寤寐思服盼一统 高山仰止话先贤 (上篇）

胡山

一一 纪念西安事变88周年

胡山 吕海燕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将军情系 台湾故旧

2024年新中国成立75华诞，花好月圆，普天同庆，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举国上下怦然心动。一轮满月天际高悬，照见台湾海峡清澈明净，波光粼粼。独步月光之下，万籁寂静，驻足仰望，耳畔响起那首意境深远的诗词：

喜中秋，庆中秋，

中秋月夜思亲愁。

团圆寤寐求。

念同俦，盼同俦，

莫将归心付东流。

大业在前头。

这首饱含浓郁真情的《长相思——致台湾故旧》，由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上将填写于42年前。将军晚年始终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在台湾的老同学有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也有旅法勤工俭学时期的，大都已经八九十岁，其中最年轻、也是和他同学最久的，是蒋经国。

傅钟上将（1900-1989），四川叙永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中旬，傅钟和邓小平、李卓然受党指派，带领20多位共产党员，结束在法勤工俭学5年多的艰难历程，取道德国，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傅钟担任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东方大学党支部驻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副书记，实际上全权履行了支部局书记的领导工作。邓小平任支部局组织委员。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内国共合作的产物，根据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配合国内斗争形势的需要，做好国共两党学员的团结工作。在第一期340名学员当中，国民党学员占了绝大多数，有相当一批人是蒋经国等国民党高官权贵子女。在傅钟和邓小平、乌兰夫、俞秀松等共同努力下，1926年9月蒋经国被发展为成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对做好国共两党学员团结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青年蒋经国（1910-1988）与妻儿

1926年9月，我党指派傅钟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院学习4年军事和军队政治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苏方安排蒋经国于1928年也进入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院学习，并吸收他加入苏联共产党。傅钟与蒋经国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院同窗5年。

晚年的傅钟将军面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新形势，非常怀念在台湾的老同学，也希望他们为此做出贡献。1982年中秋节，傅钟寄调上面那首《长相思——致台湾故旧》，以慰思念之情。

这首词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轰动，著名作曲家傅庚辰谱了曲，歌唱家郁钧剑在第二届“海峡之声”音乐会上演唱，获得北京35周年国庆文艺奖。歌曲表达了将军对台湾老朋友的深深思念和对祖国统一的殷切祈盼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传唱两年之久，在海峡两岸反响热烈。

全国政协委员徐君虎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民党旅莫特别党部宣传部长，蒋经国信赖他，后来两人私交颇深。每来北京，徐君虎总要看望傅钟将军，有时还邀上蒋经国的表亲、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毛翼虎(毛觉人)。1988年1月3日晚上，他们三人谈兴甚浓，因为年前不久台湾当局宣布了在台同胞可到大陆探亲。他们都为有此顺乎民意的进步而高兴。提及词曲《长相思——致台湾故旧》，傅钟将军无限感慨地说：“不晓得台湾的老同学、老朋友们听不听得到哟！”

徐君虎说：“门一开，只会越开越大，关不了的！”谈到蒋经国的病情，傅钟将军不加思索道：“可以来大陆治疗。有很多治疗方法，中医的，西医的，中西医结合的，效果都很好！”

傅钟上将之子傅晓钟（左）与笔者胡山2023年11月11日摄于中国航空博物馆

然而，没过多久，1988年1月14日上午，傅晓钟在《人民日报》看到蒋经国先生在台北病逝的消息，立即把报纸送到父亲傅钟手中。

傅钟将军手捧报纸，潸然泪下，半晌后喃喃自语：“经国先生走早了！”一年半后，1989年7月28日，傅钟将军与世长辞。

光阴荏苒。35年过去了，九州普天共明月，两岸一家倍思亲；国泰民安庆盛世，万家灯火梦团圆。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挥毫纪念西安事变88周年:

寤寐思服盼一统

高山仰止话先贤

日前，朱德、彭德怀、肖劲光、张云逸、叶挺、陈赓、陈士榘、李克农、宋任穷、吕正操、刘鼎、曹汝谦、曹玉成、王近山、赵镇藩、曾国佐等抗战将领和西安事变部分亲历者后人等聚在一起，共话统一大业，纪念西安事变，缅怀英雄先辈。

在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西安事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家深情抒怀，期盼两岸早日统一，更加缅怀中华民族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

原国防大学校务部某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入室弟子南金荣赋《西安事变八十八年祭》:

骊山风紧暮云愁

兵谏惊传震九州

张杨大义胸膺挺

国共齐心剑戟休

热血一腔纾国难

英魂千古护金瓯

今朝再忆双雄事

统战光辉岁月酬

著名军旅书法家杨耀《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八周年》:

西安事变八八秋

历史风云心间留

烽火连天映残阳

铁蹄践踏山河愁

民族危亡见大义

国共合作共御寇

勿忘历史担重任

两岸统一定能酬

陕甘兵运 统战先驱

陕甘边区地处陕西、甘肃两省交界，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国民党井岳秀、阎锡山、冯玉祥、马步芳等各派势力环伺于此、争霸一方，土匪、帮会、民团等各类地方武装鱼龙混杂、相互倾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十分薄弱。

从1929年开始，根据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1929年3月至1930年7月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点工作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要求有计划地派得力同志到“反革命”军队中，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总的目标是把我党所掌握的秘密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武装，壮大红军力量。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早年投身行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 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二级上将

1930年，杨虎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曾与共产党人有秘密交往，思想上倾向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秘密派遣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等党员进入该部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2月6日，年轻的习仲勋根据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利用关系打入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利用与该部支队长王德修的同乡关系，暂留该支队活动。按照省委“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的具体指示，随后到该支队2连任见习官。

1930年3月下旬，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在长武县的药王洞召开会议、成立党小组，由李秉荣负责，决定以2连为中心，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7月，习仲勋随2连移驻长武县亭口镇。王德修部后被收编为陕西骑兵第3旅3团2营，习仲勋任2营2连特务长，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随后，部队移防彬县。随着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中共陕西省委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出指示，计划组建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要求，习仲勋等人经过一年的努力，该部2营已有党员30余人，建立了士兵支部，成立了营党委会。

1931年5月，陕西骑兵第3旅3团2营改编为陕西警备第3旅第2团第1营，移驻凤翔县集中整训，习仲勋担任营党委书记。11月，该部奉命到达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该团1营驻扎在凤县。

“两当兵变”前夕，（左起）习仲勋、刘书林、张秋臣、阎鸿章、刘尚志金兰留影

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党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经常开展党的活动，起到了掌握和控制全营的中枢作用，并积极了解和掌握凤县情况，结识进步人士。1932年初，习仲勋与凤州城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等四人义结金兰。他以刘尚志家为秘密集会点，经常召开地下党员会议、研究工作，开展兵运活动。

部队里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上层军官的注意。该团团长曹润华对王德修及其下属军官不信任，采取“掺沙子”的办法，逐步更换连级军官。1932年初，曹润华决定1营、2营互换防地，将1营调往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消息传出，不愿远离家乡的全营官兵出现强烈对抗情绪。

1932年4月1日，3团1营1、2连和机枪连随营部向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移防。4月2日，营党委在获得上级批准后，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两当起义。起义部队转移到两当县太阳寺休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省委特派员）任政委，支队下编三个连。部队经甘肃天水利桥乡、陕西宝鸡县、千阳县、麟游县、甘肃灵台县继续北上。途中，与敌人激战多次后兵力受到损失，到达陕西永寿县岳御史村驻扎时，被土匪王结子的部队包围，起义军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散。

两当兵变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揭开了以“创造新的工农红军”为目的的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序幕，为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锻炼了干部，有力配合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

1932年2月，陕西省委将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反帝同盟军改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习仲勋继续北进，同刘志丹、谢子长会合。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东到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至耀县的广大地区，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1903-1936），原名刘景桂，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领导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科学分析西北地区革命形势，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陕甘边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套适合西北地区实际的统一战线原则和策略，其坚持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战工作方针，提出的“三色建军”统战工作原则（指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白色”即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即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红色”即建立革命武装，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采取的“又团结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策略，施行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大政策”等统战工作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争取有利外部环境，壮大革命队伍，孤立反动势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陕甘边革命武装“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到了1935年7月，在红25军和中央红军长征到来之前，位于陕北的红26军、红27军总兵力约5000余人，已经控制了陕西和甘肃二三十个县，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至长城，根据地人口高达100多万。这与当时许多红色根据地大搞“左”的一套、排斥统一战线，以致遭受重大挫折并纷纷丧失根据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陕北红军的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但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军事行动，而且，这个在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也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红军的伟大战略转移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胜利的曙光，映红了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习仲勋传》）

