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艺术博物馆中国古代艺术藏品（一）旧金山亚洲博物馆

Tieq lu （陆铁强）

年龄大了，记忆力明显减退。如果去看博物馆就像到某处旅游一样。如果没有照相的话，过不了1-2个月，很多东西就会忘记。但是，当时一个劲地照相，回来不作整理，事实上也一样。 所以想近阶段不再启新的课题，以做美篇的方式先整理一下去年一年内曾经参观过美国与加拿大的艺术博物馆。如果之后还有兴致的话，还可以回顾以往更早去过的博物馆。这一篇写的是旧金山亚洲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展品。这座博物馆号称北美最大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历来的中国展品很丰富，也很精彩。 旧金山亚洲博物馆外观 蛮有意思的是，一进门就看到下面照片上的这座气势宏大的石楼梯通往二楼，好像是摆样子的，不大有人走，因为不远处就有电梯。 中国馆在二楼与三楼。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玉器特展。 装饰用玉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玉石特别有感情，而且渊源流长，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比较早的像红山文化（公元前4700～公元前2900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好像没有。 中国玉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佩戴于身的（如耳环、项链和手镯），另一种是随葬用的（如玉璧、某些类型的耳环和挂件）。在一个阶层分化很明显的社会中，与玉相关的玉饰远不止是简单的装饰品，它还具有区分社会阶层的象征意义。正如孔子所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戴玉饰是君子的重要标志之一，被认为象征着他的高尚品德，以及他的社会地位。 蛮有意思，这座博物馆的展品都有中文说明。 这件就是上面的第七展品 下面几件玉器估计也不是古代的。但确实很美，很精致。 新石器时代的展品，其中有图案的大罐，估计是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左上第二个黑陶估计是龙山文化的陶器。 三足鬲（li）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陶質陕西省出土（2500-2000 все)注意：它的左边那个形状差不多的。尽管我当时没有拍下它的洗明，我估计是河南二里头文化（前1920年 – 前1520年）的青铜制品。 这是商朝青铜器鬲的原始形态。 商朝的鬲（不是此馆的展品，作比较而已） 封口三足盉商早期青銅 1500-1200 BCE。蛮典型的商早期作品：浅浮雕的饕餮图案 下面十件从造型看，一是尽管同样是浮雕，但图案清晰，刻痕较深，二是，有的外型突出，有点张牙舞爪，三是鸟纹的出现。这些都是商晚期的风格，我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太精采了。我是逐一拍摄下来。无论商朝早期，还是晚期，甚至周朝早器的青铜器是最有魅力的艺术品，到了东周（春秋战国），尽管其形式变得花里糊俏，再也没有之前的那种令人震撼的感觉。 夔龍獸面紋“辛”卣商晚期青銅（ 1300-1050 всЕ） 饕餮夔龍紋“首或父乙”盉商晚期青銅Ritual wine vessel (he), approx. 1300-1050 BCE 饕餮紋“父乙”鼎商晚期青銅Ritual food vessel (ding), approx. 1300-1050 BE 梟面紋觶商晚期青銅Ritual wine vessel (zhi) with lid, approx.1300-1050 BEChina; probably Henan province 饕餮夔龍紋方彝商晚期青銅Ritual vessel (fangyi), approx. 1250-1050 BCE） 菱紋鳥足鼎商晚期青銅Ritual food vessel (ding)Approx. 1300-1050 всЕSouthern China 獸面紋壺商晚期青銅Ritual wine vessel (hu)Approx. 1300-1050 EChina; probably Shanxi province 《“亞矣”爵》商晚期青铜礼器酒爵（“亞矣”爵）约公元前1300-1050年中国，河南省商代（约公元前1600-1050年）青铜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1B11+ 此类器物多用于商代祭祀仪式中斟酒。由于其高度和重量，这件酒爵更可能是用于展示而非实际使用。其装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一足夔龙（kuilong）组成，浮雕置于雷纹背景之上。爵柄雕刻为一只长角猛兽，口中叼着一只鸟。据传，此爵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安阳附近，其大小和装饰与妇好墓出土的一组器物相似。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爵底铸有铭文，图案为一名头顶十字形符号的男子形象。该符号现被解读为“亞矣”，在许多商晚期青铜器中出现，可能是一种氏族标志。 这件很像上次讲《安阳出土青铜器展》一文中的那件作品，也属商晚期作品。 “追”簋西周中晚期青铜礼器食簋（追簋）约公元前900-850年中国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50-771年）青铜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B1056此簋由两部分组成：用于礼仪盛放食物的簋体和方形底座。在底座底部的中心位置挂有一只小铃。簋的耳部设计为长角动物，尾巴呈卷曲状。装饰分为两个主要带状区域，一在簋体上，一在底座上，二者之间以窄带抽象纹饰分隔。簋体上的纹饰为两对羽饰动物（通常被认为是龙）背对而立的形象。类似的动物形象也出现在底座上，但这些动物的头部向下。这样的动物纹样属于西周青铜器装饰中日益抽象化的趋势。在西周晚期，这些动物化形态几乎完全消失。器物底部铸有59字铭文。同形、同铭的器物至少还有四件，这表明此器可能属于一套礼器。铭文内容为：“追以夙夜克勤王事，王锡多福于追。追敢对扬王休，用作皇祖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祈眉寿永命，忠孝事王，终其攸善。”译文：追尽心竭力日夜勤于王事，因而王赐予追许多恩赐。追斗胆以此颂扬王的功德，用这些赏赐为其高贵的祖先制作了这件神圣的簋器。愿此簋用于祭祀这些功勋卓著的先人，并祈求长寿、永生、忠诚地效力于君王，以及善终之愿。愿追的子孙后代千秋万代珍视并使用此器。 《番匊生壶》西周早期青铜礼器酒壶（番匊生壶）约公元前900-850年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50-771年）青铜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B972 这种带盖的壶，配有两个龙头形耳柄，耳柄上环扣一枚圆环，用于在仪式和庆典中盛放酒水。壶盖内侧铸有铭文，为了解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铭文记录了一次婚礼庆典：贵族番匊生的长女孟夫人出嫁，番匊生为此大宴宾客，并斥巨资铸造了这件华美的器物以作纪念。壶的装饰由三条波状纹带和动物面纹相间组成，动物面纹以一系列C形的角和眉毛形式表现，风格化十足。 这件没有拍下说明，但它与台北故宫的《颂壶》很像。属西周中晚期。 没有摄下它的说明，但这件鸟纹的青铜器肯定是周朝的。 菱紋瓿商晚期-周初青銅（ 1250-900 все） 蛮有意思的是这些低平，实用的形态正是在那个时代出现。体现了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 小臣艅尊（犀牛形）商晚期青銅 1843年山東壽張梁山出士（公元前1100-公元前1050年） 这是一件很稀有的展品，我曾在好几本书上看到有介绍， 周代的青铜乐器 音乐在周代贵族的礼仪和休闲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型乐队演奏了多种打击乐器、弦乐器和木管乐器。大多数乐器由木材等易腐材料制成，早已不复存在。然而，一些大型编钟被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周代宫廷音乐的复杂性。例如，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套编钟共有65件，最大的一件高度超过五英尺。 在墓葬中发现的青铜礼仪钟通常成套排列，被称为“编钟”。一套完整的编钟可能包括三种类型的钟，按大小分组排列。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256年）最常见的钟是甬钟和钮钟。甬钟顶部有一个长柱形的甬柄，而钮钟则以半圆形的纽代替柄。较少见的博钟通常有环状提梁、平底和更圆的钟体。东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多达65件的编钟套装，其中最大的钟高度超过五英尺。由于钟的椭圆形外廓，每口钟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音调：当在外沿附近敲击时发出一种音调，而在近中心的外沿敲击时发出另一种音调。 　　下面几乎所有物品都是东周的文物。如果比较上面的青铜器，其风格明显不是同，浮雕很浅，图案中形象比较真实，像以后的绘画一般。这不由我想起希腊陶画的变化，黑陶尽管有点有剪纸般的感觉，但古朴有味是我最喜欢的，到后来也变得像绘画一般，从那时起，希腊的陶画就走上了末路。中国的青铜器也是如此。 《狩猎纹壶》东周青铜礼器酒壶（壶）约公元前500-400年中国东周时期（公元前770-256年）青铜 这件大型壶的装饰周围的空白区域曾被填充有彩色泥膏。普遍认为，这些装饰纹样是某种图像传统的转化或简化形式，这种传统可能曾绘制于建筑物、漆木器或织物上，但这些原始材料已无法留存。其纹饰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特定风格群体的典型代表。这些青铜器通常与中国西北地区联系最为密切。其上描绘的动物搏斗、仪式和狩猎场景常被认为受到居住在中国边境的游牧民族的影响。 青銅獸耳簠東周黃銅公元前700-公元前500 年 　　但是，不得不说，下面东周时的金银珠宝镶嵌的青铜艺术也实在是美不胜收。 　　这件物品原来就在这里，它好像就是河南金村洛阳附近的东周王陵中的文物，估计下面三件都是。 全獸形帶鉤戰國-西漢青銅鎏金（公元前300年-公元前100年） 《墓砖》中国东汉时期（25-220年）陶制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78这块墓砖上描绘了一辆马车，车上有车夫和显然属于贵族的乘客，抵达守卫着高塔的场景。这可能象征着逝者到达墓地或另一个死者的居所。在汉代，类似的成对高塔（在中文中称为“阙”）常常守卫在许多墓地或建筑物前。 汉朝与西晋时期 这段时间的陶俑造型非常有趣！ 西汉武士俑 西汉跪俑，表情刻画得多么好！尽管以后人物的雕塑也很好，或许更精致，但是那种谆朴可爱的表情好像很少再有。 