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转运密码

庄园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可过去我们对遵义会议意义的认识，都是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前，我党差不多总是在“左”右摇摆中折腾，总是被动地应付敌人的绞杀和“围缫”，以致几次面临危亡的边缘。遵义会议之后，我党我军的面貌焕然一新，由幼年转向成熟，由被动转为主动，虽然也难免困难和挫折，但总体上是一路向前，不断取得胜利。因此，当地的旅游部门把遵义说成是“转运之都”，说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一下就能转好运，面临破产的老板可以咸鱼翻身，倒霉的官员能平步青云······甚至还说主席自遵义会议后下巴长出了一颗痣，并将其称为是中年得“痣”（志）。这很明显是忽悠人的。 其实，好运不是因地方而转的。国民党也到过遵义并曾长期霸占遵义，怎么不但没转好运还转了恶运呢？如果不理解遵义会议承载的客观规律和真谛，你就是在那儿烧一车香、化10吨纸，也不会转什么运的。遵义会议的意义远不是这种肤浅的噱头所能解释的。遵义会议确确实实是我党命运的转折点，但这个转折的决定因素不是会议地点,也不是会议的形式，而是这次会议找准的转运“密码”。
　　前年看央视一套播的历史剧《伟大的转折》，对遵义会议的许多细节有了较深的了解。近日，随莒州文苑红色采风团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一系列与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相关的文物史料的点、线、面有机串联，比较详细地了解了遵义会议的活动和概貌，从而对遵义会议意义的认识也加深了一步。原来的认识实际上只是遵义会议的表层意义，还不是其对中国革命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 　　遵义会议是党的会议的典范，这是遵义会议转运的总密码。遵义会议召开前，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4年多，他们虽然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苏区，在情势危急时也不得不依仗毛泽东等同志指挥打退敌人“围缫”，但一俟形势好转就排斥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专守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分散兵力代替集中兵力，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企图以‘短促突击’实现速决。结果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长征。而在撤退中又采取了搬家式致行动迟缓，使敌人有充足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围追堵截，致红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严重的危机，引起了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在这党和红军面临危亡、党的领导方向迷茫的时刻，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努力促成下召开了遵义会议。这就是说，遵义会议是因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基层的迫切呼声而召开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召开的会议。
从展出的遵义会议过程看，会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周恩来从军事角度作了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尔后，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发言，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许多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由此看出，遵义会议围绕会议主题充分发扬了民主，进行了认真透彻的讨论，是真正敞开思想、集思广益、明辨是非的会议，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会议。
从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看，会议主要有四项决议：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些决议，会前都没有预案，是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集体智慧。 　　遵义会议通过自主解决问题的机制，实现了我党由“执行者”向“决策者”的转折，这是遵义会议转运的分密码之一。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在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关系到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上，一般都是由共产国际主导或指导的。虽然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和正确指示，但由于机械和教条的思维，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因而对中国革命有过不少错误指示，特别是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不顾中国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实际，一味地要我党急促地通过攻打大城市而一举取得在一省乃至数省首先胜利，使我们遭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遵义会议召开前，恰巧由于设备原因党与共产国际中断了通讯联系，因而遵义会议是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从会议议题到会议决议，都是我们党从自己的实践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的。因而标志着我们党可以独立自主地研究决定自己的重大问题了。
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等因对党和红军的担忧在会前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是“个别酝酿”的典范。会议前后召开三四次，各种意见都得到充分发表。虽有尖锐的交锋但没有人身攻击，虽有严厉的批评但都是以事论理，没有以势压人，即使作出决议后仍允许一些同志保留意见。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对思想上还未认识错误的领导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改变了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做法，成为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典范。这种真正民主的会风，反映了我们党对民主原则奉行得那么虔诚那么认真，无愧是一个按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党“所以行”的根源。 遵义的思想交锋，实现了我们党从“照搬照抄”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转变，这是遵义会议转运的分密码之二。我党在遵义会议之前的几任领导人除向忠发外信仰和品质也都是好的，也都是想领导中国革命尽早成功的，只是在工作实践中只知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知道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灵活变通，以致使中国革命遭到巨大的损失。遵义会议无论是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亦或是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和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都没有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苏共的模式，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要及时掌握和分析客观情况的变化，以便敌变我变。前四次反“围缫”，虽然也都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但由于当时“左”倾领导无力干预，毛泽东等一线领导根据每一次的客观实际，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可第五次反“围缫”时，“左”倾领导先是被大好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排斥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实行"以堡垒对堡垒"，“分兵六路”、“全线防御”、“短促突击”的错误方针，同敌人拼消耗，对敌人的进攻东堵西截，处处设防，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后确定的与湘西黔东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策略也是可行的，但在行动迟缓且被敌人识破并重兵堵截后再执着地坚持就不合适了。因而，毛泽东提议的转战敌军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的意见就很自然地被多数人接受。所以，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遵义改组领导层的组织机制，实现了按共产国际的框子选到根据实际需要和群众威望选 的转折，这是遵义会议转运的分密码之三。遵义会议之前的历届中共领导，都是苏共通过共产国际举荐或认可的，“八七”会议选瞿秋白是共产国际代表主持的，六大选向忠发是按共产国际要选工人的框子套的，尤其是1930年12月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后来让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负总责也是共产国际提议并批准的。共产国际在初期是不欣赏毛主席的，觉得他的思想和路子太“土”，认为他不是正统的苏派出身，不认可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虽然毛主席还是政治局委员，但“左”倾领导只是在自己没辄时才让毛主席出来解“扣”，一旦形势好转就把毛主席排挤出来，施行他们那套所谓“正规”的套路。可中国革命的实践却让党和红军认识到：“吃过洋面包的人，虽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理知道的多一点，但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掌握的不透。”毛主席的办法接地气很灵验，死棋到他手里就能走活，烂牌到他手里也能出彩，由毛主席指挥就能打胜仗。因而，在没有共产国际提名的情况下，根据形势的迫切需要，将毛主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都推举毛主席为总负责，但他出于大局考虑，在常委分工时让洛甫为总负责，从而平稳过渡到了崭新的领导核心。由于洛甫被毛主席称为“开明君主”，让毛主席成为名义不是而实际是的党的核心。在随后的四渡赤水战役中，尽管毛主席给一些部队安排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红军部队出于对毛主席的高度信赖和敬仰都神奇地完成了，把一盘看似无解的死棋硬是撕开了突破口，从而演出了出神入化、用兵如神的亘古活剧。毛主席也从一系列的挫折中接受了教训，改变了个性强、急躁、刚硬、严厉、倔强的性格，注意收敛脾气，变得更加沉着、更加练达、更加谦和、更加宽容、更加坚忍，更加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使“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吴玉章语）在这个核心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开始了崭新的局面，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直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
这才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掌握并切实遵从这套密码，就会好运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