反动“围剿” 屡遭重创

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留下的部分红军组成红25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以区区数千人兵力粉碎了“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刘镇华所部10余万兵力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2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任命张学良为副手，指挥东北军及其他部队16个师又4个旅共10万多人，企图在7、8、9三个月内将鄂豫皖边区的工农红军队伍“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

此时的张学良刚刚结束欧洲之旅，满脑子都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思想，全力支持“领袖”蒋介石的剿共行动。然而，年轻气盛的少帅在鄂东与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交战中接连败北，迫使他不得不对红军和共产党进行重新认识。

1930年11月，张学良与夫人（前左二）同蒋介石夫妇合影

为完成老蒋“剿匪”大业，张学良实施了“剿匪”新方案：将全部军队分为“驻剿”和“追剿”两部分，以碉堡、炮楼为据点稳扎稳打，逐步蚕食苏区。红25军在越来越残酷的环境下，虽然也打了一些胜仗，但伤亡日益增大，难以得到补充，加之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的政治、军事局面。

1934年10月间，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由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的红25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跳出敌人包围圈，作为一支孤军，踏上长征征程，1935年1月进入陕南山区，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红25军总共只有三四千人，但有一批卓越的指挥员，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十分坚强。

延安时期的徐海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摄）

蒋介石严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指挥17路军截击。杨虎城最初在1935年1月间调42师冯钦哉部柳彦彪旅3个团迎击，被红25军先后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消灭6个营。杨虎城把他的直属部队3个警备旅全部调出应战，并亲自到蓝田县指挥。红25军在秦岭广大山区里边，东西突击，南北横扫，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3月10日，红25军在西部佛坪、华阳地区，消灭杨部警2旅两个团；4月7日，在东部柞水九间房地区又消灭杨的亲信部队警3旅5个营，生俘旅长张汉民。

杨虎城3个月内连续惨败，领教了红25军的厉害。蒋介石也看到杨部实力不足以应付这支强悍的红军，乃重新布置，调集东北军、26军萧之楚部和17路军共41个团的兵力，分进合击，对红25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25军采取“先疲后打”、“回马一枪”战术，制造战机打击敌人。7月2日，杨部警备1旅的两个整团在袁家沟口被全歼，旅长唐嗣桐被俘。红25军突出秦岭，进军西安近郊，并把唐嗣桐处死在西安近郊的子午镇上，西安全城大为震动。

从1932年陕北红军势力发展后，杨虎城力求保存自己实力和地盘，对红军消极避战。与红25军作战，短短半年，他的部队就被歼灭3个多旅，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损失惨重。这更使他失去了对红军作战的信心。此后，17路军在关中和陕北地区再没有同红军发生过大的战斗。

1935年9月16日，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苏区的红26、红27军会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25、红26、红27军分别改编为第75、第78、第81师，共7000余人。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了15军团成立大会。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并代理其总司令职务。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晋、宁、甘、绥等省地方军队，重兵大举压境，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此前，1934年3-5月和1935年2月，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两次大“围剿”都被粉碎。

在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看来，陕北红26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剽悍的红25军虽然已到陕北，也是疲惫之师。他们以为用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围剿”这支七八千人的红军，定可稳操胜算。如能在陕甘“剿共”内战中取得些“成绩”，他们就可以在陕甘暂时立足，对南京蒋介石亦好交代。在开始一个时期，张学良和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对进攻陕北苏区很卖力。但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内心普遍郁积强烈的抗日情绪，不愿意同坚决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同时，东北军之前在鄂豫皖苏区“剿共”也挨过红25军铁锤，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参加“围剿”的其他地方军队因都吃过红军的苦头，所以多观望不前。

参加“围剿”的东北军主力七八个师分作两路，一路是67军军长王以哲指挥110师、129师、107师三个步兵师，由关中经洛川向延安进攻；另一路是董英斌、何柱国指挥的16师、109师、120师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1师、第2师，由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攻。

王以哲（1896-1937），原名蓬峤，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学良的亲信部属

红15军团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把敌军放进延安，决定了歼灭敌军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军团领导派一支部队围攻延安以南90里的甘泉（东北军驻有129师1个营），把进入延安的敌人调出来。东北军110师和129师进入延安后发觉扑了空，张学良急令后撤。110师在10月1日由延安向鄜县撤退，红15军团在劳山设伏，经6小时战斗，东北军110师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全部被歼，3700多人做了俘虏，红军缴获武器堆积如山。

甘泉南数十里的榆林桥镇，驻有东北军107师4个营和619团团部，是东北军主力。1935年10月22日夜，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全歼榆林桥镇守敌，生俘团长高福源。

东北军全军特别是张学良本人大为震动。两次战役中整师、整团全军覆没，师长、参谋长、团长全部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落脚陕北 “两点一存”

在榆林桥战役期间，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攻克四川和甘肃交界的天险腊子口后，顺利进入宕昌县哈达铺镇，进行休整和整编，中央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罗迈）回忆：“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

建国后的李维汉与毛泽东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犹如离开了“家”。次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结束长征征程，算是到了“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绿水青山的南国之乡，历史性地转移到了黄土覆盖的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的会宁、静宁会合，红军三大主力最后在陕北“落脚”，标志着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

毛泽东、朱德等在红军大学

1936年12月，毛泽东给红军大学做讲演时说：“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跟，巩固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所未有。”

毛泽东说，“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总体上讲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我2009年来甘肃的时候，总结其为‘两点一存’，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称之为“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孕育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伟大南梁精神。其中，统一战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创新和成功实践，为我们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习仲勋同志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正是这一时期所积累的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使习仲勋同志后来成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

习仲勋同志回忆：“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我党统一战线史上的辉煌篇章和光辉典范，创造了丰富经验，蕴含了深刻启示，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激战直罗镇 促醒张学良

前两次战役重创了东北军轻视陕北红军的心理，挫败了他们侥幸“立功”的企图，使其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作战步骤。

东北军进攻陕北苏区的部队原来分作两路，王以哲指挥的一路遭到重创以后，张学良急令董英斌所指挥的一路就地待命。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董英斌得到王以哲的电催和谢珂（曾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参谋长，1933年在东北军中任职。西安事变爆发时，曾以东北军、西北军代表的身份同蒋介石等谈判）同意后，把张学良的告诫置之脑后，以109师为前导，106师居中，111师殿后，一字长蛇，浩浩荡荡沿葫芦河向鄜县进发。

中央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迅速秘密通过保安、安塞，来到直罗镇附近，与预先集结在该地的红15军团部队会合。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的红军部队

1935年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109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来到直罗镇宿营。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15军团从南向北，同时以急行军速度连夜赶到直罗镇，将敌军紧紧包围。21日拂晓，南北合击，不到两小时，红军占领直罗镇，歼灭109师两个整团和直属部队，俘获官兵两千多人，师长牛元峰自杀。

红军继续追歼敌106师主力，忽然106师师长沈克派人前来联络。原来沈克同白区中共地下党已经建立了关系，地下党早已派了一位姓王的同志驻在该师，计划建立入陕北的交通线。紧急关头，沈克赶紧派遣这位王同志和红军接头；经其联系，红军停止对106师的攻击，该师主力才免于被歼，逃回合水。

直罗镇战役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巩固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为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固基础。

东北军在短短3个月内连遭重创，损失将近3个师。铁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如照这样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很可能全军覆没。

调整政策 团结抗日

从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有“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名义，在《红色中华》报发表与该报记者的谈话，批驳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揭露其“出卖整个华北及全中国”的罪恶。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11月27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东村。第二天，毛泽东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特别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同时对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提出“十大纲领”。

