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又一座历史的会场

二度清风

武汉中山公园里，有一座中国近代史上承载着我们民族情结的著名历史建筑——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 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中山公园内西北角，是一座面积约355平方米平顶厅堂式横列建筑。。 这幢建筑始建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原名大众会堂，先后改称提襟馆、来甘馆、张公祠。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3日中日双方在湖南芷江冾降，决定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主官何应钦上将）受降仪式，并分设越南北部（受降主官卢汉上将）、广州（受降主官张发奎上将）、潮汕（受降主官余汉谋上将）、湖南（受降主官王耀武中将）、江西（受降主官薛岳上将）、浙江（受降主官顾祝同上将）、上海（受降主官汤恩伯上将）、湖北（受降主官孙蔚如上将）、安徽（受降主官李品仙上将）、平津（孙连仲上将）、山东（受降主官李延年中将）、洛阳（受降主官胡宗南上将）、河南（受降主官刘峙上将）、山西（受降主官阎锡山上将）、绥远（受降主官傅作义上将）、台湾（受降主官陈仪上将）16个受降分区。8月30日，由第六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地下党员谢世炎率领的三十余人的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前进指挥所”抵达武汉，随即在武汉中山公园布置受降堂。同年9月18日，汉口万人空巷，汉口中正路（现解放大道）从循礼门至硚口的马路两旁，布满了岗哨。街道路旁挤满了武汉市民，把中山公园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都想亲眼目睹鬼子投降的场面。日寇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此签下投降书，并呈交中国军队受降主官孙蔚如上将。 从此，这栋建筑成为湖北地区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成为中国人民顺利豪情的承载地。 　　1998年5月21日，中山公园两位职工在园内的张公祠旁发现一座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受降碑。经考证，张公祠实为受降堂。 受降纪念碑高1.30米、宽0.345-0.395米，汉白玉石材。 现在，中山公园在受降堂北侧专门开辟了这块受降纪念碑碑园，成为一处增强我们民族自豪感的圣地。 　　碑的背面刻有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题写的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题。” 字迹清晰流畅，刚劲有力。这块珍贵的石碑勾起我们对往事的回顾，它真实地记载了当年武汉人民接受侵华日军投降那段难忘的历史。 　　2019年10月，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所以本美篇的题目是《走进又一处历史会场》，那是因为67天前的2024年8月31日，我专程到湖南芷江七里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遗址。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在这里划了一个圆满的结点，这座有着2226年历史的湘西古城，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胜利之城，和平之城。　　受降遗址原系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第十四中队的营房，1945年8月21日至23日，中国政府在这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宣示了侵华日军投降具体条款，终结了八年抗战。 2006年5月，抗日胜利芷江受降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受降纪念坊高高耸立 纪念坊四柱三门，高11.52米，宽13.37米，由白色大理石砌成，宏伟壮观。造型很像“血”字，象征着中国人民整整八年的浴血抗战...... 建成于1947年的纪念坊正反两面分别嵌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军政要人的题词，铭文的文采、对仗、用典有着耐人寻味的赏析价值。 正面领额“震古烁今”正面中联“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系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题写。 “受降纪念坊”五个大字由国民党元老、时任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 正面侧联“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纪名城”系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题写。 拱额“布昭神武，武德长昭”由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题写。 受降坊坊后领额“蔚为国光”与中联“潕水明山祥启中兴永志受降三楚地，国家民族奋平外患还期耀德五洲畔”系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元题写。 坊后领额下方是受降纪念坊记碑，碑上刻有铭文223字，讲述了日本投降的历史背景。 坊后侧联“我武自维扬沧海依然归禹弓，受降昭盛典神州从此靖烟尘”系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题写。 坊后东西拱额“光昭史跡”、“丕振天声”分别由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题写。 