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和李叔同

芮永华

最近在翻阅民国历史时，经常会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马相伯和李叔同。 他们都是天下敬仰的至尊名人，一个是教育先驱、爱国老人；一个是艺术大师、佛学高僧。 （一）纵观两人的前半生，都有光亮炫耀的时刻。 • 马相伯1840年出生于江苏丹阳，还在襁褓时就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学贯中西，通晓天文、数学，精通拉丁、希腊、法、英、意等七国文字。 后入徐家汇天主教修道院学习，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授司铎神职。不久之后担任徐汇公学校长。 ▼徐汇公学是天主教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洋学堂。 1876年，因不满教会的压迫，愤而叛出教会，选择还俗，走上教育救国道路。 1902年，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学生为了反对当局压迫集体退学，成立爱国学社，因为资金短缺，向马相伯求助。马相伯毅然捐出自己在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地的全部家产，筹措四万元现银，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并担任院长（初址在徐家汇老天文台，后迁至卢家湾，第二医科大学前身），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和张鼎丞等人为其弟子。其时，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马相伯还竭力将其保护在校院里。 ▼南洋公学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 ▼震旦学院1928年改名震旦大学 然而，耶稣教会干涉震旦学生的爱国运动，妄图将学院改为教会学校，学生们摘下校牌、退学抗议。马相伯坚持办学理念，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为复旦大学），自任校长。以《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精神，延续震旦“振兴中华”的梦想。 ▼复旦公学（1905年）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已是古稀之岁的马相伯带着学生走上街头，筹集办学资金；为了节省开支，他亲自讲授法文班各门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 1914年，马相伯儿子马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于右任、邵力子等弟子们筹措1万元，作为其寡媳、幼孙女的教养费，马相伯将这笔钱全部拿去创办了启明女中(今第四中学)。 1925年，马相伯参与创办辅仁大学，贡献良多。 ◆ 李叔同，1880年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1901年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师从蔡元培先生，同学中有黄炎培、邵力子、章士钊。 ▼在南洋公学时李叔同的像 ▼李叔同（广平）考入南洋公学的录取成绩单 次年，南洋公学出现罢课风潮，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李叔同随后也与同学一起退学。 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画和音乐。 ▼李叔同的油画作品裸体女 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到上海，一边在《太平洋报》作编辑，一边就在南市竹行弄的“城东女学”任教文学和音乐课。1913年受聘任教杭州师范学校音乐、图画课。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师，并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 ▼李叔同为《醒狮》设计的封面 ▼1912年2月11日南社入社书 年轻时的李叔同，意气风发、热血爱国，19岁的李叔同声援康梁变法，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一印。 留日时，虽身在异地却不忘祖国，他谱写的《我的国》高呼“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洋洋洒洒写到“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表达了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希望和信心。 他为黄炎培的“沪学会”谱写了气势磅礴的《祖国歌》︰“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刊发后，不胫而走，全国各地学校采作教材，大大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忱。 ▼《祖国歌》视频 李叔同是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大师，精通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是公认的奇才和全才，在多个领域开创了中华文化艺术先河：创办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春柳社”，组织中国第一部话剧《茶花女》在日本东京为国内赈灾义演，并主演茶花女角色；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也是第一位采用男模裸体写生课教学；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最早用五线谱作曲，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也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他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 李叔同自言：我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26岁那年生母王氏病逝，李叔同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因此改名李哀。 （二） 1919年一1942年，在家国同悲的时局下，他们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相伯带头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在4个月内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撰写了《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等文章，呼吁人民英勇抗日，拯救陷于危难的祖国。张之洞称赞马相伯是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已90余岁的马相伯写字义卖，筹集抗战军费：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他的一只脚已伤残，就让两个人扶着，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写到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事休息，最后筹得10万大洋，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被尊称“爱国老人”。 ▼马相伯写字义卖 马相伯相继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认的救国领袖。1936年，马相伯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发起了救助“七君子”活动，发起10万人签名运动，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响应，最终“七君子”被无罪释放。 △“七君子”在马相伯家中合影，左下角题有“惟公马首是瞻”6个字。 