东汉女俑 西晋武士俑 下面是南北朝的文物 釋迦禪定坐像后趙：338年銅鎏金Buddha dated 338China; Hebei provinceLater Zhao kingdom (319-351) 《画像石棺板》北魏石灰岩棺板部分约公元500-534年中国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石灰岩，雕刻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142+这块石棺板上雕刻的高挑纤细的人物、装饰华丽的马匹、大叶树木，以及略带景观背景的场景，是公元500年代初期中国北方绘画风格的典型例子。细看其线条与造型，我觉得与大约150年之后的唐代画家吴道之很相像。 北魏与唐代的雕塑 鎮墓獸-對北魏彩繪陶公元500年-534年 下面三件陶器，属那个年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佛像的雕塑 《交脚弥勒菩萨像》北魏石灰岩洛阳龙门石窟约公元500年中国；河南省龙门石窟北魏时期（386-534）石灰岩。当时的佛像雕塑还很有印度味的。 《佛造像碑》西魏 549年石灰岩公元549年中国西魏时期（535-557年）石灰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2S2+ 此碑反映了佛教刚刚开始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时期。碑正面的顶部，由两条龙框饰的部分，描绘了维摩诘（一位富有的在家居士）与文殊菩萨（智慧的菩萨）之间的辩论。 这场对话深深打动了中国佛教徒，因为它展示了普通人也可以与佛教中的觉悟者菩萨平等地探讨佛法。这种表现方式让人们相信，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够实践并尊崇佛教的精神价值。但也强调追求经济稳定并照顾家庭的责任，这种观念深植于中国本土哲学儒家思想之中。碑上还刻有释迦牟尼的弟子、僧人和重要的菩萨形象。佛教净土中重生主题通过主像上方华盖中的四朵莲花中涌现的四个重生灵魂得以体现。 在许多佛教传统中，制作佛像被认为是对艺术家和资助者而言都能积累功德的行为。在中国，佛教徒常常集资来委托制作大型石刻碑像。此碑由一群来自太平县（今山西省）的捐赠者共同出资制作。捐赠者的名字被刻在碑的底部和两侧，而八位特别重要的捐赠者的名字则被刻在正面，并附有简略的肖像。碑文中还刻有制作时间，即公元549年。 《立佛像》北齐大理石河北定州中国；河北省定州北齐时期（550-577）大理石朱利叶斯与阿尔玛·莱曼纪念赠礼，2001.13 这尊佛像由太行山的纯白大理石雕刻而成，代表了北齐时期佛教雕塑中出现的一种新风格。早期的雕塑通常比较平面化，身体纤细，几乎完全被衣褶遮盖，设计上只适合从正面观看（像上面北魏的那一座）而这件作品则完全以圆雕形式完成，展现出紧身袈裟下清晰的身体感。这一风格的变化可能受到来自印度的笈多风格影响，后者追求对身体饱满而感性的塑造。 《大势至菩萨头像》北齐石灰岩河北邯郸响堂山中国；河北省响堂山北齐时期（550-577）石灰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32+ 虽然北齐是中国东北部一个短暂的政权，但它曾是佛教发展的重要中心。北齐统治者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资助了无数寺庙建筑项目。其中一个重点是河北和河南交界处的响堂山大型石窟群。这件头像原属于该遗址的一尊巨型雕像。其圆润而略显年轻的面容以及流畅的线条是当时艺术风格发展的典型特征。 多寶釋迦二佛并坐像寵（佛前生及釋迦牟尼）隋代595年大理石河北保定（公元581-618年） 《菩萨立像》隋代石灰岩中国隋代（581-618年）石灰岩，残存彩绘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37+ 由于现存的早期佛教雕塑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些雕像在使用时曾经被鲜艳地彩绘过。这尊雕像是一个例外。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这些颜料是何时施加的，因为一些雕塑被长期用于供奉，其彩绘也经常被“修复”。 《释迦牟尼坐像》唐代八世纪石灰岩公元约650-800年中国唐代（618-907年）石灰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495 在中国，坐姿双腿下垂的佛像通常被认为是未来佛——弥勒佛。然而，此像上的铭文表明，这尊雕像代表的是释迦牟尼佛，即历史上的佛陀。 《佛头》唐代七世纪末石灰岩河南省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主尊公元约700年中国；河南省龙门擂鼓台中洞唐代（618-907年）石灰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38+ 这尊大型佛头原属龙门擂鼓台石窟主洞的主尊弥勒佛像。它是唐代在朝廷支持下创作的佛教雕塑中的杰出代表作。尽管体量巨大，这尊佛头的雕刻却极为细腻，制作精良，尤其在发髻、眼睛和面颊的饱满度等细节上体现了极大的用心。龙门石窟受到唐代武则天皇后的特别青睐，因为她经常居住在附近的洛阳，这里是唐代的东都。【在洛阳龙门石窟游览时，看到很多佛像没有头！】 《菩萨立像躯干》唐中期砂岩山西太原天龙山公元约700-750年中国山西省天龙山第21窟唐代（618-907年）砂岩【还真有点希腊雕塑的影子。】 唐代 《镇墓兽》唐代三彩釉陶约公元690-750年中国唐代（618-907年）陶器，釉下彩绘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51+（右）和B60S52+（左） 唐代贵族的墓葬入口往往极为精致，墓道（神道）两侧排列着成对的石制动物和人形侍者，通向墓室正门。