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口的知青坟

黄大信

2024年11月16日，呼玛镇二队知青聚会，纪念下乡55周年。安亭中学的同学，在当年离校前合影的背景照片下，再次同框。此时，我想起了永远留在那片黑土地下的杨菊梅同学。

左2：杨菊梅。

左2：杨菊梅。16岁的花季少女佩戴像章，灿烂的笑容。人生的航程，将在这里启航。可惜，她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左1：梅菊梅。

安亭中学的同学都分到了呼玛镇公社二队。我和张友琪、蔡益珍、杨菊梅的父亲都是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的普通职工，朱建艺的母亲是后来调到这家厂任党委书记的。我们从安亭师范附小到安亭中学都是同学。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一般很少说话，我只知道杨菊梅同学干活素有“拼命三郎”的劲头，白天干完活，下班后还要帮知青食堂喂猪，为猪打针和接生，社员家的猪病了，也会请她这个“土郎中”。

1971年12月15日，杨菊梅同学在呼玛县医院因结核性脑膜炎不治去世时，只有18岁。杨菊梅病重期间，女知青们轮流去医院陪护。病危期间，医生说有传染。我记得队里晚上开会时，袁大娘说：“我年纪大了，无所谓，我去陪护，你们年轻，身体健康要紧”。她像慈母一样关心知青，我们都很感动。

杨菊梅住院大约三个月期间，女知青们轮流去医院陪护。开始是王坚，后来是蒋金凤，最后一个月是林吕和闻人楚。队里拍电报让她母亲前来呼玛。怕她等不到见母亲最后一面，医院建议为她输血补充能量，还确实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一部分知青回家探亲，一部分在山上干活，留在队里的知青几乎都来献血，争先恐后的场景令主治医生马主任十分感慨，夸道：“上海青年素质真高！”二队的知青不但为本村的人献血，医院有要输血的，都会来电话，张友琪、杜燕霞都献过血。

林吕和闻人楚最后一个月轮流陪床，也想去献血，但马主任坚决反对，理由是杨菊梅患结核性脑膜炎，属于传染性疾病，若是献血抵抗力下降的情况下再陪床，更容易被传染。因为杨菊梅吊瓶时总是不自觉地翻动，要时刻注意按住她的手，轮班陪床的人休息不好。

王洪根、陈建华等三四个知青验血后是B型血，当时要求每人输200cc，为了能救活杨菊梅，陈建华献了400cc。杨菊梅输血后，情况一度稳定，于是杨妈妈返回上海了。

王庆华、张友琪当时刚在医院，给开库康公社的一个抢救病人献完血不久，拿着献血给的34元钱和2斤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一起探望了杨菊梅。当时战备形势紧张，县医院到食堂来给知青验血型，需要输血时，会打电话到队里，通知符合血型的知青献血。那次血不够，张友琪献完200cc后，再去抽时，血已经很难再抽出来了。

最后是王庆华赶着大黑马把杨菊梅的棺材送到北山口头道岗的。

陈建华保存至今的呼玛县人民医院医疗手册。

那时我们在12公里修道，半夜里，队里派人骑马过来报信通知我们，杨菊梅去世了，叫我们修道的和在三线干活的上海知青都回队去，我们连夜赶回队里。

早上，房启明队长带着我和肖建民，来到北山口的头道岗去挖墓穴。一月份是全年最冷的，土都冻了，我们带着雷管炸药，镐头铁锹到了山上。房队长说：“咱就在这个向阳坡处挖坟坑，你们看好吗？”我们说：听您的。我们刨了个坑，放上雷管炸药，把冻土炸开后，用镐头刨，用铁锹挖，挖了约一米深的坑，房队长说可以了。我们拿树枝扫了下坑底下的脚印，就回队里了。

后来由一位当时到公社蹲点的县妇联主任杨玉珍，带领众知青，用马车拉着队里木匠连夜赶制的厚重棺材，到呼玛县人民医院。我们男生抬起棺材盖，这棺材是用厚重的原木用锛子锛平的，非常沉。老乡管这盖叫“天”，把棺材底叫“地”。大家把杨菊梅的遗体放入棺材，按当地习俗，亡故者不能见到天，于是用白布撑起遮住天空。

杨主任手拿酒精棉球给杨菊梅擦脸，口中念叨着：“擦擦眼睛，眼观四方，擦擦耳朵，耳听八方”。我们那时都年轻，第一次见到这种仪式。

然后盖好盖，订好钉，一直护送到头道岗。大家用大绳把棺材吊下坑内，轮流用铁锹把坟填上，堆起了坟堆，并竖立了用厚木板做的墓碑，上面有杨菊梅的名字和照片。杨菊梅的后事都是菜队领导、公社领导和知青们帮着张罗的。

1978年底，队里知青陆续都回城了。1979年2月过完春节，我们4名知青是最后走的。社员刘胜利开着“丰收-35”胶轮拖拉机，带着我、杜燕霞、陈国俊、到头道岗给杨菊梅上坟，那块木制墓碑当时还是完好的。

经历40年的风霜雨雪，没人扫墓培土，这孤坟上长满野草，几乎夷为平地。2012年的夏天，知青十姐妹结伴返回第二故乡给杨菊梅扫墓，见此凄凉景象不禁悲从心来，于是倡议全队知青集资，委托二村的老村长房义河给杨菊梅重新修坟立碑，2013年的秋天工程完工。

杨菊梅虽然过早离世了，但有乡亲们的关爱，知青们的情义，她可以安息了。

作者徐时轮，上海安亭中学六九届初中毕业，1969/4~1979/2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呼玛镇公社二队、一队插队，曾被评为县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