寤寐思服盼一统 高山仰止话先贤 (中篇）

胡山

—— 纪念西安事变88周年

胡山 吕海燕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 毛泽东：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

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便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

“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 周恩来：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延安机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迎接西安事变谈判归来的周恩来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挥毫纪念西安事变88周年:

寤寐思服盼一统

高山仰止话先贤

日前，朱德、彭德怀、肖劲光、张云逸、叶挺、陈赓、陈士榘、李克农、宋任穷、吕正操、刘鼎、曹汝谦、曹玉成、王近山、赵镇藩、曾国佐等抗战将领和西安事变部分亲历者后人等聚在一起，共话统一大业，纪念西安事变，缅怀英雄先辈。

《忆西安事变88周年》

国难当头烽火连

倭贼东北横行残

恨惜老蒋失谋祸

痛感平民交迫寒

张杨兵谏垂青史

国共和衷净海天

灰飞烟灭凶残远

日暖风娇共月圆

一一南金荣，原国防大学校务部某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大师入室弟子

两广兵变 加强统战

1932年以来，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控制的两广军阀势力一直凭借胡汉民的威望，割据一方，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早期同盟会会员，1935年12月被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病逝，蒋介石欲趁机解决两广问题，遂委派王宠惠（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借赴粤为胡吊丧之机，要求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两权交还中央。

南天王陈济棠

陈济棠不肯接受，决定先发制人，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

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求准予抗日。4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宣布抗日救国，组成军事委员会，将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进军湖南。

桂系大佬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一面观察南京的态度，一面暗中联络，跃跃欲试。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曾分别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发来密电和信函，探询西安方面态度，希望予以军事援助。蒋介石忧心忡忡，生怕各地群起效尤，加紧了控制。张学良接到南京电召。

张学良离开西安的第二天，东北军出人意料地向陕北苏区发起进攻。6月11日，东北军107师等3个师分三路向陕北苏区蟠龙和安塞方向推进。这一带中共党政机关多而少红军主力布防，事先东北军未打招呼，不免引中共领导人疑惑，即电正在洛川的刘鼎询问。

6月12日，刘鼎致电中央告以：王以哲部向苏区推进“事实为西北剿总命令”，现已通知停止，军部允许暂待二三日，等张学良返归再定下一步如何行动。但随后的几天，东北军行动未见停止，不仅占了永坪、蟠龙等地，还向瓦窑堡趋进。毛泽东和周恩来急调正在苏区东北方向的红29、红30两军回援瓦窑堡。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东北军分三路逼近、蒋介石中央军也欲配合进攻的态势，决定撤离瓦窑堡寻找新的驻地。周恩来致电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

王以哲将军

王以哲15日致电周恩来解释：此次敝军前进，一则因弟离开洛川，负责者本总部命令前进，事先弟确不知之；二则法西斯利用张不在西安，弟不在洛川，急催前进。如果弟事先知之，当必与刘翰东（107师师长）兄说明原委，此等情况尚请谅之。现已令前方部队停止于现地点，“弟认为此一点小误会障碍不了兄我大体之方针。”

周恩来回电：一经解释，此间同志均已释然。目前大局，两广发动后，宋哲元有加入说电，贵川湘亦在酝酿，大有成全国抗日反蒋之可能，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一俟日兄（指张学良。——编者注）同来之即须协商具体办法，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时局要求我们提早时间，大约一个月内即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还说：“前曾电请吾兄转知刘鼎兄来瓦市面谈要事，不知已动身否。如未动身请即行动身来瓦。”

随后几天，东北军107师和117师分别退出永坪、蟠龙两镇。这时，苏区北面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高双成部、东面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向瓦窑堡窥进。留守东线指挥红军掩护中央机关向西转移的周恩来，19日致电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6月21日，高双成部炮兵营从横山县石湾出动，突然袭击瓦窑堡。早有准备的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迅速撤出向西移动，同时周恩来指挥红29军、红30军掩护并对袭击之敌加以抵抗，包围进入瓦窑堡之敌。23日，待东北军107师进入瓦窑堡，红军撤销包围。这时，中央机关和军委各部西移向保安，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桑树坪，第二天到达安塞附近的凉水湾。

东北军于6月中旬分三路向苏区进攻的事态说明，虽然红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关系在高层核心已然形成，但是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却不了解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抗日的态度。张、王甚至对前方部队一时失控，这种状况与“加快西北发动”的步伐很不适应。毛泽东认为，争取东北军中层，即师旅团一级的军官这时成为关键的一环。“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毛泽东1936年7月1日致彭德怀电报）

中共中央决定加大争取东北军中下层工作的力度，6月20日向党内发出的《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第一，目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与下层同时并进。应该看到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下层统一战线则是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力量。

少帅抉择 申请入党

刘鼎以中共代表身份到张学良身边工作，推动东北军高层与中共建立密切的统战关系，还有更为意想不到的收获——张学良居然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在刘鼎生前是个禁忌的话题。因为考虑到张学良在台湾还没有获得人身自由，担心把这个仅在中国高层几个人掌握的情况披露出去，会客观上对张学良造成伤害。

西安事变研究者张奎堂1988年在《党的文献》上发表《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避而不谈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问题，而只写到刘鼎回忆：一天，被张学良叫到王曲镇去，“张似怒似怨，不同往常，我有点吃惊。”张学良说：“我的日子难过，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张学良还说：“我在这里，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几天，现在主意打定了。”

19岁的张学良青涩戎装照

“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蒋军，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胆怯而危险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劝蒋介石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难得好果。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刘鼎札记》)

刘鼎在他回忆西安事变的札记中，明确记载了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他认为，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虽然未必是从政治信仰出发，但也不是出于一时激动的心血来潮。他的确是经过一番考虑而做出的抉择。刘鼎在与张几个月的相处中，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对张有了深入的了解。张学良曾同他谈过：我率东北军几十万人马，可谓一方势力，为了国家的统一，主动“易帜”，接受南京政府领导，但却备受蒋介石歧视、排挤。不光是我，看看全国各省各派的军队，哪个斗得过蒋介石？最后还不都被蒋吃掉或控制。这样一看，只有共产党能够同蒋抗衡。

1935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使得整个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图为中日双方谈判现场

张学良还说过：“何梅协定”签订了，何应钦坐在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河北。东北军不能不去西北，家乡越离越远了，日本鬼子最高兴，东北军官兵最不高兴。西北苦寒，又是当地军队的地盘，简直是逼人跳井。“到西北，不仅离家更远，与日本鬼子隔离，而且被命令去剿共，要高叫抗日必先安内。命令能违抗么？不能不打。原想剿共幸而获胜，还有抗日希望，至少可以暂时保存实力，留有后望。奈何一战而败，接二连三，损失惊人。如此下去，不仅抗日无望，侥幸图存也不可能。而且南京马上就给冷遇，撤番号，减军费。更使东北子弟想不开，老家让给鬼子，撵我们到西北来送死。继续剿共等于自杀，不能不停。”

