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碧泉书院该如何恢复重建？

楚国良（谢绝献花）

＜调查研究＞

碧泉书院该如何恢复重建？

文／楚国良

碧泉书院作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是湘潭得天独厚的的文化资源，具有唯一性、稀缺性的特征。其恢复重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近年来，文史专家何歌劲等众多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呼吁重建碧泉书院。特别是今年以来，湘潭县成立专门班子，由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市人大二级巡视员黄忠德牵头，与湘潭市地方文化研究会通力合作，多次到碧泉村及外地地书院考察，也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拟在原址恢复重建碧泉书院。

那么，碧泉书院该如何恢复重建？作为湘潭地方文化研究队伍的一员，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必须让大家弄明白，才会赢得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乃至碧泉胡氏族人的全力支持。第一个问题，胡安国父子在碧泉留下了什么？第二个问题，碧泉书院作为湖湘学派的策源地，有什么历史地位？第三个问题，恢复重建碧泉书院有哪些路径选择，能给地方财政乃至当地老百姓带来什么福址？

第一个问题，胡安国父子在碧泉留下了什么？

胡安国，字康侯，福建建宁崇安人，生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1094年入太学，师承程颢、程颐。绍圣四年（1097），他经过县试、乡试和廷试，获得策论第一。但当朝的保守派宰相以其策论没有批判元祐党（即王安石改革派）为由，将其定为第四。后来哲宗赵煦亲自阅策论，遂拔为第三名，授予太学博士衔，提举荆湖南路学事，掌管文化教育事业。

胡安国缘何来碧泉？我以为，原因有二个：

首先，他不满朝中奸臣当道，导致靖康之难，毅然离开官场，避乱隐居。靖康元年（1126）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侵，刚即位的宋钦宗赵桓召见胡安国，询问救危安邦之道。他说“皇上即位已有半年，而朝纲紊乱，风俗衰败，日甚一日，奸人当权，结党营私，民心日益丧失。只有任用贤臣，广开言路，赏罚分明，国家方有中兴之希望。”胡安国振聋发聩的箴言，使得钦宗惊得满头大汗，以至“汗浃上衣”。钦宗再三动员胡安国临危受命，任他为“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并许诺“他日欲去，即不强留。”

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得宠皇上。他们既排斥抗金派枢密使李纲，又诬陷应天知府叶梦得为蔡京党羽，应予治罪，借故大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帮派活动。胡安国上疏进行辩护，认为不应搞株连活动，那样打击面太宽，有伤国家元气。在金兵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中书侍郎何栗建议全国分为东西南北四道，设置四都总管，统领军、政、人、财、物等大权，以抗御金兵，捍卫王室。胡安国担心四都总管权力太大，容易导致拥兵自保，相互坐视不救，朝廷亦无可奈何。他速呈《何栗建议分置四道帅臣上高宗疏》，指出：“假令万一抗衡跋扈，号召不至，又何以待之？”此时，金兵进而围困开封，胡安国的大儿子胡寅也同时被困于京城，很多人为他儿子的安危担心。他却严肃地说：“今皇上尚陷于金兵的重围之中，我们这些臣子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救君王，只恨效君无路、报国无门，哪里还有心思念及自己的儿子？”靖康二年四月，金兵在大肆勒索、搜刮金银财宝之后撤离开封北去，掳走了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皇室、朝廷人员。

建炎三年（1129），抗金派枢密使张浚复职，他推荐胡安国任给事中，高宗召胡安国商量国事。新君即位，他寄希望更新国事，便欣然前往。到了朝廷，所见仍是一片骄奢淫逸气象，和谈的主张仍甚嚣尘上，胡安国再次以身有疾相辞。 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又以中书舍人兼侍讲召胡安国进宫，胡却奉上21篇时政策论。在时政策论中，他提出：必须下决心定都建康，反对偏安杭州；必须下决心恢复中原，扫平敌寇，迎接徽、钦二帝回朝，方能振奋士气；必须下决心选拔多见识、有志向、敢直言的铮臣参与朝政，方可安天下人心。接着，他在《论时政上高宗疏》中又建议高宗：“除乱贼，选县令，轻赋敛，更币法，省官吏，恤民事”，而后才能“号令行，人心顺，惟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高宗贪图苟且、安逸，并未真心重振朝钢，仍然重用与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张邦昌友善的故相朱胜非，仅叫胡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而已。不久，高宗又以安国“不体时限，不肯尽瘁，时时以疾病辞职不干”为由，下旨撤职。时主昏臣奸，任事者从不会采纳胡安国的建议。道不同不相与谋，胡安国只能走人。朝政的黑暗，官场的险恶，以及由此导致的靖康之乱，是胡安国离开京城，流寓湘潭的重要原因。

