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 作者：许仁忠

山河美

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

—我的“大学”

今天是2022年12月1日, 三年前首例新冠病人在武汉被发现，吹哨人李文亮先生曾予以警示，遗憾的是被习惯性忽略了，至此，新冠病毒肆虐了地球和人类三年，世界大家庭大约在一年前因为病毒毒性的弱化而逐步放开，我们在“清零”的工作中又与病毒抗争了一年，到今天传来我们也会逐步放开的消息，看来世界和人类可以和新冠病毒说拜拜了。我大约也是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开始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的，三年时间中不知不觉居然完成了近50万字，也算是三年中的一个“成就”吧，已经完成的近50万字回忆录有十二篇，今天准备动笔写第十三篇，我把它的副标题命名为《我的“大学”》，想要记录以我的“大学”为副标题的过往回忆的原因有二个，篇名命名为我的“大学”，也寓意于这二个原因之中。

首先是撰写回忆录的起意和过程。应当说三年前有撰写回忆录的打算并逐步付诸实践时，思绪还是比较随意的，当时因为闲来无事有关方面又提倡老人多留家少外出，于是就有了记录自己几十年学习和工作生活的想法，最初就是觉得该把这几十年来的学习与工作总结记录一下，所以前两个篇章“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我的学习生活”、“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乐——我的工作生涯”虽然也有10余万文字，但撰写中更注重的是当年学习和工作的过往经历的写实与记录，所以也留下了一点文笔比较粗糙内容比较紧凑缺乏隽秀之感的遗憾。尽管因为文字的客观真实性较强，也得到读者朋友的一些好评，文字在友人中传播时，正值电视剧《人世间》播放，有朋友和同学谬赞这是“许老师版《人世间》”，还有“白天读许老师回忆录，晚上看《人世间》”之说，但笔者自己还是认为回忆录中那些不满意之处仍是一种遗憾，总想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法弥补一下。

所以在后来的篇章中，便有了“欢乐与成功同在，遗憾与教训同行——我生活中的‘得失’”、“胸无大志，随意而行——我的人身自描”、“充实自知自信自明——我的人生追求”以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我的民生观点”这些补充性内容，它们一方面从内涵上是把我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内容回忆得更丰富描写得更细腻，另一方面从外延上也是把回忆录的涉及面扩大了一些，借撰写回忆录的机会，展示了一些我想表达的一些其他内容，比如共和国70年的历程，比如我的民生观点，等等。

再有就是回忆录撰写的文字难度。回忆录的前几个篇章，包括我的学习和工作生活回忆、我的子女教育和理财、我的海外旅游与身体康健，因为都是一些写实的内容，当年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怎样写，好像文字描写的难度不大，文稿的形成有顺事成篇一气呵成的味道。但愈到后来便感到文字的组织有些难度了，比如对共和国70年历程的回忆，对我所看到和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如实记录的，但对这70年共和国的历程我个人的认识和感悟，在文字表达上就不得不委婉一些了。又如，对一些民生问题的市场化问题，从学者的角度记录和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当然比较坦率，但对造成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市场化这些乱象的起因和动机分析就不得不十分含蓄了，一位朋友在读了我那段洋洋好几万字的文稿后，直言不讳的说“政府把这些不该市场化的麻烦事都推给市场了”，友人可以坦言，但我在用文字批评政府的时候，还得要谨慎些尽量委婉含蓄些。

也就是这个原因，使得计划中回忆录的有些篇章至今没有动笔，表现出种种的迟疑和犹豫。小的方面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的亲人”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的友人”这两个篇章，一直犹犹豫豫在如何客观描述亲人和朋友中徘徊，总是担心因为回忆录的客观写实会有所不妥，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窗户纸都需要捅破的。大的方面那篇“普世价值和社会集权——我的世界观念”便感到很难措词了，很难想象我会用什么样的文字集中在一个篇章中阐述我的世界观，我肯定不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言不由衷的客套话乃至假话，但如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在各种综合复杂的因素下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好了，现在有了撰写我的“大学”回忆录篇章的想法并且事实上已经动笔了，这两个问题也似乎可以尽力解决了。在我的“大学”这个篇章中首先会尽一已努力去补充回忆录前几个篇章中一些言未尽的内容，弥补自己不满意之遗憾，让回忆录的内容更丰富些更充实些更生动些。同时也把一些觉得在文字上不太好组织的内容放在这一个篇章中，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回忆这些内容也许文字上好措词些，这样也能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感悟予以表达。

因此在这一篇章内容中，会有不少对于我的亲人和朋友的回忆与描述，这些亲人朋友中既有我年轻时给予我极大帮助的“贵人”，也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我的思想和行为有较大影响的“高人”，当然也有所谓的“平常人”，他们都是我觉得值得我回忆和留恋的人。这样在这一些内容撰写中，更多的是当年友情交往的写实，对他们的评价和议论会较少些。而关于现在说得比较广泛的“三观”特别是世界观问题，我的观念也会出现在这个篇章的不同地方，我会尽力的通过一些故事性的描述来表达我的观念。

最后要说到的一点是何以把这一篇章的副标题取名为《我的“大学”》，它有客观和主观上的两方面因缘。客观的因缘是我这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与大学有关，从尚未入学的幼年起，直到2019年从民办高校再次退休，几十年的学习生活与工作都是在大学中度过的，这是客观实际。主观的因缘是在我个人的认识中，“大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社会就是一所大学，贵人、高人、亲人与朋友，都是你在这所社会大学的老师，是他们指点和引导你懂得了人生，所以在这一个篇章中，我会记录到这所社会大学中更丰富的内容。

最早与大学相关的记忆应该是解放不久的50年代上半叶吧，当年应该就是四五岁到七八岁，我曾经多次随我的母亲到位于十二街的四川音乐学院旁的一位“资本家”家中做客。这家人姓罗，安徽人是我父亲同乡，主人是后来被称作“资本家”的一位面善慈祥的长者，他有两子一女年龄比我大3~10岁，能吸引孩提般的我总是期望到他们家中去做客的正是这三位哥哥姐姐。

我们那时住家在城中的光华街，作为城市平民我母亲在那里自己生产拖把自产自销，每次要去罗家做客时，作为一般劳动者的母亲都要梳妆打扮一番，穿上平时基本不穿的旗袍，叫上一辆黄包车前住，由此可见母亲对于到罗家做客的珍重。罗先生的家是四川音乐学院旁一个很大的别墅或者叫院落吧，除了那栋两层的小洋楼外，有相当大一片土地种了很多果树，这个院落与四川音乐学院紧邻，有一道小门可以直接进入到学校，这是我认识大学的开始。

后来得知罗先生是我父亲做学徒和店员的丝绸店的老板，我的外婆曾在这个院落中为罗家做过佣人，当时称作“老妈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母亲早年就经常到罗家玩耍，因为年龄相差不大，那三位我觉得应称住哥哥姐姐的称我的母亲为“惠姐”，因为我母亲名叫张惠兰，这好像辈分有些乱了，主要是我的母亲18岁就生了我，从年龄上她也比那三位哥哥姐姐大不了多少。后来便是这位罗家长者介绍其实是作主让我的母亲嫁给了抗战期间从安徽逃难到四川的我的父亲，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母亲每年总有几次到罗家做客。

我印象中的罗家长者完全没有后来被称作“资本家”的概念，他肯定是一位知识分子，一副慈祥善良的面容让人觉得可亲可近，因为当年年龄太小对他的专业竞毫无所知。那三位哥哥姐姐便一直是我所崇拜的楷模，家庭的教养使他们温文尔雅举止得体，每次我去时他们都会带着我这个小孩在他们很大的院落中游玩，有时也穿过小门到四川音乐学院看看，在那里他们会给我讲述音乐学院是干什么的，还会进入到琴房去看大学生们弹钢琴拉小提琴，这应该是他们对我认识大学的启蒙吧。

应该说在我十岁之前的少年阶段，到罗家做客还是我很期盼的，每一次去都会从罗家长者和那三位哥哥姐姐们处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启示，更多的是接触和认识到了他们的那个世界，一个有文化有教养有友谊有善良的所在。罗家长者和三兄妹每年也会到我家做客一两次，一般是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因为我家位于光华街的房子二楼上可以看到庆祝节日的游行队伍经过。

罗家显然是很富裕的，那个院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年幼的我跟着哥哥姐姐们在那里像野马般的奔跑，院落中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果树琳琅满目。我第一次见到留声机也是在罗家，那是一个手摇式的机械留声机，当罗家小姐姐放上唱片摇动手柄把磁针放上去时，美妙悦耳的音乐便出来了，多年之后我都还在好奇那声音是从那个盒子中的什么地方出来的。家境虽然富有，但无论从罗家长者还是几位哥哥姐姐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出骄奢，他们平和得让我这个城市平民的子女与他们亲密无间。

三位哥哥姐姐言谈举止行为处事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良好的家庭教养，特别是他们的知识，他们尽管只比我大几岁，但却让人感到好像是知道和懂得的东西很多，四川音乐学院就是我通过他们的讲解认识的第一所大学，在他们的带领下多次在四川音乐学院的游玩，除了讲授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学习外，顺便也给我讲到了例如四川大学这样的学科较多规模较大的大学，在他们的讲解介绍下我初步懂得了大学是何物。

也许是缘分吧，那三位哥哥姐姐后来与我也颇有交集，年长的哥哥后来考起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后来生活和读书的成都工学院工作，那位只比我大两三岁的小哥哥后来是成都七中高64级的学长，而那位颇有艺术天才的小姐姐考入了就在音专对门的四川川剧学校。这样我们与罗家的交往从上世纪50代延续到了60 、70年代。但从上世纪50年代后半叶起，罗家的情况便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有了令人难以想象也很遗憾的改变。

先是公私合营，听说他们的很多工厂商店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后来也许是因为罗家的资产较多，他们被当作大资本家来对待了，好在没有“不法”二字。那个院落从公私合营的1956年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全家人包括我所喜欢的三位哥哥姐姐都变得十分小心谨慎，我们两家虽然还是有交往，但似乎也好像隔着一点什么东西一样，变得分外客气了。那个给我在少年时代留下美好印象的大院落，后来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我还刻意的去了两次。

一次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1968年吧，我在成都七中的一位比较熟悉的同学也是朋友让我到他家中去玩，去了才知道就是那个院落，仅管院落的整体状况变化不大，但那座小小洋楼却是已由很多户人家在居住，我的同学朋友便是其中一户。再有一次大约是2000年左右吧，我到四川音乐学院旁边的那条乐器一条街为我的女儿选购钢琴，也再次到了这所院落的门外，只是不知何故当时已不能入内，只是隔着大门看了一看，旧地重游让人感慨不已。

罗家是我少年时代认识的有钱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本家，与他们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肯定是良好的美妙的。多年之后，当我在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时，听到教育者讲解资本家剥削压榨欺辱穷人时，脑海中总要浮现出当年罗家的境况，很难把罗家与讲授中的资本家联系起来，特别是与几位哥哥姐姐的友谊使我实在不能把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亲也就是罗家长者当作万恶的资本家和资本家子女，他们身上我不是看到的有钱人，感受到的是知识分子的睿智博学聪慧与善良的美德。

后来在读那本对我有很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简论》时，读到了劳动创造价值，读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读到了资本的罪恶，但实际中很多事情却很难理解。比如我的父亲，抗战时从安徽与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姑逃难到了四川，入川不久后姐姐即撤手人寰，罗家长者收留了孤苦伶仃的他，让他店铺上做学徒谋得生活，最后还将我的母亲说合于他，这之中人与人的实际关系是很难用一种理论或者学说来解释的。

几乎是与罗家三兄妹交往的同时，在光华街邻居一位大哥哥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我都还记得起他的姓名，他姓宋名字叫宋良友，大概比我大七八岁，在光华街的街面上，他家与我紧邻，我母亲自产一些拖帕在临街的铺面上销售，他们家也做一些类似的手工业产品自产自销。这位良友大哥哥于我来讲不仅是良友更多的像师长一般，他应该是我接受到科技知识的第一位社会大学的老师，是他让我认识到了宇宙的浩瀚。

这位良友大哥哥对我这个小兄弟十分的友好，他在看到我喂的小白兔因为没有吃的而采摘街边的槐树叶喂养时，会带着我从南大街走过老南门大桥到大概是今天桨洗街的位置去采摘野菜野草，那个地方当年还是农田。他看到我们这些小娃娃当年喜欢收集糖果的包装纸，特别是把冠生园的高级糖果包装纸视为珍品，他知道北门火车站会有过往的旅客有这些高级糖果，会带着我自己花两分钱坐公共汽车去北门火车站，而我因为年龄小个子不高而享受免票。

但是真正让我觉得他是我的“大学”老师的，是有一天下午他给我讲了宇宙特别是太阳。我记得那确实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他就坐在家门口的街沿上，听他给我讲述宇宙。对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孩童来讲，宇宙似乎太浩瀚太大了，似懂非懂的我没有明白宇宙是什么，但他关于太阳的一段描述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甚至有些恐怖和担心的印象，他给我讲太阳那是一个燃烧的火球，他特别强调总有一天这个火球会燃烧至尽，这时我们地球上就只有黑夜没有白天了，没有明白宇宙科学的我，对太阳将要燃烧至尽十分担心，在以那开始的少年的多年时间中，这个太阳要燃尽的担心一直是我的梦寐。

让我真正近距离认识和了解大学是从1956年开始的，那一年我的母亲参加了工作，开始了她能顶半边天的工作生涯。我母亲参加工作的单位叫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位置就在当年四川大学的女生院旁，严格的说这是一个性质比较微妙的商业单位，它既不是当年的国营商店，也不是当年还有的私营商店，它与遍布全国农村的供销合作社有着曲工同异之处，其实就是出自同一个楷模。我的母亲被招聘时，刚怀上我的小妹，多年之后让她比较自豪和高兴之处是，她被招工时没有向有关方面说她怀孕了，因为按当时招工的情况，怀孕的妇女是不会被招工的。

用一点篇幅来说说当年城市里边的消费合作社与农村里的供销合作社。比较巧的是10多年后我从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招工回城的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它的另一个名称就是成都市金牛区供销合作社。好像最近几年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淡出多年的供销社在逐步的重出江湖，有舆论认为这是让计划经济重新发挥作用的迹象先兆。其实最早的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不是在国民经济重占主导地位的，它们并不是国营企业，而是一种类似于股份制的集体企业，只是后来城市里边的消费合作社让国营商业整编了，在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成了农村一枝独大的国营商业。

供销合作社以及和它同枝的消费合作社，都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我们不把历史扯远了，就说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吧。这两种商业机制在解放初期就有了，在农村发展得更早些，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国农村的供销合作社便遍地开花了，它逐步主宰了农村的供销。当初基层的供销合作社确是一个农民持有“股份”的集体企业，我1971年被招工到成都市金牛区石羊供销社工作时，便曾经看到当地的老农民手持入社证书来询问分红派息之事。尽管它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主宰着农村的商业贸易供销，1958年开始伴随着农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后，供销社也逐步转变成为国营的商业，城市里的消费合作社也是与它相仿的。

我母亲1956年上半年被招聘到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出入于四川大学，算是近距离的观察大学了，特别是母亲在下半年生下我的小妹后，把我小妹和只有三岁的兄弟托付给四川大学一位我们后来称为范爸爸的炊事员家中，由一位我们称为林妈妈的家庭主妇管理，这样我就几乎每周都会在周末到四川大学去看望我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妹了。

当时范家住在培根路的四川大学十四宿舍，那是川大很大的一个教职员工宿舍之一，周末一般我是先到十四宿舍看看兄弟和妹妹，然后再进入川大去看望我的母亲，这样我就成了四川大学一个每周必到的客人，每周都会在它庞大的校园中晃荡了。这样的每周必到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58年的新学期开学之时，我才由城中的陕西街小学转学到了当时称之为望江楼小学的川大附小，住家也由城中的光华街迁到了川大十四宿舍与范家毗邻。

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8年下半年这将近两年的时间中，我是每周都要到四川大学去一次的，这成了我的必修课。首先是如何去，我在我的学习生活回忆录篇章中曾经比较详细的描述了我是如何步行到四川大学的，不仅是孜孜不倦更是乐此不疲。每次去都会在老九眼桥头上逗留有时甚至流连忘返，当年的九眼桥头除了我已经回忆过的下游双流县运粪的大船由纤夫拉着闯过九眼桥的惊迫人心的精彩场面外，还有一个精彩的场面就是在桥上钓鱼和看钓鱼的人群。

说是把钓鱼人说成人群虽然过分了点，但确实在桥上钓鱼的人是很多的，在向着望江楼一侧的桥边基本上几十个人排成一溜，他们钓鱼的渔具都是一样的，在当时看来也是很高级的只有高手才能使用的钓鱼竿，这种鱼竿被称为“甩杆”或者“车杆”，鱼线很长并且鱼竿上有一个可以转动的轮子。而更奇特的是在九眼桥头钓鱼是不用鱼饵的，也没有平常在静水中钓鱼的浮漂，钓鱼竿上钓鱼线入水端上鱼钩比较大并且不止一枚有好几枚，约者完全是凭着手感来判断鱼上钩没有，有一句四川俚语叫“铲白杆”，其事实背景就是这种场景的钓鱼。

钓鱼的场面是很壮观的，首先是围观者众，像我这样看钓鱼的人远远多于钓者，很多的人是看完一艘粪船拉过九眼桥头后，因为下一艘粪船的拉动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隙，这段间隙时间就来看钓鱼了。更为让人激动人心的是钓鱼者钓到大鱼后的精彩镜头，这种“铲白杆”式的钓鱼，上钩的也就是钓到的都是大鱼，被称为大黄辣丁也就是大鲢鱼，这种大链鱼喜欢在九眼桥头的回水沱聚集，那里是它们愿者上钩的所在，当约者凭手感知道鱼已上钩时，接下来的时间场面就很壮观了，钓者操作着“车杆”上的小轮，像放风筝似的时而放线时而收线，与水中的鱼搏击，当大鱼被拉上来时，人群会爆发出欢呼声，那是自由人性的真情表露。

我对九眼桥头这些精彩活动的场面只要到了桥头必然会去参与，它与儿时在皇城坝的游逛有所不同，皇城坝那里是静静的看着民间艺人的表演或者小吃制作者的操作，那是一种静瑟的乐趣，而九眼桥头的纤夫拉船或者钓者垂钓活动，那是旁观者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参与，人们与纤夫或者钓者仿佛融为一体，发至内心乃至灵魂全身心的为他们呐喊，为他们的成功欢呼，这是一种心灵震动的乐趣，这种乐趣让人感受到了重在参与。

在每周一次去四川大学的那将近两年中，我象旅游般的游历了老四川大学这所高等学府全校，印象深刻的首先是教学大楼与图书馆，它的很多教学大楼都是按专业命名的，比如哲学楼外文楼数学楼等等，图书馆建筑对我这个小孩子来讲有一种“宏伟”之感。因为每次都是周末去的，我没能见到大学生们上课的情况，那种潮水般的从各个学生宿舍涌向教学楼的壮观是1958年我的家搬迁到川大十四宿舍之后才看到的。

老四川大学自然景致上的印象较深的是图书馆前面的荷花池，以及荷花池前边由四川大学当年的正校门到荷花池的一排林荫道。荷花池中有一个小岛，当年居然有一艘小船载人登岛，林荫道两旁栽着梧桐树，这也是使一条宽近20米的大道形成林荫的原因，林荫道最壮观的时候是在傍晚，那个时间成千上万的麻雀像是归巢似的都聚集在梧桐树上，叽叽喳喳的鸟鸣声让人陶醉于其中。

在大学日常生活上对学生宿舍感觉比较模糊，但对教工宿舍以及两处教工食堂却很印象深刻。一处是绿阳村，这是老四川大学比较典雅别致的教工宿舍，我后来转学到望江路小学也就是川大附小后班上的很多同学家就住在这里，它旁边的教工食堂也就被称为绿阳村食堂。再就是紧邻培根路川大后校门的铮园，它的建筑是1栋栋的小别墅让人觉得特别别致，它旁边的食堂很大，称作是红瓦村食堂，这里既有教工食堂也有更大的学生食堂。

那将近两年每周一次的川大之行中，有一桩事也是我特别有兴趣的，那就是和住在川大十四宿舍的一群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姐姐们到川大锦江旁的正校门旁与红瓦村食堂之间一片“森林”中打柴火。那个时候住在川大十四宿舍的教职员工做饭不像现在有天然气或者后来六七十年代的烽火煤，而是使用的柴火灶，也就是说是用树技等做燃料，这就有了让10多岁的孩子们到川大校区那片茂密的树林中打柴的需要。说是打柴并不是真正的要去砍树，而是用一些长的竹竿端头绑着粗铁丝做的钩子，把大树上边被风吹断的树枝勾下来就行了，这种活动对于在城中居住的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这里边就有一位我称为范姐姐的大姐了，说是大姐她其实只比我年长一岁，但多年来我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尊重，她其实也是我们成都七中高65级的一位位校友，高中三年是成都七中高65级二班的团支部书记。在那群到川大校园打柴火的伙伴中，几乎都是男孩子，女孩子只有她一个，这也是我从小就对她十分敬重的原因之一。一个女孩子怎么会伙着一群男孩子做打柴火这种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顽劣的事呢？这与范爸爸一家的家庭状况有关。

范爸爸是川北蓬溪人，应该是解放前就到所谓的“成都府”工作了，是红瓦村食堂的一位炊事员。范爸爸到成都工作后，就把林妈妈和范姐姐带到了成都一起生活，后来得知这位林妈妈不是范姐姐的亲妈，按传统封建社会的说法和称呼应该叫“小娘”吧，范妈妈的亲生母亲也就是范家的“大妈”留在了蓬溪老家没上成都。林妈妈虽然也很爱不是自己亲生女儿的范姐姐，但家中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在范姐姐的自告奋勇下也就任她与一群男孩一起打柴火了。

多年来我对范家这个十分费解的问题一直感到很迷惑，当然这本质上应该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迷惑。范爸爸肯定在老家是有一妻一妾的了，范姐姐的母亲是他的妻子，而林妈妈应该是他的小妾，使人不能明白的是，从范爸爸上“成都府”在四川大学做炊事员工作情况看，显然他在老家的家境不会太好，更不会像张艺谋大导演《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老爷一样经济财务富有而拥有好几个妻妾，他应该是旧中国一个比较一般的人家，为什么一般的人家也会有这样一妻一妾的情况呢？应该说封建的婚姻制度还是使人很困惑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也应该从那个时候的文化来讨论。

话有些说远了，还是来说说多年来我一直十分敬重的范姐姐吧。在我搬到川大十四宿舍之前，我那位只有三、四岁的兄弟和刚出生的小妹是范家在带着他们，这之中林妈妈一人是忙不过来的，范姐姐要做很多事情，不是仅仅伙着一群男孩去打柴，她得帮着林妈妈照顾我那一对弟妹，后来我搬到四川大学后兄弟才跟着我一起生活了。在我的眼中范姐姐忙活了很多家务活，但她在学校的各方面都很突出，学习成绩良好，学生工作也很优秀，在成都七中高中三年一直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参加1965年高考最后考上了西南农业学院。

范姐姐考上西南农业学院的过程极富戏剧性。60年代特别是63~66年这几届的高中毕业生，都有一个党的号召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怀揣一颗红心参加高考，考上大学自然不错，落榜了就要去上山下乡了，这是最早的下乡知识青年，是考验那个时代的青年对党是否忠诚的重要尺度。范姐姐作为高六五级二班的团支部书记，早就表态考不上大学一定要下乡，这自然在家中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那位林妈妈坚决反对，她的理由和说法是“你下乡了别人会说是我这个小娘对你不好”。

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关心和敬重范姐姐的人，对她高考的情况都十分关注，1965年的全国高考题十分难，范姐姐成绩不是特别的好，这种难度较大的考题对她是不利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在陆陆续续的到达成都七中，之中一直没有范姐姐的，她已经做好了下乡的各种准备，在家中更是与林妈妈为此事剑拔弩张，我们大家也感到十分遗憾，就在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失望的时候，在最后几天中范姐姐收到了西南农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我们一大批十分关心她的人松了一口气，家中的争吵也烟消云散。

范姐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十分善解人意的大姐，她待人和蔼可亲使人很愿意与她亲近，而让人感到最珍贵的是她的纯净，这种纯净不仅是外在的更多是心灵的，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回悟起她当年的很多细节，使人领悟到陈佩斯曾经说到的“我是一个干净的人”的真正含义。她当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就事论事责无旁骛的认真努力做好，在做事情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考虑到事情与自己的关系。

记忆中使人最有感悟的是1966年12月，我和成都七中的几位同学大串连到了重庆，专程到北碚西南农业学院去看她，没有想到一进校门还没有等到我们去找她，就看见她正在学校的接待站给来西南农业学院串连的同学们讲解重庆及西农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观点是保守派的范姐姐，显然是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完成她的工作，而那个时候她的组织的领导也许已经被批斗得体无完肤了。

范姐姐从西南农业学院毕业后，也分配在成都市金牛区工作，在茶店子的金牛区委农工部，这样让我也就和她有很多接触机会，我每次到区委财贸部去办事，都会到区委农工部她那里去聊上两句，与其说是有具体的事情要聊，还不如说是在当年那种压抑得使人窒息的大环境中，到她那里去得到一些宁静。

范姐姐后来与家也在川大也是我们成都七中校友的高64级的蒋哥哥结了婚，蒋哥哥学习成绩优异，1964年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我记得我参加1978年高考时，为了能完成高考题目中的高等数学选择题而专程向蒋哥哥请教过某个微分方程的求解。比较巧合的是这位蒋哥哥的兄弟是我们高66级的蒋明元校友，作为兄弟的蒋明元前前后后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想他这位一向心灵纯洁的嫂嫂一定在事情的前因后果上有她自己的定力和判断的。

在每周一次到四川大学报到的将近两年中，我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四川大学的“反右运动”，斗争性的运动是很剧烈的，给我这个十岁孩提留下了较为深刻其实有点恐怖的印象，加之也正好是在那期间我的父亲也因为乱说话被定成了右倾思想分子，所以对那场“反右斗争”留下了恐怖与惧怕的阴影。在四川大学见到了很多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畏畏缩缩的少言少语，做作有关方面分配给他们的主要是打扫卫生方面的工作，从那个时候起找对后来几乎长达20年的“整人”的运动，便有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疑惑：这些人真的是坏人吗？好像从直接的观察来看他们不像是坏人。

“反右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实际执行和操作中被大大的扩大化了。在很多基层单位，党的领导和干部成了党的化身，对党的领导和干部有意见被上升为反党。另外就是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一直盛传当年四川大学还差一个右派分子才能完成指标，谢校长在与西南地区土皇帝讨论谁应是这最后一个右派分子时，对土皇帝提出的四川大学中划为最后一个右派分子的诸多人选百般进行保护，最后自己被土皇帝定为了那个四川大学的最后一个右派分子。

多年之后才明白，共和国前30年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应该是30年中数十场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尽管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运动，比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更多的都是涉及到具体的事情或者是跟这些事情有关的人的思想，很少涉及到把这些人当作敌对分子来整治，就像前面讲到的罗家长者虽然成为了资产阶级，但人本身并没有怎么样被整治。“反右运动”后人们便逐渐习惯于“整人”和“被整”，特别是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治国之纲后，整人的事件在运动中就层出不穷了。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同时也是思想认识上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绝大多数的人们是很虔诚的发自内心的接受着各种教育或者改造。比如公私合营，资本家们把他们的工厂和商店拿出来合营时，因为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在教育着他们，所以尽管从经济利益上他们也许有异样的感觉，但从事情的情理上似乎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又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为一直有让他们要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教，所以知识分子们的自我改造还是比较认真自觉的。而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在五七年之前的各种运动中，解决的都是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把人当作坏人甚至敌人来斗争处理，这让大家在理论的说教下觉得去认真和努力提高认识还是必要的。

但“反右运动”把数以万计的人作为坏人或者敌人来斗争来处置，这让更多的人感到迷惑和茫然，因为即便这些右派分子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在大家的意识中他们不是坏人更不是敌人，这种把他们当作坏人或者敌人的处置方式绝大多数人从内心深处是难以接受的，以前一直存在着的那种认真接受教育改造的感悟逐渐荡然无存。客观事实的严峻性使人们的心理发生急剧的变化，首先是自保，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言不由衷的讲假话，当然逐渐有人完全改变了自我，加入了“整人”的队伍，虽然很多的人是在“整人”之后又“被整”。

1958年夏天，我搬到了四川大学的十四宿舍，搬到川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父亲在1957年所犯下的右倾思想的错误导致他被下放到新建在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工作，这样我一个人住在城中光华街也就不太很合适不方便了，加之弟弟妹妹也都在川大十四宿舍范爸爸家中，所以我也就搬到川大十四宿舍去了，从此开始了几乎长达20年的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四川师范学院这些高等学府的居家生活，在大学的校园中领悟着大学的文化与真蹄。

9月1号我新转入的望江楼小学开学了，从在培根路的川大十四宿舍到劳动路的望江路小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沿着当时的九三公路。也就是九眼桥到三瓦窑的路，望江楼小学就在九三公路旁，另一条就是穿过川大校园从川大校区到达望江路小学，因为很多原因多数时候我选择的都是穿过川大校区到学校去，这样我首先见识到了大学学府中大学生们潮水般的从宿舍与食堂涌向教室的壮观，感受到大学生们追求知识的纷围。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那一年掀起了全民炼钢的运动，所以在穿过川大校园的一路上，会看到很多小高炉土高炉，这些小高炉土高炉彻夜的忙碌着，为当年能实现炼钢1080万吨的目标作着贡献。在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后，这也许是人们能够把自己的所有，包括自己的思想和肉体全身心的倾注到当年那个狂热的激情中去的一种选择与解脱吧，仅管这种选择与解脱对不少的人来讲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无可奈何的。

对大学的认识除了在四川大学看到的图书馆教学大楼以及学生们从学生宿舍涌向教室的洪流般的景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班上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家庭。望江路小学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的教职员工子女，我转学去的小学班上起码有十多位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父辈多是四川大学与成都工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与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接触中，使我对大学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能够接触到同学长辈的机会不多，但就是这些不多的接触中，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长辈在感觉上就像当年对罗家长辈的认知一样，慈祥面善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小学生年龄都比较小知识也不多，不懂也感受不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睿智和学识，但有一点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几乎所有这些同学的家中都有一个书房，装满书籍的好几个大书柜会让人对知识以及这些书籍主人的学识产生一种莫名的崇敬。

