寤寐思服盼一统 高山仰止话先贤 (下篇）

胡山

—— 纪念西安事变88周年

胡山 吕海燕

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这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战争。

—— 习仲勋同志在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寤寐思服盼一统

高山仰止话先贤

日前，朱德、彭德怀、肖劲光、张云逸、叶挺、陈赓、陈士榘、李克农、宋任穷、吕正操、刘鼎、曹汝谦、曹玉成、王近山、赵镇藩、曾国佐等抗战将领和西安事变部分亲历者后人等聚在一起，共话统一大业，纪念西安事变，缅怀英雄先辈。

亲历感悟 西安事变

吕正操与张学良将军过从甚密，感情深厚。作为张学良将军的同乡，吕正超从小目睹日本军队对家乡的烧杀抢掠，内心充满仇恨。他自己易名“正操”，决心长大当兵，操练本领，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开国上将吕正操（1904-2009），原名吕正超，字必之。辽宁海城人，曾任铁道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22年吕正操加入张学良卫队旅，次年考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1929年，他到东北军第16旅任中校参谋长，后任647团、691团团长，1933年参加热河抗战，1936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并任总队长，1936年10月被张学良调到西安。

吕正操说，“我在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深深感到张学良的强烈爱国思想是一贯的，而且不断向前发展。”

驾驶飞机的张学良

吕正操和张学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他在回忆录中讲述，“张学良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怀有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宏图大志。他对其父张作霖热衷于军阀混战不感兴趣。奉军打了胜仗，他不以为喜；奉军打了败仗，他也不以为忧。还在其父在世时，他即着手整顿旧军队。他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极为重视广招人才，不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论是哪省人士、哪校学生，只要是有文化、有才能的人，他都收留。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办学育人，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东北大学就是他那时大事扩充起来的，并且自任校长，人才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聘请来的，章士钊、梁思成等都曾在东大任教。还在海城创办了同泽中学。校名‘同泽’源于《诗经·无衣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意思是：培养桑梓子弟，同仇敌忾共报家仇国恨，为国图强。”

皇姑屯事件爆炸现场

张学良厌恶国内各派军阀混战，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1928年发生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侵略者炸死，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主政东北，认识到单靠东北军难以抵御日本侵略，于是决定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他派人赴南京，参观各部会组织和各项仪式，做易帜前的准备工作。日本人为此事，布置许多特务，花了巨额金钱，也探听不出一点消息。

东北易帜

吕正操说，“张学良易帜，为的是息内战，御外侮，并非不择手段向蒋介石投降。他做好一切准备后，突然下个命令，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每家门前都挂上一面青天白日旗，使日本人万分吃惊。这些新旗，都是东北被服厂密开夜工制作。接着便过新年，连挂几天旗，东北军列队在街上游行，日本人不声不响，气氛渐趋缓和。”

张学良易帜后，即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奉天更名辽宁，张学良在5 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前排左三）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

1934年1月，下野后出国的张学良被蒋介石召回出任鄂豫皖“剿匪”代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而张学良这时并不想带兵打仗，要求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仍在希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来领导全国抗日。可惜张学良的一片忠心根本不可能感动蒋介石。蒋介石的目的，仍在消灭共产党和一切异己势力。

张学良被迫率东北军南下，进攻鄂豫皖红军，致使东北军损兵折将。吕正操回忆，“8月间，我在武汉见到他时，他就表示对‘剿共’没有信心，慨叹抗日遥遥无期。1935年秋，又被调往西北‘剿共’。不到3个月，近三个师的精锐部队相继被歼。这时，蒋介石不但不予补充兵力，反而取消了这些部队的番号。张学良对在内战中损耗国力深感痛心，东北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收复失地，不愿再为蒋介石的内战卖命。”

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再攘外

1935年秋，张学良游华山时慨然题下《游华山感怀》：“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此时的张学良，握有百万雄兵却不能抗击外侮，家乡沦陷，悲愤无比。他借古喻今，直抒胸臆，抒发了要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披甲还乡、高唱凯歌的壮烈雄心。

1936年10月26日，蒋介石、张学良、钱大钧（后排右）等人合影于华山南苍龙岭上

然事与愿违，严酷的事实使他痛苦认识到，“剿共”绝无出路。一年后的1936年10月，张学良旧地重游，再赋《登华山有感》：“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诗中感叹增多，但已看不到作者对未来必胜的信心，时局让本来信心满满的他逐渐消沉，虽多次请求挥师收复家乡失地，但得到的都是严词呵斥。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汉卿居然这么没有见识，我为他感到痛心！”

张学良感到，要抗日就必须联合共产党。

随着中共地下党工作在东北军逐渐深入，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张学良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西安，张学良有时中午和将士们一起进餐，曾说：“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消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三千万父老兄弟。”

1935年的王曲镇城隍庙。西安事变时，王曲成为进步势力的活动中心，蒋介石曾来此训话，以恐吓、安抚两手企图平息学员不满；周恩来也曾来此向爱国青年阐明中共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立场

张学良为了培养青年抗日军官作为骨干，积极改造东北军，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镇办起了一个军官训练团，通称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自任团长。训练团第一期办干部连，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参加训练。为了办好这个训练团，刘澜波和贾陶、解方、栗又文等都参加了这个干部连的训练，并领导了训练团的统战工作。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地展开了对“攘外必先安内”及“抗日长期准备论”等谬论的批判，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同时组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跃训练团的抗日气氛。各种活动的积极开展，使训练团一扫旧东北军中颓废落后的习气，代之以生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这一切，使张学良感到格外振奋。

西安事变现场，华清池行馆的墙壁上留下的枪战血迹

吕正操回忆：“一次，张学良曾满含热泪，痛切地向大家表示：‘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道路，披甲还乡’，‘抗日是中国的惟一道路’。训练团军官爱国热情的高涨，进一步影响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对后来这两支部队与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久，张学良又办起一个学兵队，实为我党掌握的一个半公开的短期军官训练学校。他还成立了一个他自任会长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此在整个东北军内迅速渗透和扩大联共抗日的思想，吕正操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在东北、西北各界爱国人士和东北军、17路军军内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下，东北军与17路军的团结日益紧密。联共抗日逐渐成为两军广大官兵的致要求，最终形成了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12月20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共同发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激情号召：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

“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陈诚、张学良

吕正操回忆，“西安事变时，我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张学良私邸东楼。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阐明了我党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意见。在三方共同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逐渐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周恩来同志一行12人到西安后也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我和周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参加西安事变的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被扣留的国民党政要陈诚、朱绍良等人站在招待所门口的照片

“西安事变发生后两星期，1936年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身着戎装（张学良平时很少穿军装）来到我们住处，告诉同志会成员说，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我们都感到很惊讶，劝他不要去。他坚决不听，还说3日内准回。当时我们认为蒋介石绝不会放他回来，他既不听同志会的劝阻，也不告知周恩来同志。……张学良行前还留下手谕，致何、王、缪、董各军长及各师长：在他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听从杨虎城、于学忠指挥。并请杨虎城代理他的职务，统帅东北军。然后就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当周恩来得知后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果然不出人们预料，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

