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记事/冷明

王铁军

    日前向朋友们介绍了新近出版的知青回忆录《情系乌珠穆沁》，从信息回馈看，此书很受关注。
    为此，特从书中选发一篇《草原记事》于此，与大家共享。
    《草原记事》作者冷明，北京 51中67 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8月到西乌旗白音华公社呼格吉勒图大队插队，多年在大队作赤脚医生，1979年到白音华公社卫生院工作。在草原生活工作长达二十二年，1990年才返京。

草原记事

冷 明

　　在人妖颠倒的年代， 一千七百万学生， 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远离父母，在农村、边彊艰苦的环境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数不清的“黑五类”子女，悲惨的命运罄竹难书。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多亏了许许多多善良的牧民、农民出手相助，让人没齿难忘！

一、夹衣单裤闯雪原

1969 年深秋， 我正在放羊，突然接到家里电报，要我火速回京。插队一年有余，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归心似箭。牛车、马车、亚布干（步行）、班车、 火车，一路艰辛10天后到家。

父亲戴着“反革命”帽子被劳改近10年，这位昔日的地下党、新中国第一代反间谍侦察员，成了名副其实“戴手铐的旅客”，数日前在两名公安人员的押解下，与母亲和15岁的弟弟、13岁的妹妹一起，迁徙回贫穷荒凉的四川酉阳（现属重庆市）老家。

我一个大小伙子在北京无所事事，无工资、无粮票，只能啃古稀之年的老祖母20多斤粮食定量，父母一家生死未卜，心灰意冷，恰逢牧民其木德、波丹僧来北京玩，我决意和他俩一起回去。

10月底北京渐寒，我买了顶栽绒帽，身穿只有一层棉的夹蒙古袍，脚蹬高腰单马靴，与其木德、波丹僧踏上了回草原的路。

西乌又是大雪灾。翻过麦日图坝就是锡盟草原，大雪把大坝堵得严严实实。 每年冬天，巴林左旗农民赶着驴车、马车到草原，用炒米换些油肉，其木德是大队会计，会几句汉话，心地善良，一向怜悯搞副业的穷农民，名声在外。

乌兰坝村有个老张头，见到其木德自告奋勇送我们走黑里黑坝。他赶毛驴车，我们仨坐着辆马拉胶轮小车，天快黑来到山脚下。黑漆漆的大山不见一个人影，老张头赶着毛驴车打道回府，幸好找到个用树枝搭起的窝棚，半蹲半坐将就一宿。其木德、波丹僧一个会计一个主任，第一次出远门有备而来，他俩身穿羊羔皮里儿蓝绸缎面蒙古袍，既轻快又暖和，袖口是水貂马蹄袖，头戴火红的狐狸皮草原帽，脚蹬带毡里儿的蒙古靴。我把栽绒帽扎紧，只有一层薄薄棉花的夹蒙古袍穿在棉衣外，脚上是单马靴，寒风刺骨，四周一片寂静，肚里饿，身上冷，打着哆嗦，盼着天明。

天刚蒙蒙亮，套上瘦马翻越大坝，没走几步，几个人全傻了眼。一条小路又陡且险盘旋而上，路上巨石挡道。突然，灌木丛里的牛群让人眼前一亮，其木德、波丹僧不愧是经验老到的牧民，我们把牛群拢到一块，他俩慢慢靠近， 连抓了两头套车的大犍牛。解下蒙古袍腰带拴在小车上，中间是马，两边是牛， 一个人牵马，两个人在车轱辘两边，牛和马往上拉的同时，一边一个人扳住车轱辘发力，大约六七个小时，终于登上了坝顶。黑里黑坝名不虚传，南半边树林密布怪石嶙峋，北边白雪皑皑，好像是两个世界。天气变得异常寒冷，雪地里老马不堪重负，我们只能走走停停，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天擦黑，摸到一处北京知青的冬营盘，借住一宿，第二天往罕乌拉公社走去。