上海沦陷后，马相伯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他也走上了流亡之路：先到桂林，后来桂林也成了前线，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因战局吃紧，在继续后撤的过程中，不得不借道越南，因他表示过绝不撤离中国，家人只能骗他，当走到越南谅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好留在那里修养， ▼抗战时期，复旦师生内迁重庆北碚，1942年，学校改“国立大学 ▼滞留在越南凉山 1939年4月，各政党派别、各界人士发表文章祝贺其百岁华诞，中共中央贺词誉之：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政府褒奖之：民族之英，国家之瑞”。赞誉之隆，世所罕见。 马相伯把学生亲友们所送的寿金，全部捐给抗战的伤兵和难民，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倾其所有的奉献。 ▼百岁大寿时的马相伯 11月3日，马相伯把孙女马玉章叫到身边，严肃地问：“孩子，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爷爷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 “爷爷，你把我教养成人，我没有能孝顺你，怎么能怨你呢？”孙女说道。 爷爷感动得抱着孙女大哭起来。 第二天晚上，马相伯在谅山逝世。 ▼马相伯松江泗泾故居视频（我本人去年旅游时曾去参观瞻仰） ◆ 李叔同在家是富贵乡里的风流公子，在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艺术大师，然而世道沉浮，痛伤国事，深感无奈，遂心生远离喧嚣的尘世，寻找灵魂的归宿。 1916年受挚友夏丏尊启发，冬日到杭州虎跑“断食”（今称“辟谷”）半月，非常羡慕僧侣的清新脱俗的生活，深感佛教的博大精深；且觉得身心轻爽，神经衰弱病痛也减轻许多。 ▼李叔同的杭州戒食日记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入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取名演音，号弘一。一代艺术大师，开始了另一段传奇人生。 李叔同突然出家没有告知任何人，且心意已决，亲朋好友苦劝不回，日本妻儿哀求不见。为了避免有人阻挠，在禅房上贴了四个字--“虽存若殁”。 【相传有一段两人对话： 日妻问弘一什么是慈悲， 他说，爱，就是慈悲。 她无奈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1922年正月，李叔同收到天津家二哥李文熙来信，告知其原配妻子俞氏在天津去世了，嘱其返津一次。与俞氏结婚是父母旧式包办的结果，李叔同很不请愿，而俞氏却包容丈夫再娶日本女人，多年来毫无怨言地在家里侍奉婆婆，抚养两个孩子，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李叔同犹豫再三，最终因故未成行，仍居庆福寺，又沉缅佛法之中。 出家后，他舍弃荣华，六艺俱废，苦行持戒，精修佛学，追求人生的圆满境界。 他修行甚严，过午不食，吃清煮菜蔬，用破碎布巾，衣裳仅三件僧纳，破了再缝，补了再穿。 他行脚四方，走过杭州、衢州、嘉兴、上海、绍兴、宁波、温州、厦门、泉州等地数十座大小寺院。 ▼1936年弘一法师在厦门鼓浪屿 他精研佛教中的律宗，使中断了七百年的南山律宗，得以重兴，他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对中国佛家戒律的弘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成为后世僧众的必学教材，受到中外佛学界的一致赞誉，被尊为第十一代律宗祖师。 ▼弘一法师与弟子丰子愷、刘质平 ▼弘一大师书法 ▼抗战初期在泉州承天寺所持晋江县佛教徒身份证 然而，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岂可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在远尘念佛的法师身躯内，毕竟跳动着一颗青年李叔同的爱国心！弘一用自己的方式，鼓舞民众，“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1937年3月，厦门市政府举办有史以来第一届运动大会，特函邀请大师为大会编撰会歌，他觉得国难当头，理应鼓励国民强健体魄，欣然允诺：“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狡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到那时痛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这歌声昂扬奋进，鼓舞起民众子弟同仇敌忾。 1937 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弘一大师应邀正在青岛讲律，局势异常紧张，有人劝法师速南归避险，但大师却愤然书写“殉教”横幅以明心志，并跋语“……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1937年10月，厦门面临沦陷危机，正于厦门讲学的大师在与友人通信中写道：“余誓不移动，愿为厦门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这铿锵有力的18个字，表现出大师以身殉国的大无畏精神。 1938年4月，日寇一舰队司令因仰慕大师特登门造访，并要求大师用日语交流，大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还邀大师赴日弘法，大师严辞拒绝：“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 1938 年 10 月大师在福建书写“最后之胜利”，鼓舞人们要团结抗敌，救护国家，传递着弘一对祖国必胜、正义必胜的信念！ ▼弘一大师书法“最后之胜利” ▼1941年农历12月弘一法师在泉州良友照相馆的留影 1941年仲秋，62岁的弘一大师渐感身体衰朽，但仍坚持说法、讲经。他念及战时药物之匮乏，便把自己旧藏的十四种贵重西药捐出，嘱咐要普施贫民。同年底，弘一大师因挂虑“开元寺因太平洋战事，经济来源告绝，……道粮奇缺。” 毅然将珍藏多年的美国真白金水晶眼镜一架，送开元寺常住变卖为斋粮。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慈悲情怀和无我境界。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之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内圆寂，是年63岁。 （三）两相比较，各有千秋，但就“经世致用”和“责任担当”这一点上，李略有逊色，令人惋惜。 马相伯年长李叔同40岁，在国家民族危亡，正值用人之际： 马年逾七旬弃教入世，奔走呼号，忧国忧时，力行至终； 李39岁消极避世、遁入空门，追求修身自我和心灵圆满。 马“舍家兴教”是“大我”救世。 李“决绝妻友”是“小我”救心。 马发表演讲，勉励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 李书写条幅，倡导世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马晚年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李“7.7事变”后说：“身为佛子，与此之时，不能共抒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为主顾门，吾人一无所有，而犹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身在佛界，心却难了尘事，李哀有多少悲哀啊。 【1942年，当了23年和尚的弘一法师62岁了，他在圆寂之前见到了一位赵姓好友。 二人在雁荡山相见，站在山崖边，山峰浩浩荡荡，朋友突然感觉到弘一法师眼里闪过一丝情绪。 赵问：“似有所思？” 法师答：“有思。” 赵问：“何所思？” 法师答：“人间事，家中事。” 蜚声全国的弘一法师，到死也没真正放下人世间。】 佛门提倡慈善仁爱、宽恕忍让，戒杀放生。但对于不可度化的残暴日寇，这教义很无奈。 弘一在圆寂之前，再三叮嘱弟子：“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护国息灾是教义之一，但一个连蚂蚁都不可妄杀的法师，要他赞同并号召信徒走上喋血杀戮的抗日战场，其内心是一定非常矛盾和纠结难安的啊。 无怪乎，弘一法师最后的遗墨是——“悲欣交集”，这，或许也是一种注释吧。 （完） 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