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記三十二年前的印尼行

华城

　　不久之前，我在印尼巴厘島和日惹旅行了十一天，這是我第二次踏上印尼的土地。今年的10月30日，我出發去巴厘島，湊巧的是，1992年的10月30日，我從北京到達印尼首都雅加達後，再轉機飛往第二大城市泗水，在泗水近郊的錦石（Gresik）工作了近兩個月，在此期間還去過巴厘島和婆羅浮屠。在印尼期間，熱心幫助初到異國他鄉我們的華人同胞的古道熱腸；慈祥善良的華僑老人；還有在我們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的萍水相遇的華人富豪…，三十二年了，此情此景還歷歷在目，這段經歷我終生難忘！

　　1992年，因印尼大規模反華排華而中断二十多年的兩國外交關係剛恢復不久，那時兩國政府間和民間的交往很少，更沒有互聯網的信息來源，我們對既將出訪的印尼現狀一無所知。好在打聽到化工部化肥司有個團組剛從印尼回來，其中有我的熟人，了解到一些情況。當時去印尼領到的出國經費全是美元現鈔，因為當時沒有信用卡，也不能在印尼當地用美元旅行支票，這大筆當時視為天文數字的現金只得由我和團組的另一人分別隨身攜帶。考慮到印尼的特殊情況，我們特地換了一些1元、2元、5元、10元和20元的現鈔。出發前，我就感覺到不同的以往的國外出行，這次的旅程可能是不會順暢的。

　　根據當時印尼政府的規定，所有入境的外籍旅客必須在入境的第一站進行行李檢查，既使你不出機場轉飛下一站。因此我們的行李不能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全程托運，在最終到達站提取。

飛機到達雅加達機場時就晚點一小時，在入境檢查時就發現勢頭不對，長長的入境檢查的隊伍緩慢地向前移動，甚至可以說是蠕動，半天才移一下，這樣下去肯定要誤掉下一班飛機。另外，我還發現就在我們前面有一個中國團組在排隊，只見一人從隊中跑到前面入境檢查櫃台，沒一會就招招手，同行的幾人急忙上前跟上，就這樣過關了。我立即和帶隊的團長打個招呼，拿起團組成員的護照，跑到櫃台前，跟排隊的旅客說聲對不起幫個忙，不然我們就要誤下班飛機了。得到許可後，我先把我的夾着一張20美元的護照遞給入境窗口的官員，再把其余的遞進去，只見這老兄，什麼不問，只瞟了一眼我的護照，接着乾脆利落、一套動作行雲流水地在所有護照上蓋上章，就這樣花了20美元，全團組入了關。

所幸的是，現在這種入境索要小費的腐敗現象在印尼入境時雖還有，但少多了。我這次到巴厘島就未遇上，入境檢查的效率也快多了。現在去印尼可以辦網上電子簽，到達後掃碼過關；也可以在入境時辦落地簽，交上35美元。不過提醒一句，簽證費必須是正好35美元，據說有些貪心的官兒們不找零。

　　提取行李倒順利，接着進行李檢查。一個穿制服當官模樣的官員帶着部下過來，命令我們每個人打開行李箱。我請同事們不要先開箱，我去處理。我事先就有預案，拿出事先准備好的一包小禮品，里面是幾樣價廉物美而受老外歡迎的工藝品（聲明一下，不值10美金），先是禮貌地問候了當官的，再送上禮品包，這哥們立刻心領神會，讓他弟兄們停手。我告訴他我們都是來自中國的工程師，是來印尼進行一項設計工作的。這家伙乜斜着眼，笑嘻嘻地說：「如果是小姐您，就不必開箱了，但是他們…」我對他說我們這些同事除平時的衣物，其它帶的都是工作中使用的設計資料，請他放心，沒人帶違禁品。於是我們沒開箱就通過了行李檢查。

雅加達機場是當時印尼規模最大最現代的機場，剛投入運營不久，機場航站區是衛星站式的設計，由數座航站樓組成，其間由穿梭巴士送旅客到達各個航站樓。到達巴士站，只見一個身着制服的家伙吊爾郎當地站着，嘴上叼着一個哨子，吹哨巴士司機就停車接客。我們剛到時，正好一輛車開來，這家伙不吹哨，任憑我們大聲叫喊，車就是不停。眼看離登機時間就剩下一小時多一點，有錢能使鬼推磨，我立馬掏出2美元給那小子，叫他保證我們搭上車。等我們到達轉機的航站樓，辦好登機手續，好家伙，離起飛只剩40分鐘，一塊石頭落地，渾身大汗淋漓。後來印尼的幾個團組，唯有我們團花最少的錢，准時到達泗水，其他不是誤了轉機的航班，就是多花了寃枉錢。為什麼我老提穿制服，有個團組以為到處有雷鋒，在機場隨便抓了一個當地人幫忙叫停穿梭巴士，結果多花了錢，卻事沒辦成，最後還是再掏錢找穿制服的才辦成了。

