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国焘的几本书

至简

最近，回复读者涉及关于张国焘的书，初涉者不了解这垃圾历史人物，现分享一下这些书的简介。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出生于一户地主之家，后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南陈北李未能出席一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正是张国焘。在第一次选举的中央中，张国焘排位可算仅在南陈北李之后。后来，张国焘参加工人运动，1924曾被捕，其向北洋当局招供，并隐瞒这次经历。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后，张国焘继林伯渠后，任陕甘宁边区主席。其后，张国焘趁祭拜黄帝陵之际，投靠蒋介石。中央为挽救张国焘做了最大努力，周恩来亲自来见张国焘，并陪其参观市容，甚至与其一同去见蒋介石，放言“兄弟这些年做了糊涂事”。后来，张国焘一意孤行，趁相关人员不备，完全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第一本，张国焘写作的《我的回忆》。《我的回忆》有几种版本，这种有着美国情报资本注资的宣传战作品，公信力很低！第二本，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在香港时写的一部《往事如烟》，该书在网上能查到相关内容。书中对主席非常感激，也有一些对自己革命历程那真情回忆，值得一看！（后附部分内容）

第三本，于吉楠的《张国焘其人》，对张国焘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张逆国焘屡次机会主义的做法予以指责。该书对杨子烈的描述似有贬义词汇。对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冻死的情景，做出了应有的冷嘲热讽，大快人心！第四本，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这本书对张逆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中的相关内容逐条批驳！

包括：杨子烈称张国焘为五四运动时的健将；张国焘将自己视为红四方面军的园丁；张国焘在书中回避肃反时期犯下的过错；揭露张国焘擅自放弃鄂豫皖、川西根据地；1935年另立中央，分裂了党等等。

第五本，《张国焘年谱及言论》，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系内部发行。该书的前半部分是张国焘年谱，后半部分为张国焘曾做过的讲话及所发表的某些文章。年谱，一般客观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不做过多人物评价。但年谱明确指出张国焘屡次机会主义错误。

第六本，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成仿吾前辈曾在鄂豫皖地区与张国焘共事，对其相关经历知根知底！

该书严厉批判张国焘、王明这些对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大叛徒（张逆）和阴谋分子（王明），对张国焘咎由自取的凄凉下场做出应有的辛辣嘲讽！

杨子烈1902-1994，湖北枣阳人。1918年进入湖北省立女师，1922年入党，1924年与张国焘在北京结婚，后曾两次赴莫斯科学习。1931年张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被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上海组织遭破坏后，杨与组织失去联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报纸上大字标题，令人惊心动魄。我每天看报纸，国内新闻，国外大事，甚至小小的一段启事都仔细翻开。不久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被囚，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呼声渐高，我自然暗喜。

冬去春来，转眼就是三七年五月初了。

学校是六月底放假的，下学期我就要回上海第一院。读满一学期后实习就考毕业。我本预备开学前数日再搬往上海第一院的，谁知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鬼子的野心完全暴露。全中国民心沸腾，抗战之声，响澈云霄。我心中明白，这空气清新、房屋宽敞、最适於休养的第二院，不久将会变成血肉横飞、瓦砾遍野的战场，不可一日居了。于是我和留住的同学三人，即日搬往上海。

八月九日晚，上海有大变动，人人准备逃乱，马路之上，搬运什物的人和车辆，一个紧接一个，道途为塞。军警沿途站双岗，情势紧迫已极。但秩序良好，人心镇静。同仇敌忾之心，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令人感奋不已!八月十三日晨，隐约听见劈拍的枪声，由远而近，响声渐大，大炮轰轰声，震耳欲聋。女同学和护士小姐们都惊慌得很。又过了数日，大家都急忙卷铺盖各自回家，校长的夫人陪着老太太及女儿也都纷纷回乡，只有一位老毕业生王小姐未走。她本来在虹口开诊所，我曾到她住处住过两天，帮助她看视病人，也可以说是实习。目前那里已成为战区，她是前两日才由虹口搬来避难的，现在她同我都住在楼上，两人作伴不感寂寞。

