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北京宣南士乡历史文化展

沧耳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9号的明代古刹长椿寺内。

　　馆内基本陈列“风声、雨声、读书声——北京宣南士乡历史文化展”，分为“此地为宣南”“士聚宣南”“斯文在兹”“先忧天下”“宣南新声”五个部分，围绕宣南士乡的城市空间、士人群体的生活空间、学术活动、精神追求等梯次展开，多维度解读宣南文化、宣南士乡的精神特质，展现清代宣南士人群体以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活动为依托，心系家国、引领时代、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

　　展览从天王殿——序厅开始。

前言

宣南，古都北京城区最古老的地段，几度沧兴度，至清代成为汉族官宦士人的聚居区，形成了宣南士乡，发展出了宣南文化。科举时代的"士"，其具体身份延及官僚、学术、文学、艺术等群体。宣南文化以士文化为核心，涵盖城建、民俗、商业、戏曲、会馆等诸多方面。
清代的宣南士乡，人数众多、活动空间紧凑、延续时间长久，特别是地处京师，士乡所形成的文化学术平台，既是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体现，并向全国辐射其巨大影响力，也受益于清政府推行的各项文化工程。纵览士乡史记，上春官而暂憇会馆，访古书而盘桓书肆，居旧邸而如晤前贤，遇同道而讲论达旦，掖后学而如获至宝……至于学人幕府、四库修书、诗会雅集，士人藉此以熔铸学术、开宗立派；修祠公祀、公车上书、矢志维新，反映了士人砥砺品节、担当兴亡的家国情怀。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宣南学人都能在此得到他处绝无可能的收获。
"藉藉声华满士乡"，愿展览能带您再历宣南独有的时空，与先贤暂处，重温士乡声华……

序厅的正中央陈列有宣武门石额，据说是清帝退位后由浙江名士邵章题写。 序厅  此地为宣南

　　明代北京外城分设八个坊，宣南坊即其中之一，这是"宣南"作为城区一个地理空间名称的开始。清代将外城八坊合并为东、西、南、北、中五城，人们渐渐将宣武门南和外城西部更广阔的城区称为宣南。

明北京城延续了元大都奠定的城市布局。永乐年间将南城墙向南拓展了近二里，仍开三门，从西向东依次为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拓建外城，北京城呈"凸"字形布局。外城划分为八个坊，其中正对宣武门的两片区域称作宣北坊与宣南坊。

金代铜座龙（复制品）

宣南景致

宣南地区是北京城市的肇始之域。三千多年前，西周诸侯国蓟国建都蓟城。其后的战国燕都及两汉蓟城至隋唐幽州，都是在此基础上改建、增筑而成。辽、金继之踵事增华，成就了辽南京、金中都的皇皇巨构。上述都邑的中心始终在今广安门内外区域，而后来的"宣南"大部在其范围之内。元朝兴建大都，原来的金中都城变成了大都的南城，逐渐失去往日繁华。

逾千年的兴亡更迭，为宣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遗存 ——众多的河渠丘阜、亭台寺观等等，也影响了宣南地区的街衢布局。这为明清时期宣南的发展，直至形成宣南文化，提供了优渥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陶井圈

战国（前475﹣前221)广安门内出土

春秋战国时期，蓟城成为燕国的国都。经考古发掘，在今广安门内、宣武门两侧分布有较为密集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水井，这是燕都蓟城大致在今广安门一带的物证。

宣武门

明初称“顺承门”，正统四年（1439）改称“宣武门”，是明清时京师内城九门之一，后演化为地片名，泛指宣武门东、西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附近。宣武门与东侧的崇文门相对，与居中的正阳门一起构成内城前三门，命名上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礼制。城门守军训练用的护卫校场设在宣武门外。

蓟城纪念柱

距今三千多年前，周武王克商后，分封黄帝之后于蓟。蓟国都城位于太行山东麓通往蒙古高原的重要孔道的北端，且北面有古高梁河，南面有古水，交通便利，水源丰沛，能够得以长期发展。西周蓟城是北京建城之始，其中心在今广安门内外区域。

唐姚子昂墓志

墓志记载墓主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结合同时代其他出土墓志，可确定唐蓟城的四至：东城墙在今烂缦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城墙在今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北城墙在今白云观西至头发胡同一线；南城墙在今白纸坊东西街一线。

金中都鱼藻池遗址

金天德五年（1153)，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称中都。北京开始成为王朝的正式都城。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金中都大内的太液池称"鱼藻池"，遗址位于今白纸坊桥西约200米。

天宁寺塔

辽代升幽州为南京，为辽五京之一。在增筑宫殿、楼台之外，推崇佛教的辽代统治者还建了许多寺庙，南京城内一时寺庙林立。天宁寺塔即辽南京城内的天王寺塔，位于广安门外，毗邻宣南，是宣南士人送往迎来的佳处。

法源寺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在幽州城（即蓟城）内诏建悯忠寺（今法源寺），以悼念东征阵亡将士。寺位于蓟城东城墙内偏南。

宣南寺庙

自北朝以降，历代在宣南地区皆兴建、重建大量寺庙。元代南城寺庙多达200余座，明代所建的慈仁寺（今报国寺）、长椿寺、善果寺（今宣武艺园）等都是当时的名刹。清代宣南地区寺庙达300余座。部分寺庙成为宣南士人憩息暂住、雅集逗留之所。

第一单元 士聚宣南

　　士在中国古代的四民之首，指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素养，同时肩负担当和传承社会主流价值的使命。尤其是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士人往往扮演官员、学者、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等多重身份，因而，作为古代中国政治中心等都城也往往是国家的文化中心、士人的汇聚之区。

清代的北京也不例外，人才荟萃，市井繁华。因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及北京城市格局等因素荡影响，士人比较集中的居住，生活在宣南，形成了以汉人官僚、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独特的都城文化现象与城市文化空间——宣南文化和宣南士乡。

旗民分居

順治初年，清政府在北京实施“旗民分居”政策，即旗人居内城，汉人官商民人等全部迁出内城，居南城。大量汉人官民及商户皆汇集南城，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在居住街区上表现出相对集中的分布。其中正阳门、崇文门外以商人聚集为主，宣武门外以士人、官宦聚集为主。

北京内城的八旗，以皇城为中心，按一定方位以旗为单位划片居住，由八旗管辖。外城居民主要为汉人官民商贾，分五城进行市政管理。“旗民分居”政策在清中期后有所松弛，但它客观上推动了清代北京外城特色居住区的形成。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复制品）

順治十年四月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进入北京城后，立即在内城圈地，部分居民被迫迁出。在即位诏书中，顺治帝进一步提出"兵民分城居住"，顺治三年、五年又陆续颁布更为严格的谕令，每间房仅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强制汉人于顺治六前迁往外城。

嘉庆十六年步军统领禄康《奏报究查内城族民人等私开车店及参奏疏忽查禁各旗员折》（复制品）

　　在"旗民分居"的原则下，内城旗民不得经商，商业多以集市为主，诸如酒楼、酒铺、戏院、茶馆等固定店铺基本都在外城。普通旗民有军人的特殊身份及其他政策的保证，可以不从事生产和经商活动。在市场需求及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旗民便以隐蔽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

《乾隆南巡图·启跸京师》局部

正阳门外的街市（约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东富世费】清代北京外城集中了商业、娱乐业精华，不仅此类行业的从业者聚集于此，朝廷官员、幕僚及各类进京人士也大多生活或暂居外城。崇文门是北京各城门的总税关，且靠近运河，从明代起就是商旅和货物出入的地方，为纳税方便，商贾、富室多居住于此。而正阳门外是北京最大的商业中心区，也是商人的聚居区域。明代，宣武门内外即有很多官员的宅邸、别业。清代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政策，以汉人为主的官员士子从卢沟桥经广安门入京，或出城至西山郊游、或前往西郊御园朝见皇帝，栖居宣南都颇为便利，因此清代士人、官宦多居宣南。故时人有"东富西贵"之说。

士乡渐成

在明代以来北京外城既有格局的影响及清初“旗民分居”政策推动下，清初汉族士人几乎都居住于宣南。士人间的交往有其特点，或切磋问学，或吟咏宴饮，或叙师生同年之谊，或念同宗同乡之情，而空间的聚集尤其方便了士人们的上述活动。士人越是聚居，就越能吸引更多他处和后至的士子、官僚来此居住；随着时代的更迭，宣南沉淀了越来越多的名人遗迹、士林佳话，这进一步增添了宣南对士人的感召力。二百余年间，宣南承载了有清一代士人在北京除上朝理政外的几乎所有活动，堪称“士乡”。在此基础上，人们习慣上將清代汉族士人聚居宣南而进行的主要文化活动，及表現出来的文化特征称为“宣南文化”。