在此前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9人，联名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员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立场，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联络杨虎城 统战西北军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大门——保安县吴起镇，中共中央立即着手做争取杨虎城和17路军的工作。毛泽东找到陕甘边游击队第2路政委龚逢春，得知陕北正在“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等地。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和毛泽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和纠正错误，下令：“停止捕人，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等候中央来解决。”

10月24日，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次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程子华、聂洪钧、郭洪涛关于陕北“肃反”和红15军团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随后，成立了由董必武负责的党务委员会，成员包括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此后改称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军委代表张云逸，还有李维汉和郭洪涛。会议决定先派王首道、贾拓夫以及中央军委保卫局科长刘向三等人，携带电台赶赴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

贾拓夫等出发前，毛泽东向他打听有无熟悉杨虎城部队的同志，贾拓夫脱口而出：汪锋。他简单介绍了汪锋情况，并说，“不过他现在被关押在瓦窑堡。”

汪锋（1910-1998），陕西地区民主革命时期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甘肃省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汪锋，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陕西蓝田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0年秋被推举为蓝田县工委负责人。1932年8月，不满22周岁的汪锋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1933年3月任红26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并肩作战，参与了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被关押的同志中，汪锋是最早被释放者之一。11月29日傍晚，汪锋赶到富县套通塬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被称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刚结束不几天，部队还在雪地里打扫战场。

1935年12月3日左右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东村窑洞中会见汪锋。他安慰汪锋，询问了刘志丹等人的情况，一再讲：同志们受苦了，党中央一定会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汪锋介绍说，杨虎城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仰慕孙中山。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931年出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他具有民主思想，提倡学术自由，重视人才建设，拨款创办尧山中学和简易师范，选送一批青年（包括共产党员）出国留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杨虎城从1923年在榆林结识共产党员魏野畴开始，他的军中一直有大批共产党人和党的组织在秘密活动，至今仍然如此。汪锋还介绍，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和随从副官中也有共产党员，和党始终保持着一种不离不散的关系，和川陕的红四方面军签订过互不侵犯协议。不过，中共在他的部队中搞过多次起义，也拉出了一些人，红25军在陕南伏击了他的几个警备旅，他有所不满，也镇压和“清剿”过苏区，其部下也杀害过我党同志和革命群众，但没有“清”过党。他的几位重要幕僚和将领像杜斌丞、邓宝珊等都与我党保持着来往关系，参与杨虎城的重大决策。17路军成分复杂，有相当部分保守旧势力，但是他们在抗日的态度上和杨虎城基本保持一致。

1936年，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

毛泽东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加深，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蒋介石营垒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分裂。面临这种形势，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再也不能实行过去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形势变了，我们对国内的政策也要做适当的调整。对于军阀要分析地去看，看他们现在还有民族气节的一面，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可能有全国的大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受蒋打击排挤。为了反蒋抗日，我们的方针就是设法保存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

汪锋认为从其一贯抗日态度上看，杨虎城是具有抗日反蒋思想基础的。

毛泽东说，党这次派你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将军谈判，时机很好，我们连续打了胜仗，他们一定动摇，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还以诙谐的口吻说：你们是渭水人，我们要像姜子牙钓鱼一样，愿上钩者上钩；不愿上犯错误者，就让他们逍遥地去游吧。困难和危险是会有的，杨将军虽然抗日心切，但他周围也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有给蒋介石通风报信的人。我们要把各方面的事情都想得更细、更周到一些，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但也有一定的危险，争取谈和，不要破裂。

汪锋坚定地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全力以赴，争取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怕。

出发前夕，周恩来副主席找汪锋谈话说：你要把主席的谈话好好熟悉和领会，要学习外面的生活习惯，不要只看人家不好的生活作风，也不要说人家不愿意听的话，要熟悉苏区边境到西安的路径。能否见到杨虎城，完成任务，要作周密的计划和考虑。

1997年12月，习仲勋（左）与汪锋这两位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风雨同舟、披肝沥胆的革命战友在深圳亲切会面

1935年12月5日晚，毛泽东把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三封亲笔信交到汪锋手里，还叮咛说：“出去后不要太辛苦，多拿些钱，也好请朋友吃饭。”

毛泽东在致“虎臣先生总指挥阁下”的信中写道：“……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针对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争取工作。

《汪锋转》（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书名），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汪锋作为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位信使，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去执行极其特殊的秘密使命，历史意义重大而光荣。整个行程艰辛备尝，险象环生，汪锋凛然大义，从容应对。1935年12月中旬，杨虎城秘密会见汪锋，通过交流谈话，消除了对红军的误会，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杨虎城又委托机要秘书王菊人和汪锋进行了两次商谈。

申伯纯（1898-1979），河北宛平县人。1934年受中共地下党员影响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11月受南汉宸委托赴西北军杨虎城部做抗日统战工作，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兼17路军交际处处长。1937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西安事变纪实》

此前一个月，《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于1935年11月到南京面见正在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杨虎城，告知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

王世英（1905-1968），字子杰，山西洪洞人，黄埔军校四期生，曾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

杨对宣言内容表示原则同意。1935年12月下旬，中共北方局派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同意汪锋与杨虎城商谈的内容，并与汪锋相偕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双方达成协议：（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17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1936年9月，为全面落实前几次商谈的条款，毛泽东又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17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17路军食料；（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

协议确定后，张文彬就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公开职务是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秘密交通站相继设立了6处，3处设在西安，3处分设在淳化、宜川、洛川等地区。

高福源穿梭 杜重远指路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华北危在且夕，数十万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逐渐看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中，损失惨重。张学良认识到要抗日不能不联合共产党。

杜重远（1898—1944），吉林公主岭人, 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创办《新生周刊》，积极宣传抗日

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托故到上海，找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密谈。杜批评了张过去执行不抵抗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

杜认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甘肃的情况下，大西北地区的各主要实力派，有条件走联合抗日的道路：（1）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和共产党有合作的可能；（2）杨虎城思想进步，主张抗日，同样有合作的可能；（3）新疆盛世才是东北军旧部，也是可以合作的。大西北联合的关键是联合中国共产党。杜重远指出：“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张学良同意杜重远的意见，表示决心退出内战。

1934年，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前排右起: 宋美玲、蒋介石、阎宝航（1895-1968，辽宁海城人，中国战略情报专家）

张学良的挚友和重要幕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自任总会长，宋美龄为指导长）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阎宝航在南京，得知日本外相广田提出日本对华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共同防共）后，与高崇民等再次群名致函张学良，指出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现在，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东北军现集中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外应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其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

1935年11月下旬，阎宝航来到行政院外交部演讲，新任外长张群热情地接待了他。谈话中，阎宝航得到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时，向日方保证，为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阎宝航当即表示：“中央政府这样做，对不起东北民众，东北永无希望了！”张群劝说道：“我认为，委员长在给我的信中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点也请东北的同志放心！”

1935 年 12 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广田三原则”消息透露给张学良，并告之，蒋介石曾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张设法得到了蒋介石给张群的这封信。他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非常失望。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拥戴其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

从1935年底开始，张学良积极寻找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途径。他要在上海的李杜沟通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要王以哲在前线通过和红军的各种接触去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还希望通过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找共产党的线索。

李杜（1880-1956），辽宁义县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原东北军中将旅长，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吉林自卫军抗战

12月中旬，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和杜重远的意见一致，主张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张学良知道李杜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又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仍在上海，就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与杨虎城联合，共同抗日，希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委托李杜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他又希望抗日战争兴起之后，能得到苏联的支援，因此同时要求李杜沟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

张学良在上海还会见了宋庆龄和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宋庆龄在晤谈中嘱咐张学良必须在抗日上有所作为，将功补过。沈钧儒、王造时等也希望他往抗日的路上走，别再打内战。

李克农洛川会少帅

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东北军被俘的有几千人，其中军官六百人，他们受到革命宣传教育，被释放的官兵们返回东北军之后，很多人起了好作用。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通过参观学习，衷心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对高福源说，张学良如有诚意，中国共产党可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福源对刚从上海回来的张学良讲述了他的苏区见闻，表明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可靠的盟军。张学良指定高福源回苏区去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见张学良。