一个牌坊，集中了这么多高官名人题写的铭文，神州唯一，世界唯一。遗憾的是，具有这么重大历史意义与民族象征的纪念建筑，竟然在十年动乱中被红卫兵炸毁，直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得以重建恢复。 　　芷江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 　　受降典礼会场坐席安排 受降席上，分别摆放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和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的席位牌；受降席下首投降席上，则分别摆放着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的席位牌。 　　受降会场附近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受降亭 受降亭内安放着日军投降书刻石。 　　目前，当年举行抗战受降仪式的场所，仅存湖南芷江七里桥、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州中山纪念堂、汕头市外马路131号原国际俱乐部、台北中山堂和武汉中山公园受降堂六处，其余十处均毁于城市建设与文革动乱。 上图为北京故宫太和殿。 　　广州中山纪念堂。 　　汕头市外马路131号原国际俱乐部 　　台北中山堂 　　而设有抗战胜利受降专题陈列的，仅有芷江七里桥与武汉中山公园两处，足见我们城市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民族感情的珍惜，对于城市人文氛围的良苦用心。 我多次参观过武汉中山公园受降堂，每一次，都有新发现；每一次，都有新思考。2024年11月6日下午，我再一次走进这座历史的会场，感受这里的场景，端详每一张图片，寻觅历史的细节，体察民族的情感。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武汉处于整个抗日战场重要位置。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使其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因此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正式确定了抗战建国的总方针。图为在汉安徽同乡会欢迎参加该会的安徽代表。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现胜利街332~352号）成立。图为1938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左三）、副军长项英（左四）、参谋长张云逸（左二）与曾山（左五）、副参谋长周子昆（左一）在汉口合影。 　　1938年春，蒋介石在武汉大学操场检阅军官训练团。 　　1938年7月4日，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最高军事会议，部署对日作战。 　　1938年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中山大道708号‌‌南洋大楼召开。大会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的国策，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 　　1938年6月11日至10月27日进行的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战场主要位于‌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中国军队投入了约100万人，日军则投入了约25万人。会战分为多个阶段，主要战斗包括： ‌ 长江南岸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后，日军占领了九江、瑞昌等地。‌ 长江北岸作战‌：日军第6师团沿长江北岸进攻，攻占了黄梅、广济等地。‌ 大别山北麓作战‌：日军第2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进攻，经过激战后占领了信阳。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虽然最终结果是日军获胜，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阻止了日军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极大地挫伤了日军嚣张气焰。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随着日本侵略军步步入侵，武汉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由于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由于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深入发动，由于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老舍、巴金、吕骥、黄自、周巍峙、贺绿汀、郁达夫、张曙等知名文化人的参与，武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地。 图为1938年3月12日，武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暨反日大游行。 　　1938年5月8日，武汉各界恭迎在山东滕县保卫战中以身殉国的王铭章将军的灵枢，战地服务童子军高举将军遗像，在前引导灵车。 　　1938年8月9日，武汉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歌咏大游行，在音乐家洗星海的指挥下，游行群众引吭高歌《保卫大武汉》。 　　1938年9月9日，武汉各界拥护国联援华制日运动游行大会现场。 　　1938年6月5日，武汉各界为悼念在“四·二九”与“五·三一” 空战中牺牲的陈怀民、张效贤、杨慎贤与孙金鉴四烈士，特在汉口市商会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1938年3月的汉口，一名年仅15岁的少年士兵，头戴钢盔，站姿挺拔，目光坚毅果敢。