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

智圆行方

方炎，2024年12月

泉州是慕名已久的城市，2024年12月2日～4日游览了泉州古城。

泉州古称“刺桐”、“鲤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泉州刺桐港曾是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多元文化。

我们住在古城中心的泉州酒店，酒店大厅的墙上有一张手绘地图，依据这张地图安排了游览线路：“开元寺 - 西街 - 东街 - 中山路 - 涂门街 - 洛阳桥”，体验了“半城烟火半城仙”。

处在古城中心位置的泉州酒店

一、开元寺

开元寺导览图，寺里有东、西二塔。

开元寺的大雄宝殿歇山檐下有四个大字“桑莲法界”，字体雄健古朴，端重浑厚，其中“桑”字上三个“又”字，写作三个“十”，“法”字繁写“灋”字，独出心裁。该匾所题是开元寺的雅称，来源于唐朝垂拱年间桑树开白莲花的典故。

大雄宝殿中有一幅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此联是朱熹所写，弘一法师题字，寓意泉州历史上是河洛人衣冠南渡之地，还有多种宗教汇聚此地，僧侣教士满地走。

大雄宝殿修建时大量采用印度教庙宇废墟中的石料作为基座。

大雄宝殿的立柱也使用印度教庙宇废墟中的石柱。估计别的宗教修寺庙时也挪用佛教庙宇废墟中的物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是拼盘，各种宗教先在建筑上融合了。

东塔的样子

东塔门上有匾，起名“镇国塔”。

夕阳下的西塔

西塔名为“仁寿塔”。

开元寺内设有弘一法师纪念馆。

弘一法师圆寂前的14年几乎都在泉州，遗骨葬于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

弘一法师在弥留之际，手书“悲欣交集”，这四个字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各种解释见仁见智。

开元寺里的麒麟影壁墙。

在开元寺里把“心”放下

米芾书法“万山第一”

二、东、西二街的人间烟火气



东、西二街是古城的主要商业街，主打“人间烟火”。

历史上的古刹名寺大多建在人迹罕至的山中，但泉州的宗教场所大多在市区，寺庙旁边就是商业集市，形成了特殊的宗教人文景观。

西街入口处就能看见西塔。

西街商业街的起点是开元寺山门

宗教融入市井生活

东街夜景

东街的标志性建筑——钟楼。

与东街平行的一条街——状元街，也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

状元街还没完工，相对冷清

中山中路商业街景观

七、八十年代的民主棉布店。历史的痕迹和现代的商业氛围毫不违和。

泉州酒店对面的夜店广告

南俊路上的承天寺融入商业街区。承天寺是南禅宗的寺庙之一。

承天寺对面就是基督教福音堂，门口的餐厅也是饭菜香味和厨房烟火。

三、涂门街的多元文化

涂门街上很短的距离内，就有关岳庙、锡兰（斯里兰卡）侨民旧居、清真寺、文庙，显示出多种宗教谐和共处，多元文化包容融合的特征。

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各国商人，带来了全球各地的宗教信仰，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这些宗教与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及妈祖文化和平相处，这种奇特的人文景观，被国际上赞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通淮关岳庙，临近泉州通淮门。庙内主要奉祀关羽。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在北京鼓楼西兴建关岳庙，将关公与岳飞合祀，希望北洋军能像关羽和岳飞一样英勇善战。于是，各地的关帝庙陆续改名为“关岳庙”。

关岳庙边上是“锡兰侨民旧居”

锡兰侨民旧居边上就是“清净寺”

走过一个路口，就是文庙。文庙的规制最高，牌楼之后是广场

第二天中午专程去了文庙

文庙山门两侧有一幅对联，“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看就是抗战时期的遗存

文庙占地面积较大，号称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亩和北京的孔庙（先师庙），排名第三。

大成殿的规制较高，显示泉州的文风昌盛

从文庙出来，看到路边的咖啡店打出的招牌，“半城烟火半城仙”、“满街圣人”，这些评价确实到位。

四、洛阳桥上体会海上丝绸之路

洛阳桥位于洛阳江上，桥梁全长834米，宽7.1米，极大地改善了洛阳江两岸的交通状况，使得南北畅通，对泉州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洛阳桥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

桥上的这些石料是采用“浮运架桥”的方式用船运送过来的

为了增强桥梁基础的稳定性，采用了“养蛎固基”技术，利用牡蛎的生物学特性，牡蛎固着在石料上，成熟后会分泌一种黏液，这种黏液具有极强的黏性，在将牡蛎固着在礁石上的同时，促使石块胶结固基，从而增强桥梁的基础稳定性。