1938年1月，李克农与廖承志(右)、聂鹤亭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

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及译电员等4个随从人员，由高福源作引导，由瓦窑堡出发，25日到达洛川，先见到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双方围绕互不侵犯、恢复交通和经济通商等抗日合作局部关系问题，取得口头协定，约定自3月5日双方秘密下达施行。

赵镇藩（1902-1967），字国屏，黑龙江肇东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东北军67军参谋长，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53军副军长，曾率部参加长沙会战、远征军抗战等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乘机返回西安，第二天即飞洛川会见李克农。他们在李克农住的那间小屋子里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王以哲、赵镇藩在场参加。会谈开始前，王、赵将其同李克农商定的红军与67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定内容向张学良作了汇报。

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带着开玩笑和告诫的口吻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整销，不是零售！”

会谈开始后，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坦率；李克农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盎然，而又辞意恳切。张学良要求李克农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说明。张又提出了几个有关联合抗日的问题：

（1）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国家力量——军权和经济实力，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同时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因此，抗日必须联蒋。（2）抗日如何能取胜？(3)如何取得苏联援助？（4）红军抗日东征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阻力大的山西。

李克农回答了张学良提出的问题，在联合蒋介石和进军路线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张学良表示他赞同共产党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至于赴苏路线，他可与盛世才商量。最后他提出：请共产党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会谈地点在肤施城（今延安）；将来中国共产党可派一位负责人常驻西安。

宋庆龄推荐“周先生”

张学良把李克农送回陕北以后，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找到了。张那时还认为共产国际组织或中共中央仍在上海设有机关，所以他虽然已经和李克农接触，同党中央建立了联系，但是他对李杜通过宋庆龄介绍的这个中共关系仍然同样重视。他派身为高级参议的亲信赵毅到上海去接。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那时都早已撤离上海，只有少数党员隐蔽在地下坚持斗争。刘鼎那时由江西苏区出来，到了上海，正想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设法到陕北去找中央。恰好地下党正在应李杜的要求，想物色一个适当的党员去和张学良联系。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图为史沫特莱1914年留影于圣地亚哥师范学院

当时，经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介绍，刘鼎隐蔽在新西兰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上海居所。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新西兰著名教育家、作家，支援中国抗战的“工合”运动重要发起人之一。图为艾黎正在为学生授课

路易·艾黎回忆：“我们家顶楼的小房间，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由甘普霖负责。有两个德共年轻的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莉·玛雅协助他工作。我们通过这部电台，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络。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我们都无比喜悦。借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和正在在等办《中国呼声》杂志的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都赶来参加，刘鼎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本来这些人平时不喝酒，这次都举起杯来。”

1933年的宋庆龄

1935年12月，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政府被爱国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越来越紧。路易·艾黎回忆：“听说当局要检查我们的住所，为了刘鼎的安全，我和史沫特莱、甘普霖商量后，把他送到宋庆龄家里躲避了几天。”

德国留学时期的刘鼎(1903-1986），原名阚思俊，字尊民，四川南溪人

艾黎提到的“刘鼎”（当时化名“周先生”）住在宋庆龄家，近距离接触了这位伟大的女性，同她有过几次交流。刘鼎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同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宋庆龄静静倾听这位儒雅革命者讲述其在德国和苏联留学经历和感受，以及几年前在上海经历的往事，印象深刻。在她眼中，刘鼎是位有学识、经过历练的共产党人，这成为不久后他被宋庆龄推荐前往张学良处工作的契机。（《刘鼎转》，中央文献出版社）

董健吾（1891-1970），上海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宋子文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

接受张学良委托寻找中共组织的李杜将军通过关系找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董来到宋庆龄家中，谈起了此事。宋庆龄表示：“张汉卿想联共抗日当然是件好事，应该尽可能帮助他。”她想起来曾在她家中躲避几天、现还在艾黎家里的中共人士“周先生”，认为此公阅历不凡，谈吐稳健，见多识广，到张学良那儿去当个“说客”倒是合适人选。她对董说，不妨去问问周先生，如他愿意，可以推荐给张学良。

刘鼎正为一直没能接上组织关系而焦虑。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莱跑来神秘地告诉刘鼎，有位朋友要见他。这位朋友正是宋庆龄委托的董健吾牧师。刘鼎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准备，决定接受这项任务。

刘鼎临走时，又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1988）也要去陕北，宋庆龄和史沫特莱商量，让他俩与刘鼎同行。

化名刘鼎 成为张学良挚友

阚尊民1936年3月下旬随赵毅由上海到了西安。按照秘密工作的习惯，阚尊民决定不用真名，临时化名“刘鼎”，并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沿用了此名。

刘鼎住在张学良预先指定的一个机关内，第二天即会见张学良。刘鼎说明此来是奉上海组织指示，特来听取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负责转报陕北中央。张学良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但不了解他的底细，且又是第一次晤面，因此没把他所要谈的事情说出来，只是带试探性地提出几个问题：(1)为什么共产党骂他投降卖国、不抵抗？(2)为什么苏联为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还骂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3)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

对于这几个问题，刘鼎没有贸然答复，经过慎重思考，第二天再见张时，才逐项坦率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并指出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

刘鼎观察着张学良的反映，进一步讲道：“如今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先生当有深刻的认识。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就是联共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的恶名，还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圈套。这是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对先生和东北军的期望，是先生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战胜利功垂史册，先生和东北军将首占一页。”

习仲勋同志为刘鼎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毛泽东主席曾评价：“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张学良心悦诚服：“刘先生的谈话也很坦诚，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你的见解不同凡俗，容我仔细斟酌。你是我请来的朋友，请你就住在我这里。我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谈。我们慢慢地谈。”（《刘鼎札记》）

随后张学良以督师为名，偕刘鼎提早飞到洛川，等候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两人十多天来同饮食，共起居，每天有十几小时在一起，畅所欲言。张学良此时特别注意研究红军用什么方法使部队能够那样能征惯战，能够那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在任何情况下能够那样团结一致，不致溃败。而未来的抗日战争，也将是以弱兵对强敌，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

刘鼎讲了红军的组成和战略、战术，并详细介绍了土地革命、苏区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情况，及苏区里的前方和后方、人民与红军的关系，指出红军是土地革命的产物，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又有党的组织和阶级觉悟的关系。刘鼎还建议用抗日爱国思想教育东北军将士。这些谈话使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及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有了较确切的了解，增强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为即将到来的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

一二九运动 张扬会见东大代表

1935年底，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东北大学学生是运动的主力之一。

宋黎（1911-2002），原名宋介仁，吉林奉化（今梨树）人。1931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法学预科，次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一二九运动中的黄敬在演讲，下为宋黎

运动游行示威队伍总指挥宋黎回忆：“‘一二·九’时，我和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共产党员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直接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了当时远在西安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的重视。1935年12月末，他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北平学潮未息，请将主动分子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接到电报，立即开会讨论，一致认为身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称爱国学生运动为‘学潮’，直呼学运领袖为‘主动分子’，显然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因此拒绝派学生代表去西安。……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发来第三封电报：‘请学生派民主代表来西安。’至此，我们认为，张连续三次来电，并派人来北平，似诚意相邀。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积极向党组织建议派正式代表去西安。党组织出于学运工作的考虑，认为我不宜作为代表去西安。但在校救亡工作委员会讨论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和韩永赞、马绍周为代表。党组织权衡利弊，终于同意我去西安，并要我见机行事。”

1936年1月底，宋黎一行三人到西安，被安排在“西北剿匪司令部”用于招待高级文武官员的西北饭店住下。因张学良将军临时去南京开会，他们便利用这段时间把在列车上商定的汇报内容整理出一个正式的意见书，并将带来的抗日宣传品和照片一并附上。意见书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二是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培养抗日人才；三是东北军应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力量，打回老家去。