这张照片刊载于1938年5月美国《LIFE》杂志封面，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抗战的决心。 　　武汉空战中，绝大部分市民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躲进了防空洞。但有不少人更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仰头观战。20世纪最著名的匈牙利裔美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记录下了这珍贵的一刻。 从他们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到：惊恐，担心，害怕，忧虑，紧张裔，期待，舒缓，喜悦，仿佛能透过他们的神情想象到那场中日空军惊险惨烈鏖战的场面。那一刻，所有人都紧紧地站在一起，每一颗心都随着天空中的激战而跳动。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昌金口遭日机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等25 名将士壮烈殉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山公园受降堂展厅进口，布置有一幅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巨幅喷绘，新闻标题格外醒目：日本投降矣！五个字，道出了全体中国人民喜悦、兴奋、激动、感慨与唏嘘。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外相、日军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向中美英苏等盟国代表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结束。 　　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递投降书。此后，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参照南京受降仪式，举行分区受降，并具体办理接受日军投降缴械等事宜。这是受降仪式结束以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日军代表神色黯然地退出受降会场。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湖北境内先后进行了武汉会战、随枣战役、枣宜战役‌、侏儒山战役‌、鄂西会战‌，湖北军民付出了213万7千8百余人的惨重伤亡。 1945年9月15日，侯镜如将军率领的第92军踏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地进入武汉接受日军的投降。 《华中日报》刊载中国军队凯旋、武汉万民欢腾的报道。 　　欢庆抗战胜利、迎接中国军队凯旋的人群挤满了汉口中山大道。 　　中山公园受降堂内复原的受降仪式会场。 孙蔚如将军身着戎装作为我华中地区受降官坐在正中，两侧坐着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玫等官员及地方耆宿、民意代表、美军顾问等共88人。 1945年9月18日下午3时，日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及幕僚走进会场，站在孙蔚如面前，脱帽敬礼。孙蔚如站起身声如洪钟宣读了“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冈部直三郎投降。 冈部直三郎这个在武汉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战犯，耷拉着脑袋，神情呆滞，汗珠不停地从额上、脸上流下，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5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确实遵照……” 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连天…… 　　1945年10月10日，平津地区受降仪式在北平故宫举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受日军投降书。20万北平市民参加了受降仪式，是所有受降仪式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场。 　　1947年6月11日，日本战犯松本洁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日军侵华期间，松本洁为浙江嘉善日本宪兵队队长，以虐杀中国人为乐。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但是我对于这一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非常关注。因为我的外婆、我的父母、我的两位兄长都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我的父亲则亲身参与了这一场拯救我们民族命运的浴血奋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东北三省，马占山部奋起抵抗。正在湖北省立第六中学（现黄州中学）就读的18岁的父亲与全校师生共同发起绝食一日，以节余之款，托天津《大公报》转寄马部劳军，并通电全国呼吁团结抗日。 时任黄州学生抗日协会宣传部长的父亲曾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纪念此事： 绝食 1931年 绝食输涓滴，寒生最热情。 壶浆劳血战，桴鼓应江声。 表奏三千界，期收百二城。 伏波能杀敌，不愧汉将军。 我没有过绝食的经历，六十多年前那场灾难中忍饥挨饿的感觉也已经淡漠，但是想象九十年前数百名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与他们的老师绝食一天的场景，仍然会让人唏嘘不已，肃然起敬。 　　