宣南构园

一些有财力的士人官僚在宣南置地，建宅筑园。清初的宣南先后出现了多处名园。它们多无堂皇规模，而是依托宅园小景、主人地位与情趣及往来宾客的活动与赞誉而著名。园因人而益美，人以园而寄志，而众多士人们在其中的研学问道、诗文唱和更彰显了宣南名宅名园的特点和魅力。康熙中期以后，宣南士人的大型宅园日渐减少，乾隆时期，官府对官员房屋形制进行严格限制，大宅第多分剖为三四个宅院。

宣武门西别业幽 群公载酒共销忧

石回鹦鹉像雕栏 泉喷珠玑入画楼

--徐乾学（1631-1694)《同吴长庚光、严存庵我斯、蔡石公启僔、徐方虎倬饮李将军园亭》诗

李将军园位于上斜街，情形已不可考。徐乾学本人则住宣南的绳匠胡同，其宅邸有名重京城的待客之所——碧山堂。此外，徐乾学还有一处别业——南园，位于虎坊桥南。诗文中提及的其他诸公都居住在宣南一带。

后孙公园平面图（摘自《乾隆京城全图》)

孙公园位于正阳门外臧家桥西，为明末清初士人、藏书家孙承泽的别业。园分两部分，前为主宅，后为别墅，中间有一条小巷，共有大小院子42个，房屋280余间。园中著名的建筑有上下共14间的藏书楼"万卷楼"，以及晚红堂、兰韵堂、研山堂等。孙承泽卒后，孙公园日渐衰败，大部分租借出去，晚清时期剖分为安徽、台州等多家会馆。

《脂评汇批红楼梦》

清代二百余年，在孙公园内寓居的名儒墨客不胜枚举，如翁方纲、孙星衍等，特别是以著有脂批《红楼梦》而闻名的刘位坦。

孙公园图（摘自《进士名胜图会》) 契尾 清 同治七年（复制品）
倒换現业产单 清 同治七年（复制品）
宣南赁屋
　　拥有私宅大院的士人毕竟是少数，很多宣南士人赁屋而居。官员的升降、外放频繁，居所不定；清代官员致仕后一般限期返回原籍居住，不准逗留京师，房产难以形成祖业；还有不断升高的房价迫使一些官员、士子不断换租更廉价的居所，甚至长期寓居会馆，因此，居处累迁是宣南士人的普遍经历。故宣南士人频繁流动的同时，也使宣南房屋的主人或寓公不断变换；相应的某处房舍，前辈先贤居住陈迹、题咏指画，往往历历在目，这对后进的士人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因而也是士乡宣南文化积淀尤其厚重的缘由之一。

殘毡断帙舊柴車 畫里村夫子不知

偻指桑报几度宿 五年光景七移居

予以壬申六月至都寓绳匠胡衕十二月寓草厂胡衕僧舍癸酉二月寓潘家河沿九月寓椿树胡衕乙亥二月寓悯忠寺街六月寓横街至是凡七移寓矣

——钱大昕《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

钱大昕（1728-1804)，自乾隆十七年（1712）首次入京。借居京师达23年，普先后居住于绳匠胡同、草厂胡同、潘家河沿、椿树胡间、悯忠寺街、南横街、珠巢街、宣武门外大街、将军教场胡同等处，始终不离宣南，这也反映了京南对士人的巨大吸引力。

翁方纲宣南迁居示意

翁方纲（1733-1818），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雍正十一年(1733)出生于正阳门外罗家井，乾隆五年(1740)迁居正阳门西大马神庙(今培英胡同)，不久又迁入小马神庙胡同(今培智胡同)。乾隆六年(1741)迁到城南的般若寺胡同(今九湾胡同)。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中写道：“乾隆六年辛酉正颖仙先生选拔贡生时，吾家僦居正阳门外般若寺胡同陈氏之屋。坐南向北三椽，中间一椽方纲初读五经……”。后又先后居住过宣南沙土园夹道、大力胡同、香炉营二条、笤帚胡同，包头张胡同、教子胡同、南横街、烂缦胡同、后孙公园胡同、潘家胡同、保安寺街等处。

《粤东金石略》清 翁方纲 著

宣南会馆

会馆是宣南士人居住和活动的重要而又特别的空间。北京的会馆出现于明代，极盛于清代。会馆基本都建在外城，宣南又占了总数的十分之六七。据统计，至清末宣南有会馆400余座，多数为士人会馆，少数为商人会馆。
京师会馆以地域为区分，接纳八方士人，尤其是来京参加会试、殿试的举子。士人们或暂居会馆，或在其中举行祭祀、团拜，送往迎来、宴集唱和。会馆为他们在京师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动、切磋问学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场所，是增洽他们乡情乡谊的纽带，是宣南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宣南士乡形成和成长的主要物质基础。

　　安徽会馆位于现后孙公园胡同，为清初孙承泽的别业"孙公园"的一部分，是京师最著名的会馆之一。晚清时孙公园改建为锡金会馆、泉郡会馆、台州会馆、安徽会馆等多家会馆。

清同治七年（1868年），直隶总督、湖广总督李鸿章和其兄李瀚章各捐银1000两首倡，淮军将领、皖籍官绅154人共捐银33350两，创建安徽会馆。光绪十五年（1889)，会馆遭火灾，焚毁殆尽，不久又集资重建。安徽会馆只接待在职的州县官员、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是皖籍淮军将领、达官显宦在京联络情感的重要场所。

安徽会馆是规模较大的省级会馆，保持着大府第"三轴四部分"的格局。三轴，即中路主院、两侧偏院各有轴线，每路轴线上都是四进院落。四部分，即中路为礼仪场所；东路为乡贤祠；西路为接待居住用房；后部为面积约二亩余的花园，原有假山小池、水榭亭台，现仅存"碧玲珑馆"。

湖广会馆平面图

湖广会馆位于宣南罗马市大街东口，该处暂住过徐乾学、岳钟琪、张维寅、王杰、纪昀、刘权之、叶继雯等康乾时期的名臣，嘉庆十二年（1807）捐为会馆，其后又有增建。馆内有戏楼、乡贤祠、文昌阁、宝善堂、楚畹堂等建筑。其中的戏楼，建于道光十年（1830)，时湖南籍顺天府尹何凌汉倡议集资修葺湖广会馆，增筑了戏楼。

湖广会馆是跨省会馆，主要接待湖南、湖北籍官员及两地来京应试的举子。会馆中士人的联谊活动，除祭祀乡贤、神明及节日团拜，还有迎接会试举人、恭贺新科进士、礼送外放官员，祝贺生辰以及日常的士人宴集等。同治九年（1870）十月，两湖的官绅士人在此为曾国藩举办六十寿宴，贺寿联谊，观戏酬唱，为一时盛事。孙中山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并于1912年8月25日，在此举行国民党成立大会。

武阳会馆捐输姓氏碑

民国（1912-1949)

京师华县会馆重修房舍并附地图说记碑

民国（1912-1949)

京師華縣㑹館重脩房舍并附地基圖說記

華館始明中葉 迄今重脩者屢矣 館有清初舊碑三一 為重脩華州㑹館闗帝廟碑記 擴者姓名今热去一重脩闗帝廟大殿捲棚記鴻臚寺在寺丞李公嵩景撰二碑年月磨滅殘文多脩廟祈福 語後列捐貲始成给館事関𤔡未詳一𤔡都城華州㑹館地基房舍碑康熙四十八年檢討張公曾慶撰文 載州志大捶鄉志？副東公思忠司寇張公錦大司成王公维禎知府李公𤔡芝方伯郭公性之方伯王公庭詩編脩王公庭？？珂劉公丕忠先後脩葺光大之有清入関地震傾圮 常侍李公炳集同館鄉紳吏員捐貲重脩嗣後經理大？衆口橈橈後經檢討公居館時興禮垣党公聲震編脩楊公顒中翰劉公肅邑寜張公巂守葉惠公宏相？持衆情悦服吾鄉人文恰斯𤔡盛自是歴百五十餘年下迆咸同肆回之變秦闗累？京事秦人長班？？區館幾𤔡他人有知縣段公瑩時以拢翠居京樞追復舊同治辛未春闈訓導段公琳以館頹廢倡捐重脩閒冥載州志光緒戊子比部段公理構東房南房六間 越年東房燬恰火旋脩優之餘則以時補苴有已？辛亥變起或欲秉機售館經優貢段大經力寝其謀 民國二年掌館王曰新脩南北房四間 四年改脩闗南？上房五間五年由旅京向鄉政學界暨本邑各團體公推僉事渭邑雷延壽𤔡㑹館董事與經理段大成？？瀛脩臨街新式門面大房五間羣房八間七年幹事顧步瀛劉安國脩北首金院房七間金者屋宇脩鎏規？完備皆雷董事及京校諸君經營之力也 後来君子繼是益脩葺面光大之葺館其永存不朽乎 今計館大？内𤔡正院孫廣廟基上房正中供 孔聖 關帝神牌 旁室原有李公炳祀位今仍依舊正院東北隅𤔡偏？大門外迆北接連𤔡院者三大門對面街西𤔡院者一都凡𤔡房五十餘間灰棚十六間已未仲夏同鄉集恐無以信今面傳後也 目𤔡文記 其梗概勤諸貞珉至館中地基則本張檢討公碑㪽載面參以今說恰上華昔𤔡州今孜縣故紀以華縣云