暮年回首，吕正操将军深情谈到，“半个世纪过去了，最使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人感慨的是，至今台湾当局有人还在歪曲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假如历史真的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展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挽救了蒋介石。当然，从蒋介石本人来说，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他总算是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谁高举抗日的旗帜，全国人民就拥护谁；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就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因此说，张学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从私人关系上讲，他多次支持并有功于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恩将仇报，极端狭隘地对待张学良，对此，世界正义人民都愤懑不平。千古功臣，竟遭千古奇冤。”

法庭抗辩 义正词严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偕宋美龄、宋子文等由西安飞抵洛阳。当天，他命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将被扣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释放回京。张学良本着送蒋回京的善良愿望，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经过协商，将所有被扣人员全部送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返回南京

26日中午，蒋介石飞返南京，张学良亦于当日下午与宋子文同机到达。28日，“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呈请国民政府将该司令部及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撤销，停止军事行动，经国民政府于29日指令照准。（《国民政府公报》第2241号）

张学良飞抵南京的当天，蒋介石通过宋子文示意张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随即写了一封向蒋请罪的信：“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

蒋介石立即将张学良请罪信转呈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略称张学良“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推李烈钧为审判长。李烈钧的任命当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审判官由鹿钟麟、朱培德担任。（鹿钟麟：《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纪实》，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江西九江武宁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1936年12月31日下午，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出庭。关于当时审讯的具体情况，李烈钧、鹿钟麟均撰有回忆录，下面是李烈钧回忆录中有关的记述：

“我环顾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毕（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学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学良侃侃而谈。”

1924年，李烈钧（右二）等与孙中山在“上海丸”轮船上合影

“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我说：‘是的。’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

鹿钟麟（1884—1966），河北省定州人，西北军著名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第十八军军长、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

（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

华清池五间厅今貌

短短不过10分钟，问讯完毕。审判长正要宣告审问终结之时，张学良却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指出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抗日表示不满。审判长制止他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是你不抗日，失掉东北，现在没问你这些问题，你不要讲了！”

张很愤激地说：“我一定要讲这些问题，现在是我最后讲话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说到这里，他又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皮包，把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的那份电报拿出来，当庭宣读，并说：“究竟是谁不抗日，现在我在法庭上要说清楚。”审判长恐怕张学良讲出更多的话，急忙制止他再讲下去，并宣告审问终结，听候判决，随即退庭。审问的全过程大概用了约二十分钟。

退庭后，张学良即交军事管制，由宪兵押送陵园孔祥熙别墅看管。这种措施，当时不但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甚至连宋子文在事前也没料到。（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李烈钧旋即将审讯记录签署，送请蒋介石核示。据鹿钟麟回忆说，审讯记录送去后，计算时间，蒋介石“恐尚未寓目”，即将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先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

判决书的主文是：“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随即由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将判决书报请国民政府核示，经国民政府于翌日（1937年1月1日）以第1号指令批准。

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送达国民政府，请求“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

媒体报道“国府明令特赦张学良”

国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发交司法院复议，司法院当日以“尚属可行”呈复。新年假期过后，国民政府委员会于1月4日上午举行会议，通过特赦案，同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张学良便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军判”、“特赦”和“严加管束”，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旨行事的。

鹿钟麟、爱新觉罗·溥仪、熊秉坤

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指出：“所谓高等军法会审，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李烈钧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与友人谈及当时审判张学良的情况时，也坦承：“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后记》，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三集）

蒋公训词 中共反击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随即发表了一篇由陈布雷代拟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了他接受西安方面六项条件的真相，并且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训词》中还写道：尔等过去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

这篇训词中大量写有张扬两人受到“反动派”的蛊惑和煽动，概念含糊不清，蒋介石反复强调自己没有错，强调自己注重民族大义，他认为是自己疏于防范，才让“反动派”有机可乘，并且他没有给出明确的表态停止内战。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及其被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是要彻底实现抗日的任务，还需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允诺的条件，巩固西安事变的胜利，巩固东北军、17路军与红军的团结。（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作报告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旗帜鲜明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7至242页）

毛泽东犀利指出，蒋氏并没有说清楚他文章中的“反动派”到底指的是谁。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个字是如何解释的，西安事变的发动受到的是多方面的影响：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省抗日救国提出的要求；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及世界和平的发展。蒋介石口中的“反动派”实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革命派”。

毛主席以笔为刀，把蒋介石的阴谋公布于天下，让全中国人民了解到西安事变的真相，粉碎了蒋介石想要抹黑、丑化中共的阴谋，也通过此文让蒋介石不敢轻易对西安事变口头达成的协议反悔。

军事进逼 针锋相对

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召集朱培德、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等会谈，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册第一页，转引自《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湾出版）

但在实际行动上，蒋介石却是以军事压迫当先。他在作出此项决定之后，随即以5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并召见各集团军将领，要他们尽快向西安推进，占领阵地，一切准备好，但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开火。蒋介石企望西安方面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内部发生分化，从而削弱西北的革命势力。

1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陕甘善后整理办法”，并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如下的人事任免事项：一、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二、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于此次西安事变显有附和情事”，均予撤职留任；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准予辞职，分别以孙蔚如、王树常继任。(《国民政府公报》第2246号)

西安方面对蒋介石的上述行动采取应对措施。12月27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后，杨虎城于29日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说明事变经过，并披露了西安方面所提的八项主张以及蒋介石临行前当面对他承诺的六项条件。（此函系以17路军指挥部名义以代电发出，原件现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并大军威胁西安，激起西安军民极大愤慨。1937年1月1日，东北军、17路军联合举行元旦大检阅，杨虎城发表演说，反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和纵兵西进。1月4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杨虎城会上声明不能接受南京政府解决西北问题的办法，东北军、17路军绝不分离。1月5日，西安举行保卫和平大会，公开向广大军民宣布蒋介石所允诺的六项条件。同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激流、刘多荃联名通电全国，严正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电文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1937年1月6日《西京日报》）

1月8日，两军126名军官联名通电，表示坚决拥护杨虎城等5日通电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在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并以大军威胁西安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力主和平，但必须作好战争准备，要求南京政府撤兵释张，实现西安谈判协议；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同意南京方面提出的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工作重心是巩固东北军、17路军与红军的团结，对抗南京方面分化、瓦解的阴谋，推动时局好转。（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张、杨两将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 1937年1月2日)

红军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同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共同做了应付局势的安排：一是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二是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合作战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三方面联军从1月5日到12日积极进行备战，把主要兵力集中到东部正面防线，而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其他方面之敌。红军代表团并根据两军的要求，调红军1军团和15军团分别开往关中和商洛地区，以威胁中央军的正面和左翼。(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

2023年7月30日，笔者在北京再次拜会中共隐蔽战线传奇英雄阎宝航之女阎明光老人(1927年生人)，她谈到父亲阎宝航亲历西安事变及为营救张学良将军的艰苦努力，并签赠由张学良将军亲自题写书名的《阎宝航纪念文集》和《阎宝航画传》。

阎明光签赠胡山《阎宝航纪念文集》（张学良题写书名。辽宁人民出版社）

阎明光谈到，父亲阎宝航与张学良将军一生相交莫逆，直到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仍然始终是没有救出少帅张学良。1991年张学良获得自由后的头等要事之一，就是托人带信到北京，想要见一见阎宝航的家人。

宋子文北极阁别墅旧址

1936年12月28日，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第3天，阎宝航接到宋子文通知，约他到其北极阁公馆一谈（张学良刚至南京时被扣于此）。阎宝航怀着对张学良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