老天仿佛有意考验我，清晨，飘起了雪花，不一会儿，白毛风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其木德、波丹僧用马蹄袖捂着脸在前面开道，我紧跟着马车蹒跚而行， 嘴里哈出的气在栽绒帽子边结成了白霜，又是一整天，筋疲力尽，天黑前总算到了罕乌拉公社所在地。

第二天，我们与大队七八辆买粮食的牛车结伴而行，人和车裹在风雪里， 前面的人看不见后面的车，凛冽的寒风吹透身上的蒙古袍，我用两只手揉搓僵硬麻木的脸，手僵了，不知道身上哪个部位冻得更厉害。昏天黑地，什么都看不清，风一直在刮，雪一直在下，天寒地冻步履维艰，坐车吧，会把人冻僵， 走吧，一天没吃东西，我虚弱得简直要一头栽进雪里。牛鼻孔里喷出的热气被刺骨的寒风向后吹去，牛嘴巴、鼻子、眼睛、眉毛冻上了一团团冰雾。出奇的寒冷让健壮的牧民在牛车上坐不到几分钟，就要跳下车，趟着厚厚的大雪一步步艰难地向前跋涉，有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毕竟不会把人抛弃在荒野雪原。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十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体壮如牛穿着铠甲似皮衣的牧民用马蹄袖捂住自己的嘴脸，一长串牛车在风雪中一步一步缓慢挪动，暴风雪越刮越猛，我坐在牛车上蜷缩成一团，身上、头上都是雪，好似一尊冰雕。

车到了大队部。大多数知青回了北京，两个男生包放羊走场搬到了2百里外的扎鲁特旗，冰冷的大队部空无一人。

其木德把我领到他家。大嫂用白茬羊皮缝了顶草原帽，白森森又丑又大的羊皮帽遮住我流脓淌水满是冻疮的脸。几天后的清晨，我走出蒙古包鞴马，举起马嚼子的瞬间手指冻僵了，马嚼铁粘在马唇上立刻冻在一起，使劲撕下血肉一片，无论如何戴不上马嚼子。大嫂看到我的窘境，接过马嚼子，用马蹄袖不断摩擦马嚼铁，给马戴好。我身背药箱，骑上马与其木德、波丹僧又踏上了两百里外走场的征程。

18岁与死神擦肩而过，殊不知，这只是我在草原生活22年的开始。2023 年8月初，我收到其木德英俊帅气、大学毕业的孙子发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他奶奶 85岁生日庆典。他说，你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一定不能忘了你！

作者冷明在白音华卫生院为患者做手术

二、 牧主子弟

1968年8月初到草原，牧民们身穿绸缎蒙古袍，一匹匹骏马威风凛凛， 绿草湖泊蒙古包马牛羊如诗如画，偶尔发现与草原旖旎风光格格不入的景象： 经常有几个衣衫褴褛面容愁苦的老人身背柳条筐，为大队拣牛粪。在大队办公室东侧几间摇摇欲坠的土房里，住着3个壮汉，平时不能回家，喂养大车马，打扫大队的马圈，3个车把式都是牧主子弟。

一天，大队领导打开仓库，让北京知青每人拿一件夹蒙古袍——这是去年抄牧主家仅存的战利品，数不尽的珠宝首饰、银鞍具、波斯地毯、德国望远镜、 翡翠嘴烟袋、绫罗绸缎，早已瓜分殆尽。

秋天，很快来到打草季节，3个牧主子弟把马养得滚瓜溜圆，3个人哼着小曲， 把马调教得像个孩子一样温顺听话。我们把草胡乱扔上大车，车把式在车上把草铺平摊齐，草装得又高又宽， 辕马的身子都 藏进了草里。 3 个人3辆车， 坐在高高的草垛上， 一边挥舞长鞭一边歌唱：毛主席角浩勒那日挨得勒（毛主席著作像太阳）......