亚董事雷延壽 副董事 段大信

郭毓潼 顧步瀛 段大成 劉力空 史善詳 胡漾源 楊鍾建

邑人 段大貞 張步高 吕學謙 李 東 王三錫 白子至 史重

范 鑫 楊鹤瑞 郭銘勳 劉安國 周湧 劉玦春 李銅書

中華民國八年已未五月

怀宁会馆墙界碑

民国（1912-1949)

《嵩云草堂条规刻石》拓片

光绪四年（1878)

华县会馆石刻

民国（1912-1949)

安溪会馆

民国（1912-1949)

　　宣南士人中，在京为官谋事的官员、幕僚、书吏等群体相对比较稳定，来京应试的举子、述职的官员及等待外放的官员，则是流动人群。尤其是应试举子，数量庞大，就顺天府贡院的规模而言，一次参加应试，来自全国范围内的举子往往过万人。而应试举子几乎都寓居宣南，同乡会馆则是其首选之地。某种意义上，一旦金榜题名，宣南会馆就是他们人生中更上层楼的一个节点。因此，走上仕途的士人往往终其一生都流连于此，力所能及地维护、壮大会馆。

清代地方官学考试试卷（复制品）

清代考试用品

顺天府贡院，位于北京内城东， 是顺天府乡试、全国举子会试的考场。考生在贡院的考房称“号舍”，按千字文顺序编号。每人一间。顺天府贡院有号舍一万余间。

明清科举考试流程表

容身处处好家居 又向桥西覓寄庐

休笑酸寒无长物 轻装尚载五车书

茶炉药臼列堂坳 欲葺东厢待架茅

却似翻飞秋社燕 一年一度自营巢

——王鸣盛

王鸣盛（1722-1797)，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史学家，自乾隆十三年（1748）入京参加会试，及中试后在京为官期间，曾先后寓居于悯忠寺、椿树头条胡同、南横街（和钱大昕家同居一处）、虎坊桥西（和纪晓岚毗邻）宣武门大街等处。

顺治三年（1646）清政府第一次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文科常科考试累计举行112科，共取中进士26849名。 第二单元  斯文在兹

　　元、明、清时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清代宣南则是这个中心的人才高地和知识集聚之区。来自全国各地、以汉族士人为主体的官僚、学人群体聚集宣南，五方杂处，地方文化、个人学识在此得到交流借鉴和融汇提升。宣南为士人们提供了持久的、更广更高的学术平台，淬炼、提高了他们原有的文化、知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而当这些士人分赴全国各地，又把宣南文化带到全国，故宣南士乡不仅是清代学术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还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并辐射惠及全国。

学术中心

清代宣南是当时的学术研究、创作与培育中心，产生了许多能代表那个时代最高成就的学术著作。宣南文化中有一个尤为突出的现象，即几乎清代所有重要的学术流派都曾在这里经过官方学术的倡导和学人的交流碰撞，形成学术思潮并最终影响全国。

著述创作

著述主要指学者以个人力量撰写学术著作。居住在宣南的学人以士乡的学术资源和氛围为依托，在宣南进行个人著述，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曾长期寓居广安门内的慈仁寺（今报国寺），及七圣庵、文昌阁、绳匠胡同等处，其《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重要著作即完成于慧仁寺。《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明代的历史地理著作，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有"政治地理学"之称。《日知录》是一部学术札记，囊括了作者主要学术、政治思想。

《顾亭林先生遗书十种》清 顾炎武 著 民国上海文瑞楼石印本

谈迁《北游录》

谈迁(1635-1704)，著名史学家，《国榷》为其所著的明朝编年体史书。为访求前朝佚书、拿故，他北上京城，寄居宣南骡马市的朱之国寓所两年多，期间搜集了大量史料，用以补充、修订《国榷》,还将在京见闻写成《北游录》一书，成为研究清初北京史的重要史料。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号退谷，顺天府大兴（今北京）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顺治十一年(1654）休致后闭门著述，"二十余年不问门外一事"，著有《山书》《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畿辅人物志》《庚子销夏记》等。《春明梦余录》是孙承泽在其宣南孙公园撰述的一部有关明代北京城坊、名胜、地理等方面专著。

《國榷》清 谈迁 《天府广记》清 孙承泽著

朱彝尊(1635-1709）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词人、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垞。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后入直南书房，成为留侍皇帝左右的亲近词臣，赐居于内城景山之东。康熙二十三年，因私自抄录地方进贡的书籍而获罪谪官，移居宣南海柏胡同的古藤书屋。《日下旧闻》即撰成于古藤书屋。

《日下旧闻》（复制品）清 朱彝尊著

学术培育

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政局已然稳定，清廷开始大力提倡学术，士人争趋京师，形成清代第一次学术高峰。至乾隆朝，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一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推动下，来自全国的大批著名学者汇聚宣南。宣南士乡的学术氛围之浓、学术水平之高一时空前。在争鸣碰撞中，他们的学术观念和学风发生巨大转变，从个体来说，许多人从地方学人上升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学者；从总体来看，这直接催生了乾嘉考据学及清代学术第二次高峰的出现。宣南不仅汇聚学人，更是提升与培育学术的中心。

颜李学派形成地

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兴起，北方的颜李学派即是其代表。学派创始人为颜元和李塨。他们讲求"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每至京师，则在宣南与王掞、王士祯、许三礼等名宦学者讲道论学。颜李二人各有弟子百余人，宣南是颜李学派的主要形成和活动基地。正是依托宣南士乡这一学术平台的汇聚与辐射效应，颜李学说方得天下学人尽知。

颜元(1635-1704)

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今河北保定）人，以行医、教学为业，主张"实学""致用"并重，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抨击宋明理学家的"静坐冥想"。著有《四存编》《习斋记余》等。

李塨(1659-1733)

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保定）人，为颜元学生，曾中举人，60岁时方授通州学政，旋即辞官返乡，曾任《畿輔通志》总裁。

《四存编》清 颜元 著
《平书订》清 李塨 撰

设幕修史碧山堂

康熙年间，京师出现了王公大臣设幕府招揽士人学者的风气。碧山堂是著名学者徐乾学在宣南绳匠胡同（现菜市口大街）居所的堂号。

碧山堂是当时学人聚集最多的幕府。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乾学被任命为《明史》总裁官，在碧山堂开馆延揽人才，参与撰修《明史》和《大清一统志》，众多的南北学者争相入幕参与其事，计有著名学者刘献廷、万斯同、胡渭、阎若璩、顾祖禹、李塨等30余人，囊括其时大多数的知名学者。宣南碧山堂幕府及学人带来了清代第一次学术活动高潮。

徐乾学(1631-1694）

字原一、幼慧，号健庵，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外甥。康熙九年（1670）探花，与第元文、秉义皆官贵文名，人称"昆山三徐"。徐乾学是学者型官员，好延揽笃学之士，藏书甚富，其府内"传是楼"，是史上著名的藏书楼。

胡渭(1633-1714)

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应徐乾学之道与修《大清一统志》，康熙皇帝南巡时御书"青年笃学"四字賜胡渭，《禹贡锥指》被誉为《禹贡》注解之冠，是研究中國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禹贡锥指》清 胡渭 著

万斯同（1638-1702）

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鄙县（今浙江宁波）人，清初著名史学家，师事黄宗羲，以布衣身份应徐乾学之邀参与编修《明史》，前后19年，不署衔，不受俸。
借篡修《明史》，万斯同将黄宗教讲会的学术方式带入京师，在宣南开讲会，题目涵盖地理、河槽、水利、选举、赋役等项，部院官僚、学人四五十人环坐聆听，盛况空前。

阎若璩（1636-1707)

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毕生研究经学、古地理学，应徐乾学延聘，寓居碧山堂，与修《大清一统志》。修书之余，还每日与朱彝尊、汪琬、徐嘉炎、徐乾学等人论学，互相启发，学问大进。其一生主要成果是潜心钻研三十年方完成的《古文尚书疏证》，该书认为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系东晋梅颐作伪，可谓石破天惊之语，梁启超称赞他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阎若璩居住在宣南的太原会馆北院，今库营胡间15号，后改为阎若璩祠，雍正帝曾为其作挽诗、祭文。