此时惠理医院收到数十麻袋由外面捐送的产病妇及儿童衣物、被包、尿布、小袜、小帽等等。医院的大门外、石阶上、墙角边，不知甚么时候蜷曲着、横卧着三四个低声呻吟、衣衫褴褛、咬牙呼痛的产妇人，躺在那里无人理会。这真是笑话! 这是产科医院呀! 为甚么让要生孩子的妇人，睡在门外面地下，而不让他们进入产房? 她们没钱缴交生产费吗? 还是因接生的助产士都走光无人接生而不收留她们? 我真是又气又急，转身跑进院去，大声喊校工叶生快把这些产妇抬进产房去。好，好，杨小姐! 但是没有人接生呀?  叶生连忙答应，他是在第二院工作的老工人。不要紧，我去想办法，现在是甚么时候?  我赶快的说。我要她们换上产妇的衣服，一个个躺在产床上，我为产妇消毒、听诊。有一个产妇阵痛甚急，大概孩子快要出来。我根本不会接生，心吓得只跳!手足无措。而叶生上楼去请王女士还不见来，我就赶快自己上楼找王女士。王是接生老手，下来不到五分钟，一个白胖胖的小子哇哇地生出来。我双手把这个软绵绵滑溜溜的小东西接过来，小心翼翼的替他缚扎脐带和消毒，并把他放在早已预备好的温水盆中，轻轻洗涤，慢慢扑粉。然后穿上白色的小衣，用雪白的被包裹好，放在小床上。

哦哦! 第二个小东西又要出来，看见小头盖了，王小姐，我会了，你瞧着我来接好吗?  我兴奋的说。接着双手严密消毒，袖管捲得高高的，一手拿块温水毛巾，以便保护产妇的会阴，不使破裂。另一手等那黑溜溜圆得像个小盒盖的小头出来。一阵剧烈的痛疼，又是一个胖小子……

以前过份担忧和恐惧的意念，如今都烟消云散。日夜忙着接生，洗胖孩子，查病房，为产妇量体温、洗涤和消毒等等。自从上海大世界前面落下一枚炸弹，有很多受伤的人和战士被送到惠理医院里来。有的伤手臂，有的伤腿脚，每个病房内都睡满了血人。院子里也支起蓬帐，放着一排排的病床，我也帮助照料伤兵，替他们换药和包扎伤口。我不知是否忘记了，抑或是高兴得过分，近在咫尺的隆隆大炮声和呜呜怪叫的飞机声，都似乎充耳不闻。院中每个工作人员及伤病者都极安静，无丝毫惊恐慌张之色。有些受伤的战士，并誓言伤愈之后，愿再赴前线杀敌。同时不断有上海各界及各学校的青年男女学生，来医院赠送慰劳品慰问受伤战士。他们对着受伤的战士，除热诚慰问外，还高声唱慰劳歌。当时士气之盛，早已决定了中国是不会亡的。此时回转乡下去的同学及护士，都陆陆续续回到医院，施师母也从松江回来了。此时大概已是八月廿几了，照平常一般惯例，九月一日，正是各学校开学上课之日，但目前到时是否能开学上课，此时尚难预料。

战前的上海中正路

报载八路军已在南京设立办事处，这消息使我喜在心头。另一条使我注意的广告是某某电台招请一位女姓广播员。我本欲立刻赴南京，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报上似未登载，现在不比平时，听说由上海赴南京的一段路轨已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毁，到何处去购买火车票呢?  还是先去投考广播员吧，碰碰运气，也许会遇着熟人，到时再作打算。主意已定，立即赴法租界民国路某大楼。到了那里，看见很多人上电梯，我也挤进去。在楼上找到了报名处，推门进内，好大的办公厅呀! 里面排着好几张又宽又长的大木桌，围着大木桌，有许多小圆木凳，坐满了人。有好几个我熟识的面孔，都是留俄同学，但都叫不出他们的姓名。心想，过去有许多留俄同学被捕，现在他们是……管他呢?  如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我正踌躇间……一位长长面孔，高高个子的男子走过来热烈的说：杨同志，你也来了?  国焘同志呢?