從早上到晚上十一二點，折騰了一整天，才到達錦石PG石油化工公司的賓館，疲憊得不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睡夢沉沉中，一陣悠揚綿長的聲音把我驚醒，拉開窗帘看了看，街道上星星點點的燈火，能感覺整個城市都還在睡眼惺忪之中，看看表才剛四點。第二天，對同事們提起，有個曾在伊拉克工作過的同事說那是穆斯林的晨禱的宣禮聲，到了伊斯蘭教的地盤，天天一大早聽這個，慢慢就會習慣的。

　　我們在印尼逗留的城市是泗水。泗水是印尼的第二大城市和東爪哇省的省會，也是印尼重要的工商業城市，是印尼經濟最發達和繁榮的地區。

作為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工業發達，尤其是這里的造船、石油化工工業，机械工業發達，印尼的第二大海港和第二大機場都就在泗水，泗水還盛產咖啡、蔗糖、木薯、橡胶、香料等產品，這些產品可以从泗水港出口到周邊國家，還有航线通往我國的廣州港和厦門港。

泗水也是印尼華人比例最高的大都市之一。在全市300多万人口当中，差不多将近100万华裔。泗水這個地名就是華人起的。有一種說法是早期南来的华人聚居于近河口處，此地为四條河流汇集之處，因而被稱之為泗水。其中Kali Mas是东爪哇Kali Brantas的一條支流，在進入泗水時又分成两大支流，Kali和 Brantas支流孕育了數百年文明。

　　泗水的印尼名字其實叫Surabaya，按中文音譯就是苏腊巴亚，當地话的原意是「鯊魚和鰐魚」，起源于印尼12世纪的傳說：鯊魚（爪哇方言是sura）和鰐魚（爪哇方言是baya）本来是好朋友，他們希望彼此的後代能和平共處。可是，後來發生了讓誰的孩子接班掌權的問題，雙方露出了真面目，都不肯退讓便厮打起来。最后同歸於盡，尸体被冲到海岸上，發現的人就把這個地方叫做Surabaya（苏腊巴亚）了。因此，泗水城市的地標是這座鯊魚和鰐魚正在相互纏鬥的雕塑。

　　

　　由於有機場和鐵路，泗水前往著名旅遊盛地巴厘島和擁有兩個世界文化遺產－婆羅浮屠和普南巴蘭的日惹十分方便。泗水周圍還有許多熱門景點：如成為國家地理雜誌封面、被稱為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布羅莫（Bromo）火山、擁有夢幻般美麗的粉紅色沙灘及科莫多巨蜥的科莫多島、具有近乎完美的180度半圓形水系的賽武千層瀑布，游客把泗水做為前往這些景點的中轉地。

　　我們工作的地點是離泗水二十幾公里，位於錦石（Gresik）鎮的印尼錦石石化（Petrokimia Gresik，簡稱P G)公司，任務是為世界銀行貸款的湖北大峪口磷復肥項目的氟化鋁裝置的基礎工程設計進行審查和指導。

大峪口磷復肥項目是我國八五計划的重點工程，建成後將是我國最大的磷復肥裝置，由6個子項目組成，氟化鋁裝置是其中之一，用生產過程中排出的含氟廢料生產氟化鋁，來保證整個裝置環保達標。在世界上，掌握生產氟化鋁的專利技術的專利商寥寥數家。大峪口項目的其它生產裝置的技術全是從歐美國家引進，並由歐美工程公司進行基礎工程設計，唯獨氟化鋁裝置的基礎工程設計是由印尼PG公司進行，原因是氟化鋁裝置只有日本三井造船一家投標，三井不會不知道這個情況，這也是它有持無恐的原因。整個技術談判的過程進展順利，但商務談判因價格問題談崩了，日方堅持不減價，達不到目的就退出談判。它知道氟化鋁裝置如不能與其它裝置同時投產，副產的廢料不能處理．環保要求達不到，勢必整個項目的進度要受到影響，而且大峪口項目的其它子頂目的合同全都已簽署。日方退出，按照世界銀行項目的要求重新招投標，時間起碼要3個月，氟化鋁裝置勢必延誤整個項目的進度。負責大峪口項目的世界銀行官員知道三井造船在印尼PG公司用奥地利公司的專利技術建成了一套同樣規模的裝置，並且裝置運行很好，這也是它中標的原因。同時印尼PG公司的工程設計部有全套設計圖紙，在裝置建設期間，參與了部分工作，熟悉並對專利技術有所掌握。因此，世界銀行推薦PG公司，而且立即出面進行奧地利專利商和PG公司的協調。我國有關部委權𧗾之下，決定讓印尼PG公司接手氟化鋁裝置，並要求我們設計院不僅負責對基礎工程設計的審查，而且要進行必要的協助和指導。