“在前线自发停战的情况下，官兵心情忐忑，面对红军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善意合作，而上面却硬逼着去送死。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一个总司令碰到这种事情就不敢强下命令，这可以激起兵变。次于统帅的将领与部下深有同感，因此，就不能禁止前线双方联欢，对上只能敷衍塞责，实际是顶牛。敷衍一时尚可，顶牛久了不行。迄今‘西北不稳’、‘暗通红军’的风声传遍全国。原来我想力争蒋介石，抗日不靠他不行，现在我认识到要抗日，要收复华北，不能死靠蒋介石了，只能联合共产党。”（《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鼎从张学良在过去谈话时吐露心中的苦衷和隐忧、对蒋的不满和愤怨中，感到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确有决心，真实可信。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立即向中央汇报，转达张要求加入中共的愿望。

1936年6月30日，刘鼎致电中央报告：已收到中央要他立即回苏区汇报的电报，因连天阴雨，汽车不通，故暂不能返；西南事变起后，北方韩复榘和宋哲元暗中商量响应，韩并试图拉张学良入伙，张打算让他与韩派来的代表接谈，他因急于回陕北已婉拒；张学良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日”是张学良这时在与中共中央通电时的代号，就是说：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请求专人培养。（杨奎松：《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张闻天（1900-1976），原名张应皋，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学良要求入党，这个消息对中共高层领导来说其重要性非同寻常，它意味着东北军发生重大转变，意味着西北发动的局面就要到来。高层决定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共产国际。

7月2日，由张闻天以“洛甫”署名签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陈云电，讲了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经过，讲到今年4月中旬“我们派恩来在肤施城与张会面，秘密谈了一个整夜，以后到五月红军回师西渡时，恩来又到肤施与张会面谈了一次，两次均谈得非常恳切”，“张在欧洲时，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便认为苏联记旧恨，无助他意。经我们解释，特别因我们在会议上，在军事行动上，在经济互相上，对他表示了诚意，他即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张自宁）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这里，电报明确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

“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亡国亡家的一个军队，他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且直到现在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嫉视。他已经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的不同，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但仍保持东北军的整个系统。……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西南发动已二十余日，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已经发出双方不得进行内战的宣言，但尚无军事行动。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共同举事。”

电报还说：“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务到安塞” “千万勿误”

1936年6月底7月初，鉴于两广事变给南京政府造成的危机，红二、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北上，张学良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各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中共中央决心加紧西北发动计划。7月1日，刘鼎向中央报告张学良要求入党的第二天，接周恩来电，要他即日动身由肤施到安塞会见。刘鼎回电表示准备后日动身。2日，刘鼎接毛泽东电，叮嘱他“务到安塞见面，有重要事开会讨论，千万勿误。”这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已在没有一间完整房屋的小县城安塞等候五六天了。

在延安时的刘鼎

刘鼎回苏区向中央汇报，同时也负有沟通张学良与中共领导双方战略考量的任务。因此张学良对刘鼎赴安塞开会同样重视，亲自派飞机送刘鼎到肤施。行前，张学良还写了一信要刘鼎带上：“恩来同志：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努力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弟 张学良 尔后用李毅。”（《周恩来、张学良交往密札读解》，《百年潮》2004年第5期）

这封信说明，刘鼎去安塞前，张学良托他向中共领导人讲明：

一、西北发动须准备6个月时间，除非遇到特殊情况。这是对中共中央“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中共中央书记处1936年6月16日致王明、康生电）想法的答复；

二、对6月中旬东北军向苏区的军事行动做出解释，对合作充满期待和信心；

三、国内各方面情况主要是指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情况，由刘鼎当面汇报。

张学良在信中首次对中共领导人以“同志”相称（及“嘱刘同志面达”和“问候诸同志”），说明他通过向中央提出入党要求后，自我认为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了，并在电报中起用“李毅”的名字。

刘鼎动身前，张特意叮嘱：“你要把我的想法讲明白。你回来时，我可能已去南京或上海，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7月5日，刘鼎飞到肤施，顺着山路步行北去安塞。湛蓝天空突卷阴云，降下冰雹，刘鼎顾不得躲避，疾行80里路，到达安塞时，已日落西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已在那里等候。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和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将领合影

刘鼎是第一次见毛泽东，立刻感到毛泽东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人的气魄。毛泽东和他握手时说：“你的情况恩来同志讲过，四川南溪人，原名阚尊民，孙炳文的同乡，总司令是入党介绍人。我们等了你几天啊！”张闻天同刘鼎握手说：“赶了一天路，还是先吃饭吧。”

晚饭后，刘鼎开始汇报。内容包括：张学良在西北发动的考虑和要求；东北军的情况：军官训练团已开办；张学良积极和晋、平、鲁、川、桂、粤等地方实力派联系；张学良与阎锡山有接触；宋哲元密电张学良，热诚拥护抗日，甚至不惜反蒋，张表示支持；四川派卢作孚、广西派李葆莲来西安，商谈抗日具体问题，张学良怕过早泄露自己的计划，不敢多说，等等。（《刘鼎札记》）

刘鼎还带回张学良所提的一个新问题，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合在一起打游击，去抗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会议开了整整一夜。中央领导人就关心问题询问、插话、发言。

刘鼎晚年追记毛泽东讲话大意如下：东北军处于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肤施与恩来会谈，回去又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都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发生分化，张学良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化，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不应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另外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多做扎实的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193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

会议结束时，天已蒙蒙亮了。刘鼎到他的住处躺下刚睡着，就被周恩来叫醒，说毛泽东叫他还有话说。

毛泽东还在一盏油灯下工作。他让刘鼎坐下，说：“你明天就要出发了，以后就要靠电报联系了。你要十分明确，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搜集些情报，而是要做张学良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

毛泽东又叮嘱工作上应注意的方法，并说：“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2、3、4期)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对刘鼎的汇报，中央领导是满意的，同时要他改变秘密工作方法，更大胆放手地工作，以适应“加快发动”的要求。知道他将赶到南京或上海去向张学良报告，还嘱他要与4月派去上海的冯雪峰建立联系。次日，刘鼎告别安塞，带了一个交通员，徒步到洛川，由那里乘东北军的汽车返回西安。

送走刘鼎，7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时说：“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那边的工作”，显然是指通过张学良加快东北军为西北发动所做的准备。

张学良的中共党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资深研究员张友坤2003年12月24日在《北京日报》发表的《阎明复谈张学良的党籍问题》中写道：“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叶帅也证明了此事。关于张学良加入共产党问题，已不是什么秘密，台湾的一些刊物早已公布了苏联解体后这方面的档案；原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访问俄罗斯时，也看了同样的内容；吕正操将军还多次对我说过，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阎明复（1931-2023），1946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

阎宝航之子阎明复2003年在《忆宋叔》(指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编者注)文中称：