冬天分红，会计忙不过来，晚上偷偷请来车把式道尼德。道尼德眯缝着双眼，把个算盘打得山响，不差分毫。我这个“知识青年”自惭形秽，主动担当起念数字的重任，大家夸我北京口音字正腔圆。

那个年代“黑五类”子女的悲惨一言难尽，我远离家庭也难逃厄运。父母一家被轰回四川大山，贫病交加，受人歧视，首当其冲没粮食吃。我不得不经常随大车到罕乌拉粮站，借口要回北京探亲，换些全国粮票。大队在罕乌拉有处房子，供牧民食宿。我囊中羞涩，就和十几个牧民挤在一铺大炕上，老喇嘛烧好了一大锅砖茶，牧民们掏出自带的干粮简单地吃了起来。

老喇嘛递过来一个空碗，牧主子弟结林台往碗里倒了些炒米，道尼德一边说笑一边放碗里些奶渣子，苏那木又塞过来两块炸果子，轻声说：“切唔，米尼杜。（喝茶，我的兄弟。） ”

从罕乌拉买粮回来，苏那木赶着大车，嘴里唱着“毛主席脚浩勒…… ” 不知为何那天唱到“像太阳”时，苏那木说出了一句脏话，类似于工体足球赛场上的那句国骂。车刚到家，有人把这事揭发出来，呼啦啦围上几个男知青， 大家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把苏那木打得口鼻流血。祸从天降，褫夺鞭杆，牧主子弟加现行反革命。晚上，牧家召开批斗会，知青们不会什么长篇大论，叫骂着：“布黑！布黑！（低头）”。 苏那木站在蒙古包当中，使劲低着头。群情激愤，有个男知青顺手抄起火炉边的铁熨斗。牧民家的熨斗有个长长的柄，熨斗是个小小的三角形实心铁，一个大小伙子抡起来威力可想而知。

那个男知青抡起来了，打下去了，扑哧一声，苏那木的头血流如注。

苏那木的媳妇也挨过斗，她眉头微蹙，一语不发，怎么看都不像面目狰狞獐头鼠目的阶级敌人，不，她原来美极了，皮肤白皙，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 身材苗条，面容清秀，长长的黑发，尽管身穿破烂不堪的蒙古袍，难掩她的与众不同。我多次骑马遇到苏那木的媳妇，她没有马骑，也没有车坐，手里夹着一个小包，步行走向大队部，给她丈夫送些吃的喝的。

牧民家的蒙古包如白蘑一样浑圆洁白，门前摆着一长串牛车，牛羊成群， 黄油、奶豆腐、手把肉、奶茶应有尽有。牧主家的蒙古包老远就能分辨出来： 又黑又脏，毡子上打着补丁，包外只有一两辆残破的勒勒车，全家没有一根牲口毛。

可怜那几匹大车马，到了一位北京知青手里，整年瘦骨嶙峋，辕马打了背， 淌着血水，春天，他赶着大车为自己拣牛粪，辕马半道趴了蛋，他掏出蒙古刀狠狠地刺向马屁股。

改革开放后，牧民家分到了牲畜，不知为什么，有几户牧民不多几年把牲畜糟蹋得精光，不得不拖家带小到东乌旗为人放牧牛羊。旗里召开先进表彰大会，牧主子弟们悉数榜上有名。我问大队牧民谁家的牲畜最多？大家一致指向胸前戴着大红花，咧开缺了一颗门牙的嘴，笑得无比灿烂的苏那木。结林台文化最好，当了小学校长。聪慧过人的道尼德家里有喝不完的酒，醉酒当歌，在家颐养天年。

我这个“牧主子弟”也不错，家父在大山中熬过了漫漫10年，从一个“反革命”成了安全局的离休干部。台湾的大伯给90高龄的老祖母寄来许多美元，让一家人迅速摆脱了贫困。1979年我到白音华卫生院当上了国家正式医生，虽没分到牲畜，家中一贫如洗，白手起家，妻子秀芝在家养牛，从早忙到晚，喂牛饮牛打扫棚圈。家里的乳牛从来没有“扫白（不怀孕）”，乳牛下乳牛，3年5 个头，有一年我家19头母牛下了19头活蹦乱跳的草原红二串子，牛群一度近百。