墓道的尽头是标志墓葬入口的门扉，从门开始，以斜坡形式延续至主墓室。在这一通往墓室的斜坡两侧，常安放陶制的镇墓兽作为守护者。这一对镇墓兽是迄今发现的墓葬中装饰最为华丽的例子之一。 以下是唐代有关丝绸之路的雕塑 《骆驼俑》唐代彩釉陶约公元690-750年中国，陕西或河南省唐代（618-907年）陶器，施釉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595 这件雕塑描绘了一只驮运大量货物的骆驼，货物放置在骆驼双峰之间一个带有褶边的椭圆形垫子上。双峰骆驼因其能携带重物穿越丝绸之路上的艰难沙漠地形而备受青睐，这类骆驼俑是唐代贵族和官员墓葬中常见的随葬陶器。如此尺寸的唐三彩雕塑非常罕见，因为大多数墓葬在塌陷时导致这些陶俑受损。【确实，这座唐三彩雕塑很大！】 唐代陶砖 这些砖来自河南省安阳县修定寺金塔的外墙装饰。修定寺最初建于6世纪早期，但在公元576年佛教受迫害期间被毁。隋代（581-618年）时修定寺重建，旨在弘扬未来佛弥勒信仰。 金塔外墙以超过3,775块方形和菱形砖装饰，这些砖上刻有佛教图像和印度风格的装饰，其中一些砖饰有绳纹图案，显然与纺织品相呼应。今天，这座佛塔的外观如同一顶用四根柱子支撑的中亚帐篷，上面装饰着异域风情的纺织品图案。砖雕描述 • 上左《狮子浮雕砖》唐代陶质河南安阳修定寺编号：B6258+ • 下左《力士浮雕砖》唐代陶质河南安阳修定寺编号：B60S57+ • 上中《舞人浮雕砖》唐代陶质河南安阳修定寺编号：B60S74+ • 上右《大象浮雕砖》唐代陶质河南安阳修定寺编号：B605/19+ • 下右《力士浮雕砖》唐代陶质河南安阳修定寺编号：B60556+ 雕得好极了，也明显可见受西域的影响。 我漏了照其上面天神的照片。 《水月观音半跏坐像》宋代十二世纪桐木观音菩萨（Avalokiteshvara）公元1100-1200年中国宋代（960-1279年）桐木，施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24+ 这尊雕像可能曾置于寺庙供坛的岩石基座上，与照片中展示的相似。11世纪的许多中国佛教寺庙内包含精美的壁画与彩绘雕像，将建筑、壁画和雕塑整合为视觉与礼仪的一部分，是中国中期佛教艺术的高峰特征之一。 这尊菩萨以“王者安乐坐”的姿态著称，被称为“水月观音”。相传他居住在传说中的南海普陀洛迦孤岛上，在那里静坐凝视水中映月。月影象征世间万物的虚幻和短暂性。 宋代最精美的雕塑多为木雕，并覆盖有石膏层、颜料和金箔。此处的观音菩萨身着如印度王子般的服饰，穿着流畅的衣物，佩戴交叉的绶带、围巾和项链，裸露的胸膛显得庄严。其一手轻放膝上，另一手抬起作赐福姿态。观音展现出自信的宁静，以柔和的姿态传递对人类苦难的慈悲，并有效安抚信徒的灵魂。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珍品！】 《瑞兽献古式壶》宋代或晚期铜错金银中国宋代（960-1279年）或更晚时期铜器，镶嵌金银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B249 《三足带盖饕餮纹酒器》宋代或晚期铜错金银中国宋代（960-1279年）或更晚时期铜器，镶嵌金银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B979此酒器呈古代造型，用于仪式中盛酒。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常通过此类仪式向祖先、天地祈求福佑。 《剔花缠枝牡丹梅瓶》北宋中原磁州窑系白地黑釉瓷中国中原地区北宋时期（960-1127年）高温瓷器，剔花装饰（磁州窑系）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161 剔花是磁州窑装饰技术中最奢华的一种，因其制作工艺复杂且产量稀少而备受珍视。这件梅瓶表面覆盖的缠枝牡丹纹饰，展现出这一类型梅瓶中体量较大的罕见例子，其设计体现了宋代陶瓷一贯的低调优雅美感。 《菩萨立像》辽金时期十一至十三世纪大理石可能为观音菩萨中国辽代（916-1125）或金代（1115-1234）大理石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147+ 《脇侍菩萨像》辽金时期十二世纪石灰岩公元约1100-1200年中国辽代（916-1125）或金代（1115-1234）石灰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163+ 《四方善人造罗汉立像》金代 1180年大理石罗汉像（Arhat, luohan）公元1180年金代（1115-1234）大理石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208 这尊瘦削而神情专注的雕像，身着僧侣衣物，手持念珠，看起来像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僧人。实际上，他是佛教中特定神祇群体——罗汉的典型代表。 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有一批弟子，他们记录佛陀的教诲，并在佛陀涅槃后继续传播佛法。这些弟子被神化为罗汉，通过修习和冥想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与以慈悲著称的菩萨不同，罗汉以其强大的精神专注力闻名。 中国艺术家常通过夸张罗汉某些特征来突出其精神性，有时还赋予他们与道教神仙类似的特质。罗汉像通常以成套形式出现，其中最常见的数量为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 《男婴模型》金代中原磁州窑白釉彩绘瓷中国北方金代（1115-1234年）高温瓷器，釉上彩绘装饰（磁州窑器）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 《女婴伏卧枕》金代河北磁州窑白釉彩绘炻器中国；河北省金代（1115-1234年）高温炻器，釉上彩绘装饰（磁州窑器）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422 这件精美雕刻的瓷枕以一位伏卧的小女孩为造型，表情细腻生动，并饰有菊花和梅花纹样。 