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西安晚报社作邻居

华文看客

（上图来自网络，为原西安晚报社大门）

序

此文写于2016年4一5月间，原标题为《西安晚报社往日的记忆》。2016年6月12日以《西安晚报与我家院子是斜对门》为标题刊登于《西安晚报》的“西安地理”栏目，由于受版面篇幅所限和内容审查要求，栏目编辑对原文做了部分修改和删减，并改了标题。现发表在这里的是当年的原稿，主要意图是想保留下记忆中那个年代的原貌。

（上图为2016年6月12日西安晚报11版西安地理栏目的版面）

原文

1958年春季，我家从五味什字搬到南四府街居住，当年的西安晚报社就坐落在南四府街南段路东，与我家所住的院落是斜对门。报社高高宽宽的西式门楼在当时显得很气派，两扇浅灰色的大门与两侧的墙面融为一体，一条水泥路从大门口一直通往院内的办公楼。沿路北侧是一排西式平房，第一间是传达室，依次往后是间隔着挂有发行科、广告科等牌子的办公室；路南侧是自行车棚和种着树木花草的绿地。院内灰色的办公楼坐北朝南，楼顶上架设着高高的通讯天线，院子后边是报社的印刷厂。由于和西安晚报社是近邻，十多年的近距离接触，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报社大门外的读报栏

在报社大门两侧的外墙上各镶嵌一组有三个玻璃窗口的报栏，里面依次张贴着西安晚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陕西农民报等，每天由传达室的人负责更换。当年的报纸每天只有四个版面，两个窗口各贴一份，报纸的正反两面都有了。报社早先出版的是西安日报，后改为下午出版的西安晚报，版面也由大报改为小报，但仍然是四个版面。报栏里张贴的光明日报是由报社印刷厂代印的，每天下午都会派车到西郊机场去取空运过来的报纸版型。以后报社又在大门外南侧的空地上增加了一副报栏，张贴了更多的报纸。每到下午，报栏前就陆续聚集起许多读报的人，到了晚上报栏里安装的日光灯全都亮了，照得报栏里里外外亮亮堂堂的，晚饭后前来读报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过去人们的工资收入普遍不高，一般家庭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很少有闲钱专门去订阅报纸，于是许多爱读报的人平时都是在单位寻找公费报纸去浏览。而报社所设置的读报栏既方便了群众，又扩大了报纸的宣传，得到了周围居民住户的喜爱和好评。

我上小学的时候也经常去报社的读报栏看西安晚报，但我关注的是报纸中缝或广告栏里刋登的各家电影院的排片预告，主要是找民光或阿房宫两家电影院放映什么影片，是否有儿童场次。如果有想看的影片和合适的场次，便会央求大人给一、二角钱，再约上要好的同学一起去买票观看。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周围大人们的影响下渐渐懂得通过读报了解国家大事和时事要闻，同时也能学习到不少新的知识。比如，在当年的西安晚报上有一位作者经常会在天际出现某种星象时，谈一些天文知识和气候变化的常识；同时他也配合国际时政要闻讲一些相关国家的地理知识和风土人情。待我考入西安市六中以后才知道，这位作者就是本校教授地理课的阴治农老师。上中学以后，我又对光明日报产生了兴趣，那个时期光明日报连续开展了一系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学术讨论。我记忆中有对太平天国及主要领导人物的讨论和评价，特别是对李秀成“忠王”还是叛徒的学术辩论；有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学术讨论；直至后来对邓拓“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批判。当时哪里能够想到，报纸上的这些讨论、辩论和批判只是作为铺垫，而后在全国掀起了史无前例文化革命运动。

西安晚报曾经印发“号外”

记忆中1958年“大跃进”和以后的时期，凡国家或国际上遇有重大事件发生，西安晚报就会印发刊载重要新闻的“号外”。其版面大约是该报刋一个版那么大，“号外”二字特别显眼，有时会用红油墨套印，其内容部分也是选用大号字体。由于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的一些重要新闻，一般都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8点的新闻节目中播出，因此报社的“号外”是要在这档新闻节目后才能散发。“号外”印出来后不管天多晚，报社工作人员都要乘着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沿街散发，当然主要是去钟楼及周边的繁华大街和人员密集的地方。孩子们总是喜欢凑热闹，只要听到报社那里有锣鼓家伙敲起来，我和同院里的小伙伴们便争先恐后地往报社大门口跑。有时院子里的大人们也会一同跟出来，要份“号外”以先睹为快。