在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引荐下，时任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热情地接见了宋黎等三人，待他们为上宾。杨虎城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西安参观参观。”宋黎向杨虎城将军详细介绍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阐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和人民对抗日的迫切要求，杨将军听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并执意请宋黎把对他讲的一席话给他的参谋长讲讲。“接着，他又亲自带我们来到公署礼堂。原来，他是想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对他的军官们进行抗日思想教育。我的这次演讲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学生抗日运动与军人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两周后，张学良将军回到西安，马上接宋黎等到他的公馆，一见面即问：“谁是宋黎？”宋黎回答后，他说：“你们来得好，到这里做了不少好事”，随即便同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宋黎回忆：“三天之内，我们共作了五次长谈，彼此间就‘一二·九’学生运动，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团结抗日力量、促成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张学良将军还直率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宋黎因事先未得组织指示，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张学良说：“你们不要怕，我这个人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要怕我。”他一再表示：东北青年、东北人民、东北军首先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

虽然没能通过宋黎等人与中共打通关系，张学良仍把宋黎留在自己的身边，嘱咐他们三人在西安帮助他开展联共抗日工作。

之后，宋黎提出组织学生代表团到东北军中宣传抗日的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赞成，张学良也表示支持，并拨助300元钱和一辆大卡车。为了造声势，宋黎组织赶制了一面大红旗，上书“东北大学、东北中学联合代表团”。正当宋黎准备率团出发时，张学良的副官找到他，神秘地说：“张副司令从洛川来电，要你立刻去洛川！”宋黎遂乘张学良的专车驶向陕北洛川。

来到洛川后，张学良并没有马上接见宋黎，而把他安排在一个磨坊后院住下来，吃饭都有专人来送，以防走漏消息。其间，王以哲将军来看他几次，一天晚上，趁房间里没有人，宋黎急问王以哲：“王将军，副司令召我来干什么？”王以哲笑而不答，且走到墙前用手神秘地在墙上画个图，意指延安，然后低声说了句：“有重要任务。”往下就打住不说了，转而问了些吃住情况便悄然离去。宋黎在焦急中等待了十几天，一天信步走出了房门。当他来到前面院子一个网球场时，忽见张学良正在打球，他几乎同时也发现了宋黎，便走过来，说：“等急了吧！我正要找你，接你来洛川，原想让你同红军谈判，现在周恩来亲自来了，这样我得出面。”

肤施会谈 拨云见日

1936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会议，听取李克农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和张学良会谈。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几个问题。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达肤施城东20里的川口。

因风雪交加，电讯中断，4月9日傍晚，刘鼎随张学良才从洛川飞往肤施。随行的还有67军军长王以哲等。飞机“博鹰”（今译“波音”）247型，是当时国内最好的飞机，双引擎，舱内有九个座位。驾驶员是美国人巴尔。张学良喜欢开飞机，坐在副驾驶座上，兴致来了就开上一段。飞机降落后，驻地部队早已备好乘骑。张学良一行跨上马，匆匆来到暮色笼罩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

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此密谈

这是个罗马风格并溶入中国文化元素的宗教建筑，落成刚刚两年，是这荒寂的黄土高原上最“现代”的建筑了。张学良住在教堂一幢配楼的二层楼上，刘鼎和其他随行人员被安排到楼旁的平房里。安顿后，张学良派随行的团长高福源去川口，迎接头一天晚已到达那里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

周、李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延安城，进城之前与留下的人员约定天明前出城回到川口。随行的红军部队为防范万一，在周、李等进城以后就秘密控制了延安城外的飞机降落场，在周、李回来以前，不让飞机从降落场起飞。

抵达延安时的周恩来

晚8时，张学良在天主教堂门口迎接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周热情地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咦，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周恩来不解。张爽快地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先生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为师。这么一来，我就和你同师呵！”

他们走进楼上一个套间，在沙发上落座。张说：“我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刘先生，是否可请来一起谈？”

还有位上海来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有些纳闷，但立刻表示同意。刘鼎进来，周恩来和李克农惊喜交加：刘鼎就是阚尊民！大家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一起共事。周恩来高兴地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恩来同志好！克农同志好！”刘鼎激动地紧紧握住他们的手。

张学良惊奇道：“原来你们认识啊？！”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患难与共的啊！”周恩来有力地握着刘鼎的手说。5人在半围着的一圈沙发上坐下，张学良居中，周恩来、李克农居上首，王以哲、刘鼎居下首。

会谈开始，周恩来单刀直入：“张将军，你怎么看国家的前途？”

“我看中国的前途不外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时，曾认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所以竭诚拥戴蒋先生做领袖，以为先统一再抗日，中国一定有救。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抗日呢，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去呢。经过近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们的谈话，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促使我有了新的认识。”

周恩来直爽地说：“张将军这样开诚相见，也请允许我谈谈我们的看法。法西斯主义主张领袖至上、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连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一点点表面上的民主自由都不要了，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的一种政治主张。张将军要是真想抗日救国的话，就一定要实现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搞法西斯独裁，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打内战，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让人民遭殃，让日本帝国主义喜欢。因此，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民主，给人民以自由，才能调动起千百万民众抗日的力量，把日寇赶出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张学良听后表示完全同意，说他近来也渐渐有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表示欢迎。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抗日。

张学良贴身心腹孙铭九拍下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周恩来和张学良同桌进餐，发现有人拍照时，出于多年秘密工作的习惯，周赶紧扭开了脸，只留下个侧影

张学良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周恩来说明：以往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敌视人民，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

张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他在内。如果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认为，据自己回国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蒋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作艰苦工作扭转它。

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关于抗战爆发后如何打败日军问题，周恩来阐明以持久战致胜之道。此外，对联苏、双方停战、通商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张要求共产党派代表常驻他那里，并希望共产党给他输送干部。张还谈到：“我还有一笔私人存款，必要时我愿意拿来作抗日公费。”关于各自训练抗日干部时双方谈到：红军开办红大（后来发展为抗大），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

为准备抗战，周提到必须准备无线电器材和卫生器材，请张帮助采购。张说：“我已有大批这样的物资，库存西安，可供我们双方共用，不用发愁，由我负责。”

张学良诚恳求教，周恩来则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思辨才能以及富有说服力的言辞风度，打动了张学良。双方对于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顺利达成协议。夜里上了夜宵，每人一碗面，由张学良的待卫长孙铭九端到门口交给王以哲，不能进屋，足见保密之严格。

4月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纪念创刊60周年时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这本地图册是中国第一本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按经纬度切成方块，比例尺较大，可辅助军用。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周恩来一直把它放在身边使用。

桥儿沟天主教堂今貌

周恩来等走出天主教堂，天还没亮，但东方天际已微露曙色。路上，周恩来虽经一夜谈判，仍毫无倦意。他兴奋地说：“出乎意料，谈得真好啊。想不到张学良这样爽快，是个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是出乎意料！”

周恩来原估计会谈可能在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具体措施上发生争执，并准备了几种方案，不料张对最初的方案就原则上全部同意，在若干问题上，张亦大方、主动，“出乎意料”。

肤施会谈，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周恩来和张学良共同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

1936年4月12日，刘鼎随周恩来到达瓦窑堡。此时，毛泽东、彭德怀等还东征在山西战场。在瓦窑堡的高层领导有张闻天、博古、邓发、凯丰等。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情况报告。大家对会谈成果颇为满意。下午1时，周恩来以“要件万急”致电山西的毛泽东、彭德怀，报告上午会议“讨论结果”。

14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彭德怀从山西前线发来的电报，曰：“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此电明确由周恩来主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中央决定按照“互派代表”的协议，派刘鼎到东北军当联络代表。4月22日，刘鼎启程赴西安，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刘鼎面交张学良。行前，周恩来和刘鼎又进行了谈话，叮嘱说：“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我们做统战工作这样出马（指作为代表常驻对方）还是第一次，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一定要做好。你与张学良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尽量多方帮助他。他确实缺干部，要帮助他培养干部，可以招收青年学生。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很好的抗日同盟军，一支有力的抗战的武装力量。”

周恩来还嘱咐：“你和中央的通信联络要勤，要按约定的密码；东北军防区内的秘密交通线已经建立，你要经常检查，保证畅通。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些山西钞票要带出去兑换成法币，我们这里经济上十分困难，很需要。”（《刘鼎札记》）

4月24日早晨，刘鼎回到洛川，王以哲告诉他：“副司令请你在洛川等他，日内他就来。”两天后，张学良来洛川，见到刘鼎，如旧友重逢，欣然大叫：“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回来了！”