《观音立像》元末明初十四世纪柳木观音菩萨（Avalokiteshvara）公元约1300-1400年中国元代（1271-1368）或明代（1368-1644）柳木，施金与彩绘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1537+， 《剔花牡丹枝花罐》元代山西民窑赭釉炻器中国山西省元代（1271-1368年）高温炻器，釉下剔花装饰（磁州窑系）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 四面觀音坐像明中期銅鎏金明朝 (1368-1644) 《护法天神韦驮立像》佚名明代镜片绢本设色护法天神韦驮约公元1500-1600年中国明代（1368-1644）绢本设色旧金山美术博物馆移交，阿尔伯特·M·本德捐赠，编号B80D3 韦驮是印度战神斯坎达（Skanda）的中国化形象，斯坎达是印度教神祇湿婆（Shiva）之子。韦驮最早出现在中国佛教僧人道宣（卒于九世纪中期）撰写的佛教典籍中，描述他为一位协助历史佛陀释迦牟尼的强大战士。凭借其高超的武艺，韦驮被任命为由四大天王（四方护法）统领的三十二天将之首。后来，他广泛被崇拜为寺庙护法，在民间信仰中被称为“护法韦驮菩萨”。 在寺庙中，韦驮通常站在大殿的最右侧，象征誓言守护佛法并保护信众。在这幅画中，韦驮被描绘成一位白面年轻将军，威严庄重。他身披华丽盔甲，呈威武站姿，两脚分开，双手放在武器上。他的肩甲和靴子上装饰着狮面图案，类似的狮面装饰及垂饰悬挂在大腿处。飘动的丝带和围巾为韦驮的形象增添了动感，显示出一位护法天神的英姿与力量。 《千手观音坐像》明代椴木千手观音菩萨坐像约公元1600-1700年中国明代（1368-1644年）或更晚时期椴木，施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584 千手观音是密宗佛教中观音菩萨的六种化现之一，自唐代以来在中国广泛受到崇拜，并在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艺术时达到顶峰。据说，由于观音菩萨原本无法帮助所有需要救助的众生，佛陀赐予其十一面以倾听众生的呼救，以及千手以拯救所有受苦者。 这尊雕像表现了观音菩萨的十一面与四十二臂，象征其无上的力量与感知一切痛苦的能力。雕像的风格与明代南方地区创作的雕塑相似，当时藏传佛教艺术在宫廷中仍有强大的影响力。 《关羽坐像》明代南京铜质公元1564年中国明代（1368-1644年）铜质，漆绘与鎏金博物馆购藏，编号B68S5 此雕像背面刻有十五字铭文，表明它是由名为方宝的宦官于1564年委托制作的。方宝时任明朝南京（南都）皇帝膳食监督的六品官员。 《真武坐像》明中期江西景德镇青花瓷道教神祇真武与两名侍从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青花瓷，釉下钴蓝装饰旧金山美术博物馆移交，编号B81P55 真武大帝（“真武”）作为道教中的完美战神，在明代永乐皇帝（1403-1424年）统治时期获得了最高的崇拜热度。早期关于真武的形象通常包括一只被蛇缠绕的龟，这些符号在道教图像学中象征北斗七星和北方。在此雕像中，真武身穿饰有龙纹的文官袍服，与其传统铠甲武装的形象形成对比。他的长发和赤足是其典型特征，使其易于辨认。雕像还表现了真武的两位超凡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这尊雕像以手工雕刻而成，并以灰蓝色调绘制装饰，底座仍保留砂质附着物，体现了16世纪早期流行的艺术风格。 《道教天尊坐像》明晚期北方窑系三彩炻器中国北方明代（1368-1644年）炻器，施三彩釉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70P4.a-f 这尊三彩釉雕塑由四部分组成：天尊像本体、身后头光、莲龙座以及两层六边形基座。雕像表现的是道教三清之一，三清是道教至高无上的三位天尊，象征着宇宙终极的天界能量。 三清通常被描绘为持有与其职责相关的神物的年长智者形象。明代山西的许多作坊以生产三彩釉的墙砖、雕像和器物而闻名。这尊双次烧制的雕像很可能出自这样的釉陶作坊，这些作坊通常使用预制模具以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 《关羽坐像》明代浙江龙泉窑青釉炻器中国；浙江省龙泉窑明代（1368-1644年）炻器，部分施釉并加饰金彩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9P28 关羽是三国时期以忠诚和勇敢著称的著名军事英雄，被崇拜为个人和国家的守护神。他在历代皇帝的追封中获得了多个尊号，最终被奉为“武圣”或“战神”。这尊雕像展现了关羽一贯威严的表情，他头戴金冠，身披敞开的绿色斗篷，内露军事铠甲。他的形象常被供奉于中国寺庙、家庭的祭坛上，也出现在旧金山几乎每一家粤菜餐馆中。 《坐佛像》明中晚期十六世纪三彩炻器约公元1500-1600年中国；山西或河南省明代（1368-1644年）炻器，施多彩釉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139+ 这件大型雕塑出自中国北方的陶瓷产业，该产业已有逾千年的雕塑生产历史。在这件作品制作的时期，陶瓷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能够支持工匠创作大型且复杂的作品。这尊雕像由五个大部件精确拼合而成。此外，个别部分（如莲花座）由多片部件组成，这些部件在二次烧制前被组装在一起。