　　我們在PG公司停留並開展工作之後，發現看到的現實情況顛復了我們的認知。PG公司是印尼的頭部國企，全部生產裝置都是從世界上引進的最先進技術的成套石油化工裝置。看來印尼政府是化了大價錢，而且在公司生活區里還住着不少外國專家，參加PG公司的管理和員工培訓。

PG工程設計部的辦公室設施不比外國工程公司的設施遜色。工程師們不僅能熟練地用英文進行交流，而且熟悉並在設計工作中採用國際通用的各種工程標準和規範，PG公司的設計項目已經全用CAD出圖。

剛開始我們是住在PG公司剛建成的賓館，就在公司主管级別員工的住宅區內。PG公司分別按員工的職務等級為其提供住宅。PG公司的員工生活區實際離生產廠區不遠，由於其間有綠化帶隔離，再加上生活區內綠樹成蔭，又有各種綠植和花卉以及芳草茵茵的草坪，根本感覺不到這里不遠處就是一座大規模的石化工廠。晚上出來散步，只見一排排Town house(在我們這里稱為連排)排列整齊，每家都有各自的獨立小院，家家院里都種植着樹木和花草，晚上窗上掛着的白色紗簾透着彩電的屏光。公司高層員工的住宅區離廠區最近。公司六大部的部長住宅是獨立的別墅，綠草如茵的草坪上户外燈光閃爍，仿佛在歐美發達國家的別墅區。此外還有一些面積小一點的別墅小院供級別低些的高層管理人員居住。公司也在不同的區域安排了低層職員和工人的住宅。

　　每天PG公司派車早晚接送我們上下班。而PG公司工程設計部的工程師和工廠的技術管理人員都是開私家車上下班，工人們都是開日產的摩托車上下班。漸漸和一起工作的PG工程師熟了，有次問起他們公司的待遇，PG公司分配給員工的住宅的租金不高，而且水、電和汽免費，如果沒住在生活區里，但有資格分房的員工也有房貼。至於醫療費用，由公司給每個員工提供包括員工在內的4個家庭成員的免費醫療。我開玩笑說你們如果有4個老婆怎麼辦，他們說由自己決定家中誰享受公費醫療，原則是人數不超過4人。實際上在我們接觸的這些人中，不管年輕年老，職位高低，都是一夫一妻。別看在娶妻方面伊斯蘭教的影響已不大，但其它方面卻使人處處感到是身處伊斯蘭國家。

在伊斯蘭國家，每天穆斯林們要做5次禮拜。在PG生活區，在特定禮拜的時間，用高音喇叭播出宣禮聲，呼喚信徒們參加禮拜。每天中飯前，PG設計辦公室里的衛生間就熱鬧起來，工程師們紛紛進去做禮拜前的洗漱，禮拜後再進餐。有天中午，我因為忙手里的活，匆匆吃了飯，早早回到辦公室。午餐時間整個辦公區空蕩蕩的，只見前面有個被白袍從頭到腳包得嚴嚴實實的身影在移動，走到一個角落里跪下，過了一會，白袍除下，原來是部長的女秘書，平時她足蹬高跟鞋，身着短裙，可是個時髦女郎。

每周五，因為PG是國企，員工屬於國家編制，規定所有員工要集中在公司的廣場上做禮拜，並且每人要穿上統一的民族服裝：男士頭戴黑絨的宋谷帽，淺藍帶深藍圖案的batik長䄂上衣和深藍色長褲，女士則是過膝裙。因為石化廠的生產裝置是連續操作，不能離人，所以每間操作室都在一個角落都鋪上地氈，供操作工做禮拜之用。

