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我军的连队包括军校的中队，一般都有个俱乐部，乃基层文化建设必备必检场室之一。不过你如果因此与舞池、乐队、茶歇、高脚杯甚至高跟鞋作联想，那一定是神剧看多了。</h1> <h1> （一）</h1><h1> 八十年代的步校，每个学员中队占据一栋两层砖楼（见此图背景），带东西向贯通中央走廊的那种。楼上是宿舍，楼下是功能室，我们的俱乐部就在走廊北侧的最西头。多大说不准，反正全队百把二十个，带小板凳基本坐满。俱乐部的C位是西墙上的大黑板及“黑板脚”，没有舞台，也从来没布置过舞台。其对面，也是我们的背面，是整墙的全队学员每科考试成绩公布栏。北墙当然是窗户了，南面除去一边一个门，用来布置一些带娱乐性质的版面，连同一旁的黑白电视机，顽强宣示着，这个平日空荡荡的场地的娱乐属性。</h1><h1> 电视还处于稀罕物阶段，看电视作为相当高级的文化活动，在俱乐部带给我们最初的欢乐。新闻联播雷打不动，学校把它作为时事教育的一个环节，而我们嘴上不敢说，心底里更多视之为娱乐。军校生活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一天中难得的放松，就指这半个小时了---不，是三十五分钟。一开始并不包括天气预报，这五分钟时间也是大伙争取来的，理由是军事与气象不分家，看了天气好训练。</h1><h1> 只有到了周六晚上这个法定自由活动时间，俱乐部的电视才没有这三十五分钟的限制。我们入学时正赶上《敌营十八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追剧。不久居然有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追了几集，后来停播了，估计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我还能模仿该剧那紧张急促的片头音乐。</h1><h1> 改开之初可能是版权管理不严吧，常有电影与电视几乎同步播映的进口片子，如《最后一颗子弹》《虎口脱险》等，而且专挑我们才有空档的周六晚上播出。时间较固定，晚八点半开始，一般一个半小时内结束，正好熄灯。但电视台也有晚点的时候，有时甚至拖到九点才开始，把我们这些攥着《广播电视报》节目单，苦等一周的学员们，急得直骂电视台拖拉不守信用。这时区队长还有一开始带我们的班长们会跟着起哄，他们也是年轻人，比我们还担心这好剧看不完。这架势一般队长教导员扛不住，都会请求大队特许推迟熄灯。</h1> <h1> （二）</h1><h1> 新闻联播都能看出乐子，军歌自然是可以唱出花儿的，尽管那些歌词“像炸药、像炮弹”的直白。至今还会哼的军歌，几乎全是在这个俱乐部里学的。我们是入学即入伍，所以第一首歌叫《我当上解放军》。教歌的好像是蒋同学，队里能在我们入学几天时间里，就从中弄出个教歌的，也是神了。没多久学唱《说打就打》，终于与儿时记忆中的家门口驻军战士的调调对上了，这一刻，在俱乐部，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归属感。</h1><h1> 最具“俱乐”气氛的当属联欢晚会。“舞台”就“黑板脚”那么几平米的地儿，一个班排成一列一齐表演，已经是最大的场面。但年轻人天性使然，个个自带氛围，更不用说还是高考百分之八录取进来的学生兵。入学后的第一次春节联欢，我表演的曲目是南音《渔村喜丰收》，那时泉州还没申遗，我怕大伙搞不懂南音，只好忍痛地将其降格为“家乡小调”。在高手如林的学生兵学员队，我这个小节目乃至小特长，始终没引起队领导的侧目高看，更没给我的学业加分。但从此我仿佛成了大伙心目中典型的闽南人，更有把我看成是渔民后代的，虽然我那时压根就没见过海。</h1><h1> 在随即到来的台湾闽南语歌曲流行风中，因为有那首“家乡小调”作铺垫，我用不着怎样偷梁换柱就顺势转型，在爱唱歌爱追风的年轻学员中，成就闽南民谣担当。以后的中队俱乐部里，我只能一次次地被这么推着，去表演《天黑黑》《丢丢铜》之类（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亦如此）。有一次一下找不到合适的，干脆唱起《望春风》，在那个时代你要说它是靡靡之音也差不离，但因为唱的闽南语，能听懂的没几个，照样博得阵阵掌声。到后来队里几位闽南语歌曲爱好者，都快奉我为师了。其实绝大多数歌我听都没听过，好在我一懂闽南语，二还识得简谱，每每都能应付下来，这个架子也只好这么一直端着。