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感受我们的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 ____《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读后感

若有所思文学梦

　　今年第二届“书记校长荐书·共读经典”的活动如期而至，我在掌阅读书里搜到了一本《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从未名湖到新开湖，系指从民国到建国，从北京大学到南开大学，作者郑克晟与其父亲郑天挺读书治学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这对父子有过交集的的众多名家师友生平和往来记录等。

书中图文并茂，收录约二百幅插图，由于父子两人都是我国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家，除作者家人亲友外，还有中外文史学界著名学者一百余人的老照片和信函手迹等，内容翔实丰富，涉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华书局、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科研状况，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当时学术生态和一些学者的事迹，资料鲜活真实，极为珍贵。

　　郑克晟先生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书香门第，高祖即为进士。他以质朴的笔触重点回忆了自己的父亲——被誉为北大舵手的历史学家郑天挺。郑天挺先生生于1899年，命运多舛：6岁丧父，7岁丧母，在亲友帮衬下靠自身努力考上北大。1933年至1950年他任北大秘书长18年，在西南联大时兼任总务长6年，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直至1981年冬病逝，一生备极辛劳，也荣誉等身。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与夫人周俽感情甚笃，无奈天妒良缘，周俽于1937年因难产麻醉不幸病逝，先生以绝大毅力独自养育5个子女，鳏居44年，高洁人品令人感佩。

此书还附录了郑克晟妻子——也是他同窗的才女傅同钦文稿、与父亲及兄弟姐妹的交往书信等，从中可以感觉到，平静朴实的情感最有力量，治学和修身齐家的精神在郑家代代相传。

　　上个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变迁的年代：清朝没落，终至倾覆；民国初创，混乱不堪；袁氏独裁，军阀混战；革命蜂起，国共争雄。直到之后的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神州大地经历了百年未遇的新旧交替和血火洗礼，积贫积弱使整个民族面临空前危机。

然而，这也是一个人杰辈出的时代：已在统治阶级的镇压和对外封锁之下备受摧残的中华文化，在欧风美雨涤荡下，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孕育出了一大批令人感到高山仰止的“大师”：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启超、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李济、闻一多、梅贻琦、冯友兰、吴宓......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有如灿烂的星宿，至今仍闪烁在历史的天空。

时势造英雄，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知识分子或是一腔热血，或是专注学术，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未来紧紧地绑在一起。

这些社会精英的人生和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他们的际遇与国家的遭遇是如何碰撞的？民国时期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化大家的传奇人生一直吸引着我的好奇心，希望对这些大知识分子生平履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可惜至今为止对他们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读过某些人的传记、看过一些相关的影视剧、知道一些或真或假有若花边的信息上，很是肤浅。

大时代大背景下的故事总是跌宕起伏，令人津津乐道，市面上描写民国时期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家里就有一套慕名买了好久的、岳南的名著《南渡北归》。可在这个飞速看向未来的时代，百年前再激荡的风云，在时间的长河里一洗涤，也就成了后人眼里无关紧要的烟云。每天手机里的新闻趣事都看不完，实在是不想慷慨地抽出大量时间去看二十世纪初期人们的生死离别，要知道岳南的这厚厚三大本名作可是有百余万字的。

恰遇今年暑期漫漫，天气热的只能躲在家里，时间充裕，于是终于鼓起勇气拿起这套书来读。不料一见其人其事就欲罢不能了：岳南笔力深厚，写作语言风趣幽默，史料细节丰富，叙述框架鲜明，细致描绘了抗战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能把学者们的一生戏剧性地展示出来，大有不尽其全貌不歇不息之感，遂一有空便翻书浏阅，如此月余终于行过一遍，感慨颇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拉开了这个多难之邦八年抗战辛酸又沉痛的大幕，战火烽飞，人心惶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南迁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

《南渡北归》就讲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图书、文物转移到西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再北上的故事。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全景再现了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群体命运在国运动荡之时的剧烈变迁。