其次，胡安国到碧泉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与以孝友信义著称的弟子黎明热情邀请紧密相关。黎明，字才翁，湘潭县人，家居碧泉左侧不远的射埠。他乐善好施，以孝友信义而闻名于乡。绍兴元年（1131），胡安国所在的荆门兵连祸接，便决定南迁湘潭碧泉。黎明得知此事，亲自为他们准备好屋舍家具，且亲往恭迎胡安国一家老小来湘潭定居，使其一家来“碧泉，至则如归，遂定居焉”。全祖望在论述黎明帮助胡安国全家平安迁居碧泉一事时，就曾指出：“湖湘学派之盛，先生（黎明）最有功。”光绪刊《湘潭县志》载：“黎明，字才翁，以孝友信义著称，师事胡安国。建炎之乱，安国避地荆门。明除废室，具器币，往迎安国，衡麓湖湘之学皆起于此。”

胡安国任荆湖南路提学多年，与湖湘士人多有交往。由于他直正、耿介，难与官场相合，适合他性格的还是著书立说。因此，当潭州籍弟子黎明与杨训有邀请时，他于绍兴元年（1131），带着妻室儿女离别湖北荆门，来到湘潭碧泉定居。

　　胡安国父子在碧泉从事过哪些活动，对后世有什么影响？概括有四个方面：

第一、开坛讲学，奠定湖湘学派基础。

隐山群峰连绵，其东有小山名曰盘屈石山，高约百米许。山下有泉，其色湛蓝澄碧，既非天光倒影，又非草树回映，乃此泉自具之色。人们因其颜色而呼之为“碧泉”，或曰“碧泉潭”。泉水盘桓而出以成溪，潺潺入涓水，涓水入湘江，湘江北去入洞庭，洞庭以长江为襟带。胡安国子胡宏在《有本亭记》中，描述其地理位置和周围的风光景色云：“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此指湘江）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盖太古夷荒未辟之墟。平岸成溪，放乎远郊。却步延目，溪虽清浅，而有长江万里之势焉。”胡安国移居碧泉后草创的“碧泉书堂”，后经其子胡宏扩建而更名的“碧泉书院”，就在碧泉潭左前方二十余米处。《湘潭隐山涌田胡氏七修族谱•卷五》称：“碧泉书院座湘潭十一都碧泉旁。”

碧泉书院虽然地处偏远，因有一代鸿儒隐居其中，也“寓在深山多客人”。许多同僚和仕子纷纷造访，形成“远邦朋至，近地风从”的繁荣景象。学子中，较著名的有谭知礼、韩璜、李椿、黎明、向沈、向涪、杨训、彪虎臣、乐洪、徐时动、向浯、彪居正等。他们中有人称：“吾不得圣人之道，终生不归。”张栻即其佼佼者，他在碧泉书院读书其间，曾命其书斋为“南轩”，因而日后自号“南轩”。胡安国是宋明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的再传弟子，他与胡宏、张栻等在研究、传授二程（程颐、程颢）学说的基础上，将理学思想引入过来，开创了理学新派湖湘学派，湘潭碧泉书院遂成为湖湘学派的发祥地而闻名遐迩。光绪刊《湘潭县志•碧泉书院》载云：“泉距潭城西行七十里，宋文定公南游乐其地，乃为其子宏筑室，与张南轩讲学于此。里人衡氏置书院，像文定公祀之。院前有木犀（桂花）一株，霜皮叠绉如龙鳞，乃文定公手植。公题木犀有诗，张南轩和。”

书院虽屡毁屡建，终究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如今亦仅留有遗址，唯碧泉潭水仍在阳光下寂寞地闪动着旧时的光波。

　　胡安国在碧泉著述与授业时，写了不少诗文，记下了他迁徙、购地、建舍，以及与当地友人往来的情况。在其诗作《将移居别荆门诸公》、《移居碧泉》、《题木犀花同张敬夫作》、《春日抒怀》中均有记载。

胡安国、胡宏相继去世之后，碧泉书院遂出现“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的衰落景象。从学胡宏的张栻来到长沙后，相继主持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湖湘弟子纷纷从碧泉转至长沙岳麓，使发端于碧泉书院的湖湘学派又更大规模地盛行于岳麓书院。人们十分敬重胡氏父子开创的碧泉事业。约在南宋理宗年间，胡氏后裔及隐山人，以胡安国、胡寅、胡宏为供祀神主，在隐山建造三贤祠。几经沧桑，今尚留下可辨认的基址。清顺治五年（1648）避兵来湘潭的唐世征，在顺治末、康熙初重修了碧泉书院，并撰有《胡文定公碧泉书院记》。清湘潭县人张植《游碧泉谒胡文定书堂》中也有记载：“纪胜字零天宝碣，传经人忆武夷坛。”

现代湖湘学学者王立新在《碧泉书院及其在湖湘教育史中的地位》文中指出：“碧泉书院在湖湘教育发展史上，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岳麓千年盛，碧泉奠基功。如果没有碧泉书院昔日的创制，岳麓书院在近世中国历史中的辉煌成就难以想象。”

1995年版《湘潭县志•人物》对胡安国称赞说：“胡安国讲学碧泉，传学胡宏及弟子。胡宏传学张栻。张栻湘中门人众多，仅见于《岳麓学案》的即有33人。他们先后讲学于碧泉、岳麓、南岳、主一等书院，培养大批学者，形成胡氏学派，一称‘隐山之学’。黄宗羲称‘湖南学派’，说‘湖南一派，在当时最盛’。也称‘衡岳湖湘之学’或‘湖湘学派’。王闿运称‘潭学’，说‘胡开潭学，朱张继响’；又说：‘道学开自周敦颐，乡邦无传其学者。至安国及子寅、宏来发明之。湖湘之学，比于关洛。’湖湘学派研究传统理学，有历史局限性，但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湘潭乃至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风尚有深远影响。”