宋子文（1894-1971），海南文昌人，宋庆龄胞弟。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外交部长等职

宋子文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阎宝航当时惊讶而又欣喜，他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

1930年，张学良(右三)、阎宝航(右一)与美国朋友会面

阎宝航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他。大事当前，无暇寒暄。提及宋子文叫他去西安一事，张学良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阎宝航问：“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后，张学良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阎宝航沉默地注视张学良，期待着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阎宝航领会了：“好罢，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阎宝航告辞而去。

宋美龄（1897-2003），宋庆龄胞妹，蒋介石夫人。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离开北极阁，阎宝航立即去见宋美龄。宋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情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有机会去看望她。”阎宝航答复一切照办之后，问道：“你和宋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

“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宋美龄信誓旦旦地答复。

“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罢。”阎宝航告辞出来。

“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

次日晨，蒋介石的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名军人来到机场，把这两人向阎宝航介绍一番后即离去。

阎宝航回忆：“当日飞抵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立往新城。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当我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踊跃。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1937年的元旦，西安举行了阅兵典礼，我被邀参加。”

正在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的时候，鲍文樾(原东北军高级将领。193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从南京飞来，气急败坏地告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审判。1936年12月31日，李烈钧在军事法庭上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张副司令已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

1936年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阎宝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的骗局揭开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顿时感到愤概莫名，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由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签、张继等，交我带回。临行前夕，刘多荃师长邀我吃饭，在座的有孙铭九、应德田等，周恩来同志也来参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阎明光签赠笔者胡山《阎宝航画传》（2023年7月于北京）

在这次密商如何争取恢复张副司令的自由的谈话中，阎宝航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的指示：“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要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阎宝航说了这句话之后，又向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

1937年元月3日，阎宝航乘鲍文樾所坐的专机飞往南京，还有杨虎城应何应钦的要求而派去南京的李志刚、王芃生搭同机去南京。

次日阎宝航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探悉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均已去沪，只有何应钦、张继两人在京。阎宝航同李志刚先去见何应钦，一就座，何应钦便问：“西安情形怎样？”阎宝航答复：“很平静。”何应钦捏造说：听说挂红旗了？阎宝航说：“没有这样事。”“阎先生，你对‘西安事变’善后有什么意见？”此文出乎阎宝航的意料。

何应钦、蒋介石、白崇禧

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思想强烈地指导着阎宝航。“和平解决，不可打仗！”阎宝航严肃地冲口而出：“这次‘西安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了，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

何应钦忿然而起，大放厥词：“非打不可！”阎宝航插入一句：“还应加以考虑吧？”何应钦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们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这时阎宝航觉得谈不下去了，示意李志刚，一同气愤辞出。

张继（1882—1947），河北沧县人。同盟会会员，反共“元老”，曾任立法院长、国民党驻华北办事处主任，1937年初兼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阎宝航同李志刚去看张继。一进屋，张继不等他们说什么就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

1937年1月4日，张学良又接到了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交给军事委员会，也就是交给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本人严加管束，说白了就是长期监禁，张学良从此便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抗战力量受到损失。

飞抵奉化 蒋公拒见

形势的变化发展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学良先生的生命安全，徐图恢复自由。由此两点出发，阎宝航决定去沪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他对李志刚说：“我今晚乘夜车去上海见宋子文去，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公馆忽然来电话请李志刚去。阎宝航回忆：“我心里一惊，觉得事机不密，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我去沪的行动，不管怎样，由他去罢。”

阎宝航抵沪后速赴宋子文公馆，很愤慨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学良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无辞以对。阎宝航又把见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并坚决表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必须有所保障。

汪精卫、张学良、宋子文

宋子文表示赞同他意见，并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接着宋子文转身又和宋美龄通过电话，回头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

阎宝航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作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却不管！”

宋子文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之后表示同意，并和阎宝航一样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乃首肯。他们三人马上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子文自用的飞机飞向奉化。

阎宝航深以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为虑，在飞行途中，他向宋、李两人提出：向蒋建议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可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均表示同意。

飞机在飞，阎宝航思忖：“西安方面如果能按照张的指示行事，坚持团结，张学良恢复自由仍有希望。其实，在西安方面和中央军两军初步对峙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日报》己经放出有必要时可让张副司令回西安去的空气。”飞机徐徐下降打断了他的沉思。他们被接待在武陵中学。

午饭后，宋子文忽然对阎宝航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

“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阎宝航愕然。李石曾从旁递过个眼色：“让他回去罢。”宋走后，李石曾对阎宝航说：“刚才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扣压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

次日晨，李石曾来告诉阎宝航，昨天深夜，蒋见了他，蒋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还谈了将接张学良副司令来奉化的意见。李最后说：“还有关于你的‘闲话'。当我问蒋先生知道不知道阎宝航先生也来了，他说知道。我又问：见不见他呢？他说：‘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罢。’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蒋又说了一句话，‘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

1938年，阎宝航与夫人高素、女儿阎明光、儿子阎明复在武汉留影

阎宝航回忆：“这段‘闲话’的由来是这样：当我被骗作为‘和平使者’在西安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的时候，曾说：在蒋被扣时候，南京是“戏中有戏”，这是指何应钦阴谋企图蒋被杀死或用他们自己的飞机把蒋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我揭穿何应钦的阴谋，这话无疑地被李志刚所闻悉。他们到南京之后，在何应钦单独传见他的时候，他就把这话作为表示效忠的情报了。继而我去沪偕同宋子文、李石曾去奉化见蒋，何亦得知，于是，先发制人，迅电蒋以我进行挑拨为词，以防其口。而‘戏中有戏’这一情节，蒋介石从宋美龄托先赴西安的端纳带给他的信里早已知道。因此，蒋对这个‘言语挑拨’的闲话仅一提及，更不追究。”

何应钦（1890—1987），贵州省兴义人。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军长等职。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何应钦始终怀疑阎宝航与中共有染，指示手下予以“关照”。阎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很关心样地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罢，有特务跟着你。”阎宝航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

阎宝航知道，这个跟踪他的特务无疑是何应钦所派的。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不止数次公开威胁说阎宝航是共产党。

莫德惠（1937年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和万福麟（七七事变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两人曾为阎宝航向何应钦说情。莫德惠且以身家担保。而何应钦冷笑地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

雪窦寺中 最后一晤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阎宝航同刘尚清去奉化，一同被批准去见张学良。1937年，这时候张已被接到奉化，住在雪窦寺。

阎宝航回忆：“时在2月初旬，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升着火炉，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他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总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

救助少帅 端纳蒙冤

国际友人端纳十分肯定“西安事变”取得的成果。他在1937年1月给他的老朋友霍克希尔德的信中说：“……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了打共产党。内战已自动停止了。……所以，从理论上讲，少帅获得了胜利。”遗憾的是，张学良在护送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失去了自由，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令曾在西安为他安全担保的端纳异常气愤和失望。

威廉·亨利·端纳（1875-1946），澳大利亚人，著名新闻记者，悉尼《每日电讯报》副主笔。旅居中国40年，曾担任张人俊、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私人顾问

他几次向蒋介石替张学良求情，都吃了闭门羹。为此，端纳常为自己的“言而无信”深感愧疚。特别是国民政府从汉口西迁重庆时，对蒋介石仍抱一线希望的张学良又给端纳写信：“你和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了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和子文尽量设法实现你们的诺言，冀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张学良来信再次让端纳心如刀绞，对蒋的背信弃义大失所望。他对张学良说：“蒋介石是个骡子，很难跟他讲，很难把他说服！”