《古文尚书疏证》清 阎若璩 万松春不老
多竹夏生寒

奖掖后进士乡风

宣南士乡学术氛围、学术地位的形成，既得益于京师地利、朝廷官方的倡导和培育，也与一些学者型官员，如大兴学者黄叔琳和朱筠、朱珪兄弟等，乐于学术交游和笼络人才、提携后学有关。这对宣南士乡的学风乃至整个清代学风的形成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平黄先生

黄叔琳(1672-1756)

顺天府大兴（今北京）人，康熙三十年(1691）探花，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受业弟子，以文学、政事活跃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世称"北平黄先生"。黄叔琳住宣南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尤好读书，家有藏书楼名"万卷楼"，曾为四库馆提供了大量珍本秘笈。黄叔琳喜奖掖人才，"爱才如渴，闻人一长，必称扬之，使之成名，盖宰相心事也"。如遇桐城方苞，时方苞尚未中举，与之一见而成莫逆之交。

卢文弨(1717-1796)

乾隆十七年（1752）探花，著名校勘学家，所校勘古籍多达二百余种，汇成《抱经堂丛书》。中进士之前，他受聘于黄叔琳家塾，读其藏书，日夕论学，获益匪浅。他先后寓居宣南达二十余年。

陈祖范（1676-1754）

以经学、文学知名于当世的陈祖范（1676-1754）、顾慎（1720-1792）亦得益于黄叔琳的提携与熏陶。

《文心雕龙辑注》清 黄叔琳 著

大兴朱氏

朱筠(1729-1781)

字竹君，号笥河，顺天府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九（1754）年进士，居宣南李铁拐斜街。多次任乡试、会试考官及安徽、福建学政等，但秉性嗜学，淡泊名利，所居"椒花吟舫"藏书数万卷，以与学者名流觴咏、切磋为乐事，且爱才如命，对远近有才之人必多方帮助，以奖掖人才为急务。他在安徽学政任上关于征书、修书的上疏直接促使乾隆帝下詔修四库全书，并任修纂官，后又任方略馆总裁，总办《日下旧闻考》篡修事务。乾隆四十五年，在福建学政任上病归，由其弟朱珪接替，一时传为佳话。

章学诚（1738-1801)

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著名史学家，著有《文史通义》。乾隆三十年（1765),穷困潦倒、鬻文为生的章学诚第三次来到北京，期间结识了朱筠。朱筠一见倾心，称之为千古奇才，不久章学诚寄居到朱筠府中，得以和宣南的当世名士交流，才学渐为人知。

黄景仁（1749－1783）

字仲则，江苏武进人，为黄庭坚后裔，少有诗文才学。黄景仁受业于朱筠门下，然而屡试不第，全家先后在铁拐李斜街、法源寺附近赁房生活，全赖朱筠接济。得益于朱筠给予的交游平台，黄景仁与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顺等诗友唱和，结为都门诗社，得以跻身当世著名的诗人之列。

朱珪(1731-1806)

字石君，乾十三年（1748）进士，与其兄朱筠同住李铁拐斜街，兄弟曾同官翰林，同车马七年，故其居所号为"鄂不草庐"。曾任《四库全书》总阅官，嘉庆帝师傅，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为官五十余载，清廉方正，学问广博，尤其注重教育，锐意择求人才，士人悦服向往，与其兄朱筠名扬都城。卒后嘉庆帝亲临祭奠，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洪亮吉(1746-1809)

字君直，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著名学者，曾与同乡挚友黄景仁一同入幕、受业于安徽学政朱筠。至京师后，洪亮吉先后寓居宣南法源寺、贾家胡同、绳匠胡同、琉璃厂、铁厂等处，与黄景仁一样，得到朱筠的多方帮助与提携。他是一位饱学之士，涉及经学、史学、方志学、人口学的诸多方面，其人口论思想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要早。

《笥河文集》（复制品）清 朱筠 著

《台海使槎录》清 黄叔璥 著

《知足斋文集》（复制品）清 朱珪 著

《文史通义》清 章学诚 著

山水从心观动静
鸢鱼随境显知能

四库馆臣集宣南

《四库全书》是乾隆朝组织修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前后参与的四库馆臣有四千余人，正式列名的编纂人员有36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宣南，围绕修书而进行的访书、考辩、著述、献书等活动基本都发生在宣南。修书增进了官员学者化的倾向，许多学者的学业和声誉借此张扬。宣南也再次成为这次学术活动的中心。

《四库全书》的修纂还促进了乾嘉学派的发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王念孙、王引之等，宣南是他们主要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平台。

翁方纲(1733-1818)

《四库全书》纂修官之一，与姚鼐、朱筠等负责校办各省进呈书籍。翁方纲字正三、忠叔、号覃溪，顺天府大兴（今北京）人。此时，翁方纲住在烂面胡同（今烂缦胡同），校办地点在翰林院宝善亭，每日入院校阅，午后或至琉璃厂书肆，征访需本，或回寓切磋讨论。如此辛勤数年，其经手办理的各类图书一千余种，随校随记，仅提要稿就近千篇，成績斐然，是四库馆臣中貢獻尤多的官员。

王杰（1725-1805）

《四库全书》篡修官，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状元。王杰久居宣南，曾经住在保安寺街，西北侧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外大街。

程晋芳（1718—1784）

《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字鱼门，号蕺园，安徽歙县人，著名经学家，藏书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程晋芳先后寓居宣南法源寺、琉璃厂、李铁拐斜街一带。程晋芳好交友，如纪昀、翁方纲、洪亮吉、童字通、戴震、姚鼐、袁枚、朱筠、吴敬梓等。“遇文学人，喋然意下，敬若严师。虽出已下者，亦必推毂延誉，使其满意。”程晋芳死后，当时京师人云：“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

纪昀(1724—1805)

《四库全书》总篡官，字晓岚，直隶（今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钱大昕(1728-1804)

字晓征，号辛楣，江苏嘉定（今上海市）人。著名学者，精通经学、史学、金石学，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居宣南二十余年，先后寓居绳匠胡同、横街、南菜园、宣武门外大街、椿树胡同、菜市口等处。乾隆十九年（1754）的一天、旅居京师、恃才傲物而又穷困潦倒的戴震，携自己所著之书至宣南钱大昕府邸。二人谈论数日，惺惺相惜。钱大昕目送戴震背影，赞叹说："天下奇才也"！随即向友人推荐，不仅解决了戴震在京师的生计，也为其学术生涯、尤其是学术影响打开全新的广阔天地。

王念孙（1744-1832)

应吏部尚书王安国的邀请，戴震至其位于宣南半截胡同的府邸，教授其子王念孙。王念孙（1744-1832)，江苏高邮人，颇受戴震学术真传，是乾嘉学派的大师，代表作是《读书杂志》。王念孙之子王引之（1760-1834)，也是一位学术巨匠，子承父业，代表作《經义述闻》。 世称“高邮王氏父子”“高邮二王”。

戴震（1724—1777）

字东原，号杲溪，安徽休宁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宗师，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乾隆十九年（1754），避难入京，结识当时名流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纪昀、朱筠等，声重京师。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人，后屡仕不第，居休宁会馆。经朱筠推荐，乾隆三十八年以举人充四库馆纂修官。乾隆四十年第六次会试下第，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于四库馆内，积劳成疾，卒于任。戴震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又进而阐明义理，对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有所抨击。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第一至第四函

清 纪昀著 民国十九年上海大东书局印本

《四库全书总目概要》

传统士人除官员、学者身份外，往往也有长于诗文、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才艺。宣南士乡官员士子云集，诗文唱和、宴飨观剧、书画遣兴是其日常交往的主要方式和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士人群体同声相和，某种艺术风格一旦成为风尚，凭借京师的影响力，又推而广之，影响延及大江南北，最终立宗成派。宣南士乡发挥了推动文学、戏曲、书画等艺术发展的独特作用。此外，在帝制时代，文学艺术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帝王服务、为专制统治服务，这也影响了宣南士人文学艺术的风格和取向。总之，士乡士人的群体建树和身处政治中心的地緣优势促成了宣南士乡成为文学艺术中心。

引领文坛

清初诗风甚盛，京城诗坛名家汇聚，宣南诗社繁多、诗会频仍，诗坛魁首交叉列名其间，更促其盛况迭起，其中尤以王士祯影响为最，其"神韵"说，引领诗坛数十年。乾嘉时期，沈德潜、王昶、朱筠和翁方纲等人先后主持京师诗文坛站，以"格调""肌理"为特色的学人诗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与此同时，方苞等桐城古文名家也借助宣南名宦学人的宣传、奖掖，逐渐引领各地文风，成为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

