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你是谁——再说谷正文

它山夜話

国民党大特务谷正文早年加入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时，他的身份和动机一直说不清道不明，有人说他是打入组织的军统特务，也有人说他是共产党的叛徒。

本文作者严平是1949年后大陆唯一采访过谷正文的人，在采访中，谷正文对一些传言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而对于当年一起宣传抗日的剧团同仁，谷正文的态度耐人寻味。大历史已盖棺定论，某些幽微之处当事人也难以言说，留下了引人遐想的谜团。

谷正文在台湾

二〇二三年冬，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的安莹老师率学生组成剧社，把《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改编成文献剧搬上舞台。作为该书的作者我受邀与同学们举办讲座，并在“一二·九”纪念日那天观看了该剧第一部的演出。话剧以新颖的艺术形式将历史展现在观众面前，也激起我十九年前采访写作的回忆。岁月荏苒，曾经生龙活虎的一代人已经走远，却留给我们诸多话题。

台湾大特务谷正文（原名郭同震）是其中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开始，谷就成为大陆造反派追逐的目标——想要以此为线索挖出一个特务集团。可惜终因材料不足而不了了之。二十一世纪初，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解密，让谷正文再次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他在海峡对岸频频爆料，接连出版的书不仅暴露了国民党历史上种种大案的内幕，更是把自己推入公众视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媒体从各个角度注视着这个被称为魔鬼的人。描述种种，真真假假，莫衷一是。而我恰巧是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唯一采访过他的人，所写只言片语也多次被引用，给历史平添了一份粗糙的注脚。

去冬，在与文献剧组同学的对话中，谈到谷正文总感觉有两个问题让人困惑：一、谷正文在一九三七年加入北平学生剧团前是不是军统特务（如是，他的加入和之后的行动就带有特殊目的）；二、被称为叛徒的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又何来叛徒之说）。尽管这两个问题的结论改变不了他后来的恶名，但对于了解谷这个人物还是至关重要的。重读之前自己发表的文章和采访笔记，感觉有必要把相关内容梳理出来，对其身份再做探究。

我对谷正文的关注从二〇〇四年对剧团老人们的采访开始。当时，老人们并没有回避他的存在，尽管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观点和叙述大相径庭，但都认同谷正文当年是剧团的主要演员，和大家一起度过将近一年的演剧生活，有快乐也有许多弄不清的谜团。在剧团内，国共两派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谷的行为也时常让人感到困惑……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在采访过老人们之后，我的目光自然地定格在谷的身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谷正文随同郝龙（剧团主要发起人，建团初期任团长，后在战场上牺牲）出现在中国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十几名来自北平名校的学生，正热烈地讨论着成立剧团，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的事情，谷也因而成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建团时最早的成员之一。对于他当时的身份，张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回忆，北平地下党负责人黄敬在查阅过剧团人员名单后对她说：“你们队伍中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针对这一说法，我问过被黄敬秘密派到剧团的荣高棠（荣千祥），奇怪的是，作为团长和党组织领导人，他对此竟然毫无印象。党核心小组的另一位成员程光烈和张楠的妹妹张昕证实，当年曾从张楠那里听到过这个说法，但排除了“有血债”一说，认为张楠是把后来的印象提前了。他们回忆黄当时说的应该是：郭同震被捕过，可能有叛变行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显然，这两个说法是有差距的。

无论哪一种，黄敬都没说谷正文是否加入军统。那么，他当时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既然人还活着，我想要听到他自己的解释。那时，两岸还没有开通旅游。碰巧有电影界的朋友因公出访，我便拜托朋友帮忙查找谷的联系方式。她在台北接触的电影界人士是顶级的，很快就联系到了谷本人。听说我是为了抗战时期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事情找他，又提到他喜欢的大陆明星张瑞芳，他的兴致一下子就来了，很爽快地给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

得到联系方式后，我和谷正文有过两次通话。第一次是二〇〇五年元旦刚过的一天，办公室里要忙的事情不多，我抱着试探的心情拨通了台北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后来知道那是谷的养女兼秘书谷美信。我自报家门，电话很快就转到谷的手上。他高音亮嗓，中气十足，语调中稍带点山西口音，说话间话筒里还不时传来狗的叫声。我又一次介绍了自己，他似乎谈兴很高，但不知为什么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准备不足，且办公室也不是适于谈此类问题的地方。于是只是问候了对方，弄清楚了他的作息习惯，约好再联系，就挂断了电话。