端纳不厌其烦地为张学良求情，终于招致蒋介石对他的不满，并开始冷落他。此外，端纳性情耿直，对旧中国官场那根深蒂固的腐败和无能总爱提出质问和批评，难免得罪许多有权势的人。

“西安事变”刚结束，南京的亲日派就通过《中央日报》攻击端纳是张学良的同谋，指控他“出卖中国”，要求把他押送出境。戴笠还趁机将他与一日本人的谈话录音通过技术处理后，作为端纳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呈给蒋氏夫妇，致使他们对他产生了怀疑。

当端纳再次呼吁蒋夫人对蒋宋家族大发国难财的劣迹加以“抑制”时，这位他一生最崇敬的蒋夫人却对他大发雷霆：“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你是不能批评的！”从此，他们再也不信任端纳。无奈之下，端纳1940年离开了蒋氏夫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纳在菲律宾被日军关进集中营。他隐姓埋名混迹于其他白人囚犯中，1945年2月被盟军救出。日本投降后，端纳应邀回到中国，1946年11月病逝，终年71岁。

高压谈判 分化瓦解

蒋介石虽然调遣大军进逼西安，但由于西安方面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作了迎战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反对内战的压力，蒋被迫于1937年1月9日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王、吴二人离京前，曾前往探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吴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17路军、红军的团结，“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我回去也没有用”。他除有亲笔信分致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外，并取出两份遗嘱交王、吴带往西安，一致家属，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

王化一、吴瀚涛飞抵西安，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并转达张学良嘱咐。杨虎城与东北军、17路军将领以及各有关方面磋商结果，于10日向王、吴表示“遵照张副司令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须双方协商再作决定”。

王化一、吴瀚涛于11日飞返南京复命。13日，蒋介石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17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12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17路军人士充任。

乙案:东北军(含甘肃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17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17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并携有张学良12日在溪口所写的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一信，信中指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16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下略）”（原信原由38军保存，解放后经王菊人等送全国政协装帧并复制后，原件送中央保存）

杨虎城将军纪念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117号止园别墅，这里既是杨虎城的公馆，也是西安事变的见证地

西安方面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杨虎城决定派当时在西安的17路军驻京代表李志刚会同东北军选派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前往南京正式进行交涉。

杨虎城表示，只要蒋介石经过此次事变把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变过来，“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16日飞抵南京，再转赴奉化晤蒋。关于要求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蒋介石说：“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关于中央军大举入陕的问题，他强调西安方面必须服从命令，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说时声色俱厉。（李志刚：《西安事变中我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

当日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李志刚，除了强调西安方面如果要打，“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之外，并说杨虎城与17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

李志刚于20日飞返西安，除携有蒋介石致杨虎城亲笔信外，并携有张学良致杨信，信中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问题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施行”。

李志刚一到西安，杨虎城立即召集两军高级军政人员开会，请李志刚报告晤蒋经过。与会人员对于蒋介石意图分化东北军与17路军的行径十分气愤，表示“我们绝不能上当”。

会后，杨虎城又向李志刚详细了解晤蒋情况，他认为蒋介石是一手用军事压迫，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17路军的关系，问题很严重，即于次日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也应邀参加。会上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南京、奉化一行，主要是弄清楚蒋介石是否有改变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准备，并嘱李多找几个人探听有关情况。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冯基善，又名冯御香，字焕章，人称“布衣将军”。生于河北沧州沧县，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军的统帅和西北最高军政首脑。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发展

1月21日，李志刚第二次飞抵南京，分别访问了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人，皆一无所得，只是冯玉祥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指蒋介石）今后还有脸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

1月23日，李志刚由戴笠陪同去奉化与蒋介石再度晤谈。当李再次提及西安方面仍要求放回张学良时，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

关于军事问题，蒋介石表示，“为了维护国家的纪律，就应该消灭他们。他们现在要是还听我的命令的话，关于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可以派人同顾祝同直接接洽，一切问题容易解决，假如不听我的命令，我就进兵，你立即打电报回去问他们的意见。”

李志刚委婉地说：“杨先生极关心委员长的抗日政策问题。”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他什么也不懂。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一定对得起他们。”

1936年夏收间，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靖国公园召集住驻三原部队作秘密讲话，表示坚决抗日

谈话结束后，李志刚将蒋介石所谈内容电告杨虎城，等候回电。当时，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雪窦寺。经允许，李志刚由戴笠陪同，与张学良见了几次面。

1935年9月，张学良到陕西，杨虎城前往机场迎接

在一次戴笠不在场时，李志刚向张学良谈了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回去以及蒋介石如何表示的情况。

张学良慨叹说，蒋介石是不会让他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多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回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言下神色黯然。

潼关，又名“冲关”，《水经注》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其地处关中平原东端，居秦、晋、豫三省交界处。以“千年雄关，华夏金城”享誉神州。图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潼关东门

1月24日，李志刚接到西安复电说，关于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同意直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拟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前往谈判。李于25日飞返西安。杨虎城召集两军负责人开会，听取李志刚第二次去南京、奉化情况的报告。大家都对张学良不能回来感到很失望。杨虎城同意冯玉祥的看法，认为蒋介石再也不能打内战了。当时西安主战的气氛虽然很浓，会上仍决定由米春霖、谢珂去潼关与顾祝同谈判。李志刚旋又去南京，29日飞返西安，随即作为杨虎城的个人代表前往潼关协助谈判。

1月25日，潼关谈判开始。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得开进潼关。顾祝同所提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华县、华阴）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进驻西安，潼关至咸阳一线由中央军长驻12个团；三、17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1934年九一八国难日，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操场检阅部队，公开提出了"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口号

双方因谈判条件距离过远，无法达成协议。李志刚当晚返回西安报告谈判情况。

杨虎城表示，“只要国家政策确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随即决定加派与顾祝同有私交的17路军参议王宗山为谈判代表前往潼关，会同米春霖、谢珂继续与顾祝同谈判。

1933年12月，杨虎城(左二)以赴汉中考察防务为名，同孙蔚如(左三)、赵寿山(左一)等人商量与红军互不侵犯事宜

28日，双方先就“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进行商谈，一致同意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接着，西安方面指派何柱国与潼关方面所派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用电话电报商洽。至1月30日，谈判大致就绪。

1917年，革命党人于右任、井勿幕在陕西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成立陕西靖国军，杨虎城率部参加，驻防临潼栎阳。图为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

按照甲案，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方面是连接的；按照乙案，则三方面是分离的；乙案实际上只是甲案的陪衬。因此，西安方面同意接受甲案。中央军进驻潼关，西安的部队由原定的12个团减为3个团。关于划分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20余款。双方并且确认这次商谈只限于军事问题，至于政治问题，将留待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解决。

三位一体 艰难维系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张学良任用的一批青年干部如随从秘书（后任政治处处长)应德田、随从参谋（后任卫队团团长）孙铭九、抗日同志会骨干苗剑秋以及一部分团长以上军官刘启文、何镜华、杜维纲等，是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联共抗日以至发动兵谏的可靠力量，深为张学良所信任。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后，这些少壮派群情激愤，甚至嚎啕痛哭，主张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另一方面，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但也有的高级将领一面主和，一面在蒋介石的分化下，向南京靠拢，引起少壮派的不满。这样，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关系，由于和战意见分歧而日趋紧张。17路军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但在程度上不如东北军那么严重。