“我记得，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

建国后的宋黎

“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最近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叶帅谈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中共党员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宋叔告诉我后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使馆授勋仪式上，阎大新代表父亲阎宝航、阎明复代表大姐阎明诗，从罗高寿大使手中接过俄联邦政府颁发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

“1995年夏天，……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所有的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我一边小声地读这份电文，一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

阎明复谈到，“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1990年，张学良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并前往美国探访。1992年。在一次访谈中，张学良坦率地说：“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为了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有可信度，张学良又说：“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间进行的访谈，这是其一生中口述时间最长，最系统性的访谈记录。哥大获张学良生前授权，共采得录音带145卷，录音资料约7000多种。后来，当代中国出版社经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沈阳大帅府博物馆等单位共同组成编辑委员会，对这些影像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出版了一套7卷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

在这套资料中，张学良表达了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像那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部队带光了……像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为什么要消灭他们？”

潘汉年回国 联络国共谈判

刘鼎回到西安时，张学良已于7月7日飞抵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会议从10日开到14日。蒋介石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的报告，称：“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决定设立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国防会议，研究国防方针和抗战准备。会议精神和蒋介石的言论，不能不对张学良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会后，他秘密到上海，会见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等救国会领导人，商讨时局和抗日救国问题。

刘鼎按照张学良的嘱咐，带着勤务员乘火车赶去南京。到南京，知道张学良开会完已去了上海；刘鼎再赶到上海，不巧两个人又错过了，张学良提早一天回了西安。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长征。1936年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刘鼎到上海停留了几天，和史沫特莱、艾黎商议如何从上海购买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等，运往西北。大家谋划在西安办一个外国人开的医疗所，还可以用该诊所为掩护在西安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站。刘鼎在上海通过地下党为筹办西安交通站秘密电台购置器材，物色忠实可靠的报务人员。他见到了4个月前受中央派遣到上海恢复党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冯雪峰。冯说：你来得好，正好有一个重要的同志，从共产国际回来，负有重要使命，要去陕北，可随你同行。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中共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冯说的这个重要同志是潘汉年。潘和刘鼎很熟悉。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紧急改组，潘汉年即调特科接替陈赓任情报科长，与刘鼎搭档，在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里配合工作。刘鼎当年10月被捕，按潘汉年传达的上级指示办法出狱。后潘汉年去了中央苏区，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长征途中，1935年3月被中央派赴上海，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5年10月，潘汉年到莫斯科不久，正遇上国民党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密令，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谈判。潘汉年奉命在莫斯科同邓文仪接触。中共代表团认为国共两党的谈判应在国内进行，便派潘汉年回国，为国共两党在国内谈判做联系人。潘汉年1936年5、6月取道香港回国。

潘汉年在香港期间，和各界人士广泛进行接触，先后会见了救国会成员陶行知、邹韬奋，国民党反蒋派李济深，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桂系在港代表王公度、刘仲容、黄皓明，还有旧的情报系统人员梅龚彬、胡南湖、钱铁如等。潘汉年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了共产党《八一宣言》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客家人。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西安事变后任新四军军长

潘汉年还通过柯麟医生(中共地下党员)约见叶挺，告诉他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目标早日实现。

开国大将张云逸（1892-1974），海南文昌人。同盟会会员，参加黄花岗起义。百色起义领导人，红七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西安事变后任新四军参谋长、副军长

叶挺完全赞成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重要干部面谈。叶挺心情舒畅，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编者注)联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1937 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红军高级将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张冲（1904—1941），字淮南，浙江省乐清市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二号人物

1936年7 月 7 日，潘汉年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饭店一叙。兄黄毅。”

“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饭店与张冲见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心情甚为迫切。

约 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南京。此时，由于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南京方面高度重视。

1935年下半年开始，张冲奉命参与同中共代表秘密谈判，其间曾到陕北瓦窑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张冲与周恩来合影

潘汉年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 CC 派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了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

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次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刘鼎和潘汉年都有秘密工作经验，分路同行。到西安后，刘鼎立即为潘汉年去苏区做出安排。

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1936年7月24日，张学良回到西安，向刘鼎致歉：“有急事赶回来，让你白跑了一趟。”刘鼎把在安塞情况向张学良汇报：“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了，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抗日的决心和热情，但是目前你的想法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听完后说：“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张奎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

刘鼎将潘汉年的身份和负有的使命告诉了张学良，引起其重视，表示乐于一见并愿提供交通方便，帮助潘汉年赴苏区。张学良在同潘汉年见面谈话时，陈述了他对推进实现西北发动的意见。

此时，陕北中共中央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

1934年，毛泽东和警卫员在瑞金。左二起：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

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内一直宣传“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但随着中日之间民族矛盾的急速上升和蒋介石对抗日态度逐渐发生的变化，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新的考虑。潘汉年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中国红军发展方向的意见，特别是他在莫斯科、香港、南京同国民党方面接触的情况。潘到达保安后的第二天，即 8 月 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

1936年，毛泽东和朱德在陕北

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蒋介石要同我们往来，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

周恩来在发言时表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两个实际问题：一是停止内战；二是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应该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的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合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

8月25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日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公西安再会张学良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风尘仆仆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商谈加强双方合作与逼蒋抗日问题。在张学良部逗留期间，潘汉年看到，张学良自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合作关系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为实现团结抗日作了充分的准备。潘汉年也觉察到，张学良在部队中，对联苏、联共问题依然讳莫如深，始终不敢公开宣传，害怕因此给蒋介石抓住把柄，造成祸患。

为帮助张学良打消顾虑，潘汉年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并向张学良建议，要在部队中公开宣传联苏、联共主张。因为联苏联共是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是政略和战略，以及与共产党交往的程度。他还告诉张学良，可以利用蒋介石的言行和国民政府的举动，说明当局正在准备联苏、联共，甚至把南京方面派人找红军的事，都可以张扬出去，这一建议立即为张学良所接受。

8月底，张学良便开始找师长以上军官谈话，公开表明联苏、联共进行抗日的政治主张，受到东北军将领的拥护。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做好这项工作，潘汉年还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派几名政治上强，并且能言善辩的干部到张学良部工作，充当张的代表，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联络，促使他们赞同联苏、联共的主张。同时，再派几名有相当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张学良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收到明显的成效，张学良感到非常满意。

潘汉年在西安逗留的最后几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张学良见面，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张学良把收到的前线军事情报，也都交给潘汉年过目，可见其对潘的信任。在交谈过程中，潘汉年还如实地向张说明了红军当前所面临经费、着装与给养方困难。张学良提出先拨款5万元，并帮助红军做批冬装。

在延安时期的潘汉年（左三）

8月26日，潘汉年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报，指示他立即返回陕北，面告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联络的方针。9月15、16 日，潘汉年参加了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我印象中汉年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是刚从共产国际那边来的，说话有影响。……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进一步巩固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分别致宋庆龄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的两封信，还有周恩来分别致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

