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晖园老课本展馆

姚云

　　佛山市顺德区清晖园位于顺德区大良清晖路23号，清晖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广东四大名园之 一。

清晖园蕴藏着深厚文化底蕴，原为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状元黄士俊所营建的府邸，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为进士龙应时购得，其后，复经龙家一门数代精心营建，格局始臻定型。大良龙氏以此地修心研读，交友酬唱，教育子女，共走出了十二位举人六进士，可美喻为“状元府邸，进士故居”。

　　2024年12月2日，我走进清晖园，惊喜地发现，清晖园博物馆从馆藏老课本中甄选出的一批代表性展品，展示了清末—中华民国时期教育理念的演变，从吉光片羽中找寻近代教育的科学化与多样性。回眸百年岁月，窥见时代启蒙，感受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带来的新思潮、新变化、新启示；启迪当代莘莘学子，树立文化自信，自立自强。

走进清晖园馆藏的老课本展馆，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那简朴而又充满求知渴望的时代。这些泛黄的书页不仅仅记录着知识的积累与传递，它们更像是无声的见证者，述说着过往教育体系的演变与发展。每一页的翻动，都是对过去教育历程的一次致敬，每一字一句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印记与社会风貌。

　　展厅迎面墙上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开卷有益”。

“立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商务印书馆1912年。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课本，不仅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童的修养、德行、审美。

“五四”运动后，各方思潮涌入，处于新旧之交的巨大转折时，培养科学、民主、自由等先进理念，塑造具有现代社会意识的新公民成为当时教育的重点。

多重因素交织叠加之下，以儿童身心发展为依据，采用“六三三"分段标准的“新学制”应运而生，其所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此后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癸卯学制”后，顺德地区设立新式学堂情况（不完全统计）。

　　明清时期的儿童启蒙课本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分为官学和私塾。清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蒙学教育在维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注重知识技能的训练和培养。

　　真观斋原为清晖龙氏的私整，启蒙族中子弟，教授传统经典，以求识字知理。

　　依据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当时的小学算术课程核心聚焦于“数量问题”的练习与巩固，通过生活化情景的还原，引领学生灵活掌握课本所传授的算术知识，着重培养学生应对常见生活问题的思维能力。

中华民国小学算术课本。

　　上海大东书局《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校高级用）新生活教科书算术》（第二册）讲述“分数”知识时，通过生活化情景引入数学问题，又通过解决数学问题，总结规律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实现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教学目的。

　　商业教育是近代兴起的一种教育形式，随着近代中国商贸交流日益频繁，人们深刻意识到：“查商业实富国之本，人才为商业之要，现值商战时代，亟应广培人才，以宏教育。”释义商科基本概念，普及商业社会常识，储备具有现代商贸知识的人才，成为当时教育界对于推广商科教育的共识。

中华民国小学商业课本。

　　1925年商务印书馆《新学期小学校高级用 商业教科书》（第三册）中关于“百货商店”的介绍，后设“习问”一栏帮助学生分解、掌握知识重难点。

1923年6月新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发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其总说明规定： “小学校为表明各科目性质。及谋教育衔接之便利.……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属社会科。（前四年以合并教学为宜）” 。主要是考虑到初小阶段的学生对时空等复杂概念不清晰，故将“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四科归入社会科教学，高小阶段再分科教学。

初小阶段的社会课程着力涵盖儿童所应具备的社会生活常识，逐步阐述儿童与家庭、社会、人生的关系。

一二年级尤其注重社会关系与生活实践，使学生了解周围生活，培养良好习惯；三四年级介绍其他国家的社会及文明发展，让学生对全球历史演进、宏观自然环境与公民责任等有整体感知。

中华民国小学社会科体系初小课本。

　　中华民国社会科体糸高小课本。

　　教科书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始终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浪潮高涨，在胡适、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教育大家的努力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被广泛应用于教科书出版中。

与此同时，西方的先进的教育思想为国民教育注入新活力。学校将普及公民教育、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作为新目标，注重课本知识与生活实践的深度结合，塑造具有现代社会意识的新公民，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六三三”学制，随着杜威、罗素、孟禄等一批学者先后访向中国，英美的教育制度、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观点及一些新的教学理论被引入国内，引发了教育界对西方教育模式的空前讨论。