一月十八日，我在家中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这次，我做好了准备。打开了录音机。寒暄之后，直奔主题。

问：你在参加剧团之前是否已经参加了军统？

谷：没有。

问：可是你在自己的书《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和《牛鬼蛇人》中说过，一九三五或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参加军统了。

谷：那些书不是我写的，是我口述，别人整理的，整理有误。参加剧团前我只是加入了（国民党）外围组织，也弄不清是什么中统军统，就是拿人家一点钱，做一点事，没有正式加入军统。

我加入军统是在离开剧团后（1945年）。我加入军统却没有加入国民党，真正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后。我在台一直是在军统，我给国民党工作好多年，他们才发现我没入党。

问：你在北平做军统北平站长时也没有加入国民党吗？

谷：没有，到台北他们才发现（我没入党），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无所谓吧，国民党党内党外都一样。他们赶紧让我入党。

问：你既然不是国民党，怎么没有想到和剧团的人一起去延安？

谷：我认为共产党是不能容我这样的人的，他们觉得我在言论上不赞同共产党。我虽然没有入党，但他们说我早就是国民党了。

大家抗战不分彼此，我也没分彼此，以后是共产党分彼此，他们一直说我是国民党。

这就是谷正文关于自己身份的回答。或许，晚年的他没有必要再在这件事上撒谎。人是复杂的，自幼就野心勃勃想要干一番大事的谷，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游走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移动剧团成立于国共合作时期，谷处于可以做出多种选择的灰色地带，他正四处捕捉对自己有利的诱饵，以决定最终站在哪里。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呢？

谷自述他早期信奉过共产主义学说，为游击队工作过，但当他和共产党女友（妻子）一起被捕入狱，他从监狱出来寻找党的关系请求营救时，得到的是无奈的回应。不久，他的女友病死在狱中。在讲述这个过程时他没有说自己加入了党组织。

七七事变时，谷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他当时是位于沙滩附近非学生组织的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这个头衔说起来似乎有些含糊不清，为此剧团的年轻人调侃送给他“杂牌”的绰号。张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回忆说：“‘杂牌’在九一八前后参加了共产党。”关于这个说法，并没有看到可以证实的材料，谷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于何时何地加入了共产党。

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又何来叛徒一说？剧团的老人认为黄敬关于谷叛徒一说，更多是针对他妻子入狱，两人一起被捕，一个死在监狱中，另一个却活着出来了，活着的就有叛变的可能。

事实上，谷正文的共产党经历是在他离开剧团，正式加入军统后被他自己宣扬起来的（虽然具体情况也闪烁其词）。从初入军统奉命做大学生工作，到北平情报站崭露头角，再到后来在台湾清共捕获共产党地下组织四大领导人、破获隐匿于国民党上层的“谍匪”大案……他都以自己曾是共产党和对共产党的理论颇有研究而自居。不仅自鸣得意，还用心钻研，创造了所谓的“攻心术”对付被捕的共产党人，并以自己“挨整”的经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在和我的第二次通话中，他也是这样说：“他们都不了解共产党，只有我比较清楚，所以要破获共产党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台湾大部分共产党是我破获的，但是我没有杀过人，就是利用心理战让他们自首，台共六千多人，有两千多自首，其实有些人还是小孩子嘛……”

他所谓的“只有我比较清楚”指的是什么呢？是早期曾经读过几本关于共产主义的书，还是自己的身份，自己和共产党人的接触？实际上这些方面他都谈不上深入，只是在边缘上蹭蹭。有趣的是，他的自我宣扬取得了意外的效果。上司戴笠不但没有因为他那些说不清的历史心生猜疑，相反在他表现出不同一般人的能力和业绩后立即给予赏识和迅速提拔，任命其为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组长——这让他感到与在共产党那里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因而更加感激涕零和坚定不移地追随。在此后的特务生涯中，他变本加厉地把自己的经历当成资本。一边说着自己曾是共产党，一边干着抓共产党的事。不仅被戴笠称为是“读书甚多，才堪大用”的人，还受到毛人凤的信任并获得多种头衔。他生性精明，胆大妄为，还有着高超的表演能力，靠着这些终于在台湾“清共”中大显身手，在特务组织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我对剧团人的采访中，荣高棠对谷的说法或许更切中要害，在谈到谷的共产党身份和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时，他半带讥讽地说：“这小子，那些事，不是吹牛吧？”一个人的谎话不断重复，就连自己也信了。他先是吹牛，后是表演加实干，一路闯出来，硬是把自己弄成了深谙共产党内情和破获共产党案件的高手，这与人们对他的想象不同，和电视剧中惯有的情节也不同，是否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呢？