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面，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潘汉年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回上海，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进行谈判联络。但是，他没有直接去上海，而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途中先到西安，准备再次会见张学良，向张通报有关情况，并深入磋商一些军事、政治问题。

潘汉年此次赴西安，是与中共中央派往张学良部工作的红军代表团同行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是叶剑英，随行的还有汪锋、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吴自立等人。为了安全和保密的需要，他们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形象，分别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名义上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路过西安，返回南京。

1938年，周恩来、彭德怀、郭沫若、叶剑英留影

身体偏胖的边章伍扮成代表团团长，穿高级料子服，胸前佩带圆形蓝色徽章，还挂着勋标；潘汉年本属典型的知识分子，温文尔雅，化装成秘书，黑西装，戴礼帽，还夹着黑皮包，拄着洋拐杖；彭雪枫化装成副官，扎武装带；而叶剑英身着士兵服装，化装成地位低下的马夫。大家化定装，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像“演戏”，不禁哈哈大笑。叶剑英严肃地说，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戏”一定要演好，如果露出马脚，可能有生命危险！

1936年10月2日，众人抵达西安。叶剑英和潘汉年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就如何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潘汉年把随身带去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征求他的意见。

对于后一个文件，张学良认为，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已成事实，因此不必再具形式签协议，免得被蒋介石抓住把柄。对前一个文件，张学良看后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提要求，蒋介石一时恐难接受，建议请中共中央写封信给他，提出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作为国共和谈前提，然后他再把信报告给蒋介石。叶剑英、潘汉年立即把张学良的建议电告党中央，得到党中央同意，于是产生了10月5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署名致张学良的信，要求停战和谈，并转达给蒋介石。

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合影

1936年10月6日叶剑英、潘汉年和张学良会谈，次日张便飞赴甘肃平凉检查部队工作。当时，红军拟定打击陇东中央军的通谓会战计划，张学良此行是要东北军各部守中立，配合红军行动。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对此乐观其成的张学良亲自部署东北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钳制中央军的作用。

11月3日，叶剑英会见张学良后，致电中央：西北空气大有进步，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不听劝谏、坚持“剿共”立场感到失望，转而考虑另寻办法，继续西北发动的准备。

抗战时期的叶剑英

11月中旬，叶剑英带着张学良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返回陕北保安。张在信中最为关切的是能否得到苏联援助的军事装备。他深知，若想在西北另立局面，光靠自身和中共的现有实力，难以与蒋介石及日本抗衡。张急切希望中共尽快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从新疆边境接取共产国际批准支援的军事装备，东北军方面将提供方便条件。

从10月初到11月初，叶剑英在西安工作了1个多月，完成了中央交办的许多工作。张学良经常通过刘鼎请叶剑英到其公馆会晤，详谈如何应付“剿匪”、开创西北抗日局面等军事、政治问题。

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就合作谈判进行了一系列接洽和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随着日军步步侵入，人民抗日热潮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使蒋介石顾此失彼。

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重视”起国共谈判，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谌小岑口授国共谈判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武装队伍参加抗战；(二)共方抗日武装队伍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但到了1936年10月，蒋介石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并解决东北军与西北军问题。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也相应改变。对等谈判已转变为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只是个人意见，潘汉年没有作更多的辩析。潘回到上海便将国民党政治上的倒退报告中央。

陈立夫（1900—2001），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吴兴人。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国民党中统创建人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首轮正式会谈。潘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蒋介石及陈果夫、陈立夫的两封信。在致陈氏兄弟信中，周恩来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 潘汉年根据共产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精神，向陈立夫陈述了中央关于双方共同对日抗战、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定红军屯驻地区、保持政治和组织独立性等合作抗日的政治目标。

对于中共的合作方案，陈立夫不置一词。相反，却一反其不久前所提之条件，声称代表蒋介石答复如下：(一)中共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三)目前，军队可保留 3000 人，师长以上人员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的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中共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商量。

显然，蒋介石与共产党接触谈判，仍在玩弄“剿”、“抚”结合的两手政策，其方针是企图借谈判之名，以达到“招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

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收编红军的条件，不能说是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谈判无果而终，张冲送潘汉年出饭店，特别向潘汉年表示，陈立夫对蒋委员长所提办法甚为失望，但他们将尽一切办法促成此事。

11月19日，陈立夫第二次邀请潘汉年在南京会谈，表明蒋介石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陈竟然还说：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据理反驳指出，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就没有必要了。陈又表示：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

潘汉年、董慧夫妇合影

潘汉年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陈说：这是我党及红军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最尽职的意见，供国共两党合作之参考。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四个条件时，陈立夫竟抵赖说是“子虚乌有”。至此,会谈已无法继续进行，当晚10时左右，张冲看望潘汉年，婉言申述陈立夫左右为难之态，望双方继续努力。

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合致电潘汉年，明确表示“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陈立夫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1969年回台定居。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提出“中国文化统一论”，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12月初，陈立夫又派张冲来沪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如蒋对红军完全绝望，他必与日妥协；要求陕北回个电报，对保留军队数目可以要求多些，并可要求一定防地。

潘汉年回答说：“我并非毛派来接洽收编问题。”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先后从南京和上海向党中央发了四份电报请示。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

12 月 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需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解放初期的潘汉年

潘汉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潘汉年与陈立夫的二次谈判，虽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缺乏诚意而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但毕竟为日后的国共合作打下了一些基础，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做了准备。

七贤庄交通站

不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外国医生温奇·海伯特（又名冯海伯，犹太人，牙科医学博士）来到西安。他是德共党员，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

牙医博士冯海伯开诊启示

刘鼎带海伯特去见了张学良。张正需要一位医术高的保健医生，对海伯特来西安开办私人诊所表示赞同。有了张的支持，开办诊所和在诊所掩护下执行秘密任务就更方便也更安全了。刘鼎带着海伯特在西安寻找适合开办诊所的地方，最后看中新建的七贤庄1号院，离火车站不远，很僻静。“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诊所”挂牌开业了。

在海伯特诊所的名义下，一批又一批医药和医疗器械等物资，从上海发到西安，从容搬进七贤庄1号院，攒到一定数量后，就用东北军第67军的汽车，捎运到陕北苏区。接送这些物资和出入苏区的人员，不能让国民党宪兵、政训处特务发觉，也不能让东北军一般官兵知道。刘鼎与王以哲军长、赵镇藩参谋长直接联系安排。

为协助海伯特料理日常事务，刘鼎通过党组织从上海请来女共产党员夏明，以护士名义住到七贤庄诊所。夏明(1909-1987)原名李英，是邓中夏烈士的夫人，有地下工作经验，是秘密联络站的骨干。

涂作潮(1903-1984)，湖南长沙人，中共早期电台专家

挂着牙科诊所牌子的七贤庄1号院成了中共在西安的秘密联络站、交通站、接待站。交通站架设电台的工作由涂作潮完成。涂1924年入党，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早年也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秘密为苏区和红军培训无线电干部。红军长征时他因病未能随行，辗转到上海。刘鼎约他到西安建立党的电台，安排他住在张公馆附近孙铭九的宅院。

