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华／服务（在机关系列）

文学丛刊

      作者：刘文华，男，江苏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大学法律硕士，税务师，英语翻译，盐城市诗词协会会员，写作爱好者。

　　服务型机关概念出笼时，我还在机关上班。记得那时，全社会欢欣鼓舞、对酒当歌，尤其企业老板，更是感到大旱逢甘霖。原因一方面是觉得这个概念很新鲜，有新意，有突破，另一方面是觉得被机关服务，才有主人的感觉和主人翁的地位，觉得机关不再那么冰冷和森严，而越来越让人感到亲切、亲和、有作为。最为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养老育幼，老板的投资兴业、办厂开店、赚钱获利，太需要机关服务，但有时只能望梅止渴、求之不得。

这个概念的提出不应值得欢欣鼓舞，更不应感到新鲜、有新意、有突破。为什么？因为，早在延安时期，党还没有执政，毛主席就在《为人民服务》中写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按照正常理解，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杀敌，怎么会扯到为人民服务上去？但在毛主席看来，打仗、杀敌不是目的，打仗、杀敌最终是为了解放人民，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为了杀敌而杀敌，打仗、杀敌的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

解放以后，建起了各级机关，目的是什么？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服务型机关的概念，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意，反而成为大家都感到新鲜、有新意、有突破的概念，岂不反常？为什么反常？因为，很长时间，大家已经基本感觉不到，机关在为大家服务，大家心目中的机关，不是抓人，就管人，不是收费，就是收税。当然，那段时间，报刊、广播、电视、会议，一刻也没有停止宣传、倡导为人民服务，但这种宣传、倡导似乎不是说给机关听的，而是说给社会大众听的。在这样的宣传、倡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当时，一提到为人民服务，就被认为是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的事，而不是各级机关的事。

长期以来，机关抓人、管人，收费、收税，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比如，公安机关，原来是专政机关，不是服务机关。专政机关的职责就是抓人、管人，与服务根本扯不到一起。公安机关虽然也有上户口、办护照、办身份证、开证明、调处纠纷等服务职能，但不是专为服务设置的，也是为抓人、管人更方便、快捷、精准，服务只是附带职能。服务型机关概念提出以后，虽然公安仍然还需要继续抓人、管人，但抓人、管人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通过抓个别人或少数人，管个别人和少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如果单纯为了抓人而抓人，为了管人而管人，而没有服务理念，这就会使工作目的走偏，甚至降低工作的价值。

税务机关，原来的职能就是收费、收税，谈不上服务。纳税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你不交税，我就来硬的，你交不起税，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交税，不存在服务。服务型机关概念提出后，收费、收税更加人性化，设立办税大厅，实行网上申报，提供税务咨询、税务筹划、税收减免、纳税延迟、出口退税等服务，甚至延伸到帮助培植税源、涵养税源、办税培训等方面。其他机关，也都增加服务职能，开辟服务项目、增设服务窗口，甚至把机关的各项服务集中到一起，建立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提供方便、快捷、规范服务。

服务型机关，意味着机关首先是服务，其次才是管理、执法、司法。即使是管理、执法、司法，也要以服务为目的，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为了执法而执法，为了司法而司法。比如，公安机关抓诈骗犯罪分子，如果单纯为了抓人而抓人，没有服务目的，只要把人抓回来，犯罪事实弄清楚，交给检察院起诉，工作就完成了。至于受害人被骗的钱是否被追回，是否能够拿到手，就另当别论。而这确确是受害人最关心，最上心的事，也是最需要公安机关做的事。受害人虽然也关心犯罪分子是否被抓，是否被绳之以法，但受害人更关心被诈骗的钱能够拿到手。如果公安机关以服务为天职，而不是为了抓人而抓人，那在侦破案件和抓人的过程中，就会不惜一切代价，追回犯罪款项，最大限度地挽回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才会真正感到公安机关的确在为他们服务，如果仅是把人抓起来就万事大吉，不管被骗款项是否被追回并分给受害人，受害人就会觉得，抓人不抓人对他们没有多大的意义，甚至感到抓不抓人都无所谓，有的连报案和登记都懒得打理。