刘鼎说：“恩来同志问你好，很感谢你同他的会谈，谈得非常满意。他很钦佩你，说有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东北军会成为很有作为的抗日力量。”刘鼎边说边递上周恩来的亲笔信。

张学良展开信，信开头写道：“坐谈竞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周恩来致张学良信》，《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1期)

张学良感慨地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太高兴了，比我的预想好得多。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诚恳，坦荡，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若早一点见到多好呀！”

半个世纪后，张学良在台湾接受一外国媒体采访时，回忆起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谈，还不禁称赞：“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我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刘鼎对张说：“我这次去陕北，受到同志们不寻常的欢迎，这不仅因为久别重逢，还因为我与你很好地相处了一段，仿佛我成了你的代表，我成了新鲜人物，这反映了大家对先生的期望……有人甚至以为我是东北人。蔡畅、邓颖超问四小姐好，女同志们猜她是个进步女性，总有一天会见面吧！你不知道你的勇敢言行多么地动人哪！”张学良笑着说：“是这样吗？那倒很好！这回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这要谢谢周先生！”

张学良还说：“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真就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按此去办，中国的事就好办了！”张还说：前几年我跟着蒋介石“剿共”，是听信了“攘外必先安内”，指望“剿”了共好抗日，以为抗日不靠他不行。今天看，共产党是“剿”不了的，共产党也是抗日的力量，“攘外必先安内”是误国秧民的错误政策。要抗日，要收复东北，不能再靠蒋介石了，要联合共产党。（《刘鼎札记》）

张公馆中座上宾

5月3日，刘鼎和张学良一同乘飞机回西安。飞机起飞后，张学良要驾驶员巴尔（美国人）坐到后舱去，自己坐进驾驶室，让刘鼎坐在副驾驶座上。他知道刘鼎曾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过，鼓动说：“你那里也可以驾驶，你试试看！”

刘鼎小心翼翼地握着操纵杆，张学良不断地协助矫正方向，两人你一下，我一下，飞机在空中忽左忽右，摇摇摆摆，坐在后面机舱的人，有的受不了颠簸吐了起来。张学良却毫不在乎，还很开心。从洛川到西安，本应向南直飞，张把飞机绕到黄河上空兜了个圈，叫道：“下面就是黄河，我们的母亲河！”

直到快降落时，张学良才把驾驶盘交给驾驶员巴尔。

刘鼎1936年给张学良（右二）的拍的照片

回到西安，张学良要刘鼎就住在他的公馆院内东楼，叮嘱说：“你是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但这个身份不能公开。名义上，你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可以在东北军内活动，帮助我开展工作；可以随时见我。”

张公馆东楼是张学良的办公楼，戒备森严。里面还着住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等人。应德田后来回忆说：“刘鼎同志带来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将军公馆东楼的第一层东头南边的屋子里。我们随从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约10人住在东楼二层，秘书室在9月前由孙铭九领导，9月后孙铭九调到卫队2营当营长，便由我在那里领导。……这座楼的三楼，平时空着，备临时需要之用，如以后同志会开会，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代表团来时居住，都在这里。……刘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后，他和张学良将军时常见面，和我及孙铭九的接触也较多，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将军疑刘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刘鼎同志的。张学良将军对我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我和孙铭九都先后受到张学良将军的吩咐，要我们好好招待和保护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同志。”（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

刘鼎晚年对他初进张学良公馆的情况留下这样的回忆：

“在张公馆刚落脚不到一小时内,接连两次有人来催我去‘西楼’，说副司令有事呢！原来张偕同赵四小姐在西楼院内站着等我。一见面，张就对赵四说：‘这位就是刘先生。’赵四小姐如识奇人，微笑着一直盯着我，我有点惊奇，亦有点难为情。我不便于伸手，只好稍退一步，点一下头，表示敬意。张接着说：‘我们一起去参观西安的汉墙古迹。’我们走在坎坷不平的荒地上，张、赵两人都健步跋涉，有时还照顾我登攀坡坎，不显娇贵，犹如青年下乡旅游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一路之上，上车又下车，走一处再走一处，返回公馆时已是黄昏，完成了一次有趣的郊游，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几天以后，一天早上七、八点钟，有个卫士来东楼告我，说副司令有请。我到他住的西楼时，楼下有人说：‘请上楼。’我上二楼，只见他和赵四小姐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等我，他们都起身打招呼，请我坐。我就坐在第三个座位，同他们共进早餐。咖啡、吐丝、煎鸡蛋……，赵四小姐招呼着。张说：‘我们很喜欢跟你做朋友……，你们一向工作很辛苦。你在哪国留学？学什么？’我说先在德国，后去苏联，学航空，学政治经济学。张说：‘啊！我很喜欢飞机，我们够得上朋友了。听说你们一般都用假名字，请问你真姓大名。’我回答说：‘不，周恩来不就是周恩来嘛？我就姓刘名鼎。’”（《刘鼎：《西安工作札记》）

刘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随从军官的身份出现，人们称呼他“刘秘书”。他与张公馆里的一律东北军着装的工作人员不一样，穿着得像海外归来的学者，每天或是一身笔挺的西装，系着显眼的领带；或是T恤衫、背带裤，再披件西式夹克；脚上总是一双锃亮的皮鞋，出出入入，看上去显得很有派头，也很有来头，而不会把他和山沟里的共产党和红军联系在一起。

这时，在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里，已有一批中共党员和社会名流在活动，做推动抗日救亡的工作。1936年1、2月间，刘澜波、苗浡然先后到来，宋黎又以东北大学同学代表资格到来。4月，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苗浡然为组织委员，宋黎为宣传委员，以后又增加项乃光、贾涛、解方、栗又文、袁晓轩等为委员。他们在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员。

社会名流东北人以高崇民、车向枕为首，西北人以杜斌承、杨明轩为首，互相往来，关系密切，分别动员组织成立“东北救亡总会”、“西北救亡总会”。还有黎天才等前共产党人，也常为张学良的座上宾。刘鼎经常和这些人交往，攀谈，配合工作，但他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对党内同志也不能亮出中共代表的身份。

西北发动计划 周张二度会晤

1936年2月下旬渡河东征的红军，5月1日到5日撤离山西，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同时，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张学良本不希望红军马上回撤，得悉红军西渡返回陕北，急于了解红军下一步的计划以及双方如何配合,要刘鼎致电陕北，希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5月4日，刘鼎致电中央：此间悉红军西渡，“张求早见周，面商对策。见面地点在甘泉旧县。”

5月7日，毛泽东、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周恩来接到复电时，正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出席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5月8日、9日开了两天，讨论当前形势与东征回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并做出西征的决定。根据刘鼎来信和有关信息，毛泽东在会上报告说，“现张学良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了，并据此提出一个以红军和东北军为基础，创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陕、甘、宁、新、蒙大联合，与苏结盟，“战胜蒋日”的战略构想。会议确定当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这是以抗日反蒋为主旨的“西北发动计划”的提出。

周恩来于5月12日晚至13日晨，同张学良再度会晤，按照中共中央事先提出的会谈要点，讨论了准备对“大老板大举行动”的“实际具体步骤”，即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统筹安排。一是讨论双方密切合作，推进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和实施的时间表；二是商定怎样与西北一带的地方实力派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迅速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加入联合战线问题；三是怎样应付蒋介石要东北军从延安推进至延川并沿途筑堡的命令；四是红军将有一部经陕南向河南发展，请张学良放行并支援红军弹药；五是商定由中共派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赴苏汇报一切并争得援助，由张学良负责送邓发出陕北经甘肃、新疆赴苏。

第二次延安会谈的内容比第一次更为具体，更有深度，更为重要。刘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围绕落实这次会议达成的协议而开展工作。刘鼎生前在回忆手札中对第二次“周张会”没有提及，原因恐怕是出于保护张学良。他在世时一直遵循这样一条规定：对张学良现在处境不利的内容一律不谈，如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的问题，张学良密谋打通苏联的问题，与红军建立西北联合政府问题，他都避不忆及，实在需要讲到的也是轻描淡写或是含糊其辞。