岳南通过极富写实韵味又不乏生动传神的笔触，详细的描写了蔡元培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让读者从各方面了解这些人物及其活跃的近代史。各种名人家事看的也非常过瘾，如梅贻琦夫妇、陈寅恪夫妇相敬如宾；吴宓是出了名的痴情种，追求女子无数，最后却一无所得；梁思成与林徽因、金岳霖的故事广为坊间流传，徐志摩因为对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爱恨纠缠而褒贬不一......战火硝烟中，不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是人性不变的主题。

然而读罢此书，虽所获颇多，却仍感觉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缺憾：岳南老师知识广博毋庸置疑，但他在书写过程中带有很大的情感偏向，有些厚此薄彼，如对胡适等人极尽溢美之词，对吴晗、顾颉刚、冯友兰等则大肆贬损。

他喜欢傅斯年，文风也像他，热情过度了。或许也是为了让人读起来感到生动有趣吧，他的书让人感觉这不算是一部纪实文学，甚至于可说是适合改编成影视的“笑谈”了，这多多少少会让人认为这样的回忆录不够真诚。所以有评家说他的文章“材料详实，梳理到位，评论轻佻。毫无史家之大视野，毫无史家之大悲悯，毫无史家之深思考”，惜哉。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共同点可以归纳为：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文化自信的民族气概，潜心研究的学术精神，传播真理的教育情怀，淡薄权势的为人之道。

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非大楼而是有大师”，奠定了清华的校格；陈寅恪在1929年为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铭中，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这一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司芽。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名师深邃思想的指引，当我们凝视近代那段沉浸在苦难深渊的历史中时，才会看到屈辱不堪之外的风骨凛然。探寻那个时代背后更多的细节，我们还是更愿意看到对大师们人生际遇描述更为客观公允的严肃作品。

果然因缘际会，很快让我遇到了《郑克晟师友杂忆》这本书。读这样一位历史名家的作品，最大的体会是这部回忆性的书含有历史的眼光。

郑克晟教授认为读书要透过史料的表层，看到历史的实质。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来不得半点偷懒，深厚的史料积累需要系统而全面的去考证，从而形成一种史学意识，并将其贯穿在自己对文史哲的相关学习和理解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一种历史的批判，时刻清醒而自觉。

郑天挺先生青年时代进入北大，步入老年时走出北大，先后三十多年的北大生活，代表着一代学人的精气神，风风雨雨，岁月沧桑，留下一些雪泥鸿爪。

1931年的9月14日郑克晟出生，随后发生惨痛的“九一八”事件，沈阳被日寇沦陷，郑先生为爱子取乳名“念沈”。毫无疑问这对研究历史的专家父子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所记录的这类回忆型书籍，真实展现了民国时期学者的人文故事和大家风范。

　　郑克晟说父亲对他最深的影响，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他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云集的环境里，得到富有才华学识和家国情怀的父辈师长的照拂，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家学渊源，使得他的学识修养系统而全面。

我们从书中能时刻感受到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理念，如在读书方面，郑天挺先生认为读书要做到“博、精、新”三字，即“博览勤闻，多闻阙疑”，要“精读一本书”，“文章要写的短些、精粹些，要画龙点睛”等。

郑克晟先生在他一生治学中，以向达老师推崇的“人弃我取”的原则为座右铭。他认为历史研究，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注重研究论题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眼界要宽，立足要稳。所以阅读这一类学者的著作，能感受到作品从细节处展现生活点滴，突出人物魅力，并总带着淡淡的历史情怀。

当然，先生凭着他认真严谨的历史学家笔法写出的这本回忆录，主要还是通过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等罗列事实。无论从体量上还是所记人物，都是比较单薄的，基本没有主观上的评判，让读者通过文字和图片自己去感悟。因此读他的这部书，如果没有我前面看过的《南渡北归》作铺垫，就很难理解里面人物的微妙关系和性格，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趣味，比较适合于做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作参考。