由于当时年龄小，加之时隔多年有些“号外”的内容已经忘掉了，现在还能记起来的大概有：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还有一些国际上的重大新闻也发过“号外”，比如1961年4月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完成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1964年10月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好像也发过“号外”，那时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的关系很紧张，当时坊间有一种调侃的说法，是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当年由于各种原因，报纸上发布的新闻在时间上总是滞后的。每条新闻按惯例前面总有“新华社X日电”几个字，可是这个X日已经是两、三天前了。放在通讯发达的今天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在当年却是很正常的，旧闻称新闻大家也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所以当年遇有重大新闻，当政者又想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纸便采用发“号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

报社也要勤俭节约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年）我还在读小学，当时各种物资匮乏，纸张也是紧俏商品，我们上学用的作业本纸质差不说，每学期学校统一预订的根本不够用，而且文具店里也买不到。于是老师们就降低要求，家庭作业写在什么本子或纸张上都行。到了收作业的时候，真出五花八门，要么是把各种用过的本子翻过来再用，要么是用废旧纸张装订起来废物利用。

当年报社也响应勤俭节约的号召，把每天印报时试版的废品经过整理，挑选出不影响阅读的报纸按半价销售。因此在那一时期，每天下午3、4点左右，报社印刷厂将当天的西安晚报印完后，报社传达室的人就会搬出一张桌子摆在大门一侧，大人小孩自觉排队等候买报纸，当时这也是父亲交给我的一项任务。其实这种挑选出来的次品报纸仅仅是油墨着色较浅，或个别地方受到墨色污染，但并不影响正常阅读，而且每份仅卖1、2分钱，因此每天拿出来的一摞报纸很快就销售一空。有时因为下午在学校打扫卫生或是被其他事情耽误了，等我赶到报社门口时报纸已经卖完了，只好扫兴而归。据说文革初期，报社有人把这种销售次品报纸的做法归为报社领导的一条罪状，罪名是有损党报形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报社门前常有宣传演出

报社门前是一块青砖铺就的小场地，我和附近居住的同学放学后经常在这里嬉戏玩耍。那个时期报社门前经常有周边学校或文艺团体配合政治形势进行街头宣传，演出一些小节目。每到这时一阵锣鼓敲起后便引来了周围的大人小孩，于是大家拥挤着围出一个场子，宣传和演出就正式开始了。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后，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西安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有说唱、有歌舞非常热闹。我记得在报社门前，几乎每个宣传的队伍都会表演一个用河北民间小调“小放牛”重新填词歌唱“三面红旗”的节目。1959年中期，全国各地有组织地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声援古巴革命成功，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威胁和经济封锁。当时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同样走上街头搞宣传，在报社门前演出过讽刺美国佬干涉古巴革命和妄图武装侵略的化装活报剧。我和小伙伴们挤在人群中，被演出的情节逗得笑声不断。文革初期一些中学红卫兵宣传队和文艺团体的小分队也时常在报社门前组织宣传活动，演唱当年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和颂扬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歌曲，跳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舞、忠字舞等所谓饱含革命激情的舞蹈。这些宣传演出也吸引了周围居民和路人饶有兴致地围观。

在报社办公楼里看电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西安实验电视台（陕西电视台的前身）成立，当时只在周末晚上才有电视节目播出，这种新颖的传媒出现之后，南四府街周围几家大单位就都有了电视机。由于有同学的家长分别在这几家单位工作，于是周末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商量着晚上去哪个单位看电视。经过几次试探，省财政厅的门禁较严，有同学带一般也进不去；省高级法院有时可以进去，但电视机不一定开；只有报社被同学带进去的机会多一些，而且周末电视机也经常开。报社看电视的地方是在办公楼三楼西边顶头的一个大房间里，电视机有专人管理，看电视的大人不多，主要是一帮孩子们。电视打开后先是播新闻，孩子们对此没兴趣，吵闹声不断，惹得大人们不耐烦了就喊两声，才能安静一会儿。因为我们几个同学是外来的，怕被人家赶出去，每次都是悄悄找个地方坐下，规规矩矩地看电视。新闻播完后一般要么是播放电影，要么是文艺节目或转播戏曲。播电影时不管是看过或没看过的，我们都会坚持看完。每逢播陕西地方戏时大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孩子们早走了一大半，我们是剩下的不多几个，总想着进来一次不容易，说不定戏唱完后还会有其他好看的节目。一直等到屏幕上出现了“再见”，我们才怏怏离去。