望江楼小学在锦江旁，也与四川大学游泳池毗邻，这让我这个不喜欢体育运动的小胖墩有了体育活动中唯一的一项爱好，那就是游泳。不喜欢体育活动甚至惧怕体育课中的体育项目的我，居然在望江楼小学读书的两年中很快的学会了并且喜欢上了游泳，在天气适合游泳的日子里我要么是泡在川大游泳池中，要么就是和同学们一起游过锦江，到河对面河心岛的东湖游泳，这是我对体育活动唯一的乐趣，它伴陪了我几十年，成为我唯一的一项体育锻炼项目。

1958年是一个狂热激情的年份，人们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感召下，满腔热忱的投入了各种活动，除了大炼钢铁外，当年总路线提出的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超英赶美”是很激动人心的，作为小学生的我应该是出于知识的浅薄对这个“超英赶美”是很虔诚的，因为根本不知道美国英国的情况，对世界的不了解使我对这一口号深信不疑，我接触到的人们要么跟我一样，要么就是他们知道但就是不说，所以大家都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激情，多年之后在逐步知晓了世界才知道当年的狂热激情是多么的荒唐。再有就是到金牛坝的金牛公社金牛大队看万斤高产田，看到密密麻麻的水稻人在上边跳跃，也感到很激动，也是因为对农作物生长的完全不懂不了解，对这种放卫星似的吹嘘也是深信不疑的，在参观到农民在人民公社食堂中的享受各种美食的壮观后，更是深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啰。

在望江小学读小学的那两年，结识了一位也是住在川大十四宿舍的大哥哥，他给了我集邮的启蒙知识。结识他应该是很偶然的，因为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哥，年龄至少大我一轮以上，他家里边的人比较多，他是一个人独居在川大十四宿舍进大门后旁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中。他是个集邮爱好者，认识他之后他像上课一样的给我讲了很多邮票的知识，向我展示了他集邮的成果，在当年一枚邮票发行的当日，他还带着我到春熙路那一片的成都市邮政总局手把手的教我如何取得邮票的“首日封”。认识了他让我有了很多邮票以及集邮的知识，我也一度产生了自己加入集邮队伍的欲望，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欲望而已，因为他告诉我集邮还是一种比较耗费资金的活动，在我当年的家庭状况是不可能有这些资金的，但是十一二岁就有了这些邮票和集邮的知识还是使我感到很欣慰。

我母亲在这两年的时间中，已经不是在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工作，在“女人能顶半边天”的鼓舞下她成了工作的积极分子，流动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等几个高校的消费合作社工作，因为太繁忙是无暇顾及我和我的兄弟的，几乎是每个月发工资时回家来给我丢下10元人民币，我得用这10元人民币安排好我和我的兄弟日常生活，那时我10岁多一点，兄弟才4岁多，好在那个时候都是在四川大学食堂里面吃饭，不需要自己煮饭。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缺乏计划性，10元钱花得很快，到月底的时候就有些紧张了，不过后来也就慢慢学会了要有计划，要有一个月生活的通盘安排，也就能把一个月我和我兄弟的生活安排的比较妥当了。后来回想起来，这种没有办法的被迫式的10岁就当家的生活历程，也许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所补益的。

也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我逐渐对厨艺其实也就是煮饭有了兴趣便开始习作，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由于范爸爸在四川大学红瓦村食堂工作的原因，所以那两年我在红瓦村食堂与炊事员们厮混得很熟，有不少机会近距离看他们做菜，逐渐产生了兴趣。一道菜在吃的时候你感觉不出什么，其实要做出这道菜是有很多程序的，操作上有很多门道，就像儿时喜欢在皇城坝看那些做小吃的师傅打锅盔做三大炮一样，我也喜欢近距离看这些炊事员师傅如何炒出一道菜，时不时还要向他们问一下我没有看懂的问题。

从10岁开始就对厨艺有所关注有所喜欢除了是因为范爸爸在红瓦村食堂工作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与我父亲当然也包括我的母亲有关。先说说我的母亲吧，这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女人，1956年她参加工作之前，这位雇农的女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并且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也许是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过世得早吧，她从小跟着我的外祖母也就是她的母亲在大户人家中厮混，学到了不少江浙皖的东西，特别是做菜。我的母亲虽然娘家是典型的四川人，但川菜却不是她的拿手，她能做出一手精细的口味清淡的江南菜，比如把四川的大青椒掏空放入调配好的口味绝佳的肉馅，先放在油锅中略炸成型，然后在熬好的高汤中慢火煨熟，这道菜吃起来味道简直是不摆了。再就是在冬天的钢炭火盆上，她能支起一套能炖能烤的炊具，在上边烹饪制作各种精美可口的食品。说她是贤妻良母一点也不过分，她除了能在我们住家的光华街街面上销售自己制作的拖帕弥补家用外，每天都会烹饪出可口的饭菜让我送到人民商场当时我父亲工作的地方。

比较遗憾的是1956年她参加革命工作后，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有组织了，整个人的性态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几乎是翻天覆地的转变，她由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半边天”。自她参加工作之后，家务这些事情她是一点都不屑于了，一心扑在工作上，所以当我住在川大十四宿舍时，很被动的虽年龄仅有10岁还得带着一个4岁的小兄弟自我生活。这时我的父亲因为1957年犯了右倾思想的错误，已经被下放到青白江区新建的成都钢铁厂工作，但他每周还是要回家一次，吃一餐好的饮食是他回家很重要的奢望。我父亲虽然是安徽人，但家乡马鞍山市距江苏的南京以及浙江很近，也许家境败没前还是将就吧，他应该是个典型的“吃货”，遗憾的是他会吃但一点也不会做，这成了我从10岁起开始对厨艺感兴趣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总得有一个人做做饭菜吧，看着家中只有我们父子二人，他吃着我烹饪的饭菜津津有味，我这个做儿子的还是感到有点欣慰。

继续聊聊我的母亲，最大的感悟就是教育与环境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前面已经说过，我母亲在1956年参加革命工作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家庭妇女，相夫教子是她人生的宗旨和目标，1956年他参加工作后应该是她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之后她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丈夫和孩子脱离了她的视野，家庭的观念在她心目中不仅是淡漠了应该是消逝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一个月仅回家一两次，主要是给我带来生活费，至于我们两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怎样生存和生活，可能她想的是让我们自生自灭吧，不过这样也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后来的几十年中我自己能取得一点成就，多少还是与这种从小就独立得早相关的。我母亲的主要工作是采购，这其实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但她一直完成得很好。当年包括后来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中，“组织”这个概念是深入了她的脑海的，“我们是有组织可以依靠的”是她几十年来经常念叨的口头禅。我一直在想，她弄明白了这个“组织”的概念是什么没有？因为有这个观念，她一直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得很强势，家庭对于他来讲没有依靠和依赖的概念，因为她有组织。产生这个观念一定是教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因为她原来在家庭妇女的生涯中，应该是没有组织这个概念的，参加了工作肯定有人就向她做了教诲：我们现在是有组织了，组织是可以依靠和依赖的，我们的生老病死组织也会管到底的，显然她对此也是信得很深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四年左右，到1960年国民经济经济发生困难时她有了一些变化，对工作不再像曾经有过那样的上心了，具体的表现是回家的次数多了，后来也就基本上住在家中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原因嘛后来得知大概有两个，一是她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好像一直并不顺利，她最终也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二是好像工作中的职务升迁呀似乎经常与她擦肩而过不甚如意。其实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像她这种个性很强的人，无论是要加入组织还是职务升迁，都会受到一种潜意识的影响，传统的选拔人的标准是不大喜欢像她这种个性比较强又比较爱说话的人的。

不过因为工作的刻苦耐劳，她在薪酬待遇上还是蛮不错的，当年她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成了4级工，拿到了当年工人中的顶级工资，我的父亲是在她已经拿了若干年四级工工员之后才有这个待遇的，这也是我的母亲瞧不起我父亲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母亲另一个很显着的特点就是她的人际关系特别好，在她工作过的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中，总有一批教授、老师和干部与他有特别良好的关系。

“组织”这个概念在她的头脑和心目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是有组织可以依靠的，生老病死组织是要管我们的”一直是她的信念，只是进入90年代后，国营商业的不景气以及她的退休金在社保支付后，特别是后来她的工作单位百货公司事实上己无暇顾及她们这些老职工后，她才逐渐明白这个组织还是有点虚无缥缈的。

关于母亲的回忆文字写到这里，正好适逢我们经过三年的“社会面清零”的严格管控后，突然全面放开了，一两个星期内大量的人都“阳”了，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她所在的养老院很快出现阳性病例，刚开始养老院还想进行局部的隔离，但马上发现传染的速度快的难以想象，不少老人被感染了，我母亲也在其中。我们把她送到第五人民医院，在好不容易挤入一床难求的医院做了肺部CT之后被告知2/3“白肺”，这就等于宣告了死刑，医院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

但我的母亲终于顽强的活下来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至少她不会因为这次新冠感染而撒手人寰了，就对我们全家当然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很希望老人健在的。人虽然还健在，但已经不能恢复到新冠感染前的状况，在感染前母亲的身体还是比较硬朗的，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能自己吃饭自己大小便，平时虽长坐在轮椅上也是为了方便与舒服，她想行走的时候还是可以扶着轮椅自我行走的。但是一场新冠使她再也从病床上爬不起来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吃饭是鼻饲推进去的，大小便也不能自主进行，得靠护工日夜照顾才行了，医院和医生说能捡回一条命就很不错了，很多老人都在这场新冠中离开人世了，医院和医生告诫我们母亲可能会终身躺在病床上了，当然还好她还有意识，还能认出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在欢悦母亲战胜病魔的同时，从经济的角度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母亲终于突破了“她是有组织的”经济概念，当然从人伦的角度这个概念早就被突破了。母亲一直是独立性很强的，在她退休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住养老院，她都坚持不用我们子女的钱，这一点在这次新冠感染之前她做到了，她的日常生活费用都在她的工资能够支付的范围之内，即便最近几年养老院的费用调高了，她的积蓄也能弥补。但现在不行了，她生活已不能自理，一个日夜护理的护工大约需要7000多元人民币，加上租用一个标准间以及日常生活费用，她每个月养老的成本应在11,000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她的退休工资收入满打满算，应该是4500元左右，缺口6000元是需要我和我的兄弟来承担了。母亲终于从经济上从“我们是有组织可以依靠的”上解脱了。其实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上世纪末以来，母亲的组织成都市百货公司基本上名存实亡，几乎没有来问经过当年为它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的退休老人了，老人们的“组织”很早就缺席和缺位了。

还是回到当年我母亲的回忆上来，其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着很多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子女，特别是对我这个长子影响极大的优点。比如，做一件事或者说完成一件事的持之有恒与坚韧，母亲从来对她要做或者说她想要做的事情，极少出现中途放弃的情况，不管事情有多难，她都会坚持的做出她想要的结果。应该说母亲的这一优点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我的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母亲这种对人生持之以恒和坚韧的痕迹，它鼓励和支持了我像母亲那样对待人生，也就是说始终信念“生命不息努力不止”，我这一辈子人生路途上的一些成就，也与能够继承母亲这种持之以恒与坚轫的信念和精神密切相关。

再就是母亲身上那种时不时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狡狤，这种狡狤首先表现在对事情的审时度势上，母亲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出来她很知道哪些事情该不该做？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做？这使得她想要做的事情往往因为有了这种狡狤而获得成功甚至事半功倍。应该说母亲的这种狡狤我学到了不少，使我在成年步入社会之后无论在哪种环境条件下，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去完成一些事情时，都能去较好的判断事物的来龙去脉和可能的未来走向，从而尽量的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也许是母亲间接的对我一种教诲和教育吧。

当然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尽善尽美，前边我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母亲和她的“组织”，其实这里面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她参加工作的当年，究竟是些什么人采用了什么方法让母亲一夜之间就坚信了她是有组织的，这个组织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也许作为一个雇农的女儿和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劳动妇女，母亲易于接受和相信这种鼓燥和宣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初期政府的公信力是很高的，它的工作人员讲的很多话老百姓是易于相信的。

我虽然不能把母亲这种虔诚的相信“组织”看着是一种缺点或者不足，但我却要庆幸自己始终没有继承到她在这方面的基因。我在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曾经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来向我宣传，但我始终对各类“组织”有一种距离产生美的感觉和认识，与这些组织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自行选择了一条“白丁”道路与自由度较高的职业。我想如果在这方面我也学到了母亲积极向“组织”靠拢的思想和行为，那我后来的发展道路和结果未必就会像现在这样感到满意和自由了。

母亲现在已经基本丧失了思维的意识，她已经记不清楚当年的很多人与事了，这一点确实值得庆幸。如果她对当年她的“组织”仍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记忆的话，那么她目前躺在病床上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上已经得不到她的“组织”的关照和爱护一定会使她很失望和难过的，庆幸她已经遗忘了这些，使得她现在的晚年生活还能过得无忧无虑心无旁骛。

也说说我的父亲，在我十岁搬到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去之前，我一直和我父亲相处，特别是1956年母亲参加工作后，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都是我们父子两人住在城里边光华街，在我的感觉中慈祥善良是对父亲最深的回忆。父亲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是高小吧甚至有可能是初中一二年级，也就是这点文化以及他爱讲话的习性，使他这一生都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错误成了倒霉蛋，成了共和国前30年的老运动员。五七年反右前父亲的状况还是很不错的，他所在的那一个棉布店公私合营后，他成了公方经理，这在当时是需要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或者政府机构派出的，是代表公方也就是国家方面与工人方面利益的，这也许得益于他对棉布店业务的熟悉，而更多的是他那点文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最后出事就在那点文化上，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初是共产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我父亲那点文化和他爱讲话的习惯使他在很多场合讲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话，这些话本质上其实就是当年划右派分子的话，他是完全有资格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但他的出生和成分救了他，他毕竟是一个工人，当年似乎还没有听说在工人中划右派分子的，于是他被有关方面内定为右倾思想，也就是没有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处置上与对右派分子一样，首先是被集中居住进行批判，批判到一定阶段后撤除了他的公方经理职务，并很快被下放到1958年初在成都是青白江区建立的成都钢铁厂工作，其实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劳动改造惩罚。

从此厄运就再也离不开他了，将近20年中父亲都是共和国各类频繁的政治或者经济运动中的初始对象，为什么讲是初始对象呢？因为这些运动开始的时候似乎要斗争的对象总还不是十分明确，也是像我父亲这种问题是很明显的所谓右倾思想便会首当其冲的成为运动初期的批判对象，好在父亲的那点文化以及他那种健谈的习性似乎也帮了他，他总是在各种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努力的认错也就是自我批判，文化和表达能力使他没有尝到各类运动过多的苦头，总能很侥幸的比较快的度过这种初始对象的阶段。

但是父亲的那点文化对我还是有所补益的，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在让我阅读上似乎是下意识的做了很多引导和努力，印象很深刻的是每到周末他总要陪我到市中心顺城街的工人文化宫去，选择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看报纸我读书籍，这也许是文化人才可能有的一些习惯，使我从很小起就养成了比较好的看书的习惯。另一件事也许也只可能是文化人才才会注重，那就是他每一周都会给我几分钱让我在当时专放旧电影的春熙路的《智育电影院》去看一部旧电影，这在某个意义上各种各样的旧电影也让我开拓了视野，当然说他是文化人其实是不恰当的，不过他在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当年那点文化还是有相当特殊的。

父亲落难之后尽管在各方面对我都有相当的影响，但从内心深处来讲我其实一直很关心他，希望他能尽量过得稍好一些，特别是后来母亲参加工作之后，与他日益疏远并且从内心歧视他，使我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都尽量努力给予他尽量的理解和关心，包括前面讲到的刚十来岁的我就开始学习厨艺以能够做出一餐饭让他每周回来的时候有点享受。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所受的那些磨难其实并没有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严重和艰难，这也许也是值得庆幸之处吧。

我的小学是在两所学校中完成的，初小也就是小学四年级之前的四年是在市中区的陕西街小学读的，这是一所几乎就在当年的皇城坝现在的天府广场旁边的一所小学，闹市区的繁华使我常年溜涟在皇城坝以及横穿皇城坝的金河里游玩，所以记忆中关于这4年的学习生活几乎是一个空白，除了喜欢我的班主任潘老师我还有点印象外，其他的都荡然无存了，至于班主任潘老师为什么喜欢我，我其实也不太明白，也许是我比较听话吧。

高小我转学到了望江楼小学，它的另一个名称叫川大附小，当然这不是它的正式名字，仅仅是因为它毗邻四川大学而学生中四川大学的教工子女又较多而已。望江楼小学两年的五六年级的高小给我留下了很多难以忘记的记忆，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同学。在望江楼小学的学习生活也许是因为小学学习知识性东西不多，现在回想起来可供回忆书写的似乎也很平淡，但学校所组织的很多社会活动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学校组织我们到在城西的茶店子金牛公社去参观人民公社大食堂和万斤高产田，记忆中印象就特别深刻，首先是从城东的学校排着队伍步行到城西的茶店子，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讲无疑会有着难以忘记的记忆，再就是参观的人民公社大食堂中农民伯伯们兴高采烈的吃饭场景也难以使忘怀，当然不暗世事更不会明就里的小学生看到密密麻麻的水稻在万斤田中的盛况，除了惊喜之外还会有什么呢？另外就是学校组织的让同学们好几次为了给学校的炼钢小高炉找原料而到锦江对面的好几个工厂去收集废钢废铁活动也让人难以忘怀。

在望江学楼小学这两年中个人感到有较大成就感的是学会了游泳，这是因为四川大学游泳池就在望江楼小学旁边。我历来不喜欢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从小就体态较胖，从小学到高中同学们都称呼我为“许胖子”，较胖所导致的懒惰怕动使我远离体育运动甚至有点惧怕它，而在望江楼小学这两年中学会了游泳成了我唯一喜欢的体育运动，因为学会了好几种游泳的姿势，让我多少找回了一点在体育活动中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当然在望江楼小学那两年中感到收获最大的是结识了一批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同学，在与他们的交往和交流中，帮助我逐步认识和感受到了“大学”。在我们乙班，记忆中家在川大和工学院的同学就有不少，男生有袁平张峡严敬张应平等同学女生有陆文荃熊凤初高肃昭梁虹刘志明等同学，在同班小学同学中当年就交往比较密切后来在成都七中及之后又有很多交集的是张昭和吴伯贤两位同学，当年在班上座位安排上我与张峡同桌，而张昭和吴伯贤正好在我与张峡课桌的一前一后，这使得我与这几位川大工学院的教授子女交往和交流是比较密切和方便的。

张昭与我应该是学友，是真正的读书和学习意义上的挚友，在望江楼小学的两年学习生活似乎比较平淡没有太多的记忆，张昭在望江路小学毕业后就考入了成都七中，而我进了那所被我戏称为“贼娃子学校”的成都二十九中，三年后我高中也考入了成都七中，正好与张昭分在同一个班上，就是高六六级二班。当年成都七中的学号排序是按照中考成绩进行的，我们高662共有40位同学，男女合班男生女生各20名，我的学号是男生第1名当然排在全班的1号，而张昭的学号是女生20名的第1名但在全班是21号，这说明也许当年我与张昭中考进入成都七中的成绩是不错的。我会在回忆录进入到成都七中三年高中学习阶段时较为详细的忆及与记录我与张昭同学的学习挚友趣事。

吴伯贤与我的交往更多更深一些，小学虽然我们同班，但后来中学初中她在成都七中而我在成都二十九中，高中虽都在成都七中但也不在一个班上。我与吴伯贤的交往在成都七中读高中的时候更多的是学生社会工作的交往，她是校学生会的文娱委员，而我是校团委的宣传委员，这使得我们在学生社会工作上有不少的交往和交流。与吴伯贤更多的交往是在1969年成都七中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中包括1978年高考前她在成都毛笔厂工作时我与她都过往密切，与她的家人比如她的父母、两位弟弟一位妹妹及丈夫唐旭东先生都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在我的印象中吴伯贤是一位具有先知先觉敏感性的女性，我会在我的回忆录某个合适的时间段用较多的文字来回忆和记录与她及她的家人的交往。

在望江路小学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有三个班，除了我所在的一班，有上边谈到的很多川大工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同学外，其他的两个班也就是甲班和丙班也有不少这类同学，比如杜懋陆胡令张红霞王元清等，其中甲班的陈大沛在读高中时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也成了我们多年来一直能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关注相互支持的挚友，我和陈大沛如同与吴伯贤一样与他的家庭成员都有较多的往来，他的父亲是川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母亲是一位极善良关心他人的妇女，他的哥哥和妹妹我们都很熟悉，我也会在回忆录一个合适的地方用比较多的文字来记录这些交往。

在望江楼小学的这两年过得很快，很快到了1960年9月，大家都分别选择了初中就读，我班上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成都七中，而我因为没有人管，更没有人指导和点拨，懵懵懂懂的进入了距四川大学十四宿舍很近的成都二十九中读书，但进入成都二十九中不久，我们就举家搬到了三官堂街居住。因为有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各种各样的折腾，比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有了1958年的“热闹”与“辉煌”后，国民经济很迅速的进入了低潮，众所周知的困难年代从1960年开始了。

粮食开始定量供应，猪肉和菜油等“油大”副食品也定量供应并且量很少，饥饿感一直困扰着城镇居民，饥肠轱辘的学生们也无法静下来读书，人们整天都为填饱肚子努力的想着各种办法。城市中的情况还是要好点，有商品粮定时供应，除了有不少人得了水肿病之外，生命的维系和坚持还不用太操心，但农村的情况就十分糟糕了。1958年公社化大食堂耗尽了农民的积累，一刀切的瞎指挥导致农业生产一塌糊涂，靠自己种粮食活命的农民生存就很糟糕了，有不少农民在饥饿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在成都二十九中读书的这三年中，我的那种人或者说人性的多面性至少是两面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一方面，我是属于好娃娃好学生，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好，刚满15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学校的社会工作也完成得很好，受到学校方面与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的青睐。另一方面，我又与家在九眼桥附近的一批城市贫民家庭的同学十分交好，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这批同学在读书上不甚努力，有的甚至就是来学校混的，但他们身上那种质朴的天然本性，使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厮混十分有趣，所以我也时不时与他们混在一起逃学逃课，我是从内心觉得他们很受我喜欢。

这些同学中的许多人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李广武杨能炎张兆武王昭伦谢伯昭曾昭信吴明霞钟国平等，他们伴随着我度过了13岁到16岁的青少年时期，给我带来了困难年代饥肠辘辘时少有的一些欢乐。这批同学中有不少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代知青，他们在1963年7月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普高或者中专，在当时的宣传下他们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分别去到了农村。应当说这之中的很多人与事欺骗性还是比较大的，几年后我见到这些上山下乡的同学，他们告诉了我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到了乡下来到为他们隔壁的安置房，里边彩壳热水瓶等在当时还比较高级的生活用品摆得琳琅满目，让他们很是满意，没有想到到了晚上陪他们来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走了之后，各家各户纷纷到了他们安置房中，告诉这些生活用品都是他们的，当然也就只好让这些农民伯伯取走了。

之所以能和这批城市贫民家庭的同学相处甚是融洽欢乐，与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赵泽苏老师有关。我已经说过了赵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贵人，她对我那种启蒙式指导式的教育和引导，让我终身受益。赵老师是一位军人，在我们入学的1960年9月，她也转业到了成都二十九中，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并讲授政治课。今天回过头来看，很难想象当年的革命军人有如此宽大的情怀。赵老师是一位孔圣人“有教无类”论的身体力行者，我们班上的同学无论是川大工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还是九眼桥一带的城市平民子女，她都一视同仁按照孔圣人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履行做一个教育者的职责，这也是我能和那批城市平民同学相处甚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伴陪着赵老师对住在九眼桥一带的那些城市平民子女的同学进行家访，整个从九眼桥到安顺桥的河的两边都有赵老师辛勤进行家访的足迹，在她看来这些城市贫民子女同学在学校里边无论是表现还是学业状况都受着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些城市平民同学的家长对孩子们的学业普遍都不重视，每天都为全家一口饱饭而忙忙碌碌，家庭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对这些同学在学校中静心学习影响很大，所以她要一家一家的进行家庭拜访，苦口婆心的向家长们讲述让孩子们读好书的重要性，询问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给予支持与帮助。伴随赵老师的这些家庭拜访，也拉近了我和这些同学及他们家长的关系，三年初中阶段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到这些同学的家中玩耍，很近距离的观察到同学们的家庭生活。

说赵老师是孔圣人“有教无类”的身体力行者，最具体的表现是她对班上的同学都一视同仁的像慈母般的对待，班上无论哪类同学，成绩好的听话的，成绩差的调皮的，在三年她慈母般的关怀之下都有所成长和进步，三年的学习生活使同学们在她母亲般的胸怀中，在她那种不是说教的教诲中受益匪浅，到初三毕业时。同学们都根据各自特别是各自家庭的情况有较好的归宿，相当一批成绩较好能读普高的同学考取了中专，不读普高而选择读中专在当年是妥当得体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在很多家庭中都是老大，下边还有很多弟弟妹妹需要读书，从经济的角度讲读中专不仅不要学费，学校还包食宿，三年毕业后即可分配工作开始有工资收入，如果选择读普高，还要面临着当年金字塔式的大学升学考试。读普高的同学不多，除了我考入成都七中外，其他就读十二中、十六中也很不错。比较遗憾的是选择了63年底64年初上山下乡的几位同学，更比较遗憾的是他们这种选择多少与慈母般的赵老师有点连系，至少是赵老师慈母般的关怀让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成了听话的小绵羊，使得这些同学对当年的宣传深信不疑成了第一批知识青年。

其实这也怪不得赵老师，当年整体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在虔诚的接受着一种教育，严格的说是一种说教，声音只有一个，没有讨论更没有质疑，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宣传，自上而下告诉我们是什么该怎么做？而几乎是所有的人们都深信不疑应该按照这种说法去做，当然也许也有极少数质疑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淹没在信任和听话的潮流中，是不会被人们所重视的。这种教育或者说是说教的力量是可怕的，它使人想起我的母亲在参加工作短短的数十天中便被彻底改变了面貌，前后判若两人，彻彻底底的接受了一种观念。

我们这个初中班，在初中毕业三年之后便面临着浩劫般的文化大革命，这时赵老师慈母般的“有教无类”教诲便表现出来极大的凝聚力。一是对赵老师的眷恋，班上无论在毕业时走上了哪条道路的同学，包括上山下乡的那几位同学，在毕业后的三年读书期间以及三年之后长达十年的浩刧中，大家都无法忘怀初中三年赵老师那种一视同仁的教育，更无法忘怀这位好师长好母亲，回母校看望赵老师及其赵老师一家人，很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初中班同学的宿愿。二是班上同学那种兄弟姊妹般的友情一直延续了多年，这种友情帮我们度过了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前那十多年让人迷惑惆怅的岁月。

读初中时结识了一位友人，那就是我的同学洪时明先生，他在后来的二十余年与我高中同学于成都七中，大学同学于成都科技大学，相同的知识分子归宿使我们成为了朋友。当年在成都二十九中，洪时明与我都应该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严格的说学业上他比我更努力更扎实，初中同学的三年中他不与我同班但我们相交甚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和他担负着为学生会每周要编辑出版一期黑板报的社会工作。洪时明在绘画特别是安排宣传版面上极有天赋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学校每周三要出版的黑板报便是我们两人每周都要做的社会工作，分工嘛是由我组织稿件他来制作，在这项社会工作中我们认识并开始相交。

多年的相交中，我对洪时明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淡泊与宁静，这种淡泊与宁静恰恰是我这个思维经常在跳动的人极为缺乏的。我觉得他始终都沉浸在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之中，很少表现出一种欲望的激情和冲动，这使他在与人相交上表现出相当的亲和力，我和他的这种友谊也许就是建立在这种亲和力上的。后来我们都一样成了大学的教授，都在治学和学术研究，但严格的说他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我也在我的专业领域上有相当的成就，但与他相比治学和研究的差距可以用望尘莫及来形容，不是表现在成果上，而是表现在基本的科学态度上，对科学而言他是真正的学者，而我仅仅是一介过客而已。

一句老话说“数理不分家”，我和他同时就读于成都科技大学时，我读数学系，他读物理系，当年我们曾在学校共同编辑过《数理力小报》，因而也常在一起讨论数学或者物理问题。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所接触到和考虑到的所有的物理问题，他都很强调并且也很明白这个物理问题的数学描述，在一起讨论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对科学问题的严谨性是一丝不苟的，应该说在讨论某一物理问题的数学描述时，我这个数学专业的学子应该更审慎些，但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已经认为这个物理问题的数学描述差不多已经解决了的时候，质疑往往由他那里发生，而这种质疑导致了更深层次的讨论。

在饥肠辘辘的辗转和对未来的朦胧中，困难年代的三年初中学习生活似乎也过得很快，在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1963年6月，我们通过中考结束了初中学习，按照班主任赵老师给我母亲的提醒，我报考了成都七中如愿录取，迈入了这所四川省最有名的重点中学，开始了几乎长达六年的高中学习生活。进入七中首先见到了很多熟悉的小学同学，比如小学同班的张昭同学，这次我和她同时分在了高66级2班，同在高66.2班的小学同学还有在小学中就给我印象很深刻的陈大沛同学，小学他与我同校不同班，当然小学同班的女同学比如吴伯贤刘志明熊凤雏陆文荃是在全是女生的高66.6女生班，这个女生班中还有一位也是望江路小学的校友但在小学时与我并不熟悉的周光熔同学，当然也结识了更多的来自成都各个初级中学的同学，包括后来成为密切朋友的高66.1班的刘仁清同学，大家都叫他“老马”。

在成都七中之所以度过了将近六年，是因为除了1963年9月到1966年6月的三年高中学习外，还有从1966年6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因为运动我们被滞留在成都七中，直到1969年初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当知识青年才离开了学校。应该说在成都七中的前一个读高中的三年中，当年的青年学子们面临和接受着两种本质上不在同一个轨道上的教育，对我们老三届中的高66级而言，我们享受了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仅包括文化大革命前17年甚至包括到今为止的所有共和国时光最优质的基础教育，但同时又接受了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好几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教育，这个政治教育是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线条的，其中关于青年学生的说教让人备受煎熬。