西安事变油画

杨虎城对于蒋介石剪除异己、睚眦必报的作风有深切的了解，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他不能不考虑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17路军的命运问题。特别是1月下旬某日，东北军60多名军官向杨虎城痛哭陈情，要求他领导他们同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学良,那种同仇敌忾的悲愤情绪,曾使杨虎城深受感动，对他们表示同情。（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

1928年4月，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东渡日本，这是他们在东京与友人合影。左起：杨虎城、郗石生(留日学生)、章严(日本士官学校学生)、谢葆真、张清壁(郗夫人)。1928年11月中旬杨虎城回到上海

当时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特务分子又乘机兴风作浪，造谣破坏，西安形势动荡不安。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积极支持、协助杨虎城，同他反复分析当时的大局，坚定了他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对两军中的和战两派，周恩来也分别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

1930年11月，率部回陕的杨虎城在西安东郊群众欢迎大会上演讲

但是，和战两派的分歧愈演愈烈，主战派的调子越唱越高。1月20日前后，东北军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数少壮派，发起请战签名运动，主张为了营救张学良，不惜对中央军作战。谁不签名，就被认为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是只顾个人升官发财、怕打仗的“孬种”，等等。有些本来主和的军官，也只好跟着签了名。

红军时期的彭德怀

恰在这个时候，红军将领彭德怀、徐海东来到西安。为了解决东北军的内部矛盾，他们邀集两军和战两派的人举行座谈。在座谈中，彭德怀、徐海东从国际形势、中日矛盾、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以及打内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等方面，作了透辟的分析。但是他们讲完话以后，征询大家有什么意见时，却没有一个人肯于表示态度。

在1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27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少帅张学良戴孝阅兵

1月29日，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未出席，由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为张学良设想，为东北军团体设想，都不应该打仗，只能接受南京的条件求得和平解决。接着应德田作了长篇发言，坚决表示反对和平解决，并且说，“现在杨主任和17路军都主张张先生不回来，坚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与会人员在应德田发言的鼓动之下，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全体军官40余人都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不愿执行决议但他们又无法说服少壮派，于是于1月30日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

杨虎城将军书法

30日，周恩来、叶剑英到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负责人开会研究西安方面的和战形势，认为应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则实行自卫。但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17路军所接受。如果友军打，红军不参加，则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如果同友军一道打，败了，友军会从失败教训中接受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不论打或者不打，为和平奋斗的方针不变。因此，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17路军两方面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国民党中央军打仗。

中共中央对云阳会议的请示报告复电指出：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不能独异，失去张、杨；要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关于对张、杨友军军事行动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等的复电）

周恩来、叶剑英当晚赶回西安，把代表团的意见和决定分别通知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以及少壮派。叶剑英还和两军的参谋人员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西安兵谏

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17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17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

杨虎城将军书法

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17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17路军两方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周恩来在会上特别强调要注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最高会议作出决定之后，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却一意孤行。

祸起萧墙 三位一体瓦解

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2月1日晚，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2日上午，他们邀集了20多个主战派军官在孙铭九家开会。会上决定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王协一各带一排人分别去刺杀王以哲、何柱国，得手后举行武装示威，对中央军作战。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17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请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2月3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为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3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杨虎城将军书法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第105师第1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2月4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虎城将军书法

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的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后果严重。

2月3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2月4日，潼关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杨虎城对17路军将士讲话

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和两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说明西安事变经过，并声述事变的目的在于“内求和平，外求抗日”，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的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项要求。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

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按照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入西安。17路军原驻西安的部队在中央军进入西安以前，已全部撤到三原，杨虎城也随军回到三原东里堡别墅。9日，顾祝同来到西安，派人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共商善后事宜。杨以顾出于诚意，乃于14日由三原回到西安。

何柱国（1897—1985），广西容县人。东北军将领，1935年晋升陆军中将，任陆军骑兵军军长。西安事变期间，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曾于2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望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

1934年5月1日，杨虎城(前排右二)陪同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宋子文(前排右一)视察渭惠渠水利工程

3月初，东北军除檀自新、沈克两师于二·二事件后投蒋，骑兵军仍留陕甘外，其余全部东开，分别驻于豫南、皖北、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不相统属。不久，蒋介石派陈诚主持改编东北军，共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分任军长，番号大为缩减，由原来的25个师减至10个师。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部均调往各抗日战场作战，在各次战役中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并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吴克仁67军在淞沪战场阻击金山卫登陆日军的战役中作战最为英勇，吴克仁及军参谋长、两个旅长、8个团长均壮烈牺牲，所属107师伤亡殆尽，结果不但未得到补充，该军及107师番号且被撤销。

原53军107师691团团长吕正操于抗日战争初期率所部在冀中坚持敌后斗争，后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在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等于1942年8月初率该师一部在山东日照改为新111师，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两年后编入八路军山东军区序列。

1934年12月27日，陇海铁路潼西段建成，从此结束了陕西无铁路的历史。图为杨虎城视察铁路建设工程

17路军除冯钦哉师（后武士敏任军长在晋东南抗战中光荣牺牲)和沈玺亭、唐德楹两团先后投蒋外，其余部队改编为38军，由孙蔚如任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38军大部开到山西、河北作战。1945年7月17日，该部17师50团团长、中共党员刘威诚和51团团长张复振在河南洛宁故县镇率该师的大部起义，进入豫西解放区。1946年5月，55师师长孔从洲在巩县起义；同年8月，177师的吕元璧等率部在辉县起义。同年9月，以该两部为骨干，组成了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177师补充团团长张镜白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军22师副师长，划归程潜节制，1949年随程潜参加长沙起义。

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蒋介石尽管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分化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但是他迫于形势，没有完全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1937年2月5日，他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3年至5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蒋总统秘录》第十册）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联合抗日的要求和保证

2月15日，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在南京开幕，根据蒋介石的五项方针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已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将下列五项条件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杨虎成将军书法

电文并提出，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工农三大政策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关于西安方面八项主张的提案。

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案草案。

经过争论，会议于2月21日通过了一项名为“根绝赤祸”、实际上是停止内战的决议案。会议在宣言中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

关于对日问题，宣言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斯诺：《西行漫记》)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曾经评论说：“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国民党《党史概要》第三册）

峰回路转 合作抗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从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下旬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谈判，一直未能达成全面协议。

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早已作好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它鉴于我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尚未切实巩固，同时国际上英法等国正在实行绥靖政策，形势于它有利，就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卢沟桥守军奋起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制造事端，炮击宛平县城和卢沟桥，我驻军29军37师吉星文团奋起抵抗。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全国抗日救亡活动更加风起云涌，要求国民党政府全力抗战。

日军炮轰宛平城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开始采取自卫抵抗的方针。7月12日，他电令29军就地抵抗,并命令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孙连仲等立即下山，率军北上驰援。

次日，蒋介石又致电29军军长宋哲元，表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国民党《党史概要》第三册)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严重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责任，皆有抱牺牲一切之决心”。

但蒋对于和平解决还存有幻想，认为“我们是弱国”，所以“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途径求得卢案的解决。”

