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鱼类学之父一一伍献文院士

木鱼

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1948年9月）

1948年4月1日，中国“中央研究院”正式公布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名单，拉开了中国院士史的序幕。偏居浙南一隅的瑞安，从事鱼类学研究的科学家伍献文，名列生物组的25名院士之中。

　　1955年6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召开，伍献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6月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命令，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首批233位学部委员（院士）名单。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伍献文获此殊荣当之无愧，这位站在中国近代鱼类学高峰上的科学家，是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鱼类学之父。

立志投身中国鱼类学研究

伍献文院士

伍献文等瑞安中学学生的毕业批文

伍献文，字显闻，1900年3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屿头村一个小康农家。其父粗通文墨，思想开化，后弃农经商，在乡村小镇开办了一个鱼行以维持全家生计，也由此给儿子种下了“鱼”的梦想种子。伍献文从小聪明过人，1918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从瑞安中学（旧制）毕业。报考大学时，因家道中落，他选择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只因此校不仅免交学费还能免费供应膳食。

1920年冬，我国近代动物学研究的创导人秉志教授从美国回国在南京高师任职，执教动物学及动物比较形态学，这些课程激发了伍献文的极大兴趣，由此他暗下决心，将从事动物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方向。

伍献文和集美数学教员合影（1922年）

1921年伍献文以优异的成绩从高师毕业后，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一年之后，他转到厦门大学动物学系跟随S.F.赖特（Light）指导学生的动物学实验。后来在秉志教授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学业。在厦门大学工作和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动物学研究的系统学习和基础训练，奠定了终生事业的基础。

　　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鱼类资源，仅淡水鱼的鲤科鱼类，就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然而，科学研究十分落后的旧中国，根本找不到中国人编写的鱼类学研究资料，甚至给鱼类标本取个名字，也要拿到外国去。面对这样的窘境，伍献文感到心情特别沉重，但并不服气，下定决心要投身于中国人自己的鱼类学研究。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任教动物学，这时他在线虫研究等方面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于鱼类学研究的志向并没有改变。1929年，他毅然辞去中央大学教职，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L.罗勒（Roule）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

伍献文院士（右一）

在巴黎的三年，他凭着微薄的资助金，栖身于远离市区的乡间小屋，每天啃着廉价的粗面包，乘坐工人上下班的汽车上学，含辛茹苦，刻苦努力，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历尽战火磨难

　　伍献文院士夫妇

1932年，伍献文学成归国，被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学部的工作。为了调查祖国富饶的生物资源，他与同事深入滇、桂、黔等边远地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未曾有过记载的物种，撰写了《中国河蟹志略》《中国之蝎类及蝎蛛》。

1935年他又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海洋生物调查组，这是我国第一次海洋科学综合考察，遗憾的是这个综合考察因战争的爆发而夭折。

第三排左一为伍献文院士（1943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动植物研究所迁往湖南长沙和衡山，先前艰苦初创的科研条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了继续开展科研工作，伍献文和同事们抛掉许多私人生活用品，而将用于科研的显微镜和图书资料全部装箱带走。跋涉的艰难、生活的困苦、科研经费的拮据，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伍献文继续科学研究的决心。

在中原沦丧、烽火连天之时，他深知已难以实现调查祖国自然资源的计划，便将研究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实验室，精心开展一系列实验鱼类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然而，面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伍献文对国民党的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和中央研究动物研究所的同仁一起，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挫败了将研究所迁往台湾的阴谋，为新中国储备了一批高级科技人才。

中国的鱼类要由中国人研究

　　上海解放后，伍献文受周恩来、郭沫若的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1950年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被任命为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漂泊半生的伍献文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他无比激动，更加坚定了把自己后半生献给新中国鱼类学事业的决心。

1954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属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搬迁到拥有较宽水域的湖北武汉，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建起了一个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类标本室，成为以淡水生态学为主的我国水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也是国际鱼类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收藏有20多万种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鱼类标本，门类之齐全，制作之精巧，连大英博物馆林伍德教授参观后，都惊叹不已。

　　在拥有大量标本的基础上，伍献文以占有中国淡水鱼两分之一的鲤科鱼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收集的标本、资料加以精心整理和悉心研究，1964年终于完成了《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的编撰。此书出版之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目关注。当人们期待着下卷尽快出版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水生所的鱼类分类组被解散，伍献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关押，受批斗，被剥夺了科学研究的权力。

　　伍献文院士（右一）与弟子及女儿合影

1973年，伍献文走出“牛棚”，重新获得了自由，73岁高龄的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请允许我拿起笔，我要将《中国鲤科鱼类志》写完。” 他以自己“余年不多了，要和生命抢时间”，不顾年老体衰，全身心地投入《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的编纂工作。其时，严重的肺气肿使他整天哮喘不止，双眼因长期受福尔马林溶液的侵害，左眼一度失明，右眼也只剩下零点三的视力，但他仍然矢志不移，埋头研究，夜以继日地观察实物，翻阅大量中外参考文献。

　　中国鱼类学第一届代表大会合影（1979年）

1977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终于出版了。这二册70余万字图文并茂的专著，系统地描述了分布在我国的113属412种鲤科鱼类，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78岁的高龄的伍献文终于实现了自己“中国的鱼类要由中国人研究”的心愿。

锲而不舍，以遂报国爱乡之志

　　伍献文一生的学术进展反映了中国鱼类学的发展。他刻苦钻研，锲而不舍，沥尽心血，硕果累累。从1924年发表第一篇研究报告《浙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开始，60年间，出版专著5部，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85篇。他的《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珠》是国内研究该类动物的领先之作；他在美国、德国和法国等权威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所论述的动物寄生线虫的3个新属和23个新种和新亚种，绝大多数为学术界所承认，并收录在有关专著中，国内外专家深为推崇他在线虫形态学和分类学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中国鲤科鱼类志》在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得到奖励，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伍献文十分注重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70年底，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后，遇到如何保护中华鲟的难题，当时国内外均无解决这类问题的成熟经验。1981年2月，时年81岁的伍献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鱼道问题应慎重考虑》的建议，毅然主张采取人工繁殖中华鲟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由于他的学术地位和威望，以及许多专家的不懈努力，国家批准葛洲坝工程取消拟建的鱼道，从而节约投资5300万元。而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实施至今已达30多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伍献文院士（前排右二）全家福

伍献文非常热爱故乡瑞安，曾在《浙南日报》发表《忆故乡》一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他关心家乡的水产养殖业，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为项延津在两面河和沙塘底养殖四大家鱼作过技术指导。1984年，林福华、许世铮编著《瑞安水产志》，请伍献文审阅文稿，他读后为故乡有如此多的“名、珍、稀、特”水产而感到相当自傲，应允予以修订，无奈后来病情转剧，目力衰退，未能如愿。

伍献文院士塑像

1985年4月3日凌晨1时7分，为中国鱼类学研究鞠躬尽瘁的伍献文院士在武昌逝世，享年86岁。

“责己严、待人宽、著述等身，道德文章传后起；从学精、治学博、鱼龙得水，湖山风雨忆先生。”这是他的同事献给伍献文的挽联，这是伍献文一生的真实写照。

　　伍献文院士的一生，是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科学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水生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缅怀。

（2007年10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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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自木鱼散文集《云水星光》

图：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