先回忆点让人愉快的事吧，那就是当年我们如何接受并吮吸新中国最优质的基础教育。我们高六六级这三年的高中，所接受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是最为全面和完毕的。以数学为例，我们当年学习的初等数学的教材，不是像现在笼统的称为一个数学，而是分学科被称为代数、三角、立体几何与解析几何的。代数学了三年，立体几何是在高一学的，三角是在高二学的，高三学的是解柝几何。这种按初等数学的分支而设计的课程以及所编辑的教材，除了能够更系统的掌握各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学习中我们学到了逻辑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新中国建国以后逻辑学在基础教学中便逐渐被淡化并最终消失了，曾经有过的专门设置的逻辑学课程没有了，而逻辑学是一门至关重要的思维学科，对于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方法论作用。而当年我们在高中阶段学习到的那种以学科来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却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接触和学习到了逻辑学。比如立体几何，在首先帮助我们建立空间概念的同时，便从几个基本定义和公理出发，演绎出了整个立体几何的体系，这实际上是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当年教材的编写方式和先生教学的方法，潜移默化的把逻辑学的思维方法融会贯通于其中，让我们这一届学子学习到了逻辑学这个重要的学科知识。

我们在成都七中接受了良好的基础初等教育，大家都期盼着高中毕业后能考入心仪的大学，虽然还在是初等基础教育的阶段，但大家都已经产生了朦胧的专业的喜好与选择。成都七中学子有良好的基础教育的表现是十多年后恢复高考，在1977与1978年这两年高考中，凡是有意报考大学的成都七中的老三届同学，特别是高66级同学，几乎都是比较轻松的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到大学之中，时隔十多年之后对所学的初等基础教育知识仍没有被完全忘掉，便是我们这一届老三届有着最好的基础教育基础的证明。

我在成都七中三年的读书生活中，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对我当年的学习生活，以至后来若干年后我的个人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帮助。首先说一位我所崇拜的偶像派人物吧，他便是成都七中高六四六班的胡世模学长，认识胡世模学长最初是因为学校的社会工作，我进入成都七中后，先是担任了高六六级二班团支部书记一个学期，接着便被选为了成都七中团委会委员，分工负责宣传工作，而向我接交工作的前任便是胡世模学长，按当时的惯例和要求，他不仅要向我接交团委宣教委员的社会工作，还需要对我进行传帮带，这使我有了很好的机会和时间与他接触。

这位知识分子子女的学长是我的第一位偶像，交流中除了感觉到他的知识很渊博外，吐谈和待人接物的温文尔雅风度也让人崇拜，我从内心深处一直向他学习并以他为楷模，也就是想成为他那样的人。胡世模学长的学科知识很全面，自然科学的数理化他学的是绝对的优秀，但对人文科学的文学与新闻学，他也表现出相当的造诣。当我得知他参加1964年高考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专业时，其他的同学都惊诧于他数理化极好为什么要去报考一个文科专业，而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思路清晰，对文学和新闻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我在撰写和发表我的回忆录时，还是有朋友比较奇怪的问我，你一个学数学的理科生为何对文字如此喜好，写的50余万字的回忆录还比较有可读性，回想起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几十年前胡世模学长对我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胡世模学长喜欢文字到了酷爱的地步，我在与他接交成都七中团委宣教委员的工作时，他很明确的给我讲到了他为什么要做宣传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喜欢文字，他认为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维和语言是一种享受，他更认为文字能使自己的思维和语言更成熟更完美。尽管我自己也有一种原生的对文字的酷爱和喜好，但胡世模学长对我讲授的这些东西无疑对我起到了积极的良好的引导作用。

前边说到了缺失了的逻辑学，偶像般的胡世模学长给我最深刻的感觉和印象，就是他清晰的逻辑思维，我1963年9月进入成都七中，胡世模学长1964年7月离开七中，我们不到一年的交往中我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体验到他对所有事物的逻辑性，无论是学业上课程的学习，还是工作上团委宣教委员的工作，他在与找交流时都表现出极好的逻辑思维修养。他没有说教般的向我讲过逻辑学的“三段论推理”以及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三大定律，但在具体事务的讨论交流中，我几乎是时时处处都感觉到他在向我讲授那些逻辑学的哲理。

使人感到十分吃惊和遗憾的是，胡世模学长在1964年的高考中居然落榜了，与他同时落榜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梁吉，这也是一位对我来讲虽然谈不上是偶像也是很崇拜的人物，学校曾经在1964年四、五月都打算让我九月份到校学生会去接替他的工作，也是因为工作的交接使我和他有了相当的接触和了解，他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果使我十分敬佩。这两位学长的高考落榜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意外，今天看来1964年高考的严苛的政审标准对他们显然是不利的。

说我们老三届高六六级接受了最良好的基础教育，不仅在于当年良好的学科知识结构和教材，更重要的是有一大批优秀教师在教育和教诲我们。在成都七中学习的三年中，我们的老师真的是一支名师队伍，我所在的班级语文是由白敦仁先生讲授的，我今天能在文字撰写上有一定的基础和成绩，多是来自于这位名师的指导。除了物理的徐聘能老师和化学的也是我们班主任的周德芬老师外，因为酷爱和喜欢数学的原因，对几位数学老师印象特别深刻，包括讲授代数的蒋南翔先生，讲授三角的熊万丰先生，讲授解析几何的藏葆华老师，而对我后来学业有很大指导和帮助的是谢晋超先生。

谢晋超先生是与我们同时到成都七中的，也就是1963年9月，他是成都七中59级高中毕业生，四年后大学毕业回到成都七中任教，我们高六六二班高一的立体几何与高二高三代数课是谢先生讲授的。我在前边忆及胡世模学长在日常的具体事务的交流沟通中给我潜移默化的传授了逻辑学的基本哲理，但真正让我重视逻辑学认真学习它并在这一辈子中受益匪浅的引导人是谢先生。记得刚上高一时，一次立体几何的课间，我与谢先生交流到了立体几何的学习，当时学习上我体会最深的就是空间概念或者说空间想象力的建立，这是谢先生在课堂上一直给我们反复强调的，他很强调一定要把教科书平面书页上的各种几何图形建立起立体感，要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所以我在学习上也颇体会颇深。但当我向谢先生讲到空间想象力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给我说了几句后来对我影响很深的话：学习几何更重要的是领悟逻辑思维的重要性，有机会最好学点逻辑学。谢先生的简言片语引起了我对逻辑学的兴趣，我去找到了一本逻辑学的书开始读它。

我在总结影响自己人生稍有一点成就的因素时，青年时代曾经读过的两本书十分重要，一本是文化大革命中当逍遥派时邻居卓老师家中的一本《简明政治经济学》，另一本就是在谢先生指引下去读的那本逻辑学了，好像名字也叫《简明逻辑学》，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逻辑学已逐渐退出了舞台，找到那本书还是不太容易的。《简明政治经济学》对我的实际帮助是功利性的，我在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当年的四川财经学院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时，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就是政治经济学，年轻时候精读的这本书对我很快能融入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的各个学科帮助是很大的。由于即便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并非是真正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的市场经济计划的影响和烙印还是很深的，不是西方那种利伯维尔场经济，所以游弋在这种特殊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中，读到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实际中还是颇有作用的。

而《简明逻辑学》对我从思维方法上是一种基础的启蒙，因为在读它的过程中有不是明白的地方要去请教谢先生，于是谢先生开始指导我读这本书，当然不是很具体的指导，是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向：那就是结合着学习几何学课程去读逻辑学。无论是平面几何还是立体几何，都是从几个基本的定义和几条基本的公理出发，逻辑上演绎推导出整个几何学，使人不得不佩服2000多年前的欧几里德先生会有如此严密的逻辑学功力写出那部旷世巨作《几何原本》，由此引申开来深得逻辑学精髓的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远远领先于我们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自己在回忆这走过来的几十年中所践行所完成的很多事情时，深切的感到合理的逻辑思维方法对把很多事情做好做完美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世间的人与事，都会按照合乎逻辑的原则运行，如果你与他相向而行用合乎逻辑的办法去处理它解决它，自然会事半功倍了。所以对于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逻辑学的学习作为一个教学工作者是感到很遗憾的，我们不应该简单的给学生们传授那些只零破碎的所谓“知识”，我们更应该在一个良好的逻辑体系中让学生们学到的各种知识有所融会贯通。

话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谢先生这边来。因为很多原因，我与谢先生的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一是数学课程的学习经常向他请教，二是他组织了一个数学课外学习小组，大约有高六六级他所讲课的班上的近十位同学吧，每周他给我们另外上两个多小时的课。而他具体布置给我和同班的张昭同学的事，是去编辑发行一份后来被命名为《数学小报》的油印刊物，这使得我与他的接触交流就更多了。

坦率的讲，以当初读高中时涉世不深的我在与谢先生的接触中对他的观感，应该说还是很肤浅的，但开初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认为谢先生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而且用当年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只埋头读书的典型人物，一心做学问搞教学，对业务之外的事情似乎不甚关心。当年在与他的接触交流之中，除了数学还是数学，好像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了，其实从1963年到1966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业务已经不可能脱离政治而与政治割裂开来，但在与谢先生的交往中，他就是用科任老师的身份只与我们谈业务不涉及政治，这对于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成都七中这种优质学校中任教的青年教师是难能可贵并且是很不容易的。

当年在成都七中读书时，我父亲那个工人阶级中右倾思想的问题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惑，如果是正式的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一切也就简单了，但没有，没有任何有关方面向我们讲过父亲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只是朦胧的说起是工人阶级讲错了话，这就使我很难自处了，我自己都不明白父亲到底是什么问题，又如何去批判甚至划清界限。好在成都七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了我，特别是一大批科任老师，好像他们是只管功课不问其他的，只要你努力学习成绩好就是优秀学生，而与我交往甚密的谢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在与谢先生的很多交往交流中，总是感到他在潜移默化的告诉我，认真读书吧其他的不用多管多想，在谢先生和其他很多科任老师们的这种关心和帮助下，我得以在成都七中很宽心的努力学习了三年，吮吸了当年良好的基础教育知识。

可以很肯定的说，当年如果没有谢先生以及其他一大批科任老师们那种“有教无类”的诲人不倦与孜孜以求的育人精神，年轻的我是很难走出父亲那个所谓政治问题的阴影的，因为来自其他方面的敦促都希望我能够明确和正视这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问题，这种悖论式的矛盾开初给我带来的阴影是很严重的，但在谢先生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走出来了，因为谢先生用他的行为特别是眼神告诉我：那些事都不是事，努力学好知识才是你当前最重要的事。

谢先生诲人是有它独特的方法的，我在前面忆及的谢先生在让我学立体几何的时候学点逻辑学，听从了他的教诲的我，因为读了那本《简明逻辑学》而终身受益匪浅。他在我们高二将要完成的1965年六月交给我的建国以来1950年到1965年高考试题让我在暑假中完成一份最好有多解的题解，理由是他在下年要为高三学子们准备高考，这使得我不得不在高二的暑期首先是抓紧自学完成高三的包括解析几何及复数等部分代数内容，然后尽力完成这份题解，多年之后当我有所感悟时我才明白，他是逼我取得自学的方法，这是一个人终身学习的最优秀的唯一方法。

我开始一直以为谢先生就是那种不问政治的业务拔尖人物，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抛出了他与其表弟的一封信，并因此把他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斗出来，我才知道谢先生在政治上其实是很敏感敏锐的，他在与他表弟的那封信中就当时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讨论的见解，便足以见得他对政治并不陌生，并且有自己独特的正确的认识与思维。当年谢先生被关押在行政楼时，我曾奉有关方面命令去看守了他一个晚上，关押的地方就是他跟我们数学小组讲授课程的地方，两人四目相对其实更困惑的是我，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个眼前被称作牛鬼蛇神的良师益友，好在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很快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大批老师包括谢先生也就被解放了，当然我也得到了心灵深处的解脱。

与谢先生的交流因为我的一个儿子在1996年考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得到了延展，当年成都七中录取了我儿子后，我曾带着儿子专程到成都七中谢先生的家中去拜访他，那个时候谢先生已经成为成都市乃至四川省初等数学教学的“舵爷式”人物，除了继续他在线下的也就是面对面的初等数学讲授外，谢先生开始致力于成都七中网校的开发与建设。谢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转移到了老三届学生的子女身上，当年成都七中有一个入学的分班考试，主要是选拔一些学生进理科实验班，笔试时谢先生还专程到考场看了我儿子的作题情况，并通报我讲儿子的情况还不错。当然我的儿子也没有辜负先生们的教诲，他后来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并在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修了理学士和经济学学士两个学位。

谢先生是我年轻的时候遇见的第2位贵人，第1位贵人是我初中的班主任赵泽书老师，谢先生在我就读成都七中高中时，除了和其他同学一样有立体几何和代数的“传道授业解惑”，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了我学习乃至人生的很重要的两把钥匙，一是给了我自学的理念和方法，二是引导我入门了逻辑学。谢先生当年的指点让我终身受益，特别是通过学习几何而领会到的逻辑思维方法，让我在几十年来的工作中有路可寻有径可走，客观事物都是按一定的逻辑在运行着的，有了良好的逻辑思维方法，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工作实践都会取得你意想不到的成果。能在中学阶段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两位指点人生道路的贵人，应该是我的福分、缘分和宿命，贵人的指点和引路让人终身受益难以忘怀。

现在回忆起当年成都七中的学习生活，总结出有两个特点：一是学习的自由度，二是科任老师的专业性。关于在成都七中学习的自由度，我曾经在《我的学习生涯》那个篇章中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这里想主要谈谈我们科任老师的专业性。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七中科任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好像他们活在世外桃源中不知有晋，也就是除了他们所教授的专业课程知识外，对其他的世事好像都不甚关心，这在当年已经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真不知道老师们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不问世事，还是难得糊涂的装聋作哑，也许两者都兼而有之吧。这带给学生们的真是一个福分，本来在当年的大的政治氛围下，同学们已经在学科学习之外经受了很多纷扰，不少同学已经感到这样那样的思想压力，好在科任老师们的这种只教业务的单纯性，使得大家能够在学科学习上轻松些愉悦些，所以说这是先生的弟子们的一个福分。

在这种良好的学科学习氛围下，七中学子们在吮吸知识的前提下自由的成长和发展，大家在学科学习中无拘无束的自由交流，也结识了不少学习上的朋友，我在望江楼小学的同班同学张昭，在我高中考入七中之后分在了同一个班，共同的学习目标与努力使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或者叫学友，应该说谢晋超先生组织的课外学习小组以及让我们编辑的《数学小报》是我与张昭同学相识相交很好的桥梁。张昭同学有一手好的书法，而《数学小报》最终面世的形式是油印刊物，这需要先在钢板上刻写蜡纸，这项工作当年几乎都是张昭同学承担的，她那一手好字让《数学小报》增色不少。因为要编辑《数学小报》以及在谢先生组织的数学课外学习小组上学习，我和张昭同学经常就数学上很多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我发现张超同学思维十分严谨，数学本身就是一门刻板严谨的学科，肯定是需要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它，而这方面张昭同学就比我强多了。这说来好像还有些反常，我是一开始就喜欢和酷爱数学的，我喜欢这种纯思维性的学科，而对那些带有一定的实践性的学科比如化学与物理，不是十分的钟情。在当年在班上，大家都知道张昭同学酷爱的是化学，实验性很强的化学是很强调动手能力的，照理说我这个酷爱数学的学生应该比喜欢化学的张昭同学在思维上更严谨些，但恰恰相反，用谢晋超先生的话来讲，我是一个思维上联想和跳跃幅度很大的学生，思维的严谨性张昭更强些。

张昭同学这种严谨性不仅表现在思维上，也表现在考试中。应该说当年班上理科数理化的多次考试中，张昭同学是经常取得满分的，似乎无论怎样的考题她都会一丝不苟的完美作荅，在这方面我就差远了，题目虽然会做，也会浮想联翩的考虑得很深很远，但总是丢三落四留下很多纰漏。我在1996年带着我的儿子去拜访谢晋超先生时，他告诉我和我的儿子在他那里有两份保存了30多年的教学“文物”，一份是我为谢先生所做的建国以来的高考试题解笔记本，另一份就是张昭同学当年一份满分考试试卷，重点不是满分，而是那份试卷像是一份印刷体似的，张昭同学把它书写得十分规范，没有丝毫的涂改痕迹。张昭同学77年考入了四川师范大学学习化学专业后，大学考试的状况仍然如此，与他大学同班的也是我们成都七中的同学曾经问我，张昭考试历来都是如此吗？

在成都七中欢快的三年学习生活中，除了结识像张昭吴伯贤这样的本年级同学外，因为我有相当长时间从事团委宣教委员工作，也结识了一批高年级同学，除了上边已经忆及过的高六四级的胡世模学长外，高65级的陈博文同学也因为诸多原因成为我至好的朋友。陈博文是当年成都七中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学习成绩优异，我从与很多科任老师的言谈中得知陈愽文在学习科学知识上的习惯或者说风格与我极为相似，思绪敏捷善于拓展但不甚严谨。因为学生社会工作的原因，我从高一进入成都七中开始就认识了他并与他交往，天性上他是那种爽快藏不住话直言直语的人，所以与他交朋友很容易，我们的交流既有学生社会工作方面的，也有具体的关于数理化知识的学习上的，快言快语的他经常有很多尖锐的思绪和问题向我提出，不少的问题会使人很意外，用今天的话来讲似乎他很“另类”，但它确实是我喜欢交往的一位学长，与他的每一次交流都会使人感受到颇有收益。

从1964年下半年起，特别是进入1965年后，陈博文学长的情绪突然变得不稳定起来，与他的交流中让人经常有一种担心，言谈中感觉到他似乎在自我放弃，学习成绩优秀的他经常向我谈到关于当年的热门话题也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有高六四级胡世模学长的高考意外落榜，但我深信成绩优异的陈博文是应该考得上大学的。1965年高考招生结束后，陈博文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得知是政治审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审”把他划入了“该生不宜录取”的范畴，落榜也就很自然了。多年之后我见到他，谈到当年的情况他很坦然的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他与大学是无缘的，他是从1964年严苛的高考“政审”所带来的现实的录取状况，感觉和分析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就比较颓废了，真是造化弄人呵。

前边曾经说到1963到1966年这三年在成都七中的学习生活具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成都七中良好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身心愉快的游弋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吮吸着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优质的基础教育，但另一方面紧锣密鼓的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政治运动也给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带来纷扰和困惑。当年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我们还得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方方面面的多种多样各种形式的教育要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这些教育中，比较令人烦心的是那个要你联系个人实际的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问题。当年成都七中的中学生们的家庭阶级成分还是比较多元化的，有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有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生的，也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出生的。家庭出身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命题，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而当年出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似乎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关方面也认同家庭出身不由个人选择这个基本事实和情况，于是有了一种“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教，这在当年是压在众多青年学子身上的一座大山似的思想负担，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讲，这种负担就更严重和沉重了。

当然，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血统论”相比，这种说教还是相当温柔的了，它好像毕竟还是给出了一条出路，是一剂教育性的引导性的药物，比起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似乎易于让人接受。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两个东西是同出一辙的，都是源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个基本理论的，只是披上了不同的马甲而已，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对人的折磨前者比后者更甚，后者已经堵死了出路，那就破罐子破摔罢了，而前者抛出和指引了一条路，让你经过磨难之后脱胎换骨向它靠拢。当年的成都七中，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学子们的磨难也不亚于其他学校，我们在自由愉悦的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又不得不接受这种说教的洗礼，这种说教让人相信似乎真的通过这种洗心革面的改造可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高中三年的学习很快的进入了最后一年，但进入1965年的下半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处于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革命的前夜，尽管是意想不到，但紧锣密鼓的大形势还是使学子们逐渐脱离所喜欢的轨道。特别是进入1966年我们高中学习的最后一学期，逐渐的让人感到我们这批高66级高中毕业生的未来有点琢磨不定了，如果一切正常，我们是应该准备参加1966年高考，但动荡的政治形势使人十分烦躁，各种各样对文艺界教育界知识范畴的批判，让人觉得我们所接受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这种教育还能继续下去吗？直言之，我们还有可能参加高考读大学吗？在这种叮咛不安的煎熬中度过几个月后，1966年6月我们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应该说在这之前的几年中所酝酿的那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氛围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投入了这场运动，当然大家投入时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国人带来灾难的浩劫。

讲到灾难，我们高六六级学生首当其冲的是失去了迈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考先是被推迟然后被取消，在“停课闹革命”的喧嚣中，成都七中的学子们也投入了那场革命，在有关方面的误导下，学生们首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老师。6月最初的几天，被当作牛鬼蛇神被揪斗被关押的几乎都是我们的老师，一种盲目的冲动让学生们把对本质上实际上是对很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发泄到了自己的老师身上。中老年教师自不用说，他们都在解放前或多或少的在国民党政权管理下工作过，这些信息被抛了出来不胫而走引起学生的激愤，青年教师没有历史问题仍不能幸免，谢晋超先生被关入牛棚，起因就是他与表弟的一封通信，信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吱的见解，这封信一被抛出来，谢先生便遭到了没顶之灾，给我们上政治课的另一位从上海来的青年教师倪老师，被传出恶劣对待女朋友的劣行，很快以道德败坏为罪名被揪斗被关押。最为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就在成都七中的校园中发生了学生殴打自己的老师的情况，教生物学的傅勤宗老师在青天白日下被自己的学生围殴。

将近10天的狂热把整个七中校园弄的乌烟瘴气，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我们所有的老师要么成了牛鬼蛇神，要么也有这样那样的重大问题，这显然很不合乎逻辑更不正常。这种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正常现象，引起了一部分学生的思考，这其中既包括我也包括与我在读书期间就交往密切的刘仁清同学。刘仁清同学在高六六级一班，与我们高六六级二班隔离一个走廊相邻，进入成都七中的第一学期，他担任高六六级一班的团支部书记，而我担任着高六六级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高一的第二学期我和他同时被选入成都七中团委会，他是团委组织委员，我是团委宣教委员，这种学生社会工作的状况使我与他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读书的几年中我们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对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见识不少时候我们都有比较一致的观感和认识，正是这种对很多问题认识上的一致，使我和他成了多年的朋友交往甚密。

说是交往甚密的朋友，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对他的方方面面是很敬佩的，思维上他思想敏捷深邃切中问题要害，言谈中他语言犀利经常一语中的。所以我们在交流时，在更多的时候是我在聆听他的认识和见解，而这些认识和见解往往是我从内心深处赞同的。进入1966年6月。因为事实上已经停课了，加之学校的运动形式局面又如此的混乱复杂，我和刘仁清同学沟通交流就比较频繁了，因为在之前的交流中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当前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机制是否妥当是否需要变革甚至革命，相当长的时间中这个疑问一直在我们心中，所以当我们面对学校那么多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斗出来时，便感觉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了，需要认真的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和研究。

应该说当年的我还是比较偏激的，严格说“左”的思维很严重，当然当年的政治氛围也是那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6年6月1日晚播出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与《人民日报》第2天“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都剑指北京大学党委陆平等人舍车保帅把北大老师们打成牛鬼蛇神，于是便联想到成都七中是否也会是这样的，加之当初老师们的很多材料被抛出渠道也很蹊跷，谢晋超先生与表弟的信件倪世林老师在上海的私人生活情况这些本来比较隐秘的材料被公之于众，确实让人有所怀疑。六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与刘仁清同学交流了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疑虑是共同的，加之之前一直就有的对成都七中是否执行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使得我们对当时成都七中的领导者的疑虑更大了。在有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后，当天晚上我执笔完成了成都七中第一张把斗争矛头指向掌握权力的当权派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由我与刘仁清及其他另外两位同学签名贴出后，在成都七中引起轩然大波，同学们以赞同还是反对这份大字报的观点分成了两派，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辩论。

应该说当时的这篇大字报，对一大批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的老师们是一种解脱，因为这篇大字报出来后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讨论的话题，逐渐由老师们“是否有资产阶级作风”、“是否歧视工农革干子女”，转移到“成都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教育路线”，“是否阻碍了成都七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这些问题上来了。客观的说，当时被左倾思想笼罩的我们特别是执笔写出这份大字报的我，在事实与论据还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就得出结论，显然是盲目和冲动了一些，支持我们的同学虽然有不少，但更多的同学是反对我们这种观点的。讨论和辩论持续了将近半个月，议题的中心和重点也在不断的变化，有同学把问题的讨论升级了，把一个“成都七中党支部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是非讨论问题，上升到“是否反对党的领导”的高度去分析这篇大字报以及我们是否是反党。

在这半个月中，一方面是同学们激烈的辩论，另一方面运动的领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成都七中党支部似乎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舞台上悄然退台了，而由原来的四清工作组改名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来具体领导。应该说这个新的领导者当时更不能适应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热潮，在运动的引导方面显得手足无措茫然无方，这很快引起了已经被“左”的思潮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的不满，很快成都七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一部分同学提出要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的要求，而代表人物仍然是写出第一篇大字报的刘仁清与我等4位同学。由于同学们要求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比较强烈呼声较高，1966年6月24日傍晚，由市委宣传部肖菊仁部长带领的几位上级领导来到成都七中与我们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中心的议题是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需不需要能不能够撤出成都七中。

这场讨论持续的时间很长，从24日傍晚开始直到25日凌晨，与肖菊仁部长面对面对话的是我与约三四十位同学，我们提出了一个直观的要求，就是请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同学们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组织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肖菊仁部长一直回避正面回答能不能够撤出成都七中这个问题，而反复在工作组需不需要撤出成都七中与我们进行讨论。应该说当时我们的问题和要求虽然提出了，但事实和理由并不十分充分，面对肖部长这种相当级别的干部，我这个小青年还是感到十分的力不从心。那天晚上刘仁清同学没有出面直接与肖部长对话，但在与肖部长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沟通与交流中，我曾好几次离开现场，与一直在现场外边观察和听取讨论情况的刘仁清同学交换意见，严格的说是把我感到力不从心的问题向他请教。

四五个小时的讨论把双方都弄得很筋疲力尽，所以到25日凌晨，市委宣传部来的干部中有同志提出我们暂时休会，让肖部长回市委宣传部研究之后，再对同学们作出工作组要不要撤出成都七中的答复。因为这个结局是我在离开会场与刘仁清同学交换意见时就估计到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应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要求要肖部长现场表态工作组即刻撤出成都七中，肯定需要回去研究，所以作为同学方的代表我也同意了这个建议。没有想到的是，睡了一个囫囵觉的我们在6月25日下午，便听到同学们中在传递一个消息，说是头天晚上的与肖部长的沟通与交流是我们这部分同学要“取消党的领导”，这种说法把头天晚上本来与肖部长比较正常的沟通交流说成了我们这部分同学要在成都七中赶走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情况变化得很快也更错综复杂，尽管有不少同学支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学批评和指责我们要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是错误的。比较要命的是，年轻并不成熟的我们似乎自己也觉得在哪个地方错了，至少在哪个地方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开始退却了，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几位同学特别是我与刘仁清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少了起来，当然，对有些同学指责我们取消党的领导我们是坚决予以否认的。这时有同学粉墨登场劝阻我们承认错误，更有甚者有同学找到我，明确的给我说错误的根源不在于我，而在于刘仁清同学，他们要求我揭发和指正是刘仁清同学在幕后组织和指挥了这场活动。我当时也似乎感觉到自己错了，但这个错也是自己自觉自愿发生的，尽管其中有很多与刘仁清同学的沟通和交流，见解与看法也一致，但自己的过错就是自己的错误，也应该自己承担错误的责任。

让我们感到十分严峻的是1966年7月一次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的四川省与成都市支持援越抗美的游行集会中，我们4位同学被通知留在学校看守牛棚中的牛鬼蛇神，其实这是变相的取缔了我们参加同学们游行集会援越抗美的权利，这时我们才知道问题严重了，我们确实有可能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来对待了。整个1966年7月和8月上旬日子过得十分压抑，我个人而言当时是觉得自己错了，但绝不认为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绝不认为写第一张大字报和6月24日与肖部长的对话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在这种迷茫孤独自责自悔中度过了那40来天。比较感到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大字报上签字的4位同学，没有相互指责相互推卸责任，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作自我批评，努力提升自己以改正错误。

1966年8月中旬发表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使我们得到了解脱，读了十六条的我们意识到自己至少不是右派学生，于是我们几位同学特别是我和刘仁清同学又恢复了联系和接触，我们至少认为应该为自己洗清反党右派学生的不实，支持我们的同学也开始重新聚集，大家都要求重新审视发生在6月份的一些重大事件，于是在8月18日在行政楼的3楼阅览室进行了一次已经基本上分成两派的同学的大辩论。这一次辩论刘仁清同学出面了，我们这一方的辩论主角实际是他，将近200名左右的同学参加了这次辩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我们在6月份的行为是不是取消党的领导是不是反对党的领导。辩论十分激烈，两派同学各据一辞，因为对事实的认知以及理念上的差异，辩论过程虽然激烈但难有一致的结果，直到后来有同学上三楼来告诉大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发了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重大消息后才得以结束。

进入8月下旬，运动的形式发展很快，从北京南下的两股红卫兵串联队伍，搅动了成都的大中学校，促进了成都文化大革命的纵深发展。一支主要在中学，他们带来了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在中学校园中掀起了一场近乎腥风血雨的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的辩论与斗争，昔日的同学像阶级敌人般的怒目相对甚至动手殴打。比较庆幸的是我因为8月18号大辩论后便迅速的离开成都七中融入了成都大学生“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社会运动中，有幸避开了这种同学之间的手脚相残，当然也没有能够见识到当年令人心寒的场面。

到成都大专院校的北京来的另一只红卫兵，带来的是“怀疑一切”的理念和“造反有理”的行动，鼓励和鼓动成都红卫兵走向社会走向街头向西南局省市委开火，我和其他几位成都七中的同学在8月下旬和9月上旬的十几天中是到当年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参加运动，并最终在9月13号搭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上北京串联的专列奔赴北京，并在9月15日赶上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带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把成都大学和中学搅得风云突变。中学比较麻烦，在8月18号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各个中学都迅速的成立了官办红卫兵，在成都七中叫红卫兵6234部队。这些中学新成立的官办红卫兵，很迅速的与带着那副血统论对联的北京红卫兵融为一体，在中学中展开了学生中的阶级路线辩论与斗争。在大学中带着“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的南下红卫兵特别的活跃，他们和各校的激进的大学生一起掀起了了一系列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规模行动，比如8月26号，以四川大学为主的大学生在东方红礼堂冲击了西南局召开的批斗大会等。在成都市的街头，大学生们上街宣传“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时，也发生了街头工人及市民与学生激烈辩论，形成了一度被称为“工人斗学生”的局面。