　　剛開始我們是住在PG賓館，PG派車接送我們上下班。中午在公司員工餐廳專門擺桌為我們提供特定的午餐。剛開始對這種重口味又油炸為主印尼餐還感到新鮮，後來就越發懷念我們的中國餐了。由於人生地不熟，生活區離錦石鎮上又有一定距離，晚餐只得在賓館解決。可能是接待外國工程人員多，賓館提供只有西餐和印尼餐，時間久了，我們的中國胃實在受不了。有天下班我們要求司機把我們送到錦石鎮上，找了一家華人開的餐館吃了飯，吃完步行回賓館。工作一整天，為了頓飯，跑這麼遠也不值得。那時印尼已經實行每周工作5天。PG公司也曾周末安排我們出去游覽，但是大多數時間都限在生活區里，偶爾頂着烈日走到錦石鎮上逛逛。另外PG安排我們一人一間房，以往出國都是兩人一間。我們提出兩人一間的要求，印尼人反而不理解，為什麼只有你們中國人這樣做。國外人都認為異性同處一間房正常，同性反而不正常。因此我們想搬到泗水去住，可以減少住宿的開支，只不過每天上下班要花兩小時。我們團組有個來自大峪口的成員，他在錦石鎮上認識了華人徐先生。徐先生和妻子在鎮上經營一家摩托車店，得知我們來自中國，非常高興，邀請我們來他家里玩（店後面就是他家）。徐先生一家來印尼好幾代了，剛上中學被家人送回廈門讀書。他是老三屆高三，因為文革開始沒能上大學，又回到印尼。他告訴我們華人在印尼是二等公民，處處受壓，不能從事政府工作，上大學也受限制，只能自己做些生意。華人勤勞聰明，賺的錢多，住的房好，印尼人還妒忌。三十二年後我來印尼，同樣的話又從華人口中聽到。當我們提出我們人生地不熟，請徐先生幫助我們在泗水找旅館時，他二話不說，第二天就開車帶着那個組員在泗水看了四五家酒店，忙了一天，最後找到符合我們要求的一家華人開的四星酒店。這家酒店位於市中心，對面就有一家華人開的大飯店，而且房價還略低於PG賓館，我們兩人一間房，大大降低了開支，而且每天能吃上中餐，步行二十分鐘就可到CBD區。考慮我們每天上下班要坐車，徐先生還幫我們找了一個𢦀厚老實而開車技術好的印尼司機，這司機自有一輛小面包車。這位司機雖不會英文，但人很聰明，雙方比比划划地用肢體語言竟能理解對方的意圖。

　　自從我們搬到泗水後，徐先生若有空，周末就為我們當導遊，陪我們在市中心逛街或是到附近的旅游點玩。有次路過照片中的這座橋，徐先生告訴我們，在日軍佔領泗水時，印尼人民進行反抗，許多人被日軍殺害，這座橋下的河水都染紅了，這座橋從此被稱為血橋。更令人感動的是，因為我們的司機不懂英語，泗水很多印尼人不懂英文，為了我們生活方便，徐先生把一些可能要用到的印尼文會話，用中文或漢語拼音注音，抄寫了好幾份（每份有幾張紙）分給我們。幫了這麼多忙，徐先生只是接受我們的邀請一起吃了二三次飯。

每天晚上下班後，我們來到酒店對面的飯店吃飯。這家飯店有駐唱的歌手和樂隊表演，還常常有人在這里舉辦婚宴和壽宴。第一天來吃飯，飯店的大堂經理就為我們唱了－首中文歌曲《草原之夜》歡迎我們。令人驚奇的是駐唱的新加坡女歌手竟然為我們高歌一曲《血染的風采》。

也就是在這家飯店里我們認識了一位老華人張先生。第一天我們來飯店吃飯坐下，鄰桌也有一位老人在獨斟自飲，知道我們來自中國，就過來向我們打招呼。張老先生知道現在中國發展很快，非常高興，他說祖國強大，我們這些華人在海外就有了靠山。早在1955年時，印尼政府就曾經和中國政府簽訂條約，要求在印尼的華人做出選擇，在中國和印尼國籍之間，只能保留一個。

如果選擇中國國籍必須要回中國生活，所以不少華人放棄了中國籍。但是許多上年紀的華人心底還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忘自己的根在中國，張老先生就是這樣。他少年時就和同鄉下南洋謀生，打拼二十多年，吃盡了苦才掙下一份家業，四十出頭才成家生子。他喜歡喝青島啤酒，這家飯店的老板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他請老板每次進貨帶他一份青島啤酒，存在飯店里，他過來喝。

