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白鹿原人续写白鹿原故事——读贠文贤的长篇小说《大梁村》（原创）

琴韵(姜)

一日，浏览美篇中美文和图片，突然看到一则“贠文贤长篇小说《大梁村》分享会〞的消息。贠文贤，这名字熟悉又陌生，难道是46年前和我在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宣传部共过事的那个贠文贤？一看介绍和照片视频，果然是他。他用纯正的陕西关中话讲授着自己的写作感受，语言简练，声音洪亮。记得他是从西北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几十年没有联系，也无音信，怎么就突然出版了一本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出于好奇，就想看看这本书，于是在淘宝上搜，还真有，就买了一本开始阅读。

封面背页上的作者简介中写道：“贠文贤，陕西蓝田白鹿原人……”想起了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也是白鹿原人。白鹿原位于陕西西安市的东侧略偏南，关中平原的东南部，其所在的蓝田县属西安市管辖。

我被大梁村的故事吸引，被小说凝练干净的语言表达吸引。

陕西关中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若从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算起，关中有着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文化积淀丰厚，尤其以发端于此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最为厚重，影响深远。

受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民族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中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这种特色文化的传承和长期熏陶下，形成了关中人淳朴善良、内向寡言、外冷内热、真诚待人、耿直倔强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在《大梁村》中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也影响着他们的处世方式和生活方式。

说到以陕西关中为地域背景的长篇小说，自1993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后，陆续又有云岗的《城市在远方》、袁强的《沣水长流》等作品问世。可巧的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梁村》，不仅是以关中为地域背景，而且与《白鹿原》的具体地域背景重合，真实的大梁村就位于白鹿原的东南，作者出生在那里，青少年时期也生活在那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梁村一定是作者抹不去的记忆，那里有他的家人，他的父老乡亲、老师同学、朋友发小，也有青春萌动期的甜蜜的初恋……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那片曾经劳作过，不知洒下多少汗水的热土，那里所有的人和事，都刻骨铭心，挥之不去，成为永久记忆。这些记忆正是创作《大梁村》的基础素材，是感情的源头，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作者热爱他的家乡，融合于作品情节中的环境描写虽着笔不多，却洽如其分，很好地烘托了人物心情和事件氛围。作者观察细致，极尽描写修辞，融情入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比喻和拟人是作者在环境描写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在写到秋收时，作者这样说：“玉米大豆披上了金灿灿的黄衣，告知人们：我成熟了！高梁、谷子、糜子低下沉甸甸的头，迎风摇曳，期待归仓。一朵朵白绒绒的棉花咧开嘴儿，蓬蓬松松，等待捡拾。睡在泥土里簇拥在一起的红薯，像光屁股的红娃娃，等待被刨起，收回到各家。”当然更多的环境描写是根据情节的需要，寥寥几笔便转笔进入正题。

作品中的人物众多，粗略算，有名有姓的有30多人，其中既有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也有普通农民，企业家和工人，甚至还有土匪。作品主要写了大约50多年时间跨度中的两代人：其一是以席广田、方主任、于恭让、金文涛、丁德让为代表的老一代人，他们主要生活在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人民公社时期。其二是以于刚乾、席养涵、闫银堂、金玉秀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近中年时又来到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的生活也因此被分为有着明显区别的两个时段。

先看看作者给小说中人物起的名：恭让、广田、德让、养涵、建设等，读之一方面能感受到作者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之深，同时也觉得这些姓名用在关中农村这两代人身上非常合适和真实。我曾在关中农村下乡4年，当年的关中农村人请先生或文化人给娃起的官名，用诚、信、德、义的不在少数，关中农村中的文化传承由此也可见一斑。

作品中的人物生动，鲜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老一代人中：一心为公，带头苦干，德高望重的席广田；当过农会主任，大队会计、行得端走得正的于恭让；爱看书，会唱戏，爱编顺口溜的金文涛；蛮不讲理的聂老大。年轻一代中：努力上进，爱研究分析问题，官至副厅级的于刚乾；做事稳重，信奉中庸之道的席养涵；敢想敢干，搞房地产开发经营拥有巨额财富后,其金钱观念人生理念发生巨变的闫银堂;命运多舛，善良美貌的金玉秀；行事莽撞，性情激烈的丁香梅。我想，作者并非刻意要赋予某位人物以某种性格，而是在讲大梁村故事时，在展开情节细节的过程中，逐步展现人物形象，让人物说他该说的话，做他该做的事。读者从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中，感觉这个人就在眼前，真切地感受到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未与作者就《大梁村》做深入交流，但我相信，书中的很多人物在生话中是有原型的。作者根据创作需要对人物进行了再加工，尽可能使人物形象丰满鲜活。

凡有人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小说中也常常要有冲突，长篇小说更是必须有冲突。通过冲突，既讲了故事，又刻画了人物，反之作品就难以引人。