西安事变前夕，上级需装配一台能和全国通报、功率达100W的电台。涂作潮冒险上街采办零件、组装。西安事变前3天，他奉命搬进张学良公馆，在那里继续装配电台。不久，他和那部100W电台从张公馆移到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这时，李克农、曾三、伍云甫等都住在七贤庄。100W电台重新装配好后，便交由办事处的领导使用，通讯效果很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台白天收听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稿，晚间再转播出去。当时陕北苏区的电台功率小，东南沿海、西南方向收听不到苏区的声音。在七贤庄诊所的地下室安装的100W大功率电台，可将讯号发送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远至苏联、日本都能收听到。一天，东北军通讯处长蒋斌向张学良报告，说陕北苏区的电台功率很大，都要把我们的电台盖住了，要求换新电台。他哪里知道，传播苏区信息的电波，就是从西安市内七贤庄1号的地下室发出的。

雷霆震怒 黑云压城

蒋介石不断加紧对张、杨的施压。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分别召见张、杨，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张学良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杨虎城说：“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蒋介石训诫：“剿共势在必行”，“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他来解决。

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向军官训练团军官训话。一起听训的，还有西北“剿总”和17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参加。讲话是蒋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继续“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持异议者的威胁：

“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蒋介石与蒋经国、蒋纬国合影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月，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他调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30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一百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

中原大战时期的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新的“剿共”大战迫在眉睫，10月30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面见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蒋介石回答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

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蒋介石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11月1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介石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极为沮丧。同时，蒋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大镇压。11月23日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领袖，先后查封了14种进步刊物。

阎宝航

1936年11月初，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11月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蔡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他们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表示，不再参加内战，要实行联共抗日，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他还表示，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

1936年11月，张学良（中）陪同蒋介石夫妇等国民党高官参观汉武帝茂陵（右一为杨虎城）

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于12月4日又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一到华清池，他就分别与东北军和17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张、杨当时已经知道蒋介石有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向红军进攻。第二个方案是：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中）在西安视察，其右为杨虎城，杨虎城后面是张学良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去华清池晋见蒋介石，在蒋屏退左右之后，痛切陈说利害：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自己对蒋一贯忠诚，所以对这样重大问题，不能不据理力争。两人争论了两三小时之久，张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回西安后找到杨虎城，见面就说：“失败了！”劝说不成，两人下决心实行兵谏。张建议杨再去劝蒋一次，做到仁至义尽。杨去劝蒋说，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红军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再对内用兵。蒋仍固执己见，认为这一次有把握消灭红军。他对杨说，17路军军官中，如有不愿“剿共”而主张现在抗日的，要放手撤换。

一二九运动纪念游行

张学良、杨虎城12月8日再次会商，初步议定兵谏计划：东北军负责执行华清池扣蒋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17路军负责执行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军政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控制火车站等任务。具体行动日期要根据形势和准备情况再定。

1936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向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前集结，准备举行纪念大会。当队伍还在行进时，警察在东大街突然鸣枪威胁，流弹打伤一名竞存小学的12岁学生。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要求惩办肇事的西安公安局长马志超。

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先遣现驻西北边疆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和17路军，组织援绥联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即令前方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讨抗日救亡大计”。通过宣言后，大会派代表团进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递交请愿书。接着，游行队伍又到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请愿书。沿途高呼口号，愤慨激昂。学生们对各处接见者的答复都不满意，于是又列队去临潼华清池，拟向蒋介石当面请愿。

蒋介石闻讯，立刻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令其制止学生“胡闹”，不准到华清池；如果不服制止，就派军队去镇压，并连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驱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召集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暗示要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学生群众满腔悲愤向张请愿。

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救亡意志使张学良深受感染，他激动地对学生群众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见张学良的态度十分诚恳，同意不去临潼，返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乘势又陈述民心所向。蒋怒气冲冲：“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呢？你到底是学生的立场呢，还是国家大员的立场呢？”争论到深夜，张愤愤而归。

误判虚惊 紧张部署

同日晚，张、杨联名邀请南京来的军政要员在易俗社观看陕西地方戏秦腔。看戏中间，发生了一件几乎破坏兵谏计划的严重误会。

黄昏时分，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因事去找驻在东城门楼的东北军卫队2营营长孙铭九，当时孙铭九和军士正乘卡车准备出发，仓促间只告宋去临潼，未说明何事。宋文梅误以为东北军已经开始行动，慌忙回去报告，杨虎城立即指示赵寿山按原计划做好部署并包围易俗社，俟临潼方面发出信号，开始行动。及至夜11时孙铭九回来，宋方知弄错情况，急忙向杨报告，杨即下令收兵。

这场误会，使张学良、杨虎城意识到人心浮动，事不宜迟。次日一早两人即商定：10日准备好，11日夜半发动兵谏。这天上午，张学良安排刘桂五随自己到临潼晋见蒋介石，名为请训，实系观察华清池的道路和地形。

刘多荃（1897—1985），字芳渡，辽宁凤城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张学良卫队副队长，1929年晋升为东北军师长，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日决定实行兵谏后，张、杨分别进行了紧张准备。东北军方面，以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105师第1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2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1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1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担任扣蒋任务。此外，还调回驻甘肃固原的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6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准确，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

赵寿山（1894—1965），原名赵生龄，陕西省户县人。西安事变中，赵寿山和孔从洲、许权中受命指挥西安方面战斗，任西安公安局长。后任第38军军长、第三集团军司令。1947年进入解放区，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17路军方面，以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主要担任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等处的蒋系军政要员的任务；孔从洲的警备第2旅和李振西的教导营负责解除宪兵1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以及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炮兵团负责车站方面的警戒。

孔从洲（1906—1991），开国中将。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警备第2旅旅长。西安事变中，指挥所部参加解除南京国民党驻西安军、警、宪、特武装的行动，为张学良、杨虎城顺利实施活捉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

为保证行动的准确、迅速，孔从洲部还在西安城内按蒋系军、警、宪、特驻地的位置，进行了军事演习。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张学良每天照常到华清池去晋见蒋介石，保持着内张外弛的局面，避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

再无踌躇 紧锣密鼓

蒋介石二次来到西安，全力督导“剿共”战备。65架作战飞机已经调到西安、兰州；中央军方耀煌部陆续开入潼关，进驻咸阳；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刘峙指挥的10万军队已经摆在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西进；一批重要的高级将领和幕僚陆续来到西安。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几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都没有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参加。12月11日又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并准备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当时西安还传说蒋介石决定命张学良驻洛川、杨虎城驻韩城督战。以上这些，表明了蒋介石已经对张、杨不信任，有意削弱他们军权。