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明末清初的三位著名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三人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将三人并称。其中吴伟业、龚鼎孳在清初的京师活动较多。

吴伟业(1609-1672)

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探花，才华横溢，诗名尤著。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出仕清朝，顺治十三年升任国子监祭酒，旋即以养亲辞官返乡。他在京时居魏染胡同。

龚鼎孳(1616-1673)

字孝升，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他仕清后官至礼部尚书，堪称膘顺治至康熙初年的文坛领袖。当时士人携诗文游京师，首先拜谒龚鼎孽，其次王士祯、汪琬等人。从其诗文看，当时京师文人交游的去处主要在慈仁寺、黑窑厂、长椿寺等地，他的宠妾横波夫人顾媚还在长椿寺边建妙光阁，为宣南新添一登高吟咏的佳处。

《吴梅村年谱》（复制品）清 吴伟业 著

《施注苏诗》宋 施元之 撰

《百尺梧桐阁集》（复制品）汪懋麟 著

燕台七子与海内八家
　　顺治康熙年间，京城诗人施闰章、宋琬、丁澎、张文光、严沆、赵宾、陈祚明等七人，赋诗唱酬，结为诗社，名"燕台七子"。其中又以施、宋二人为领袖，时人称"南施北宋"。约与"燕台七子"相前后，京城诗坛还有"海内八家"之说。八家指宋琬、施闰章、曹尔堪、沈荃、程可则、汪琬、王士祯及其兄王士禄等八人。

施闰章（1615-1603）

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其成名的主要活动在京师，住在宣南铁门胡同（后改为宣城会馆），为"燕台七子"之首，与宋琬齐名，时人称"南施北宋"，主张诗人应该具备经史的基础，阐发"盛世清明广大之音"，王士祯认为"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施闰章在宣南的住处还有保安寺街、圣安寺街（南横西街）等。

宋琬（1614-1674）

字玉叔，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他居住在宣南虎坊桥畔的梁家园，与施闰章等结成"燕台七子"诗社，崇尚盛唐诗、提倡清明广大的盛世之音，后人评价二人，"宋以雄健胜，施以温柔敦厚胜"。

清初六家

后人总结清初诗坛的特点和成就，将施闰章、宋琬、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六位诗人并举，称"清初六家"。

王士祯(1634-1711)

原名王士禛，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浪洋，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国子监察酒、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卒后谥文简。王士祯文名清天下，继钱谦益之后主营诗坛四五十年，与朱爵尊并称"南朱北王"，诗论创"神韵"说，崇尚唐诗，主张清远冲淡，含蓄蕴藏，自然天成，引领一代诗风。

《渔洋精华录笺注》清 王士祯 著
《曝书亭集词注》清 朱彝尊 著

辇下十子
　　康熙十五至十六年（1676-1677)，王士祯先后与宋荦、王又旦、曹贞吉、颜光敏、叶封、田雯、谢重辉、丁炜、曹禾、汪懋麟等十位诗人讲论诗文，并为之选订《十子诗略》刊刻。于是此十位诗人有了"辇下十子""都门十子"之称。十子诗社以颜光敏为盟主。

顾光敏(1640-1686)

字逊甫，山东曲阜人，颜回后裔，少时曾拜施闰章为师，康熙六年（1667）进士，曾充《大清一统志》篡修官，书法擅名一时，尤工于诗，其诗清新，有唐人风韵。他在京广交海内外名士，是著名学者顾炎武、剧作家孔尚任等的挚友。

汪懋麟（1640-1608)

字季甪，江苏扬州人，康熙六年(1667）讲士，管曾拜王士祯学诗，早有诗名；在徐乾学推荐下编修《明史》，他寓居宣武门外路西，生活窘迫。常与路丝参、徐乾学、朱彝尊等诗还笔和，诗文大获赞誉，汪懋麟诗、文、词、书俱佳，其诗景学语米、自成风格。

宋荦(1634-1714)

字牧仲，号质堂，西级，河南商丘人。原治十四年（1657）入家应式不算，与当时在京的外承泽，王豪简等校维诗文，往来唱和。宋章科举出身，以才干官至更部尚书，被康用带费为'消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工于诗，是清代尊奉宋诗的重要诗人。清人部长勇普选王士祯与宋单诗为《王，宋二家集），宋早管居宣商圣安寺街（南横西街），双子胡筒。

南王北朱
　　乾隆年间，王昶和朱筠是京师文坛的魁首。京师文人追随二人门下、以诗文相尚者有数百人，人们以"南王北朱"来分界。王昶在宣南的"蒲褐山房"、朱筠在宣南的"椒花吟舫"一时成为宣南士人争相过从觞咏之地。

王昶（1724-1806）

学德甫，号述庵、兰泉。为乾嘉時著名诗人，早年在家乡青浦（今国上海）名列"吴中七字"，已负诗名。居京时与朱筠互主文坛，有"南王北朱"之称。先后寓居宣南多处，其中以教子胡同，原赵吉士寄园所在的"蒲褐山房"最为有名。王昶在此居住了十七年，与诸重光（乾隆二十五年榜眼）、翁方纲比邻而居，当时人称"三家村"；与诗友赵翼、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等名宦学人及弟子张彤、黄仲则等谈艺欢洽，过从甚密，晚年回归江南后，又与大诗人袁枚相抗衡，其诗以杜甫，李商隐为则，又自有特色，钱大昕评论其诗于唐宋人外"别开生面矣。"

"椒花吟舫"是朱筠在宣南李铁拐斜街的寓所，此间藏书数万卷，翁方纲、纪昀、王昶、程晋芳、陆锡熊、钱大昕、黄仲则、洪亮吉、孙星衍等名士多在此畅咏，而每日朋友门生及四方同学之士更是接踵而来，门庭若市，与王昶的"蒲褐山房"一样，成为海内文士至京皆欲謁拜的地方，安徽士子余鹏飞作《椒花吟舫图》绘其盛况，洪亮吉在图序中力赞朱筠不仅负盖世之才，更重奖许后进，感叹"海内之士，有不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为闻人焉"。

都门诗社

"都门诗社"由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麟、黄仲则、洪亮吉等结成。继朱筠与王昶之后，主持京师诗文坛坫的当推翁方纲、法式善等人。

翁方纲创立诗歌"肌理"说，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说失之于虚，沈德潜的"格调"说，失之过于拘束，主张诗要植根于六经，要体现义理，因此"肌理"之理就是义理之理、文理之理。他于诗文上尤推崇苏东坡，诗社雅集作诗常步东坡诗韵，特别是年年的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这天，必集同人"为东坡寿"，以某一与东坡有关的金石字画为题赋诗，既是纪念也是借此倡导宗宋的趣味和诗风。翁方纲在获得东坡书《天际乌云帖》和宋人的《施注苏诗》一书后，将自己的书斋命名"宝苏斋"，本人以苏斋为号，门下问诗者称"苏斋诗弟子"。

宣南诗社

宣南诗社缘起于嘉庆九年（1804）的"消寒会"，后也称"宣南吟社""宣南诗会"。至道光十二年（1832)，诗社屡举屡辍，28年间可考集会有60余次。诗社的成员多住在宣南一带，活动地点多为士人寓所，如董国华花西寓圃、陶澍印光书屋、朱珔双槐书屋、谢阶树未信斋，胡承珙瘦藤书屋、陈用光太乙舟、钱仪吉衎石斋，以及宣南的寺庙、城外的丰台等处。诗会以科举同年间诗文会友，诗酒唱酬开始，逐渐有了以学问志行互相砥砺的群体意识，以及志同道合、声气相求的成分。诗社还编辑同人诗集，并一再作图，以志良会。

嘉庆九年（1804)，在京的壬戌（即嘉庆七年）会试周年举办"消寒会"，此榜上的李宗昉、朱士彦、朱珔、吴椿、陶澍等13人参加，此消寒会共举行九次，这是后来著名的"宣商诗社"的緣起。

嘉庆二十四年（1819)，诗社成员黄安涛倡议绘《消寒诗社图》。是年陶澍将离京出任川东兵备道，题图诗是诗社成员要久交深、难以为别的心境写照，因此诗社同人还在万柳堂重酒，为陶澍践行。

陶澍(1779-1830)

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嘉庆、道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学术，事业皆有所成。陶澍为京官时先后居住在永光寺西街、椿树胡同、上斜街、顺城门大街，教场胡同五条，始终未离开宣南。在诗社中，陶澍结识了一批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官吏，如贺长龄、钱仪吉、林则徐、魏源、包世巨等。