</h1> <h1> （三）</h1><h1> 俱乐部还是我们的第二个教室。有时干脆就是上大课的第一教室。比如有一次讲《近代史纵横谈》，就直接在俱乐部，而且是全队提前半小时结束午休开始上的课。但大家都没怨言，因为任课的李教员上完课后，得急着回家料理母亲后事。课讲得怎么样没印象，但全队绝对是屏着呼吸听着他讲完的，从头到尾充满敬重。这是我在军校听到的课堂最安静的一课。</h1><h1> 队里很懂典型的教育意义，他们来自上一届的学生兵，战斗骨干队的英雄，其他队包括本队的佼佼者。他们没有没有讲台，没有话筒，就这么站在俱乐部的“黑板脚”，现身说法、传授真经。第一个给我们谈体会的叫胡晓怀，让我们这些初入校门者好生羡慕，日后还成为我非常要好的同事。他是上一届学生兵，那时刚从作战部队实习半年归来，带来了许多新鲜经验。他人子不高但意气风发，长满痱子的粗壮的小臂，比划着据枪动作的样子，至今占据着他留给我的封面印记。</h1><h1> 军校的政治教育很多，而且都安排大量课时用于讨论，这时俱乐部就成为中队组织大交流、进行思想碰撞的场所。看人家培江同学，沉稳大方，娓娓道来，说他是教员我都信；看人家森昆同学，引经据典，激情满怀，那个周恩来总是用最后半块馒头把碗底的油汁揩干净的故事，人家咋就知道得这么早、运用得这么好。这时，我报之最初的仰视，教导员则是时不时地点点头以示赞赏。</h1><h1> 据说，教导员也曾为我点过头。那次队里为了配合近代史教育，组织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赛诗会”，每个班上两首。我的那首也上了，是首七言诗，记得最后两句叫“炮台浴血千古恨，珠江怒号泣先驱”。说是赛诗，最后都没评奖，孙升、文兴等同学受到教导员的当场赞扬，我呢，收获了教导员的一次点点头。我是对着大家朗诵的，当然看不到教导员的现场表情。点点头都是我们轮值的范班长说的，我选择“宁可信其有”，直到现在。</h1> <h1> （四）</h1><h1> 坚信高光，可能也是平衡低潮的一种需要吧，因为俱乐部作为全队唯一室内公共场所，也见证过我们成长的烦恼，成长的委曲。那个下午在俱乐部上大课，课间操到了跳跃运动时，我不知哪根神经突然被撩拨，跳得特别高，也拍得特别响。引来的却是一阵“反向”批评：“黄某某跳高跳不过去，做个操跳跃运动也跳不起来。”我当即认定这是一种“就瞧我不惯”的发泄，所以继续上课时，我是带着非常差的心情进了俱乐部的。</h1><h1> 没想到坐下来后我跟前的二班长忘了戴帽，而我仍浸在课间操挨批的情绪之中，根本就注意不到。只听背后传来一阵责怪：“二班长帽子不戴起来干嘛？”更严厉的呵斥还在后头，而且转向了我：“后面的人是不是眼瞎了，黄某某你就不会提个醒？”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当时的我就觉得是伤口被撒把盐，直接破防。好在这时任课教员还未进来，我这两汪委曲的泪水，才没有被人正面发现。</h1><h1> 解铃的不是系铃人，而是三班长。当晚又是全队俱乐部集合，教导员在讲评前一章政治教育小测时，批评有的同学碰到没复习好的，就一字不“蒙”整个“放空”。这不是指我吗？我正担心来个一日三连批时，有人接茬了，三班长。只听他非常轻地嘟囔了一句“没时间”，没想到被教导员听到了：“还没时间？强词夺理。”这时欲问他是否也有“放空”的我，左脚已经碰到左前位置三班长的小板凳，被教导员这么大声一喝，只好“空中悬停”了。但三班长觉察到了，而且像是二班长碰他似的，便把脸转向右边。这在教导员那个方位看来，这妥妥的是扭着脸以示不满，于是便点名了：“三班长你还有意见？你还作什么鬼脸？”三班长赶紧辩解说：“我以为二班长问我什么事。”二班长当然一脸蒙圈地说没问，这下惹得教导员直接下令三班长写检讨。</h1><h1> 这种阵势下我根本没勇气承认是我招的三班长，只能在解散后他忙于写检讨的时候，向他轻轻道了声“对不起”。只听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当然知道是你碰的我了”便打住了。他的下一句一定是，“但你今天压力够大，算我帮你分担一些吧”，当然没说；而我的下句是，“这个检讨本来是我写的”，也没说。看看人家，真个“学会作检讨，才会当领导”，这位由学员轮值的三班长，日后至今，果真了得。</h1><h1> 欲逐轻车建功业，俱怀逸兴乐思飞。小小俱乐部，见证的是我们略带烦恼的成长，激扬的是我们曾经的少年壮志与青春无悔。</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