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都的“刘文彩地主庄园”曾经一度登上“热搜”，成为那个时代“火遍”全国的“红色打卡地”，让我一度产生错觉，以为“刘文彩地主庄园”就是旧社会有钱人“豪宅”的“顶配”。结果，这次去了山西，才知道，这么多年来，都是孤陋寡闻、自作多情。原来，在山西，比“刘公馆”豪横气派的“庄园”多了去了。懊丧之余，也产生了另一个邪恶的想法：“当年，如果把山西的这些大院也列为‘红色教育基地’，说不准，我也早早地来到这里，开过了眼界。”</p> <p class="ql-block">公元2024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山西阳城北留镇“皇城相府”，一场名为《迎圣驾》的仿古演出，正隆重上演。被康熙帝赞誉为“几近完人”的大清名臣陈廷敬，正率领阖家老小，跪在自家门前，迎候声势浩大的康熙銮驾。旗幡飘飘、鼓乐声声；斧钺交错、銮铃叮噹……圣驾亲临“午亭山村”，霎时间把一个廷臣的恩宠提升到九天之上。</p> <p class="ql-block">与此同时，在距离阳城北326公里的晋中灵石县，一座比皇城相府历史更悠久、规模更宏大的晋商大院，也刚刚开门迎客。这座大院，就是始建于明朝万历、兴盛于清代乾嘉的著名晋商：灵石望族静升王氏的故宅、号称“中华第一民居”的“王家大院”。</p> <p class="ql-block">这是纵贯山西632公里中轴线上，一南一北，每天都在上演的“学而优则‘贵’”与“商而优则‘富’”的戏码，仿佛山西晋商只拥有荣耀和风光。然而，历史终究经不住细看，拨开重重迷雾，细数晋商过往，你会发现：原来，资本所渗透的滴滴鲜血，有许多，还源自“资本者”自己的胸膛。</p> <p class="ql-block">山西人有钱，而且，曾经非常有钱。</p><p class="ql-block">史载：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和别人议论“天下富家”，定下了一个标准，就是“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有十七家被列人。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明万历年间，《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说:“(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明正德年间，著名的理学家、廉吏林希元也说,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挟资大者巨万,少者千百”。与林希元同朝的进士、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遍游中国后，写下的《广志绎》书中，也说：“（山西）平阳、泽、潞豪绅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就证明，早在明代中期，山西土豪就名闻天下了。到了清代，晋商有钱，更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比如民间传说，“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今乌兰巴托）铺到北京！</p> <p class="ql-block">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这就是现代人对晋商的总体评价。</p><p class="ql-block">晋商那么有钱，然而，对我辈来讲，却恍如隔世，懵然不知，这是为什么？原来，“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早在清末民初就走向了衰落，其商业王国纷纷倒塌，只留下巍巍城楼、迆迆院墙任人遥想，连闲坐说往事的故人，都找不到一个！</p> <p class="ql-block">那么，风光五百年的晋商，是怎样崛起、又是怎样衰落下去的呢？</p><p class="ql-block">事情要从明朝开国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公元1368年说起。</p><p class="ql-block">读中国历史，更准确地说，读中国汉民族的“历史”，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厮打与纠缠。从秦到汉、从汉到唐、再从宋到清，几乎所有的中原王朝都受到过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都曾经耗用巨大的国力去对付那些“来去飘忽、出没无影”的“马上民族”。</p> <p class="ql-block">公元1368年，当朱元璋问鼎中原、定都南京时，自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他是取蒙古人的统治而代之、虽然他为了剿灭元蒙残余势力而多次出兵塞北；虽然他的儿子朱棣也曾五次御驾亲征、深入漠北，并因此丢了性命。但是，元蒙残余犹如“打不死的小强”，不但在永乐（1403-1424）年间时时犯边，甚至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还在土木堡活捉了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p> <p class="ql-block">可以说，从太祖开国到宪宗继位的百年间，北方“小强”今年“寇陕西”、明年“入安边”；后年“犯榆林”、外年“渡河曲”……就没有消停过。而明王朝对此，却如五个指头摁跳蚤，既疲于奔命、也奈何不得。主动出击已是妄想，退而求其次的，只有重修长城、重振边镇。