12月11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军事计划（杨虎城、于学忠因准备当晚宴请来陕大员未参加)，并定在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并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事态发展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已再无踌躇余地。11日晚，张、杨联名宴请南京军政要员。宴后，张、杨各回自己公馆，安排当夜的军事行动。分手前，张对杨说：“我做总指挥，你做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你的公馆。”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12日凌晨举行兵谏，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澂流、105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第4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

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10月间在西安，11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应德田：《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1集）

接着，张宣布具体行动安排。大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答：“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

随后，张学良又请刘鼎将这一行动电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刘鼎迅速将电报发出。电称：“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刘鼎回忆：“此前，张学良担心发出这样的电报被破译，所以在行动开始后才通报。”（《刘鼎札记》）。

杨虎城、邓宝珊于重庆留影

杨虎城召集17路军在西安主要将领17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51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等紧急开会。

杨虎城宣布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17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

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17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42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3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

午夜12时后，张学良带领十几名高级将领和幕僚来到新城，与杨虎城一同坐镇指挥。他们互相交换了准备的情况，随后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人起草准备向全国说明发动兵谏原因和要求的通电。

“我把天捅了个窟窿”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华清池。4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1营1连迅速解除驻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2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30多人展开枪战。

汪日章 (1905—1992)，浙江奉化人。1932年4月到1938年6月任蒋介石官邸侍从秘书后（兼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是蒋介石的亲戚当中最接近极峰之人。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蒋介石侍从室第四组组长兼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警卫人员聚集在蒋介石室前的平台上，凭借石栏进行顽抗，侍从官跑进室内向蒋介石报告。蒋来不及穿衣服，即由侍从人员搀扶着向后墙奔逃。这时枪声越来越密，还夹杂机关枪声，子弹集中射向我们所住的三间房子。”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西北剿总”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带领士兵数人“冲进我的卧室，他两手各执手枪，两眼发红，气势汹汹厉声问我，‘委员长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他就把我押送到大门旁的一间小屋里，经过通道时，见有蒋的卫士数人被击倒在地，又见钱大钧受伤由兵士数人扶着出去。”

钱大钧是在枪战中被流弹打伤，副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经过猛烈攻击，一部分人冲入蒋介石居住的五间厅内。此时室内空无一人，但蒋介石的衣帽、假牙、黑斗篷仍在。蒋介石听到枪声，即同侍卫一起仓皇出走。黑暗中爬墙而过，跌入墙外深沟，碰伤脊背，由侍卫搀扶上山躲藏。唐君尧把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向刘多荃报告并经刘用电话报告张学良。

捉蒋之地

张学良下令搜山。王玉瓒、孙铭九带领所部分别从左、右两侧上山搜寻，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发现了躲藏着的蒋介石。战士们把蒋介石唤出来。

蒋介石不知来的是什么部队，连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答：“奉副司令命令，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

华清池边兵谏亭

这时蒋介石才明白搜山的是东北军，便厉声喊道：“叫你们副司令来！”孙铭九劝说：“此地不安全，还是请委员长下山吧。”在官兵们扶掖下，蒋介石下了山，又被送上事先备好的小汽车，由唐君尧等护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

“你看究竟是谁不抗日”

张学良接到刘多荃从临潼打来的电话，报告蒋介石已经捉到了，他命令刘多荃立即派车将蒋送到新城来。至此，张杨两人彻夜紧张的心情马上松了下来。

张学良十分兴奋地从内衣的口袋中掏出一个小皮包来，向杨虎城说：“这次我可要说一说了，你看究竟是谁不抗日，究竟是谁断送了东北！”说着，把那个小皮包的锁链一拉，拿出一张电报纸来，这就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电报。

电报原文大意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据说这个小皮包是张学良专为盛那封电报而特制的，并且经常把它当做护身符藏在自己的内衣口袋中，以便再万一的时候，拿出这份电报来向全国人民表明九一八不抵抗的事实真相。这还是张学良第一次拿出来公开给没人看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临潼方面枪响以后，城内17路军各部队也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包围西京招待所，将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25军军长万耀煌、铁甲车司令蒋锄欧以及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高级军政人员，连同他们中一些人的家属，全部拘留起来。

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企图越墙逃走，被士兵开枪打伤，送至医院不治身死。孔从洲指挥的警备第2旅和李振西指挥的教导营迅速解除了中央宪兵1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的武装；占领了机场，扣留所有作战飞机和飞行人员；还拘留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等人。12日午前8时，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兰州方面，东北军51军于12日凌晨接到张学良密令后，当晚拘留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主要官员，解除了驻兰州的中央军两个团的武装，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8旅旅长黄永安也于12日凌晨接到张学良密令，要他率部并和中央军校4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军士一起，迅速占领洛阳并封锁机场，他却向驻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驻大荔的17路军第42师师长冯钦哉接到杨虎城命其立即兼程渡过渭河、占领潼关以阻中央军西进的密电后，一面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一面佯称“事先无备”，拖延行动，致使中央军第28师董钊部得以抢先占领潼关，对西安造成威胁。

西安各界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之举

汪日章与萧赞育（黄埔一期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等人被转送至西安城内一处军营内。午饭时，有一大桶粉丝白菜汤，一大桶大米饭。“我们无心吃饭，几个人又被点名押了出去”，分乘小汽车，来到西京招待所。汪日章和萧赞育同住一个房间，从窗口望去，外面是一个广场，群众正在集会，旗帜招展，呼喊口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萧赞育不胜惋惜：“西安方向早有不稳之说，委员长知道这一情况所以亲自前来处理，不料反被扣押，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八项政治主张

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爱国领袖；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等叩文。”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刊《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后来成为西安三方面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的基础。

张学良为争取南京方面助力，有利于事变和平解决，继通电之后，又分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说明只要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他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说：“……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他在致宋美龄的电报中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

张、杨发动兵谏后，为了取得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素有联系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等，请他们“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致电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说明真相，征求意见。12月15日又决定派代表分赴广西、山西、绥远、山东，向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等详细说明兵谏真相和目的，争取他们的支持。

张学良、杨虎城为贯彻自己一向所持的主张，采取了如下一些必要的军政措施：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设立幕僚机构(设计委员会、参谋团)；改组陕西省政府；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改造旧部队，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援绥军北上抗日，收复失地；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政治犯。

12月12日，潼关为中央军第46军占领，前锋进逼华县，华县车站仅驻有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1个营。为防御中央军进攻，张、杨作出针对性防御部署，电令驻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

兵谏初衷

张学良、杨虎城为使西安军民、全国各界以至全世界人民明了西安事变真相，揭露南京亲日派的造谣诬蔑和消除国内外的种种误解，在事变发生后多次发表讲话。12月13日张学良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全体职员讲话，14日、15日张学良、杨虎城到电台发表讲话，16日张学良致电路透社、泰晤士报记者，19日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等等。每次讲话中都说明采取兵谏做法“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只要民族能够争取生存，为功为罪，非所计较”。

