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高中（4）

南黑森林

四、十二级七班的农村学生

不记得高中阶段，班里到底换过几次班长。

高二第一学期，一个来自南边乡镇的农村学生林保印担任了班长，那时不兴民主投票，大都是班主任指定。他细高个，性情也文静，只是说话土气，学习成绩平平，我们城里的同学都看不起他。

毕业前，林班长“失恋”了——他竟喜欢上了城里的还是吃“国粮”的女生赵丽娜。

赵丽娜也是班干部，好像是文艺委员。她的年龄要大我们两岁多，发育得也好，完全是个大姑娘的样子，不能再叫女孩儿了。搞文艺嘛，当然性格开朗活泼，与男生交往也不像大多数女生那样羞羞答答。估计班长把赵的开朗当成了多情，又把她活泼看作了有意。结果，有一天班长终于大梦初醒，像是重病了一场。第二天上课时，我看到他眼睛红肿，就纳闷地问前桌的同学怎么回事，那个农村同学不屑地说，是哭的……

肯定是“一厢情愿”，估计大家私下里都在嘲笑可怜的林班长——这不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再看依然坐在那里上课的赵丽娜，面色平静，依然笑意浓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她无关。

我的前排同桌是两个大年龄的农村学生。两人都姓田，而且是一个村的，还有亲戚，是叔侄关系。个子较高些、性格又直爽的田春旺是“侄”，稳重成熟的田喜成则是“叔”啦！

不知怎么回事，我与翟建民个子都比他们矮，怎么他们倒坐在了第一排。

如果说我们与后面两三排的同学是班级里的风暴眼，那么他俩这里，就是一个真正的死角——日日风平浪静，天天得过且过。

虽然“文革”了好几年，也批了“白专”好几年，但广大同学内心深处，还是深知学习知识的重要性。每次考试，成绩下来，分数低的同学依然脸面无光，在人格尊严方面就不可能理直气壮、自鸣得意。

学习的努力与勤奋，不一定换来等值的回报。春旺比他“叔”喜成刻苦多了，没见他玩过什么，感觉他黑天白日地坐在教室里，不是看书就是写作业。可是，每次考试，别说他远远落后于我们，而且还总是低他的“叔”好几分。

只能归罪于春旺老哥的智力。他，还有他“叔”喜成，自然也就成了我们时常善意嘲弄的对象。而他们俩呢，总是宽厚地忍受着城里小弟弟们的“精神折磨”。

有一天，我突然听班里的同学说，喜成偷偷结婚了，向春旺打探，他既不承认也没否认，只是憨厚地傻笑。看来是真的！

我有些不可思议。才多大，还没毕业，怎么就结婚呢？他也不反抗？

见到田喜成，我们不怀好意地盯着他问，他只是笑着说：“别听他们胡说！”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旷课不到校，则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又过了一段时间，田喜成当“爹”了的谣言在班里也飞了起来。

不是提倡“晚婚晚育”吗？班主任怎么不过问此事？这想法，只是一时在脑海闪过。半信半疑，一直持续到离校。

高中毕业后两年多，有一次在县城大街上与田喜成不期而遇，才知道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们全班人数也就五十个左右，可有六七个同学竟来自同一个村庄——城西三四里远的谢庄村，其中有两个女生。

与谢庄的女生没有交往。男生中比较熟悉的只有王子勤和杨子彦。

王子勤大我两岁，但按农村的辈份，他应该叫我“舅”——他母亲与我姥姥的婆家有亲戚，我叫他娘——老王姐。

记得小时候，我随母亲去王子勤家走过亲戚，可是对中午吃饭时见没见过他没有印象。现在一个班了，也只是保持一种同学关系，并没有因那种特殊原因而热乎起来。他的座位远离我的，而且他学习成绩平平，又沉默寡言，仿佛一个影子在教室存在，无足轻重，又可有可无。

高中毕业二十年后，有一次我与王子勤坐在了同一辆汽车上。如果不是他主动招呼我，我绝对认不出他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农村老汉，脸面黑癯，胡子拉查，嘴里的牙少了好几次颗，他说这次是带孩子去省城治病。

杨子彦就不同了。作为班里的语文课代表，他的最大优势与特色，是字写得特别端庄秀美，有点书法的味道，而他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长长的脸上，右眼残疾，嘴里又镶着亮闪闪的金属牙。他学习也挺用功，但片科，除了语文，其他科目基本上是一塌糊涂。

子彦的钢笔字写得好，粉笔字当然也错不了，所以班里的黑板报非他莫属，我又是班级黑板报的主要撰稿人，与他的联系自然也就多些。

在毕业前夕，我赶当时的政治时髦，胡诌了一首诗，是抒发青年学生要立志四方干革命的所谓“豪言壮志”。李老师看过后改了一个题目，变成了——《弃燕雀小志，慕鸿鹄高翔》，子彦把它认认真真地书写在班里的黑板报上，着实吸引了过往的众多人的眼球……

毕业后，杨子彦回村务农，很快就当上了民办教师。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过多次，但是屡战屡败。我知道，他虽然考试不行，但做个小学或初中语文老师，是百分之百地够格。多年来，他一直是民办老师身份，现在，不知他的“民办”身份是否已经改变。

城南不远，有个小李庄。接替林保印任班长的李云华，还有另外两个男同学都是这个村的。

李云华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大哥哥形象。虽然忠厚老实，可他却没有其他农村学生的自卑，与城里机关上的同学关系也挺火热，打闹玩笑起来更是无拘无束。我那几个铁哥们，自然与他交情甚于“下台”的林班长。所以，在他“治下”，班级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老师与同学皆大欢喜。

那时，县城里还没有自来水。我们日常用水，一般是担水，也叫挑水，再就是用水车拉。我初中时就会挑水了，当然水桶比大人用的小些、轻些。后来，感觉还是用水车拉耐用，拉一次能用一周左右，而挑水几乎是每天都得干。

两轮水车一个拉不了。我记得李云华，还有建民、吴平，帮我拉了好几次水车。尤其是云华，他人高马大，力气比我们大多了，干起活来，更是挺卖力，一人顶仨，我挺感动。

虽然，云华老哥很有领导才能，但毕业后还是要回村务农，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可以说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

高中阶段，我与班里的农村女同学没有任何交往。城里的女生中，唯一说过几次话的的，是北街的孙巧玲，也是农业户口，大我两岁，又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初中时，她当过一个学期的班长，有一天晚上，她执意带我去南街搞所谓的“社会调查”，也就是请南街的干部找来两个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人忆苦思甜，只记得第一个是老头，没在家，第二个是老太太，倒是在家，但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我很不愿意去，可又推辞不了，只好当了一回“临时记者”，最后也没有写出什么“报告”之类的东西，不了了之。

上高中了，巧玲只是一般的学生干部，好像是卫生委员。联系不多，我与她只是一般关系，在大街上或校园里相遇，点点头或说几句寒暄话而已。对了，我父母与她父母是相互认识的，两家的关系属于老街坊的性质。那时，男生与女生见面敢说几句话，已经很不错了。

2012年04月26日初稿

2024年12月05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