这人认识我们两个：我同他失掉联系已经差不多三年，他们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我想着先做广播员，再做打算。好! 明天回信给你，请你留下地址。

我写好地址，抱歉的说：同志! 真对不起，你的名字……。李振东，黄岩人。他笑着说。

第二天，我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照常为病人量体温，洗涤消毒和替每个婴儿洗澡。正当细心包扎婴儿之际，校役送来一封信，是家信! 是我的侄儿南海寄来的。我满心欢喜，急忙拆看：大姑，昨天接姑父由延安来信，催你速去……我已写回信与他，说你不久就来。我的手有点颤，两耳发热。心想，快七年了，这是怎样漫长的岁月啊! 今日真令人欢喜!  我低着头，左右两只手各捧一个已洗涤清楚、包扎整齐的婴儿，往产妇卧室走。这间病室，躺着十数个产妇，我抱着婴儿，立在病室中间，左顾右盼的问：这是你们哪一个的孩子呀? 躺在床上的妇人，都诧异地抬起头望着我。一个产妇微笑着说：杨小姐，您送错了地方，这孩子不是我们这里的。我一惊! 始忆起这一对婴儿是从楼上病室抱下来的。急忙上楼，把孩子交代了，就回自己的寝室，躺在床上，想镇静一下跳跃的心。这多年来，静如止水的心已不能再静下去，工作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就是再念书，恐亦难有心情了。好在照料病人、洗涤婴儿、查房接生等等都是自动自愿的工作，并不是学校教师或医生指定非做不可的，我不做，自有别位同学抢着去做，现在我实在无心情再做这些事，我要走 !我明天就走! 我在心里决定。

……………

杨小姐，您要走了吗? 唉! 真舍不得您! 多谢您送我们的衣物。一个病产妇唉声叹气的说。那些衣物都是医院的东西，你们应当多谢医院，不要谢我，不过由我拿来给你们罢了。杨小姐!有朋友找您…… 叶生说。

我走进会客室，李振东坐在那里，他高兴的说：杨同志! 广播的事已经成功，请您明天就去工作。谢谢您! 但现在我不能去了，我想明天动身赴南京。我把国焘来信的事略略告诉他。好呀! 我也想去延安，还有我的妻和妻侄女都想去，我们同路走好吗?好，好极了!

我高兴万分的同他热烈握手。事情决定之后，我就去向校长及师母辞行。施校长惊讶地问：你也要走了?  他为什么会问这句话呢? 大概他想当大炮轰炸闸北最紧张时，同学们、护士小姐们都纷纷离去，那时我并不走。现在学校预备就开学上课，你为什么又要走呢? 他又追问一句。昨天接到家信，说家母病重。我以母病为扯谎的藉词。自放假后，搬到第一院，庶务处并未催我缴交伙食费。现在我要走，也未见来追索。其他同学几有欠费不清，庶务处是不会放行的。这也许是因我积极参加为医院病产妇义务服务的原故吧。

几位已经返回学校的同学，知道我要走，都跑来同我惜别。并悄悄笑我有了男朋友，跟着朋友走了。我只装没听见，也不同她们分辩。

次日下午，李振东来，我同他到法租界他的内侄女的住所。一位太太出来殷勤招待，她就是李振东内侄女的妈妈，振东的妻叫她大姐。她的女儿年约十八九岁，生得挺俊秀。真抱歉，她们的姓名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她家吃过晚饭，天快黑时，我随李振东和他的太太及内侄女等四人，乘人力车赴火车站，搭乘京沪夜车赴南京。火车票据说颇不容易买，若不是李振东，在这战事最紧张关头，我一时也许无法成行的。火车夜间开行，并不开灯，有一段路被日本飞机炸毁，乘客都要下车步行，才又上车，昼停夜行，两日夜始抵南京。