《大梁村》中的主要冲突分别处于两个时段：其一是作者用大半篇幅叙写的文革前的大梁村的社教运动，直至改革开放前。在此时段，作者归避了阶级斗争说，以写实的手法，主要表现了公与私和为争夺基层领导权，光明磊落与狭隘阴暗的斗争；其二是改革开放后，通过作品中的重要人物方主任、于刚乾、易建设等，反映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腐败与反腐败，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大梁村》的时间背景是和平年代，人物中没有敌人却有坏人。作者笔下的人物真实可信，没有高大全式的完人，也没有坏得透顶之人，但有内心阴暗，弄虚作假，道德败坏，违法犯罪之人。通过对不同人物矛盾冲突的描写，赞扬了真善美，鞭笞了假丑恶。

即使不写冲突，长篇作品的行文也忌平淡。作者深谙此理，每当写到开会，闲聊等场合时总是用一些有趣的，引人注目的内容来丰富作品，从而避免大段叙述带来的无趣。例如大梁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忆苦思甜，金文涛没有忆苦，而是跑题讲起了他的美妙婚姻；生产队的薯苗卖了300多元，社员们高兴地在场上喝酒，引出了金文涛误喝老婆为治病准备的童子尿的事。

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有幸运的也有不幸的，但都真实合理。个人的作为和努力以及机遇决定了他（她）的人生走向和个人命运。于刚乾一步步，直至成为县委书记主政滋水；学建筑的席养涵成为建筑工程设计专家；金玉秀再婚进城，成为下岗工人；汪地主的女儿汪桂珍年轻时逃港，又作为港商再入大陆投资经营……这些都让人感觉顺理成章。

于刚乾、席养涵的恋爱婚姻及结局，有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小说中写到年轻时的于刚乾和金玉秀，席养涵和丁香梅，青梅竹马，相知相爱，但都未能修成正果。为什么？因为年轻，不现实。而他们的父母最现实，排除掉看命相的迷信因素外，上世纪60、70年代，在土里刨粮，靠天吃饭的白鹿原，贫困，物资匮乏常常如影随行，生存和活得好，必然是白鹿原普通农民的第一选择。谁家有钱、势，谁家光景好，就把女儿嫁给谁家。

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借涓生之口曾说过：“唯有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唯有经济实力，才是爱情可持续的基础。〞于刚乾、席养涵和涓生一样，也只能认命。

作者在讲述白鹿原故事的过程中善于通过人物之口或心理活动谈论人生和社会的一些问题和道理。比如席养涵与丁香梅的恋爱受到家中阻碍，心中不快，找于刚乾聊天，提出了“没到结婚年龄，为啥要搞个定婚？”；一夫一妻制，“为啥不是女方掏钱给男方？”由此引出于刚乾“人为啥要结婚〞的疑问，既而说到私有制、人生感受、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再如，小说写到于刚乾在当滋水县委书记后，召集十多位干部漫谈改革时，有一段近一页文字的讲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对改革进入深水区，该朝哪个方向走的看法，深刻而透彻。作者一定知道小说忌议论的道理，而以这种方式来阐明人生道理，可以认为是作者的优势和擅长。根据作者简介，他曾担任省总工会研究室主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发表过多部著作。这些讲道理的内容，其作用是有利于人物的塑造，增加书中人物的思想厚度，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

小说创作要写的内容一定是作者熟悉的，对什么最熟悉？当然是对自己最熟悉，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最熟悉，其次才是自己熟识的人，听到的，了解到的人和事。于刚乾这一人物无疑是作者在《大梁村》中着笔最多，重点塑造的最主要人物，他出生生长在大梁村，他好学上进，终于得到上大学的机会……于刚乾的人生经历与作者何其相似，我在于刚乾身上看到了作者本人的影子，换句话说，作者是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塑造了于刚乾这个人物。再加上作者熟悉的其他人物原型，构成了《大梁村》的人物群和在这群人身边发生的故事。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定是人物和故事在心头萦绕，情动于中，不吐不快，灵感时而闪现，下笔时瞬间千字。

于刚乾上大学和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班，也正是作者曾经有过的经历，但作者并没有做过县委副书记或书记。所以从第三十七章开始，后面的九章内容，作者的虚构，创作的成份更多，于刚乾主政滋水县，也是他的家乡所在县，可以说是作者的一个愿望、理想，或可叫梦想。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作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将理论付诸实践，化身为于刚乾，在家乡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他讲民主，积极工作，主动接受监督，向组织申报个人家庭财产，查腐败坚决不手软。要借改革开放之时机，将家乡建设成为一个风清气朗的理想乐园：那时，白鹿原上建成了西京城东乐园，北方农耕文化影视城，蜿蜒十里的大梁沟焕然一新，大梁村人欢聚一堂，于书记荣耀回乡……

但作者也意识到，世事难料，人心难测，要成大事，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所以，作者给最后一章定标题为：“任重道远”。

倒数第二章末尾：正当身为滋水县委书记的于刚乾紧锣密鼓地调查核实祥瑞公司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时，他收到了组织上的调令，升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这一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给读者留下了思考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