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三姐一个“谢谢”

恩出

总结自己这一生会想到欠谁的什么，常想到应该当面对三姐说一声：“谢谢！”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从伊克昭盟草原来到了土默特左旗，先前到的杨晓夫哥哥带我玩，他虽然比我只大两岁，可个子比我要高出一头多，我总是把他当大人看，有种被保护的感觉。

在晓夫哥家见到了他的家人。

父亲是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他和谐可亲，虽然是大领导，可从来不嫌弃我们一帮小孩子在他家吵闹，反而会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唱歌、识谱，记得他唱苏联歌曲真好听。

母亲戴着一副眼镜不多说话，总是默默地看着我们笑，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我们太淘气了。

大姐高高的个子，她懂事了，知道父亲晚上没休息好，看我们在家里大吵大闹，就领着我们到屋外做游戏，排好队喊着口令往远走一走。

二姐特别漂亮，她也喜欢别人家漂亮的孩子，见到石付成叔叔家漂亮的小姑娘时，她总要抱起来逗逗，发出郎朗的笑声，二姐性格最开朗。

三姐长得特别像外国人，跟母亲有俄罗斯血统有关系，这点他们从来不说，因为跟苏联的关系紧张，可外人是能够看出的。三姐不怎么吱声，我甚至几乎没跟她说过话。

晓夫哥是他们家唯一、也是最小的男孩子，他最像东欧人，高大的个子与岁数不相符，一头自然卷发，深深的眼框，高高的鼻梁，在土默特左旗这小地方，晓夫哥算是“外国人”了。

晓夫哥一家人，是我见到过颜值最高、长得最标致、最和睦、与人相处最友善的一家人，这与人家来自大连市有关。

六六年后我们全被从公家宿舍房赶到了农村住。晓夫哥领着我认识了许多农村的孩子，最好的朋友有德厚、根禄、二德子等。

在农村的玩法更自由了，这个时候大人们都被管制了，没人管我们了，天天到外乱跑。玩传电、打节克、打老油、玩链子枪、掏鸟、捕蛇青蛙蚂蚱、挖甜草苗（甘草）、玩水、爬树、捉迷藏、打土坷垃仗，偷上玉米在水桶里弄上剧条煮，做弹弓子、夹挠子，灌水逮蝼蛄，在树根下掏蚰蜒，看到骑兵们快马跑过时我们齐声大喊大叫，当马受惊摔下战士时我们哄堂大笑。晚上还出去砸玻璃。坏事没少干，天天还很忙，反正那段日子虽然有吃不上饭饿肚子的时候，可那是快乐充实的时光，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时候还到工厂偷一些废铜烂铁去换钱，跟晓夫哥把父亲的旧报纸拿出去卖掉，竟然赚了八块钱，那个年代能有八块钱是啥水平？买烟买酒，烟酒都需要供应票，买不上就摘树叶子，自己做卷烟机。

有一次，我买了一瓶酒请他们喝，结果他们谁也不敢喝，我拿起来一口气喝了少半瓶，把他们看懞了，我们在草原上时小孩子是允许喝酒的。

我为了表现好，拼命背语录，为显得更“红”，得到了一个军挎。这个黄军用挎包有点儿来历，他是我父亲战友闫耀先送的。

闫耀先过去是伊克昭盟蒙汉骑兵支队三大队指导员，我父亲当骑兵时开始一直跟着他。1969年冬天，他突然来到我家，后来我看了他的回忆录，对来我家有叙述：

“六九年十一月，我被释放，首先想到的是高增培书记，准备去呼市探望，路过察素齐下车去找子华，他也是刚被放出来的，在他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临走时子华愣是给我手里塞了十块钱、二十斤全国粮票。我把黄挎包留下了，里面有些炒米和奶豆腐。”

这军挎我太喜欢了，当时没几个人有，我几乎天天背着，爱不释手。

有天我背着挎包到晓夫哥家，发现三姐正在布包上绣字，我当时就说：“三姐，给我在包上绣个为人民服务吧。”她让我把包放下。

几天后再去晓夫哥家时，看到包上红红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高兴地背上包就跑了，跟三姐连个谢字也没说。

近六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觉得欠三姐一个人情。

当时那用针针红线绣出的字，经过修剪用手轻轻一摸，感觉毛绒绒的，红得是那么的鲜亮，天天挎上这包是多么的精神与自豪。

那时不懂，现在懂了，懂得了绣字是多么的不容易。密密的针线一针一针往出扎，三姐扎手了吗？肯定扎了，这会儿让弟弟我心疼，疼你白明黑夜的辛苦。在那个年代，家家晚上暗暗的，为节约用电，点最小的灯泡，三姐能看清楚吗？还有那红红的线，也不是容易搞到的。

回想这件让我心里难受的往事，现在只想当面向三姐说个“谢谢！”以了结我这辈子内心的不安。

（下图是我们家1962年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