭。你能让我与有老婆的人比？”

薛兰英有些懵，说不出话来。王洪祥冷笑着说：“一顿午饭需要三个小时，你做婚宴大席吗？”

陈少帮没再吭声。薛兰英缓过神来，声调开始激昂：“你就是不老实，你的行为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地主、富农，不敢明的来了，你可倒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破坏。”

接着，薛兰英对王洪祥说：“洪祥，马上找几个民兵把坏分子陈少帮绑起来！西街治不了他，城关公社能治他，县公安局能治他。”

大家有些惊讶。这些年，批斗“阶级敌人”，也没有捆绑之事发生。一小队的社员们大都沉默着，陈少帮的老实儿子更是不敢说什么，一小队的几个小青年往远处躲去。

王洪祥只好给二小队的民兵排长，一个姓任的楞头青使了个眼色。这小子赶快从一辆拉粪的车上解下绳子，走到陈少帮跟前，骂了一句：“就你娘的嘴硬！”

任排长带着两个民兵，还真的押着五花大绑的陈少帮去了城关公社所在地。

当然，城关公社的干部没有“接受”五花大绑的陈少帮，更没有把这个“坏分子”扭送公安局。晚饭后，有人看到他一人回家了。

后来有机会与那天押送的一个民兵聊天，他告诉我：

“是王连长偷偷交待任排长，先押着陈少帮去公社吓唬吓唬，再到僻静处教训他一下。”

我问：“你们是怎么教训他的？”

这哥们瞪我一眼走开，找别人说话去了。

选自《县城里的农民——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记忆》

2012年07月17日初稿

2024年12月07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