張老先生是1965年印尼反華排華大屠殺的幸存者。張老先生因為經常到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參加活動，被認為是親中和親共分子，被抓進監獄嚴刑拷打，受盡了折磨，幾次他想自殺，但想到家中幼小的孩子，咬牙撐了下來。自從我們來這飯店吃飯以來，他只要來喝酒，總是坐過來和我們聊天，有次說到所住酒店的早餐比較單調，他立即第二天買來一大包正宗的廣式叉燒包送給我們當早餐。他還多次邀請我們到他家玩，請我們吃飯，看他年事已高，不愿有勞他老人家，婉言謝絕了。有次飯店來了一位駐唱歌手，台風和其他的歌手完全不同並且演唱水平很高。她穿着很莊重，從不和台下的觀眾打情罵俏。她和張老先生很熟，老先生帶她過來打招呼，告訴她我們是從中國南京來的。這位歌手告訴我們她老家是上海的，知道我們中也有上海人，很是高興。張老先生說她曾經很紅，是有名的歌手。這位女士的父親畢業於上海音專，49年去了台灣。她在台灣出生，與來自印尼的華人相戀，結婚後和印尼丈夫回到印尼，現在靠在泗水幾家飯店和酒吧駐唱為生。

由於印尼政府一貫以來的排華仇華政策，除1965年對華人的大屠殺外，既使印尼華人為了換取生存的機會，一次次的妥协，卻還是處處舉步為艱，印尼的排華運動反而愈演愈烈。1974年、1978年、1980年，又分別發生了針對華人的大屠杀。在這種社會環境下，華人不得不小心冀冀，謹慎度日，不知哪一天飛天橫禍就降臨頭上。

有次PG公司的項目工作隊在泗水一家飯店宴請我們。這家飯店也有樂隊和歌手駐唱，席間一位印尼工程師上台由樂隊伴奏唱了一曲，頓時氣忿熱烈起來，PG項目工作隊集體拉歌：「NCDI(我們單位的英文縮寫)來一個！」這種情況下不能推脫了，我被推上了台。台上的華人DJ建議我唱《洪湖水浪打浪》，又再三提醒我在唱到共產黨的恩情比那東海深時改唱爹娘的恩情，我沒有理會。事後想起又為這位華人擔心，不知會不會給他惹來麻煩。

那時雖然兩國恢復了邦交，但是雙手沾滿印尼共產黨人和華人鮮血的蘇哈托政府對我們這些來自共產黨國家的時刻抱有戒心。我們來印尼工作兩個月，簽證只給了28天，這意味着其它時間我們是非法停留。所以到達PG的第三天，我們就提出讓PG公司給我們延長簽證並提交了護照，原以為PG這樣的大公司辦這事不費吹灰之力，沒想到我們多次催促，都回答說沒辦好再等等，直到登機回國前幾小時在機場拿到護照，其實印尼當局是用簽證來對我們進行控制。

結束工作我們先從泗水到雅加達，然後在雅加達停留三天後回國，出發前PG給我們在雅加達訂了旅館並告知我們PG駐雅加達辦事處有人接機送我們到預訂的旅館，並給了辦事處主任的辦公室電話以及住宅的電話號碼。在雅加達機場下了飛機，有個同事在對停機坪拍照，這時走過來一個華人對他說：「你們別在機場拍照，會找你們麻煩的，我給你拍，不會找我麻煩的。」聽到這話，我想這人怎麼敢這樣說話，我們遇到的華人個個都是謹言慎行的。來人約四十歲左右，身材高挑，像貌英俊，膚色白淨，穿着batik襯衫和長褲，隨身攜帶一只不大的提包。拍照完，他問我們是從中國哪里來，我回答了他，並和他交換了名片，只見他的名片上寫着新加坡XXX公司總經理唐XX，他告訴我他的公司在新加坡和印尼都有業務，這次到雅加達是去中國大使館開會。我們一起出機場，發現PG公司根本沒人來接機，因為走之前PG告訴我們PG駐雅加達辦事處主任會來接機並把我們的護照交給我們。於是我們找到機場的公用電話准備打電話，那時印尼的公用電話是用電話卡，而我們在此之前從未使用並且才知道要買電話卡才能打公用電話，剛准備去買，唐先生立即對我們說用他的卡打，別急着買。唐先生給辦事處和主任家中反復打了幾遍電話，都無人接聽。他知道我們的護照也不在手中，怕有麻煩找上我們，再加上我們人生地不熟，決定送我們到旅館。唐先生把我們送到旅館，等我們辦好入住手續，才和我們告別。這次與唐先生萍水相逢，我有一種感覺，從他的言談舉止來看，他決不是一般的印尼商人。住進旅館後，又打了多次電話，始終無人接聽，因為那天恰逢周末，而我們的回國時間是三天之後，直到晚上，那個主任才姍姍來遲，告訴我們護照簽證仍未辦好，我們只得再次催促並要求PG要對因護照簽證問題引起的後果負責。結果在我們離登機時間前的幾小時，才被帶到機場的一個房間里發還護照。