周恩来与蒋介石等在庐山谈判

日本侵略者于7月下旬攻占平津后，又于8月13日向上海大举进攻，直接威胁首都南京。至此，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便于举国一致，共同抗日。

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这个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项具体建议。中共代表团即以此宣言为基础，同国民党代表再次举行谈判。7月17日，蒋介石根据谈判的结果，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是，当时由于蒋介石对日军侵华仍抱有“和平解决”的幻想，谈判未能继续进行。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决与中英合作抵坑侵略，希望全国同胞共起奋斗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蒋介石为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8月22日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至此终于正式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关系，保证了抗日战争在困难条件下能够坚持下来，加以“得道多助”，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我国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的严重关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挺身而出，采取兵谏的非常手段，迫使蒋介石开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他们的功绩是不朽的。但是，两位将军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虎城出洋 为抗战奔走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杨虎城将军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政撤职留任，失去实际军权。蒋介石一方面在东北军、17路军内部，以及这两个友军之间进行分化瓦解；又布置5路大军进逼西安。杨虎城在极端困难的危局中，仍坚持革命原则，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申述和揭露。２月５日，他发表“和平宣言”；２月15日，又联合几个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主张的议案。

３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让杨虎城主动去见他，以“恢复感情”。杨虎城于３月２８日到杭州，两次见蒋面谈。

1937年4月，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17路军总指挥职务。5月27日，杨虎城离陕赴沪准备出国，西安机场数万群众欢送，杨虎城挥帽致意

蒋介石大骂张学良不忠于领袖让杨虎城听，接着干脆逼杨虎城交出兵权，离开部队，自动辞职出国考察。杨虎城只得于４月27日电蒋请辞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17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介石复电照准。

1937年6月28日，陕甘旅沪同乡及西北各界代表在上海国际饭店公宴杨虎城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与特务机关密谋，妄图暗杀杨虎城未遂。蒋介石以出国考察为幌子，将杨虎城流放国外。

1939年5月，杨虎城(后左一)出国前与于右任(前右一)等合影

5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翻译亢心栽等乘船离上海东渡出国。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及随员乘美轮"胡佛号"离开上海

当轮船行驶太平洋时，杨虎城从广播中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刻打电报给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但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谢葆真、杨虎城前往美国

7月14日抵旧金山时，杨虎城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1937年7月23日杨虎城抵达美国旧金山后，美太平洋要塞司令费勒森(前排右)隆重欢迎杨虎城(前排左)

杨虎城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发表了讲话，宣传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坚定决心。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大学与教授交流时，有人曾向他提问：

“中日两国因领土问题多次爆发冲突，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向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寻求仲裁，而偏偏选择使用武力？”

杨虎城淡定地阐述道：

“假如贵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被侵占，各位将会有什么感受？当年华盛顿总统以武力对抗英国，得到了贵国人民的积极支持。我认为，如果不依靠武力，而仅仅依赖谈判，贵国今天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了！”

在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到西安事变，并询问杨虎城，是否认为扣押蒋介石属于犯上。杨虎城则反问道：

“如果我们被指责为叛逆，那么大家对克伦威尔的看法又如何呢？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对回国抗日请求，宋子文回电：“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

杨虎城返国抗日壮志未酬，愤然吟诗：“西北大风起，东南血战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寥寥数语，把将军欲驰骋疆场、忠心报国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杨虎城决定趁此机会在欧美各国考察，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援助，学习外国经验，积极参加抗日宣传。

7月18日，杨虎城离开旧金山先后抵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英国伦敦，8月11日到达巴黎时，中国驻法大使馆及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等10多个团体的代表100余人去车站欢迎。

各团体代表表示：切望杨将军能坚持其联络各党各派抗日救国之主张，在此北方告急、全国危殆的紧急时候，更希望南京当局重用杨将军，立召回国，使得领导17路军参加抗敌。

8月15日，在巴黎福尔特大厅举行各界侨胞抗日大会，有500余人参加。杨虎城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一再强调“只有抗战才能生存”。他说：“中国对日的抗战，是被压迫而起的抗战。……唯有抗战才会得到我国民族的解放；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迷梦，除了抗战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华侨对中国抗战能不能胜利的问题非常关心。杨虎城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首先指出中国抗战是正义的，正义性是抗战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因此，也会取得全国民众的支持。

同时，他还指出这次抗日，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且会反掉几十年来日帝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关于国际援助问题，杨虎城强调：“唯有在抗战中，才能得到国际人士的同情及援助。”

杨虎城于1937年10月再次去伦敦时，在伦敦皇后饭店门前与夫人、儿子合影

９月25日至27日，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出席会议代表达两千多人，许多国家的知名人士赶来参加。杨虎城作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他指出：“日本进攻我国，破坏了国联约章、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日本的野心极大，实不仅为中国之敌，而且是世界和平之公敌。”“中国反对侵略者的胜利将是远东和平的最好的保障，也将是欧洲和平的最好的保障。”

杨虎城与子拯中、女拯坤

1937年10月12日，杨虎城从巴黎到达西班牙。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丰富经验，坚定了杨虎城依靠人民持久抗战的思想。他在马德里前线，发表了《向英美播音》，批评英、美政府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和日本侵略中国奉行袖手旁观的政策。

他说：“现在东西法西斯之疯狂的进攻中国与西班牙，实在是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之欲避免牵入战争旋涡，乃一错误的见解。其他故不具论，例如美国，它对于中日战争始终袖手旁观，则其结果不仅它在中国及太平洋的利益将完全丧失，甚至不免仍牵入战争旋涡。所以爱和平的美国为防患未然计，对中日战争不应袖手旁观。”

杨虎城在巴黎和马德里的多次演说中都批评英、美的政策，并为结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而奔走呼吁。

杨虎城在欧期间，曾到中共巴黎支部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希望赴苏联参观。但因国民党驻欧洲各国大使馆从中阻挠，未能实现。他抗日心切，再次打电报给宋子文，要“自动回国”。

当时，他的随员认为，张学良已遭囚禁，他归国凶多吉少，因而劝他暂缓回国。他说：“我们为抗日发动了双十二事变，今日国内抗战已起，若逍遥国外，有何脸面以对国人？蒋如何对待，我无丝毫顾虑。”“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

杨虎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摄于归国轮船上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离开法国马赛，经新加坡、西贡等地，奔向香港。一路上，他归心似箭，盼望尽快地奔回祖国，杀上前线，为抗日救国效劳；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蒋介石的魔爪。

深陷魔窟 雄魂喋血

1937年11月26日上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和随行人员到达香港。见到老朋友、老部下王炳南、王菊人、王惟之、申明甫、王金鳌等，谈起淞沪抗战经过和国内情况，他非常激动：“从前我在日本时，曾亲眼看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侨胞和留学生的轻视和无理压迫，使我内心难受极了。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继以七七事变，竟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些血海深仇，岂能不报！我恨不得马上就到前线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宋子文到香港后，他驱车往访。二人同住半岛酒店，谈至深夜。

戴笠（1897—1946），原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人。国民政府军统特务头子

蒋介石从南昌打电话，要杨虎城到南昌相见，说已吩咐戴笠欢迎。他同随员飞往长沙，又到武昌，见到戴笠。戴笠陪同杨虎城到南昌，表面上殷勤招待，谈笑风生，陪同游览，实际上已将其软禁。当王根僧向杨虎城报告可能被监禁的情况时，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1937年12月7日，杨虎城读报，得悉日本侵略军已到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激愤，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

