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往事（58）烤红薯

旭日东升

每年深秋初冬新红薯下来，街头巷尾路边的烤红薯摊子就是一道风景。街道上空气中就弥漫着烤红薯的味道，为凛冽的冬季增添了一缕温暖的人间烟火气。阵阵香甜的红薯味吸入鼻腔，让我倍感温暖，勾起了我的食欲，也勾起了我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一幅幅40多年前时的画面便浮上脑海。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红薯就是我们那时眼里的美食。那时是大集体，为了解决口粮不够吃的问题，鄂北大洪山乡下老家，爷爷奶奶便在山坡自留地旁开了些荒地种些红薯、花生、黄豆、南瓜等（山区地广人稀，家家如此，生产队干部也心照不宣，只当没看见）。每年秋天红薯下来，差不多1一2个月时间，天天不离红薯。新刨回来的红薯，捡大的没疤痕的下窖储存，剩下的够家里吃好长时间。

红薯在那个年代的功劳很大，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靠它填饱肚子。那时农业种植水平落后，粮食产量很低，这时红薯就派上了用场。早上吃红薯粥，中午晚上有蒸红薯、烤红薯，还把红薯做成了红薯干、红薯粉等。那时的红薯是主食，大米和白面要省着点吃，一般留着过年过节吃。

红薯的另一个名字“番薯”所揭示的，它是舶来品，原产地在美洲，明朝时才由福建长乐人陈振龙由菲律宾引种传入我国，至今不过400多年时间。但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当仁不让的头号红薯生产国，据说现在一直以占世界60%左右的种植面积，收获了占世界总产80%左右的产量。

红薯传入我国后，适应性强，无地不宜，产量很高。“润泽可食，或煮或磨，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很快向内地传播开来。清乾隆时期，朝廷上下积极推广，红薯种植在全国基本普及，并成为中国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从东北平原到海南岛，从西北荒漠到东南沿海，都有红薯分布。

提到红薯，是我们这一代人苦涩而甘甜的回忆。多少个青黄不接的日子，一两块红薯就是一顿保命的食粮。由于环境适应性极强，产量高而饱肚腹，红薯从传入中国伊始，就背负起解决老百姓饥饿、救济苍生的重任。以前的人们觉得生活再苦，只要有红薯吃，就是天大的幸福。

现在红薯并非农村人的专属，虽然它过去的命运确实更多与土地和饥饿联系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走进城市，红薯，这个曾经“土”得掉渣的保命粮，也不甘落寞，竟一跃成为城市男女老少追逐的绿色食品，国民健康美食。

不管是在一线大都市北上广深，还是在四五线小县城，走在冬夜的大街小巷，只要你用心寻找，总会在某个路口的拐角处或地铁口附近，邂逅一个卖烤红薯的大叔。寒风中，吐气成雾，一个冒着热气的烤红薯摊，成了无数“打工人”最大的心灵慰藉！即便只是从旁边走过，那股熟悉的香味和散发的热量也可以让人身心俱暖。

在我们湖北，人们称红薯为“苕”，而“苕”在湖北方言的另外一个意思，往往是形容一个人笨笨的、傻傻的。吃烤红薯配勺子，是湖北人特有的仪式感。很多人吃烤红薯时，都有过被烫到舌头的难忘记忆，湖北人用勺子吃，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红薯的众多吃法中，“烤”这种吃法最土，最野，也最甜。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难忘与同学们一起玩耍的“保留节目”——烤红薯。那时天冷的时候，我就和几个同学在院子里用砖瓦堆个小炉子，烤红薯吃。我们先在瓦块里面放一点木炭，再放很多柴火点燃，接着把红薯放进未燃尽的灰里埋起来，直到红薯散发出香味才算好。

刚出炉的红薯有点烫手，我们用两只手来回地颠着，红薯仿佛在我们的手中跳舞。烫得拿不住，红薯就掉地上了。喊一声“烫死了”，同学们都笑得合不拢嘴。烤熟后的红薯好似裹着一层黑炭，但里面却是金黄焦香，仿佛在流蜜，十分诱人。我小心翼翼地撕下外皮，然后掰开分着吃。哇，香甜可口，暖手暖胃更暖心，那感觉，真是太舒坦了。

烤红薯外皮焦黄酥脆，香气扑鼻。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品尝着这美味佳肴，一边品尝一边回味着烤红薯带来的欢乐与温暖。他们的笑声在夜空中回荡，仿佛成为了冬天里最美妙的乐章。对于现在人来说，红薯已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点缀，甚至是一种既营养又健康的美味保健食品。时过境迁，烤红薯在很多人眼里，早已不是一种简单的食物，而是寒冷冬季里的一段回忆、一丝温暖、一抹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