　　第二、潜心研治《春秋》，终成巨著，成为科举必考之书。

绍兴五年（1135），宋高宗以徽猷阁侍制衔授胡安国官永州知州，胡以需时研探《春秋》为由推脱。绍兴八年（1138）他“著《春秋传》成，绍兴八年二月进献朝廷。高宗嘉纳，谓胡安国深得圣人之旨，置之座右，二十四日读一遍。遂下诏授以宝文阁直学士，命未下，卒”。高宗下诏赠送丧金、丧物，赐田十顷以抚恤其子孙，谥“文定”。

胡安国寒暑不懈，废寝忘食，毕生潜心研究《春秋》。他著《春秋传》的目的在于阐明“百王之法度，万事之准绳”，以供人主“经世”取法与“通经致用”。《春秋传》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尊王攘夷，“尊王”是“君为臣纲”的政治理论，“攘夷”是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精神。胡安国撰写的《春秋传》在元、明以后，一直被朝廷钦定为科举考试必考之书。

关于胡安国的《春秋传》，一些名人学者都作过很多极高的评论。明代云南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镇江钱邦芑撰《文定公春秋楼记》赞曰：“生人之道无过五伦，明伦之学无过五经，五以在宇内，上如日月之经天，下若江河之行地，乾坤之所以不毁，则斯道之纲维也。以故古今大贤，凡注述五经者，咸德配天地，功侔帝王。其血食百世，非所有私也，道义之育于人心，自不能灭也。吾夫子修明先圣之学，表章六经，而何以独云‘志在《春秋》’？则其精意之所在，盖可知矣。夫《春秋》一书，岂直二百四十年之事已哉，明千古之人伦，立君臣内外之大防，其意甚深远，非浅学所能窥。自胡文定公作传，总会《左》、《公》、《榖》之旨，而折衷之深切、著明，其于人心世道危微剥复之关，辨之精而防之密，是以累朝皆取列于学宫，为取土典程。而凡《左》、《公》、《榖》诸家皆列为外传，则文定公有功于圣学，有裨于世道人心，岂他贤所可媲哉？……呜呼！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公在胡氏为族姓之祖，在天下生民为伦常之祖，在儒林为经书之祖。过斯地者，能无饮水思源，奋然议行修革，以干城名教乎。予谢不敏，愿以俟之君子。”

胡安国有胡宁、胡宏二子，又奉母命抚从兄胡淳子胡寅为己子。他去世后，其季子胡宏（1105一1161）守遗体、奉遗训，续传文定公之学，发扬而光大之。《宋史》卷四三五《胡宏传》、《宋元学案•五峰学案》均称胡宏“卒传其父之学”。

胡宏于建炎四年随乃父同来湘潭，绍兴三十一年卒于斯，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根据存世文献与本人著作，胡宏在碧泉、隐山的文化活动十分频繁，具体说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是扩建书院，增修有本亭。胡安国讲学时，虽以湖湘本土弟子为主，然书堂声誉渐浓，至胡宏时，不断有外省学子前来求学。为扩大办学规模，胡宏将乃父原有书堂修缮扩建，正式更名为“碧泉书院”。扩建后的书院建筑格局，以院门、明伦堂、讲堂、文昌楼为中轴，两旁有角门、考棚、肄业所等。书院扩建时，胡宏特作《碧泉书院上梁文》，阐述办学的目的与愿景，期望“远邦朋至，近地风从”，共同“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以振伊洛之业于无穷，以回洙泗之风于万古。” 胡宏又于绍兴十年（1140）在碧泉潭上建亭以纪念逝去的父亲。他从“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的“性本论”哲学观出发，名其所建之亭曰“有本亭”，并作《有本亭记》（原亭毁于战火，2011年重建）一文记其地理位置与周边自然风光。乾道元年（1165）张栻转教长沙后，碧泉书院渐趋沉寂，南宋末年，在战乱中被焚，元、明、清及民国年间，屡经毁葺。明代理学家湛甘泉、王阳明曾在此讲学。20世纪中期，多次遭到不同程度损坏，现已改为民居，遗址惟剩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立于田埂路边，叙说着历史的沧桑。