从8月18日成都七中行政楼三楼阅览室大辩论后，我就离开了学校主要参加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系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活动，前后约有20天，因为当时的情况比较激烈复杂，所以基本上是住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很少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我回家后家里人告诉我一位成都七中我的同班同学让我尽快的到他家中去一下，他有紧要的事情需要和我联系，这位同学便是从读书开始到后来几十年中我的至交好友陈大沛。陈大沛小学我就同校，虽不同班但因为我是很惧怕体育活动的小胖墩，而陈大沛各项体育活动都身手矫健让我十分钦佩，记得第一次认识陈大沛是在望江楼小学的操场上，他正在那个操场上跳木马，我根本不敢去跳也跳不过的那个木马对他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轻松一跳便矫健越过让我钦佩不已。

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我与他同班，因为他家住在四川大学我家住在成都工学院，距成都七中都比较近，我们就成为了走读生，这使我和他有了更多的近距离聊天交流的机会，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基本上都要和他结伴而行回家，这时便是我们聊天吹牛的时候了。平时陈大沛给人的感觉是言语较少，大庭广众下他很少的讲话，所以很多同学对他的感觉和印象是他寡言少语不善交流，实际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很丰富并且很犀利的人，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很有见解，每天下午我和他一走出成都七中校门，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对一天的所见所闻发表见解有时甚至有滔滔不绝的味道，特别使人震惊的是，他这个时候讲的话经常是切中要害的，尤为使人惊讶的是他能很幽默的用不多的言语对一些事情一语中的。

当然在当年那个大环境下，能够敞开的进行交流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比较庆幸的是我和陈大沛之间取得这种至关重要的信任并没有用到太久的时间，同行由学校回家的日子没有过了多久，我们的信任便建立了很快便畅所欲言了。除了这种基础的信任外，我们之间对当时的很多问题经常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和观感也是我们交流比较通畅的重要原因，除了学校和班上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外，对当年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的认识与体验也较为一致，比如当年比较强调的阶级出身问题，在大众广庭之下肯定是不敢非议说它不妥的，但在只有他与我两个人时，也能用一些特殊的言辞表达出我们共同的一些不同见解，当然这种见解不是直言不讳的，而在描述这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的见解时，陈大㳍那种机敏与睿智便会用他那幽默而犀利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与陈大佩高中走读了三年，相互之间信任和关心的友谊在增长，所以当我1966年六月闯下那场有点弥天的大祸时，他对我更为关心，应该说1966年7月初到8月中旬的四五十天郁闷中我能比较平静的度过，陈大沛对我不减的友谊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有的同学对我们不理解甚至指责批评之时，陈大沛仍然像平时一样的与我往来，每天下午我们仍然是结伴而行从学校回家，而那个时候已经有同学开始疏远我们了。到了8月份我们得到解脱时，他似乎也特别高兴，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当时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见解和看法与我是惊人的一致，所以他对8月下旬到9月上旬这20多天我在成都七中“外边”的晃荡是关注的支持的。这天他让我的家人告诉我一定要去他家中找他。我就知道他那边一定有重要情况要告诉我，于是我很急匆匆的到四川大学绿阳村他家中去找他，看他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虽然比较晚了，我到他家中时他家中人基本都在，他母亲她哥哥与妹妹都在，气氛好像是都在等着我似的，陈大沛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许胖子你不能回学校了，回去一定会被诓起”。原来当时成都七中校内的情况已经很严峻了，一方面血统论的那副对联统治了舆论，同学之间的批斗加剧甚至发生了打人的情况，当时一度留在学校的我们4位大字报签名同学中的另两位同学在成都七中成了被围攻的对象，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学校，境况一定很被动，所以陈大沛告诫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回学校了。不回学校到哪里去了呢？当时陈大沛他们几兄妹似乎早已商量好了，众口同声的告诉我“去北京”，他们甚至为我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一些人民币和粮票，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陈大沛和他的家人们居然为我准备了一支红卫兵袖套，因为在当时戴在手臂上的一支红卫兵䄂套，便是一张标明身份并且因此可以四处通行的标䄊。

正好当时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全校大学生，要在9月13日乘坐一辆专利去北京，这是按照当时中央的安排，全国所有的大学生都到北京去串联一次，于是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些大学生的支持下，带着陈大沛和家人替我准备的钱粮与红卫兵袖套，我和其他的几位中学生混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奔赴北京的专利，向北京奔驰而去。其实向北京走，也是陈大沛的家人了解到的北京的情况后给我出的主意，因为从他们得到的消息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展比成都要超前一些，我们这种被当做右派学生被整的情况，在当时的北京早已成为历史，所以他们建议我朝北京跑。应该说陈大沛和他的家人们给我的建议真是一剂宽心药，其实离开成都到北京的路上，由于方方面面情况不明朗，我的内心还是很压抑的，个人的命运何去何从好像还是个未知数，到了北京走到北京那些大专院校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原来我在成都担心自己命运的事完全不是一个事，这里是另外一片天地另外一片氛围，并且这种解放学生氛围很快的就成为了全国的榜样，全国各地对学生的打击也迅速的消失了。

在北京待了将近一个月后回到成都，成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学中那个血统论的势力在逐渐溃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副对联的反动性，官办的红卫兵在逐步的瓦解，这时全国的大中学校红卫兵的大串联已蔚然成风，于是我和陈大沛以及其他的几位同学，先是乘车奔赴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柳州、贵阳、重庆等地进行了串联，随后又在川内沿着眉山彭山乐山峨眉进行了步行串联，，最后回到成都再次投入了成都七中及四川省成都市的文化大革命。陈大沛虽然对很多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但对我要做的事情他从来都是支持的，比如在1967年2月镇反之后，成都七中八·二六派的“七毛”在人民南路广场的百货大楼顶楼上建立了一个当时很有影响的广播站，每天定时定点的播放来自北京的粉碎“二月逆流”的消息，其实这个广播站最初的建立和工作陈大沛都参加了，最初的选点和器材准备，还得到了陈大沛在五金公司工作的哥哥的大力支持，那个时候五金公司就在百货大楼的旁边。1968年底1969年初。我们都下到了农村当了知识青年，陈大沛跟随学校去了西昌冕宁，而我在成都附近的一些专县诸如安县、郫县、蒲江等地辗转，到70年代初我们都分别被招工回城回了成都，我到了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陈大沛被分到了成都十一中教书，我与他的往来在大家工作的几年中都十分密切，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时，他与我分别在1978年考入了四川师范学院和成都工学院，都分别读上了自己爱好的专业中文和数学。

在奔赴北京以及在北京串联的日子中，有两位大学生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支持和指导。一位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因为是江西人我们都叫他老表，认识老表是由家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成都七中同学刘彩芬介绍的，我从8月18号行政楼三楼大辩论离开成都七中后，便认识了同是校友的刘彩芬同学，因为刘彩芬家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和其他几位成都七中同学很快的便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与我们具体联系的便是这位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其实只比我大一岁，他是高六五级的学生，1965年9月才迈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大学，刚上了一年的课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那些日子中，一直是老表在带领着我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表与“成电东方红”的创始人之一蔡文斌很熟，好像他们应该是一个专业一个系的，所以我也很快的就认识了蔡文斌，并且一度在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起住在北京航空学院时，充当了蔡文斌与“北航红旗”的小联络员，那个阶段蔡文斌等人正在筹建“成电东方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最终能在1966年9月13号登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奔赴北京的专列，与老表的庇护和支持分不开的，从9月10号左右陈大沞及其家人告诫我不能再回成都七中并指引我上北京时，我便带着他们给我的钱粮和红卫兵袖套来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告诉了老表我在学校里艰难处境，告诉了有朋友让我上北京去串联，老表对此十分理解，他让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做好准备，与他们一起乘专列上北京，这是作为仅比我大一岁的大学生老表表现出来的极大的胆识和谋略。

后来我才知道，这对于老表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当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北京航空学院一样是军事院校，管理上是军事化的，这一点便会给老表增加很多压力和不便。但老表最终让我们一共4位中学生登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去北京的专列，上车不久便受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他们称之为“政委”的一位老干部理抹，因为老表在这之前做了很多工作，也在我们的努力应对之下，我们最终在接受了“政委”一到北京便离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要求后，被那位党委书记同意让我们随专列一直到达北京。回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多日生活以及登上列车与大学生们一同奔赴北京都是老表在安排在组织，心地善良的老表是我在当年思想压力极大的时候帮助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大哥和朋友。

由于北京和成都两地的文化大革命氛围完全不同，我们一到北京之后心中的顾虑和担忧庚即烟消云散，思想负担和压力一扫而空：原来在成都的那些使人困惑和为难的事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刚到北京的时候，为了兑现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的承诺，我们几位中学生住进了西单商场接待点，心情的迫切让我第二天便去了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就在北京大学我又有幸遇见了另外一位大学生，这是一位比我年长两三岁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我们是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棚前面结识的，因为结识的时候已临近中午，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回寝室，吃完午后之后很详细的跟他聊了一阵，他得知我主要是想了解北京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红卫兵运动的情况后，便告诉我他准备用两三天的时间带我到北京各大专院校逛逛。

从第二天开始他便带着我遍历了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几个北京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学校去看大字报和了解这些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和情况，后来几天又相继去了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等学校。在游览这些学校的过程中他详细的给我介绍了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由来和发展。他告诉我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有三个司令部，都设在北京天安门旁，分别被大家称作红一司、红二司和红三司，红一司应该是由毛主席最早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的那批红卫兵组成的，他们成立最早，成员主要是各个学校中特别是中学中的干部子女居多，与中央各部委及北京市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北京市最早的破四旧活动就是由他们主导开展的。红二司主要是由北京各个大学的红卫兵组成，这批大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比较积极的批判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红三司是最后组建的，由比较激进的大学红卫兵组成，这些大学红卫兵在运动初期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击与迫害，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第一天去看的那五个大学的被称作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是这个司令部的管理者和领导人。

几天中这位大哥哥大学生带我游历了很多大学，看了很多大字报，了解到很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情况，因为有了他的讲解与指导我对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了解很快也比较深入，十分感谢能在北京遇到这样一个学西语的大哥哥大学生。当他了解到我是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起到北京来时，他最后把我送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并帮我找到了老表，我也由西单商场搬到北京航空学院去了。

还是回到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上来。以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宗旨的所谓老红卫兵运动，来势汹涌溃败的也很迅速，与他们联动一体的官办的成都七中红卫兵6234部队在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群众运动洪流中，随着支持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管理学校的权力消失很快便解体了，几乎是在瞬间成都七中诞生了很多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其中成立的比较早并且规模较大有相当影响的是“成都七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也就是后来的“七毛”。“七毛”虽然最后是由资深的签名成都七中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的四位同学中的二位在领导和管理，但最初的建立却不是这二位资深的老造反派，他是由成都七中高三5班的一位秦姓同学创建的，而几位资深老造反派最初成立的群众组织是《东方红公社》，这基本上是模仿当时北京地质学院资深的造反派组织而命名。成都七中《东方红公社》虽然有几位老造反派作创立者和骨干，但组织的规模和发展并不迅速，所以后来也就很自然与“七毛”合并了。

这时社会上的群众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大学生们“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以排山倒海之势走上街头，在经历了短暂的工人斗学生一幕后，很快的便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国庆节后去北京串联的成都各个大学的大学生回来了，多数大学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比如“成大八·三一”、“川医九·一五”、“工院十·一战团”，四川大学则以8月26号冲击东方红大礼堂组建了“川大八·二六”，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串联时是住在北京航空学院的，本来是想仿北京航空学院成立一个叫做红旗的红卫兵组织，但无奈在这之前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已有一个比较偏向保守的群众组织取名了“红旗兵团”，所以后来他们组建的造反派组织叫“成电东方红”，成都地质学院组建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北京地质学院相一致为“成地东方红”。社会上的群众运动急需各个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起先锋桥梁作用，这促进了各个大中学校尽快组建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10月上中旬成都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召开了多次联席筹备会议，最终确定成立“红卫兵成都部队”，我因为在北京串联时就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起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回成都后也一直与成电东方红的大学生在一起，所以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联席筹备会议，联席筹备会议确定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就叫相应的支队，比如红卫兵成都部队电讯支队、川大支队、工院支队、川医支队等，中学红卫兵也相应叫红卫兵成都四中支队、七中支队等。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成立，便挑起了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责任，他们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了工人和市民积极参加“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运动，为成都地区乃至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思维指导下，红卫兵成都部队从成立一开始内部的分歧就开始酝酿，并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与造反派逐渐占了上风而扩大，就是在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内部分歧也是经常存在并且经常争斗的。1966年11月13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批斗西南局省市委走资派大会，红卫兵川大支队也就是“川大八·二六”中的一部分更为偏激的人冲击并且最终搅散了这个批斗大会，这样红卫兵成都部队内部两派的争斗便被摆上了光天化日的桌面之上。“11.13”大会之后，不仅“川大八·二六”以及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开始逐渐脱离红卫兵成都部队，就是在“川大八·二六”内部，又有一只最后取名为“11.13战斗队”异军突起，他们不仅指责红卫兵成都部队太右了，也指责“川大八·二六”也很右，自诩为左派的这支“11·13战斗队”，一直被成都地区的造反派门看着是极左。

两派的纷争一方面扩大到整个社会上，比如两派分别有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后盾队伍，支持“川大八·二六”的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而支持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主要是由东郊的产业工人所组成的红卫东。这种分歧也迅速的扩大到各个学校，各个学校都有了两派的成员或者分支机构，在成都七中最早签署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第一张大字报的四位同学，观点也发生了分歧，刘仁清与他们班上的另一位同学。赞同“川大八·二六”的观点，我与后来成为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负责人的龙向东同学赞同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到了1966年十二月未，这种分歧公开化了，“七毛”整体的成为了八二六派在七中的代表，而当时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还没有正规活动，于是我只好又回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成电东方红的大学生们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

整个12月份两派的争斗主要是在舆论上的，我与一批成电东方红的大学生住进了四川省文联，工作是每天与八二六派争夺位于红星路上的《四川日报》与位于庆云南街的《成都晚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很戏剧性的，好在这种戏剧性它是有序的，当时的《四川日报》与《成都晚报》都已被造反派夺权，这两个报纸的内部也都分成了红成和826两大派，于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年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四川日报》与《成都晚报》发行到社会上的都是两份，一份是红成派编辑印刷发行的，另一份是八二六派编辑印刷发行的，观点自然迥然不同。报社特别是印刷机械只有一个，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那就是轮流占领，轮流编辑印刷发行，这之中也许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们当时住在四川省文联，有一个编辑班子在组织第二天的报纸内容，同时设计今天占据报社的方法。我记得当时每天下午4:00左右，红卫兵成都部队各个支队就有很多成员聚集在红星路和庆云南街那一片，时间一到学生们便锋涌攻入报社，报社里边的红成派也做内应，把报社中的826的学生赶出去，因为这一天826派的报纸已经印刷完毕并且运出了报社，所以几乎没有更多的冲突826的人也就退出了报社。我们一进入报社，便在报社红成派员工的支持和帮助下，迅速的启动报纸印刷编辑发行机制抓紧制作红成派第二天要发行的报纸，而大量的学生便在报社周围组成一道人墙，保护报社里边的人抓紧时间编辑印刷报纸。到第2天凌晨4:00左右，我们的报纸也基本印刷完了并运出了报社发行，这时826派的人开始在报社周围聚集并向报社攻击，我们因为报纸已经印刷发行完毕，也不与他们发生冲突就退出了报社，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周而复始天天如此，我当时的具体工作就是在报纸的排版和印刷上做编辑和工人们的桥梁，尽力让两者之间现无障碍的畅通。

进入1967年1月。整个大江南北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开始了，造反派们在忙于夺权的同时，一个新的斗争矛头开始酝酿和执行，那就是由北京红卫兵带来的新信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路道的当权派。在这个问题上八二六派显得要激进些，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在1967年的2月上旬八二六派的红卫兵进入了成都军区，并在那里开始了静坐绝食，“七毛”有不少同学参加了这个活动。风云转换的很快也很突然，2月17日成都上空出现了铺天盖地空投的传单，直接宣传揪军队一小撮冲击成都军区是反革命行动，整个形势逆转直下，各个学校的红卫兵都只好退回到自己学校中去，部队也开始了行动，有的地方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开始抓捕人当然主要是社会上的工人和市民，对学生还是网开一面的，但时不时有部队的军人光临，对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学生还比较客气，但对比较偏激的八二六派的学生为难的味道与就很多了。

七毛”退回七中后，因为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我与刘仁清刘正富一起回到了七中，在“二月镇反”的口号下，七中毗邻的空指7237部队就不断的派人到“七毛”来理麻揪军内一小撮的各种事态与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的情况。我因为是红成观点特别是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示威，为了方便些特别是不要出偶然的纰漏，每次7237部队的官兵来时，都是由我出面应对，我告诉部队的解放军我没有去过成都军区静坐绝食，当前是我在负责“七毛”事务，让他们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从2月17日开始到3月底，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八二六派在各个学校的组织机构的旗帜锣鼓广播等宣传器材都被军方没收，成都七中“七毛”的情况稍好一点，没有被没收东西。

几乎又是一个难过的40多天，似乎又有学生在等待反革命学生的罪名降临，好不容易到了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社论，形势又迅速的明朗和好转起来。整个1967年的4月份形势都是错综复杂的，在“二月镇反”中嚣张一时的保守派组织产业军，仍在成都市区顽抗，部队虽然退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明里暗里仍然支持着他们。这时我和刘仁清商量，在城区弄一个广播站，宣传粉碎“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同时扩大对“七毛”的宣传。于是我带着几个“七毛”的同学奔赴人民南路的百货大楼，其中也包括前面谈到的与我同班的好友陈大沛同学，在陈大沛在百货公司旁边五金公司工作的哥哥支持和帮助下，我们迅速的在面对人民南路广场的百货大楼的最高点建立起一个广播站。因为这个广播站位置特别好，广播的内容主要是当时大家都很关心的北京粉碎“二月逆流”的综合消息，很受市民欢迎也引起了产业军的恐惧，产业军曾夜袭广播站抢走了我们的广播器材。

随着形势的纵深发展，造反派的力量和声势一天天在恢复和增长，随着5月7日发生在132厂的枪击事件，产业军迅即土崩瓦解，城区又逐渐的被造反派所控制。应该说4月份逐渐出现的这种造反派的大好形势，是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不计前嫌合作对接的结果，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造反派逐渐控制了局势，两派的分歧又重新被提起并逐步明朗化。这时“七毛”内部有人提出由我这个红成派的人掌握着百货大楼影响很大的广播站是不妥当的，为了不使好友刘仁清等同学为难，我主动表示退出这个广播站，记得走的那一天刘仁清还急匆匆的赶到广播站挽留我，但两派的重新分裂已成大势，我也和陈大沛同学等离开了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百货大楼广播站。

其实我离开百货大楼广播站，并不是简单的完全是为了二大派纷争，在我的心目和观念中，两大派分歧是兄弟之争，如同我与刘仁清同学虽属不同观点，但始终是至交与朋友。离开百货大楼的广播站也不仅仅是为了与“七毛”中对我主持广播站工作有意见的一些同学赌气，其实从观点的客观存在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两派大规模分裂在即，我一个红成派的人掌握着八二六派在市区很有影响的广播站也确有不妥之处。那最根本的是为了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从2月17号开始的“二月镇反”，到4月1号“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人民日报社论，直至5月份形势的急剧逆转造反派再度掌权，这种戏剧般的变化给我带来了一些疑惑，总感到这种反反复复走马灯时的变化，其内在总是有原因不会那么简单的，我想去思考和探索它的原因，解除心中挥之不走困惑，简单的讲就是想做一个明白人，而不愿意不明就里的成为一场戏的角色甚至棋子。

从百货大楼广播站出来后，我有了一段时间的宁静，当然伴随的还有淡泊，我这个老造反派突然从纷争的两派中超脱出来了，没有哪一派的具体事务与我有关，用当时时髦的话说我成了“逍遥派”。人可以空闲下来，思维是停不下来的，从2月17日开始的这几个月的风风雨雨，表面现象似乎很清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的造反派从1月开始经历了夺权、被镇压、被平反到再掌权的螺旋过程，这几个月中我很忙碌但有时候闲暇之余也总在想这是为什么。后来得到的信息是被称作“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事件，一批资深军人包括老帅们上演了一台大闹怀仁堂，谭震林将军激动之下喊出了“老毛我跟了你几十年了，现在不跟了”的语言，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整个局面应该还是毛主席掌控着的，从“二月逆流”被迅速粉碎还是表明毛主席控制局势力量的强大，但反复最终还是出现了，这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当然，以当时能够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年轻人的思维和判断，是不可能有一个比较合乎逻辑比较客观的结论的，困惑和迷茫也只好暂时留在脑中。但当时我至少已经有了一点感觉，就是不要太尽力的让自己在这场运动中陷得太深，好在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支撑了我这个想法，一是对于两大派的分歧与纷争，我没有兴趣去参加这种兄弟之争，心里边想着歇歇也好，二是自己的情况是当时我似乎哪边都靠不上边，“七毛”是八二六观点的，两派纷争一起我自然不能久留，至于红卫兵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从成立开始我就几乎没有介入过什么具体事务，因为家就住在工学院距成都七中不远，于是我就在家中真的当上了“逍遥派”，就像三年七中高中一样的成了走读生，时不时隔三差五的到学校中逛逛，逍遥派的身份使我与两派的同学都能聊聊。

六月份我和同班的一位刘姓女同学受蔡文彬之托，以红卫兵成都部队驻京联络员的身份前往北京，与一位早就在北京的成电东方红的一位大学生会合后组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北京联络站，同1966年9月那次到北京一样，我们仍然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和北航红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返川不久的刘结挺张西庭两夫妇因为明显的偏向826派激怒了红卫兵成都部队，让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小将和支持他们的工人阶级组织红卫东呼出了“打倒刘结挺打倒张西庭”的口号。

而就是在这个时机北航红旗的人告诉我们，最近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到北航与韩爱晶会谈时，说毛主席现在希望文化大革命逐渐平静下来，特别强调现在不要再去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了。联想到成都的局势，我们联络站多次与成都红成总部沟通无效后，三个人决定派我从北京返回成都当面汇报，要向总部强调刘结挺张西庭是中央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成员，不要轻易的呼出打倒他们的口号。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开弓没有回头箭，当我还在从北京返成都的火车上时，从成都步行上北京请愿告状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已经到了广汉。

虽然我回到成都在设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红成总部向石福全武陵江等人做了汇报，但也仅是个形式而不起作用。我留在了西南民族学院红成总部工作了约半个月，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有人向红成总部反映我在四五月份曾为826派工作过，似乎不适宜在总部工作。历史有时候惊人的相似和重复，几个月前因为“七毛”中有人反映我是红成派，为了不使刘仁清等朋友为难我主动离开了百货大楼广播站，现在“红毛七”又有人反映我有826派嫌疑，也为了使总部的人不要为难，我再次选择了主动离开，再次回到家中当上了“逍遥派”。

其实主动选择离开也与上次的离开相仿，是那个我想探索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这次在北京，听到北航红旗转达的王力讲主席希望文化大革命逐渐平静下来，但全国客观的事实是因为各省都有两大派的纷争，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比1966年下半年更如火如荼更激烈，都是造反派的两大派在各地都有斗争，整个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看来不可能像毛主席所想的那样逐渐平静下来。于是问题就来了，作为最高统帅的毛主席他是在如何掌控这场运动的喃，难道他没有力量让文化大革命逐渐平静下来吗，或者是他根本还不想这场大革命平静下来。所以离开红成总部回家当逍遥派对我思考这些问题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当时运动的形式还算正常，也就是比较文明，始终提倡和坚持十六条中明确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两派相处对还是比较和谐。我已经在前面回忆过，我在替我给邻居卓老师守家的时候在他的书架上翻到了一本《简明政治经济学》，逍遥派的日子，使我有时间来读读这本书，读这本书的时候是绝没有想到，二、三十年之后所读的这本书对我的工作会有那样意想不到的支持与帮助。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基础，使我粗通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上世纪80年代财经院校的经济管理教学与科研都是围绕着计划经济的，任何一种具体的部门经济，不管是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因为要为计划经济服务，其基础都是计划经济学与更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所以60年代当逍遥派时读的这本《简明政治经济学》对我在西南财经大学进行教学科研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就是后来90年代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双轨制的痕迹还是很深的，所以读的这本《简明政治经济学》对我90年代下海的一些工作还是有所帮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还在激烈的深入发展，七月份出现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我一听到这个口号就很纳闷，既然是文攻，那又何来武卫，攻击你的人都是讲道理讲文化的，你用得着用武装把自己包裹起来防备吗。我预感到在这个口号之下，武斗会升级，果然，从七八月份开始先是钢枪棍棒武装自己，接着到了九十月份那就是公开的向解放军部队抢枪了。升级为武斗的文化大革命使在第一线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蒙受着风险和损失，在成都七中有“八·一O”和“1.20”的损伤，更有文汉生黄尚培同学失去宝贵的年轻生命，以及相当多的同学的受伤。

使我疑虑加深真正有所介意并决心做彻底的逍遥派是发生在武汉的“七，·二O”事件以及紧跟其后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被打倒，反反复复的戏剧般的情节让人有所疑虑有所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像王力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几天前在武汉被保守派围攻，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顷刻宣布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资深的造反派红卫兵大家都很熟悉和了解，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少壮派，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和作用，现在他们中的王力被打倒了，使人很不理解甚至有些莫名其妙，潜意识中有一种不祥的想法，那就是也许王力的作用发挥到头了。不管怎样想思绪是很烦乱的，加之两三个月中就两次被人误会，“七毛”中有人说我是红成的人，而“红毛七”中又有人说找与八二六派的“七毛”过往甚密，使人心灰意冷突然萌生出一种奇怪的念头，眼前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不是我想要的，换句话说我想要的东西不是它。

于是我回家逍遥了，从1967年的九十月份逍遥到第二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68年春中央“三·一五”指示前才回到学校与“红毛七”的同学待在一起。几个月后，当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大军与解放军一起组成工宣队军宣队接管了各个大中学校，这时我才算是彻底明白了，作为红卫兵我们曾经风光过，但也仅仅是风光风光而已，千万别把自己当成一棵葱，有你无你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毛主席不是早就说过“地球离开了任何人它仍然是要旋转的”吗？当然最终的归宿其实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老三届六个年级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在当年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谁也没有能力在城镇中解决他们的就业，唯一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在1969年初当年红卫兵们变身为需要接受再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到了农村，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自己的知识青年生涯。

我的知识青年生涯有点错综复杂甚至颇有点戏剧性：先是依随成都一中去到了安县宝林公社，呆了两个月后知道户口还放在成都一中没有被迁往安县，于是回城拿到那份户口迁移证便想赖在成都不再下乡，但户口始终上不回去，混了半年多中间又曾经到郫县去当了两三个月的知青，最后万般无奈的在1970年初春节前去了蒲江县大唐公社，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盛传今后城市里面的就业是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

赶在1970年春节前到了生产队，匆匆忙忙安顿下来之后便回成都过年了，过完年回到生产队参加了个把月农闲的“一打三反运动”，春耕开始后便积极参加了生产队的各种劳动，在大春作物水稻栽插完毕后的7月，认识了大唐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郑书记，他是把我从农村送回城市的一位贵人，严格的说应该是一位恩人，几十年过去了，不仅当年我没有弄明白郑书记为什么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强硬的让我招工回成都，就是后来几十年中偶有想及此事也还不是很明其中就里，潜意识深处有时要为这件事找点理由时，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郑书记觉得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不应埋没在农村。

初识郑书记是1970年7月，蒲江县在县上开了一个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大唐公社25个代表中我是唯一的知识青年代表，据说当时是公社点名让我去的，后来得知所谓公社点名就是郑书记的点名。四五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开得既紧张又乏味，我因为背负着郑书记会前给我的嘱托要我在小组讨论时多发言以免会议冷场，所以只好很积极的踊跃发言，但其他农民大伯大妈因为不善言语很少讲话，于是小组讨论就成了郑书记与我的双簧：他讲了我讲，我讲了他讲，不然会议就要冷场。因为会议上还是有很多空闲时间的，郑书记单独约着我在晚上休会的时候去了蒲江县的很多地方边聊边逛，几天下来好像我们就成了交流甚畅的朋友。会议散了之后他让我赶场天上大唐镇时一定要到公社去找他聊天，如果遇到公社那天打牙祭，他会提前让人带信给我让我到公社去吃午饭，于是从那之后我和这位贵人也是恩人就几乎每周都要见面聊天一次了。

我从来没有正面问过他的过往来历，这在干部刚刚得到解放不久的1970年应该还是个忌讳，但交流中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他是知识分子干部，至于学历怎样不得而知；二是他文化大革命前是县上某个局的一把手，五·七干校毕业后安排到大唐公社作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我们聊天的话题比较宽泛，北京成都蒲江的风土人情，当年文化大革命激烈斗争的情况等等。在他替我用很高明的领导手段处理了一度使我和我的知青队友很被动的“打狗事件”后，我和他都心有灵犀的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不知道他后来的仕途升迁状况如何，但当时我至少知道他的心灵还是比较黯淡落寂的，也许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被整过的干部当年都是如此吧。

虽然到1970年下半年已经有招收知识青年回城工作读书的消息，但我居然从来没有和他说过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诉求和愿望，我觉得他既然把我当朋友我也就不能使他为难，只是有一天闲谈中，他突然主动的问我：如果有回城读书和工作的机会，你愿意选择哪一个，当时下乡知识青年那种落泊的情况和想回城的急迫心情，我不假思索的告诉他当然是先工作，因为当时的情况虽然也有大学似乎要招生的消息但仍然使人感到不现实太遥远。我从70年春节前也就是年初到大唐公社，满打满算还不到一年，而当时几乎更多的知识青年下乡己快两年，所以对尽快招工回城我是不敢奢望的。没想到71年初的某一天，突然大队通知我第二天去县医院参加知青招工体检，十分诧异的我第二天便急匆匆的赶到县上，在见到了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的招工人员后，才知道我被大唐公社推荐成了25名被招工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因为招工单位的任务很急，我们在体检后便迅速的回到生产队处理各项离队事务，几天后便乘招工单位的大客车回到了成都。

