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中的故事：柏林收藏的紫光閣稀世珍品

柏林老郭

我们常到柏林的洪堡论坛博物馆来看展览。这里曾经是普鲁士王国的王宫和德意志帝国的皇宫，二战期间被盟军炸毁。战后，这里建起了东德的共和国大厦。德国统一后，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柏林的皇宫得以重建，并更名为洪堡论坛博物馆。博物馆三楼设有亚洲馆，展出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大型壁画，而欧亚馆则收藏了几幅紫光阁的功臣油画。然而，不了解这些作品背后故事的游客，往往只是草草一瞥，便匆匆离去。

故事追溯到1900年光绪年间，正值庚子之乱。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爆发，引发八国联军入侵。据记载，当德国普鲁士的两万名官兵抵达北京时，主要战事已近尾声。德军将司令部设在紫光阁，大兵们趁火打劫，大批功臣油画被扯下运往德国，其中不少完全损坏，一部分被收入柏林的博物馆。

‍后来，功臣像的命运再次遭受劫难。在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攻占柏林时又掳走部分画作，而其中大部分自此下落不明，仅剩寥寥几幅被收藏于圣彼得堡的冬宫。

‍值得庆幸的是，柏林博物馆曾为这些油画拍摄黑白照片，间接保存了功臣们的形象。现存油画不足三十幅，分布于柏林、其他欧洲国家、北美，以及北京和台北的故宫。整体存世数量不足十分之一，这些油画因此成为稀世珍品，而柏林因拥有最多收藏，成为主要集中地。

这些画作激发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以往我对乾隆时期的印象，主要停留在所谓“乾隆盛世”的表皮层上。原来，乾隆的“十大武功”并非武功，而是十次平定叛乱的战役，涵盖了西域新疆、四川金川、西藏以及台湾等地区。而紫光阁的功臣像主要涉及其中与西域新疆相关的两次战役，即准噶尔战役和回部战役。

呼尔璊大捷图

《呼尔璊大捷图》是一幅为纪念清军平定南疆回部叛乱而绘制的历史画卷，生动再现了这一重要战役的场景。原图描绘了准噶尔汗国被清朝灭亡后，新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兄弟发动叛乱的情景。当时，叛军借助宗教旗号，联合当地维吾尔部族，试图摆脱清朝的统治。乾隆帝遂派遣大将兆惠、富德等人领兵征讨南疆。清军在天山以南展开多次战斗，最终对叛军形成合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据说，这幅《呼尔璊大捷图》（残本）是乾隆皇帝命西洋画师郎世宁主持绘制的。画面上泛着苍黄的大地色，透视感在这里显得不那么重要，仿佛一切都被收进了近镜头，与欧洲写实风格的开放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郎世宁需要与多位宫廷画师合作，无法完全照搬西洋绘画技法。此外，据记载，乾隆皇帝在画作完成前要求呈送小样，并通过下旨提出修改意见，比如，他不喜欢人脸上的暗影，偏爱明黄色调等。这或许也对作品风格产生了影响。

乾隆皇帝为功臣像题写的题词（网络照片）

《呼尔璊大捷图》生动地描绘了众多将士奋勇作战的英勇场景。为表彰他们的功绩，乾隆皇帝下令绘制百余名功臣肖像，并将其悬挂于紫光阁四壁。他还亲自为前五十位功臣撰写题词，歌颂他们的英勇事迹。

紫光阁功臣像

紫光阁位于今日中南海内，是清代皇帝举办公宴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殿试武进士时比武和骑射的场地。

‍关于功臣油画的作者，一直存在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些画像部分出自西洋画师意大利的郎世宁和法国的王致诚之手，另一些则认为他们仅负责绘制脸部，画中人物的身体和衣纹部分通常由宫廷画师完成。也有观点反对，认为主要画家应该是捷克的艾启蒙和宫廷画师金廷标。

尽管作者身份尚存分歧，但这些画像的风格高度统一。人物的脸部和手部采用了西洋绘画特有的光影表现手法，而衣饰则体现了工笔画的精致细腻。我甚至能看出，工笔画的填色也融入了明暗变化。这种中西技法的结合堪称历史上艺术交融的典范。