父亲晚年以九十多岁高龄，自选编定了他的诗集《海客诗词晚存》，诗集收录了他1924年至2007年83年间创作的格律诗近700首。我统计了一下，其中根据他晚年回忆存稿的抗战题材的格律诗就有34首之多。正如湖北省文史馆馆员、湖北省文学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曾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秘书的俞汝捷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言所说，这部诗集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我们可以从父亲的歌吟中，听到“世变百年的跫跫足音”。 书愤 1933年塘沽新签约，汪黄又秉权。国随南渡弱，民望北征难。万里长城隳，千秋易水寒。海疆窥伺急，江左岂容安。 七律 1938年 戊寅七月寇逼武汉，随省府西迁，舟中作。 汉怒江哀夜有声，龟蛇无语对危城。 人怀故土难为别，舟恋青山不忍行。 鹤去楼空非旧景，猿啼险峡是前程。 无栏回首烽烟急，犹望三军据险争。 过沙市外家将西迁避寇 1938年 徒呼负负我来迟，不见传经正盛时。 只自庭帏闻绪论，忍将身世读弹词。 乱离岁月千秋痛，破碎山河四望悲。 明日泛家巫峡去，听猿先已泪沾衣。 父亲在随湖北省政府迁往恩施途中，绕道母亲老家湖北沙市，接上我外婆、尚未成年的舅舅，一并迁往恩施。 三游洞 1938年 三游留胜迹，后至殊怆然。 蝙蝠犹飞舞，烽烟未许闲。 九州同急难，一洞岂安全。 侧听江潮急，如闻羽檄传。 抗日战争时期，下牢溪成为阻隔日军的天然屏障。下牢溪南岸的南津关即为日军的占领区，而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作战指挥部即设于此地附近。1938年10月，在向恩施撤退途中，家父曾经随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省政府要员张难光、石瑛等在三游洞及周边简陋房屋内办公，筹划全省抗日救亡工作。 　　受俞汝捷先生对于家父诗集“世变百年的跫跫足音”评价的启发，近年来，我一直把寻访家父抗战足迹作为自己出游访旧的目的地，先后到湖北黄冈黄州中学、湖南长沙岳麓山、湖北恩施土桥坝、湖北宜昌三游洞、湖北嘉鱼县城关、重庆黄山官邸等地踏访家父抗战足迹，了解当地抗战历史，感受我们民族当年经历的危难。 2018年，我专程的宜昌三游洞景区寻访父亲足迹。 图为三游洞洞口。 　　三游洞内外，有不少摩崖石刻，其中这一方石刻特别显眼。 “万方多难”，到底是说周边山路崎岖，还是指当年民族危难、时代艰险？亦或暗示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天台山① 1938年 大江东去寇西来，万壑千山雾不开。 避难义民今满路，人间何处是天台？ ①天台山在宜昌南岸三十里，宜施大道旁，相传为刘阮游仙处。 初抵恩施作 1938年11月 施州似隔人间世，居定犹疑在梦中。 旧郡仅存城一角，群山常绕雾千重。 固知玉米饥充食，不信弹丸险可封。 所幸民皆知大义，支援抗战此心同。 　　1945年8月10日，家父出差重庆，抗战胜利喜讯传来，家父与数十万重庆军民一起参加了当晚的庆祝游行与狂欢。回到住处，夜不能寐，家父又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七律。 喜闻日本投降 1945年8月 忽闻广播寇投降，动地雷鞭助酒狂。 战历八年开世运，醉邀初月照家乡。 岂因胜利忘创痛，但愿和平致吉祥。 彻夜不眠天渐曙，河山重整路犹长。 　　几天后，家父从朝天门码头乘船返回恩施，途中，又写下这一首七律，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 告别渝州东归船上作 1945年8月 告别渝州感万千，不堪回首但前瞻。 归心早似离弦箭，捷足先登顺水船。 破碎山河迎胜利，乱离岁月剩风烟。 轮囷肝胆凭谁说，暮色苍茫独扣舷。 　　把记载当年青年学生抗日义举的诗集赠送给父亲的母校，让父亲那一辈人的爱国情怀发扬光大，一直是我们兄弟的殷切愿望。 2023年6月2日，我应约来到黄冈市，走进了具有119年历史的黄州中学，踏访父亲的足迹，缅怀父亲的家国情怀。 其实，我们家与黄州中学的渊源，还远不止父亲求学的经历。母亲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毕业以后，1935-1937年间，曾经到黄州中学任教两年，留下了她职业生涯的最初足迹。而且，父亲母亲虽然相识于武汉，但是他们的热恋却是在武汉黄州之间异地进行的，直到1937年暑假母亲回汉结婚以后，才调回武汉工作。 黄州中学颇富人文情怀的程业超校长在校门迎接我，并陪同我参观校史展板，给我讲述这所百年老校的艰辛历程与峥嵘岁月。 　　百年老校黄州中学校史陈列中有关家父家母的展板。 　　1938年10月，父亲母亲分别随湖北省级机关、学校迁到战时省会恩施。父亲在恩施土桥坝附近的赖家祠堂民政厅上班，母亲则担任位于土桥坝附近（现土桥大道9号）的湖北省教育厅实验小学（现恩施市第三实验小学）校长。 2024年8月17日，我来到当年母亲任教的学校，凭吊父亲母亲的抗战岁月。 　　1941年秋，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战时指挥部迁至岳麓山爱晚亭附近一山洞指挥守城抵抗。时任第九战区《阵中日报》主编的家父，也与报社同仁一起，将报纸迁至战时指挥部附近的一座寺庙照常出版。当时家父与报社同仁夜以继日采编新闻，逐日报道战况，对军心民气起了鼓舞作用。重庆《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赞长沙《阵中日报》是中国新闻战线的一面旗帜。 2024年3月30日，我到长沙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终于寻访到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指挥部遗址。 　　家父1945年8月出差重庆，曾经到黄山官邸侍从室联系工作。78年以后2023年8月15日，我来到这一片抗战历史建筑群落，重温我们民族的那一段难忘历史，寻访家父的足迹，经历了一次别有意义的时空穿越。 　　2024年11月6日下午，我再次参观了中山公园受降堂。走出受降堂后，我回首受降纪念碑园，任凭不忘历史、珍爱和平的思绪在心中涌动，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在中日关系出现回暖苗头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