1922年9月20日，教育部通过《学制系统改革案》，并于11月1日公布实施“壬戌学制”，这就是著名的“六三三”学制。它汲取欧美教育体制的优点，学级设置较为合理，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一直沿用到1949年，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制度体系。

　　罗素访华讲学离开中国前，与中国学人合影（左）。

　　杜威访华讲学时，与中国学人合影（右）。

　　中国士人在编译西学书籍时，倾向沿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用语习惯去阐述西学知识。以减少民众对于西学传入的抗拒和排斥，有利西学知识的传播。如《化学启蒙》中，介绍物质燃烧的条件和燃烧产物，“炭气”即二氧化碳，“炭质”指燃烧产生的氧化物，“化变”就是现代教育所说的化学变化。

　　《化学启蒙》中关于物质燃烧阐述与现行人教版。

　　九年级上册化学《燃烧和灭火》知识对照。

　　小学校园分布图。

　　到学校，见先生，大家说：“先生早”，先生点点头说：“小朋友，早”。

　　中华民国其他学科课本。

　　民国毕业证、字典及成绩单。

白话文普及、新学制的颁 布与制定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新书局的涌现和教科书编写出版的热潮，形成了教科书发展的繁荣时期。

民间出版社积极编撰并出版了多样化的新学制教科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开明书店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在编撰过程中大多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象征着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变革。

一大批灿若群星的近代著名诗人与新文化代表人物，如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顾颉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陈鹤琴、陆费逵、庄俞等都曾投身于教科书的编写，形成了强有力的编撰队伍。他们开荆辟莽、发凡起例，成为了推动教科书发展的中坚力量，促使当时教科书出版的百花齐放。

1912-1949年间，民间四大出版社各类教科书出版情況（不完全统计）。

　　百花齐放的教科书。

　　叶圣陶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在1932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都《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同时这套课本配备了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的插画作图注，图文并茂，由此可见当时教科书的出版质量之高。

尺寸课本，悠悠往事。以白话文撰写的课本，缩短了口语与书本语的距离，降低了学习难度，使得更多的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教材图文并茂，贴近儿童生活，提高了教育的可及性，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课本编写出版的繁荣助推出版业蓬勃发展，加速文化传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群众文化意识觉醒奠定了基础。

开明国语课本。

　　叶圣陶（1894—1988），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出版总暑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

　　丰子恺（1898-1975），著名画家、散文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中华民国时期，传统文以载道、顺民教育类的《百家姓》《三学经》《弟子规》《朱子家训》《增广贤文》等蒙学读物逐渐式微。儿童读物在形式与内容上出现了新气象，众多顺应儿童天性、契合儿童心理特点的读物问世。

受到晚清启蒙思想和杜威“儿童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专供学龄儿童课外阅读的书籍、刊物出版繁荣，不仅成为教科书的课外补充，更在陶治情操。提升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儿童读物力求浅显易懂，主题明确，形象鲜明具体，情节有趣。语言简单精练。体裁既有故事、童话、寓言、童谣，又有受白话文运动影响所创新的文体，如小说、诗歌、剧本、散文等。儿童读物娱教于乐，题材和内容贴近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和情感世界。叙述手段和技巧符合读者的年龄特点，从而引发兴趣，激发想像力。

　　1938年《抗日三字经》、1949年开明书店《熟悉的人》、上海广益书局《小学生文艺读物 戴红帽子的鸡》。

　　走出展馆，不禁感慨万千。老课本展馆，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往昔岁月的追忆。这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当年人们的生活百态，感受到跨时代的智慧光芒。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记载了知识的演进，更重要的是，它们体现了教育的本质——那就是传授文明，启迪心智，塑造人格，跨越时空，延续人类智慧的火种。

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珍惜这份文化遗产，将其视为了解过去、启迪现在的宝库。同时，亦需反思当前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从中汲取营养，使之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与全面发展（文章中部分文字摘录于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