尽管不明就理，但我心知肚明的知道所有这一切一定是郑书记安排的，事后得到的消息确实如此，因为我下乡还不到一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招工要下乡多久，但众目睽睽下要推荐我招工回成都还是有相当阻力的，无论是公社分管知青的副主任还是生产大队都有些意见，何况前不久才处理了我们大队几个知青打贫下中农狗的事件，但郑书记行使了他一把手的铁腕，快刀斩乱麻似的迅速处理了我的招工推荐问题。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因为呆在县上的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的招工人员心情迫切的急于回成都，几天中忙乱的我竞无法也抽不出时间去郑书记道个别，当然那个时候他与我一样都很心知肚明，还是最好不要见面的好，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我后来与郑书记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失掉了联系。

我应该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中第一批回到城市里的，当年那个氛围下，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对回城是归心似箭但又无可奈何，郑书记如此包办的把我送回了城有了一份工作，所以我说他不仅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位贵人，也是一位恩人。从蒲江县招工回城后到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几十年中我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这位贵人和恩人的音容我始终不能忘怀，他的胸怀他的睿智他的魄力让我终身难忘。郑书记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国家干部，在这之前认识的对我有极大帮助的贵人都是老师，在这之后我还与很多“干部”打过交道交过朋友，在与郑书记这样第一位国家干部交友的过程中，我感悟最深的是干部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他的干部身份，你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只要把他作为人来交往，与他们的朋友关系是一定能够建立起来的。

招工到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后，集中学习和培训了10多天，后来我和另外三位回城知青被分配到了离城较近的石羊供销社。在石羊供销社呆的一年多时间中，在当年农村中供销社这个庞大机制中，我学习到了很多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商业的运作知识。虽然我的父母亲都是在国营商业中工作，但他们涉及到的业务面比较窄，比如我的母亲是百货公司的，涉及到的商品主要是日用百货品，而供销社则不同，它包罗万象内容繁多机构复杂，既有工业品副食品的销售，也有农业生产资料的制作和供应，更有除粮食之外的各种各样农副产品的收购，所以后来在进入90年代我下海后经常用到的很多商业知识，更多的是在供销社工作那几年学习到的。

在石羊供销社工作的那一年多，还让我了解和懂得了当年的人民公社的一些运行机制，当年我们被分配到石羊供销社时，正值春耕开始的季节，我便被安排到石羊人民公社工作了两三个月，当年的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它既是一个庞大的生产机构，也是一个政府的权力机构，在那里工作的两三个月中，认识了一位被称作秘书的罗姓公社干部，大家都叫他罗秘书，与他虽然说不上是交成了什么朋友，但客观上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后来在各种各样工作中都派上用场的东西。

这位罗秘书真是一位奇人，后来得知称他为罗秘书是因为他的行政职务确实是石羊人民公社秘书，但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甚至不是共产党员。奇就奇在他一介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非党人士，居然料理着石羊人民公社相当多的事务，除了当年的头等大事也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不管之外，好几万人口的一个公社，不少事务最后都是他在料理，经常在公社里边听到的是要问一件事情如何做怎么办时，众口一词都说要去问问罗秘书，连公社党委书记都经常这样说这样做。说他是奇人，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好像确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和能量，公社或者是下面的生产大队生产队遇到一些紧急问题时，都是他临危不乱的在安然处理，处理的手段和处理的结果都是十分得体的，以他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状况来看，他似乎就是公社的权力中心，但同样奇的也是你在他身上没有一丝丝一点点权力的迹象，他好像永远都在就事论事的解决实际问题。我被抽调到石羊人民公社工作时，他就是我的领导和顶头上司，在与他近两个月的接触中，潜移默化的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应该是社会这所大学中第一次教我工作方法的老师。

从1972年初起我便到了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先是借调了一年多，后来便以工代干转成了金牛区商业局的正式干部，具体的工作岗位是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到1978年9月我考入成都工学院读大学，我在这里工作了七年多。之所以仅在基层的石羊供销社工作了一年多年便被调到了金牛区商业局，我这个老三届高66级的学历特别是在成都七中读书时所锻炼出来的文字能力起到了至关重大的作用，真正的高三毕业生学历与能力，在当时的金牛区商业局包括整个金牛区都是很引人注目的，所以我在金牛区商业局的七年多中，事实上成了金牛区商业系统乃至财贸系统的秀才。

几年的秀才生涯其实是无奈和无聊的，潜意识深处家中有些事情我必须在也只能在这里完成，使得即便是无聊与无奈，我还得费尽心思的在这里起到恰如其分的作用，好在最终家中的事也修成正果，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的1966年，我终于虽然是很费劲但也是比较顺利的把在乡下呆了五六年的兄弟调回了成都工作，还让赖在成都没有下乡的妹妹合法的办了免下乡手续。当然这种秀才生涯也让我近距离观察到当年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机制的毛病和弊端。

计划经济机制在当年可以说已经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被发挥到极致，这个机制已经很成熟了，成熟到无论哪个方面的人们都知道与自己相关的经济行为都要受到计划的约束，所以人们基本没有把事情做好的愿望和动力，一切都有计划按计划执行就行了，当然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的生产力让物资一天比一天匮乏，人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物资都要凭票定量供应，票证本身就是一种计划，票证发到老百姓手中后商业部门就得竭尽全力的组织商品保证票证要供应商品的兑现，这在当时实际上是很吃力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在前边我的工作生涯中很详细记录的两件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整体的经济状况已经被计划经济带到歧路和尽头的事实。

一件事情是当年所谓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的供应，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金牛区，每个季度分配到来的自行车和缝纫机数量之少让人震惊，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敢去接手这些自行车缝纫机的分配，谁去过问谁去问津那就是惹火烧身，所以这件事情居然最后是由我这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商业局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来承担和解决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区委区政府因为工作还是需要一些高档烟酒，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当年还得让区委分管财贸的副书记在成都市财贸工作会议上提出才能得到解决，更为奇怪的是问题解决了由哪个渠道负责去办仍然是个烫手的山芋，最后又不得不落在我的头上。这些小事都足以见到当年物质的匮乏已经到了何等的状况。

其实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弊端在当时并不引人注目，毕竟当年那不是头等大事，当年的头等大事是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挂帅，这种头等大事其实就是“整人”和“被整”的反复，这种反复从上而下一直到基层，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几年中，就目睹了从1972到1973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然后1975年“以安定团结为纲”的整顿，最后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每一次的反复本质上就是权力的分配和争夺，表现出来的是整人和被整。这种政治上的反反复复让人无暇去过问经济发展，所以到1966年国民经济到了行将崩溃的地歩。

将近30年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使人性不断的溃败，具体的表现是能够坚持自我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是在言不由衷的说假话做假事，我当年每年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如此。那是项什么工作呢？那就是每年三四月份金牛区商业局要召开的全区商业工作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由局领导作去年工作总结和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工作分工的角度是由我起草的。我是怎么完成这份报告的呢？首先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有很大一个块头文字不少并且要摆在报告之首的是当年的政治运动，不管文字有多少这部分是很好办的，首先有各级党委的红头文件，再就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面都有详细描述照抄下来就行了，当然得不痛不痒的结合一下实际。接着是去年工作总结，既然是商业工作会议当然是要讲经济状况了，不管当年的实际情况如何，让商业局的计划财务股把去年各种经济指标执行情况给我拟出一份详细情况，我总可以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找出一大堆有的是同比有的是环比的数据，来说明去年的工作状况也就是去年的经济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试想这样的工作中，哪里还有半点自我，我已经不是我，不过是报告中的一个标点符号而已。

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们，或者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或者即便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但仍然群体的习惯于说假话做假事，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是因为外部的原因不能讲，或者是因为自我的原因不想讲，讲出去的都是些言不由衷的套话假话，从宏观上看这个社会还会有希望吗？还能够向前发展吗？但当年的情况确实普遍如此，大家都每天嘴里说着自己心里边不想说的话，手里做着自己心里边不想做的事，但却正儿八经的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着，政治上有运动，经济上有计划，至于个人就在运动中运动，计划中计划吧。

这种人生应当是乏味的，但无聊和无奈之中也有朋友，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那几年中，我就曾结交过两位朋友，一位是金牛区商业系统内部的，一位是金牛区商业系统外部的。内部的这个朋友叫曾长明，他其实是和我同批从蒲江县招工回来的知识青年，集中培训学习完毕后分配在比较偏远的三圣供销社工作，1972年金牛区商业局按区政府的要求办起了茶店子旅馆，主要的工作是接待金牛区各项会议，商业局让每个供销社推荐一名优秀员工到茶店子旅馆工作。曾长明的天性实际上是那种比较顽皮甚至比较调皮的职工，他肯定不会是优秀员工，但体制的弊病使三圣供销社的领导把他推荐给了局里边，本质上是甩掉一个难管的刺头员工，他于是到了在茶店子旅馆，先是从事楼层服务员工作，后来拜师学习了白案后就到食堂中去从事白案工作了。因为当年要组织各种会议我经常在茶店子旅馆，各种原因使我和他成了朋友。

我和他成为朋友外界其实一度很是惊奇，好像我们差距太大，当时外界始终认为我是商业局的局长秘书，是未来的局长接班人，而曾长明一介白案师傅，文化程度初一也不高，怎么会成为我的朋友呢？但事实是我确实和曾长明成了至交和朋友。使我和曾长明成为朋友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交流和交往中他最后明白并且认同了我是一个与世无争与世无求的人，他相信我当年那样引人注目的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权宜，而他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也是如此，用当时他自己的话来说人活着只要快乐就行，这种共同的人生观念使我们能够毫无隐瞒的畅所欲言。在我这一方面，与曾长明交为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假，在我的面前不装扮任何假象。

从表面上看曾长明似乎寡言少语甚至不善表达，他其实内心思维还是很丰富，因为我的原因他后来与当时金牛区商业局的一把手张局长也混得较熟，连张局长后来都说这个曾长明其实是有思想并且很会讲话的。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几年中，因为内内外外的很多原因，其实还是很郁闷的，甚至有的时候比较人为的压抑，应该说曾长明在这几年中作为我的朋友，在倾听我的心声排解我的纷扰方面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与曾长明的交往及结成朋友，说明一个人在社会上人世间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才是重要的，我与曾长明就是这样的，我们各自展现在对方面前的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伪装没有乔装打扮，怎样想就怎样说怎样做，自然朋友的友谊基础就很坚实了。

当年认识和结交的一个金牛区商业局系统外的朋友是成都晚报的一位刘姓记者，认识这位记者的过程也很有趣，我当年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一天到位于庆云南街的成都晚报去办点事，那个事情本身不难，但因为涉及到一些内内外外的因素，我在成都晚报被踢皮球似的几个来回后，偶遇了这位刘姓记者，后来的交往知道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不然当天他也不会来管我这个闲事了，这也许是一种缘分吧。他听我简单的说了几句我要办的事情，于是就像指点迷津似的直接把我带到了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有他陪同吧加之问题本身也不难，所以事情很快就办好了。在感谢他的时候我给他说了我工作的单位，没有想到巧就巧在他那两天正好接到编辑部的任务，要采访一篇似乎与我工作环境比较接近的新闻，于是简单的道谢和道别变成了我和他的交谈，最后的结果是约好让我在我的工作环境内陪同他第二天去进行采访，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十分简单和方便的了，能有这种机会对他进行直接的感谢我认为是太好了，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成了我在当年的一个工作机会，并且因为这个事情最终和这位刘姓记者成了朋友。

他要采访的题材是当时安排的各行各业支持农业的新闻，政府机关工业企业他都进行了采访并积累了相应的素材，虽然是作为点缀还是应该有点商业支持农业的内容，他正苦于在市区中去了几个商业部门似乎与农村都隔得较远，碰到我这个金牛区商业局也叫金牛区供销社的干部，这种事情就是小菜一碟了。第二天我与他约好在石羊供销社碰面，推荐和选择石羊供销社除了那里确实有很多支持农业生产的可供采访的题材外，我对石羊供销社与石羊公社比较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的人头熟确实在他的采访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让新闻报道有一定的深度，他还要去采访一下大队生产队社员对供销社的反映，因为我曾被石羊公社借调去驻队，对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很熟，所以当天我直接把他带到了他想去的地方，很圆满的完成了他的采访。

他后来在完成这篇新闻稿的时候，本来是作为点缀的商业部门支持农业生产反而因为他采访的素材深度和广度都很好，于是这篇新闻稿里商业支持农业的内容反而喧宾夺主成了主要内容，当年各行各业支持农业是很重要很广泛的一个题材，他这篇新闻报道在报社中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肯定和好评。因为我在金牛区商业局也是分工文字工作的，他看我有一些基础，便投桃报李让我参加了成都晚报当年举办的一个通讯员培训班，培训完之后我就成了成都晚报的通讯员，这对我的工作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支持和帮助，当年那个政治氛围下，能上党报进行宣传是很多单位梦寐以求的重大好事。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就以成都晚报通讯员的名义投稿了，每次送去的新闻稿刊发的几率都比较高，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金牛区商业局以及下属的一些供销社各种新闻报道见诸成都晚报的数量明增多，这让各方面对我的工作刮目相看当然也相应提高了我在工作单位中的地位。

因为有这些过程我和他的私交便逐渐密切起来了，交流中明显的感到他是一位心直口快这眼睛中藏不住沙子的人，这样的人在当年特别是在宣传口是极少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然他这种有点嫉恶如仇的天性会影响到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有40多岁了，居然没有婚配没有孩子，都是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来增添了一个小宝宝。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他日常生活上对物质的需求当然也会增加，在当年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的情况下，我在金牛区商业局物资分配上的一些权力自然会对他有些帮助，所以我也逐渐的与他的家庭熟悉起来。工作上他一直对我的支持很大，甚至后来金牛区商业局要召开商业工作会议，我邀请他采访，他不仅来采访，并且两三天的驻在会上，这对我的工作无疑是很大的支持。

其实我与他后来相交甚深，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都是朋友相交坦然以本来面目相对，就像我跟我的同学陈大沛及同事曾长明相交的基础就是真诚一样，没有伪装没有假象更没有虚伪，他在报社我在商业局各自有些什么喜怒哀乐的事情，对方就是最好的发泄对象，不仅在工作上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我们都能相互宽心和排解，比如他的家庭生活，比如当年我已经二十好几了仍然没有恋爱和女朋友，我们双方都毫无隐瞒的把内中的应该是比较隐密的情况毫无保留的让对方知晓，当然得到的回报那就是真正朋友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我与这位刘姓记者的友谊和工作上的相互支持一直维系到1978年我考入成都工学院读大学，因为我在四年的繁忙读书中结了婚并且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学习和生活的烦忙使我和他的联系逐渐减少，到我毕业分到四川财经学院任教后，也许是职业的差异吧，当然更多的是当年我确实方方面面都紧张，既要教学搞科研，家庭两个双胞胎儿子需要的费用也不少，忙碌中随着交往的日益减少我们的这种朋友关系也在淡薄，但对他在那几年与我的方方面面的交往还是使人难以忘怀的。

1976年是沉闷得使人窒息的一年，这种沉闷也许昭示着有些事情已经走到头了，情况要发生变化了。在这之前的1975年4月1日，一直想取代当年在“以安定团结为纲”下进行国民经济整顿的邓小平的张春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文化大革命将近十年的浩刼，从理论上推向了一个高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继续革命是持久的，“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方方面面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多年的政治上没完没了的运动折腾，已经使济状况十分恶劣，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各种主副食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匮乏，凭票供应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商业部门在为兑现和保证这些票证供应上已经尽显疲态。

进入1976年，先是周恩来总理1月9日的逝世，为纪奠周总理的逝世爆发了“四·五”天安门运动，最终引发了二次出山的邓小平先生被全面解职并再次落难。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后，各地的地震传闻不断，四川成都也在疯传西部有大地震，让人没有想到的死了数十万人的地震发生在华北平原的唐山，后来四川也发生了传闻和预料中的地震。在人们人心惶惶的时候，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了中国人民，全国人民陷入悲痛之中，10月6日一直兴风作浪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粉碎，天终于要亮了，黑暗即将过去。

将近三十年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各种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以及各式各样的说教，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四人帮”抓起来就能解决的。人们在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两三个月的欣喜之后，发现大的趋势大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且因为毛主席已经逝世了，就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曾经很风趣的说，“如果这两个凡是要坚持，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还好在邓先生复出的事情上没有贯彻“两个凡是”，邓先生第三次出来工作了，并且自告奋勇的主抓科技与教育，这是我们77、78级的福音。

1977年年中，传来了要尽快恢复高考的消息，消息很快成为事实，决定在1977年11月恢复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这是我们老三届的福音，也是全国高中生或者是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的福音，消息传来开始我就全身心的投入了报考大学的准备工作，在这之中也结识了不少“考友”。

当年的大学报考资格幅度很宽，没有年龄的要求，具有高中学历或者同等学历的人均可报考，事实上除了我们老三届是主体之外，正在乡下当知青的74、75、76高中毕业生，以及当年在校的从高一到高三的学生均可报考，于是就有了这种情况出现：考场中，事实上今后进入大学后既有三十一、二岁的老三届高66级学生，也有只有十五六岁的应届高中生，大家同堂应试，同窗读书，好一派孜孜求学的美好景象。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来，青年学子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是经历了文化革命浩劫之后这一代年轻人能够改变自己境况的极好的机会，一位同学曾经给我说“考上了大学是一举改变了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事实上确实如此。当年的众多青年学子，除了还有很多在乡下继续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外，即便已经招工回城的，情况都很一般般，多数都是在企业中当工人，成都七中下到冕宁的知青被成都师范招了一批人回来，短期培训后被分到了成都市很多中学教书，能够当中学老师似乎情况还算是稍微好一点的了，这次如果能够迈进大学的校门，政治上天之骄子毕业后是人民干部，经济上大学毕业之后应该是行政22级的工资相当于五级工，而当年大家都是二级工，再有文化上嘛那就不说了，大学毕业生在当年还是精英教育出来的凤毛麟角，于是大家都积极的准备考试了。

说到“考友”，首先是都是七中校友的高66级5班的李兴仁，以及七中校友贾秀兰的“先生”当然当时叫“男朋友”的一位也是姓贾的老三届初六六级毕业生。我们三位皆为考友，主要是地缘上的原因，我当时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其实也多数时候住在金牛区商业局，金牛区商业局在茶店子，李兴仁家在营门口街上，是我去茶店子的必经之路，至于贾秀兰和他的男朋友贾先生，都在金牛区区医院工作，金牛区区医院也在茶店子，于是我们三人成了考友，贾秀兰当年没有参加高考，但对我们的备考是十分关注的，几乎和我们是融为一体的。其实在准备高考前我们几个人就往来比较多，当然恢复高考从小道消息开始到最后正式公布，使得我们几个人的联系就更加密切频繁。李兴仁和我都是成都七中的高六六级学生，准备参加考试应在情理之中并且难度也不是十分的大，这里要说到贾秀兰的那位男朋友贾先生，真是一位不折不饶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令人十分佩服的人物。

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这位贾先生就确定了一定要参加理工科考试并且报考理工科大学，而他的很正规的学历是初三，高考所需要的数理化知识应该说对他来讲是个空白，当我听到他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十分惊诧的，交流之后知道是因为他特别酷爱数理化，其实从当知青开始和参加工作之后，他都自学了一些高中的数理化课程，正是这种自学使他更加爱数理化，但以他这种基础报理工科考试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从一开始说到这个问题他就特别的坚定和执着，作为女朋友的贾秀兰也十分支持，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成了积极应试的“考友”。其实在准备复习的过程中，消息的传递也是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在正式公布高考报名考试之前，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层出不穷，扰动着人们的心思，当然后来正式公布了消息，大家也就宁静多了。

1977年我是高分落榜了，4门课程我总分329但没有被录取，当年高考没有公布分数，我这个成绩是后来通过也是我们成都七中当年的一位老师，她当年在成都市招办工作替我查到的。没有被录取的原因自然是政治审查，我没有通过当年的政治审查，档案根本没有送到我所报考的成都工学院招生组去，1977年所使用的1964年严苛的高考政审标准让我失去了迈入大学里的机会。那个1964年的高考政审标准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后来应我们78621.org班网编辑的要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辑录于下：

七七、七八级两年高考的政治审查

邓小平先生在1977年复出后，很重的一板斧砍在了他所主持的教育工作上，那就是大学恢复高考招生。邓公在1977高考中，曾经坚决的砍掉了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提出的高考十六字方针中“领导批准”这四个关键字，足以见当时邓公对民情国情的深刻了解。

但当年在十年动乱中教育是积重难返，乃有极左的思潮影响着1977年高考，其中在1977年高考所采用的政审标准上，负责高考组织工作的教育部很自然的把1964年高考的政审标准作为了1977年的高考政审标准，这使得当年很多高考分数较高甚至很高的考生因为政审无法迈进大学之门，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情况很快的被高层所察觉，所以在时隔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时，高层刻意的采用了1962年高考的政审标准，才使得很多在1977年落榜的高分考生，在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后才得有问津大学。

两年之差，这两个政审标准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当年的情况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大学的录取虽然也讲政治，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痕迹不深，基本上都是各大学在自主的根据高考的学科成绩在招生。在1957年之后，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呼声愈紧愈急，高校和科研单位中的“反白专拔白旗”的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展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制定出来的高考升学政审标准，使1962年前好几届高考不少成绩优秀的考生不能问津大学。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本质上是一个纠偏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反应到科教上，就是由当时主持科学教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主持制定了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应当说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是政治审查进入高考招生后最为宽松的一个政审标准，当年它让很多学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迈入大学的校门。但是好事多磨，这个标准只执行了一年便受到了本不该有的责难甚至批评，1963年虽然沿用了这个标准，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作了很多调整。

就在“七千人大会”纠偏还不到一年，在1962年底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被提出来了，各行各业都在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应到科学教育战线上，聂荣臻元帅所制定的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被批判。1964年在全面推翻了1962年的政审标准后新制定的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精准的执行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体现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风范。

当然，1977年的高考执行了这个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那就使得很多考生难逃厄运了。好在以邓公为代表的高层及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在1978年的高考政审中刻意的执行了1962年聂荣臻元帅制定的高考政审标准，才得以使不少1977年因政审而没能迈进大学的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在1978年迈进了高校的大门。

读完它能了解到了从1962年到1964年当年的政审，当然1977年使用了1964年的政审标准，我被落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比较令人高兴的是两位考友都如愿以偿，特别是那位贾先生参加了当年的理工科考试，取得的成绩足以保证他被成都中医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录取，之所以报考了医学院校，是当年似乎有一个规定，带薪读书报考大学要归口，比如中小学教师要报考师范学院，贾先生在金牛区医院工作，还是报考成都中医药学院比较合乎规定。

尽管我对我的落榜思想上是早有所准备的，但真成了事实还是很失落和惆怅，心灰意散的我那段时间有点惶惶不可终日，这句话好像讲得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心情是十分的失望和难过。这时，我在成都七中的同学吴伯贤来鼓励我了，其实不是一种简单的言语上的安慰，她的鼓励实际上是很实质性的，甚至有相当的官方背景，这就要引出我后边要比较详细的说到我的又一位贵人毕老师了。当年吴伯贤同学与这位毕老师是邻居，其实不仅是邻居他们也是好友，所以我的事情一开始毕老师就全部知道，我当时报考的学校就是成都工学院，第一志愿是它，其实所有的志愿都是它，毕老师是成都工学院招生组的负责人，他在录取场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我的由省招办发给大学的考生档案，他知道我的考分是肯定远远的超过了成都工学院的调档线和录取线的，没有见到我的档案显然是政审被卡住了。吴伯贤给我带来的消息是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第二年再考，因为他从毕老师那边得到了比较准确的消息，1977年像我这样的高分落榜的考生还不是少数，原因都是因为政审被卡下来的，毕老师说高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在研究1978年的招生是不是改变政审标准。

这边毕老师这位贵人是怎样帮助我恢复信心考上大学的暂时放一下后边再说，这个地方要用比较多的篇幅说说吴伯贤同学，不过也要说到1978年考上大学以及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之后我与吴伯贤的很多交往。我与吴伯贤是小学同学，作为成都工学院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她，在小学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很深刻。我高中考上成都七中后，她从成都七中初中毕业也考入了七中高中，只是我们不同班，她在高66.6女生班，我在高66.2男女合班。

高中读书三年中与吴伯贤的接触主要是学生社会工作，她当时是校学生会的文娱委员，我是校团委的宣传委员，口径上应该是比较“同行”吧。与吴伯贤的第一次工作接触是1964年“五·四”之前的一天，她在那天上午找到了我，说是当天下午两节课完了之后校学生会文娱部为“五四青年节”准备的一台文艺演出要进行彩排，她来邀请我去观看彩排，去看看彩排倒没有什么，她说的一番话倒把我吓了一跳，她说要我在观看中对这台晚会节目进行审查。我试着很恭敬的问她“审查”这个事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协调一下不要由我来进行，我确实有些资历不够特别是感到力不从心 ，她虽然是笑眯眯的回答却让我十分明白“审查”是必须的了，她说历来晚会节目都由校学生会负责组织，但审查是由校团委进行的，历来如此。这个历来如此让我明白我肯定是要去履行审查的任务了，我是校团委的宣教委员，我不去谁去喃？恭敬不如从命嘛。三年读书期间，我与吴伯贤主要是就是这种工作上的交往。

但是这种工作上的交往，也让我们双方都感觉到在很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我们的观念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的那种紧锣密鼓的政治喧哗，我们当时都共同的感觉到，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到了1966年6月初停课闹革命了，我和她以及高66.6与她同班的周光熔同学和高68.1的部分同学，往来和交流就密切起来。成都七中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者的大字报，就是在6月10日左右的一天下午我与刘仁清交换了意见后，就与她们进行了沟通，告诉她们需要起草和制作一份大字报。几乎是弄了整整一夜，我起草和修改大字报的内容，在基本定稿之后她们几位同学负责抄成大字报，所以在凌晨的时候我就抱着一大堆大字报去了学校，大家浏览了一下大字报的内容，最后由刘仁清和我以及其他两位同学作为代表签署了这份大字报并把它粘贴了出去，可以说没有吴伯贤周光熔他们的支持和努力，这份大字报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与她们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除了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想法和行为外，她们一直是我在处理很多具体事务的时候的有力帮手，可以说当时的不少事情在我处理的时候表现出比较高的效率，其中有一半都是她们的努力和付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都按照不同的渠道各自下乡当了知识青年，后来又陆续被招工回成都，我到了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吴伯贤到了成都毛笔社工作，严格的说这是一个街办手工业企业，这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吴伯贤的才干使她很快在那个街办企业取得了相当于技术厂长的位置，在技术上率领着这个街办企业往前走，只做毛笔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吴伯贤试着想让这个毛笔社生产圆珠笔，但当时的技术瓶颈是笔尖上的圆珠球，这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吴伯贤想攻克这个技术或者找到一个替代品，她在查找国外资料后得知这个圆柱球能全方位的转动是应用了数学上的一个原理，为此她还曾经找到我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中我与吴伯贤交往比较密切，也因此认识了她的家人并成了她家庭的常客，他的父亲是成都工学院水利系的教授，母亲是家庭妇女但十分的善良和关心他人，因为常到他们家中去，她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也与他们比较熟，后来成为她先生的唐旭东是成都工学院老五届大学生，因为诸多的原因我与唐先生也往来相当密切。当年在她的家中我们众人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议论当时的时政，这个在当年相当敏感的话题因为她家庭的特殊性成了我们能够畅所欲言的港湾，林彪事件爆发前以及四人帮垮台前我曾在他们家中讲过一些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事情的可能走向，有些居然被言中。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第一个鼓励我参加高考的人就是吴伯贤，她认为我不去读大学太可惜了，但政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使我信心不足，正好她当时和成都工学院学生工作部的毕部长是邻居，于是她向毕老师推荐了我，详细的介绍了我在成都七中的学业状况。吴伯贤和他的家人们都满怀期望的等待着我能如愿的考入成都工学院，但很遗憾我虽然考分很高但却落榜了，吴伯贤没有参加七七年的考试，除了那个在技术上靠她生存的毛笔社坚决的挽留外，她自己对考试的信心不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那个时候她正好怀上了第二胎，诸多的原因使她没有参加77年高考。我七七年高考落榜后，她和毕老师都坚定的鼓励我七八年再考，基于很多原因吴伯贤也准备参加七八年的高考，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也振作精神准备再战。

因为吴伯贤在成都七中读书时学业状况不是特别的优秀，所以她担心考不上而没有参加七七年的高考，在看到七七年的高考题后她觉得自己通过努力还是行的，于是决定在七八年报考，我也表示可以帮助她复习要考的数理化及政治课程。在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下，当然主要是七八级的高考政审标准有了很大的改变，它采取了1962年比较宽松的由聂云瑧元帅制定的政审标准，这样我和吴伯贤都在1978年考入了成都工学院，她考入了她父亲任教的水利系，而我进了心仪的数学师资班也就是后来的应用数学系。大学四年吴伯贤、我以及在七八年同时考进成都工学院物理系的我们的七中校友洪时明先生成了大学学习的密友。大学毕业后，吴伯贤和洪时明都留在成都科技大学当了教师，而我这似乎也该留校的优秀学生，却因为培养我的数学系坚决的拒绝让我留在数学系当教师，结果让我幸运的如愿以偿分配去了我一直心仪的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

大学毕业后整个80年代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匆匆行走，相互的联系不是很多，但我知道吴伯贤在80年代和他的丈夫唐旭东先生几乎游遍了欧洲，很深入的了解到当时欧洲方方面面发展的情况，使得吴伯贤确定了一定要移民出去的愿望，应该说她是我们老三届高66级中很早就有移民意识的先知先觉者，后来她和她的女儿儿子都顺利的移民到了加拿大。进入90年代，我下海从事民营经济的商业活动，吴伯贤一直与我有密切的联系，她的一位兄弟以及女儿都在我的公司工作过，而她在国外也时不时给我传递过来自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商业模式，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我久居国内对一些超前的东西很难认识到位，应该说也失掉了很多机会。

几十年来在与吴伯贤的接触中，我首先感触最深的是她对事物的敏感性，这种敏感经常导致她有很多有时看来是很大胆甚至不现实的想法，但更多的是如果她这种想法大家都努力去做了，事情出现的最终结果往往就是她预料的。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她从加拿大打了很多电话给我，向我讲述互联网以及在互联网上她觉得可能做的很多事情，她实际上希望我能够涉猎一下，所以才不远万里打着长途电话来给我进行这些科普，遗憾的是90年代虽然我已经下海经商，但从事的仍然是传统的商业贸易，对她讲述的互联网上能做的事情在思维上始终跟不上，事实上在当时是错过了很多发展的机会的。吴伯贤给我另一个感触是她做事情的执着和坚韧，如果一个事情她认定了她会执着的做下去，不管这个事情有多难，而更多的是不管有多难的事情，在她的那种坚韧性的努力下，总是能见到成效的。在我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能有这样一位朋友相知相助，在很多时候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个人是感到十分荣幸的。