我们来不及等待，一早到了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一个穿灰色制服守门的兵士问找谁? 我高兴得心只跳，一句话说不出，拿起笔就在一张小方块白纸上写：杨子烈来了!  一会，登登登秦邦宪走下楼，我依然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同他紧紧握手。 秦邦宪   1907生人   曾任总书记战后参与政协工作中因飞机失事而亡他没什么表情的问我从何处来?我是从上海来的，刚刚到此。自与党失掉联系，就在上海学产科……说至此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般直往下流。衣袖沾湿，呜咽难言。他似乎有点惊疑，再未说一句话，只呆呆地看着我。此时李振东接着对他说话了，无非是要求去延安，并简单的叙述他自己的经历。我只顾自己伤感，并没心思细听他们的讲话。后来，只听秦邦宪说：你们的事，让我们考虑，下次回信你们，现在请把地址留下吧!  李振东写下地址，站起来说：杨同志，走吧!走？ 我走向哪里去? 不，我不走了! 我心想我已到了家，我还走吗?  好，那我走了，再见!  李振东讪讪地告辞。振东同志，多谢你沿途对我的照顾，等一会，我去您住的地方搬行李。我不管秦邦宪留不留我。秦邦宪依然是呆呆地坐着，半日才淡淡的说：好吧! 上去坐坐吧! 夏之栩、黄文杰都在上面。

哦! 之栩在上面吗? 之栩可是我幼时同学。好，上去。其实我早瞧见黄文杰[原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国共合作后被释放留任办事处]，他悄悄地从楼上下来，偷偷的伸出个头一晃，又慌忙缩回去，就登登登地跑上楼去了。

在楼上见了夏之栩，未讲上三两句话，我想起自己三年来一人孤独飘零的情况，心中一阵难过，不可遏止的泪水，又流出来了。我不明白为甚么自己以往的理智，现在竟变得如此脆弱，我极力想克制它，但我的忍耐力与坚强的意志竟变得如此衰弱，三年来，我从未哭过，现在自己也说不出是喜是悲。

在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的楼上，除秦邦宪、夏之栩、黄文杰外，还有叶、邓和一位女同志月霞。此时秦邦宪才对我说：自西安事变后不久，国共开始合作，我们就向各方面寻访你。在南京狱中把夏之栩、黄文杰等都营救出来，只是找不到你。但知道你并未被捕……同时他似笑非笑的追问我道：你刚才为什么哭呢?

唉! 同志，一个人与党失掉了联系，孤苦零丁一个人飘泊在上海，睁开眼睛看不见一个认识的人，内心受尽了凄凉寂寞之苦。这种痛苦的滋味，这种难过的心情，没有亲身经历者，是不会了解的。现在能够见到你们，回忆过去的一切，我忍不住要哭； 我也不明白，我为甚么要哭。

下午，一个管理交通的同志领我到李振东住的旅馆取行李。李振东看见我，就仰首痛哭道：子烈同志，你找到了同志们，你好了!  我仍然得不到党的信任，不能去延安。我迷迷糊糊的安慰他说：振东同志，不要难过!  将来同志们也是会找你的……。其实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虽深深同情他，也不敢为他多说一句话。在莫斯科清算，他是被斗争者之一，说他是托派份子，况我仅只认识他的面貌，连他的名字也不清楚，对他不熟识，实在不了解他的为人，此时怎能多说一句话?   仅只能老老实实告诉办事处的人，在上海甚么地方遇着他，如何与他同伴来南京，沿途得他们热情照顾等等。并希望他们等好好对待李振东等，现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不要只凭主观冤枉了好同志。

秦邦宪听了，依然是木木然无表情。

晚饭后，秦等人要我去住旅馆。

我去住旅馆? 为什么? 我怕! 我一个人决不去，除非之栩陪着我去住……我感到有点吃惊! 难受! 心中十分不高兴!

夏之栩是个可爱的好人，她同我是幼年时的同学，是老朋友，彼此性格了解，她答应陪我去住旅馆。旅馆自然也是办事处去租好的。我和之栩去到旅馆不久，就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来检查。我一见那些骄横的军警，心中就生气，说不出是恨还是厌恶。用力把箱子打开大声说：你们看呀!除掉几件破旧衣服，有什么?  我最恨人家检查，心灵上似受了莫大的侮辱。但当年在上海租界半夜被搜查时，我是厌恶藏于内心，而态度依然是温和小心的，因为那时自己确实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如今，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军警们除了检查日本汉奸外，为甚么要检查自己的同胞。我在心中嘀咕。