二是著书立说，写作诗文，成就其理学与文学之声名。胡宏自幼博闻强记，终身不事科举，潜心学术，少受“过庭之训”，从胡安国学伊洛之说，年满二十，于京师汴梁师从程门高徒杨时，在荆门学《中庸》于侯师圣，来湖南后，游学讲道于湘潭、衡山三十余年。其《与向伯元书》记载当时在碧泉半耕半读的生活情景曰：“穷居杜门，躬理耕植，时读经史，以求寡过。”胡宏在碧泉书院最值得称道的是撰写理学名著《知言》六卷。该书体例亦如《论语》，随笔札记，主要记录胡宏论学之语。门人张栻评价该书“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南轩集》卷一四《胡子知言序》）。朱熹称扬此书“思索精到处殊不可及”，但又删除部分他不赞同的内容，并加非难，成《胡子知言疑义》。实际上，这些被朱熹所删消的见解，正是胡宏政治、伦理与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四二《五峰学案》按语曰：“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吕祖谦）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 ”高度肯定其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开创地位与启蒙作用。 胡宏的《五峰集》中现存诗歌106首，比胡安国诗数量要多，艺术水准也要高。其中创作于湘潭的诗有《碧泉兴作即事有感因续魏武之诗》、《和韩叔夏碧泉》、《碧泉九日有感》二首、《碧泉独步》、《碧泉书院偶书花木七首》、《和僧碧泉三首》、《泉上》、《书院即事》及《绝句五首》等。这些诗在题材上以模山范水、赠答酬唱、吟咏性情为主。张栻《五峰集原序》即载：“惟先生非有意于为文者也，其一时咏歌之所发，盖所以抒其情性。”

胡宏在碧泉，最可称道的是广收门徒，续传家学，使湖湘学派声名鼎盛，堪称一代师表。在教学方法上，胡宏坚守乃父“春秋大义”的家法，对内强调心性修养，对外倡导经世致用，培养了彪居正、吴翌、胡实、胡伯逢、赵师孟、孙蒙正、向浯、胡大原、胡大本、胡大状、胡大时等名儒，尤其以“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最为知名。这些人物在《宋元学案》或有学案，或有小传，体现了南北宋之际湖湘思想哲学的盛况。南宋理学“东南三贤”中，朱熹、吕祖谦为胡宪的弟子，张栻为胡宏的门人，均与湖湘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胡氏兄弟在南宋思想学术史上地位之高可以想见。

　　第三、往来隐山胜地谈经论道，常与高僧唱和。

隐山灵迹屡著，其四池、八景，每一处地方都有神奇的传说。在曲径通幽的白云精舍，还传为汉张良升天的神密处所。千百年来，她以神奇和秀美招来四方文人学士，名僧高道，善男信女，前来观光揽胜，说佛传道，祈神礼佛。南宋绍兴元年（1131）胡安国父子来湘潭隐山、碧泉定居，闲暇时常来隐山，与慈云禅寺高僧谈经论道，相互唱和。光绪《湘潭县志》记有他与虎溪禅师（号云石）的往来：“绍兴中，有虎溪，号云石，居山后龙王岩，胡安国数与之游，颇有神交，为道俗趋仰。”

隐山胡安国墓，为文定公与其季子胡宏的合葬墓，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六月至八月间，为宋高宗委任湖南监司安置处理丧事时，由潭州官府所建。原有石人、石马，四周以石栅栏环围，并植有松柏。其墓在明宣德年间被盗，明景泰五年（1455）修复，清康熙十二年（1674），又由官府进行过维修。时湘潭县知事赵光耀致祭，并撰有《胡文定公墓记》。今石人、石马、石栅栏已毁，主墓犹存。

碧泉、隐山的风水与二胡的文脉除奠定湖湘学派之基外，还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浸染、沾溉当地后人。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碧泉、隐山一带传承、践履二胡之学，走出湖南，走向世界者不乏其人，其中桂在堂周氏即其中杰出代表。周家世代簪缨，兰桂腾芳。据光绪《湘潭县志》卷八《周系英传》记载，桂在堂周家发迹于明天启间郧阳教授周之命。乾嘉时期的周系英（1765—1824）为清朝大臣，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嘉庆间入直南书房，官至吏部侍郎。清末“中兴”名臣左宗棠入赘隐山桂在堂，在此度过了夯实基础、蓄锐待发的十三年。周家女婿中，除左宗棠外，还有《湖南文征》的编者罗汝怀、历史剧《玉田春水轩杂出》的作者张声玠。周氏家族中，群星闪耀、男女同辉，左宗堂的岳母王慈云，夫人周诒端；还有王慈云老人的孙女、侄孙女、外孙女，周诒端的姊妹及堂姊妹等十三人，个个工诗，是继名冠湖湘，排头郭家瓦屋“郭氏女诗人群”后的第二大女诗人群体。桂在堂周氏家族著名诗人周大烈（1862-1934）亦满门英才。周大烈著有《夕红楼诗集》八卷，与梁启超、陈三立交情甚笃，时相唱和，曾执教陈三立之子陈师曾。七个女儿均聪颖异常，其中六女周俟松、幼女周铭洗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周俟松曾为其丈夫，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撰有《许地山》、《许地山年表》等书；周铭洗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曾执教于国立山东大学，1949年后赴美，曾将《老子》、唐诗等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

隐山一代杰出人才还有黄氏家族中的湘军部将黄润昌、黄润珂兄弟，光绪刊《湘潭县志》均有其传。晚清“旷代逸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杨度之岳丈即黄润珂。据《杨度日记（1916一1920）》载，杨度曾经多次来此考察、探亲，其深信不疑的“帝王之术”颇受二胡之影响。曾先后任毛泽东秘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就出生在隐山东麓狮龙桥边，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的故乡乌石离隐山不过五公里，两位革命家能写就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与同乡先贤的滋养不无关联。