钱仪吉（1763-1850）

字蔼人，号衎石，浙江嘉兴人。誉先后居住于泰文门外兴隆街及宣南米市胡同。原乾隆朝大学士潘世恩故写。他工于诗文，是宣南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博通经史，其编撰的《碑传集》160卷，荟年清代人物史科文献数百种，奇征博采，文献价值极高。

董国华(1773-1850)

字荣若，号琴南，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一般认为宣南诗社之名实兼具，开始于嘉庆十九年（1814）的消寒诗会。是年秋冬，董国华等发起消寒诗会，地点在董国华宣南的花西寓圃（芝麻街），至次年春，诗社共集会八次，集必有诗，参加者还有謝阶树、陶澍、胡承珙、陈用光、钱仪吉、吴嵩梁等，此后加入者还有刘嗣绾、黄安涛、梁章钜、李彦章、林则徐、潘曾沂、张祥河等。诗会成员不再限于同年，聚会方式也有拓展，不再用于"消寒之会"，春秋佳日、长夏无事，都可一聚；聚时不独讲论诗文，更乐于议论古今、商榷经史，对于为官为学者，得以启迪神智、增广见闻。

胡承珙（1776-1832）

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曾居法源寺、米市胡同等处，是宣南诗社的重要成员。京官外放乃是常事，故诗社活动虽延续性较强，但诗社成员流动性大。有感于此，嘉庆二十四年，诗社成员黄安涛（1777-1847）倡议将数年来诗会作品汇为一轴，并先绘图记录盛会情状。画家朱鹤年绘图，胡承珙作图序。序文主要感慨于诗会的人事变迁、离合无定，也侧重证明了消寒活动的频繁于持久。为表示不忘诗社发起之由，该文中仍称“消寒诗社”。但文中的诗社活动已不限于消寒与吟诗。

张祥河（1785-1862)

字诗舲，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系康乾时期著名书画家、戏曲家家张照的从孙，工于绘画，为宣南诗社后期的成员，曾寓居琉璃厂西兴胜寺、蒋家胡同、椿树胡同，兵马司中街等处，其《关陇舆中偶忆编》中记述了宣南诗社成员雅集欢会的情况。

《碑传集》清 钱仪吉 著
《功甫小集》（复制品）清 潘曾沂 著
《消寒诗社图序》（复制品）清 胡承珙 著
《关陇舆中偶忆編》（复制品）清 张祥河 著

江亭雅集

　　在宣南诗社渐渐寥落之际，徐宝善、黄爵滋发起江亭雅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诗友集会、诗文畅咏的团体——江亭雅集。江亭饶有野趣，诗会又曾仿王羲之兰亭修禊的典故，故江亭雅集又称"江亭展禊"。

曲水流觞图（局部）明 黄宸

此图绘众多文人举行修禊仪式，在茂林丛中的曲水边作流觞之戏。修禊是源于周代的一种古老习俗，即农历上巳日（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后文人饮酒赋诗的集会，也称为修禊，其中兰亭修禊最为著名。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41人，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水边，做流觞曲水之戏，并写下了许多诗篇，编成了诗集《兰亭集》，王羲之为其作序，即千古不朽的《兰亭集序》。

徐宝善（1790-1838)

字廉峰，安徽歙县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曾寓居米市胡同、青厂、自道光八年（1828）始，徐宝善与同是翰林院编修的黄爵滋经常召集诗友在陶然事雅集，以饯春踏青、消夏赏荷、送秋赏菊为名，诗酒唱和。这个新的宣南文人团体逐渐引领京师的诗文风会。

梅曾亮《江亭消夏图记》

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初一，徐宝善、黄爵滋召集"江亭消夏"。此次雅集有高云峰绘图、梅曾亮作图记，图文并举地记录聚会情形。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进士，为桐城姚鼐弟子，工于诗文，曾寓居杨椒山祠附近，在京师二十余年，是江亭雅集的重要参与者。

黄爵滋（1793-1853)

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曾居宣南莲花寺。道光十六年四月四日，黄爵滋会同徐宝善等六人，仿王羲之兰亭修视，作《江亭展禊启》，发起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江亭展禊"活动。东道主六人，每人延请七人，共四十八人参加。与会者多仿王羲之《兰亭序》，撰文记展禊的盛况。

桐城古文

古文指秦汉时期的散文体文章，多与南北朝起盛行的骈体文相对。清初安徽桐城地区古文兴盛。康乾时期，桐城人方苞、姚鼐、刘大櫆等长期在京为官，或讲学、游幕，活跃于宣南士大夫中。他们提倡将古文写作与儒学的研习结合，以质朴、有序的古文，阐发经世有用的学问。借助宣南士乡会聚人才、宣南学术辐射全国的特点，桐城古文由区域特色的文学，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清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流派。

戴名世(1653～1713)

字田有，号药身，安徽桐城人，晚年号称南山先生，康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因《南山集》文字狱被杀，世人讳其姓名而称之为"潜虚先生"。他尊崇宋代理学，长于古文。主张作文应同时具备道、法、辞，开创以古文作对文（科都考试时的文章）的风气。戴名世曾寓居教子胡同"寄园"。在京师时还结识了方苞，二人切磋学问文章，其上述主张对桐城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大櫆(1698-1779)

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雍正四年（1726）至京师应举，在京八九年间屡次落第，曾居宣武门外大街。此间他师事方苞，得到方苞的推重，称之"国士"，颇有文名。离归后在家乡讲学，培养出大量弟子，其中姚鼐、王灼、吴定、程晋芳、钱鲁斯等最为著名。他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古文理论，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与方苞相比，也兼重古文的神韵和艺术表现。

方苞（1668-1749)

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古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康熙三十年(1691)，方省入京，很快融入京师的学者圈、与王源、戴名世、李光地，杨名时、梅文鑫、姜宸英、万斯隆、查慎行、徐元梦、张廷玉等名臣、学人切磋交流、往来频繁。京师的交游对方苞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古文造诣促进很大。

姚鼐(1731-1815)

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任京官十余年，曾充《四库全书》纂修官，与程晋芳、周永年、翁方纲、钱载、钱大昕等宣南学人交游，奠定了学术文章的影响和声望，期间曾有友人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经姚鼐在其《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的引用，成为了桐城开宗立源的导线。针对乾嘉学理的考据之风，姚鼐在方苞、刘大櫆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

《方望溪全集》清 方苞 著
《方姚文》民国 熔铸新艺
　　士人以及官僚，直至帝王贵胄，是书法、绘画这两项中国传统艺术的主要创作者和欣赏者。士乡宣南因而拥有数量庞大的来自各地、流派各异的书画艺术家群体。他们在此收藏玩赏、切磋交流、创新提升，宣南成为推助书画流派形成和流播的平台。
　　宣南士人还是清代戏曲的重要消费群体和剧本的主要创作群体。与此同时，戏园集中在宣南，伶人居住在宣南。京剧形成于北京，而拥有戏剧的创作者、演出者、消费者的宣南无疑是她的诞生地。
书法
　　清代书法可以分为帖学与碑学两派。乾嘉时期，乾嘉汉学中的金石学大盛，书法受之影响，碑学大兴。因此，以乾嘉汉学兴起为分水岭，之前帖学风行，之后碑学居上。帖学的代表书家，如沈荃、姜宸英、何焯、翁方纲等，碑学的代表书家如钱沣、阮元、孙星衍、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翁同穌等，都在宣南地区居住和有很多与书艺术相关的活动。 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江苏扬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曾寓居广安门内的扬州会馆、下斜街等处。师从戴震弟子王念孙，是乾嘉学派徽派的重要传人，扬州学派的代表。在其《南北书派论》中提出以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实即以帖学为南派，以碑学为北派。

《神策军碑》拓本

此拓本曾为孙承泽收藏，上面铃有"孙承泽"篆字朱文印。孙承泽是著名的藏书家，还精于碑版书画的鉴别，著有《闲者轩帖考》,对38种碑帖进行精细的考辨。其后收藏此帖的还有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

沈荃(1624-1684)

　　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江苏华亭人（今属上海），清顺治九年（1652）探花。他与晚明书家董其昌同乡，极得董书的笔法特点与风神，是清代帖学书家的代表之一。独钟董其昌书法的康熙帝曾向他学习书法，甚至可以说，正是沈荃专习董书而影响到康熙帝对董书的偏爱。与其同时代的"康熙四家"——姜宸英、汪士铉、何焯与陈邦彦，皆以董书为尚。

赵之谦(1829-1884)

　　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晚清著名篆刻家、书画家。他先后五次应会试不中，同治二年（1863）初次会试时居绍兴会馆，期间接触大量的金石器物，接受了包世臣的碑派理论主张，由学帖转入学碑，书风发生了转变。