如此精美复杂的雕塑在明代晚期需求旺盛，因为许多中国人在政治与经济动荡中转向佛教寻求心灵的慰藉。 下面两件漏了摄它们的说明。 讲到瓷器，这里好像沒有宋朝的钧窑作品（也可能我漏掉了）。明朝的瓷器大多是单色的青花瓷。下面几件蛮典型的。 《官人出行雅集图大罐》明景泰至天顺朝景德镇青花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6年）或天顺年间（1457-1464年）瓷器，釉下青花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1228 这件大罐展现了明代精英的审美趣味，以及制瓷工匠所需的严格标准和高超技艺。 画面故事从右侧展开：一位官人在一座两层楼阁中，由两位仆人侍候，正准备迎接三位官员来访。三位来访者骑马穿越云雾缭绕的田野接近楼阁。两位仆人走在他们前方，分别携带一件琴类乐器（象征文雅修养）和一把包裹好的宝剑（象征武艺），准备在即将到来的雅集中使用。 《鱼藻莲束盖壶》明万历朝景德镇青花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瓷器，釉下青花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9P54L.a-.b 《叭花兽耳多棱面瓶》明宣德朝景德镇青花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年）瓷器，釉下青花装饰罗伊·莱文特里特赠品 下面这两件有点不一样。 《飞龙碗》明万历朝景德镇青花绘红彩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瓷器，釉下青花与釉上红彩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1297 《蟠龙直筒壶》明代福建德化窑白瓷约公元1500-1700年中国；福建省德化窑明代（1368-1644年）瓷器，釉下雕刻与贴饰装饰（德化窑器）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2390这件器物的基本圆筒形设计源自古代茶壶造型，并通过添加贴饰进一步丰富了装饰效果。这种装饰方法是中国东南部德化窑的独特工艺特色。 《凤凰驮饕餮纹仪式器》明代铜错银、镶嵌鎏金铜、绘漆中国明代（1368-1644年）铜器，错银装饰，镶嵌鎏金铜，并绘制漆仿古色博物馆购藏，编号2003.11这件仪式器饰有卷纹、鸟类和神话生物的图案，其造型仿制了大约三千年前青铜时代的礼器。 《观音立像》明末清初十七世纪铜鎏金观音菩萨（Avalokiteshvara）约公元1600-1700年中国明代（1368-1644）或清代（1644-1911）铜，鎏金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30+.a-.b为了吸引信众，这尊女性化观音像的每一个服饰细节都在铜雕上被精心刻画。与早期雕像不同，这尊观音的服饰为中国风格，面部特征及整体气质也呈现出浓厚的中国风貌。雕像中的手势较为独特：观音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环绕住左手腕，食指和小指伸展；左手也重复了这一手势，但同时大拇指和中指还握着一颗珠子，形成类似“数珠”动作。这颗珠子中间有孔，可能原为一串更长的珠链的一部分。这种手势在《法华经》中并未出现，具体含义尚不清楚。然而，这一手势显得精致而富有个性，为这尊充满人性色彩的观音形象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因为清朝自东北满洲里打进中原，所以他们的审美观不大一样，乡下人，喜欢大红大绿，喜欢讲故事，所以清朝的瓷器蛮显示出这些特点。但不管怎样，尽管从格调看，我觉得远不如宋代，明代，但是不得不承认制作得也相当精致，尤其康熙，乾隆时代。 《麻姑献寿图纹盘》清康熙朝景德镇五彩瓷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瓷器，釉上多彩装饰 《仕女读书图棒棰瓶》清康熙朝景德镇五彩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瓷器，釉上多彩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61描绘女性读书的画面在此类大型棒棰瓶上广泛应用，这件作品中的仕女形象以细腻的笔触绘制而成，尤为精美。画面中对发饰、仕女柔软的纱衣以及其红色刺绣衣边的精心刻画，展现了工笔画人物绘画中的繁复风格。 《杨家将领印挂帅出征抗金图棒槌瓶》清康熙朝景德镇五彩瓷中国；江西省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瓷器，釉上多彩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1237这件独特的棒槌瓶上装饰着多达56个人物，这是康熙时期此类瓷器中所见最多的。画面中央描绘了皇帝在高台上授予杨家将（活跃于11世纪）帅印，命其出征。身着红袍的老将军在台下深深鞠躬，仿佛在接受帅印。杨家将以其对北方边境游牧民族的英勇抗击而闻名，这个家族以其爱国精神和丰功伟绩成为传奇。画面右下角，站在一起的六位女性将领身披披风，被称为“披风女英雄”。 《母子团圆和谐图盘》清康熙朝景德镇五彩瓷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瓷器，釉上多彩装饰 《宋徽宗别名妓李师师图盖罐》清康熙朝景德镇五彩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瓷器，釉下青花与釉上多彩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58.a-b此罐上的画面基于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与名妓李师师之间浪漫爱情故事的描绘。