在记叙了几十年的同学和朋友吴伯贤后，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那就是我1977年高考落榜之后，如何在1978年再次努力考上了成都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当然现在是三校合一的四川大学，这之中要记叙到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又一位贵人，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毕老师。

我参加1977年高考高分落榜后，十分失落和失望，心情惆怅不知所措，其实当时除了能不能考上大学这个事情本身就很重要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我因为在1966年办成了兄弟招工回成都和妹妹免下乡手续的事情后，因为这两个事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太大了太引人注目了，我事实上已经引起了我的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很多人的不满，来自方方面面的虽使人意外但同时也确实在情理之中的压力，使我在金牛区商业局生存的空间日益狭小，严格的说是有点呆不下去了，需要我尽快的换一个环境，而能考上大学是最好的环境和途径。正在这种心意纷乱的时候，吴伯贤和她的家人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带来了来自于她的邻居毕老师处的很多好消息，她们告诉我毕老师说1978年的政审标准一定会改变，这是毕老师在北京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1977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总结会议上得到的十分确凿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我鼓起信心在1978年再次参加了高考，信心就来自于吴伯贤她们所传递过来的毕老师带来的支持和帮助，毕老师说他深信1978年我会通过政审，让我放心大胆的参加考试，1978年高考5门课程我一共考了400分，平均分比1977年略低两分，那一年是高考成绩公布后填志愿，我一共填了7个志愿。都是成都工学院举办的师资班，当然第一志愿是数学师资班。毕老师从我报名开始到参加考试到成绩公布后填写志愿，给予了全程的关注，他说他这一次一定要尽全力从省招办中得到我的档案，让成都工学院能录取我，当然因为改变了政审标准我没有被政审所卡住，档案顺利的投到了成都工学院，但在是否录取我到数学师资班产生了一些小插曲，因为当年我的数学单科成绩不是特别的好，数学系去招生的老师不太愿意录取我到数学师资班，毕老师苦口婆心的向他讲述了我在成都七中数学学习的高材生情况，最终我得愿以偿的被数学师资班录取。毕老师在录取我进入大学上。花费了很多精力，所以我说他是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又一位贵人，还是那句话贵人可遇而不可求，我为在青年时代能够遇上像毕老师这样的贵人感到欣慰。

其实我说毕老师是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一位贵人，远不只是录取我进入成都工学院这件事，我一进入成都工学院，就受到党委学生工作部的关注，作为部长的毕老师在业务学习学生社会工作等方面都很关心我的情况，当然我也积极努力的在成都工学院学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辜负毕老师的期望。1978年12月成都工学院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七七级是以高等数学为主，七八级是以初等数学为主，我在那次竞赛中以满分100分的成绩取得了全校第一名，题目其实是很难的，及格者只有两名，除了我这个第一名是满分外，另一位及格者也就是第二名成绩刚刚及格，参加数学竞赛的几百名同学绝大多数都没有及格，当然这个满分的成绩让数学系的老师们十分惊讶也有点尴尬，不过好在我也是数学系的学生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我当时觉得至少没有辜负毕老师在录取我时向数学系的老师的大力推荐，让数学系的老师也了解到毕老师向他们所说的确实是我在成都七中学习初等数学的实际情况。

我在成都科技大学4年的学习中 其实还有一个让人很窘迫的问题，那就是我的经济状况。我和我的爱人两人都是二级工，一个月两人工资收入70多元，一对双胞胎白天各请了一位婆婆照顾，婆婆们已经很体谅我的情况了，带娃娃还包括一日三餐一个月仅收我20元人民币，两个娃娃就花掉了40元钱，余下的30元多一点，要安排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些困难。更为麻烦的是如果两位婆婆中有哪一位哪天偶然有点事不能来接娃娃，那一天对我就是很难堪的了，曾经发生过数次我背着孩子到课堂上听先生讲课的情况，当然这在当时的成都科技大学也传为一段佳话，老师们都为77，78级同学有如此刻苦学习的精神而感叹。如果我不是带薪学习，是完全可以享受学生的助学金补助的，当年国家的政策是对带薪学习的学生不能申请助学金补助。毕老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学校党委作了汇报，在党委的支持和同意一下，他协调了学校好几个部门让我为这些部门以灵活工作的形式争取到一些收入，这在当时确有聊补无米之炊的味道。

所有这些，都是毕老师这个贵人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当然是铭记在心的，但是从他那个方面来讲，他又把这些事看成是他作为学生工作部部长的正常工作，关心一个学生特别是很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学好科学知识那是是他学生工作部份内的工作，当然严格的说呢也确实如此。毕老师作为贵人为我做的又一件事，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仗义执言，毕老师始终认为像我这样学业优秀的学生应该留校为学校服务，他其实还没有给我交换意见就开始了与各方面的沟通，没有想到最反对我留校的是培养我成才的数学系，数学系对外表态许仁忠留校可以但数学系不留他，为此毕老师和数学系管学生的副书记把我的分配问题扯到了学校党委那里，他们两人争吵得甚至在学校党委副书记面前拍桌子，学校党委没有对我的具体分配表态，但强调我的分配一定要慎重对待学以致用。当然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使我真的从内心感到有点对不起我的贵人其实也是恩人的毕老师，因为从班上的分配计划一下来我就希望到四川财经学院去，我知道留校不是我的最好出路，特别是数学系又如此坚决的反对，在他们双方扯得剑拔弩张的时候，我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一个合适的地点讲了一番比较合适的话，表明了我不想留校的态度，但希望学校分配我去四川财经学院。这种解决方法数学系当然是没有意见的，当即满足了我去四川财经学院的愿望，而我唯一感到对不起的是一直关心我鼓励我支持我的贵人毕老师。

文字记叙到这里，我自己就感到有些混乱了，因为记载了毕老师和吴伯贤，我与他们的交往时间的跨度都比较长，所以时间上显得有点乱了，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记载的是1978年，从个人来讲那一年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并顺利进入大学，其实从整个大的国家形势来讲，1978年也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到四人帮粉碎后，出现了两个凡是，这两个凡是要坚持的是什么呢？那不外乎是两条：一条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国家如果继续沿着这两条坚持走下去，实质上就是十年浩劫的继续，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了，是需要拨乱反正了。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号角，其实需要直白的事很简单：伟人再伟大他也是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只要是人就不会是绝对的永远正确，需要确定正确性的是实践，真理是用实践来检验的，两个凡是显然是不正确的。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念后，1978年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国际上，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确定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就是在这次访问美国的回国途中，邓先生讲下了那段特别实际的话：“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展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采，更为中国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八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我是在紧张繁忙但又充满着欢乐与希望的读书生涯中度过的。说是紧张繁忙真是一点也不假，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一岁，不久便结了婚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一方面有大学功课的学习，同时还要料理照顾孩子的家务，由于经济收入的窘迫，也请不起全天候的保姆来照顾孩子，只能花掉家庭全部收入的60%请了两个婆婆白天带孩子，这样我才能分身去学校读书。紧张繁忙到什么程度呢？清晨一大早就得起床，抓紧给孩子洗漱后请两位婆婆接走，来不及清洗孩子的衣服尿布等便匆匆赶往学校，下午放学后回到家里，得抓紧做好晚饭，吃过晚饭后不久两位婆婆便把孩子送回来了。好在当时住的是平房大杂院，邻居就有七八家，两个小男孩很是可爱，邻居们晚饭后都来抱着孩子玩耍，这时才有空把早上没有来得及处理的孩子的衣服和尿布等洗刷出来，邻居们把孩子送回来后得哄着他们睡觉，只有当他们睡着后我才能进入学习状态。

尽管很紧张繁忙，但却应了那句话，累并快乐着，日子过的很繁忙很累，但内心却很充实十分快乐。快乐的出发点是对未来的期望，每当憧憬到大学毕业后可能有的新生活时，快乐便油然而生，当然大学班上的学习生活也让人经常与快乐同行。当年的大学班上，同学们年龄差异很大，像我这样老三届高66级的进入大学都三十一二岁了，而正在读高中的同学考进来时年龄很小，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与无忧无虑的他们在一起还能使人不快乐吗？都说77、78级是读书最优秀的两届，其实在我看来更优秀的是我们的老师，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难和“赋闲”后，我们的先生们更想把他们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更想他们的弟子尽早尽快成才。大学四年中给我们讲授课程的先生不少，其中给我们授课时间最长也最受学生们尊敬和喜欢的是给我们上分析课程的康世焜先生。

康先生从大一起就给我们上数学分析，这一上就是两年，数学分析课程结束后他又接着给我们讲授实变函数论，所以大学四年康先生就给我们相处了三年。康先生和蔼可亲是那种易于接近的师长，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但更喜欢他，待人上和蔼可亲但教学上却是十分严谨严格，到大三上实变函数论时，更是采用的全程英语教学，教材是国外英语原版的，课堂讲授他用英语，我们的作业完成也用英语，这种全程英语教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康先生学识的渊博扎实。因为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加之又负责着数学系学生会的工作，而我也曾一度住家在成都工学院，诸多原因使我与康先生交往甚密，有点那个忘年交朋友的味道。康先生对专业十分的执着，对函数论课程十分专注，这种专注应该成了一种酷爱，这从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们的学弟并且子承父业专攻函数论可以看到。

说到的这个学弟他叫康波，我毕业后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就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康波毕业后也到了西南财经大学，这时康先生专程到西南财经大学找到我，直截了当的给我说，康波来西南财大就是一个过渡，需要有两年的时间复习功课考实变函数论方向的研究生，让我要多给他点时间准备研究生考试。当时我已经在负责教研室的工作，这点权利还是有的，既然是康先生开诚布公的说到了，我就照办就是了：康波在西南财大待了两年，工作岗位是给我当助教，没有安排他上课，这样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了，我也算圆满的完成了康先生的嘱托尽了学生之谊。

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书的四年中，除了在各方面都很关心我的毕老师是我大学期间的一位贵人外，数学系系主任王荫清教授是我读大学期间的另一位贵人，如果说毕老师是在我的入学和毕业分配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外，那王先生主要是在学术方向上给我的指点让我终身受益。作为系主任的王先生特别忙，所以我和他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个子高大的王先生性情豪爽，快言快语让人觉得沟通和交流都很流畅。尽管交流的机会不多，但王先生一直对我很关注，有机会就给我进行业务上的指点，我和他的交流基本上都是学习和知识上的，所以对他的印象和观点他就是一个学究，而我就是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就像当年在成都七中与谢晋超先生一样。当然说他是学究也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其实对我的生活方面也还是很关心的，因为他也有一对双胞胎，他自然知道我带着一对双胞胎读书的艰难，所以当年毕业老师与各方面协调让我以临时打工的形式取得一些日常生活补贴吋，他是十分支持并也给了相应的帮助和协调。

大约是大四的上学期未吧，有一天王先突然找到我，还费了比较多的时间与我说到了《模糊数学》这个新颖的数学分枝，让我关注一下，并且给了我一些模糊数学的资料。其实模糊数学这个数学分支，是上世纪60年代才诞生的，王先生让我关注时的生命周期还不到20年,进入中国的时期就更短，只有短短的几年。于是按照王先生的指点，我首先用他给我的资料入了门。这个入门对我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模糊数学它就是研究那些传统的经典数学不好进行数学描述的客观世界中的模糊现象，经济管理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模糊现象就太多了，所以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后，入了模糊数学门的我在这方面可以说掌握了一门能很好研究和处理经济管理中模糊性现象的工具和利刃。

我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1983年，论文题目就叫《商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同年到广州去参加了全国模糊数学学会第二次年会，因为模糊数学终究是一门理工科学科，参加会议的人多是理工科的，用它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而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我用模糊数学来研究国内经济管理中的模糊现象，对各类经济管理中的模糊现象进行数学描述和处理，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我在1984年七月参加的由人民银行总行货币司和金融研究所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对当年货币发行的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货币流通必要量的计算的模糊数学模型》，，这篇论文后来在全国性一类刊物《金融研究》上发表。1987年接受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委托进行的国家重点课题《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研究，用模糊数学方法提出了一个保险总准备的适度上限和下限，论文《保险总准备金适度规模的数学模型》发表在1987年《财经科学》第六期。多年的研究成果最终在1987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这本专著。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财经大学后，王先生也给予了我很多工作上的支持，1986年到1989年我主编出版了多套《经济管理数学》教材，都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吴怀先生和成都科技大学教授王荫清先生主审的。我后来受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庞浩教授委托具体组织“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时，王先生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年轻时候的贵人可遇而不可求，我能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书时得到毕老师和王先生二位贵人的关心和指点是一种缘分，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使我终身受益，让人终生难以忘怀。

我在1982年6月份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首先的感触是经济上的窘迫和压力有所缓解，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个月之间工资就升了三级，原来的二级工成为行政22级也就是相当于五级工，可以让人稍稍松一口气了。到四川财经学院不久，学校工会聘请我去给它组织的提升职工文化程度的数学学习班上课，虽然聘请时工会的干部一再委婉的表示因为是给校内干部上课酬金不会太高，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和需求，知足常乐使我对课时费也是相当的满意了，特别是由此结识了学校内一大批在职的青年干部，让我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很多方便和帮助。而尤为重要的是我有了我所喜欢的新的职业，那就是高等学校教师，那是浸润在大学多年所观察和认识到的我最心仪的一个职业，也最适合我既不愿管人更不愿被人管的心性，那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职业，主要特点是无需坐班，更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我一进入四川财经学院，便得我的又一位贵人的指导和帮助，他就是四川财经学院的数学教授吴怀先生。

在四川财经学院的工作，是分配给教研室唯一的教授吴怀先生做助教，学生是会计系1982学生，那一年吴怀先生已经年高74岁，仍在第一线给学生讲述经济数学，吴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清晰表达流畅，他讲的课学生都十分喜欢听。我的工作除了批改学生作业外，主要是给学生上习题课，应该说当年作为助教我所讲授的习题课与吴怀教授的课堂讲授配合得恰到好处，学生反应也很好。吴怀先生在第一学期课程即将完成的时候，向学校提出了退休的要求，他向校领导说他已经74岁高龄了，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是因为缺乏上课的老师，他说他其实早就该休息了，他向学校和教研室推荐了由我来接替他做会计1982级的主讲老师，他说以他的观察和向同学们的了解，我是完全可以胜任主讲教师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做了半年的助教便提前转成了主讲教师。说吴怀先生是我的贵人这件不太大的事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得知我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科学》上发表了关于模糊数学在商业管理上的应用论文后，便带我到他的大学同学四川大学数学教授蒲保明先生的家中拜访了蒲先生。

蒲保明先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曾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和数学研究所所长，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蒲先生是全国模糊数学学会理事长，吴先生向蒲教授引见了我，向蒲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他给蒲教授讲在经济数学教学上他是我的导师，他希望蒲先生作为我在模糊数学研究上的导师，良好的同学关系当然蒲教授是一口答应了，并且把他的弟子后来的四川大学校长刘应明教授介绍给我认识，这为我后来在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上的应用研究上的发展起到了极好的帮助。后来我在主编数套《经济数学》教材时，吴怀先生以近80岁的高龄担任了这些教材的主审，为教材的出版增色不少，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让我得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上有了不少相应的发展和成果。

20世纪80年代是让人快乐和欢愉的。先交代下小我也就是我个人的愉悦：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不到两年的时间经济上就有了彻底的改观，特别是1983年为省商业厅省供销社办的电大班做数学辅导老师后，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是相当好了。教学上教学效果得到学生好评，并主编了数套经济数学教材，科研上相继发表了数篇论文后，接受和完成了两个国家级项目，一个是货币必要量的研究，一个是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经济宽裕了工作上又有了成就，自然是快乐和欢愉了啰。

当年更让人高兴和欢愉的是人们思想的解放，刚刚冲破思想禁锢的人们，无拘无束的思维着他们所想思维的事情，也讲着他们想讲的话，做着他们想做的事。 也是在80年代中，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很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已经走到尽头，计划经济的机制作为上层建筑不仅束缚了甚至扼杀了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在农村中打破计划经济框架实行包产到户让几亿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保证了城市商品粮的供应，经济将会停滞甚至崩溃，数亿人的吃饭都是问题，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因为有农村联产承包制成功的经验，城市中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工厂也走上了承包的道路，当年盛传的“一包就灵”确实见效，继农村中各类供应城市的主副食品逐渐丰富起来后，很多轻工业产品也慢慢多起来了。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因为承包机制给了劳动者也就是承包人看得见摸得着得得到的实际利益，他们发挥出来的积极性让产品质量提高了数量增多了，计划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凭票证供应正在逐步的退出经济舞台。

但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承包”问题，多年计划经济造成的桎梏最核心的是扭曲了的价格关系，将近三十年来价格不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要想理顺经济关系让经济机制逐步走上市场化，价格放不放开如何放开怎样放开是个关键，它其实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80年代国人虽然生活得很自由愉快，但价格始终没有被放开，它在1984和1988年出现的两次抢购风潮中夭折与无疾而终，其实夭折与无疾而终这两个词都不准确，因为价格放开的改革方案一直在研究中讨论中并没有面市，说它是胎死腹中也许还更准确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80年代是让国人十分幸福愉快自由高兴的年代，各类主副食品和轻工业产品不再匮乏，更为重要的是填饱了肚子的国人精神上的各种追求似乎也得到了满足。我的文字肯定描述不好当年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我想摘录一篇文章其实是想转载这篇文章，但它太长文字虽多但确实把当年描述得十分精彩，本来转载最好但又涉及到知识产权，左思右想还是把它摘录吧：

“昨晚，崔健开启了首场线上演唱会……。崔健的音乐，也一下子把我拉回那个令人怀念的80年代。

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一切都是自由勇敢，一切都是热血激情，一切都是痛快淋漓，一切都是以梦为马，一切都是至真至性。

“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高声大吼，“牛逼！牛逼！”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很快，《一无所有》传到美国，陈丹青站在街上听完，已是热泪盈眶。乐评人金兆钧将歌转录成磁带，放给朋友听。磁带音质太毛，听不清歌词。金兆钧把歌词抄下，朋友读几行后，突然泣不成声。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他妈透了！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就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演唱会中场休息期间，一位老派笑星轻蔑笑道：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观众说：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那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陈丹青曾经说，80年代是兴奋和骚动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邀请了北岛、顾城、叶文福等著名诗人。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

那时候的著名诗人，相当于时代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拥簇。北岛、顾城一上台，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

那时候的青年，无论男女，尽皆生猛。在北京大学，3000多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都坐得满满当当。诗人海子、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三剑客”，每次出场，门里门外挤得密不通风。所以人的脸，都因为缺氧，红得像个猴屁股。诗人边朗诵，边把诗稿往台下撒。万众瞩目的校花，就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两大报纸联合，举办全国诗歌大展。此时，全国诗社2000多家，诗歌流派88个，数万诗人发出响应。每一位诗人都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如潮水蔓延，趋于白热化。

也就是这一年，诗人海子先后远走甘肃、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说。小说讲的是：摆脱社会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

“80年代的文学思潮，诗歌盛极一时，小说也盛极一时。

1981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500万份。26岁的马未都，就因为在上头发表了小说《今夜月儿圆》，平地一声雷，从小学四年级辍学的小青年，逆袭成全国最知名大作家。

一炮而红后，马未都打开家门，邮局拉来整卡车的读者来信。《青年文学》发话，你来杂志社当编辑吧，工资60块。这待遇，相当于今天底层码农，瞬间晋升阿里P8。

1986年，有天同事告诉马未都，有个叫王朔的小孩想见他。

那年王朔还是个愣头青，羞涩腼腆，说话脸红，把自己写的《橡皮人》递给马未都。马未都翻开，开头第一句写的是：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

马未都眼前一亮，翻了几页，发现特好。给主编，主编特不喜欢这句开头，红笔一杠，删掉。后来杂志到印刷厂付印，马未都顶着被开除的风险，把这句话又加上。

《橡皮人》发表后，王朔红遍全国。那时候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到王朔这儿，没门。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按印数拿钱，按码洋的10%走。结果这套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那时候的杂志社慧眼识珠，不仅发掘王朔，还淘出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小学五年级辍学，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给弹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写作，坐在灶口，一边用拨火棍通灶，一边在膝盖上写小说。后来谁也没想到，这个放牛娃，日后却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华之前是一名牙医，在南方海盐小镇，撑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在桌上一字排开，每天握钳拨牙八小时。这样干了五年，观看了上万张病人的嘴巴，他认为那是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于是开始动笔写小说。1983年11月，余华接到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请他去北京修改小说。他欣然前往，回来后，县里官员登门拜访，说：你是一个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馆报道吧。

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勇气与出格，会得到鼓励和赞赏。向上的通道，对所有人打开。底层也可以逆袭，放牛娃也有春天，牙医也能成为大师。理想和才华，是所有年轻人的登云梯。

“读库老六曾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西方电影《教父》《罗马假日》等引进国内，勾起一代人的电影梦。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四人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投产《一个和八个》。四人剃了光头，风风火火赶往拍摄地，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电影担任摄影的是张艺谋，此前在纺织厂当搬运工，为能买一台“海鸥”相机，卖了好几次血。《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张艺谋正式出道。不久后，广影看中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张艺谋。导演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强烈推荐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人是来了，可出了新问题，《黄土地》因题材敏感，面临夭折。陈凯歌为了片子能继续拍，跑到领导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听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后换来一辆面包车，35万经费。这年，《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对鞋说：你跟我不容易，现在电影拍完了，你就留这吧。

1987年春天，导演吴天明拍摄《老井》，问张艺谋敢不敢演男一号。从没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喉咙紧了紧，说：你不怕砸，我就敢试。

拍摄时，张艺谋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表调快半小时，让自己更紧迫。为了在外形上更像农民，穿上大腰裤，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每天光着膀子晒太阳，往脸上搓沙子，将皮肤弄粗糙。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结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进医院。

后来，吴天明提拔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吴天明就反问：一个肯为理想拿命拼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1988年，张艺谋的另一位同学田壮壮，开拍《特别手术室》。这是中国首部以未婚先孕为题材的影片，在当时话题敏感，极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劝田壮壮放弃，田壮壮说：宁拍禁片，不拍烂片。后来，这部电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国正经历一切，却正是那里而来。

“学者陈平原，曾用十二个字，概括整个80年代：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那年头，最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摆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那年头，一个文弱寒酸的男老师，可以靠跋山涉水采集民歌，赢得广泛尊重，让校花下嫁给他。

胡同口，四个大学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那年头，大家都一样，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更是谁都不鸟，富有胆气和勇敢，敏锐锋利、口诛笔伐。

某次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诺大的会场，愣是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

还有某次大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写道：今天是世界戒烟日，请不要抽烟。

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一位摄影师无法取景，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取道：《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那年头，年轻人轰轰烈烈，天雷地火地恋爱。青春像一场大雨，暴雨如注，没有人准备雨具，也没有人准备蓄水池。全班男生可以为了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就去组织俱乐部去卖酸奶。女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华有一个东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师大、北外、中戏，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自己手里的吉他，砸得稀烂。北大有一个东草坪，夏天常有十几拨人，弹琴唱歌，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的多，谁就最牛。较起劲来，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谁最后唱鳖。

1988年，高晓松大学时成立乐队，取名青铜器。没有经费，乐器超烂。吉他手戴涛在北邮的女友，就发动宿舍全体女生，捐助400块，给他们买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响。那时候，女孩都是“法国贵妇”，专门“包养”文艺青年的理想。后来高晓松说：那时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简单温暖。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不喜欢掉入窠臼的规则，都以规则为耻。作家格非曾在华东师大当讲师，站台上说：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老师，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格非说：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学生当场脸就红了。

在那时候，迷恋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耻的事。80年代末，高晓松被人问：你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高晓松反问：我看起来，气质很庸俗吗？第二年，他从清华退学。

“这次崔健的演唱会，让我再次想起老六说的：闪开，让我歌颂80年代。

我为什么歌颂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充满着热血勇敢，像一瓶打开的汽水，气息涌动；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充满自由思考，证明了任何封印，都禁锢不了思想；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充满着包容，就像崔健在演唱会说的那样，只要音乐响起，就会让人感觉宽容。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还有梦想，还有理想主义，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生猛，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叛逆。

其实，崔健至今仍然代表着那个年代，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精英们，曾拥有并持存的警醒、思考、骄傲、力量、顿悟、坚持、勇气、豪情。

崔健那一代人的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要说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太短暂了，没过够。”

80年代我都是在西南财经大学度过的，校内校外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不少朋友都是我在社会大学中的老师，除了前面记叙的我在西南财大的贵人吴怀教授外，也再回忆记录一些友人吧，他们中有老师、有领导还有校外的工厂厂长。先说一位老师吧，他叫杨成纲，当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老师也是我的邻居，想要记叙

的实际上是与他的一面之缘，多年之后我与他谈起这个一面之缘时，他显得很茫然和平淡说明此事在他的经历中是小事一桩，而这一面之缘对我来讲确实十分重要，他实际上给我上了西方经济学极好的一堂导论课。

应该是1984年暑假，我到北京转车去河北承德参加人民银行货币司与金融研究所召开的学术会议，因为到四川财经学院不久还是助教，还没有资格坐飞机是坐的特快列车卧铺，那个时候即便是特快列车去北京也需要30多个小时，头天晚上上车也要第3天的凌晨才能到北京，中间有一个整白天是在列车上，就是在这趟列车上邂逅了杨成纲老师，实际上是他在经过我的卧铺车厢时看见了我，于是我们就在那个白天在列车上做了很深入的交流。

说是交流其实是杨老师在给我上西方经济学的导论，我那时到四川财经学院不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逍遥派时读了那本《简明政治经济学》，而当年四川财经学院各个专业的课程都是围绕着计划经济设置的，它的基础课是计划经济学，而更基础一点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我读的那本书对我在四川财经学院进行教学和科研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作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西方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和方法逐渐的被引入国内学界，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计量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需有些耳闻却了解不深，杨老师在西方经济学上显然已进行了相当的学习和研究，他是位十分健谈的人，所以那一天在列车上几乎都是他在给我讲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

看得出来杨老师对凯恩斯主义是十分的信仰和推崇的，对我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门外汉，他几乎是从启蒙开始给我讲述了凯恩斯主义，他首先给我介绍了凯恩斯在1936完成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然后给我详细讲解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做法是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消费从而刺激经济维持繁荣。杨老师特别形象的给我讲到了他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他用自己的语言说消费刺激起来了，需求增加了就会刺激生产发展，生产发展了就业的岗位就会增多薪酬也会上涨，人们手中有了更多的货币，必然会再次扩大和刺激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杨老师认为这是他所接触到的最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模式，当然，与此同时杨老师也给我介绍了一些经济学的其他流派。

杨老师那一天在列车上对我讲授的西方经济学的这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对我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作用，因为伴随着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的逐步退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西南财经大学各个专业的课程方向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学被市场经济学所取代，而新颖的西方经济学也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起作为了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1984年暑假在赴北京的列车上杨成纲老师那几乎一整天与我的交谈，对于我后来学习和关注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西方经济学起到了很积极和良好的促进作用。社会大学的老师是无所不在的，与杨成纲老师在列车上的一面之缘让他成为我当之无愧的老师，让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日后的教学科研以及后来的下海经济事务得到很大的补益。

说到社会大学的老师，当年在西南财经大学校外。还认识了一位李姓的工厂厂长，他是第一位教我如何运用资金的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老师，他就是德阳市罗江印刷厂的李厂长。从1986年开始，我就开始主编各类经济数学教材，因为数学教材在当年活字排版的条件下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罗江印刷厂成了我出版教材的定点厂，刚开始是由出版教材的比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把教材发到罗江印刷厂印刷，我们作者为了抓紧时间到罗江印刷厂去三校，一来二去就与工厂的李厂长成了朋友。后来我开始自己在出版社购买书号出版各类教材，这样印刷发行的成本都是自己在承担了，自然期望有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利润，在与李厂长的交流中，他跟我讲到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基本事实，就是印刷的成本中很大的一块是纸张，纸张的价格在每年都有旺季和淡季的差异，这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他告诉我如果能给他预付一笔印刷费，让他提前在淡季的时候购买纸张，那他跟我报出的印张价格会是特别优惠的，在经过深入的交流和仔细的研究之后，我为第二年暑假要印刷的教材预付了五万元的费用，厂家也给了我极好的结算价格，运作下来按这个方法操作的那一批书所获取到的利润是很可观的。

这位李厂长让我这个大学教书先生首次近距离接近了市场，特别是市场材料的价格，同时间接的告诉了我资金运作很重要的一些方法和手段，他没有向我进行任何课堂上的说教，他只是用实际中经济管理的运作方法，从过程和结果的角度让我最终明白了很多客观经济活动的道理，这对于后来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我为一些民营公司管理企业，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我自己办了公司，这些早些年从李厂长那个地方学到的一些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对于替别人管理公司和自己经营公司都起到了很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说社会这所大学中，能够教给你真正有用的知识对老师还是大有其在的。

还想记叙的一位友人其实令我十分忐忑，一直徘徊要不要写，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位领导，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担任了二十多年副校长的厐皓教授，我最终还是决定动笔了，因为我回忆了与庞皓先生的交往过程，其实一开始我和他有较多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副校长了，但当年的很多交往中更多的是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情，很少涉及到他这个领导的身份，我想既然是这样那不如就以本来面目记叙一下我与他作为学术和工作上的朋友的交住吧。

虽然进入四川财经学院时就认识了厐皓先生，但最初几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从1985年经济信息系成立后，他兼了我们的系主任才开始有点往来。大约是1985年上半年的一天吧，他突然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够其实是问愿不愿意去负责组建一下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我点头了，因为这是一个学术组织机构我自然也感兴趣，于是我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奔走于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特别是两个政府部门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与四川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在重点协调好这两个政府部门其实也主要就是负责这两个部门的二位人大研究生同学的意见后，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在1985年底成立了。对这个事庞浩教授对我评价颇高，因为在这之前也曾有老师进行过这个事情，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最终没有成功，至于我呢主要是应用了一下我曾经在行政机关部门工作了七八年的经验和积累而已。