之栩素来是不爱多讲话的，她看见我生气，微笑着轻轻说：这是极平常的事，何必理它!  这多年未见，你激烈的脾气，依然未改。我和之栩睡在旅馆的床上，砥足长谈，竟夜未眠。在旅馆住了两夜，白天自然回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休息午餐，看书阅报。我向秦催促，希望快点到西安去。这几天没有交通同志往西安，要去还需多等几天。你为什么不留在此地工作? 不行! 我和国焘分别将近七年，我要去看他。我明天就走，久住旅馆不好，没有交通同志，我就一人走，只要替我买好车票，送我上火车就行了。第二天早晨，我就坐在蓝皮火车上了。到了徐州，还需换乘绿色钢皮火车才能赴西安。到徐州等换车时，你在青年会住下，那儿有防空设备，若果遇着日本飞机轰炸，可以进入防空洞，比较安全。秦嘱我说。坐在火车上我心情非常愉快。火车抵徐州，瞧见有些人提着行李走上停在轨道上的另一辆火车，我就向人询问，那辆火车是开往何处?有人答那是到归德的车，到了那里再等候绿钢皮车往西安。哦! 那太好了! 我正不愿去青年会，这样多简便。于是毫不犹豫的就跟着他们上车。记得火车抵归德时，天已近晚，在车上有一对年青的夫妻携一小孩，他们也是去归德车站等候绿钢皮火车往西安的。我随她们同住在一间客房稍事休息，言明分担房钱，他们自然乐意。这间小客栈，靠近车站，店小二捧上茶水，并买来大饼。我吃了一点饼，一人很轻松的走到归德车站。这是一个小站，售票房也不大。此时尚不是卖票的时候，站内寂然无人，进站门，突见一个担架床，放在站房正中间，上面躺着一位年纪很轻的伤兵，脸色苍白，抬架他的人，都不知走到何处去了。我慢慢走近他，问他伤在哪里?  他细声说：伤在小腹和大腿，现在等火车送我去XX地……我给了他一块钱，表示慰劳，他感动的说：希望伤好了，再上前线打鬼子。

坐上了绿色钢皮火车，天亮时抵达西安，雇人力车赴八路军办事处。见着林和文淑，我又喜极而泣。伯渠说：快上延安去吧!  国焘早等待得心焦了啊。我立刻去打电话，要他赶快把路修好，这几天下大雨，汽车路都被雨水冲坏了，恐怕半个月也行不得车咧!  我素知伯渠喜欢和同志们说笑，于是也故作吃惊的问：路真的被大雨冲坏了吗!真倒霉!   文淑一直看着林伯渠微笑，此时她竟哈哈大笑起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一个四合大院；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是两层楼的小洋房，一中一西都别具风格。我的行李，被搬入一间长方形的厢房，里面有两张木板床，一张四方木桌，三数个圆木凳，陈设十分俭朴。一位女同志躺在床上，见我进来，忙起身。她瘦瘦的身材，面容十分憔悴，脸色也很苍白。不很高，也不太矮，因为瘦的缘故，显得有点文弱。文淑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同时介绍了我，两人不禁热烈地握手。第二天早晨，我和子珍同时起身，梳洗、早餐毕，就坐下聊天。子烈同志，你要去延安吗?  她似乎不知道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是的!  我要到延安去。你知道，我和国焘分别差不多七年，他去打游击，我一直留在上海……好! 快些去! 国焘同志很好，他对你这多年不变!

你怎的住在这里不回延安?

我身体不好，希望去莫斯科医治。

一时既不能走?，我们一起回延安好吗?

我们俩吵嘴、打架。她叹口长气。噢! 不要这样，好好的同志，患难夫妻何必如此呢? 你不要难过，夫妻吵架也极平常，赶明我到了延安，见了泽东同志，要他写信给你，接你回去!  我天真而热情的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很清淡，也没有人请客或者加菜什么的。南京办事处就不同了，我第一天去，就碰着大伙儿乘汽车到酒馆子去吃饭，也不记得是谁人请客。那时节，横竖谁也不要钱，谁口袋里有多余的钱，谁就会请同志们大吃一顿。我箱子里还有几元大洋，是在上海保存下来的，一直不敢乱用，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现在找着了同志们，还要钱作甚么?  于是请伯渠、文淑、子珍、刘群仙等一起到外面吃了一顿西餐。我拿出从南京八路军办事所写的介绍信，信的内容说：子烈在上海放高利贷。自从莫斯科清党后，像秦等自命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者，对于任何同志，总是找寻一点不好的名词，加在你的头上，使你不愉快，使你哭笑不得。我气愤的问伯渠。

