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女人——杨淑慧

贺龙泉

●私奔

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杨卓茂曾任民国时期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在当时的大上海尚有名气。

杨淑慧可说出生有钱人家富贵小姐，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故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行事非一般女子可比，其思想当时新潮，属于新女性，对待婚姻问题，追求自由婚姻。

杨淑慧家与李达家不远。李达——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杨淑慧经常到新婚不久的李达家玩，由此认识了人物周佛海。

周佛海一生中，其第二任妻子杨淑慧，是值得一说，有故事的人。

当时穷酸留学生周佛海穿一身脏兮兮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杨淑慧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的不少文章，知道这年轻人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杨淑慧后来在《我与佛海》一文中回忆了她与周佛海由认识到同居的详细过程。

她与周佛海第一次相识是在李达家里，当时她显得十分拘谨，周佛海却态度大方，说话随便，且“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装的白西装，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美的脸孔，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山村。16岁时母亲帮他包办了婚事，女方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峙郑永汉的女儿，名郑妹，比周佛海大3岁。郑妹长相俏丽出众，没进过学堂，略通文字，两家世代联姻，相熟。结婚一年后郑妹与周佛海生下了一女儿，名周淑海，两年后又生下一男孩，取名周少海。

李达妻子王会悟，热心人，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决定给二人做媒。

她先找杨淑慧。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毕竟生长在开放大城市，受过五四洗礼，主张将来婚姻自己做主，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杨淑慧当即同意。

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周佛海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一时不知如何处理眼前这件事情，但又为青春妩媚、受过良好教育的阔小姐即将到手而兴奋。想到乡下老婆，周佛海恨自己不该那么早结婚。

王会悟为迷茫的周佛海想了一个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为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

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与杨淑慧坠入爱河。

暑假很快结束，周佛海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1年夏，周佛海利用暑假从日本回国参加中共“一大”。再次见到杨淑慧，周佛海直接向杨淑慧求婚。

杨淑慧后来回忆：“那可以说出于我意外，但也可以说正是我意中的事。”

初恋的杨淑慧毕竟20岁，她没直接答应周佛海的请求，去征求父母意见。

周佛海当时已有相当名气，一举一动成为记者们关注的焦点。但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前几天，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不指名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孩子，可是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

杨淑慧父女看到这消息后呆若木鸡。

为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阁楼上。

被关第三天，杨淑慧跳窗逃出。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上海，前往日本鹿儿岛。

杨淑慧从此与父母中断联系，直到与周佛海第一个孩子在日本出生。

初到日本，杨周生活十分清贫，但日子过得十分愉快。1922年10月2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男孩，叫周幼海。（周幼海抗日战争后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后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20年）。周幼海出生，周佛海记载：“幼海是京都出世的，当时穷得要命，淑慧生产时当然不能进医院。生产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连夜于大雨中去接产婆，以后时常帮助淑慧抚养小孩。”“多了一个小孩子，事情就多得多。有时我正在苦心焦思，研究一个理论的时候，小孩大声啼哭，真是心烦。淑慧除烧饭、洗衣外，又加上抚养小孩的事，生产之后不到四天就起来烧饭，可见得当时的艰苦了。有次我去上课，她去买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席子着起火来，刚好那时她回来，已经满屋都是烟，小孩闷得气都闭塞了。如果她迟到10分钟，房子就会烧掉，小孩也要葬身于火窟了。”

二人当时真是患难夫妻。

●感情冲突

杨淑慧是有主见、敢做敢为的人。早年她曾冒着坐牢危险，给共产党当交通员。

周佛海投奔汪精卫当汉奸，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杨淑慧，周佛海只得反复做其工作。

杨淑慧外表淑慧，但性格刚强，泼辣凶悍，伶牙俐齿，爱唠叨，得理不饶人，一旦将其惹急，混闹起来，会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周佛海因而惧她三分。

周佛海本生性放荡之徒，二人虽是患难夫妻，但杨淑慧在情感上缺乏温柔，成为周佛海寻花问柳契机。

周佛海任江苏教育厅长时，在南京就常常与一个叫陈曼秋的女人厮混。

1937年8月4日午后，周佛海在陈曼秋家三个小时，两人涕一把，泪一把，仿佛生离死别，场面可说“凄绝人寰”。

晚9点多，周佛海回到家中，因中日已开战，决定先送其妻去长沙躲躲。想到将与妻儿别离，他“未免依依，惟不敢表示，恐淑（慧）伤心”，夫妻长谈三个多小时。

蒋介石对周佛海的生活上不检点多次指责、批评，使周佛海对蒋介石极其不满，这也是周佛海后来投靠汪伪原因之一。

周佛海与杨淑慧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

1941年春，汪伪特工总部的吴四宝在家开堂会，唱戏，目的就是要巴结汪伪集团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请来京剧名角“小伶红”，亲自替周拉皮条。