第二次“周张会”后，双方高层开始为创造西北局面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实现西北大联合战略构想的关键是争取东北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力度。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周恩来任书记、朱理治任秘书长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东工委成员还有叶剑英、李克农、李涛、边章五、伍修权等，对东北军上下开展全方位的统战工作。这时，在西安还有北方局3、4月间从京津地区派出的东工委，以刘澜波为书记，成员有苗浡然、宋黎等。刘鼎则继续代表中央作张学良的工作。为保密起见，他不能直接参与东工委的工作。

张学良密谋与红军建立“西北大联合”，是把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力量算计在内的。中共中央也是把红二、四方面军北来作为发动“西北大联合”力量筹码的。张学良对当时还盘亘在川康高原的红四方面军十分关注，知道四方面军还有四五万人。他希望红四方面军能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本来，陕北中共中央对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是有顾虑的，担心张国焘以“中央”名义北来干扰红军在陕北开展的局面。“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朱德的决策对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起了关键的作用。

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彭德怀等12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10人，对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并说“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电报告知：“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张国焘接此电报，在朱德、徐向前等一再劝说下，又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遂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就此宣告破产。

落实第二次“周张会”的协议，双方要积极争取各种力量加入联合战线。张、杨按各自的关系分头联络冀、鲁、晋、绥、新、甘、川、桂等地方实力派，商谈抗日逼蒋。张学良与傅作义、刘湘等商谈联苏、联共问题。5月2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赴太原，密晤阎锡山，详解红军东征和西渡都为抗日大计。对阎来说，降日和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为了“自存与自固”，最好走“联共抗日”的路。这促使阁锡山表示“愿与红军接洽，愿与中共直接联系”。阎锡山这一态度的变化，张学良回来后都告诉给刘鼎，转知中共中央。

“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

肤施会谈之后，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了张学良主张逼蒋抗日意见。1936年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际上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表示“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用全力支持他们”，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与他们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17路军分别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两军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原先东北军大批开入陕西省后，两军同处一地，产生过相互猜疑，东北军军官家属来陕，在住房等生活问题上也经常发生小的冲突。张、杨认识到联共抗日、逼蒋抗日，需要两军团结一致，于是张学良派高崇民、栗又文等，杨虎城派王菊人、申伯纯等，分别与对方联系，杜斌丞以及杜重远等人也为两军的团结出过力，在两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更为两军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培养干部 积蓄力量

张、杨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后，为准备抗日，开始着手改造部队。1936年6月，张、杨在王曲成立军官训练团，分任正、副团长，以抗日教育为中心内容。第一期学员108人是作为以后培训工作的骨干选拔来的，编成一个连，叫干部连。6月15日开学，张学良当时在南京，开学典礼由杨虎城主持。

6月22日，刚从南京回来两天的张学良来到王曲，对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员和第一期学员发表讲话，题为《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

“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我们决不能再蹈九一八事变时委曲求全的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中国目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着，它绝不容我们统一。要想统一，唯有抗日；唯有抗日，才能求得统一。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我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绝不干！反之，又绝不惜牺牲！假如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盛强，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绝对无惜！我说这些话不是表白，也不是夸口，只是表达我的决心！”（《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96-107页）

这次讲话是张学良在东北军内第一次公开表明抗日的决心，等于公开表明了他与蒋介石的重大分歧。

训练团学员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抗日救国的情绪愈加强烈。一天晚饭后，张学良和一些教员、学员坐在院子里聊天，谈到故乡沦陷，东北军流离，抗日无期，大家悲愤难抑。一位营长忽地站起来，痛哭流涕，高声说：“请副总司令领导我们走抗日的道路，打回老家，收复东北！”大家纷纷附和。

张学良站起来流着泪说：“大家的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我怎么会忘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和行动的准备，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大道，披甲还乡，重返家园。”大家听了他的慷慨陈词，热烈鼓掌。（应德田：《回忆张学良将军与西安事变》）

训练团第一期培训了两个星期，以后又办了两期，每期培训两个月，到西安事变前，共办了三期。前两期只训练东北军军官，自第三期起，也训练17路军军官。从第二期开始，受训学员多是战斗部队的师、团、营、连级干部，每期约500人。

在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同时，刘鼎还向张学良提出扩大卫队营的建议。卫队营是东北军中张学良最感到忠实可靠的部队，是警卫张学良的“亲兵”，一向挑选严格，由至少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士兵充当。张学良对卫队营格外重视，与“亲兵”相处融洽，经常一起聊天，打篮球，有时还和他们蹲着一起啃窝窝头。刘鼎了解到这些情况，认为卫队营是培养排和班一级干部的好场所，建议组建卫队二营（又称手枪营）。张学良采纳建议，组建2营，下辖4个连，每连由160人扩大到240人，并调抗日同志会的孙铭九担任营长。

刘鼎还建议张学良扩大“跟车的”军官数量，将随从军官的考察期由每期半年缩短为3个月，选派范围适当扩大，人数适当增加，使张学良有更多接近、培养、选拔高层军官的机会。张学良采纳了这一意见,在第二批“跟车的”军官中就调来了当时在东北军中任团长的吕正操。吕正操后来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7月初，刘鼎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看到张学良对东北军中一些旧军官感到失望，想到周恩来嘱咐要注意帮助东北军培养干部，便建议：“只办军官训练团是不够的，应该从社会上吸收有抗日思想的知识分子，培养年轻军官，为东北军增添新的血液。”

张学良面露难色，提到前一阵子东北军有的部队从平、津一带招募学生，但“宋哲元对东北军从他的辖区内募兵感到不快，我也不愿为此事得罪他”。刘鼎建议通过中共在平津等地的组织给予协助，张学良同意。中共中央接到刘鼎关于张学良有请中共帮助在平津招收青年学生培养青年军官想法的请示电报后，很快做出决定，通知地方党的组织配合东北军招生。

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党的东工委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宋黎也向张学良建议办一个陆军学校，以培养一批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中下级军官。7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找来宋黎商议：“这个主意很好，只是军校一向都由中央来办，我们办，南京政府不会批准。我想还是办个学生队，放在卫队2营，学生学当兵总还是可以的吧！这样既办了军校，又让南京说不出话来。”宋黎则向张建议：“学员政治素质必须保证，不然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培养成抗日骨干，因此还是从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招收为好。”张赞成并强调：“最好是流亡北平的家乡子弟，还可以从东北军中抽调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具体办法让宋黎找应德田和孙铭久商量。

宋黎致信东大党组织和北平学联的董毓华，着手招收学员，报名相当踊跃。郭峰、谷牧等一批党员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被列入第一批。第一批学生队（后称学兵队）共110多人，于8月下旬来到西安，被编为学兵队第一连，10月、12月又来了第二、第三批，学员共370人。学兵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为争取改造东北军而组织的一支革命力量，是共产党用合法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次大胆尝试，队长康鸿泰、队附于维哲均是共产党员，共设四个支部并组成党总支，总支书记是张折，副书记是侯晓岚。

学兵队除学习军事外，还主修政治课，内容有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斗争史和现状、苏联革命、红军斗争史和现状等。为保证授课质量，北方局、东工委先后选派孔祥祯、魏文伯、李梦令、张寒晖等一批专职政治教官来学兵队任教。

宋黎讲述，“特别使我和学兵队员难忘的是，学兵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关注。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电示我党从上海派到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刘鼎：‘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朱理治）编，教员由南（南汉辰）波（刘澜波）找平津同情分子担任。’尽管学兵队中，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但党的工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从9月开学到12月‘西安事变’，学兵队的党员从20多人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这些同志后来大部分到东北军各部队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披肝沥胆，舍生忘死，许多队员还直接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活动。”

朱理治（1907-1978），又名朱铭勋，江苏通州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

直接领导东工委的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后来说道：“学兵队的党组织对东北军党的发展起到了‘母机’的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因张学良对学兵队很信任，队员被派上多种用场，特别是一些重要岗位。学兵队成员经长期革命锻炼，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高级领导干部。

张学良、杨虎城还分别建立了秘密的抗日同志会。张学良曾派栗又文、董彦平去新疆和盛世才商量共同保卫河西走廊通道安全和建立与苏联的交通线问题。张学良准备以西北为抗日后方，着手储备军用物资，筹建兵工厂、医院，延纳人才，并要把东北大学在北平的文、法等学院和在鸡公山的东北中学搬来西安。由于形势骤变，这些事大多没有办成。