于是，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完美的明长城，也有了东起渤海、西到嘉峪关，绵绵10，050余里的巍巍关楼，和镇守边关的八十六万官兵！</p> <p class="ql-block">这是一只拥有342，000匹骏马的国防军，也是一只庞大的“吞金兽”。据粗略估算，为了维护这支守边队伍的正常运转，每年，仅粮食一项，就需要4，692，550石，也就是703，882，500公斤！另有布匹475，846匹、棉花269，110斤，以及官兵饷银432，543两，其它杂项还姑且不论。如果所有的物资，都从京师或内地运出，仅粮食运输费用一项，都会超出本身价值的十倍！</p> <p class="ql-block">然而，边防一旦废弛，朝廷必不安稳。明朝廷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把求援的目光投射到民间，招募商队转运粮食，给予的报酬是，以“运距”和抵达边塞的粮食数量，按比例换取国家专利的食盐指标——票引，并在规定区域从事盐业买卖，这就是明代初期的“开中”政策。</p> <p class="ql-block">盐铁专营，自汉代以来就是如此。千百年来，行商坐贾们哪一个不垂涎这块肥肉？哪一朝，没有因为走私犯科而被砍下头颅的商人？“开中”，让民间商人第一次有了合法经营盐业的机会，也第一次让他们有了名正言顺结识朝廷命官、甚至买通朝廷命官的机会。于是，临近长城的晋商对“开中”趋之若骛，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就地招募贫民，就近运粮出关，集“粮商”和“盐商”于一体，摇身一变为与朝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皇商”！这批因为“开中”，而攫取到“第一桶金”的晋商，就包括有山西的范家、张家和王家。</p> <p class="ql-block">几百年过去了，盛极一时的“范家”、“张家”和“王家”，早就陋室空堂，蛛丝儿结满雕梁。反倒是比他们发达更晚的乔家、常家和灵石“王家”，还借着残存的黛瓦灰墙，炫耀着曾经的荣光。那么，这些最先发达的晋商又到哪里去了呢？</p> <p class="ql-block">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如火烹油的专制王朝，尚且不能千秋万岁，何况寄生于朽木上的蕈菌呢？</p> <p class="ql-block">山西介休，位于汾水之滨，绵山脚下。这里不但是孝义之乡，更是商贾云集的三晋名城。距县城25公里左右，有一个名叫张原村的村庄，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边贸引领者”、“外贸开拓者”、著名“皇商”范氏家族的祖居地。</p> <p class="ql-block">按《张原范氏家谱·祠堂序》中的记述：“始祖志纲公於前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陕徙晋，寄居于介休城中，后迁于张原村。”这就是说，范家在张原村定居是距今500多年前的事了。范志纲定居张原村后，“娶梁氏，生三子：彪、琦、玉。”虽然开枝散叶也传了几代，但是机缘未到，家族没有发达。直到明朝末年的万历年间，范家第六代人中，出了个叫范明的子弟。因为受不了继母的气，愤而出走，推着独轮车，加入到“走西口”的队伍。十二年后，范明带着在“口外”做小生意赚的钱回到家乡，买下了60亩枣园。并先后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到“口外”做生意。到明朝末年，范明之子范永斗时代，范家已然跻身“张家口的八大晋商”之一。</p> <p class="ql-block">这些年，商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很形象地说明了机遇的重要。如果说，介休范家在最初的创业阶段，还是依靠着传统的经商技能、节衣缩食地积攒着个人财富。那么，明朝灭亡、清朝入关之后的范家，就可以叫做“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原来，范家在张家口做生意的时间里，有幸结识了不少“后金国”的权贵大佬。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江山易色，就是这些“后金”的“爷”，灭了大明王朝，建立了“大清国”。而他们，也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大清王朝”的老朋友、好朋友！被赏赐房屋田产、被纳入内务府的名册，成为了钦定的“皇商”，妥妥的“央企”！</p> <p class="ql-block">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搭上了满清皇室的便车，有了“皇商”的衔头，从顺治帝到康熙朝的中期，范永斗祖孙三代，在盐业、矿业等商业领域长袖善舞，成为闻名一时的“山右巨擘”！其孙范毓馪、范毓覃兄弟，更因为圆满完成平定蒙古、青海和新疆的军粮运输任务，分别被雍正皇帝赐与二品太仆寺卿和四品布政司参政的官职。从此，由皇商而兼高官，名重一时、名噪一时。</p> <p class="ql-block">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范家，因傍上朝廷而一飞冲天，也因为傍上朝廷而招来灭顶之灾！</p> <p class="ql-block">原来，大清皇室对“皇商”的眷顾并非无偿给予，而是有偿换取。比如盐业特许经营权的获取，据有关资料记载，范氏家族先后交给内务府的“引窝银”共达60多万两。这笔费用，就是购买“盐引”的资金。其二，承蒙圣恩，范家当上了“皇商”。所谓“皇恩浩荡”，自然要以死相报。为了这一段“皇恩”，自康熙以来，范家每次接受军粮筹集运输任务，都是垫资运作于先、亏本运送于后。