行书自作诗镜心（复制品）
清 刘墉
绘画
　　清代宣南地区聚集了诸多丹青名家，流派纷呈，如"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画家朱鹤年、张问陶、姚元之、汤贻汾、戴熙等，其中供奉宫廷者，如董邦达等更是其中翘楚。
董邦达(1696-1769)

　　字孚存，号东山，浙江富阳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乾隆朝以文学词臣、画家入直内廷，官至礼部尚书。其画师法"元四家"和"清初四王"，文人情趣极浓。董邦达居米市胡同，道光年间所建的南海会馆，即由其旧第改建而成。

朱鹤年(1760-1844)

字野云，江苏泰州人，号野堂、野云山人等。他自幼工书法和绘画，成年后家贫难以养亲，一道士对他说"僻壤不足以为栖，自当入大都，名动公卿"。他遂步行北上，一路卖画入京。曾经寓居于阮元处，后定居于宣南上斜街，卒后葬于永定门外。入京后其画艺精进，为当时名流、画家王学浩、法式善、马履泰、张问陶等所推重，果然"名动公卿"。朱鹤年传世作品极少，因他经常为阮元、法式善代笔，不署己名。

湖山清晓手卷（复制品）清 董邦达

戏剧
　　清代北京内城禁止设立戏园，戏园集中在宣南，规模较大的会馆内也设有戏楼；伶人、戏班多聚居宣南；士大夫娱乐、交际中的听戏亦不可少；一些经典剧本的创作、伶人表演艺术的提高更是离不开士子学人的参与。因此宣南成为北京戏剧发展的中心。中国的戏剧舞台经百余年的淬炼，至晚清终于产生了京剧艺术，宣南之乡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承此余绪，现代电影、话剧也最早出现于宣南。

孔尚任(1648-1718)

字聘之，号东塘，别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以诸生入国子监，与李恭、王士祯、万斯同等交游论文。他在宣南的住所"岸堂"邻近古藤书屋。康熙三十八年(1699）写成《桃花扇》，名动京师，与洪昇在清代剧坛并称"南洪北孔"。

洪昇(1645-1704)

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七年（1668）入京为国子监生，先后居京十四年，曾寓居珠市口西、报国寺、烂面胡同等处。受业于王士祯，诗名播于京城，与朱彝尊、李天馥、施闰章、汪懋麟、高士奇、查慎行、阎若璩等交游唱和。其《长生殿》传奇，写成于宣南、首演于宣南，一经问世，到处传唱，轰动京城。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因于佟皇后去世"国恤"期间召伶人演出《长生殿》被弹劾，革去国子监生籍。参与此次观剧的赵执信、查慎行等也遭到处罚。洪昇不久后南归，漫游江南，其《长生殿》传奇传唱不衰。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曾将洪昇请至江宁，敬为上宾，并邀南北名流一同观看《长生殿》的演出。

李渔(1611-1680)

字谪凡，号笠翁，江苏雉皋（今江苏如皋）人，著名文学家、戏曲家。编有《怜香伴》《风筝误》《蜃中楼》《意中缘》《凰求凤》《奈何天》《比目鱼》《玉搔头》《巧团圆》《慎鸾交》等戏剧。康熙初年，李渔两次入都，选择了在戏班云集的韩家潭建私宅园林，并以其南方别业芥子园命名。芥子园后改建为广东会馆，今北京市九十五中学即其故址。李渔曾在芥子园自组戏班，也常为官宦士人演出。

张照(1691-1745)

　　字得天，号天瓶居士，江苏娄县（今属上海）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曾住宣南后铁厂胡同。他工于书画、精于音律，曾与修《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律吕正义》后编等，编纂的宫廷大戏《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各有240出，皇皇巨制，开清代"连台本戏"之先河。

催生现代话剧、电影艺术

王钟声(1881-1911）

浙江上虞人，近代民主革命家、话剧创始人。1903 年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国近代最早的话剧演剧团体——春阳社，编演进步话剧。1908 年 5月，王钟声应邀率春阳社在北京天乐园与杨小楼、梅兰芳等京剧演员同台演出，推出了时事新剧《官场现形记》《孽海花》及《宦海潮》，开创了北京话剧艺术发展的先河。

第一部默片《定军山》剧照

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在日本学习摄影的任庆泰于琉璃厂土地祠创办了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是年他用一架法国手摇摄影机和胶片，邀请京剧名宿谭鑫培拍摄《定军山》片断。这部片长17 分钟的无声默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影片。

《李笠翁十种曲》清 李渔 著
《长生殿》清 洪昇 著
《桃花扇》清 孔尚任 著
《劝善金科》清 张照 著
第三单元 先忧天下

　　关注家国命运、兼济天下苍生是士人内在价值追求与担当的体现。为官为学、论人论事无不植根于此。宣南士人生活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彼此间的交流、沟通又有空间的便利，因此，宣南士乡的士人们在共同的价值理念支配下，在事关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特别是晚清以来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直言敢谏，倡经世之学，奏时代先声，发起维新与改革，探索强国御侮、社会转型的近代化之路。这一群体植根于士乡文化的传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时代对他们的要求。

家国情怀

在士人眼中，"家国天下"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以报国为核心，以修身齐家为手段，以兼济天下为最高理想。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士人当探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这代表了宣南"士人"的精神追求，顾炎武亦成为宣南士人的精神偶像。

顾祠修禊 倡导救世之学

顾炎武（1613-1682）被尊为"清代学人第一"，早年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离乡北游，往来华北各地考察访学。他论学主张博学经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出于对顾炎武学问、志行的倾慕，宣南士人于清道光年间建顾祠，于顾炎武生日及春秋佳日举行祀事，前后持续三十年。顾祠修禊为宣南士人抒发忧国之情、进一步砥砺志行，以及扩大经世致用思潮在京师乃至全国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舆论空间和活动平台。

顾炎武在京19年，大部分时间居于广安门内的慈仁寺（今报国寺），期间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重要著作。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张穆、何绍基等选址于报国寺之西偏，筹建顾炎武祠，次年二月举行了首次公祭，此后三十年间，每年春季上巳日（俗称三月三）前后，秋季重九日及五月廿八日顾炎武生辰日，都在顾祠举行公祭。 “顾祠修禊”历次与祭人数统计表 顾祠雅集图 《天下郡国利病书》清 顾炎武 著
《日知录》清 顾炎武 著
《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复制品）1916年版 《顾亭林先生年谱》清 徐松 何绍基 张穆 许瀚等学者参与编撰

公祭椒山 砥砺报国之志

　　杨椒山（1516-1555）名继盛，号椒山，谥忠愍，河北容城（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请诛贼臣疏》弹劾权臣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两天后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受尽酷刑。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初一，杨椒山被杀，临刑前留下名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其刚正不阿的精神传颂千载。

　　杨椒山曾居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其宅邸后改建为松筠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感佩杨椒山刚正敢言、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品行，宣南人士改松筠庵为杨椒山祠，在此公祭椒山，砥砺情操，并以之为榜样，心系天下兴亡。

《鸣凤记》明 王世贞 著
《杨忠愍公全集》明 杨继盛 著
《杨椒山先生言行录》民国 沈弥生居士 著

经世思潮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社会危机日趋严重。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敏锐的宣南士人，对乾嘉以降脱离实际的学风进行反思，并将目光转向对现实的研究与批判。他们积极倡导强国富民之学，经世思潮随之兴起。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兴起

十九世纪开始，中国西北边疆一直动荡不安。英国侵略势力从印度向西北伸向新疆边境，俄国不断对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地区实行武装渗透。道光年间爆发了张格尔叛乱，同治光绪朝之际又发生了阿古柏侵占新疆事件。凭着对时势的警觉和对兴亡的担当，嘉道以来在宣南士人中兴起了考察西北边疆山川河流、整理西北史料、研讨西北及蒙古史地的风气。

汤贻汾(1778-1853)

《宣南讲学图》绘于道光十七年（1837)，图中绘徐松、吴鼎臣、陈潮、沈垚、董佑诚、王萱龄、陈善、龚自珍、陈鸿墀、多庆等十人，在宣武门外徐松宅邸讲学授道的情形。他们多是治学兴趣相近、抱负相当，且讲求经世实学的宣南学人。汤贻汾曾居宣南的堂子胡同、粉房琉璃街、虎坊桥等处。

祁韵士(1753-1815)

山西寿阳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为国史馆纂修官编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掌握了满文，熟悉了边疆地理、人文。居铁门胡同二十余年，因与权臣和坤不睦被陷入狱，发配伊犁，从此开始献身于西北史地研究。撰有《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史地学著作。

张穆(1805-1849)