12月16日，张、杨在“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张学良讲话指出，“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不是打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面两项事实，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和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双十二事件。……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和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的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杨虎城讲话指出，“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抗日救国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就是要抗日。因为蒋委员长的主张有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于万不得已中，才举行了兵谏。所以这次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在过去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是抗日的后方，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绥远以来，西北也就跟着形势的转变而变为抗日前线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应该认清我们的责任，就应该团结起来，巩固西北国防，就应该准备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以保全国家民族。我相信西北民众是认清了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革命不只是理论和口号所能成功，必须拿热血与头颅硬干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更应知道，双十二义举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更应当扩大一步团结全国同胞，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人员讲话中，更加全面地阐明了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和决心以及对待解决事变的态度：“……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四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中共力主 和平解决

控制住了蒋介石后，在实行兵谏提出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于12月12日凌晨5时前致电毛泽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收到西安事变消息，中共迅速采取措施，支持张、杨义举。政治局召开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撤销与决定相抵触的指示。12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建议他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倾全力团结好东北军与17路军；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与17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

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党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动员舆论界支持，并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杨八项主张。

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人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事变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恳切希望采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真理报》（俄文：Пра́вда‎，英文：Pravda），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托洛茨基于1908年10月3日创建于奥地利维也纳，针对俄国工人发行。1918年至1991年间成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图为1921年6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布报道说“中国的革命热情正趋于高涨”

12月12日中午（莫斯科上午7时左右），中共中央把西安事变情况电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由于苏联《消息报》和《真理报》自13日起，连续指责张、杨勾结汪精卫受日本操纵搞军事阴谋，中共中央接连几天，反复将事变的真相、性质和中共所采取的和平解决方针与步骤等电告共产国际，希望动员世界舆论给以赞助；并切望通知苏联予以大力支持和争取英、美、法赞助中国抗日。

对中共中央是否独立自主地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不少人存疑，其主要依据是张国焘说过：因为12月13日共产国际发来了由斯大林起草的“有名的和平解决的指示”，所以中共才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349页）

事实是共产国际曾致电中共中央，但日期是16日而不是13日，而且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共要求重发。20日重发电到，签发人是季米特洛夫而非斯大林。电文是：“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建议采取以下立场……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必须考虑现实，中国共产党应根据以下原则坚持主张和平解决冲突：（一）改组政府，使一些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二）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三）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间与红军合作。（四）与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与苏联的谈判》)但不要提联合苏联。（该末句系根据国内档案增补。——编者注。）

共产国际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与中共是一致的，但在要求、步骤等方面不如中共提的广泛、明确。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张学良曾问他：共产国际态度怎样？周答：还没有得到回复。（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致毛泽东电。—— 编者注）这也是电报迟到的一证。张国焘所说显然是有意混淆视听。

（左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在西安

17日下午，刘鼎用飞机将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由肤施接到西安。该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193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编者注） 周恩来总负责，秦邦宪（博古）管党和群众工作，叶剑英管军事工作，李克农是秘书长。秦、叶、李三人后到。代表团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

这时，前线形势紧张。于右任电告张、杨，他要来西安宣慰。宋子文也准备来西安商谈。西安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认识不一。

张学良率属员在公馆等待周恩来一行，见面后立即商谈。张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谈到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交流，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问题。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势将引起更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亡华创造便利条件。应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根据国内外形势，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西北“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军情紧急，张学良提出：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红军必须参加，用主力打击西线的胡宗南等部，如胡部退却，主力再移到渭水下游左岸侧击中央军；17路军守卫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北备战。周恩来表示：如南京方面挑起内战，就坚决防御，同时要宣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分化国民党政府内部，争取国内外同情，缩小内战，推动抗战。张学良对这些主张都表示同意。

这次会谈顺利。周恩来感到张学良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又是发动事变的首要人物，从西安方面来说，贯彻和平解决事变方针没有什么困难。张学良确认了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事后曾说：共产党给他们作了很好的参谋部，意见都是为未来考虑的。会谈后，周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谈情况并问共产国际有无回电，说张对此非常关切。（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集》）

周恩来在陕北瓦窑堡

18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曾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曾判断，经过10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意外，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

杨虎城也坦率地提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英、美、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杨虎城同意周的看法和当前的军事部署，但怕报复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20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红军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位一体”正式形成。红军代表团成员得以分头参加群众工作、宣传工作和保卫西安的安全工作。

“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事变发生后，国内反响强烈、复杂。12日当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邀请蒋氏夫妇的重要澳籍友人端纳（曾先后给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作顾问，与张学良交情深厚）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4日下午，端纳辗转洛阳到达西安。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蒋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张、杨对他并无恶意。端纳表示同意张学良提出的主张，承诺竭力去说服。会谈结束时，他一再告诫张学良，干万要保证蒋的安全，如他性命不保，中国必然大乱，这只能对日本有好处。

12月14日，张学良在读宋美龄托端纳转交的来信

傍晚，在张学良陪同下，端纳来到临时扣押蒋的地方。一进屋，他就看到蒋躺在一张木床上，拿毯子蒙着头，面向着墙，一言不发。

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认为自己能活着出去的希望不大，他甚至已经写好了三份遗嘱，分别给自己的妻子宋美龄、两个儿子以及全国国民。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因被扣押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愤慨，在西安事变当天和第二天，他分别在日记中写到：“余为蒋委员长，今即为你等所执，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生而辱，不如死而荣。”蒋介石怕遭受到侮辱，也担心中共会趁机除掉他。

当听到有人用英文对他说“你好啊，委员长”时，蒋介石猛地转身坐起。他做梦也想不到端纳会站在他的面前，顿时激动得流出泪来。他在《西安半月记》中写道：“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

端纳趁热打铁：“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俯下身子用手在地上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

听了端纳一席话，再看宋美龄来信，又联系到张学良、杨虎城对其态度，蒋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也明白了“兵谏”的真实意图。蒋固执的态度渐渐地转变了。在张学良、端纳的陪同下，蒋顺从地搬到了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

当晚，端纳便将张、杨无意杀蒋而只是要求其停止内战、领导抗日的电报发回南京，他的消息使神情高度紧张的宋美龄等人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也廓清了纷传于南京的五花八门猜测。紧接着，端纳带着蒋介石命何应钦停止进攻和让宋子文前来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手谕回到南京。

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把端纳的此次西安之行，比喻为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而对他大加赞扬。

谈判斡旋 深明大义

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见宋子文后，谈了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要宋劝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随即一齐去见蒋。看到宋美龄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情绪激动。蒋在自己所著的《西安半月记》中写道，只有加紧军事进攻才能脱险，并把进军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

宋子文、宋美龄兄妹

宋子文此行，偕因“《活路》事件”（1936年春，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编写的宣传抗日小册子《活路》，被国民党特务误认为17路军参议郭增楷是编写者。—— 编者注）被误捕的郭增恺同行，目的是要郭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见杨虎城后，向宋子文转达了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了解了杨虎城的态度，很高兴，但却没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郭增恺主张宋子文去见周，因为周是个关键人物。但是，宋子文顾虑何应钦抓把柄，对他不利，因而不敢单独与周见面。郭增恺会见了周恩来，说宋子文同情西安的政治主张，因为他早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郭增恺：《双十二事变随宋子文去西安》，全国政协存稿）