南京沦陷前，蒋介石亲令戴笠把杨虎城夫妇押往后方偏僻处囚禁。杨虎城先后被押解到长沙东郊朱家花园、益阳县桃花坪等处，由军统特务看管。1938年冬，国民党从武汉撤退，又将杨虎城一家押往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看守所。

1939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对杨虎城的监禁处不安全，又将其押到息烽县城东六公里处的偏僻山顶“玄天洞”中。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入口，终年不见天日，异常潮湿。

杨虎城和谢葆真住不惯阴暗潮湿的山洞，再加上精神抑郁，心情不好，接连不断地害病。杨虎城向负责看守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要求，由自己出钱，在洞外修房居住。贪财如命的李家杰，要杨虎城拿出400美元，却只给盖了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

在此期间，国民党曾派戴季陶、朱绍良到狱中，诱劝杨虎城“悔过”、“赎罪”，企图要他揭发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欺骗”，作为他们反“奸党”的政治资本。杨虎城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并说西安事变是他和张学良为抗日救国发动的，没有受什么欺骗。使戴季陶的劝降阴谋失败。

1945年秋，杨虎城在狱中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拉着谢葆真连连地说：“胜利了！胜利了！这一下好了。”他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也以为自己可以很快得到自由。

1946年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代表提出了立即释放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共产党员罗世文等人的要求。蒋介石表面同意，暗中阻挠，偷偷把杨虎城由息烽监狱转移到重庆市歌乐山下杨家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一间平房里，严密看管起来。

谢葆真在狱中穿过的旗袍

1947年，谢葆真含恨被敌人害死在狱中，终年36岁。

谢葆真孩子们

杨虎城悲愤万分，不思茶饭。他怀抱幼女，白天以妻子骨灰盒为伴，晚上睡觉也要把骨灰盒放在枕边。

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春，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假意告退回乡，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接受了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给重庆市长杨森下令释放杨虎城，又派出专机到重庆，要把杨虎城接走。杨虎城从重庆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但是，出狱未成，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却来劝他转移。杨虎城非常气愤，大发脾气：“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杨虎城在狱中给母亲的信

李宗仁虽下令释放杨虎城，但蒋介石不许，便派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采取欺骗与强制手段把杨虎城及其子女、秘书、副官等人送到贵阳，软禁在黔灵山下麒麟沿的一套房子里。

1949年8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又返回重庆，对特务头子毛人凤说：“今天的失败，是因为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留了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谈到对杨虎城的处置时，他凶残地说：“留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将杨解回重庆秘密处决！”

重庆白公馆

为了不出现意外，毛人凤亲自到现场作指示，强调：不要用枪，避免引人注意，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1949年9月6日，在特务队长张鹄等的安排下，周养浩以蒋介石接见的名义，带着杨虎城和宋琦云前往歌乐山。

周养浩坐在第一辆车上，杨虎城和儿子杨振中坐在第二辆车上。

后面一辆车上则是宋琦云和妻子徐林侠带着幼子宋振中，以及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

深夜，汽车在歌乐山松林坡停车场前停住，车上的特务首先下车，将车门打开说：“杨先生，安排你在这里暂住两天，等候总裁接见。”

在特务的带领下，杨虎城和年仅19岁但头发早已花白的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走上了300多级的台阶。

等到杨虎城父子进入戴公祠之后，特务指着戴笠身前居住的会客房间说：“这里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一间。”

原本就很疲惫的杨虎城父子，也没有多想，便各自走进了房间。

惨遭杀害的杨拯中

杨拯中一进屋，躲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便举起匕首，迅速凶狠地戳进他的腰间。

“爸……”杨拯中一声惨叫打破了夜晚的宁静，还没来得及挣扎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左三)抵达香港后与王炳南(左一)等人合影。这是他被囚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杨虎城听到声音，刚转过头，自己的腰间便被特务熊祥刺进了一把匕首，几乎同时，另一名特务杨进兴用白布蒙住了杨虎城的嘴，接着又是几刀，挣扎了几下之后，杨虎城就倒下了。

凶残的特务们又在他父子身上补了几刀，确认已死才离开。

宋绮云一家三口

接着，熊祥和杨进兴很快离开了杀人现场，来到原来戴笠的警卫室。

杨进兴对杨钦典和另一名特务说道：“马上有部汽车过来，其中的两个小孩，你们负责弄死。”

很快，宋琦云夫妇乘坐的那辆车也很快就到了停车场，他们同样被带到了戴公祠。

早已等候在门口的特务杨进兴对着宋琦云和徐林侠说：“这里有三间屋子，你们先到里面休息一下”

徐林侠一进屋子，就被埋伏在里面的王少山用刀杀害了，在屋外的宋琦云同样命丧于熊祥和杨进兴的刀下。

此时，两个年仅七八岁的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玩得开心。

突然，一名特务向杨拯贵扑去，掐住她的脖子，杨拯贵被活活憋死。

宋绮云全家福

而杨钦典则将宋振中（小萝卜头）按倒在地，凶狠地说道：“让我来要他的命！”

杨钦典对着尚未断气的“小萝卜头”的胸口狠狠地刺了一刀……

杨虎城遇害后，特务用镪水毁容，遗体被秘密掩埋在屋后的花园里

暗杀之后，要毁尸灭迹。特务将五个人的尸体都埋藏在了一座花台里，为了防止被人们认出他们的身份，还特意用镪水淋了他们的脸部。

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被杀害。杨虎城就义时年56岁。

1950年，杨虎城将军的棺木在重庆上船运回家乡西安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经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人调查，12月1日找到杨虎城的遗体。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向杨虎城的家属发了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业绩。

1950年1月15日，陕西省蒲城县各界召开追悼杨虎城大会。

1950年2月7日，杨虎城将军遗体被安葬于西安韦曲杜公祠西侧。

此后，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在重庆、武汉、西安、北京等地，为杨虎城及其一同遇害者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和公祭仪式，追认杨虎城为革命烈士。

西安南郊，杨虎城将军陵园正门

杨虎城将军等九烈士的灵柩，安葬在西安南郊长安县少陵原杜公祠西侧。

陈列在红岩魂陈列总馆中的杨虎城将军军装、佩剑和皮带

杨虎城一将军生忠勇爱国。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诚心诚意，卓有成效，成为中外闻名的千古功臣。1983年，全国政协召开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大会，再次高度赞扬杨虎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邓颖超主席特别转达叶剑英元帅的评语：“杨虎城将军终生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

1982年2月，杨虎城将军故居之止园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国家拨专款将止园修葺一新。1985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半生软禁 一世情仇

1937年，张学良曾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中，随后蒋介石为了“安全起见”，不停地更换囚禁张学良的场所。1946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与张学良见面不久后，便下令将张学良带去台湾地区。

张学良、赵四与宋美龄

张学良能够保留性命，得益于宋美龄挺身而出的保护。西安事变后，宋美龄曾说：“张学良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知道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后来，张学良看到了一封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逊写的文件中表述：宋美龄曾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张学良）有什么不利，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将你的事公布出去。”

1975那4月5日蒋介石病逝。4月9日，张学良在赵一荻的搀扶下，来到蒋介石的灵堂。张学良送上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雠。”区区16个字，道不尽两人一生的恩怨纠葛。