改革开放后，牧民的生活蒸蒸日上，取消了所谓的“出身”“成分”，没有了“阶级斗争”，劳动致富，人心向善。作为亲历者，我想告诉大家，生活中不单单风和日丽，也有狂风暴雨至暗时刻，相信明天，相信未来，没有过不去的暴风雪。

三、 一张蒙古文结婚证

    插队数年后，为了生存，我先后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到了草原安家落户。 我们挤在大队部学校一间废弃的土房里，在牧区毕竟能吃饱饭。经常有连队的兵团战士来串门，母亲为大家烧茶做饭，星期天我家小土屋里充满欢声笑语， 姑娘们说够了笑够了，吃饱喝足返回连队。

    母亲背后夸这个姑娘贤惠，那个姑娘清秀，却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一个“反革命狗崽子”，不能上大学，不能分配工作，谁愿意在农村牧区一辈子！

    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一个人留在四川大山里改造，几个子女为他一人积攒粮票好办多了，父亲来信开始为我的婚事着急，说实在不行他在四川想想办法。母亲和妹妹也不断聊起四川老家哪个姑娘长得好，哪个姑娘能干，还说有一家姑娘在他们走时就想跟着一起来内蒙古。四川实在太远，来回起码一个月，我们掏不出几百元路费，即使有四川姑娘愿意过来也没办法。

    牧民结婚早，不到20岁大都成家立业。我穿着一身破旧衣服，买不起马靴就用布鞋凑合，一对毡疙瘩磨出洞，开春了，没有鞋可换，就穿着它骑马。牧民大嫂、额吉经常关切地问：找到媳妇没有？你得成家了！我成了队里最穷、 最丑的光棍汉。

    为我当红娘的迟广印大叔是比“郭谝子”还要“谝子”的大车老板，他是外来户里为数不多的汉人，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孩子，生活十分窘迫。巴林左旗浩尔图公社有个包工头赵连庭，每次到他家盘腿上炕，喝白酒哨牛逼。一次老赵酒酣耳热，说我们营子有个姑娘二十多了，想找个坝后的，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素来与我没有什么交往的迟广印当即答应：有啊！我们大队有个北京知青，正好没对象……

    赵连庭在坝前坝后大名鼎鼎，他出身地主，天生胆大妄为，年年组织村里的农民来坝后搞副业。那年他组织村里人在43团烧石灰，自从知道了我的名姓， 便到处打听我的消息。

    在人们的印象里，头戴狗皮帽，身穿黑棉袄，腰间扎一根草绳，赶着毛驴车，一口怯怯的东北口音，坝前农民向来被人瞧不起。大队外来的牧主子弟小白娶了个坝前姑娘，让人心头一亮，荷尔蒙燃烧的年轻人谁不需要个女人，“黑五类”子弟哪有挑三拣四的权利。

    我和迟大叔骑马二百多里，到姑娘家换盅（订婚），在一个笔记本里夹了5 块钱算是定情物。后来听说这个秀芝姑娘在村里可是身价最高的主，刚刚退掉了几千的彩礼钱，铁了心要跟坝后的这个穷知青。

    我骑马去相亲，20多岁的我并非想象的骑着高头大马，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恰恰相反，我骑着貌不惊人的小青马，穿着洗得发白了的蓝制服，瘦骨伶仃，毫无书卷气，是个靠借钱度日，无人问津的穷知青。更要命的是我头上顶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

    洞房设在屋后另一间更小的土房里，一盘火炕，炕上摆着借来的大躺柜， 墙壁、顶棚新糊了报纸，秀芝的陪嫁里有一套新行李，让我喜出望外，否则新婚之夜只有1968年从北京带来的一套旧被褥。

    几十年后，偶尔翻出这张有蒙古文的结婚证，当时的甜蜜和苦涩仍历历在目。

秀芝在草原骑马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