本着抵御沙俄侵略、为现实服务的经世目的，致力于西北边疆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著成《蒙古游牧记》等西北史地专著。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学术性与现实性兼备，而且比较系统的蒙古地志。

徐松（1781-1848）

字星伯，顺天府大兴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著名地理学家，曾居宣武门外大街。嘉庆时在湖南学政任上因事遭弹劾，谪戍伊犁七年，在亲身考察新疆山川、风土人情的基础上撰《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等地理学著作。徐松获释回京后得到道光帝召见。道光帝以其对西域情形异常熟悉，特賜内阁中书，并为《新疆识略》赐名、作序，付武英殿刊行。徐松在士林中影响大增，宣南士人争相与之交游讲学，西北史地忽成一时之显学，徐松也成为京城西北史地研究等核心人物之一。

京师番禺会馆碑记（复制品）

清同治二年（1863）

开眼看世界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震醒了清政府的天朝梦。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冲击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动向——一部分学者开始"开眼看世界"，编纂了一批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著作，放眼观察世界，寻求御辱图强之道。

林则徐（1785-1850）

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十五年（1813)进士。在京先后居住宣南蒲阳会馆、粉房琉璃街、虎坊桥东等处，主持了福州会馆新馆的筹建，经常参加宣南诗会、雅集。与陶澍、龚自珍、魏源、黄爵滋、梁章钜等以经世自任的士人订交，互相影响。为翰林院编修时，即留意实学，搜集整理历代有关京畿水利、南北漕运等方面的资料，日后编成《畿辅水利议》一书，在湖广总督任上，与鸿胪寺卿黄爵滋分别上疏，主张严厉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亲自主持"虎门销烟"。此时他还组织人员翻译西方报纸、书籍，探求新知、了解世界。特别是其组织翻译并润色的《四洲志》，成为好友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的重要基础。林则徐被誓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四洲志》（复制品）清 林则徐 著
《海国图志》（复制品）清 魏源 著

魏源（1794-1857）

字默深，号良图，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在京师期间，参加宣南诗会，与陶澍、龚自珍、林则徐、徐松等交游，是经世思潮的代表人物。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筹河篇》《屯防志》等。《海国图志》作为近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总结了鸦片战争经验教训，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状况，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

尾厅 宣南新声 “先天下之忧而忧”，宣南士乡的士人们在共同的价值理念支配下，在事关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特别是晚清以来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直言敢谏，倡经世之学，奏时代先声，发起改革，探索强国御侮、社会转型的近代化之路。
　　士人是清代《京报》的主要读者群，因而士乡宣南逐渐成为《京报》的发行中心。近代报刊兴起后，借助原有的发行资源与士乡的人文优势，特别是因鼓动维新和推行新政的需要，宣南渐渐成为北京报刊业的中心地带。宣南在报业领域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宣南的报刊有近400家。
　　近代的宣南报人发扬了士人救世报国的传统，在新的时代又奏响了知识分子爱国、进步的时代强音。 清代的黄皮《京报》在宣南印刷，为北京的近代报业诞生于宣南准备了印刷、发行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宣南士乡的官员士子们是早期主要的读者群。作为新兴事物的报馆成了宣南士乡的精神特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载体和符号之一。直至民国时期，宣南一直是北京的报业中心，采编、印刷、发行都集中于此，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馆、报人和报纸，只是读者群的地域分布和身份、数量都已大大突破她诞生的那个时代。 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其题记记述了经文印刷的地点、书写者、雕工等信息，表明这些刻经绝大部分在辽南京雕印，而具体地点多在今天的宣南，如"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雕印于"燕台大悯忠寺"（今法源寺）。可见辽代的宣南地区已经有较高水平的印刷业。
《京报》源于邸报，主要刊登可以公开的宫门抄、上谕和奏章，用来向地方官员传达朝廷的信息，最初由官府雇人抄录，后由专门的民营作坊印刷。大约在乾隆年间，出现了民营的《京报》，民间可以订阅。这类作坊称为京报房。
　　京报房最早设在东华门外，由数十人抄写，称"白本报"，价格较贵，中下级官吏及普通民众无力订阅，于是出现了山东人经营的印刷黄皮京报的京报房。晚清时，京报房多达十余家，有聚兴、公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聚恒、洪兴、同文、信义、连升等字号，均设于宣南靠近琉璃厂的铁老鹳庙巷内。其中创办于咸丰年间的聚兴、公兴开业最早。聚兴报房还承印和递送过康有为主办的《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直到1921年还坚持营业。
　　铁老鹳庙（摘自《唐土名胜图会》)
众多的报房都在铁老鹳庙周围。

新造印刷机
《中西闻见录》
　　北京的第一份近代刊物，由在京的美国长老会丁韪良等于同治十一年（1872）创办，地点在北京的京都施医院（协和医院的前身）。该刊物为中文月刊，线装书式一册，主要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兼及各国文学及新闻政事，每刊印1000份，多免费散发，以北京地区的官僚士绅为主要发行对象。《中西闻见录》对北京近代报刊的出现产生了催生与示范的作用。

《京话日报》创办人彭翼仲（1864-1921）

　　名诒孙，江苏苏州人，长期居住在北京，“赶车拉过水”，因而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有所了解和同情。他一生创办了3张报纸，其中以《京话日报》声誉最好，影响最大。《京话日报》是在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8月16日创办于北京。

1910年1月至7月，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左一）考察中国西部期间，在乌鲁木齐与彭翼仲（左二）相见。
宣南报刊印刷厂一览表

　　1912年9月2日，孙中山应北京报界的邀请到安庆会馆赴欢迎会，并发表演说。他说："革命事业多赖报纸鼓吹，始克成功"，高度赞扬了新闻事业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给北京报界同仁以极大鼓舞。

《京报》由报人邵飘萍与潘公弼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地点在宣南的魏染胡同；日出对开4版，注重对政局、战局的报道和评述，无党无派，主张言论自由，旗帜鲜明地反帝反军阀，是当时的京城名报。作为一份进步报纸，《京报》曾几度被查封，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式停刊。

永兴庵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北京的报业中心，宣南还有规模很大的报刊发行市场，简称报市。报市的中心在宣南的南柳巷永兴庵，亦称永兴寺。清代的《京报》曾设在寺内。该寺东距铁老鹳庙几十米，随着铁老鹳庙报房的增多和报市的兴起，永兴寺便成了报市中心区，南柳巷一条街也成了北京的报市胡同。民国时期，在永兴寺报市发行的报刊有百家以上。

《每周评论》安徽泾县会馆（新馆）

　　《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办，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发行所设在宣南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的安徽泾县会馆。

京华印书局

京华印书局位于宣南虎坊桥北，其前身是由强学会改组的清官办撷华书局，为官营印刷机构，原址位于前门外西柳树井（今珠市口西大街）。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资接办，改名为京华印书局。该楼外形似轮船，俗称"船楼"。

报纸发行的末端是报馆招收的报夫将报纸销售给读者。而报夫多是儿童，故称报童。报童是报业兴起后出现的特殊行业，多来自苦寒之家，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作家刘绍棠都曾在宣南作过报童。

《京报》由报人邵飘萍与潘公弼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地点在宣南的魏染胡同；日出对开4版，注重对政局、战局的报道和评述，无党无派，主张言论自由，旗帜鲜明地反帝反军阀，是当时的京城名报。作为一份进步报纸，《京报》曾经几度被查封，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式停刊。 正宗爱国報，丁宝臣创办于1906年，地点在煤市街小马神庙东口。 晨报（复制品），北洋时期的政治团体“研究系”于1916年8月创办的日报，地点在宣南的丞相胡同（今菜市口胡同）。 社会日报，林白水创办于1921年春，地点在棉花头条胡同。

结语

"风声、雨声、读书声"是士人的音符，也是最能代表士乡旋律的乐章，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则是士人追求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与担当。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更多的是对士人提出的一种希望：要超越物质利益，引领价值理念和肩负社会责任。千百年来，士人一直以此"恒心"为行为准则。

就个案来说，当然会有士人背离这一准则，但就这个团体的整体属性来讲，他们无愧于"无恒产而有恒心"。宣南士乡的历史也实证了这一点：在每一个历史时段，士乡的士人们都能追随时代的主要命题，甚至站在时代的潮头，积极参与，发挥主力和引领作用，如清初以实学来纠正理学的空疏，桐城散文又强调义理来为汉学纠偏，晚清国家民族危机加深而有边疆史地之学兴起、开眼看世界之举出现，直至发出救亡呐喊，出现公车上书、为变法喋血的壮举。

士乡拥有不断更新的团体力量，和身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缘之利，这些因素是宣南士乡能取得巨大成就和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根本原因。今天，在北京作为新时代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下，士乡留下的精神财富当有新的启迪和新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