回头看，移动剧团那段时间或许正是谷正文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战争的风雨飘摇，面对身旁一群朝夕相处的年轻队友，甚至还有他喜欢的女孩子——采访中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张瑞芳，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最终决定一切的，还是他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想要出人头地的私欲。

二〇〇五年，我与谷通话时他已经中过风，行动不便，但听力没有问题，谈锋很健。第二次通话我们谈了二十多分钟，关于为什么加入移动剧团也是我和他谈话的一项主要内容。

问：你为什么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当时是怎么想的？

谷：就是为了抗日嘛。

问：你还记得剧团里的人吗？

谷：记得很清楚：荣千祥、杨易辰、陈荒煤、张瑞芳、张楠、张昕、庄碧华……当时就是为了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我们演了两百多场呢！

关于这一点，荣高棠也有客观评价：“他是我们的主力演员，演戏很不错”“他是真心地投入抗日演剧运动中的，没有破坏活动，也没有耽误演出”“他同样是我们那段很宝贵的记忆中的一个部分”。

那次通话，我也问到谷与剧团中国民党方代表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他自己后来的去向等。他回答说：“剧团从汉口去延安，张瑞芳（和她的男朋友）去了重庆，我只好和国民党（何思源、钟志青）招了一批人回山东。后来我去了林彪的１１５师，他们不相信我，整我，整风后把我留在地方上工作。日本人抓了我，没弄出什么事情。日本人走后，国民党联系了我，给我一个月五十、八十元，对我不错。抗战嘛，我就和他们一起干了……”

那是一个最好的对话时机，许多问题可以探究，可惜电话中难以持续，特别是当我追问他加入军统后是否去抄过郝龙的家并迫害其弟时，他立刻否认并突然变得不高兴起来。我知道，想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必须面谈。遗憾的是，当时找不到赴台的机会。直到两年后（两岸依然没有通航）我才颇费周折地得到赴台访问的批准。那时候，他已经衰老不堪、病入膏肓了。那是最后的时机，我两次到访他的宅邸。第一次有台北友人陪同，他显得十分机警，不愿多说话。第二次，我一人前往，他虽然非常虚弱但头脑异常清醒，对我提出的一些剧团问题和他的家庭情况等都尽可能地回答，可惜谈话进行了一阵子他就有些喘不过气来了。我只好和谷美信再谈了一会儿后告辞。当我想要第三次登门时，美信告诉我，因我的到来他通宵不能入睡，折腾得非常厉害。我没有再去。半年后从谷美信那里得到消息，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第二次会面中，关于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依然是我想要知道的重点，我问他是否清楚剧团里共产党的情况，他说：“我当时知道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我追问。“荣千祥！”他大声回答。并接连指出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等。奇怪的是对张楠、张瑞芳、张昕三姐妹他都断然否认，对当时根本就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陈荒煤却非常肯定。

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何思源、钟志青他们也知道吗？”他没有回答，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稍顿，低声说：“这个你不懂。”

我问他是否想念过剧团的那些人和日子呢？他说：“想，他们是好人……”这个回答让我既感到吃惊，也无语。

他呆坐着。在他空视前方的目光里，好像藏着历史和个人许多错综复杂的东西。一个在对日浴血战场上，在国共两党扑朔迷离的关系里，有着多重说不清身份的人，既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宣传，又瞪大了眼睛窥测周围的一切，和那些被他在晚年称为“好人”的人展开着明争暗斗的较量。昔日的他究竟是谁？或许在那一刻，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吧。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1937年移动剧团在前线慰问伤员，二排右三为谷正文

作者：严平

转自：严平公众号随笔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