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mp534-24102）

半日闲

202412，读了余怀彦著的《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R497-2447）。

余怀彦，祖籍广东梅县，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到贵州师范大学任教。

现为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荣誉理事，中国实学会理事，贵阳王阳明学会副会长，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年主要从事王阳明哲学和中西文化的研究，著有《中西艺术的比较》《中国人的成功学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深层美国实用主义与美国的300年》等。

作者是贵州最早一批阳明学研究专家之一。

在那个反思历史的年代，当别人还在争论王阳明哲学是进步还是反动，是西方式主观唯心主义还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之道时，余先生已着手写王阳明传记了。

从1988年开始，到2008年完成《王阳明的五百年》全稿，可谓二十年磨一剑。

此书在2009年正式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后更名为《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再版。

王阳明，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巨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

王阳明的思想精髓何在？他的学说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他的“良知之道”对当下中国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书中，作者围绕王阳明学说“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部分展开论析，揭示了阳明良知心学内在结构的相互关联。

如果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心即理可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无”的阶段；知行合一可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有”的阶段；致良知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成”的阶段。

王阳明认为，“心”作为认识主体来说，如果一个人能站在一个高的境界，就会对客观世界进行深入的观照，不被任何假象所迷惑，作出正确的结论，“良知无所惑而明”。

同时，也会对世界万物充满了同情，树木的枯死，土地的沙化，都息息相关。

这样，每个人的良知，都可以体悟到“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每个人心中，都有“万物一体之仁”。

当然，“心即理”的命题，并非王阳明的首创，它在朱熹和陆九渊的著作中就已被提到。

但朱熹的“心即理”，是指“心”作为认识主体，反映了作为宇宙本体之“理”，“主观”反映了“客观”，“理”在这里是外在的。

所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心”与“理”仍分裂为二。

而在陆九渊那里，他的“心即理”，虽然把作为认识主体的“心”，上升为宇宙本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但他却在关节点上，使“心”失去了个体性之“理”，变成了由“宇宙之心”产生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之“理”。

张载谈到“心即理”的时候，是他的学术终点，到此就停了下来。

张载的结论正是王阳明心学的出发点，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从“心即理”出发的。

也就是说，“心即理”的命题古已有之，只有到了王阳明这里，才代表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的起点或转折点。

“龙场悟道”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巨大意义和价值，正在于王阳明既突破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对王权政治的依附，从愚忠式的死亡包围中解脱了出来；又槟弃了中国传统的老庄模式——以放荡自命清高，以颠狂消磨雄心壮志。

王阳明突然领悟到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坚定相信自已，在绝境中奋起，不以生死为念，冲破一切困难和阻碍，“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从现实出发，为了自己，为了天下苍生，去开辟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

王阳明首先确定了“心即理”的概念，不仅是指天理和正义在“我”心中，而且是指“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后者不是“心即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衍生。

“心即理”是指内，代表高度自信，正义和善就在我心中，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真理。

“心外无物”是指外，是对一切困难和恶势力的蔑视。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并没有否定唯物的客观实在性。

这里心外无物的“物”，并不是主体之外的本然存在，而是通过主体的意向活动而形成的“人化”世界，也即对主体呈现为某种意义的存在。

王阳明认为，人们可从自身生活的体验中去建立一个坚定无比的信念：人人皆有良知，人无论善恶，都有此内心光明，即使十恶不赦的坏人也不例外；后者只是为私欲所蔽，暂时失去本体。

同时，一个具体的物的存在意义，都是与个人意识有关的。

只有和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及活动有关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

“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

心和理合一，不仅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不仅是内在的，更是外在的。

每个人，不仅需要知，更需要行，要将自已的知及意推广到事事物物，知行必须在实践中合一。

王阳明在贵州，正是把静态的“心即理”，变成了动态的“心即理”。

在千难万险中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世界，一个自乐和自由的世界，让自己的主观精神，通过实践完全迸发出来，使似乎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开辟了一条新的儒家成圣之路。