你不要理它，这些年来，同志们都辛苦了! 快点到延安去吧! 明天就有车，不要难过! 到延安，见了国焘同志替我问他好!  伯渠诚恳的说。

同车到延安去的有艾思奇、周扬和他的爱人，她的名姓经介绍过，我立刻就不记得，第一次和他们会面，过去并不认识。只记得艾思奇黑黑的，圆圆的脸，短小而精干的样子，穿一身咖啡色的短装，长统马靴，满身挂着水壶、照像機七七八八的什物。周扬长长的脸孔，显得有些青白，十足的布尔什维克的脸，一路之上，几乎未见他笑过。他的妻子清秀而娇小，样子还斯文。

我此时已收拾起痛苦的心情，兴奋得高声唱歌，这歌声不是在上海时的长歌当哭，而是由心坎深处发出的快乐的歌声。不是吗! 中国同胞能够同心协力全国一致抗战，抵抗日本侵略；我能够与党取得联系，回到党内来和同志们见面；而且明天就要看见离别了多年的国焘，内心的喜悦，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吗?

边区政府大门

在路上住了一夜，次日天黑车抵延安城。下车时，有两位勤务员早等候在车站。他们帮助提取行李，并说主席就在前面。走不几步，国焘果然来了，他肥胖了。原来白净书生型的面貌，被日光薰吹得黑黝黝地，穿着八路军灰布军装，高大臃肿得有些似冯玉祥。倘不是在延安街上，而在其他地方遇见，一时真的不认识他了。他同一位瘦瘦个子，也是穿军装的同志一起，国焘介绍说：这是修权同志。同时回头惊讶的问：我们的孩子呢? 他以为我一定带着儿子来，他不知道儿子仍留在外婆家啦。

延安边区政府办公处，此时还在延安城内。地址是过去基督教传教的地方，房屋还算整齐。延安街上的商店房屋大多破旧歪小，街道狭窄，显出多年失修的样子。陕北地贫天寒，人们都睡炕，国焘的卧房，有地板和双人弹弓床，这自然是外国牧师留下的。这房子是两房一厅，一间房国焘住；另一间修权同志住，他是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我到达延安的当日夜晚，他们又开大会清算四方面军的工作干部，好像是刻意的安排。我初来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事，在南京，在西安，没有任何人讲这些事。我从未问过，国焘也从不对我叙述这些烦恼的事，纵讲也是讲不清的啊! 但跟随国焘的厨子老刘，他常常对我零零碎碎叙说一些小故事。过了几天，大概是党校开甚么纪念会，陈昌浩来邀我同去参加。那时琴秋同志在党校工作，我很想去看看她。国焘不去，把马让给昌浩骑，在延安去远一点的地方，大家都是骑马，否则就得步行。途中，听同行的同志讲四方面军的事情，他们讲这些话时，我只是静听着。

不知是我抵达延安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主席来了，国焘给我介绍。我记得在武昌时曾经见过他，那时大家并未说话。他高高大大的个子，四四方方的面孔，老是穿一件毛蓝布长袍。我同他握手并对他说：在西安看见子珍同志，我要她同我一块回延安，她说她不回来了。我问她为什么，她只摇头。我想都是你不好! 你快点写信请她回来吧! 我直爽而热情的说。国焘见我说话太率直，马上拦住，似乎怕惹他见怪似的，我也就笑笑不再讲下去了。他也只是笑笑，并未说什么，坐一回走了。