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成立之后，我与厐先生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其实也主要是工作上的事，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数量经济学都有浓厚的兴趣，都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真正做一些对数量经济学科发展有促进作用的事。具体工作是学会每年要召开一次年会，厐先生极怕它变成行政例会，我自然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每年的年会对我这个当时的学会执行副秘书长工作要求和压力就大了，以学术研究为主的信念使我们的几届年会都开得比较理想和成功。因为交往比较多了，学校就有了一些传言，说我和庞先生关系特殊私交甚好，特别是我那两个双胞胎孩子的母亲为了照顾生病的我被调入西南财经大学后，这种流言就更多了，其实在孩子的母亲调入西南财经大学这个事上，厐皓教授作为校领导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甘本佑教授在很多场所大声疾呼，最终人事部门才突破了当时西南财经大学调入员工的一些规定，把孩子的母亲调进了西南财经大学。

其实在我与厐皓教授的交往中，他就是个学者，与他交流中当然也难免会涉及到一些行政事务他往往比较平淡，但话题只要一进入数量经济这个学术领域，他的精神就来了，比如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可能在他的心目中我是学数学的也许对模型中的某些地方会有自己比较好的见解，所以我和他曾多次谈到计量经济模型，其实我对计量经济模型了解是不深入的，我更多的是用模糊数学方法处理经济管理问题。个人认为他走上从政的道路也许对他不是最好的吧，当年他和那个最后身陷囹圄的前副省长李达昌一起因为在科研上成果突出，当年又很强调提拔优秀知识分子，两人于是被选中提干，李大昌去了校外做厅级干部最后官至四川省副省长，而他留在校内做了副校长，据说最后也有意请他做正校长，在征求他意见时他委婉的推脱了，但我认为以他的气质和喜好而论，他也许更适合做教授做学者做教学做研究吧。

在学术上与他产生共鸣之处是1988年我到科研处担任了处级干部之后，应该说当年我与他一起做成了一桩对西南财经大学教师有所补益的一桩事，那就是让西南财经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落在了实处。西南财经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是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当年出版社还没有和学校完全分开脱钩，学校决定了出版社每年利润的相当份额要资助教师出版学术专著，当年庞浩副校长分管科研，这个虽然原则定了但还要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执行程序，这个事最终落到科研处和我的头上了，我们当年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教师出版学术专著的办法，效果还不错。在制定办法和执行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庞皓教授他对这种事情的关注比对那些纯粹的行政事务要强烈的多，而且我感觉到他自己是身心投入的，所以我说他应该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校长。

当然要说我与庞先生只有学问之交而没有人性情谊之交也是不妥的，做学问之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和庞浩教授在私交上还是颇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当年我曾经组织全国财经院校数学教师到成都召开过好几次会议，有学术研究的也有教材编辑的，每次会议的闭幕仪式都要请庞校长来参加，应该说一个学校的校长还是很忙的，像我们这种专业面很狭窄的会议，去请校领导参加还是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基于个人方方面面的一些情谊吧，他每次都抽出时间参加了我们这边会议的闭幕式，给予了我工作上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当然，当年我要从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辞掉处级干部的职务时，党委还是很审慎的，基于我和他的私交甚好，党委还专门委托他与我进行了深度的沟通和交流。但不管怎样，以我在交往中对他的观察和了解，他似乎还是做一个教授做一个学者更合适些，而且以我的感受做一名学者也许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和期望吧。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八十年代过去了，但改革的步伐和效果好像都不大，严格的说除了因为“承包”调动了生产者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得一度十分匮乏的主副食品和轻工业品的供应迅速好转，国人甩掉了票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但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进展并不大，那个计划经济的桎梏价格，在整个80年代仍然是由计划制定而没有由市场所取代，所以国人的生活状况改善了，精神面貌精神需求也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改革却还没有真正的迈开步子，无论是国家还是老百姓都还谈不上富裕起来了，憧憬中的市场经济机制离建立好像还很遥远，而其中的关键是理顺价格，要让价格脱离计划，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小平南巡后，市场好像得到突然的激发一样很活跃起来，这之中金融逐步进入市场机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取得了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有点自由游弋的味道了，在这种背景下价格被逐渐的放开，虽然引发了199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但在人民银行采取的“保值储蓄”措施下，价格的放开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至少没有形成八十年代那种抢购风潮，经济体制改革迈开了比较大的步伐。

价格放开之后一个很现实的紧迫问题就是让企业如何走入市场融入市场，市场经济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乃至生产资金的支持都是由市场来调控的，以前一切按计划执行的老路终止了，企业的生存与市场息息相关，有了市场你就有了一切。应该说九十年代在一定的阵痛和代价之下，这个问题虽然难度很大但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得到了解决，当然代价也是惨烈的，他让一代人做了史无前例的“下岗工人”，而这一代人恰好就是我们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出生的人，我们无数次的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牺牲。但不管怎样市场的机制总算初步建立起来了，经济活动不再是计划支配而是市场在调节了。

我作为体制内事业单位的高等学校教师，这种由计划到市场的变革对我影响本身不大，加之一些偶然的机会又让我顺应市场的活跃投入了市场经济，当年在杨成纲校友指点下学习到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学的一些知识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他该有的作用，所以总体状况还是不错的。由于我比较谨慎的一直保留了体制内西南财经大学教师的身份，只是在完成了教师工作任务后才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一下，于是我成了某些校友喻为的“既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享受了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状况，当然我个人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是十分满意的。

一个在八十年代始终困难重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市场机制建立问题，在九十年代就这样被迎刃而解了，个人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虽然两个年代有各自很强烈的政治经济背景，但人心所望人心所至应该是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经过八十年代那种成效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磨难，国人逐渐认识到没有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计划经济的老路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只有齐心合力的建立起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大家才能逐步富裕起来，共识使国人趁着九十年代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克服各种各样事实上也存在着的困难，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得以初步建立，尽管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伯维尔场经济。

除了在改革上来了一大步外，九十年代在开放上势头也不错，应该说九十年代初甚至包括整个九十年代，开放所引进的外商投资其实主要是以港澳台同胞为主的，第一批进入中国大陆投资的是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人，虽然投资的规模不是很大，但给国人带来了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概念，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当时的汽车牌照与普通国人的汽车牌照是明显不同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标志问题，它事实上在向国人宣告境外投资者来国内投资了，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使港澳台同胞很快就理解和相信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毫不犹豫的迈出了向大陆投资的第一步。

整个九十年代我过的是相当于愉悦的，这其实也是工作和生活紧张所致，充实的生活节奏让人身心愉快，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其实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是很严峻的，就是当年我面临着好几桩需要做出抉择的事。首先是体制内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是要选择全身投入市场经济中，还是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而已进而浅尝辄止，当时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我面临着比较好的发展机遇，具体的说就是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支持，当年所面临的良好局面足以让我把事业做大做强，无论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面，还是在要取得资金支持的金融人士的关系上面，我都有很多优越的条件，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全身心的投入市场经济为好，但事实上我没有脱离体制内，在工作是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了完成西南财经大学教师的工作任务，从而保持住了体制内事业单位高校教师的身份，后来的事情发展和结果说明当年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再就是工作繁忙和子女教育的关系抉策问题，当年在市场经济游弋吋，也是我的两个儿子学业最为关键的中学阶段，在这个问题上我似乎是十分的清醒明白，始终都是把子女教育摆在第一位的，没有因为既要在市场经济中拼搏又要保持自己的公职人员身份所带来的工作繁忙便把子女教育疏忽了，事实上在他们中学的几年中，我和我的夫人身体力行的操刀上阵为他们学习数学和英语进行超前教育，应该说最后的效果是良好的，儿子们在1999年一个考上了北京大学，另一个考上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这为他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也为自己这种明智的选择感到自慰和高兴。

进入21世纪一桩最大的事情就是经过多年的谈判，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带来了20多年中国经济的真正繁荣，应该说中国经济真正的飞跃发展是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了国际经济大家庭息息相关。如果说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我们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当时能够解决的仅仅是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离国富民强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的真正强大人民的真正富裕是在进入21世纪后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的两个十年中逐步迈开步子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大增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出口产品成倍增长，我们成了世界大工厂，出口激增让外贸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国家的实力因为有钱增强了，与此同时世界大工厂使就业当然也就是收入也大幅增长，老百姓也逐渐富裕起来了。二是大量的外资因为我们开放力度的加强被引进了国内，海外大企业纷纷到中国来投资建厂办企业，这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因为按照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外商投资的外汇以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产品的出口所换回来的外汇，进入中国后都要结汇成人民币，当然外商投资工厂也为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关键的是与美国的谈判，上一个世纪末与美国谈判的成功使我们得以顺利的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让我们赢得了21世纪前两个十年的经济发展，这个客观事实印证了邓小平先生在上个世纪即将进入改革开放的后两个十年之际讲的一段至理名言：“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的至理名言需要我们坚持。

现在有一种忽视我们入世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得到迅速发展机会的看法，认为进入21世纪后前两个十年的发展与这二十年的全球化无关，这种无知和无视现实的观点不敢苟同。回顾共和国七十年来的经济状况，前三十年就不用说了，计划经济特别是政治运动的折腾使得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数亿人的温饱得不到解决，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虽然解决了国人的温饱问题，但距国富民强差距还很大。正是新千年的前二十年，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在经济全球化中有了自己的一杯羹，国家才逐渐富强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包也逐渐鼓起来了，事实证明只有开放式的经济才是正途。

40多年前邓先生就强调了与美国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与美国无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不同，但这不应该影响到我们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中闷声发大财。其实纵观美国，他好像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有一点是可以基本肯定的，就是他对别国的领土没有奢望，从来没有想过把别人的领土摄为己有，其实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比如与美国毗邻的墨西哥，是哭着喊着想要加入美国，但美国的一贯态度是坚决拒绝。美国的这种基本的状态，决定了他与我们不应该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他既然不想占领你的领土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小平先生指引的与美国搞好关系的方向，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富裕起来。恰恰与我们毗邻的其他国家，近两三百年来已经掠夺了我们很多国土，以他的野心只要今后还有机会还会掠夺我们的国土，对这种经常觊觎别人国土的邻居，我们倒要小心一点为好，警惕些总不是坏事。

还有一种谬论是我们人口众多是最大的市场，应该肥水不外流，不要让别人来赚了我们的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论调，这种论调在近200多年的历史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让中国和国人沦入万刼不复。且不说满清百余年内的闭关锁国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年中，以及我们确定要改革开放的上一个世纪后二十年中，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时国民经济发展总是很艰难很困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二十年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强劲有力的事实说明了只有开放再开放才能让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我已经全身心的回到西南财经大学执掌教鞭，为了结束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下海经商的生意，我足足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之中主要是处理与外部的债权债务，应该说处理的结果是很良好很令人满意的。首先是债务，本着足额清偿完所有的负债的原则，我用现金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特别是银行借款，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我已经决定全身心的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做教授，我就不愿意还存在外部没有清偿的债务来打搅我的教学生活的清静。至于债权最终处理的结果相对还是令人满意的，说明在几年的生意交往中，我所结交的合作伙伴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将近百万的债权成了坏账，也就是说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的具体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情有所源的，这部分坏账在几年的经营所获盈利中所占的份额还是相对合适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我能够接受的。

回头来看看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做了哪些可以值得回忆的事呢？剔掉常规性的比较琐碎的事情外，觉得有四桩事情可以值得记叙一下。第一桩事情是我在接手西南财经大学通识课程《科学技术史》后在教学和科研上的一些感悟。当年在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中，我以接近退休的年龄去接手自然科学系列通识课程的开发与教学，与其说是当年在客观上学校愿意承担这类课程的老师几乎没有，还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一些天性促使我比较主动的去接受了这类课程，而在《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开发和教学上最后个人所收获到的很多果实，正好说明了我这种喜欢新事物喜欢挑战性工作的天性，它最终是会使人在方方面面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科学技术史》在教学和科研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成为它的重点和核心，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在没有接触到《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和科研之前，这好像对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欧洲，至于它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方欧洲而不是东方亚洲特别是中国多数人是很少去思考它的，但如果要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了。

从历史的角度，回答李约瑟之问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阶段。一个是在大约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的两千年前，当时的东西方都有一个璀璨的文明中心，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古代中国，这两个东西方文明中心在当时都出现了很多圣人先哲，比方说古希腊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中国的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等。差距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是大自然，他们在探讨大自然的构成，在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这种探讨和探索最终必将形成富有逻辑哲理的思想和思维方法，欧几里德那部《几何原本》便充分的展示了古希腊先哲们丰采。而中国的圣人们雕琢的对象是人，他们在研究人的伦理道德以及人应该被这种伦理道德制约的行为方式，自白的说就是治人与治于人一整套理论，四书五经中充滞着大量的关于人的种种说教。

差距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这是一个是研究物还是研究人的差距。古希腊圣贤们专注于对外部大自然客观世界的观察与研究，以及这种观察与研必须要形成逻辑思维方法，对物质世界的研究扩大了以古希腊人为代表的西方人们的眼界，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大自然物质世界让西方人树立起了观察客观世界发现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而专注于对人自身研究的东方圣人们，提出了很多旨在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纲常，这些纲常也就是所谓的规矩让东方人越来越善于制约自己，越来越尽力的把自己改造为“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问题的起点和方法，无疑对后来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或者制约作用，使得两者在科学革命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说二千多年前东西方先哲圣人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对后来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有一定或者说相当的影响的话，那么始于13世纪末开始贯穿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5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对于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是至关重要的，所有这一切解放了西方人的思想，让他们得以在古希腊先哲者们所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指导下，让科学与工业革命在西方欧洲率先发生和发展。

文艺复兴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到16世纪一直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在艺术、建筑、哲学、文学、音乐、科学技术、政治、宗教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

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是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出台为止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也瓦解了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宗教改革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组织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

大航海时代中两个典型的事件。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当然还有在这些之前的迪亚士航行至非洲大陆最南端发现好望角为达伽玛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奠定基础。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也让西方欧洲人抢到了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发展的先机。

欧洲在文艺复兴这些运动之前古希腊璀璨的文明之后，也经历了千余年的中世纪黑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给欧洲带来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曙光。而东方中国在孔墨庄孟等诸子百家之后，2000年来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反反复复的都是朝代的更迭，这种王朝的更迭没有变革甚至连改良都没有，一朝一朝的封建王朝都是在建立发展衰败灭亡中更叠，没有新锐没有进取只有重复。这就致命了，当西方欧洲完成了各项人文主义的变革和革命后，解放了思想和人性束缚的西方人在古希腊先哲们留下的科学研究方法引领下，迈开大步朝科学和工业技术狂奔，而东方主要是中国只能在王朝的反复更迭中望尘莫及。

前面说的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有四桩事情想要想要记叙，想记叙的第二桩事情是通过对我女儿基础教育学习的变革和实践，既让女儿取得了很直接的学习成果，又让我关于中国教育的理念和认识在实践中得到了表现。关于目前国内现行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机制和方法，尽管我是一个从事了几十年教育生涯的教师，但客观的现状使我不得不对它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我这里姑且不谈中国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从具体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方法，我也很难认同，特别是基础教育，比如小学六年的学习，我一直认为它时间太长，从知识结构的方面来讲应该四年就够了，至多五年吧。

小学教育中，除了一些综合性的学习外，重点是语文和数学，汉语言不是我的专业更不是我的长处，虽然我不敢妄议它，但有一点认识和体会还是应该讲的，就是我认为语文主要是阅读和写作，培养起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即可，至于词汇句子等很多语法知识，比如词汇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以及它在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定语宾语状语等等，以及句子的宾语从句状语从句等等，我虽不敢说它是多余的，但至少让小学生耗费很多的精力与时间专注和纠缠于弄清楚这些语法关系有必要吗？汉语言是我们的母语，难道你用语言或者文字在表达你的意思的时候，还需要分清楚你讲的词汇是什么词，他在你讲的一句话中句子成分是什么，以及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从句吗？我这些恐怕有点打胡乱说之嫌，但我至少认为不必要为这些汉语言的语法问题耗费孩子们过多的精力和时间。

至于数学，我可以坦言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弄麻烦了，所谓自己把自己弄麻烦了是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很多。该有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数学的教育和学习，让学生逐步树立起好的逻辑思维习惯，而逻辑思维这个东西，且不要说我们现行的小学数学教学和教材，就是现行的中学数学教学与教材，带给学生的都是一些只零破碎的知识的堆砌，没有逻辑恩维更没有逻辑学。撇开逻辑思谁教肓不讲，我们就说小学的具体的数学知识，其实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数的四则运算，从整数的加减乘除到分数的加减乘除，最后是小数的加减乘除，当然这之中还有一个整数分数和小数的意义问题，但这不是重点和难点，就这些数的四则运算再加上其他一些比例呀图形的周长和面积呀，需要用得了六年的时间吗？是不是有点自我折腾给自己找麻烦的味道。

所以我想试一试这种状况能否改变，不用六年的时间少用一些时间比如只用四年能不能够完成小学这些基础教育的主要目标，实现小学基础教育的这些功能。这种试一试最后在我女儿的基础教育学习中得到了实现，我女儿只用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小学学习，这使得她还没有满22岁时，就获得了英国卡迪夫大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两个硕士学位。这说明了我对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那种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其实正不正确并不重要，我一介小人物一个高校老师，人微言轻说对了说错了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女儿的基础教育的实践过程，说明把基础教育的学制缩短还是可行的可操作的，这毕竟是一桩成功的案例嘛，当然它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说一句开玩笑的话，如果让我去当教育部长，我要做的第一桩事就是缩短小学的学制，四年就够了。当然这是笑语不能当真的，真要当真我事实上会跑得比谁都快的。

要记叙的第三桩事是这十年中我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这几大民生问题的市场化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严格的说是对这些民生问题产业化市场化的批评。因为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架构的基本完成，加之入世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飞跃发展，这就使人产生了一个误觉，就是市场化是一剂仙丹妙药，用到什么地方都好，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且不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其实不是像西方那样完全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就是很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把一些民生福利问题推向市场，该由社会和国家承担的民生福利问题没有市场化，特别是医疗和养老。

我们的情况如何呢？可以说进入新千年后，我们是大踏步的把这些民生问题都市场化了，以至目前匪夷所思的局面让方方面面都感到难以面对。先说说住房这个问题吧，西方市场经济中住房确实是市场化了的，住房都是私人资产，都是在市场中购买或者租赁，但西方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历来发展都很平稳，没有价格上的大涨大落起复，简单的讲就是价格的平稳没有让住房成为投资理财的手段，而西方人也不像我们中国人有买房买地的文化基础，即便是出现房地产市场异常比如像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房价高涨，市场也会并且也能承受泡沫破裂的创伤。但我们中国不同，短短的十多年中房价便涨得十分离谱，它给国人传出的信息就是房产是最好的投资理财工具和手段，在几千年买房买地的东方文化的趋使下，中国的房地产成了支柱产业，到现在确实是骑虎难下了。

其实住房的正常市场化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要掌握好一个度。当年作为住房分配制度的一种改革也就是所谓的房改，应该说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国家与企业都已经没有能力来承受与满足职工住房分配的需求了，但是在房改所刺激起来的个人对住房购买需求增长的过程中，房地产逐步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特别是住房的实际需求转化为商品房投资理财后，这个产业便开始歧形和异化了。其实早期的房地产市场化还是比较正常的比较妥当的，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进行投资特别是价格的确定，但是在逐步的产业化也就是说有了一定的垄断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而政府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实行土地的统一拍卖政策，无疑对房价的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看一看在土地拍卖中不断推高的楼面价便可以知晓为什么房价一涨再涨直到目前不可收拾的状况。

现在的情况确实很难堪，房价高企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些估且不谈，现在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往下怎么办？房价如此之高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都不易得到解决，当然不能让它再疯涨上去了，但让它跌下来却又是方方面面不能承受之重：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难以为继；银行的按揭难以维持正常；开发商的利润特别是资金链面临困境；而为数众人多的老百姓把房产作为投资让希望成为美梦。那么就维持现状吧，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却不实际，有价无市的房地产交易买卖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今天来说这些似乎好像都有些晚了，希望当初鼓吹住房市场化的专家和政府官员能提出良策来解决如此窘境，否则往后住房市场化可能产生的恶果是难以避免的。

住房的市场化是个众多因素形成之事，这是一个该给众人打板子的事情，开发商有责任银行有责任政府有责任，其实老百姓民众也有责任，房子买来自己住就行了，偏要向老祖宗学习置房买地弄得现在是遍地钢筋水泥，大家都苦不堪言但恶果必须自己吞下去。尽管都有责任都要挨扳子，应该坦言的是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政府，除了引导和管理上的不到位之外，政府所津津乐道的土地财政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政府在让住房走入市场化不归之路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住房市场化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话，那么最令人难以面对的是医疗的市场化，受到医疗市场化磨难的是人数众多的基层民众。医疗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有市场化，这是一个社会和国家该要承担的问题，纵观全球现在已经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是全民免费医疗了，而我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的医疗市场化因为中国一些特殊的情况和环境表现得特别夸张和恶劣。

医疗本身是治病救人的，但现在无论哪种体制的医院，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理念早已抛在脑后，利益也就是利润是医院运行的根本，民营医院自不用说，公办医院也好不了多少，各种各样的过度治疗过度检查好像意在谋财而不至于害命因此尚让人们不得不被动接受，其实严格的说过度治疗过度检查也是在害命，只是不那么直接罢了。但是现在医院普遍存在的不交钱就终止治疗让病人病情恶化乃至死去的情况就让人情何以堪了。出现这种情况是把医疗这个不该市场化的民生问题推给了市场，一个本身该由社会承担的民生问题偏要推给市场，任其在资本的操作下恶性的随意发展，以至出现了今天几乎不可收拾的至少是难以收拾的局面。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那些提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医改方案的“专家”们难疚其责，但政府把自己该承担的事推给市场无疑是自己职能的极大缺位。如果说当年进行公费医疗报销制度改革时有政府财政和企业经营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尚可理解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的财政收支和企业经营都有很大的困难，但在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强大富裕了，这个全民免费医疗的问题就应该提到日程上来研究和解决了，很多经济发展并不比我们好经济状况也并不比我们强的国家和地区都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了，我们作为大国强国在这一点上是不应该落后的。

养老是社会作为对劳动者贡献的回报肯定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应当全面的承担所有劳动者的养老问题，但实际的情况是当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养老的责任至少是在由各方面分担，而其中老人的亲人承担了相当的份额。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现阶段老人到一定年龄后，他的养老费用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退休金，也就是说现在养老的市场价格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老人退休工资的收入，而必须由他的亲人补贴和承担。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是把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推给了老人的亲属，另一方面对老人自身来讲，因为养老费用缺口方方面面的因素，使得老人的养老在质量上还是参差不齐的，很多老人因为费用的原因得不到他应该有的养老服务。

产生这个问题似乎很正常也很自然，没有人刻意的去进行什么养老市场化的操作，去养老院养老似乎有一点市场化的痕迹，居家养老好像就特别正常特别自然了，老人的退休收入就只有那么多，不足部分由家人来承担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何况东方文化历来有孝道之说。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逐步到来，这个问题会逐渐日益普遍化尖锐化，从根本上的道理来讲，老人的养老问题确实不该由亲属来弥补费用缺口，老人为社会贡献了一辈子，理所当然应该在需要养老时得到社会的返哺与回馈，老人们应该得到社会给予的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而这一点似乎在客观实际中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养老市场化中让人觉得老人的亲属们承担老人养老费用的缺口也是天经地义的了。如同医疗民生问题一样，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已经很富裕了，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去让老人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养老服务呢？

最后说说教育这个涉及面最广的问题。表面上似乎教育的市场化让老百姓承担的直接费用并不多，小学初中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制是免费的，最近频频在说高中也要纳入义务教育免费，至于大学特别是公办大学好像学费也不高，当然民办高校的学费确实高了不少，但在教育市场化的背后，便凸显把教育推向市场的恶果了。先说基础教育，教育的市场化基础教育是重灾区，资本的力量改变了基础教育的格局，在恶性竞争乃至一些不正常手段操作下，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逐步社会资本所掌控，由于政策上在九年免费义务制教育外又允许收取择校费，于是局面便大乱了，你说费用太高吧还一个学位难求，疯狂的家长特别是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是不愿意让子女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的，于是基础教育的费用便激增了，除了学校收取的高学费和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外，由于机制的不正常使得校外培训等还得让家长们大掏腰包。成都的情况算是不错的了，还有不少像四七九的公办中学及泡桐树龙江路实小等公办小学站在优质学校的前列，但这些公办学校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市场运作的影响。所以基础教育是疯狂了的家长们大量花钱的阶段。

花钱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花就花了吧，何况家长们是花的心甘情愿的，问题是这种市场化的基础教育催生出所多本不应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带给我们小学生孩子们无异于是一种为难甚至折磨。比如现在小学数学中有一种奥运竞赛题目，要想解答这种题目要用很特殊的技巧和方法，这些技巧和方法都是通过培训得到的。问题是这类题目如果把数学手段上升一个层级，比如不是用算术的方法而是用代数的方法解决起来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个可以用代数方法轻松解决的问题非要让小学生们用算术的方法通过技巧去解决，我这个数学专业的大学教授实在有些难以理解，如果在这些技巧的培训中让小学生孩子们有某种分析归纳乃至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那也不错，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孩子们所需要掌握的就是那些比较繁难的技巧，是不是会对孩子的综合能力有所提高那就不得而知了。

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稍好些，因为目前我们国内的教育机制还是公办大学占优势，优质的好学校都是公办大学，民办高校基本上处于远差于公办高校的地位。但这之中也有一个问题至少是一个社会不公平问题，那就是品质并不十分优秀的民办高校，却普遍收着比公办高校高出很多的学费，不少学校还有很多隐形的杂费，同学们花着家长支付的远高于公办高校的学杂费，却并没有享受着应有的优质的高等教育，这种情况应该是很普遍的，它甚至受到某些制度隐蔽的支持，比如民办高校的学费可以申请物价部门调高学费，一旦获得批准它实际上是合法的了，因为国内的民办高校都没有公办高校那种学生的财政生均补贴，所以从情理上看似乎民办高校收取比公办高校高的学费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国内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与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欧美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大学和中小学是公办的，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是免费享受全民教育，当然从品质上来讲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办学校不是最优秀的，但它保障着全体公民接受免费教育的权益，至于有条件的人要去读品质很高的私立学校，那就请自便自己花费高额的费用去读吧，当然国外的优质私立学校特别是私立大学也有丰厚的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和帮助不能自己支付高额学费的学子就读。我们的情况是优质的公立大学确实费用不高，但数量上远不能满足希望读公办高校学生的要求，不少学生只好花费高额费用去读民办高校，中等教育也大致如此，优质的公办学校费用低廉但不能满足需求，私立学校一般教学品质都比较好但收费较高。至于小学倒还是公办学校占据着优势，但教学品质的差异使得一些优质小学产生出一个学位以及相关的学区房问题。

应该说产生这些问题，它的根源还在于一方面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还不够，还不足以让优质的公办大中学校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又使以谋利为宗旨的社会资本占据着相当一大块教育的市场，而教育的监督和管理部门既缺乏对这种社会资本投入教育的良性引导，更缺乏对这种社会资本建办民办学校的有效管理和监督，这些由教育市场化所带来的弊端是需要认真解决的时候了。

想要记叙的第四桩事应该是我充满留恋之情并且十分喜欢的事，那就是在新千年的笫一个十年中，我在房屋装修上学习和掌握了很多知识并且身体力行的参加了操作。我第一套房子的装修是在1997年，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是公司一个比较内行的员工为我牵头，因为他比较内行就没有找装修公司，直接找了一个他熟悉的包工头进行装修，应该说装修的质量和性价比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是员工在牵头，但我也自始至终全程参与，多少懂了一些房屋装修的一些程序和方法。

进入新世纪后，我在2002年装修了第二套房子，这套房子在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北大门的对门，主要是为了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上课更方便些。这套房子的装修就是由我自己在管理了，也没有找装修公司，找了个很熟悉的包工头，由他在各个工序中安排工人来施工，装修材料由我自己购买。2003年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也给分别给他们购买了住房，这两套房子里装修也是我在进行和管理的，当然后来不少出租房虽然是简装，但从装修程序来讲是一致的，所以前前后后我可能装修了十余套房子，有点“专家”的味道了。

比较精彩的是后来开始搭建群租房，时间大约在2005年左右，因为在交大花园买的一些房子，有的户型太大根本不好出租，即便是户型较小的在当年那个环境下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单间的需求还是更大些，于是我开始在这些房间中进行搭建，一是把大房子切割和装修成若干个单间，二是比较小一点的房子也把厅隔出来作为单间出租，当年交大花园房子买的时候开发商是把屋顶卖给了买顶楼的业主的，那个时候对屋顶违建管理上还不十分到位，所以在几套顶楼的房子顶上也进行了搭建和装修。

这个时候我已经对很熟悉装修的各种程序了，因为前前后后装修了十多套房子，手中也有一大批技术相当不错的木工泥工漆工水电工朋友，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没有再委托包工头了，其实这种零碎的房子搭建与装修包工头也不愿意承揽。这些房子的搭建与装修，都是我自己在安排施工，按照已经很熟悉了的工序，自己组织各种技术工人来施工，应该说这个过程还是很享受的，至少对我来讲我认为在作教学科研的教授脑力劳动的同时，做一些这些跨度比较大的看起来比较粗糙的事情，极大的反差使人感到有不少的乐趣，切割和搭建成单间的房子大概弄了好几十间，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出来找房子也不挑剔，只要价格便宜能住就行，不像现在的大学生租房要租精致的好的但同时对价格也很挑剔。

更使人感到有乐趣的是，因为我在组织和管理工人们在各个工序上施工的时候，其实闲暇时间是比较多的，工人们忙于做手头的活路，我在一旁有时是静静的观察，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工人们对我这个大学先生还是很感兴趣，也很愿意和我聊天，所以往往是他们边做活路，我边和他们摆龙门阵，在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也更精细的了解到了各种技术工种的更多的细节，包括把一个工序做好的“秘密”。有一些不需要更多技术看起来很粗糙的工作，我还很乐于自己动手，比如安装卫生间的蹲便器，说起来看起来挺复杂，但我观察了几次并给施工工人打了几次下手后，其实自己也就会安装了，那些搭建的房子有时一时找不到泥工来安蹲便器，我自己也动手弄了好几套，这种更体力的劳动让高级知识分子的我更能体悟到另一种乐趣。