场景发生在李师师的青楼外，清晨时分，徽宗匆匆骑着黄马返回宫廷，回头望向身后的爱人，而李师师则注视着他的离去。 《梅枝长颈瓶》清康熙朝景德镇蓝釉彩绘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瓷器，釉上彩绘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8【这件非常好！】 佛誕七步蓮花清代十八世紀銅鎏金 《八仙李铁拐像》清乾隆朝福建德化窑白瓷中国；福建省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白瓷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25李铁拐是中国道教传统中的八仙之一。雕像中，他被刻画为一位年迈的乞丐，双目凸出，头部畸形，耳朵修长。据传，李铁拐原本体格健壮，容貌俊美。那么发生了什么呢？根据故事，李铁拐曾按照道教修行者的传统，从人间进入天界进行灵魂修行。在他的灵魂离开期间，身体似乎已经死亡。他的一位弟子看到师父毫无生气，便将他的身体火化了。当李铁拐从天界返回时，发现自己的原身体已经不存在，甚至无法找到。无奈之下，他只得进入附近唯一的身体——一位刚去世的乞丐的身体，这正是雕像中表现的形象。因此，虽然李铁拐原本拥有一副普通的美好身体，但他现在获得了一个神圣的肉身——这个看似畸形的身体同时隐含并彰显了他作为仙人的地位。 《仙人图杯》清乾隆朝犀角中国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犀角旧金山美术博物馆移交，桑福德·洛文加特捐赠，编号B68M8 《持金刚菩萨像》清乾隆朝漆描金嵌宝石、玻璃中国；可能为河北省承德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漆木雕描金，镶嵌半宝石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S81 这尊雕像结合了中国古老的漆木雕传统与藏传佛教的象征性和装饰风格。清代的满族皇帝与西藏的主要宗教家族保持密切关系，藏传佛教在清朝宫廷中广泛流行。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有着特别深厚的情感，在他的统治时期，皇室委托制作了许多用于北京及中国北方其他藏传佛教寺庙的壮丽艺术品。 这些作品由藏传佛教僧侣监督制作，其风格明显带有藏传佛教的特点。然而，包括这件菩萨像在内的许多雕塑作品，实际上是在清朝皇家作坊中制作的，并很可能由中国工匠完成。 《賁巴壺》清乾隆朝景德镇粉彩、门彩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瓷器，多彩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2298、B60P179、B60P178 和 B60P2297这些器物的造型基于藏传佛教仪式中使用的金属器具。与桌子另一端的一套器物相比，这一套体现了乾隆皇帝对非汉族仪式，尤其是藏传佛教仪式的兴趣。【这些壶真是蛮精彩的！】 《刘海佩钱戏蟾像》清末景德镇五彩瓷约公元1850-1900年清代（1644-1911年）瓷器，釉上多彩装饰 《众仙来贺唐将郭子仪庆寿图挂帐》清晚期彩绣缎面约公元1875年中国清代（1644-1911年）挂帐；绸缎刺绣赠予纪念Betty Lee Kiang，编号1998.34这幅绣制的绸缎挂帐用于生日庆典时悬挂在接待厅的墙上。其装饰和象征意义深受重视，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描绘与传统的祝寿仪式有关，图中展示了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的形象。通过吉祥的画面表达，主人相信可以得到道教神祇和仙人的庇佑，从而获得长寿和大富大贵的祝福。挂帐中央亭阁内的老年夫妇是唐代名将郭子仪（公元679-781年）及其妻子。郭子仪因忠诚与勇敢闻名，他成功收复了唐代首都长安，赶走入侵的部族军队。他因功成为宰相，享有极大的财富、声望、好运，以及长寿与家族兴旺。庆典上，郭家成员和朝廷宾客陪伴着这对夫妇。同时，来自天界的道教仙人也到场祝寿。左侧画面自上而下分别为刘海（手持钱串）、张仙（持弓的儿童保护神）和孙悟空（天庭蟠桃园的守护者）；右侧画面为手持桃枝的东方朔及两位女性乐师。这些仙人前来祝寿，旨在为郭子仪夫妇及其后代带来福禄寿的祝福。 《龙穿花盖壶》清道光朝景德镇红彩绘金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瓷器，釉上多彩装饰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60P2299 《八仙过海》清晚期牙雕绘黑彩约公元1850-1911年中国清代（1644-1911年）牙雕私人收藏出借，编号R2005.71.30其中左上是传说中的钟离权（汉钟离）被认为是八仙的领袖。相传他曾在战场上遭遇惨败后，独自漫游于山林间。在那里，他遇到了道教神祇，并获得了长生不老的秘诀和变化形体的能力。 《陶渊明》二十世纪中期牙雕绘黑彩约公元1940-1960年中国牙雕私人收藏出借，编号R2005.71.61 陶渊明（365-427）的一篇文学遗产《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位渔人发现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这片乐土位于一条流水旁，周围桃花盛开，远离尘世纷扰，生活纯净无忧。渔人的形象成为许多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如这件牙雕所示，雕刻家将陶渊明塑造成渔人的形象，再现了这一文学经典中的场景。 