不知又过了几天，只记得斗争大会早已完结。边区政府已从城内搬到新开辟的窑洞中办公。在一次晚会上又遇着他，他对我说：我已写了信给子珍，可是她不回来啊! 他是真写了信，还是没写信，我当然无法知道；但子珍身体衰弱，要到莫斯科医病，这是真的。有同志说子珍的脾气强硬，有点湖南人的驴子脾气。总之人与人之间相处是很不容易的。即令夫妻也很难倖免，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结了婚又离的事情发生。文淑的个性也是极其强硬的，在西安时见了我就说：要是我，我就不去延安，你在上海学习得很好；为什么不再学下去。因为我告诉她若果不是抗战爆发，产科毕业后，还预备去读同德医学院，我对学医很有兴趣。我非常喜欢延安，虽然它的街道狭窄，房屋破旧，土地贫瘠，天寒地冻，大家都住在窑洞内。但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喜爱。傅连暲是延安医学院院长，他为人还和善，我抵达延安不久，他就请我吃饭，后来知道我会接生，傅极高兴。有一天夜晚，天气很冷，大概快要睡觉的时候，傅连暲突然派人请我替一位女同志接生。我把婴儿接出，消毒包扎清楚，他大加赞赏。他说：在延安再难找第二个像杨同志这样细心能干接生的人。因此他向党中央要求调我到延安医院工作，每月他们送十元零用给我，当时国焘每月也只有十二元的收入，他还是边区政府主席咧。我除负责接生外，每日为边区政府的勤务员等等讲政治课，有时还教他们唱歌。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坐在边区政府大门外面的广场上，讲呀不停的讲。有一次正讲课时，一位同志的妻又要生孩子，她是第一次生产，自然早经检查过，通常第一胎总是慢的。我告诉他们预备一切，仍然坐在露天讲课，催了三次，我方才起身。谁知产妇腹内的胎儿先下来了一只脚，我心想，幸亏出来的是一只脚，若果是一只手，那就糟了。当时医学落后，没有人敢剖腹取胎儿；没有救命的良药盘尼西林。胎儿手先出来，就是横产，是最危险的一种，母子多半送命。我在上海学产科时，亲眼看见此种难产，产科医生动手术把胎儿一块块的取出，结果母子都死。吓得年轻的学助产的女生，心惊肉跳。现在胎儿脚下来，虽也是难产之一，但只要助产士小心处理，是不会有危险的。产妇一阵最激烈的疼痛，我小心翼翼地帮助她把胎儿接出，母子平安!一切消毒包扎完毕，傅连暲医生来了，他大喜过望的看着我，又是一次称赞，我在延安也只接过这两次生。之后离开延安，抗战时住在广西的一个小市镇名叫六塘镇里。那里回教徒居多数，牛肉又好又多，别的地方买不到那样美好的牛肉。那时我在六塘镇小学教书，教的是最高班五年级的学生，什么都教，后来体育和音乐教员辞了职不来，我连体育和音乐也教。当时年青，身体好，对什么也热心，不讲报酬。最奇怪的也不知是谁晓得我会接生，于是不论识与不识，凡是孩子生不出时，都来请我接生。记得是八月中秋节晚，桌上排满酒菜、糖菜，我正和家人团坐，饮酒赏月，一个乡下人进来弯腰打躬的说： 先生，请你老人家救命哟，我的女人，两天两夜养不出仔呀! 我慌忙放下碗筷，拿好接生用具。国焘轻轻催道：快去! 快去!先生，您要好多钱呀?我说：不要钱!不要钱! 一点钟之后，孩子出世了，母子平安。问起来才知道这位产妇是第九次生产，以前所生的孩子，都是无医学常识的婆娘接生的，不是因消毒不清，生脐带风，七天死亡，就是卫生条件差，两三岁夭亡。硕果仅存者，只有一男一女，这一次是第三个孩子了。我教她们清洁卫生及如何养育婴儿的方法，她们真是千恩万谢。在六塘镇教了半年书，接了无数次生，不是头胎，就是难产。普通生产，她们都不来找。麻烦杨先生，杨先生不要钱，她们更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卖菜的妇人亲口对我讲的。我走在街上，他们都叫我杨先生，看见国焘，他们也糊里糊涂叫杨先生，乡人的忠厚诚实，令人感动。在六塘镇，我坐了多次首席，饮了多次满月酒，这是她们对接生者的酬劳。在延安为同志接生，也饮过两次满月酒。不久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有了孩子，就同生病一样，呕吐、头晕、不思饮食。因此也就不能工作。当工作最积极、最有兴趣的时候，我不能工作，心中十分懊恼。不久，我的大儿子，从枣阳乡下来到延安，他是跟我的妹妹子玉来的。这时他已十二岁，自一岁多同自己的父亲分别，十余年后，父子始又相见。续篇 [告别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