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眼睛“！

折磨你

-01‍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沉没位置的地图，中国后来按照这个地图组织力量打捞，获得了大量金银等贵重金属和其他战略物资。‍‍而中国赠送给美国的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却是中国方面破译的苏联军队军区级的最新密码。美国人拿到这个小册子之后半信半疑，主持破译密码的大师罗伯特亲自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是这套密码之准确，令这位数年都没有取得进展的世界级大师激动得当场晕倒。‍‍醒来以后，大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破译者肯定就是那位“中国的眼睛”。‍‍在那个年代，国际情报界流行一个传说：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在他面前，无论多么复杂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一般。他们把这个人叫做“中国的眼睛”。其实，这位“中国的眼睛”并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这么出名，在国际密码界被人顶礼膜拜。这个人的名字叫章照止，他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的一个普通研究员。‍‍很多人都看过电视剧《暗算》，肯定认为，作为中国最出色的密码专家，那一定是处在一个高墙壁垒、与世隔绝，层层保卫的地方。其实，这都是冷战思维，加上阴谋论作祟的胡编乱造。‍‍这位在世界密码界神一般的人物，就住在科学院研究所的一间小平房里，每天上班来，下班走，和一个普通研究人员毫无两样。他们家也和别的家一样搭了个小的油毡棚，里面放的都是过冬的蜂窝煤。‍‍其实他也不知道每天上班到底干了些什么。有专人把世界上顶级的密码转换成数学题来交给他，他就埋头破题，至于解出来的东西是苏军的摩托化师的驻地，还是大食堂下个月的菜谱，他根本就不知道，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号称这世界上最“密”的密码破了个一干二净。‍‍-02‍但后来出了一件事，苏联人终于知道自己的密码被中国人破译了。 珍宝岛冲突后一年多，中苏间依然在紧张地对峙。苏联的远东司令特列奇扬科上将忽然接到报告，说有一个苏联的团长在外出的时候失踪了。上将担心这个团长被中国劫持，就下令紧急出动直升机和军车搜寻。他本人跑到情报部，利用掌握的一条中国有线电话来进行监听，观察中国那边有什么反应。‍‍苏联这边又是飞机又是军车的一通折腾，中国方面果然一阵紧张，前线单位紧急向上级打电话询问，要不要立刻进入阵地准备战斗。结果，后方指挥人员很淡定地说，没事，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报，他们丢了一个团长，已经找到了，死了，没事了。‍‍就在这时，监听中国电话的特列奇扬科身后出现了一名参谋，递给他一份电报，说那位失踪的团长已经找到，翻车掉沟里摔死了。‍‍特列齐扬科当时就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后来回忆说，那几天，他每天都有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行走的感觉，直到十天后，他们更换了密码。其实，他不知道，一个月后这套新的密码又在章照止那张破旧的桌子上被破解了。那位苏联上将的身子一直就是光着的。‍‍在那个年代，在苏联统战部的破译中心里，真实地写着一条标语，就叫“警惕中国的眼睛”。‍‍-03‍故事回到开头。美国那位顶级破译大师罗伯特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访问中国，见一见那位“中国的眼睛”。中方非常为难，但考虑到双方刚刚建交，不好回绝对方的请求，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当时章照止先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加上半间油毡棚，就是我们以前常见的排房。美国大师要来这里访问，这可怎么办？最后科学院提出了一个方案，让院领导暂时搬家，请章先生先住进去应付了客人再说。就这样，章先生和美国人见了面，双方聊得十分愉快。‍‍罗伯特大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眼睛”原来并不是密码专家，也不是军人，只是一位普通的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双方的交流融洽而和谐，但让罗伯特大师觉得别扭的是，在现场，有一位无所事事的翻译。章先生能说流利的英语，现场根本用不着翻译，那位翻译所做的无非沏茶倒水，拿拿东西。于是，这位美国人不乐意了，他就问章先生，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这个翻译，就让他走吧。章先生一听，赶紧摇头说，那可不成，这个人他不只是翻译，他还得帮我拿东西，找东西。我刚搬到这里，他要是不帮我，我什么都找不到。罗伯特不明白，就问为什么。章先生说，因为我看不见。罗伯特大吃一惊：“您看不见吗？”“是的，”章先生缓缓地说，“我生下来，就几乎是个瞎子。”罗伯特这时才仔细地端详眼前的章先生，又差点晕倒。这位威震世界的“中国的眼睛”，竟然是一个先天视力障碍的半盲人！罗伯特看看章先生穿在新西装里的旧衬衣，又转头看看房间角落里没有藏好的主人的照片，什么都明白了。他拉着章先生的手，低头哭了。‍‍-04‍章先生送走了美国人，又回到了自己的那间小平房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觉得挺正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但那位在场的翻译受不了了，这位当时负有特殊使命的翻译，实际上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他目睹了当时的场面，激动之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就把这件事写了下来，登在了一册只有高层才能阅读的内部刊物上。‍‍开始的一周很平静，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一周后，中国科学院领导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最高层的电话，电话里命令立即把当时给院领导新建的住宅楼封存，并特别强调行政干部一个也不许住进去，房子要全部分给科研人员。就在当晚，院领导的办公室灯火通明，连夜研究分房方案。三天后，包括章照止在内的科学家们就都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当他们难以置信地来到新楼一看究竟时，发现一位小个子领导面带微笑地站在大门口，说，我来给你们搬家。 众人这才吃惊地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后来在高层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向大家描述了那次搬家的经历，当他说起那些科学家简单寒酸的行李、破烂的家具时，这位以开明著称的领导人忽然以手掩面，泣不成声。他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我很惭愧！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Z“参 P”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项走向文明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 戴煌：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了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这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可绕开的人物，本书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断面，生动再现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