　　第四、开湘潭胡氏一族，多成学界精英。

胡安国为湘潭隐山胡氏开宗之祖。据鄢光润所著《湘潭姓氏源流》一书介绍，胡安国在湘潭至少繁衍有三支后裔。

一支是湘潭涌田胡氏。湘潭市观湘门直街原湘潭县供销社胡在萼家所藏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秋堂刊《闽楚胡氏涌田系长青支九修家乘•卷九之三•文定祖位下齿录》载：“一世，渊公长子安国，迁楚始祖，字康侯，号青山，别字草庵，行三十一。诏赐左朝议大夫，谥文定。宋神宗熙宁七年甲寅九月初三日子时生，寿六十五，宋高宗绍兴八年戊午四月十三日戌时卒。原葬湘潭十一都隐山寺上午向，辛酉，改葬公祠对岸流叶桥上隐水桥侧山内，木星开阳亥向。前有元辰水池，有石墓。子三，女一，从子三。”长子寅，号致堂，后裔居零陵、衡阳。二子宁，号茆堂，居益阳、宁乡，胡林翼即其胤。三子宏，字仁仲，号五峰，后裔居衡阳、湘潭，今衡阳观音房及湘潭拗柴房、涌田房、龙口房皆其后裔。宏裔七世彦良，字德五，号碧云，卒葬湘潭石坝涌田，九世衍为志仁、志聪、志贤、志员、志梁、志常、志彰、志忠八大房。该支班行派语，以胡安国文定公为第一代，自第十八代始为：“锡泽由于宋，洪基盛在湘。孝廉开甲第，正直得荣昌。作述家声远，贻谋世系长。修明逢泰运，继序有余芳。”

一支是湘潭龙口胡氏。2007年春秋堂刊《隐山龙口胡氏九修谱•卷二•文定公派下齿录》载：

一代，“安国，字康侯，号青山，又号草庵。原籍福建建宁府崇安县武夷乡上梅里。宋宣和六年（1124）由闽崇安迁楚荆门，高宗绍兴二年（1132）徙湘，筑室碧泉。”八世孙必得于明时徙居龙口。宗祠建于龙口，今毁。班行派语，自第二十二代始为：“世序荣经义，心传启厚基。衡湘英俊聚，家园庆咸宜。安定和谐贵，春秋理学鲜。人文昌德政，耕读孝忠廉。”

一支是湘潭拗柴胡氏。民国十八年（1929）湘潭《拗柴胡氏七修谱•卷一•源流考》称，始祖安国公，谥文定，为湘潭始迁祖。安国七世孙德祥居茶陵，子四：长衍英，字道量，次衍雄，字道度，三衍富，字道权，四衍贵，字道衡。道权、道衡于明永乐二年（1404）迁居湘潭拗柴岭衡山桥。十世孙胜隆，明景泰七年（1456）徙居衡山一都，成化二十年（1484）卒，归葬湘潭拗柴岭。清雍正九年（1731）建宗祠于拗柴，今毁。班行派语，以德祥“德”字为第一代：“始德道溟隆，本绍胡兴一。国正天心顺，官勤（清）民自安。文光昭祖泽，力学定扬名。贤良辉盛世，继起振家声。”

从以上三支胡氏的派语推断，涌田胡氏第二十二代“宋”字、拗柴胡氏第十六代“官（清）”字，与龙口胡氏二十二代“世”字平班。

胡安国开湘潭胡氏一族，子孙绵绵。2006年湘潭县姓氏人口统计，胡姓（含其他胡氏）共55475人，居全县第7位，且历年来胡氏多有俊秀。

第二个问题，碧泉书院作为湖湘学派的策源地，有什么历史地位？

第一、湖湘学派发源地和第一个学术基地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冬天，胡安国携家眷躲避战乱来到湘潭碧泉，创建书堂（后改为书院），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标志着湖湘学派的诞生。

从学派传承角度看，湖湘学派历经初创、发展、成熟、鼎盛的过程，最后在南宋末年作为一个学派消亡了，但其精神价值却埋藏于三湘四水间，注入到湖南人的精神血液中，触着适宜的水分养料，就生长发芽。

如果从地域空间以及理论建树的角度来看，湖湘学派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显著的阶段，即碧泉书院阶段和岳麓书院阶段，碧泉书院和岳麓书院也相继成为湖湘学派的两大学术基地。

