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兵暴红五军团纪实05 星火燃宁都——血染的征程

鲁冰花茶园

血染的征程05——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思目撰文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 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四章 星火燃宁都 宁都位于江西赣州的东北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县城，赣江的支流梅江从城东穿过。宁都城四面环山，东与石城县、广昌县交界，南与瑞金市、于都县为邻，西与兴国县、永丰县相连，北与乐安县、宜黄县、南丰县接壤。 国民党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之前，宁都地处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此时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已告失败，南昌行营显然是想在苏区中心打下一个楔子，以便下次围剿时限制红军的调动。未料到随着国民党各路大军的撤离，红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将赣东南革命根据地与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如此一来，固守宁都的第26路军就处于孤悬红区的态势，如同漂泊在红色海洋中的一叶孤舟，距离最近的国民党军据点是约60公里的广昌——当时是由朱绍良的部队驻守，勉强维系着与国民党军的联系。可连接广昌的公路——获取补给的唯一通道，也时不时地遭到红军游击队的袭扰！ 因此第26路军每次领取给养、辎重，都得出动相当规模的部队进行掩护。这使得二十六路军的上上下下，大为恼火。 　　红色区域为第三次反围剿前的苏区。从图中可以看出，宁都位于苏区中央地带，广昌在其右上方（图片截取自《中国现代史地图集》） 　　第26路军眼下的处境，使得孙连仲及其将领们又一次深切地感到，蒋介石似乎还是想借红军之手来消除异己。恰在此时，第26路军的将士们得知日本侵略东北后群情激愤！ 因此，孙连仲想利用“九·一八事变”这个机遇，将部队拉回北方去——借机致电蒋介石，说26路军的将士强烈要回到北方，打击日寇、保卫国家！企图给蒋介石造成以军心难违的印象。估计到蒋介石很可能不予批准，所以尚未接到复电就指挥部队开始向北撤退，企图造成既成事实。 可当第26军的先头部队行进到一个叫湖岭嘴的隘口时，发现此处已被朱绍良派来的部队堵住，不准第26路军由此通过。 原来老蒋早就想到，孙连仲可能采取先斩后奏的手腕，提前命令朱绍良采取措施，堵住26路军后撤的道路。同时回电，对孙连仲大加训斥，命令第26路军所部立即回防宁都城不得有误！ 见此状况孙连仲无可奈何，只好传令将已出发的部队调回。就这样，在湖岭嘴滞留了两天的部队，只得在第三天早上，灰头土脑地返回了宁都。 孙连仲返回宁都城后越想越窝火，因此以治疗牙病的名义，匆匆宣布蒋介石任命李松昆为25师师长的命令后，跑到上海去了。 如此，第26路军的两个主要头目——孙连仲和高树勋，先后离开了部队，而且迟迟不归。 孙连仲临行前，宣布李松昆为第26路军的临时总指挥，参谋长赵博生辅助其管理和处理部队日常工作。 李松昆虽是“兵痞”出身，但心底却不糊涂，基本不到总指挥部去——日常事务基本不过问，统统任由参谋长赵博生自行处理。 这样一来，就难免给第26路军中原本十分薄弱的共产党组织加紧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机遇。而队伍内外的矛盾和不满情绪，以及中村战败被红军放回的俘虏们传播的有关红区的见闻，使得整个第26路军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洒下零星火种，很快就能慢慢被点燃，并演变成熊熊烈火！ 　　大革命失败后，隐藏在第26路军中几个共产党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们一边艰难地继续开展着党的工作，一边积极地想方设法寻找上级党组织——袁血卒就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 袁血卒是陕西宁陕县人，也曾用过袁汉澄的名字。1926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1927年1月考入西北军官学校，当年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清共时没有暴露身份，继续隐藏在西北军中，尽管危险重重，却一直在寻找组织关系。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为了补充兵员，袁血卒从西北军的郑州战地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军新成立的独立1师，在冀南一带征兵。在此期间，袁血卒与一个名叫史宏的排长同在一个连队，在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两人的心是相通的。 一天，袁血卒看到他手里把着一份油印刊物《北方红旗》，就试着问他是否有组织关系。虽然史宏没有告诉他，但袁血卒感觉他是有组织关系的，不过不肯轻易暴露。后来史宏离去时，向袁血卒保证，找到组织后会同其联系的。 　　这是网上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袁血卒的照片。 　　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剩余部队撤到河南，袁血卒被编到军官教导团第4队，随后跟随孙连仲来到山东济宁。一天，一个大眼大嘴的小伙子来到队里，谈笑时随口向其提起史宏的名字，袁血卒立刻意识到他是有来头的。经过好友李肃的介绍，袁血卒得知他的名字叫刘振亚，同他既是老乡、又是工兵队的同学。 他自我介绍说，他现在已是第26路军73旅的参谋。时至1931年年初，袁血卒辗转也进入了第73旅2团3营，改名袁零，补了个上士的缺。同年3月第26路军抵达江西宜黄时，袁血卒又碰到了刘振亚。就是在这时，刘振亚向其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说明了来到江西后未能与江西党接上关系的情况。他给袁血卒提供了路费，让他回河南开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工作。 