乾隆皇帝在题词中称赞，这位原领队大臣、察哈尔总管在战场上怒火中烧，如猛虎扑阵，锐如刀锋，势不可挡。在布拉萨激战中，他迎着箭雨飞石，毅然冲锋陷阵，最终壮烈牺牲。

‍一开始我有点儿纳闷儿，死者如何能画肖像。后来，查到清宫里有记录，称阵亡将士都是根据遗像绘制的，那么单眼花翎可能也是因立军功后加上去的。此外，我与夫人仔细端详这位大总管的模样，总觉得他像张家口一带的人，尤其是那极具地域特色的鹰钩鼻。

紫光阁中的功臣像均以站立姿态呈现，这一创作手法突破了传统肖像画中多以坐姿为主的惯例。我注意到，即使在黑白照片中，人物脸部的光影过渡依然流畅自然，而盔甲上镶嵌的金属小盘则闪烁着不同的光泽，为整体风格增添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气息。

我还注意到，在大多数功臣像中，人物都佩戴弓箭。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大人讲故事时提到，皇帝在殿试武举人时，先考骑马射箭，再试百步穿钱眼，最后依据分数排名，赐予不同等级的侍卫称号。这位将军看上去也有点儿像张家口一带的人。

我越仔细观画，越叹为观止。服装上的印花楚楚动人，带着工笔画的细腻；佩刀上的护手寒光瑟瑟，透着西洋油画的质感。

（柏林收藏的功臣像—网络照片）

紫光阁赐宴图

次年正月，乾隆皇帝在紫光阁设宴庆功，并命宫廷画师姚文瀚创作《紫光阁赐宴图》长卷，以纪念这一盛典。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紫光阁赐宴图》为绝版，仅存于故宫。然而，通过仔细对比柏林收藏的《紫光阁赐宴图》，我发现两者的主要部分几乎完全相同。我估计柏林收藏的这幅作品可能是初版，后续才增添了两侧士兵庆典的场景。

柏林收藏的《紫光阁赐宴图》乾隆（局部）

姚文瀚曾师从宫廷西洋画师郎世宁，学习了点线透视法。然而，乾隆皇帝的形象在画中绝不能严格遵循透视比例，必须显得高大威严，以符合封建帝王的尊贵地位。从画面来看，人物的脸部处理似乎借鉴了油画的光影画法，整体又保持了工笔画的色调，体现了中西绘画风格的完美融合。

柏林收藏的《紫光阁赐宴图》低级别的官员席（局部）

‍在图中，我注意到乾隆及其大臣们都佩戴着朝珠，大概是受到藏传佛教习俗的影响。更为有趣的是，乾隆的桌子设计成了两层结构，上面一层可能是一次性端上来的。高级官员与乾隆同处一地只能站立，中低级官员则只能席地而坐。桌上的饭菜看起来像是饺子和肉类，而且都没有使用筷子，官员们似乎保持了满族用手抓食的传统习惯。

柏林收藏的《紫光阁赐宴图》局部（乐队）

‍乾隆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饭菜，大多只是象征性地摆设。乾隆也只是随意尝几口，随后便在乐间赐饭“发红包”，这便是所谓皇帝金碗赐恩的由来。

走出博物馆，脑海中仍然浮现着紫光阁功臣像的画面，我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以往，每每谈及清朝从巅峰走向衰落的轨迹，人们总习惯性地将原因归结为因循守旧、闭目塞听，或者是自大轻敌与排外抗拒。然而，看过这些功臣像之后，我对清朝宫廷艺术的认识却有所不同。

乾隆所赏识的西洋画师，大多是传教士出身，他们不仅精通绘画，还掌握数理知识。他甚至将绘制功臣像这样重要的任务交予这些画师，由此促成了西洋画与中国工笔画的精妙融合，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宫廷绘画风格。这种融合的艺术语言，既延续了中国画的细腻，又吸收了西方画的立体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水准。仿佛如同这座博物馆的建筑，既有古老的外观又有现代的室内，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艺术与文化本应水乳交融，但清朝的历史似乎让二者有了微妙的分离。艺术超越了文化的束缚，展现出独立的感性力量。这或许因为艺术通过感性传递情感，直达内心，而文化依托传统，常因语言或观念引发误解。艺术关照个体，追求共鸣；文化则凝聚群体，强调认同。

‍清朝的这段历史或许只是西方艺术与文化初入中国的序章，而这种交汇与融合在近代的变革中逐步深化。从清末的初步尝试到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再到今天，“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的理念不断演进，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回望着外交大楼的玻璃窗，古老博物馆的身影融入其中。这不仅是一种建筑的和谐，更是一段历史的交融。每一次艺术与文化的碰撞，都在悄然塑造着我们的记忆，也为未来开启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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