《屈原赋离骚》民国牙雕绘黑彩约公元1920-1940年中国牙雕私人收藏出借，编号R2005.71.62 这尊立像可被辨认为文化英雄屈原（公元前339-278），他曾是古楚国的左徒，以投江殉国抗议敌国秦而闻名。他手中的书卷象征着他的代表作《楚辞》，其中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中国人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通过举办端午节来纪念屈原的逝世，并以赛龙舟和投放粽子于江中来表达对他的怀念。 《周敦颐爱莲》民国初期牙雕绘黑彩约公元1900-1940年中国牙雕私人收藏出借，编号R2005.71.54 这位手持莲花篮的老人很可能是周敦颐（1017-1073），他对莲花的热爱体现在他的文章、生活方式以及他最后的居所之中。他的居所建在江西庐山莲花峰旁的一条溪流后面。 历代鼻烟壶 　中国书画因为是纸质艺术品，易损坏。所以，博物馆中顶级的藏品一般是看不到的；但是会定期轮换展出一些很好的作品。再有这些艺术品怕光，所以这类展厅很暗，欣赏效果不那么好，有时不见得比印刷品好，我在这里摄的不太多。 《绿阴话长图》文徵明（中国，1470-1559）明代（1368-1644年）立轴，纸本水墨博物馆购藏，编号B68D9 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重要艺术家之一，该画派在15世纪于他的故乡——中国东南部的苏州兴盛一时。文徵明曾短暂从政，但因仕途不如意，便返回苏州过上以绘画和学术追求为主的隐居生活。他在绘画、书法和诗歌方面的早熟天赋为其赢得了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 在这幅作品中，文徵明描绘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隐逸生活。画中两位学者坐在山脚下的河畔闲谈。通过构图与技法，画家展现了文人画的优雅风格，并以精湛的笔墨技巧刻画出细节。他结合精细的干笔描绘与微妙的色调变化，表现出一种宁静、悠闲的氛围，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江亭山色图》元晚期倪瓒（1301-1374）创作于1368年元代（1271-1368年）立轴，纸本水墨唐氏家族收藏出借，编号R1989.1 倪瓒被公认为中国艺术史上水墨画与禅学哲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构图独具一格，比同时代的传统山水画更为简洁。倪瓒的表现谦逊内敛，作品传递出抒情的宁静与隐逸思想。这种简朴的画风可被视为一种理想化世界的象征，摆脱了他所处时代的纷乱与浮华。 在元末（1279-1368年），随着蒙古统治者的权力衰退，中国的基础设施崩溃，导致大范围的饥荒与起义。倪瓒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动荡与不确定性的焦虑，这在画作右上方的题款中得以体现：“二月雨声未曾歇，犹如十一月中时。三江漂泊吴江住，似醉难醒春意迟。波涛野风窗相打。” 《深山行旅图》元末明初供名约公元1300-1400年中国元代（1271-1368）或更晚时期立轴，绢本设色埃弗里·布伦戴奇收藏，编号B70D7 此画采用了所谓的青绿山水画风格，该风格起源于唐代（617-906年），后世艺术家常用这种风格来营造古雅而装饰性的氛围。画作描绘了一位士人探访隐居山中的高士的情景，这是中国文学中延续超过1500年的经典主题，也是专注于山水人物画的艺术家们的最爱题材之一。 画面中，士人骑着驴刚刚穿过一座桥，身后跟着一位挑着行李的仆人。士人的目的地——山中隐士的小屋，位于画作中部。画面右侧是一处村落，几个人物正在各自忙碌。画卷中景布满了群山、寺庙和森林。左侧描绘了一位沿山路行走的男子。左上角显示了一座乡间别墅，其中一位隐士正在会见来访者。 《自题王维“辋川图”有感而作》宋旭明万历朝 1574年宋旭（中国，1525-约1605年）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手卷，绢本设色博物馆购藏，编号B67D2 此手卷的主题与王维（701-761年）有关，王维是中国南宗山水画传统的开创者之一。据记载，王维曾绘制过一幅描绘陕西辋川山水的壁画，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宋旭可能依据晚期的摹本，创作了这幅长卷横轴，画中包括了约二十处辋川的风景名胜，如嶙峋的山峦、茂密的树林、茅草别墅和潺潺流水。他精致的笔触为连绵起伏的山势注入了跳动而动态的生命力。 手卷末尾的题款记录了这幅作品的创作缘由。宋旭的一位朋友迷恋于一件14世纪的《辋川图》摹本，并戏谑地挑战宋旭画一幅与王维原作相仿的作品。于是，宋旭在1574年夏季于朋友的书房避暑时完成了此画。他谦虚地表示，他“从未奢望接近王维大师的风格”，只是为了“满足朋友的雅兴”。 《柳下送别图》仇英（中国，1494-1552）明代（1368-1644年）扇面，纸本设色博物馆购藏，编号B79D5.b 这幅画描绘了中国著名戏剧《西厢记》中的经典送别场景。画面中，主人公崔莺莺送别她的情人张生，他们在多次秘密通信后终于得以相会。一名男仆在主人张生的马旁等待，携带着卷起的席子、一把剑和两层箱子。一名侍女站在主人崔莺莺旁边，另一名仆人则靠在她的轮椅旁休息。 柳树下的送别场景在中国绘画中十分常见，因为柳树象征离别的哀愁，传递出一种忧郁的情感。古时，人们在送别时常赠送柳枝，因为“柳”（liǔ）与“留”（liú）谐音，寓意挽留之意。柳树细长柔软的枝条和弯曲的姿态，也成为当时人物画中流行的装饰性主题。 仇英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苏州，他的画作以工整细致、色彩丰富且常带叙事性的风格深受市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