到开封与河南的党组织联系上后，袁血卒汇报了第26路军在江西“剿共”前线的情况。在这里，袁血卒又遇到了以前就熟悉的共产党人王超。按照中共河南省军委化名“老李”的方继刚的指示，袁血卒同王超以及李肃3人一起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其时李肃尚不是共产党员，到上海后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3人参加了由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朱瑞，亲自主持的中央军委办的兵运训练班学习，并接受党的地下工作等教育。中共中央指派王超为中央特派员，偕袁、李二人赴江西打入26路军，秘密开展兵运工作。 临行前朱瑞告诉他们，中央已经决定要争取26路军到革命方面来。26路军中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同时还叮嘱他们三人，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你们可以直接去苏区接头。 3人在返回江西路过南京时，又在浦口遇见了刘振亚，看样子他是专程赶来的。在他们4人当中，真正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只有中央特派员王超。 一路上，王超向其他3人，介绍了地下工作原则以及开展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同时4人共同分析了第26路军中有关各种情况。当年4月回到宜黄时，王超又交代了几条秘密工作原则，并共同讨论了李屏仁的入党问题。 　　这4名共产党人回（来）到第26路军后，立即如火如荼地开展党的工作。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和迅速开展工作，刘振亚回到了董振堂的73旅，李肃去了季振同的74旅，王超以差遣的名义住进了孙连仲的总指挥部，袁血卒则去了池峰城的79旅。特派员王超在26路军总指挥部，意外地遇到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译电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罗亚平和他是同乡，两人大革命时期曾一起在鄂西搞农民运动，接上了党的关系，罗亚平兴奋异常。 接着，袁血卒发展了原来相识的74旅2团3营机枪连中尉副连长王铭伍，和王振铎（总指挥部执法队员）入党。经王铭伍介绍，袁血卒又同79旅2团3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接上党的关系。 刘振亚和李肃，又分别发展了李秉仁（74旅2团排长）、杨金镗、王文宏（此二人，后来退党）、李青云（73旅少校参谋兼学兵连教官，后任学兵连连长）等人入了党。其中李青云入党后，很快又发展了73旅学兵连上等兵王际坦（又名王幼平），和73旅参谋郭如岳加入了共产党。 当年7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26路军特别支部，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血卒担任组织委员，王铭伍担任宣传委员。随即就像滚雪球一样，从7月到11月，李青云、王际坦等又陆续发展了学兵连的学兵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霍万仲等7人入党；袁汉澄发展了田玉珊（79旅2团特务排中士班长）、李春华（79旅2团特务排二等兵）入党；王振铎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均是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入党。 但是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王超、刘振亚等特支成员感到，只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党员和开展工作，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即使再发展更多的党员，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兵暴的目的。 经过特支仔细的讨论研究，认为应当立即在高级军官中做工作，这样才有可能掌控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从而达到和实现大规模兵暴的目标。 报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后，他们将目光，首先盯在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的身上。 　　据袁血卒回忆，特支的几人在宁都城北一家小铺的楼上，第三次讨论了争取赵博生入党的问题。经过全面分析一直认为，赵博生出身贫苦，为人正直，不贪财、喜欢读书。平时的言谈举止有倾向共产党的现象，经常把原西北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一些话和事挂在嘴边，是比较典型的真诚爱国模范军人。中原大战后，曾拉过队伍企图去秦岭一带搞革命，失败后受孙连仲邀请，来到第26路军担任参谋长一职。特别是从侧面了解到，赵博生曾专门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 通过对赵博生的分析研究，中央特派员王超认为，“他内心活动的主要东西，是寻找新的出路，我党不采取主动，就会失去实际。”（注1） 为谨慎起见，决定先秘密写封信试探他一下。特支在信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的局势和中华民族的危机，指出了第26路军孤悬宁都、腹背受敌的窘境，实际上是蒋介石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第26路军的最好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 特支决定，这封信由罗亚平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可以利用送电报的机会进入赵博生的办公室。