此后，蒋经国仍未释放张学良，这显然是在执行其父遗志。1988年蒋经国死后，张学良被继续监禁了3年。

半世牵挂 情天恨海

西安事变一别，吕正操和张学良两位将军再也没有直接联系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心、惦念着这位老朋友，对他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评价，为他的安全、自由而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想方设法加以营救，周总理受党中央的委托直接负责此事。

1937年1月1日，张学良将军在南京遭受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同志即撰文高度评价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

1937年，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在延安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再次肯定了张将军不避祸福的壮举：“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1944年11月7日，在4架战斗机护航下，赫尔利乘一架C-47气象运输机从重庆飞到延安。毛主席很重视，亲自到延安简易机场迎接

中共领导人曾一再和国民党当局交涉，把释放张学良将军作为历次谈判的首要条件之一。

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同志电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谈判的4项先决条件，其中的第1条就是释放张学良等爱国被囚人士。

1946年后，被监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和赵一荻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当面质问国民党当局：“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一位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同年12月12日，延安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再次呼吁：“现在抗战已经胜利1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在纪念‘双十二’10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每年都要开会纪念西安事变，希望张将军早日获得自由。1956年，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周总理高度赞誉张、杨两位将军：“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干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

当日应邀出席纪念宴会的西北方面有南汉宸、赵寿山、申伯纯、杨拯民、杨明轩等；东北方面有林枫、高崇民及夫人、张学思（张学良四弟）及夫人谢雪平、张学铭（张学良二弟）及夫人、邹大鹏、王一夫、阎宝航、赵毅、王化一。刘鼎、邓颖超、李维汉及夫人、薛子正、童小鹏、李金德也应邀出席宴会。

左起：张学铭、张学良、张学思

阎宝航回忆，总理在宴会进行中起立举杯说：“当年，东北军有困难，西北军有困难，我们共产党也有困难，住在保安，困难都克服了。‘西安事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又遇到了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一定能克服的，大家如果同意我的话，请干一杯。”

张学良胞弟、开国将军张学思和夫人谢雪萍

和总理同席的张学思提及赵缇小姐（即赵一荻，又名绮霞，赵缇是学名。因姐妹中行四，人称“赵四小姐”）说，张汉公曾让她带20万元去美国帮助于凤至照看儿女生活和读书。她到美国做了安排后又返回中国，陪同汉公。

总理说，赵缇小姐这种和张汉公共患难的精神，实可敬佩。他转过头问夫人：“小超！你的看法怎样？”

邓颖超说，“我看不应偏重，于凤至夫人在美国不也是做了她能做的事吗？”

张学思起立对邓颖超说：“我承认两个嫂嫂都好！”

阎宝航插话说：“让我们为张汉公和他的夫人健康干杯！”

胡山2017年2月14日拜会张学思将军夫人、抗战老兵谢雪萍，谢老为倡议创建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题：不忘历史，开创未来！

周总理谈到杨虎城和谢葆真被杀害时忽然痛泪盈眶，急以手帕掩面，说：“革命这么多年，我从未伤心流泪，今天想到虎城、葆真的牺牲，真觉痛心！”顿时，举座感伤。

总理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和全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邓颖超慰解道：我们应当化悲痛为力量。杨拯民起立向总理说：“牺牲是有代价的。我要好好干，才对得起牺牲的爸爸。”总理欣慰地说，“好孩子，虎城有后！”

张学良在台幽居岁月留影

阎宝航回忆：离席以后，总理又和大家一起攀谈了一会儿。有人谈到周鲸文的造谣说张汉公对“西安事变”有悔悟的表示。总理说：“周鲸文是完全捏造污蔑。我有可靠的消息，其中说到张汉公的女婿（姓陶的）从美国到台湾去看他。这位‘快婿’絮絮不停地对岳丈谈到美国如何好。张汉公打断了他的话说：‘你说些什么，我怎听不懂。’由此即可证明张汉公的思想认识和他的坚定性。”高崇民即席赋诗一首：“兵谏功成廿五年，旋乾转坤书凌烟。今日同席均康健，一人憔悴在东南。”总理读后说：“一人憔悴在东南”一句有点消极，可改为“一人不屈在东南”。

几十年间，周总理一直挂记着张学良，感念他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记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人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

在台大山深处相依为伴

1975年9月，周总理身患癌症，病情非常严重，仍在关注着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从一份《情况反映》上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险，他立即提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想办法给予帮助。周总理还不放心，又在批示后连加了三个字：“托！托！托！”这是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所作的最后一份批示。

弥留之际，他又让人把罗青长同志找来，再三嘱附：“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1990年亚运会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一家，表示欢迎张将军回大陆看看。

邓颖超同志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和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中央又委托她主管与张学良将军的联络工作。

当年张学良当时乘坐自己的专机前往南京，蒋介石等人乘坐另一架专机。当张学良专机降落在南京机场时，他立即发现了异样，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迎仪式，只有一大群士兵直接围了上来。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目睹了张学良被带走的全过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了阻隔着他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曾经是朋友的面前，而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 ”

从此刻开始，张学良开始长达了54年的被囚禁生涯。

据张学良日记记载，1946年11月张学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蒋介石下令秘密转移到台湾，第一站就是新竹县井上温泉，他们被囚禁在日本人当年修建的木板房里。

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在文章中写道：

“两天的时间，张学良与赵一荻飞越了大半个中国，从行程安排看，几乎是马不停蹄，直奔事先安排好的目的地—井上温泉。所有行动中的人都知道要去地方，惟有张学良与赵一荻最后才被告知。”

1953年，台湾新竹县五峰乡井上温泉附近的清泉桥，张学良站在桥头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时，张学良已经被囚禁17年，52岁的他头发稀疏，有秃顶迹象。同时，张学良身穿长袍，他的眼神空洞呆滞无光，满脸憔悴颓废，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作为少帅的风采。

张学良和赵一荻在井上温泉被囚禁了10年时间。井上温泉位置偏僻，对外交通不便，加上特务们严格控制张学良的活动范围，就连附近的村民也不知道张学良被关押在这里。

一份资料中有这样的描述，“（张学良和赵一荻）住的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旧式木板房里只有简单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处漏水。周围都是台湾山地原住民，他们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物资，张学良和赵一荻在附近开垦菜园栽种青菜，还饲养一些鸡鸭。张闾蘅当时多次前往台湾，虽然无法前往井上温泉，但她打听了很多关于大伯的生活情况。

1958年，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幽雅招待所留影

张闾蘅说：“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也能熟练用缝纫机自己缝衣被，以抵御山中寒冷。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弄小猫打发时间。那10年完全与世隔绝，没人知道他的生死。”

50多年来，尽管张学良放逐林下，栖隐山间，远离政治，与世隔绝，但是中国人民从未忘记他。

年复一年，他在大陆的亲友、故旧遥对明月，寄诉思念之情；悠悠之口仍在谈论他，报章杂志仍在追踪他，电影、电视仍在再现他，历史学家仍在研究他，学术会议仍在探讨他；他当年寓居的公馆，已修茸一新，辟作纪念馆。

全国人民热切盼望张将军能早日返回故里，东北父老乡亲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跟张将军再见上一面。

一一 未完待续 一一

吕海燕: 原国家高级检察官。

胡山: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首任部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