王阳明：“夫学，贵得之心”“贵乎自得”“君子论学，固惟是之从，非以必同为贵”。

王阳明大胆地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孔子的话，并不是检验正确与错误的标准。

不能认为，孔子说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孔子反对的，就是错误的。

检验是非的工具，只能是个人的良知，即自已的“心”。

孔孟的见解是否正确，也要用各人的“良知”来检验。

“求之于心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王阳明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最后一座高峰。

阳明学的最主要的精神，简古、简易平淡，求其单纯。

王阳明说：“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愈简易，愈单纯，愈真切，其内在精神就愈崇高。

王阳明的哲学，“以心的感悟为宗”， 反对空言，强调简易直行；反对言过其实，言行不符，以言而无行为可耻。

王阳明说：“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越转越糊涂”。

阳明学和朱子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朱子学重“言”，以知的工夫为主；阳明学重“行”，以行的工夫为主。

书中对阳明学说阐析的比较客观，既不是一味地崇拜、肯定，也不是仅看到其不足和缺点。

作者还把阳明学说在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传播以及与欧洲的西方哲学，作了一些比较和鉴赏，让读者从不同角度来了解和理解阳明学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不同的，西方哲学是科学的实证哲学，着重于一种外在性或表面性的认识或理解，而中国哲学却是一种内在性的体认之学，如果肯设身处地加以体验的话，中国哲学同样是缜密而深刻的学说。

如果把东西文化之差异以树作譬的话，那么可以说，西方重视的是树叶的生长，而东方重视的则是根基生命的培养。

若偏于前者，树之生命就会衰竭；若偏于后者，树之成长便难以健全。两者必须相辅相成。

也就是说，先努力于树之生命的培养，然后再求得枝叶的成长，乃是最正常的途径。

这样来考虑问题，就能理解东方的思想文化在今后的世界发展中，将会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在东方哲学中的简古或简易，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它与西方哲学不同，后者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以主客对立的立场为基点的，是一种知识学或逻辑学。

而王阳明哲学则是以主客一体的立场为宗旨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哲学。

实践的哲学只能是简易的。当然，简易的哲学一定不能排斥知识学，它要以丰富而通达事理的知识和技能为前提。

王阳明：“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王阳明在强调“知行合一”时，并未否定知和行在具体意义和具体概念上的不同，并没有将知和行看成同一回事，“合一”并非等同。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有本然状态和明觉状态之别，本然状态的良知并非真正的知，“虽曰知之，而犹未知”。

而要真知，必须经过“行”。“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只是晓得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

王阳明这里讲得很清楚，知行从本体上讲原是一个，从具体上讲又是两个，“今若识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

知和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之间显然不是同一的，但是又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齐头并进，互相促进的动态统一过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过程。

阳明学说“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部分或三种精神是有机统一的，丢掉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或一种精神，都会造成对王阳明学说的曲解，都会误入歧途或流入空疏。

当然，王阳明晚年又指出，“心即理”和“知行合一，都可以包含在“致良知”的过程中。

因此，他的学说，也可以用“致良知”三个字来代表；“致良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良知之道”。

王阳明的伟大在于，他不仅是立言者，更是行动家，是文经武略的全才。

他不仅有大爱，也有缜密的科学思维，这正是心学大师王阳明在政治、军事、教育活动中能够如鱼得水，不断取得成功的奥秘。

在王阳明所处的明朝时期，朱子学成了官方哲学，士大夫阶级中保守、排异、空谈的气氛极为浓厚，许多人死读书，读死书，钻在故纸堆中，高唱仁义道德，行为却十分卑鄙下流。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正是对这种言行不一，言不顾行，空谈性理社会风气的当头捧喝，在当时具有解放思想，振聋发聩，进而要求改革社会的重大意义。

阳明心学具有促进个人思想解放的精神，其对道德的个人主体性的确立，既重视以仁为根本，以孝为中心的社会道德，又重视维护个人的理想和价值。

我们学习研究阳明学说，就是要用知识改变认识，认识改变行动。惟其如此，“知”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良知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人心中的太阳，即使暂时被过眼的乌云遮蔽，也终将破云而出，光芒万丈。

这是本人近年读的介绍王阳明的第12本书，读后深受启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