那个时期的电视机是电子管的，机壳很大但屏幕不大，图像是黑白的，接收信号不太稳定。遇到信号不好，画面会模糊不清或扭曲摆动，声音也会拌有刺刺啦啦的杂音，有时干脆黑屏，音像全无。尽管收视质量不甚好，但是我们这些小观众还是乐此不疲，毕竟在那个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的年代，能看到电视也算是一种少有的娱乐享受。后来报社的门禁严格起来，我们也就中断了看电视的乐趣。

报社门前的其他往事

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组织掀起所谓的“一月风暴”，鼓动着全国各地群众组织都搞起“夺权”热潮。作为所谓旧市委宣传工具的西安晚报社也不能幸免，虽然已经停刊了，但还是被西安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所争夺。一天晚上突然听见街上人声嘈杂，我便好奇地出去观看，只见许多人围在报社门前，报社大门紧闭，外面的人见大门拥不开，便不断扒着大门往里翻。里面的人也不示弱，极力不让外面的人翻进去，于是就这样吵吵嚷嚷你来我挡地僵持着。由于天太晚了我就没有再看下去，后来听说报社已被造反派组织占领了。随后西安造反派组织内部分化，所形成的两派组织之间也开始争斗，西安晚报社又重新上演了一番夺权闹剧。一天中午我从外面回来，远远地看到报社周围又围满了人，街上行走的车辆无法通过只能绕行。报社大门紧闭，街边的宣传车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喧嚣着，还不断有大卡车拉来打着群众组织旗帜的增援队伍。我从群众组织的旗帜上看出，这次前来夺权助阵的主要是企业的工人队伍，而不像以往那样是以学生组织为主。这次的阵势前所未有，一时间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一直折腾到傍晚，人群才陆续散去。至于报社最终是被哪个造反派组织控制了，大概街道周边的居民们关心的不多，他们忧心的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国家不能就这么乱下去啊！

文革初期极“左”思潮泛滥，各个单位、团体、学校都在搞“早请示、晚汇报”，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曾有一段时间连南四府街上的居民们也在街道革命组织的带领下，每天早晚按时聚集在报社大门前，面对大门上方悬挂的领袖肖像，手持语录本，齐声朗诵最高指示，仪式感颇强。街道上的居民们大都是中、老年人，这样折腾的时间长了难免会有微辞。我也曾劝过父母亲，说这种事情在学校里已经不那么时兴了，你们年纪大了跟着街道上那些人凑什么热闹。但他们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是心有余悸，在那种极“左”形势下只能是委曲求全了。

那个时期，被报社群众组织揪出来的单位内部的所谓“走资派”、“坏分子”们，会被拉到报社门前和周边的街上搞游街示众。一排人脖子上挂着硬纸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各自的罪名和姓名，并让他们向围观的群众一一交待自己的“反动罪行”。群众组织以这种方式名义上是让他们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批判，实际上也是变相羞辱他们，为迫使他们交待出更多的“罪行”施加心理压力。这种事情在文革初期比比皆是，报社门前的情况还算是比较“文明”的，起码是文斗不是武斗。我作为围观的一员站在街对面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情景，头脑中突然莫名的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让我也像他们一样站在那儿，我会是什么感受，能承受住这种羞辱吗？后来我在外面再遇到这样的场合，要么不去看，要么尽量离的远一些，心里总是有些隐隐的不适。

1968年秋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报纸、广播上也在宣传推广甘肃省某地的先进经验，在城市居民中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于是之后的某天上午，街上突然响起了鞭炮声，我出去看热闹，只见报社门前的街边上停了几辆装满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大卡车。经过一个简单的仪式后，大卡车缓缓启动，据说是报社送几家职工家属返乡参加农业生产。我记得其中一辆车上是报社传达室一位操陕北口音中年男子的家人。

第二年秋天，作为西安“老三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我也去了外地农村，开始了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艰苦生活。

（录于二O二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