特支还做了两手准备，万一赵博生翻脸，罗就直接逃往苏区，或者准备牺牲，不暴露其他人；如果遇到一般的追查，应付一下，就说是捡到的，放在这里而已，以后不会这么干了。 次日上午，罗亚平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以送电报为名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将信悄悄塞进办公桌的抽屉里。在随后的几天里，特支的成员们都在焦急地等待。 其实，赵博生对中共在26军中的活动，也不是一点儿察觉没有。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事情才有了眉目。 一天上午，赵博生直接把罗亚平找到他的房间，把那封信拿出来放在罗亚平面前，问他这封信的来历。 出于谨慎，罗亚平并没有马上承认。直到赵博生明确向其表明了态度，罗亚平才高兴地说了实话。 谈完话的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消息，兴奋地报告给特支。王超和特支成员一致认为，如果能迅速发展赵博生入党，第26路军的兵运将会有飞跃的大发展，将会大大提高和提前实现兵暴的可能。 特支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发展赵博生入党的打算，上报给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审查了赵博生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很快就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6路军中共地下党特支活动旧址位于宁都县梅江镇桥背52号。（图片取自网上） 　　自从发展赵博生入党后，第26路军内的兵运工作发展很快。赵博生经常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开展工作，积极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 特支在发展赵博生入党之前，很难做中高级军官的工作，现在通过赵博生的关系和作用，团结了一批要求抗日、有正义感的中级军官，其中有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80旅参谋长边章五、74旅1团团副苏进、74旅副旅长兼第2团团长曹金声、74旅2团团副吴子罕，以及74旅1团的3位营长芦寿椿、孙士荣、严图阁及74旅1团副官柴登榜等。再加上已经发展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这就初步奠定了特支在第26路军发动起义的基础。 大概是工作开展较为顺利，再加上刘振亚、袁血卒等热情有余、经验不足，没有保持足够的革命警惕性。他们似乎忘记了，尽管26路军的基础比较好，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军队，开展兵运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和困难的。 特支的几位成员由于缺乏做秘密工作的经验，难免想的比较简单，碰到说进步话的人，就愿意靠近去做工作，但有一些人往往是发牢骚、说怪话，不一定真是向往革命。 虽然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王超曾几次告诫过，但工作顺利的时候，往往警惕性就放松了，于是便出事了！ 一天，刘振亚发展的杨金镗、王文宏，突然提出要退出共产党。这一下子，使得特支成员的头脑清醒起来，这无疑是对第26路军中的党组织和革命事业严重威胁。特支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妥善处理这2人的退党问题。 刘振亚把杨金镗请到小饭馆喝酒，叙谈旧情，又去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准备万一杨金镗告密的反制措施，可反咬他才是共产党，届时用照片来佐证。后来，刘振亚又约杨金堂到宁都城的北门外乱葬岗，以散步的名义，再一次谈其要求退党的事。 杨说：“我家有老人和6、7个小孩，跟你不一样，我知道共产党是一定要胜利的，可是在胜利途中有牺牲，我怕我牺牲了一家人就完了，这是我的实情。我退党绝不伤害你们……’”（注2）不久杨金镗请假回家，给刘振亚写信表示他绝不会告密。 特支对王宏文的退党问题，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总算顺利地将这次危机，有惊无险地渡了过去。但这次教训是深刻的，使得大家在发展党员和开展工作时，小心谨慎，条件不成熟不轻易发展。 　　那个时期的中共中央，虽然刚刚经历了李立三的极左路线，使党的事业蒙受了极大损失。没想到王明一派主持中央工作后，却借着大批“立三路线”之机，却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左的政治纲领。中共中央在批准赵博生入党的同时，又严厉批评中共26路军特支“有官长路线的倾向”。（注3）并指定袁血卒与李肃，深入到士兵之中去开展工作。由于在发展下级军官和士兵入党中，已出现了杨金镗和王宏文要求退党的深刻教训，因此特支在开展工作时，比过去小心谨慎了许多。 实践证明，即使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士兵，很多也并不都倾向革命。如袁血卒在回忆中提到，甚至有“个别人说：‘叫我干共产党，先骗几块钱再说。’也有人质问：‘你们的领导人是谁？是不是刘伯坚？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是用卢布，还是用钞票？’ 74旅一营书记长柯植，也是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干脆说：‘我不冒这个险，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吧！’”（注4） 而临时中央只在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极“左”路线，差点儿造成第26路军宁都兵暴的夭折。注释： 注1：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28页。 注2：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27页。 注3、4：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