再比如法院执行。原告拿到赢的判决后，最关心的是赢了要拿到钱。赢了拿不到钱，还不如不赢，因为赢要花费成本，如果不打官司，虽然也拿不到钱，但毕竟不花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执行比审判更重要。执行不到位，直接关系到对审判的信心。如果是真心为民服务，执行就应该排除一切干扰、穷尽一切手段，坚决执行到位，不执行到位，决不收兵。现在的执行设计，不是以坚决执行到位为目的，而是以所谓执行终本为目的。很多终本案件，就是走个程序，网上查个财产，什么也没有最省事，直接裁定终本。被申请人毫无压力和感觉，甚至连财产都没申报，谈话都没谈过，就终本了，申请人一分钱也没拿到，这样的执行就偏离了为民服务的理念。终本以后，法律规定可以恢复执行，但需要申请人提供财产线索，这谈何容易，法院都找不到财产线索，当事人到哪去找财产线索，这条规定如同画饼充饥，形同虚设。

有一次在上海，我和老外聊国外法院执行。他说，美国法院判决很少需要执行，如果执行，会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执行到位。他举了例子。法院为了执行孩子探视权，对方阻挠，幼儿园不配合，法院动用直升机把探视家长放进幼儿园看孩子一眼，执行了探视权，虽然是高射炮打蚊子，但花费这样的代价很值得，维护了判决的权威和尊严，昭示社会，谁不执行法院判决，法院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到位，没有人胆敢不履行判决。还有一次，我到外地法院申请执行，这个法院执行很牛，首先通知被执行人谈话和申报财产，如果胆敢不来，立即抓人。被执行一听说抓人，立即把钱还了，没费多大周折，就执行到位。现在很多被执行人，卡上一分钱没有，车子房子卖了，网查一无所有，但生意照做，宝马照开，老酒照喝，快活自在，法院执行终本后，跟没事一样。申请人要求恢复执行，法院会问，你有财产线索吗？没有不能恢复执行。

有了网络以后，网络诈骗十分猖獗，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听说每年破获的网络诈骗案件不计其数，抓人不计其数，但却很少听说被骗人拿到钱，更没听说受害人在公安机关门口排队领钱。绝大多数受害人报案以后，说是回家等消息，有消息会及时通知，但基本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这固然有钱被犯罪分子挥霍无度或钱被转到国外无法追回的原因，但是不是也有追钱力度不够，或追钱工作量太大，太费时间和人力，而没有深入去追的原因？如果秉持服务至上的理念，无论多难，无论代价多大，无论多费周折，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受害人追回被骗款项，这才是被害人最需要公安机关去做的，而不是仅仅抓了人，判了刑就了事。

有一次，我带当事人到外地报案，他钱被骗100多万，是全国大案，到那里时，公安机关门前已排起长队，都是前来报案登记的，大家群情激动，期望很高，认为犯罪分子被抓获归案，一定很快会拿到被骗的钱，但等了一年多，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案子到了法院，我去阅卷，该案卷宗几十本，堆起来一人多高，可见公安侦查取证费了不少功夫，而且是多地联动，但案件判了以后，没有听说哪个受害人拿到钱。我的当事人说，报案不报案，基本一样，反正拿不到钱，还白跑了两趟，花费了律师费和差旅费。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情况大同小异，基本也是人抓事了，受害人却一无所获，即使附民诉讼，也基本执行不到。犯罪分子认为，我已被判刑，怎么可能还你受害人的钱？即使想还，人被关着，怎么去还？加上办案机关也没把追款作为第一要务，受害人的钱没了，也是爱莫能助。

服务型机关，对社会公众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需要，真正做到，这可不是嘴上说说、喊喊口号这么简单，而需要机关在理念、机制、程序、方法等方面有革命性的、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方面进步已经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很多机关，一提服务就困难重重，难度很大。最近，医保报销目录又有扩大，焦点访谈说尽好话，说这既考虑了患者用药需求，又考虑了医保基金承受能力。每次扩大点什么服务，就拿承受能力说事。国外都免费医疗了，从来也没拿承受能力说事。机关开支招待费，从来也没因承受能力有限而取消招待。我认为，医保就不应存在所谓用药目录，只要不是假药、禁药、淘汰药，都应报销，哪有什么目录。服务无止境，只要老百姓需要，服务就不要说困难、说理由、说客观。服务型机关建设，看来任重道远，最需要的还是多些真心实意，少些虚晃一枪；多些具体行动，少些口惠而实不至；多些实实在在，少些画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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