2001年，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在南京召開。一天我看到新華日報第一版有篇對與會華商的專訪，專訪照片中正是唐先生，我這才知道唐先生果然背景不凡。唐先生和其父親都被應邀出席華商大會，因唐先生父親唐裕老先生年事已高，所以他作為家族企業的未來掌門人參加會議。唐裕老先生祖籍福建，是東南亞船王，在新加坡和印尼的政商兩界威望很高，並且與新加坡的李光耀有很深的交往。經唐老先生的不懈努力和穿針引線，我國在1990年分別與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並和印尼恢復邦交。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暴發，印尼的經濟本身就比较落後，在金融危機的冲击之下，印尼国民的生活窮困潦倒，而無能腐敗的蘇哈托很快就放出流言，并通過报紙媒體的不断引導，将印尼經濟下行的原因，甩鍋到了華人身上，屠刀又一次殺向了華人，血腥暴戾堪比南京大屠殺，為此全世界的華人華僑同胞進行抗議。得知這消息後，我為那些印尼的華人朋友擔心，不知張老先生、徐先生和他們的家人能否躲過這場腥風血雨，年邁的張老先生能否再次逃過這場大劫？

　　三十二年前的婆羅浮屠剛修復好沒多久，婆羅浮屠獨處山坡之上，寂寥地被熱帶叢林環抱着。站在這座在爪哇島的密林深處沉睡了千年之久的婆羅浮屠大佛塔之上，遙望遠處的默拉皮火山，雖然這隔世的奇跡被遗忘了近十個世紀，但它重回歷史带給印尼乃至世界的震撼仍是無法抗拒的。

那時的婆羅浮屠不是像現在處在圍欄圍起的園區中，游客們可以在任何時間無需門票自由地攀登佛壇。而現在每天登塔的人數限制在1200人，必需由一位導游帶領一組10人在規定的時間內游覽。湊巧地是我所在的組中有位澳大利亞游客，他是在1976年第一次來婆羅浮屠，那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領導下的施工隊正在修復婆羅浮屠的殘垣斷壁，他這次來總算看到了這座古老佛塔的雄偉壯觀的全貌。

　　三十二年前的巴厘島還未被全面開發和商業化，具有原始的自然美。早晨迎着朝陽從泗水乘坐PG公司的大巴出發，通過渡海輪渡到達巴厘島時，已是夕陽西下。在我的記憶中，那時的巴厘島通往庫塔的公路兩旁是茂密的叢林，傍晚時分的景色絕美， 橙紅色的天際鋪滿眼界，极富瑰麗色彩的晚霞層叠在天邊，似乎触手可及。

那時我們是住在與庫塔海灘一路之隔的一家四星級酒店里。作為巴厘島中心的庫塔，那時並不像現在這樣游人如織，馬路上也沒有乱串的摩托和永遠擁堵的交通 。在來巴厘島前，我們從所住酒店每天提供的中文報紙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巴厘島是歐美游客躺平度假的地方，庫塔海灘水清沙幼，藍天白雲，椰風海景下有身姿裊娜的村姑提供按摩服務，於是乎男同胞們很是向往。可是來到庫塔海灘，風景果然如此，令人失望的是沒有村姑，只有黧黑枯瘦中老年婦女嘴里用英文說着Massage(按摩)在招攬生意。一旦談妥，游客就躺在鋪在沙灘的浴巾接受按摩服務。三十二年後，我又來到了庫塔海灘，當年用按摩手藝討生活的村婆村姑早已不知何處去，取而代之的是巴厘島上形形色色的Spa館。

三十二年後，在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又站在庫塔的沙灘上，雖然當年景色不復存在，但陽光仍舊懒洋洋地洒在海灘上，海風仍舊輕吹拂面，沐浴在自然的懷抱中，此刻，一切都是那麼和諧、寧靜，遙望這童話般的世界，但愿這片醇厚的土地，能繼續包容未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