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碗汤圆的愧疚 （文/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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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工的地方离老家七十多公里，坐车一个多小时。但我不常回家，总觉得回去没什么事可做。最初几年，每逢周五，一大早第一个打来电话的必是父亲，通话都非常简洁：“你回来吗？你妈让我问你一下……”不会超过20秒。

我说要回家，那边就会传来高兴的声音：“他说要回来！”这是父亲在向母亲转述。我说不回，电话里便会传来一声叹息，接着会说：“噢……工作要紧，工作要紧……”

其实我并不知道，我的回答，直接决定了父母这一天的作息安排及心境好坏。

如果我说回，在接下来的大半天时间里，他们会奔忙着上街买菜，忙活一整天，在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时，变成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如果我说不回，父母则很沮丧，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最可怕的，是第三种情况——事先说了要回，但因为工作或别的原因耽搁而回不了，父母虽然不会怪我，但会不开心很久。

最近几年，因为工作和家庭的事繁杂纷扰，第三种状况发生得太多了，以至于父母再也不在每周五的早晨给我打电话了。他们似乎在用无声的行动，向我表达着什么。但我明白，父母不会因为我几个星期不回家而不认我这个儿子，老板却会因为不加班而扣我的薪水甚至炒我的鱿鱼。

因此，尽管内心愧疚，却总能找出点理由安慰自己。

几天前，一场长达数十天的突击工作结束，我终于有两天时间空下来，想想这些年欠父母那么多顿饭，于是直接冲回老家。

当我站在老爸老妈面前时，已是上午11点钟，父亲激动地和我打招呼，母亲则局促地在一旁，埋怨说：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我好先准备一下。

我此时因为自己成为不速之客而让二老为难，有些过意不去，于是随口说：这样吧，做几个汤圆吧。

从小到大，我都喜欢吃母亲做的红糖馅汤圆，馅是她老人家自制的，味道很特别，她一直以此为荣。我之所以说吃汤圆，一是想讨巧让她高兴，二是觉得那玩意儿做起来省事，用温水一和面，把馅往里一包，捏巴捏巴就成了，往开水锅里一扔，整个过程用不了半小时。

但我忽略了一个细节：现在还不是母亲做汤圆馅的时间，如果要吃，得现做。当我意识到这茬儿的时候，已经晚了，母亲已开始忙活开了。

她先从柜里拿出花生和芝麻，放在铁锅上炒得满屋生香。特别是芝麻，她买的时候已精心筛选淘洗晾干了，现在拿出来，又细细地筛选了一遍，才放到锅里慢慢炒干。火膛前的母亲，满脸汗水，听着芝麻爆竹般的爆响，脸上闪出过节时的微笑。

芝麻花生炒好之后，又用细筛子将它们再筛一遍。她的筛子每扬起一次，雪片般飞起的花生衣就在她的白发间飞舞，让人感觉一股想哭的温暖。

接下来的工序便是搓糖。母亲用手指像捏泥巴一样将糖末从糖砖上搓下来，砖很硬，手很软，母亲每搓一次，只能得到少许的糖末，如果要做够一顿吃的馅量，母亲的双手，必须在砖一样坚硬的糖块摩擦上千次。

好不容易捏好半碗糖末，把花生和芝麻掺进去。母亲突然想起家里的花椒已是几天前买的了，于是让父亲重新去买。我说几天前就几天前嘛，何必那么费神。母亲笑笑说：你不懂！

父亲一头大汗地带了新花椒回来。之后，铁锥窝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一小堆让鼻子痒酥酥的花椒粉便呈现在母亲面前，母亲很小心地试着往糖碗里勾了一小撮，和好，尝一尝，又非常小心地再加了一点，像一个精细的香水师在勾兑高级香水那样的精密小心。

花椒放好后，母亲又开始和糖，把手中的糖和花生芝麻的混合物精细地捏揉，像做泥人的师傅面对一堆有灵性的胶泥一样。与此同时，隔壁传来父亲重浊的咳嗽声，那是他在烧菜油，被油烟呛的。

据母亲讲，最后一道工序，应该是加温度在30度左右的熟油。油量不能多也不能少，以糖刚刚饱和为好。母亲用手背试了油温后，很小心地往糖里掺油，直至她觉得满意为止。

接下来揉面烧水煮汤圆的场景，是我熟悉的。经过十分钟左右的等待，我终于吃上了母亲亲手做的红糖馅汤圆，看看墙上的钟，已是下午两点。

这时，我也终于明白，父母每一次为我们备下的一桌饭菜中，汤圆只是一道最普通最简单的甜点，但亲眼见制作过程后，已感到眼晕和愧疚。而它之前的一道道大菜，则让人实在不敢想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