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哥抗癌之旅（五）

从头来过呵

（一）

2024年7月23日9时，我自ICU转入普通病房。四五位医生和护士团队马上忙碌起来，他（她）们先是对我身上插的胃管，气管，输尿液进行全方面链接检查，搬来了心电图机，血压机等必备医疗器材，安全连上后，马上实施输液和输氧，并一再告诫我们：一是必须请上一位专业护工进行专业护理，以避免家属护理带来的风险。二是告诉我必须平躺，严禁侧身或翻身，避免因乱动引起伤口二次受伤。

鉴于专业护工 非常紧缺，我们恳求杨杉护士长帮我们寻找，护士长欣然应许。下午3时，一位皮肤幼黑，身体强壮的中年男护工来到病房，然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今人感叹，当时有个管线的接头掉在地上，护工马上拾起，经洗手间清洗后，发现有水滴，吸口气猛吹几下以后，接到了管线上。我对护工的专业化程度产生了质疑，出于生命安全考虑，第二天谢绝了他的服务

笫二天中午，又通过护士找到一位六十来岁的女护工。尽管她自身身体状况不佳，头部经常性晃动，但其护理工作娴熟，令人放心。医院病房约20平方米，住着三个病人。一位是20多岁的小姑娘，用餐时疼痛难忍，据其护工介绍说，她因患癌症，去年10月放化疗过，今年又复发，病情不容乐观。另外一位也是一个小女孩，其年龄才10几岁，虽然也是患癌症，但病情比较轻。后来知道二个小女孩都是四川人，随父母到慈溪打工和学习，而且是一对表姐妹。我不禁感叹癌症遗传因子的强大，相比她们年纪轻轻就要与死神抗争，我60岁得癌症，实乃不幸中的万幸。

第二天傍晚，护士拿着黄色的吊牌和垃圾桶走进病房，说我在ICU感染了病菌，因为会传染，在想办法安排单人房间。三位护工一听，惊恐万分，表示不愿意干了。后经护士解释，说我是手术前头饱药品吃得太多，体内产生了抗体，这样才安抚住了三位护工的心。

（二）

又过了三天，我终于住进了单人房间。在征求医护人员同意后，我打开手机看了自己的舌头，发现自己左右二块残余舌头与中间手臂上的肉皮缝在一起，努力向外伸，却龟缩一团，无法动弹。再看自己的颈部，数百针的针线纵横交错，不禁悲从中来，我知道能言善辩的我将成为过去式，我再也不能高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了，谢绝一切应酬，深居简出，将会成为我今后生活的不二选择。

每日长达十五个小时以上的静脉输液治疗，长期平躺导致腰部与背部的持续酸痛，间或手术切口处传来刺骨的疼痛，这些我都可以承受。然而，定期进行的吸痰过程，其痛苦程度令人难以忍受。每当吸痰装置启动，瞬间涌上的恶心感仿佛将内脏绞紧，泪水不由自主地汹涌而出，构成了对身心极限的巨大挑战。

十二天以后，住院医师对我的病情进行了评估，认为我已可适当调整体位，也可以坐起耒活动手脚，建议在身体状况允许的前提下，进行轻度漫步，以促进康复。尽管初次站立时双腿虚弱无力，但我凭借可移动输液架的辅助，从每日勉强行走数千步，逐步增加至出院前每日上万步的活动量。我坚信，唯有积极运动，我方能重燃生命的希望之光。

（三）

术后恢复期间，亲朋好友纷纷致电表达了探视的意愿。家属出于对我静养的考虑，起初委婉回绝了探访请求。然而，在转至单人病房后，继续拒绝探访则显得有失人情。因此，亲朋好友开始不定期地前来医院探望。他们深知我无法进食，便以慰问金的形式表达关怀。前来探望的亲友们个个神情凝重，言语间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实际上，探视癌症患者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情感上的考验。探视者需事先做足功课，详细了解舌下鳞状细胞癌的凶险程度及存活率，并谨慎措辞，以免给患者增添心理负担。这与探视普通疾病患者时的轻松氛围截然不同。而对于患者而言，探视者的增多无疑加重了其心理负担，使其不断揣测自身病情是否已至晚期，人生是否即将走到尽头。

（四）

医院生意真好，这是我第一感受。我亲眼目睹了宁波第一医院二十楼五官科与口腔科病房的持续满员状况，甚至原本用于患者阅读、会客的休息区也被紧急增设为病床，以缓解病房资源的极度紧张。近二十年来，宁波医院床位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但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这一悖论性现象令人质疑，即便考虑到食品安全、空气及水资源污染等外部因素，其影响也不应如此深远。宁波作为一座人口不足千万（基于2023年数据）的城市，与2000年的六百万人口相比，增长幅度虽达四成，但病床的增长速度却远超人口增长比例。

从更广阔的全国视角来看，2003年至2023年间，我国病人的年住院率从4.7%急剧上升至21.86%，远超国际平均水平约7-8个百分点。这一反常现象，不禁引发了对过度医疗问题的思考——即是否存在不必要住院的患者被收治了，或应采取保守治疗的病例被施以手术的情况。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圣地，如今也生病了，且病患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

（五）

在医院里，青春靓丽、笑容可掬的护士始终是病房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她们不仅为患者提供了专业的护理服务，更以温暖的笑容和贴心的关怀治愈了无数患者的心灵。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逐渐浮现：那些年长的、经验丰富的护士为何鲜见身影？在我国，护士队伍的平均年龄普遍低于35岁，而美国护士的平均年龄已达46.8岁，欧洲发达国家的护士年龄结构也与之相似。在国外，护士常被视为终身职业，年长护士比比皆是。反观我国，许多护士在尚未步入中年便已转向医院的其他内勤岗位。这不仅关乎个人职业规划的合理性，更涉及到护士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优化行政职别设置、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措施，鼓励并留住那些经验丰富的护士。她们在抚慰患者心灵、减少医患矛盾和纠纷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

（六）

在住院期间，我深切感受到了医护人员医德高尚、救死扶伤的高贵品质。他们勤勉敬业，不仅在上班期间时不时地询问病情，贴心服务，更在手术结束后，有时深夜仍不忘前往病房关切患者的康复情况。这种场景虽非每日可见，却足以彰显医护人员对患者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医护人员的眼中，病人就是弱势群体，就是需要特别的关爱和照顾。由此，我联想到我国的领导干部体制。目前，我国各级地方领导干部多从政府基层或公检法、科研院校等考察产生，而来自医学界的知名医师和优秀护士却寥寥无几。这种干部选拔路线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公检法出身的领导往往习惯于从嫌疑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擅长处理突发性事件，但在扶持弱势群体方面可能不如医护人员细致、贴心，更具同情心。而科研院校出身的领导则更侧重于物体研究，缺乏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从医护人员中选拔地方领导干部或许能带来更好的效果。在国外医者当官现象十分普遍，1978年美国医生迪恩曾与布什竞选总统，差点将其拉下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是一名眼科医生。在台湾地区，柯文哲和赖德清均是台医大毕业，而麦清德更是哈佛医学院读的硕士。

2024年8月12日我顺利出院。有人曾说，癌症患者最难受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治疗过程。对于我而言，即将到来的放化疗阶段将是最为艰难的挑战。

阿德哥写于2024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