艳晚惊魂 山雨欲来

西安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而陕、甘内战前线却无战事，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注意。

1936年8月29日，宋黎在西北饭店住处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要采取行动，情况危急。宋黎让东大学生代表马绍周速到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蒋介石为控制东北军而设立的特务机构）找熟人弄清情况。马刚出门即被特务逮捕，三名便衣闯进宋黎房间，将他及东北中学学生代表曹富琨一起逮捕。一出房门，特务头目便对守在院里的特务宣布：“共产党要犯宋黎抓住了，不许走漏风声，来一个抓一个！”

宋黎回忆：“我拿定主意不让特务们得逞，便紧紧抱住身旁一根大柱子不走，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住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拖不动我，三个特务只好一起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才乘机脱身。到了大街上，撕扯中我又抱住一根电线杆大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忽然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在押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趁机挣脱，飞快跑走了，大概特务们怕跑了一个再跑一个，没敢去追，便集中力量抬我直奔省党部。”

年青时代的宋黎

危机时刻，恰巧17路军宪兵营一支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宋黎趁机又继续高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骑兵们翻身下马，不容分说，先把特务们的枪缴了下来。一个军官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人？”特务的小头目立即亮出牌子：“我们是省党部的，是奉蒋委员长命令捉拿共党要犯的，赶快让开！”宋黎赶紧申辩：“我不是共产党，而是张副司令的秘书！”

那军官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明白了八九分，便伸出手向小头目说：“既然捕人，把逮捕证拿来看看。”

“没带来”，小头目不屑一顾。“没有逮捕证，怎么能随便抓人！”军官的声音严厉起来。“不信？不信跟我到省党部问问！”特务也不示弱。“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他说你们是土匪，我们管不了这么多，带走！”军官一声令下，“都上交给杨主任处理！”

走到西北饭店门前，在特务监督下，宋黎拨通东北军司令部电话，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宋黎气愤地叙述了经过，请张学良保护西北饭店的学生。“张副司令已经知道这件事，请你放心。”原来车向忱在西北饭店脱身，飞奔而去报告了张学良。

到了宪兵营部，一个排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蛮横道：“宋黎是共产党要犯，对他要立即搜查。”说着就要动手。宪兵营军官厉声喝道：“住手！你算老几，这是我们宪兵营，要搜也轮不到你！”

不一会儿，宪兵营营副谢晋生（中共地下党员）领了杨虎城的旨意走进办公室，瞅着特务头子责问：“你们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也不同我们联系就随便抓人？还有王法没有？！”特务自知理亏：“好吧，我们回去办手续，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宋黎可是蒋委员长下令逮捕的要犯，不能让他跑了，也不准把他交给任何人！”

特务一走，谢晋生就把宋黎领到其办公室，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刚才搜出的东西都在这，有碍事的马上处理掉，他们回来还会要。”宋黎坦然道：“没什么要紧的东西，主要是张、杨两将军和一些军长、师长的名片，是我做挡箭牌用的。”“那就好，另外还得审讯你一下，留个口供，应付省党部，主持审讯的人你认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17路军的军法官来了，原来是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成员李木庵。宋黎和他一起研究了口供，然后按一问一答的形式记录在案，宋按了手印。

李木庵走后，申伯纯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宋黎正静心琢磨怎样对付特务的审问，忽听外面脚步杂沓，我刚站起，门便开了，孙铭久威风凛凛地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闯了进来，向屋子扫了一眼，便说：“快走，张副司令命我来救你。”宋黎大受感动：“我没想到张校长为救我竟冒触犯蒋介石的风险，而且行动如此迅速，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宋黎刚被接走，省党部两辆卡车载着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开进宪兵营，持省党部公文提人，值班的讲，张副司令把人提走了。他们不相信，一再索人，并向宪兵营反要提人的证据。宪兵营一面跟特务周旋，一面火速派人去张公馆补办提人手续。张学良亲笔给17路军宪兵营写了手令，应付过去。在这之前，张学良还派参秘室的关沛苍(又名关时润，后改名关俊如)去西北饭店宋黎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之手，关去后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情急之下，张学良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宋黎被接到张公馆时，张学良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这次行动。宋在楼下客厅等候不到半小时，张进来对他说：“你被捕的情况我全部知道了，这件事不能小看，这是南京方面看不起我们，欺人太甚！刚才我开了个军事会议，要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城里我的兵力少，只有一个警卫团，而国民党有三个团。为防止意外，我已下令从王曲调105师一个步兵团急行军进城，宣布戒严，调晏道刚到公馆谈话，防止他采取行动，这样部署，你看怎样？”晏为西北“剿匪”总部参谋长，系蒋介石亲信。

宋黎看张将军准备跟国民党公开干了，非常高兴。为促使张更进一步公开走向抗日，宋黎激将道：“张校长是这里的代总司令，他们逮捕您的学生和职员，竟不通过您，这不是无法无天吗？要干就大干，越大越好。”张将军不露声色地看了看宋黎，继续说：“我已命令今夜戒严，邵力子必来询问原因，他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听听他讲些什么。”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成员。1925年赴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后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过了不久，侍卫大声报告：“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到！”张学良把门虚掩上，来到外间客厅迎接。邵力子同张学良私交尚好，张对邵一向以礼相待。没想到邵一进门，张即一反过去礼让谦恭的常态：“省党部为什么背着我逮捕我的学生、秘书、职员？我是国民党中常委、‘剿匪总部’的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即使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蔑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这么大脾气，也从未见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实是不知，我查明后马上报告。”

邵力子告辞后，105师步兵团在谭海副师长率领下跑步进城，实施戒严。张学良马上命令谭海和孙铭久率卫队营包围查抄省党部，救出关沛苍、马绍周，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300多人名单。

邵力子受命查明省党部捕人情况后返回张公馆，张学良让宋黎再次去里屋避开。邵进门就高声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不过不是省党部办的，是南京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室奉蒋总裁令派人点名逮捕的，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栗又文。”宋黎回忆：“后来得知，不仅要捕人，而且命令捕到后立即押往南京，停在机场的飞机正待命起飞，只是由于我拒捕和张学良大动干戈，才未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反而让省党部威风扫地。”

这就是1936年8月29日晚发生的事件，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因此被称为“艳晚事件”。

次日，张学良发急电给蒋介石，申明：“29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给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去的马绍周等均系‘剿总’职员，这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官兵当即群情激奋，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与此同时，“剿总”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飞抵广州，向蒋密报张学良的大逆不道。此时，蒋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决定隐忍不发，他给张学良发去这样一封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自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深知蒋为人的张学良知道蒋不会善罢甘休。为避免出现新的麻烦，他立刻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宣布宋黎“失踪”；二是主动按照南京提出的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押在军警督查处，栗又文因已去新疆，得已幸免。后来，张还特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解释“艳晚”过失。

宋黎“失踪”后，被安置在张公馆东楼隐匿起来，一天，张学良问宋黎：“刘澜波、孙万发是什么人，你知道不？”宋黎开脱说：“刘曾是黄显声将军的秘书，是刘多荃师长本家兄弟，孙是杜重远先生介绍来的。”张学良说：“我看了他们的供词，刘、孙据理反驳，讲得好，马绍周讲得不好，军警督察处是东北军同国民党合办的，不安全。我准备把他们转到东北军军法处，处长是你的老师赵翰九，会关照他们的。”

20多天后，张学良告诉宋黎：“蒋正忙于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官司基本结束了。你出去找找人，把刘澜波他们保出来吧。”宋黎立即找到黄显声、车向忱等知名人士，将刘、孙、马顺利保释出来。至此，这一大快人心事件得以落下帷幕，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1936年九一八纪念大会后，流亡的东北民众在西安街头游行

1936年九一八事变5周年时，西安群众召开纪念大会，会场上公开贴出“放弃安内不攘外的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等标语。大会通过宣言，提出组织西北五省联军的建议。

会后示威游行，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代表，赞扬群众爱国热情，表示一定“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

西安群众的爱国行动，已经与张、杨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融为一体了。

一一 未完待续 一一

吕海燕: 原国家高级检察官。

胡山: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首任部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