洛阳桥也称万安桥

泉州湾是洛阳江、晋江的入海口。从这两条河的命名也可看出，泉州人大多是从中原地区移居而来，思乡之情融于地名之中。

台湾的早期移民多为泉州人，台湾也有一百多个地方以泉州地名命名。

洛阳桥始建于1053年，由时任泉州郡守、宋代大书法家蔡襄倡导兴建，1059年竣工。

图为蔡襄的石雕像

蔡襄，宋代大书法家，与米芾并称“米蔡”

蔡襄书法作品

在蔡襄主持修建洛阳桥的带动下，晋江县也集资修建了晋江石桥，因长达五里，被称为“五里桥”。修桥铺路、疏通航道为泉州港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港打下了良好基础。

五、泉州的兴与衰

唐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兴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地都是对外贸易发达的沿海城市。

在古代，内陆水运交通及幅射的流域规模是沿海港口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广州以珠江（东江西江）流域为腹地，占尽外贸的优势，为何泉州曾一度超过广州，在南宋时期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

为何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有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而没有泉州？

从资源禀赋来看，泉州相比于其他沿海城市处于劣势地位。尽管有晋江、洛阳江从泉州湾入海，但这两条河的干流长度相对较短、流域面积较小，通航条件相对较弱，对外交通不畅。自古以来人口数量少，优秀人才匮乏。

中原移民带动泉州发展

由于战乱，中原人口在西晋永嘉之乱、唐中叶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后分三个波次大规模迁入福建及泉洲。

中原人口向南方的迁移，是以家族为单位，如西晋永嘉之乱后的八姓入闽，是林、黄、陈、郑等北方世家大族迁入福建，与闯关东、走西口的青壮劳力个体移民不同，家族尤其是世族迁徒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生产力水平更高。像茶叶生产加工、陶瓷业、冶炼业、丝织业等就属于典型的世家大族庄园经济形态的产业，提供了支撑泉州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货物。

中原人口的迁入使得福建及泉州的人口迅速增长，文化水平得到提升，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资金、劳动力、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资源进入泉州，为泉州及福建沿海地区的国际贸易打下了良好基础。

泉州之所以在宋代成为对外贸易巨港，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五代割据闽南的军阀留从效。



留从效在五代后期趁南唐攻灭闽国福建动乱时机，夺取泉、漳二州，被南唐封为清源军节度使，灵活周旋于中原大国（后周、北宋）及南唐之间，使泉、漳二州得以保持相对安宁。留从效在统治闽南的十余年内，采取息兵安民、保守疆土的政策，重视文教，积极发展农业，又在泉州整建城港，“开通衢、构云屋”，为泉州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贸易环境，招揽海外商贾，发展海运。

留从效同时去除各种苛捐杂税，鼓励自由贸易。当时，从泉州运往东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的货物有陶瓷、铜铁器等手工业品，从海外运回的有象牙、犀角、玳瑁、明珠、浮香、樟脑等货物。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业繁盛，号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

宋朝统一南方时，留从效顺应大势，泉漳二州“和平解放”，他本人被宋太祖加授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戴恩奉国保庆功臣。

北宋时期，泉州凭借五代后期的安定宽松环境，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超过明州。泉州刺桐港成为仅次于广州港的全国第二大港口。

随着人口增长，农业生产不能自给自足，促使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飞速发展，逐渐成为“富商大贾往来之会”。

由于泉州海舶需要前往广州申请出海证明，不利于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也直接影响朝廷的市舶收入，北宋神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朝廷置市舶司于泉州，其职能是专“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市舶司的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为泉州国际贸易提供了官方支持和保障，促进了泉州与外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为泉州国际贸易的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

靖康之难后朝廷迁都杭州，建立南宋政权。统治中心移驻东南，泉州、庆元(明州)、杭州海道相通，地理上较广州更为方便。

南宋的大宗出口商品瓷器，主要是浙江和福建的产品，龙泉、处州、建州等出口瓷窑，又都与泉州相近，广州的一些大食商人，也移居泉州经商。这样就使泉州得天时地利之便，与广州并驾齐驱，当时并称“泉广”。

南宋绍兴末年，泉广两地市舶司收入约占当时期廷财政收入的10%。由于宋金战争的影响，杭州和明州（现在的宁波）等港口的海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泉州吸引了更多的海外商贾前来经商，进一步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和繁荣。此后泉州胜过广州，一跃成为第一贸易大港。