周佛海与“小伶红”一见倾心，时“小伶红”年纪不过十七八岁，任周摆布，立成‘好’事。

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将小伶红藏在亲信孙曜东家中，常去幽会。

杨淑慧探悉此事后大发雌威，她叫来许多人拎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将孙曜东弄得满身粪水，狼狈不堪，“小伶红”则吓得脸色刷白，跪地磕头求饶。

周佛海毫无办法，只好答应分手。

对“小伶红”周佛海的女儿，杨淑慧死活不认。要求‘小伶红’公开书面承认。

再后来，周佛海又把“小伶红”改藏在法租界日本人岗田酉次家中，岗田时任汪伪政府经济与军事顾问，杨淑慧还是害怕日本人的。几经折腾，不得已情况下，周佛海为解决家庭矛盾，再次将筱玲红唤来，当杨淑慧面发誓二人从此不再来往。

但仅过20多天，周佛海又控制不住自己故伎重演，事后又后悔不迭。日记中写道：“盛气之下，对淑慧甚为失言，愧悔无已。”

杨淑慧对其有一套办法，就是周佛海走到哪，她就跟到哪。但方法有限，不可能完全看住。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独自到日本东京治病，又和日本护士金田幸子搭上了，并干脆立其为侧室，生女儿名白石和子。这次杨淑慧只得忍耐，因为对方是日本人她惹不起，不像“小伶红”那么软弱可欺，况且这次为周佛海拉皮条的是岗田酉次。

为牢牢拴住周佛海，杨淑慧曾为周佛海买一位年轻漂亮女子名月娟，名为照顾周佛海生活，其实专供周佛海蹂躏发泄。至1944年12月8日，月娟离开周佛海。周佛海为此在日记中记道：“月娟去矣，后会必不可期，又是一场春梦！伤感之情，岂能抑耶？”

除在外包养女人，妓院周佛海也常常光顾。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是颇上‘档次’的妓院，周佛海是那里的常客。有小报曾登周佛海一段‘艳’事：有个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给她写副对联，周字迹奇劣，但文才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当时传为‘笑’谈。

因果报应，淫棍周佛海染上了花柳病。

有形容周佛海一生仿佛一只女人群里飞来飞去的风筝，放风筝的是杨淑慧。

●抗战期间

抗战期间杨淑慧最终追随周佛海叛国投敌，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但可是，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做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设计杀死了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

日本投降在即，汪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蒋介石的嘉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摇身一变，周佛海从臭名昭著大汉奸变成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移交南京监狱。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被判死刑，杨淑慧当即上诉。1947年1月20日被驳回，维持原判。

按照国民党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

杨淑慧抗告，仍被驳回。

驳回之日正是1947年除夕。满城爆竹声致杨淑慧心头酸痛无比。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周佛海随时可被枪毙。

杨淑慧以惊人勇气，当夜闯进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

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被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离开。此季，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听着远近爆竹声，有形容杨犹万箭穿心。

大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

杨淑慧到了蒋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流下，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阵阵抽泣。

蒋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

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发布特赦令。

命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期间，酷爱敛财，被称为周家小财政部长的杨淑慧为救周佛海，积攒的钱全部花光。

●晚年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回忆，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当处长。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告诉他，为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决定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要他负责寻找。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姚溱手中唯一线索，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杨帆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

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路。

周之友提供重要情况：

其一，他母亲杨淑慧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间，周杨正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

（也有杨淑慧帮助周佛海布置中共“一大”会场的说法。）

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情形。

在上海图书馆，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

书中一句话极关键，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确定了寻觅大致范围。

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

毕竟时过境迁，当年“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无果。

随后，杨淑慧自己又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寻访。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有点眼熟……经过确认，此处果真是李公馆。

详细报告报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分重视这件事，为慎重，决定董必武再亲去一趟，加以证实。

董老看后，证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所在地。

董老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

后来，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招牌，这才恢复了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本来面目。

为寻找“一大”地址做出贡献，得到政府表扬的杨淑慧，不久“潘汉年案”牵连到她的儿子周幼海，其也被株连入狱。

1957年1月被释放。

此后一人独自生活在上海一破旧小阁楼上。

1962年冬去世。生年不详。

杨淑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