周恩来要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同意与他面谈，否则也把中共方针转告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后，宋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十分赞赏。（周恩来1936年12月21日向中央报告电）

至此，宋既弄清了西安三方面的态度，又看到蒋介石是安全的。宋子文回南京后，到处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这一来，又煞了一下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的气焰。（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南京方面了解张、杨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1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因蒋鼎文与何应钦关系较深，也同去。

宋美龄搭机抵达西安，走出机门时，宋子文和端纳伸手扶她

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一行于12月22日下午飞抵西安。经洛阳时，宋美龄告诫各将领：勿进攻西安，飞机也不得飞近西安。她到西安，见东北军与17路军戒备森严，后面又有红军支持，从而加深了一旦大战爆发将使日军乘虚而入的忧虑；又想到打起来，蒋介石的处境会十分危险。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宋等在张公馆稍憩即去见蒋。因事前未曾得到通知，蒋乍见宋美龄到来，甚感惊讶。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载：“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

蒋表示他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允诺。宋美龄把南京情况告诉蒋，说全国民众关怀他的安危也是从国是前途出发的，劝他既从国家民族考虑，也要顾及个人安危。当天，宋美龄与张学良会见，张表示他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而且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宋见张态度诚恳，意识到她之前以为西安方面要钱要地盘的想法也错了。她批评张此次行事太莽撞，同时希望尽快收拾“危局”，送蒋回京。张表示他也愿意早日解决，但需要和杨虎城商量。他告诉宋美龄说，杨和部属怕释蒋后对他们不利，要求有保证才能释放。宋感到此事棘手。

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使蒋介石终于同意了西安方面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决定由宋美龄、宋子文出面谈判，指示了谈判条件。22日，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表示同意。宋提出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

23日、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作了两次长谈。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1935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子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处。

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

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宋要求周劝杨虎城早日释蒋。周应允。第二次谈话时，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23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条：（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

下午继续谈判，宋子文先就六条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宋提出：可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组为抗日政府。他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长进行调整，并吸收进步人士入阁。宋子文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他回南京，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蒋再回南京。

西安事变前留影。左起：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

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领导，准备抗日，国民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答：此事可转告蒋介石。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六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至73页、192页等）

24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龄也参加。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再次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

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

这天，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他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改组国民党，联俄、英、美等，在改组政府方面要孔、宋与张商定名单，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令何应钦出洋。至此，蒋介石基本同意西安方面的六项要求(增加了改组国民党一项)。（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

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蒋说，周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

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蒋介石大感意外。他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停止内战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送蒋还都 “负荆请罪”

除张学良外，西安三方面的人都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放蒋。

设计委员会在23日开会，集中地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共提了三个条件：（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二）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三）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第三条是主要的一条，也是一致的意见。

杨虎城为梁寒操所写的楷书: 千顷澄波黄叔度，一时文采阮元瑜

杨虎城一直主张放蒋要有先决条件。兵谏以后，他曾和幕僚们商议过，设想要蒋秘密签署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作一次广播，表明态度。杨第一次见周恩来，周曾表示没有保证不轻易放蒋，杨很高兴。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张学良问杨虎城，如蒋同意团结抗日，是否可以放他回去？杨明确表示应有先决条件，至少蒋介石应先以谈话方式向全国表明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能释放。杨又说，放蒋是重大问题，必须三方面都同意，才好向部队和群众交代。（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

高崇民（1891—1971），辽宁开原县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张学良秘书。西安事变的重要幕后推手。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23日下午，高崇民把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意见向张、杨汇报。杨默不作声，张听了着急，怕出大乱子。24日下午，张学良在其公馆办公楼上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他简要介绍谈判情况，透露蒋介石很快要走，表示自己要亲自送到南京。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

张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23日会上提的条件。

张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因为23日会上曾经有人提出让阎锡山作保，张就这个问题又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这样的人不能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

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又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何柱国：《西安事变亲历记》，《团结报》第535号）

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

24日晚上，张学良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等劝张不必送，怕蒋变卦。张坚持要送，并向王等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宋子文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讨个吉利。张表示原同意早日放蒋，但是下面有不同的意见，需要做说服工作。24日下午和晚上的安排都是为了办这件事。当天晚上，高崇民又给张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

25日早上，突然生变。宋子文收到东北军和17路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的一封联名信，提出放蒋走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何柱国：《西安事变亲历记》，《团结报》第535号）

宋子文大惊，蒋介石、宋美龄惶恐不已。宋子文立即要张学良想办法。张感情况严重，决定悄悄送蒋走。张学良从兵谏开始就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团结抗日，就放他走，还拥护他作领袖，领导抗日，并准备亲自陪送去南京赔罪。这在事变初致孔祥熙、宋美龄电中表示过，在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中更说得明白：“我准备跟他（蒋）同去（南京），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公平的审判。”

张学良通知蒋、宋等整理行装，准备离开。张自己把简单的行李塞给端纳，要他别声张。（何柱国：《西安事变亲历记》，《团结报》）

1936年，高崇民（左）在西安与杨虎城合影

张又对高崇民重申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惜牺牲团体和个人的主张。

高说：“这是三方面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

张回答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

（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全国政协《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一集）

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找杨虎城，杨仍然坚持没有保证不能放蒋走。下午，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来，杨到后，张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这时，蒋介石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张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蒋介石、宋美龄结婚照

张、杨送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到机场，那里有两千多群众等着欢迎预定来西安的傅作义将军。蒋介石不明所以，紧张地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蒋又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应承认。”“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张学良将手谕交杨虎城，内容是请杨自25日起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从杨和于学忠的指挥。蒋、宋等随即登机，张学良也登上自己的飞机，同时起飞赴洛阳。这时大约是下午4点钟。

一一 刘伯承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书

周恩来24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分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的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中央书记处1936年12曰24日24时复周、博电）

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有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已经开始行动。送蒋之事张学良未及通知周恩来。孙铭九知道张送蒋回京消息后到周那里问询。周立即赶往机场，想劝张不必亲送，可惜晚了。周恩来扼腕长叹：“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周恩来、张学良从此天各一方，再无见面之日。

返回南京

12月26日早上，蒋介石夫妇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由战斗机护航飞往南京，张学良的美籍私人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驾驶当时最新型波音247型飞机随后。

飞行途中，遭遇了一场沙尘暴，伦纳德趁机劝张学良不要去南京。张学良很淡定：“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有人要杀我，就让他杀，我不在乎。”

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1937年4月20日，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战略目标的实现。虽然此后蒋介石在联共问题上有所反复，但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与高瞻远瞩。

西安事变不仅是国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一 未完待续 一一

吕海燕: 原国家高级检察官。

胡山: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首任部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