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

碧泉书院的创建是在胡安国和胡宏父子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胡安国来碧泉隐居，以住宅为书堂，读书讲学，这就是碧泉书院的雏形。胡安国迁居碧泉之后，朝廷又重新召用他。绍兴三年（1133），胡安国彻底厌倦了官场的争斗和倾轧，下决心不再出仕，回到湘潭碧泉，买山辟地，修建真正的书堂。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去世，胡宏继承父亲遗志，将书堂扩建，并更名为“碧泉书院”。胡安国携家眷来到碧泉后，见碧泉之美，山川之胜，决定隐居于此，并开始修建居所和书堂以及改造周边环境。只不过“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即直到胡安国去世，尚未完全竣工。胡宏继承父亲未竟事业，将书堂扩建为书院，完成建筑工程。胡安国一家于建炎三年（1129）在其湘潭籍弟子黎明和杨训的引导下来到湘潭碧泉定居，以居所为书堂，这是碧泉书堂的开端，也是碧泉书院的雏形。绍兴三年（1133），胡安国决心彻底归隐时，先回到湘潭碧泉“买山结庐”，建造书堂，同年稍后，又到南岳建造书堂，此后往来于湘潭与南岳之间，授徒讲学。在两地之间，胡安国在湘潭碧泉居住时间为多，其代表作《春秋传》主要是在碧泉写作的。胡安国去世后，葬于离碧泉十余公里的湘潭隐山，今存其墓，可参拜。胡宏是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代表。胡宏一直居住在碧泉。胡安国去世后，胡宏将碧泉书堂扩建为碧泉书院，并在此完成了其代表作《知言》的写作。胡宏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去世，与其父合葬于隐山。综上所述，可以断言: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

湖湘学派的第二个学术基地是岳麓书院。碧泉书院是岳麓书院的学术之源。

岳麓书院前身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僧人办学之所，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在僧人办学基础上，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在北宋时期虽然办学不辍，是有名的教学场所，但其真正震古烁今的学术和教育影响力还是在胡宏的弟子们从碧泉书院转移到岳麓书院之后形成的。两宋之交，岳麓书院毁于战火。乾道元年（1165），刘珙（字共父）为“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全面修复了岳麓书院，此时彪居正因年长德高而任书院主管，而教学方面则是张栻主之。因为当年张栻和彪居正的老师胡宏曾致书秦桧，拒绝出仕为官，但却请求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这一教职:“今若令潭守与漕臣兴复旧区，重赐院宇，以某有继述其先人之志，特命为山长，依州县监当官，给以廪禄，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可惜秦桧不愿成人之美，胡宏的愿望未能实现。老师胡宏自求为岳麓书院山长未成，故而其弟子皆不敢为，只能将山长位置虚置。

吴翌字晦叔，亦为胡宏弟子，朱熹跟他是好友，学术上则是论辩的对手。朱熹在这里提到刘珙修复书院时，一开始“虚山长不置”，后来萧之敏又想聘吴翌为山长，吴翌则明确表示因其师胡宏当年欲为而不得，所以他也不敢当。山长一直虚而不设，吴翌所说的不敢为的理由，应是胡宏弟子们的普遍心理，以此推之，彪居正也不会当山长。况且，朱熹明确提到萧之敏想聘吴翌为山长时一直是“虚山长不置”，因此，朱熹在《刘公行状》中提到的“延礼修士彪君居正使为之长”，此“长”不应是指“山长”，而应是指行政事务方面的主管。

第二、湖湘学派理论创新之所

碧泉书院不仅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而且，如果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也是湖湘学派最重要的学术创新之所。

胡安国所著《春秋传》，是湖湘学派的开山之作，此书主要是在碧泉书院写作的。湖湘学派的学术定鼎之作，同时也是最具创新价值的著作，则是胡宏的《知言》，这部著作完全是在碧泉书院完成的。作为湖湘学派的创始者，胡安国尽管在哲学理论体系上贡献尚显不足，但其所著《春秋传》也有相当的分量和特色。

《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鲁国历代史官的记事，后经孔子整理删定，被当作儒家经典流传下来。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评价很高，尤其看重该书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胡安国看来，《春秋》既可上达五经之道体，又可下贯五经之妙用，是万世百王的法度准绳，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高得无以复加了。因为《春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胡安国对现实政治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对金人入侵，中原沦陷，华夏受制于“夷狄”深痛于心，所以他希望用《春秋》来引导君主把儒家崇奉的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使内圣的高远原则在切近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中得到落实。

胡安国专意研治《春秋》30余年，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撰成《春秋传》这部呕心之作，当时就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认可。

胡安国在其所著的《春秋传》中特别强调“华夷之辨”这个所谓“春秋大义”，原因就是他“感激时事”，深恐中华礼义文化遭到“夷狄”的毁灭。在胡安国看来，《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一部寄寓着华夏礼义内容的经典著作，是“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

孔子删述此书也不仅仅是整理文化典籍，而是保存和复兴华夏礼义文化。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私欲横流，周公以来建构起的儒家伦理将遭灭绝。孔子以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挑起保护和复兴儒家伦理文化的重任。孔子的这种心态和精神，恰恰就是胡安国这一批理学家内心的写照。金兵入侵，中原沦丧，国破家亡，“夷狄”肆虐，再加之由来已久的佛老之学猖獗，胡安国在“斯文将丧”的民族文化危机时刻而研治《春秋》，创办书院，聚徒讲学，以期唤起人们对自己优越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使“斯文”后继有人，不至丧灭于“夷狄”之手。正是胡安国的这种由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促使他带领他的子弟和学生们创立了湖湘学派。 真正构建了完备的哲学体系，从而奠定湖湘学派理论基础的是胡安国季子胡宏（五峰）。全祖望评价胡宏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全氏认为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即奠定湖湘学派的理论基础，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胡宏在碧泉书院这一空间场域中奠定的。

