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父辈下四川，情系国防大三线

杨晓虹

跟随父辈下四川 情系国防大三线

—— 我眼中的国防三线建设情结

1966年的夏天，正是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建国第十七个年头。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抢时间”、“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的号召，远离大城市，到内地参加国防三线建设，我爸爸经过考虑，郑重地做出了选择：响应党的号召，到四川援建新厂！并于1965年7月先期到达华蓥山天池，参加了新厂建设。1966年7月中旬，我们全家8口人，只留下80岁高龄、不便远行的奶奶和跟随我家近10年的老保姆，爸爸、妈妈和我们姊妹四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四季如春的故乡——春城昆明，举家前往四川华蓥山一个名叫天池的陌生地方。那一年我刚满13岁，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

初识新环境 不知苦与乐

像我们家一样，当年随父母到内地支援三线建设的家庭还有很多。有的家中孩子不愿离开家乡去外地，便留在了老家或亲戚家中。那时，在支援三线建设的人群中，有来自大江南北的，有来自长城内外的，到处都能听到操着不同方言和外地口音的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那个年代里，每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颗赤诚的心，一心想为祖国繁荣富强、为国防三线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我们乘坐的火车离开昆明开往重庆时，我只顾一路东张西望，觉得跨越几个省很有意思，很过瘾，根本不知将要面临的是艰苦闭塞、枯燥乏味的山区生活。途经贵阳休息了一天，抵达重庆已是第五天。第二天冒着七月的酷热，父亲领着我们全家参观了红岩村和烈士墓，在解放碑品尝了著名小吃“担担面”，至今令人难忘。我只记得那种麻与辣的感觉让我眼冒金星，大汗淋漓，急得满大街找2分钱一碗的“老阴茶”喝。三天后，我们全家便与来自北京、成都等地的几个家庭一起，坐上前来接我们的大客车，沿着凹凸不平的盘山公路，向着几百公里外的目的地——华蓥山天池急驶而去。

这是全家到达重庆后的第一张全家照

住进干打垒 体验新生活

经过长途劳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的第二故乡天池。当父亲带着我们来到一幢平房前——我们的新家时，我问父亲：这房子是用什么材料建成的？父亲说：这种房屋的建筑材料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竹、木和泥土一层层编织、夯实后打造而成的，名叫“干打垒”，它的特点是造价低廉，冬暖夏凉。我们听了都很高兴。我们帮着母亲收拾屋子，铺好床铺。在一种新奇的气氛中，全家人在“干打垒”建成的新家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第一个夜晚。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干部职工和基建民工的艰苦奋战，仅用了一年时间，工厂就建成投产了。各路人马和机器设备安装陆续到位，各条生产线也开始运转。当时父亲是生产调度科长，每天工作都很忙，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但为了国防三线建设，大家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叫苦，不怕累，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到四川以后，父母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做饭，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全家只能去食堂打饭吃。父亲说，当时建厂的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刚开始建设新厂时，生活条件一直很艰苦，只要能吃饱肚子，有地方睡觉就很满足了。记得那一年，我还跟随父亲一起上山开荒种地，干部职工们发扬延安精神，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大家挥舞锄头，干得十分起劲。那年9月，我正准备上初中，可天池附近中学的学生都停课闹革命，出去搞大串联了。三个妹妹去厂里子弟小学报到上课了，只有我在家里闲着，什么也不能做。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生火做饭，特别拿手的就是擀面条和烙千层饼。父母成天忙工作，无暇照顾我们。那时全国已人心惶惶，骚动不安，盲目崇拜和狂热的口号也波及到了偏远的华蓥山大山沟。

建厂初期修建的“干打垒”

世态虽炎凉 尚有真情在

后来听知情人士讲，那一年的厂务会上已经决定任命父亲为生产副厂长了，可惜“十年动乱”一夜间突然升级，所有老干部统统被打倒，父亲也未能幸免，1968年春节刚过，父亲就被无端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与其他老干部一样，被狂热的造反派一次次批斗，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又被分配到车间干重活，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如此，父亲仍然坚定地告诉我，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历史终究会还他清白。随着“十年动乱”的不断升级，派性争斗波及到了三线企业，工厂一度被迫停产。那时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人人自危。我和许多家庭的子女一样，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属于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天办学习班。没事时我们就在华蓥山上到处乱跑，在天池湖里游泳、疯玩，来冲淡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在那个年代里，不管造反派如何给父亲扣帽子、打棍子，人格受到侮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人间尚有真情在”。当时有不少良心未泯、头脑清醒的人认为我的父亲历史清白，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两袖清风，是党的好干部，所以很同情我们，并偷偷地帮助过我们，至今我对他们仍心存感激。

这是我在厂广播站的工作照

父辈为榜样 接过革命班

1976年金秋十月，在我参加工作后的第六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父亲于1972年底恢复了党籍和职务，先后在供运科、理化科担任领导工作，1980年担任科研设计所所长，直到1986年光荣离休。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我父亲和母亲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按照中组部的政策，正式享受了离休老干部待遇，幸福地安度晚年。由于那个年代留下的内伤，加上疾病缠身，父亲于1998年10月病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三线建设的第二代，继承父辈光荣传统，先后走进工厂，接过父辈肩上的担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父辈的寄托与期望。我1970年参加工作，1972年入团。由于积极上进，勤奋好学，工作成绩突出，于1976年7月被工厂党委从基层调入宣传部工作，1987年光荣入党，先后担任过专职播音员、宣传干事、声像宣传干事、厂工会宣教、组织干事、秘书等职，已成为华蓥山大山沟里远近闻名的播音员、宣传骨干，受到历届党委和职工们的一致好评。几个妹妹也当上了车间光学工和检验员，工作表现都很出色，大妹还考上了工人技师。青春是短暂的，也是美好的。40多年来，我们全家与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家庭一样，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辛勤汗水，为国防三线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在参加三线建设的每个日日夜夜里，有多少人为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从青年到老年，从青丝到白头，真正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啊！

这是华蓥山天池湖畔的华光厂

走出大山沟 再创新伟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了搞活市场经济，寻求更大发展，按照国防科工委“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保军、以军养民”的方针，国防三线企业陆续告别大山沟，迁往大城市。1987年7月，工厂正式接到了国家机械委523号文件，确定了新厂址为重庆北碚，第二次创业的号角再次吹响。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工厂自筹资金，加上国家无息贷款，在美丽的缙云山下，倾力建新厂，再创新辉煌，实现了“三个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投产，开创了3年建厂、3个月搬迁的骄人业绩。2000多名干部职工和3000多名家属，再一次挥手告别奋斗和生活了25载的第二故乡天池，走出华蓥山，搬迁到重庆北碚，翻开了三线创业史上崭新的一页，一座集光、机、电于一体的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巍然屹立在缙云山下，嘉陵江畔。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2004年3月，工厂因民品生产结构的调整远远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负债运行，被迫实行了政策性破产。但三线企业的职工们仍然痴心不改，继续为改革开放、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努力拼搏，默默奉献，始终无怨无悔。这就是我所亲历的三线建设情结。

这是搬迁到重庆北碚缙云山下龙摊子水库旁的华光厂

(此文在2010年全国三线建设保护有奖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本文作者：原重庆华光仪器厂党委宣传部：杨晓虹

十六字“三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