南宋朝廷视泉州为经济命脉所在，迁移大批宗室定居泉州，管理宗室的南外宗正司，即设在泉州。宋太宗八世孙赵汝适，于南宋嘉定、宝庆年间（公元1208-1227年）提举任泉州市泊使。起用皇室掌管泉州市舶，反映了朝廷对泉州经济的倚重。

由于外商及其家属定居泉州的日趋增多，宋代在泉州也设有类似广州的蕃坊，地址在泉州城南。大食国、南昆国（今印度马拉巴）商人均居泉南。佛教、印度教也建寺庙于城南。对蕃坊的治理，也类同广州，蕃长人选和法律事宜，均受朝廷管理。

元代时泉州仍较其它口岸更占优势，各国商人纷纷来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录：凡印度之贸易船，来泉州入者其众，且输入香料及其他高价之物品。中国商人多集于此，凡由外国输入中国之大宗宝石珍珠及其他货物，均藉彼等之手，分布于南中国一带。

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到了泉州后说：“刺桐城诚世界最大港之一，或迳称为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也无不可也。余曾目睹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其他小船，则更不可胜数矣。”

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世界大港，对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兵乱与城难

一是宋末德祐之变

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农历十一月，元军迫进泉州城，时任泉州提举市舶司、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军职）的蒲寿庚（祖辈来自大食国），纠集亲信，大肆屠杀来泉州避难的赵宋皇族，3000多位宋朝宗室和精英士大夫、数万名手无寸铁的南宋军民惨遭杀害。随后，蒲寿庚大开城门，向元朝军队投降。

元军占领泉州后，在蒲寿庚的帮助下，擅长陆战而不治水军的元军终于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军舰，并在三年后于崖山彻底终结了宋朝。

二是元末亦思巴奚军叛乱

元朝时泉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港口，世界各国的人商纷纷到泉州做生意，朝廷允许外籍人可以在泉州定居后，人口激增了20万，人口最多的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根据元朝的歧视性民族政策，阿拉伯人和波斯穆斯林的地位高于汉人，朝廷不仅允许他们经商，还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

元朝末年，朝廷控制力衰退，地方势力坐大，拥有军队的波斯人先是派出他们的亦思巴奚军替朝廷平叛，取得信任后，就想凭借军队搞地方割据。

叛军割据4年后，又出兵进攻福州、兴化和惠安，此后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并拒绝朝堂派来的新任地方长官，新任长官调集各路军队平叛，并发布命令“杀无赦”，带队平叛的是汉族将领陈友定，泉州破城后，屠杀持续了三日之久，“凡西域人尽歼之”，并掘蒲寿庚家族墓冢，以报蒲氏宋末逆行。这场以亦思巴奚军为首的长达十年的叛乱，使泉州从全国最富庶的地区陷入极度贫困之中。

唐、宋、元几个朝代对外贸易中，来自海外并定居海港城市的外国人很多，朝廷允许他们建蕃坊聚居，还允许自建卫队（海贸船只多配武力以自卫），由于积累了巨额财富，蕃坊也是乱兵洗劫的重点目标。唐中叶878年，黄巢起义军洗劫广州蕃坊，屠杀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多达十几万人，并将外商积攒数百年的财富劫掠一空。

王朝末期，秩序崩溃，兵乱一起，在劫难逃，积累巨额财富的蕃坊是重要目标，对国际贸易也带来严重影响。

历经宋元的繁荣，元末泉州因战乱而衰落。明初对外贸易有恢复性增长，朝廷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

由于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同时倭寇活动猖獗，海疆不宁，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政策。

由于海禁政策限制了海上贸易，一些沿海居民失去了生计，他们开始与海盗勾结，参与走私和海盗活动。这不仅加剧了海上的不安定因素，也使得明朝政府更加坚定地推行海禁政策。最严格的时期明令“寸板不入海”，严格禁止商人到海外进行贸易，泉州的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

由于福州在中国与琉球的海上交通位置上优于泉州，到了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被移至福州，进一步削弱了泉州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海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经历一些变化。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海禁政策有所松动。到嘉靖年间，海禁政策达到高峰，严格限制海上活动‌。隆庆年间，政府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但泉州海外贸易已不能与宋元时期相比。

清初，因郑成功据台而严禁下海，著名于世的泉州港，也因淤塞日趋严重而无法通航，泉州退出了国际大港的行列。

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也没有泉州港，泉州港没落，厦门港开始崛起。厦门原来归属泉州同安县，因靠近原料产地，港口条件好，逐渐发展成闻名世界的通商口岸。

泉州有着辉煌的历史，祖上留下了丰厚的家底，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神和人同居一城，俨然是“半城烟火半城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