自南宋以来，历来学者都认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朱子学是儒学正宗，牟宗三却发惊世之论，认为朱熹是“别子为宗”，胡宏才是最正宗的儒学大师。牟氏此论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尽管学术界对谁是“正宗”的问题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对胡宏历史地位的肯定和彰显，却是毋庸置疑的了。将以胡宏为代表的“五峰、蕺山一系”看成与程朱、陆王相并列的独立理学派系，也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胡宏思想创新性极强，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哲学主要论域都提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性，天下之大本”的本体论，使他成为既不同于程朱“理本论”，又有别于陆王“心本论”的“性本论”的代表人物，亦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除此之外，胡宏提出的善恶不足以言性、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以及先察识后持养的工夫论，都是颇具创造性的哲学思想，也是南宋湖湘学者坚守而具有鲜明学派特色的理论。

第三、湘学和湖湘文化兴盛之源

“湘学”是以哲学为核心的湖湘学术，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湘学以湖湘哲学为核心和灵魂，其范围则不尽限于哲学，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学术理论，都属于湘学。“湖湘文化”则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的内容，而且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至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的土特产等物质文化的内容都包括在内”。可见，湖湘文化的概念要比湘学的概念宽泛得多。但无论湖湘文化包罗有多广，其核心却是湘学。

湘学和湖湘文化形成于宋代，而宋代之前湖南地区的文化，则应该称作“湘楚文化”，不能叫“湖湘文化”。因为，尽管湘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地域文化基础，但二者的性质却是不同的。湘楚文化属于古代楚文化系统，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理学文化，属于儒学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是南方文化的代表，儒学（以及墨学等）则是北方文化的代表。当时的南、北文化性质截然有别。先秦时期，以孔子为集大成者的儒家文化，注重人道、社会、政治，而对于天道、宇宙、鬼神等问题则不甚重视。

在古老的楚国大地，楚人对天道宇宙问题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对天道的探索和喜爱根源于楚地丰富的神话传说。古代楚人极富浪漫的神话想象力，创造出震撼人心、无与伦比的神话传说。现今所见的中国古代神话，主要来源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著作，而这几部著作皆产于楚地或为楚人所作。由此可见，楚文化可谓是中华神话文化的渊薮。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这些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是楚神话的精品，也是中华神话文化的瑰宝。

另外，楚人崇巫，楚地巫风盛行，楚地巫风飘飘，源远流长。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而祝融是高辛的火正。祝融本义为远古一种职司的称谓，乃火正之别号。火正、祝融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带有神职色彩的祭司一类的职务。《汉书·五行志上》云:“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可见，楚之先祖祝融就与祭祀等神职活动有密切关系。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这里提到熊绎为周天子献桃弧、棘矢以禳灾之事，亦可见楚之先王与祭祀活动的关系。

汉代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说明了古代湖南大地上巫风盛行的情况。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湘楚先民信鬼好祀，常使巫觋作乐舞以娱神的巫风传统，与楚神话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湖南地区在宋代之前，一直处于重天道、崇鬼神、尚巫风的楚文化影响之下，北方儒学文化在湖南影响较小。到了宋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北宋时期，湖南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人周敦颐，开创了理学，这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只不过，由于周敦颐著述和讲学较少，其学术在北宋时期的湖南地区影响不大，所以晚清湘潭人王闿运说周敦颐的学术“乡邦无传其学者”。周氏之学（濂溪学），由他的两个著名弟子程颢和程颐传播到北方的河南洛阳，并发扬光大，演变为“洛学”。后来，洛学经二程弟子们回传到南方，湖湘学派是这个回传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理学学派。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胡宏弟子张栻等人，以湘潭碧泉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在当时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湖南地区的影响当然更加深远。自此之后，湖南地区的文化由楚文化（湘楚文化）转变而为儒家文化（理学文化），湖南地区成为著名的“理学之邦”。后来王船山总结宋明理学，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理学名臣在政治、军事领域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甚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受到了湘学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湘学和湖湘文化在湖南地区的兴盛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源头就在湘潭碧泉。作为湖湘学派起源以及最早进行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活动的空间场域，碧泉书院当之无愧地成为湘学和湖湘文化的兴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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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恢复重建碧泉书院有哪些路径选择？能给地方财政乃至当地老百姓带来什么福址？

碧泉潭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又是一个人文历史概念，不仅有着珍稀地下水源碧泉潭的自然资源，更有着湖湘学派发源地碧泉书院的文化资源，在历史上呈现出山水人文交相辉映的盛景，其保护开发现状可谓让人喜忧参半。