回过头来看一生过得最愉快和惬意的应该就是这一个十年，改革开放前的那三十年就不说了，上世纪80年代虽然思想解放心情愉悦，但那个十年处于奋斗的阶段的我还是比较紧张的，90年代下海经商说真心话还不敢恭维那些毫无章法的中国商业游戏规则，所以兴趣嗦然自然少有乐趣。而新世纪的这个十年，所做的事情比如《科学技术史》教学科研、女儿基础教育实践印证个人教育理念、社会民生问题的观察分析乃至房屋修建装饰的操作都是自己喜欢做并且愿意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然是很愉悦的，因为有九十年代下海经商的基础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了财务自由，而更为重要的是高校教师自由职业的特点。使得管我的人和我要管的人都甚少，这种人生的放松和自由自然会给人带来该有的人生乐趣和愉悦。

这个十年终也有很多人与事让人很有留念也记叙一些。首先想说说我们那个西南财经大学《科学技术史》课程组，那是一个令人十分愉悦和留恋的集体，课题组大约有五六个人吧，其中有一半多也就是三四位是从四川大学和省社会科学院请来的外聘教授和学者，校内的两三位也是教学科研上颇有成就的教授，这一群高级知识分子聚在一起，就使得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教学十分有趣和有水平有质量了。因为课题组不能由外校老师担任负责人，校内的其他一两位教授都还担负着很繁重的行政工作，所以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便只好由我来承担了。面对一群教授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科学技术史专业的专家，教学的组织和研究自然十分轻松。当年作为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学校对通识教育的每一个课程每年都有一笔教学科研拨款，于是我的工作重点是如何把这笔钱用好。在我们课题组的活动中，最使人愉快的就是大概每学期都会有由我组织安排的一两次聚会了，当然这也是教授们很重要的一二次教学研究活动。也许是一种巧合当然也不排除是一种必然哈，几位讲授科学技术史的教授先生们，当然也包括我居然都酷爱饮酒并且酒量颇好，这是不是中国的酒文化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份量我是不得而知的，每一次的聚会都在痛快淋漓的品酒高潮中，把课程的教学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讲授都发挥到教授们应该有的极致水平。

从西南财经大学体制内退休后的十年，我基本上是在民办高等院校中继续工作，这个期间也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不少朋友已在从前的回忆录中记叙过，下边再来记叙几位吧。首先想要记叙的是我在四川天一学院担任院长时结识的一位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陶校，这是一位很不错的大姐，当然称她为大姐我是以当年四川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的口吻，其实对于我来讲年龄上她应该算作一个小妹。我历来对民办高校中这种投资方的高管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们中多数人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这位陶校可以说一开始就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们都称呼她为陶校，其实在希望教育集团内部大家都称她为陶总，称她为陶校是她确实曾经是校长，那个曾经遍布全城的五月花计算机专修学校当年的校长就是她，我们与她认识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做自我介绍的，所以我们就一直称他为陶校。

说她是朋友吧，其实在和她相处的几年中打打闹闹跌跌撞撞是经常的事，我们的友谊实际上也是在争斗中增长。刚认识他的时候是四川天一学院打算聘我作管教学的副院长，当年四川天一学院动荡的局面使得这个管教学的副院长事实上就是主持工作的院长，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自然要谈到薪酬待遇问题，我开出的薪酬待遇虽然在我看来是合理的，但确实超出了当时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的标准，而这个矛盾最后是由陶校出面解决的，她用她的一些方法解决和弥补了这个差距，使得薪酬待遇不至于成为我就任管教学的副院长的障碍，所以一开始认识她便见证了一下她的魄力和智慧。当然因为当时四川天一学院面临的局面确实是太麻烦了，我做了这个管教学的副院长还不满一个月，便急匆匆的就任了四川天一学院的院长，那个时候已经是2012年6月，面临着需要稳定教职工保证9月份开学有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当然这项工作在我大刀阔斧解决了之后，希望教育集团高层也充分肯定了陶校在让我出来主持四川天一学院工作的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努力。

因为得到了希望教育集团高层的肯定，陶校就成了希望教育集团在四川天一学院负责任的高管，我是院长她是投资方高管，共同面临着四川天一学院当时比较严峻的局面，我们两个人在争斗中的友谊便在严峻的局面下开始了。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两人各自都有自己的心思，她需要加强她在希望教育集团众多高管中的地位，也就是要取得希望教育集团高层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她需要得到我这个院长的认同，而我为了维护四川天一学院教职员的利益，在我发现这位陶校是可以合作的伙伴的时候，为了排斥其他的投资方高管插手四川天一学院，也想把她作为挡箭牌，这种心照不宣的目的让我和她虽然时有争吵但合作和友谊是总基调。应该说在当年四川天一学院工作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得以作为学院院长主持四川天一学院三年的工作，中间经历了两次学校的整体搬迁，学院的工作能够逐步稳定局面向前推进，这位陶校的支持和帮助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她帮我挡住了投资方其他的高管拼命想挤进学校来的企图。

工作中的合作虽有争吵有时争吵甚至很激烈，但这仅仅是她站在投资方高管的角度上一种合乎情理的行为，以我与她的接触和观察，她实际上是一位心地很善良的大姐。当年四川天一学院曾经有一位员工患了癌症，出自对员工的关心和爱护我希望不要因为生病来减少这位员工的收入，因为生病了更需要资金，但学院有学院的人事制度，于是我干脆以人道主义关怀与支持的理由与她商量，不要因为员工生病了就以病假扣发工资，我当然知道这种要求有点过分，至少是不符合学院的人事管理制度的，没有想到我一开口向她说到人道主义关怀与支持的时候，她居然很爽快的答应了，有了她这个投资方高管和我这个院长的共同意见，这位员工的工资按照正常情况发放了，我由此也观察到这位陶校实际上心地特别善良。

说起工作中合作的争吵，还有几桩争吵或争斗值得一记。有一件事是我在电话上两次向她发飙，起因是我从教师岗位上动员出来主持建筑工程系和会计系工作的两位老师，受到了投资方在学校中的其他高管的挑衅，事实摆在那个地方确实是投资方高管不对，当然事情也不是大得不得了，两位姑娘领导的度量以我的了解也知道她们也肯定能容忍，只是情急之下情绪难以控制到我面前来发泄一下，本来我可以劝慰一下把事情平息，但我立刻打电话给陶校电话上向她发飙，把投资方其他高管的作为夸张化了，并上升到是投资方高管和学院管理层矛盾的高度，弄得这位大姐在电话上不断的向我道歉，一口一个您老人家注意身体不要发怒，她一定会处理好这个事情。虽然我是故意打电话向她发飙，但我也知道她其实也希望我这样发飙，这样有利于她在投资方高层面前将其他高管洗刷一下以加强她在天一学院的地位，这种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特别有趣的。

这是明争，其实还有暗斗。我在天一学院提拔了一位王姓的老师做成人教育处的处长，提拔的时候与陶校商量时她也是完全赞同的，到了任命之后的第一个月造工资册时，人事处的负责人找到我，含含糊糊的让我明白了好像是陶校不同意按正处待遇给这位王姓老师发工资。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知道这是这位大姐的一个手段了，其实她对这位王姓老师的工作评价很好很高，她含含糊糊向人事处负责人表的这个工资如何处理的态度，实际上是以此在探索和摸清我对天一教职员工福利态度的底线，看我维护天一教职员工的决心有多大，于是我也像她一样对这位王姓老师的工资含含糊糊，但至少让人事处负责人是知道我的意见是要调的。这样我就和陶校展开了拉锯战，但我手中还有致命的一招，就是全院教职员工工资发放的时候最终需要我签字，人事处负责人来试探和询问了我几次，我也知道这一定是陶校让她来试探和询问的，也就装糊涂一直避而不答就是不签字，到了要发工资那一天陶校憋不住了，只好让人事处负责人把那位王姓老师的工资按正处待遇上了工资册送到我面前，我才签字让当月工资正常发放。

陶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平易近人，易于和我的员工也就是四川天一学院的老师们搞好关系，其实她和员工们搞好关系了，对推动天一学院的工作是有积极性的，这也表现出她具有相当的亲和力，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很多地方都因为她也和员工关系很好能够了解到学校的情况，使得我和她的合作能够更好的推进，相比当年投资方的其他高管，陶校真的是一位不错的搭档和朋友。我相信她也是把我当朋友对待的，2015年初我离开四川天一学院院长岗位的时候，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的高层表示作为感谢我在四川天一学院最困难的时候任职三年院长的工作努力与成就，要赠予我一笔资金表示感谢，高层这样讲了落到实处其实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半年多都过去了这个事情也没有落实，这时陶校介入了，当然也是希望教育集团高层让她介入的，她用她一贯的大刀阔斧的作风，很快的把这个问题落在了实处，在整个过程中我是明显的感到她是认为她在替朋友解决问题的。在四川天一学院担任院长的时间，一晃就十年了，但与陶校的这份友情和友谊让我始终难以忘怀。

对四川天一学院我曾经做过很多教职员工的回忆，包括由陶校给我命名的我的“五朵金花”，在这里还想记一位老师，她就是当年我在四川天一学院担任院长时的院长秘书。这位吴姓的老师担任院长秘书纯属偶然，当然也应该看作是一份缘分，这位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毕业后来四川天一学院应聘工作，因为英语教师的岗位没有空缺，她便表示可以应聘担任辅导员，在与建筑工程系系主任当然也是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龚老师交流后，快言快语的龚老师说，吴老师呀你这个样子担任我们民办高职高专的辅导员未必胜任，我看你去给我们许院长当秘书还合适，于是把她推荐给了我，无论是人事部门的考核还是我的面试都比较满意，当时因为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事情太多，陶校一直在敦促我招个秘书，只是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既然吴老师让各方面都觉得合适，她也就上岗担任我的院长秘书了。

刚开始觉得小吴老师很严肃，结果上任后才发现她的亲和能力很强，她和学校各个部门的很多领导和老师很快就建立了良好的随时可以联系的关系，这在作为秘书协助我的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当年我确实太忙，四川天一学院积重难返的问题太多，每天的时间挤得满满的与各方面的约谈交流都需要事先安排，而且工作途中还会有很多意外的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她这种与各部门的良好关系在安排我与相关人员见面交谈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作用，比较善于判断事物进展的小吴老师，会在我还在进行与这位人员的交流过程中，观察判断估计还会有多少时间就能结束，然后根据她了解到其他希望与我见面交流的人员的问题的轻重缓急，预先通知这位人员前来等候，这样节省了不少大家的工作时间，后来我了解到学院各部门对小吴老师这种恰到好处的安排是十分满意的，我这个当院长的也觉得十分不错，对她的工作也很满意。

小吴老师的工作方式有点不紧不慢的味道，这很适合她作为院长秘书的身份和处境，记得当年我接手了投资方一个很棘手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原来广泛宣传在金堂读书的招收到的3000多成人教育学生，要更改地点到绵竹去读书，这个任务当时太艰巨了，投资方高管中没有任何人敢承担，这个事本身和我们学历教育的院方无关，按当时的分工我这个院长是管学历教育的，成人教育是由投资方高管自己在管。在投资方高管没有人敢接受这个任务的情况下，投资方高层找到了陶校与她商量，因为这个决定对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与布置因而势在必行，陶校的回答很简单，她说这个事只有许院能操作，她需要和我交流沟通。基于很多原因，当然也包括与陶校的工作友谊和友情，我答应了承担这份工作，但工作的难度确实太大，三五天的时间中要把3000多学生动员到绵竹去报到读书确实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我答应了就必须要操作这是我一贯的工作作风与习惯。工作我做了全面的安排，三五天之内有3000学生报道加上送他们来的家长估计会超过万人，这种群体性工作最怕的就是群体舆论的导向出现问题，绵羊效应会决定事情的成败。因此我在工作安排中，把有一项工作留给了自己，就是告诉各个系在接待前线的领导和老师们，如果发现接待现场有那种情绪比较偏激的学生和家长，就不要让他们在现场进行群体性发挥，引导他们到院长办公室来，说院长会亲自给他解决问题。这样从报道的第一天起，我的办公室中就始终坐着三、四十位学生和家长，我和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其实我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些情绪偏激的学生和家长稳在院长办公室中，不让他们在现场带偏了群体情绪，争取时间让第一线的各系领导和老师动员学生去绵竹，有足足三四天的日子我都是这样在院长办公室中度过的。小吴老师作为我的秘书，在这件事情上与我配合的天衣无缝，她态度谦和的笑眯眯的接待着每一位来院长办公室的学生和家长，安排座位泡茶送水并时不时讲上几句稳定学生和家长情绪的话，配合着我把学生和家长稳定在我的办公室中，到了饭点的时候，她会安排食堂送盒饭来，让学生和家长们与我边吃边谈，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恰到好处，学生和家长们从这个秘书的待人接物上也窥视到我这个院长一定是很好沟通交流的，这样我和小吴老师让一大批进来时情绪激动的学生和家长，在院长办公室中逐渐情绪平静下来，有的接受了我们的劝告绵竹看看，有的执意要在金堂读书的就一直在办公室与我泡磨菇，想让我答应他们在金堂读书，没有发生又返回各系接待现场去发挥偏激情绪的情况，让各个系尽量在比较好的环境和氛围中动员学生去绵竹。

小吴老师给我担任秘书半年之后，外语系有了一位英语老师的位置，虽然她在秘书的岗位上工作做的方方面面让我都很满意，但毕竟做一位专职教师是她的愿望，于是我还是让她从行政上转岗去了教学，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没有课的时间她仍然来院长办公室给我充当秘书。小吴老师对学业上的发展很执着，她跟我讲她一心还是想去读英语专业的博士生，尽管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为了读学位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慢慢地把年龄也拖大了，从我这个角度看似乎不太值得，在表达了我的看法之后我还是很支持她的，因为英语专业的读愽入学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她也报考了好几次，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了一位有名的博导的学生。

在给我担当秘书的那一年多中，她和我的工作都比较繁忙和紧张，因为当时天一学院的学生分别在金堂和绵竹两个校区之中，我就需要在这两个校区中奔波，因为面临的工作问题实在太多，特别是你在这个校区时。还得考虑到另一个校区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在这一方面小吴老师可以说充分发挥了她的能力和长处，她会事先通过她和各部门良好的关系了解到学院的情况，比较妥当的安排好让我处理问题的时间，使得我即便在这一个校区工作也能处理另一个校区发生的情况和问题，这种配合默契的工作关系对当时面临一大堆问题的四川天一学院工作的推进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还想记叙的一位在四川天一学院结识的朋友实际上是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的汪辉武总裁，是不是要记叙他一下我其实也很犹豫和忐忑，如同在记叙西南财经大学那位朋友庞皓教授一样。最终决定还是要记叙一下的原因，是因为我回顾了与汪总的交往过程后，发现其实从工作的角度我和他交往并不多，关于四川天一学院的日常工作多数时候是陶校那位大姐在他和我之间沟通，我和汪总的交流某个意义上来讲确实朋友的成分更多一些。与汪总的第一次见面是2012年五月在四川天一学院天回校区，那时学院已经面临和处于很严峻的局面，那就是教职员工大量的离职，他需要一位能挽救这种局面的人来主持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见面的情况应该是很平淡的，但至少是双方都互相认同了对方，达成了由我来承担主持四川天一学院工作以解决学院当时所面临着的窘迫局面。

见面之后我在四川天一学院进行了一个月很紧张的工作，应当说解决了当时学院所面临的比较混乱的局面，至少下一学期到9月1号时给学生上课的老师们我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和安排，而这一点很基础的东西应该是当时四川天一学院面临的极大的问题与困难，很快就有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汪总，我从侧面听到汪总很感摡的说：许院临危受命帮了我的大忙，所以在2012年9月开学后不久，汪总就邀请我到他家中去做客，这是我与他的第二次见面，不是到公司里面去交流工作，而是到家中去做客，也足以说明他对与我的关系是定位在朋友的层面上的，我当然也很喜欢这种定位。

那天晚上其实主要就是喝酒，在喝酒这个问题上历来我就经常孤独求败，可能是因为家庭基因的原因吧，客观的讲我的酒量确实比较大，曾经创造过几次把那些围攻我想丢翻我的一群人丢翻的记录，他那天可能也是舍命陪君子吧，一上手我就知道他的酒量不会很好，但他确实在尽量的陪着我一杯一杯的喝，我也为能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很欣慰。酒喝得很尽兴之后，好像还是应该谈一点工作，但他已经不胜酒力，虽然还能很清醒的与我交流但也表现出一些酒后常易出现的问题，有一点他是表达得很清楚的，就是他反复的对我表示感谢，多次说到了那句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话。第二次见面我肯定给他留下了一个喝酒院长的印象，最后他让驾驶员送我回家时我才知道，他特意让驾驶员给我带了很多酒，除了有五粮液的年份酒外，还有两桶原装的十分精致的德国啤酒。

这次见面虽然交流的不多，但我完全感受到他很看重我和我在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的，当然四川天一学院是希望教育集团接手的第一所高校，学院的状况和发展如何也关系着希望教育集团后边的发展。尽管交流的不多，但我深深的感到汪总的为人其实是很侠义爽直的，在和我的交谈中。我始终没有感觉到他作为投资方高层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我始终觉得他是以一种朋友的身份在和我交流，比较有趣的是他问了我当年的年龄，我告诉他我刚满65，然后他就给我讲许院你还可以再支持我十年，听到这话时我心里想，以我这个人的心性，这一项工作上能够坚持工作三年就很不错的了，这方面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工作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和层次我就会认为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了，激情的逐渐减弱会让我去寻求新的刺激点。

这种以朋友身份邀请我到他家中去喝酒，记忆中大概有三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汪总的工作方法，就是每次基本上没有谈工作，除了喝酒之外就是聊天，我的感觉总体是很轻松，至少没有一个院长去见投资方老总的压力。当然很正规的工作交往也有几次，但都不是我与他两个人面对面的单独谈工作，有两次是每年的3月份，我需要向董事会汇报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所以在2013年3月和2014年3月有两次这样的活动，参加者除了汪总这种大股东外，还有其他一些股东成员。另外两次是华西希望召开的年终工作考评，其实华西希望要考评的是希望教育集团也就是汪总的工作，但他都让都让我去作陪，也许他觉得华西希望的陈育新总裁会有什么关于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情况要问我，但事实上陈总从来没有问过天一学院的具体工作，不过两次考评会我感觉到陈育新总裁对汪总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会议上一口一个辉伍辉伍让人感觉到很亲切。

当然也不是说汪总就完全不过问四川天一学院的具体工作，他也过问过几次并亲自出面解决问题其实是对我的工作的支持。一次是2012年9月开学不久，我当时就任院长也就只有几个月，当时希望教育集团有一位也应该说是高管吧，她其实是四川天一学院的员工还担任着院级领导的一定职务，只不过希望教育集团入主天一学院后她与投资方特别是与汪总关系很密切，因为这个人对高校的具体工作的运作比较陌生，而当时工作太紧张太繁忙，我也疏于与她的沟通与交流，因为性格的原因她就在学院几个会议场合表现出对我不满的情绪，这在陶校看来当时是极需要支持我工作的时候，汪总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尽管从私交上他与这位老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从工作出发，他还是毅然决然的把这位老师调离了四川天一学院。

还有一次是他立排众议支持我在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因为当年四川天一学院的具体工作太过复杂，而想插手四川天一学院的投资方的高管又太多，所以我采取了一些比较果断的手段把这些高管们拒之于四川天一学院之外，当然这种做法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在2014年上半年，在投资方内部召开了一个有比较多的高管参加的会议，会议上众多的高管发泄了对我的意见和不满，汪总很有耐心的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甚至有点鼓励他们发泄的味道，高管们其实也不是仅仅是发泄而已，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把我调离四川天一学院。汪总可以听任他们发牢骚，但在这个很实质的问题上，他当时只是表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态：再隔几个月四川天一学院就要面临着由金堂整体搬迁绵竹的工作，其中包括要把3000多成教学生动员到绵竹去报到上课，他只是问了一下谁能够承担这项工作。这个简单的表态很快的就平息了高管们的情绪，当然让这些高管发泄一下积压已久的情绪也许也是作为高层的汪总的工作方法吧。

与汪总的这种朋友之谊，在我已经决定要离开四川天一学院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之际发展到了顶峰。当时在希望教育集团高层一位杨性领导的运作下，弄了一位耿姓的院级领导到天一学院来，来的时候是说是给我当副院长，但人来了之后方方面面的舆论便传言他是来接替我当院长的，加之当时绵竹确实离成都太远，我们整个工作团队都有想离开的想法，于是便顺水推舟的在2015年1月决定了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当汪总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做了两件事，一是专程到绵竹来为我召开了一个送行餐会，对我在四川天一学院将近三年的工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再次提起当初的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情况和他的感谢。二是单独与我交流了一次，十分明确的告诉我他绝没有让那位耿姓人员来四川天一学院取代我的意思，很明确的说这是他下边的一些人的他一时难以控制的做法，他明确的跟我说如果我愿意继续留在四川天一学院，他就把那位耿姓人员调走。我当时要离开四川天一学院的理由是母亲年岁已高需要照顾，汪总表示十分理解于是又提出让我到希望教育集团总部任职的方案，这样既能工作又能照顾母亲。

这次诚挚的交谈让我后来十分抱歉甚至有一种负疚的感觉，因为与他见面时我已经答应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投资方韩总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工作，一切都无可挽回了。面对汪总十分诚挚的挽留，我实在不能在当时明确的告诉他我这边的实际情况，只好答应他我考虑一下，当然最终还是要面对的，当我最终告知他我已决定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去时，确实有一种对不起他的感觉，面对客观汪总也只好接受了这个状况，临别之际还表示一定要赠与我一笔在四川天一学院工作的感谢费，这笔费用的支付在当时因为投资方一些高管的干扰和阻碍迟迟没有得到兑现，时隔半年之后他还特别让陶校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挺有意思，我离开四川天一学院的时候正值期未，也是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按惯例学院要召开教职员工大会也就是团拜会总结当年工作，这个会议本来是由我来主持的，当然那位耿姓人员也会参加，我自己的想法是在会议上给员工们做一个道别，并且想利用这个机会很妥当的把耿姓继任院长推荐给员工，我其实希望能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能够让他日后对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好一些。没有想到这位耿姓继任者居然小肚鸡肠的通过那位杨姓领导向汪总建议我就不要来主持这个团拜会了，汪总在无可奈何之际与我进行了沟通，他一方面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同时告诉我由此他观察出来这位耿姓继任院长估计不能胜任四川天一学院院长的工作，他得立即着手安排寻求新的院长。果然这位耿姓继任院长只在天一学院呆了半年就灰溜溜的辞职走了。

既然已经说到了耿姓继任院长和那位扬性领导的小肚鸡肠，那就再多说几句。就在我离开四川天一学院的第2个月，当天一学院要发放上一个月工资时，这两位居然用一些莫须有的口实想拖住不发，我先是直接与这位杨姓领导联系，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直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汪总，汪总听后只是在电话上淡淡的告诉我他会去解决的，后来得知他勃然大怒的责令四川天一学院立即给前任院长发放该有的工资，在我和汪总通话不到一个小时后我就收到了该发放的工资。

后来的情况就逼得我不得不再次与汪总联系了，因为耿姓任院长在天一学院工作的那半年中，不断的排挤和打压我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很优秀的教职员工，在不可忍耐的情况下我与汪总进行了沟通，沟通中才知道汪总其实通过其他渠道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投资方老总他其实清醒得很，他很明确的跟我说：许院，人是您培养的，但培养这些员工的平台是他的，培养的成本也是投资方支付的，他说这位耿姓院长真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他明确的说得让他尽快离开天一学院了。

最近几年汪总的事业一直发展的很顺利，希望教育集团在香港股市上市，融得了好几十亿的资金，旗下的高校也越来越多。如果讲一句好像不是很科学的话，我在与汪总接触的过程中一直就感觉到他有一副兴旺发达的面相，面相这种说法也许不科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汪总在待人上始终有一颗包容的心，始终有一种对他人关爱和敬重之心，对为他做了一些事情的人始终有一种感恩之心，这也许就是他的成功之道吧。

还想简单的说一个人，他就是希望教育集团的刘彦峰，认识他的时候他很年轻，是我2012年6月任职四川天一学院院长后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给我派来的驾驶员。小刘作为驾驶员工作肯定是特别称职的，当时经常要跑建设中的金堂校区，都是他在开车接送我，在车上的攀谈使我知道，他其实还担任着希望教育集团后勤管理方面的其他一些工作，比如在金堂校区开始时没有教职工宿舍，是他在校区周围的民房中租赁房子作为老师们的临时住宿，应该说他把这项工作是完成的比较好的。特别是后来他又负责了学校的教材征订工作，刚开始时他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工作经验，但他很勤奋很努力边工作边学习，很快的熟悉了向书商征订各类教材的工作。在他作为我的专职驾驶员的一年多中，我们相处的甚是融洽算是一对忘年交朋友吧，当然他也说我教给了他很多东西包括教材征订工作，至今对于与这个年轻人相处的日子我还是很怀念的。

这十年在民办高校工作中，应该说工作的成就感还是比较好的，我所在的几个学校当时都面临着对我来讲还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使我很有兴趣也易于产生激情去努力做好它，这也许是我的天性所在吧。工作中有这些成就，现在回过头来看得益于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比较复杂也有较大跳跃和反差的工作环境。我既在体制内的国营商业和西南财经大学工作了将近40年，对体制内的一些运作特别是高等教育有相当的体会和认识，并且具有一定深度和厚度的工作积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在市场经济中游弋过，对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的运作机制也相当熟悉，因为自己也当过老板所以对市场经济中投资人的各种状况和行为也能充分的理解，也知道投资人的压力或难处，这样当我对本质上是民营经济的民办高等院校进行经营与管理的时候，既能尽力的和投资方进行沟通，同时也能从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出发保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师生员工的基本权益，在做好了几所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我个人也得到了十年民办高校工作的成就感。

其实在成就感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十年我在民办高校中认识有很多老师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我一直致力于培养和提拔青年教师和青年员工，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得到很好的自我发展。其实从工作轻松一点作眼，我本来可以利用我在公办高等院校很好的人力资源条件，聘请公办院校的教授先生们参与我所在的民办高校的办学，但我最终选择和采取的方法还是从这些民办院校的年轻老师和年轻员工中选拔干部，给她们提供一个能很好发展的桥梁和机会。当今天有机会看到这些当年还很年轻的老师和员工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岗位上发展得很好时，我内心也有一种由衷的欣慰。

当几年前我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二次退休的时候，回顾这十年我在民办高校的工作历程，还是有一种悄然的自豪和欣喜，从公办院校西南财经大学退休时，因为户口出生年月的错误我实际上已经工作到62岁，到从民办高校二次退休时已经72岁，能有这样比较长的工作经历，虽然从老年人的身体上休息上似乎有些不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十年的民办高校工作却使我从体制内退休后生活更加充实，这十年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也符合我喜欢挑战性工作的天性，让我感到身心十分愉快，特别是在十年工作中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在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中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真善美。

在这一个十年中，微信和微信群成了人们交流的很重要也是很主要的一个手段，这种方便交流的手段一方面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加强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另一方面好像人们之间意见的分歧也因为这种交流的通畅日益明显和尖锐起来，只要现实中出现一个热点问题，大家在微信上就会表现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这些观点和看法经常是泾渭分明，反映出人们不同的三观。当然有些问题还是容易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比如说对一些社会民生问题，医疗呀教育呀养老呀住房呀能不能完全市场化产业化，大家的意见分析还不是很大，多数国人还是认为目前这些社会民生福利问题过分市场化是不太妥当的。但对有些问题，人们的见解和认识往往就很矛盾乃至对立了，比如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这几年一直是一个焦点。

关于与美国的关系，目前有二种比较尖锐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坚决的反美，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现在我们无论在哪方面都相当有实力了，就是要反击美国对我们的这种挑衅，另一种观点认为还是和为贵，还是应该和美国搞好关系，在世界大家庭中共同发展。个人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比较正确的，且不说早在4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曾经很明确的阐释了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他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从我们国家真正能够富强起来的客观情况看，我们也是在上一个世纪末与美国协调好经济关系加入了世贸之后才富裕起来的，事实证明只有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才有我们国家和国人的强大和富裕。

当然这十年中情况也发展的比较错综复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似乎在很多问题上与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所以脱钩的说法似乎占据了主流的舆论。个人认为脱钩绝不是一个好主意好方法，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应该是一个主流，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有点富裕有点强大了就想脱离世界大家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来的客观情况告诉我们，确实应该按照邓先生在40多年前讲的，要在与美国搞好关系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中富裕起来，自我的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认为我们有十多亿消费人口，自身就是一个大市场，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改革开放前的前三十年，我们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吗，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实际上在贫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前20年，因为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我们强大富裕起来的步伐还是很缓慢的，这一点凡是经历了这些时间过程的人应该是很清醒明白的，直言之就是不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实际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好像客观上美国同我们的分歧也很大，好像他所代表和统领的西方似乎也在与我们脱钩，但是个人认为还是要坚持邓小平先生当年所确定的基本国策为好。

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牵涉到对美国的认识，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没有表现出来想要占领别人领土的欲望，相反对一些哭着喊着想要加入美国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墨西哥是坚决拒之门外的。美国这种不去占领和掠夺别国领土的基本出发点，就决定了我们是可以和他搞好关系的，就有了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基础，只要能够搞好关系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和他搞好关系，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共同发展。

而对有些国家比如北方那只熊恐怕要小心一点，那只熊从来就有扩张自己领土的欲望和习惯，事实上他已经侵占了我们很多国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扩张自己的领土窥视和觊觎南方我们这个大国领土的。不要看这只熊好像近年来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关系很紧张，其实一旦缓和起来他更有融入西方的条件和机会，政治上他本身就是民选国家体制上是宪政，经济上他其实比我们更市场经济化更接近完全的市场经济，文化上他一直宣扬自己是西方欧洲文化与欧美是同根同源，就是宗教信仰他的东正教与天主教及新教同属基督教三大流派，对这只从来就在觊觎别国领土的熊真的要小心一点，特别要警惕它一旦融入西方后对我们的威胁。

应该正视的客观现实是，我们同西方在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东西方文化也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异确实让我们同美国搞好关系有一定的困难和障碍。政治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我们确实还不是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但这些都不是要影响我们和美国搞好关系的理由，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所以我们要排除一切的困难和障碍，致力于搞好同美国的关系，至于分歧就暂时搁一搁放一放，希望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同美国的分歧会越来越小。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牢记40多年前邓先生为我们开辟美中友好关系时的至理名言，邓先生当时说的是在他讲话之前的几十年中，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裕了，邓先生讲了这番话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富裕强大起来，正是实践了邓先生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美国搞好关系加入世界经济大学家庭才使我们富裕了，所以确实“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希望这一点能够坚持下去，让国家与国人都越来越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