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皇十四子允禵指挥30万清军从四川和青海进藏，平定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叛乱。范家兄弟出于为国纾难、为皇上分忧的热忱，主动将军粮运费降到前几次的三分之一——即每石粮米10余两白银，并用自家的百万资金为底垫。做了个天大的“赔本生意”！其三，对大清皇室而言，所谓“皇商”，在朝廷眼中，不过是一只“白手套”。朝廷管你“要”，那是给你的面子；至于生意上的盈亏，不在朝廷考虑之列。于是，对范家这样的皇商，就出现了奇怪的“双轨制国家采购政策”。同样是从日本进口的黄铜，朝廷对民间商人的收购价不仅高于皇商，更允许民商一半交官收买，一半按市场行情高价抛售。而对“奉命出洋采办”的皇商范家，不仅享受不到民商的待遇，而且勒令全数低价交售朝廷。</p> <p class="ql-block">据统计，范氏兄弟运送军粮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结束。十年运送军粮，不但备尝艰辛，而且连连亏损。清末著名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之“农商类”中，专门写了一篇范家兄弟为朝廷卖命的文章，题为《范芝岩商于张北》文中记述范毓馪:</p><p class="ql-block">“毓馪，字芝岩。卓荦瓌伟，忠实能任事。……坦肝膈示人，人乐为用。……前后十年,运米凡百余万石,所节大司农金钱六百余万,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亿巨万矣”。</p> <p class="ql-block">这就是说，范毓馪不但为人坦荡忠厚，出于爱国之心，仅十年运送军粮一项，就为朝廷节约了六百多万两白银。如果按照朝廷的定价，而不是按范氏兄弟的折价，那么，节约下来的军费，不亚于上亿两的白银！</p> <p class="ql-block">乾隆十五年（1750），将范氏家族商贸事业推向顶峰的范毓馪病逝，享年73岁。一介书生的范家次子范清注继任家业。遗憾的是，此时的范家产业已是破绽百出、漏洞难补了。</p> <p class="ql-block">正如《琵琶记》中的一句诗：“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因为私盐贩卖合法化所造成的“盐业专卖”名存实亡；因为对日进口黄铜的无利可图；更因为连年输运军粮的垫资和亏损……介休范家，这个曾经让无数人侧目的商业巨擘，终于在乾隆27年（1762年）到了自请破产、“弃产变价,告退招商”的绝望境地。但是即便如此，朝廷仍不恩准，勒令范清注在无尽的负债中继续挣扎，势必要榨干范家最后一滴血！范清注不堪债务重压，也在这一年郁郁死去。</p> <p class="ql-block">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继任的范家子侄在苟延残喘中又拖了二十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正月，朝廷终于以范家“拖欠官项累累……始终悬宕，不能依限完交”，“亏欠铜斤有数十万斤之多……克扣自肥……贪得误公”等罪名，褫夺了赐予范家子弟的所有功名，并查封了除范毓馪之外的范氏家族全部家产！范家，最终还是被自己的“恩主”吃得干干净净！</p> <p class="ql-block">一代晋商訇然倒下，从此再没有爬起来。而今的范氏祖茔，除了一对钦赐的华表彰显着曾经的荣华，余下的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原来，青瓦黛墙下，劲吹的是血雨腥风；舞榭歌台后，吟唱的是离恨别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抚今追昔，范家子孙可能对孔尚任的《哀江南》有更深的体悟和哀痛吧？</p> <p class="ql-block">然而，对于我们来讲，叹惋也罢、同情也好，终究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我们要思考的是，范家的倒塌给了我们什么启示？</p> <p class="ql-block">在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成功抵达印度卡利卡特港口,开启了通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100多年以后，我们的晋商，还在为进行一次边贸，乞怜皇上“恩准”；</p><p class="ql-block">在“光荣革命”把君主权力关进笼子100年、甚至200年以后，我们的民商依然没有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p> <p class="ql-block">我们的民商习惯于依附权势，那是因为权势而不是市场主宰着财产的分配权；</p><p class="ql-block">我们的民商习惯于依附权势，那是因为只有权势而不是法律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p><p class="ql-block">悲哀的是，权势是没有人性的变色龙，所以，它翻脸如翻书，转眼间，就把依附它的人生吞下肚！</p><p class="ql-block">事实证明，依附权势并非民商发展之路，更不是国家繁荣之途！</p><p class="ql-block">这血淋淋的教训，范家来不及汲取，后来的“张家”、“李家”是不是该有所警悟？</p> <p class="ql-block">介休范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千秋功罪，何人评说？又当如何评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4年12月5日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