　　作为一个以读闲书自娱自乐的人来说，我更喜欢看郑先生家常些的描述，读起来细水长流。如作者说他上幼儿园时，印象深刻的事是早上家长送来迟到的话，中午就罚小朋友不给吃饼干。他至今仍委屈地认为迟到是家长的问题，不应该罚小孩子。对这小小体罚经历的念念不忘，何尝不是坎坷一生的作者美好回忆，何况他还在幼儿园学会了卖报歌。

还有他写国内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发生了抢购潮，他们一家花掉所有积蓄买了棒子面近两百斤，结果物价狂跌，别人用少量的钱而吃大米白面了，他们家却还天天啃窝头。当然这教训也有好处，让作者在2003年北京非典又发生抢购潮时不再听信谣言。

郑先生还以温情的笔触写到了父亲郑天挺与陈寅恪的交往之事：为了报答陈寅恪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也为了照顾陈的身体，他就成人之美地提携了陈寅恪的弟子汪篯，体现了学人之间惺惺相识之深厚情义；写到了作者第一次见胡适的情况，说先生穿长衫，不仅长得潇洒，而且学者风度没架子，真是北大的漂亮校长。

作者特别提到父亲郑天挺的日记中郑重记录的一件事：明清档案原存故宫内阁大库，清末因大库失修渗漏，屡经迁移。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于国子监，将大库迁出而未送还的档案交其保藏。1916年历史博物馆移至午门，这批档案也移于此处。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这批档案之完整者保存一部，其余约八千麻袋全部卖给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代价四千元。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送到定兴县纸坊重造粗纸。此事为罗振玉所知，于1922年2月用一万二千元将之买回。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知道历史博物馆还保留一部分，于是年5月呈请当时的政府，命历史博物馆将这些没有卖掉的档案拨给北京大学，交研究所国学门同史学系组织委员会代为整理。5月下旬得到允许，几经交涉，7月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陆续移运到校，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郑天挺在这年7月下旬参加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

　　个人的命运永远羁绊于国家前途中，邦国安定则事兴业进，国弱邦穷则业颓事退。想当初因了国家之弱，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如何的让人凄惶。

两部书都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投降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国民党奔赴台湾之时，诸多学者跟随蒋介石而去，与留守大路的学者隔海相望。岳南的书除述及迁往台湾的胡适、傅斯年等几位大学者，还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陈寅恪、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郑克晟更是以他们父子的亲生经历纪录了这些留在大陆学者的许多往事。

书中描写的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尤其66～76年文革这段特殊时期，很多知识分子遭受的浩劫，令人不时心塞眼湿，心疼不已。

走或是留，都是历史之痛，他们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都有自己的不得已。选择不同，注定结局不同。在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登机南飞的人，最终埋骨于小岛之上，成为上世纪历史造就的独有异客。那些留在新中国却因政治氛围遭遇命运的打击的学者们，也最终大多死于大陆上演的疯狂浩劫。比如胡适前往台湾，但是他的儿子胡思杜却执意选择留在大陆。

感知到历史真相，忍不住扼腕浩叹：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局却又如宿命般的必然。

　　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大师们的背影逐渐远去，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文明的进步不仅要大师更需要有高素质能思考的人民大众。

毛主席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应有的标杆和风骨，有人为民族命运抗争，有人为个人前途拼搏，只要是向上、向善、向美，每种追求都无可厚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倡导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他深刻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文化自信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文化深刻作用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之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将文化作为治国理政重要资源，极大地提升了文化的地位，为新时代厚植文化自信之基、激扬文化自信之势提供了根本保证。

文化自信的来源，是对本国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和认知，文化自信的根源需要教育推动与巩固，家庭、社会、学校协同发力，从学校层面上教师、家长、学生一起认识并树立文化自信，传播正确的传统文化知识，尊重文化本来的模样，呈现给年轻一代焕发新活力的文化力量。

实践证明，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让我们进一步加大“全民阅读”的宣传力度，使更多的人走进实体书店、走进图书馆，爱上读书，提高全民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