● 一是文化资源底蕴深但挖掘保护欠缺。“衡岳湖湘之学，皆起于此”，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但如今作为湖湘学派创始人的胡氏父子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即便湘潭本地人士也知之甚少；关于碧泉潭的历史地位、学术价值挖掘少而浅表，碧泉潭作为湖湘学派的创始之地在本地都尚未形成共识（不少人认为在隐山，隐山实为胡氏安葬之地）；作为湖湘学派源头的碧泉书院旧址仅存一块刻字的石碑，文物古迹已荡然无存，呈现出湘潭不知有碧泉，知碧泉而不知胡安国、胡宏，知胡安国、胡宏而不知湖湘学派的尴尬局面。这与其历史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 二是自然资源禀赋高但开发利用低。碧泉潭紧邻碧泉书院。碧泉潭因泉貌奇、水质奇、潭中鱼类的习性奇，自唐代以来远近闻名；胡安国、胡宏父子隐居于此，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碧泉潭作为自然之物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属性。但是当前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碧泉潭巨大的品牌价值，其自然价值的精深开发远远不够，附着在碧泉潭上深厚的人文底蕴更是缺乏深入挖掘，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比较有限。

● 三是区位优势和前期工作成效逐渐凸显。近年来，湘潭市大力整合全域旅游资源，碧泉潭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区位优势逐渐凸显；湘潭县大力推进碧泉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湘潭市加大了对碧泉潭湖湘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宣传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果。

湘潭湖湘文化资源是指在湘潭地域范围内形成的，湘潭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伟大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她既是湖湘大区域文化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湘潭特色，是一种广义的湖湘文化资源。

湘潭湖湘文化资源具有突出的优势，一是资源丰富，底蕴深厚，既有横向的拓宽延展，又有纵向的继承创新，其资源是无与伦比的，具有鲜明的湘潭特色：禀赋高，形式多，独具特色。二是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特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湖湘文化同样拥有高度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南北融合、儒佛共生上。三是呈现出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交相辉映的盛景。湘潭湖湘文化资源优势十分突出，其保护与开发情况与碧泉潭存在相当的一致性：既有优势也有有待提升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优质资源挖掘、保护不够；二是资源优势并未转化为集群优势。

为此，恢复重建碧泉书院，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对湖湘文化进行新的梳理，实现时代转换。

湖湘文化必须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时代转换。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湖湘文化的服务对象、湖湘文化的传播方式。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即沉浸其中、自觉不自觉受其影响对其传承的湖湘人，湘潭人要深入学习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积极求变、主动作为，在新时代，以高度的爱国情怀、求实精神、创新精神和斗争精神，服务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湖湘文化产生于封建社会，但其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呈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因此，湖湘文化在当代更应站稳人民立场，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使其成为完全的人民的文化。在厘清了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后，传播的方式自然产生。古时文化是统治阶级的专有物，其传播主要依靠书院教育、文人研究，离普通群众太过遥远。湖湘文化的当代传播，既要继承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入学校、入课堂，也要打破学术研究的束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传播，更好地塑造人、化育人。

其次，要抓住机遇，保护与开发并举，让湖湘文化在新时代焕发青春。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湖湘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处于这样的历史机遇期。湘潭要抓住机遇，保护与开发并举，让湖湘文化在新时代焕发青春。一是“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实现湘潭湖湘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破坏，损失将无法弥补，只有对其妥善地加以保护，使之不致于毁坏、失传、湮灭，才有可能进行开发并加以利用，因此，保护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只有通过合理科学的开发，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才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开发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湘潭湖湘文化资源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加强乱象整治，抢救文物古迹，抓好湖湘文化的保护、研究与创新工作；要合理开发，避免竭泽而渔，既注重社会效益，也注重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形成区域文化精品。从（2016~2020）的湘潭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湘潭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湖湘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呈现出梯次开发，逐步推进的特征。建议以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造世界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实现文创城建设的破题为契机，从全市层面统筹规划，把散点分布的湖湘文化资源整合起来，重点打造“湖湘学派发源地”和“伟人故里”两个核心文化要素，实现湖湘文化资源与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融合，串珠成链，点面结合，形成湘潭独有的文化品牌，做强“文化湘潭”文章。

再次，乡村振兴与文化重振相互促进。

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内涵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其中“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湘潭作为伟人故里，“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一方面，以经济发展助推文化振兴。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以婚丧嫁娶为例，课题组在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移风易俗的意愿越强，文明程度也越高。例如，湘潭城区和韶山丧理时间一般为3天左右，湘潭县、湘乡一般为5—7天，而且湘潭县、湘乡城区及周边地区与边远乡村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经济越发展，丧事简办的接受度、实行度越高，丧礼负担也相对较轻。由此可见，发展是文化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要以文化重振助推乡村振兴。文化重振，意味着湖湘文化的再发展、再创造。课题组在调研走访过程中发现，文化氛围浓厚的乡村，往往人才繁盛，经济活跃，基层党组织往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此，要大力倡导深含湖湘文化精髓的新时代乡规民约、乡贤文化等，以文化重振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文化重振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质性发展，各地在继承、发展湖湘文化的过程中，既要继承共性，又要坚持特色，不能搞千篇一律。

参阅文献：

①康咏秋、谭长富著《湖湘学派与湘潭》，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谭长富、康咏秋《千年湖湘学探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湘潭县志》光绪版、1995年版；

④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秋堂刊《闽楚胡氏涌田系长青支九修家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