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之五

曾经沧海

登山须助力，

每有善人援。

1984年到1987年的三年，是社会飞速变化的三年。一是国家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步伐，显明的变化是在八四年那一年，几乎绝大多数大学生都被提拔到县处以上领导岗位上来，干部队伍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二是国家加强了机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行政机构进行了多次变化。先是于1984年省、地、县原先的计委、经委、财委、建委撤销，合并为“计划经济委员会”，人们简称它为“计经委”，也称“大经委”。但这次改革虽然减少了机构，但原四委的人员大多收编进来，机构更加臃肿，人的思想未更新，人浮于事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大经委仅存在了三个月，于84年10月计委、建委又分列出去，大经委分列为“计委”、“经委”两个部门。财委被合并到计经委和经委后，原财委变成了“财贸科”一个科室，原先财委分管的工作被严重削弱了。于是，于86年下半年，经委又分设为“经委”和“财委”两个单位。

在这三年的翻复变动之中，我也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变化。在财委并入计经委和经委期间，我被分在“财贸科”，其间，我于84年底至85年上半年，曾被临时抽调到经委的“企业政治部”，搞了半年多“企业整党工作”。当时，分管此项工作的是薛俊生主任，我被宣布为“整党办公室主任”，负责企业整党的日常事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主要负责收集地营企业整党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及时编报有关《整党动态》，报告地委领导和地委组织部；有时则随从薛主任到基层企业去检查工作，有时则代表经委和薛主任（薛主任因事不在时）向地委领导和组织部汇报经委口整党工作的进展情况。总之在薛主任领导下的这段时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感到最得心应手，既紧张又愉快的阶段，我不仅比較熟悉了地直工业企业的情况，并接识了好几个工业企业的领导，也由此得到了薛主任对我的赏识。薛主任原是离石县县委书记，调行署经委后为专管企业政治部，负责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副主任（二把手）。他愛才，十分关心下级的进步，他以“干部队伍后备人才”的名义将我推荐到地委组织部，当地委宣传部准备成立“精神文明办”时，他再次向地委推荐我为精神文明办主任人选。当时推荐这一人选的还有地委宣传部的干事梁正川，他是地委宣传部的衣乐玉部长推荐的。他本就在宣传部工作，又是宣传部长推荐的，我从硬件上当然争不过人家，薛主任为此很感惋惜。但我也由此进入地委宣传部“后备人才库”，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为此，薛主任是我进步路上的第一个恩人，我终生感谢他。

这次整党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经委“财贸科”，领导我的是科长李有吉。李科长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是一个老财贸工作者，解放战争其间，他就在晋绥边区的兵站、贸易局等部门搞商业后勤工作。解放后历任离石县供销社主任、柳林县供销社主任，1983年底调回行署财委，任财贸科科长。因而他精通业务，十分熟悉财贸工作。他调回财委后，业务科工作有了很大起色。那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对工作极端热情负责，对同志热情随和的老领导，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十分熟悉国家有关政策和财贸工作业务，他是少有的务实型干部。他为人谦和，善待下属，关心青年的进步，我与他的互相了解，是财委并入计经委之后。那时，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是他手下的得力干事，每有新的任务，他都与我亲自商量，我们一起下乡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一起讨论有关工作事宜，我每次上交的材料、文章，他都字斟句酌，认真审阅，有不同意见乃与我商讨，其做事之认真如此，令人有亲近熨帖之感。三年的交处，李科长知我甚深，于是向任继海、高尔庚二位主任力荐，我才得在1985年被提拔为行署经委财贸科副科长。此恩此德让我终生难忘。1987年我调石油公司后，我仍年年春节时去看望他，他仍十分关心我的成长，对我在新岗位上的工作每有提点教诲。2000年后他因病在太原住院，我曾专程去看他，他虽在病中，但仍谈笑风生，鼓励我好好工作。不意这一次相会竟是永诀，李科长出院后，身体并未痊愈，终于不治身亡。他走时我竟不知，未给他送别，令我怅然若失，终生遗憾。

1984年财委取消后，行署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严重削弱，我们从财委来的同志们都深有感触。我曾与当时的经委主任任继海讨论过这一问题，任主任原是商业局局长，对这个问题当然是感同身受。在任主任的支持下，我们曾给省政府反应过情况，给体改办打过报告。可能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反响较大，在我们打过报告不久，又一次机构调整来了，经委又分列为经委和财委两个部门。

新财委成立后，任主任为财委主任，由于他人缘关系好，原经委的不少同志都跟着他来到了财委，加上旧财委的原班人马，一时间，新财委显得人强马壮了。当时财委设立了办公室、人事科、业务科、企业科四个科室。四个科室的科长分别是：人事科科长马子贵、业务科科长李有吉，企业科科长李明歆。我被分在办公室，被宣布为办公室主任，这是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独立主持一个科室的工作。我在原财委时，是办公室的干事，主要负责文秘工作。现在当了主任，职责就大多了，由于当时文秘干事还没有培养起来，文秘那块工作还脱不开手，还要负责财委本身的上传下达、车辆调派、档案文书、义务劳动、对外联络、壁报宣传以及财贸大院的安全保卫、取暖、卫生等工作。

　　

　　上图为类似八十年代的小供暖锅炉房内景。

在这些工作中，最麻烦的是财贸大院的取暖问题。那时的取暖是小供暖，即一个或几个单位共烧一个锅炉，供暖面积一般在两千平米左右。财贸大院共有财委、商业局、供销社、工商局、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六家单位，管理锅炉房的是商业局的武仁，雇用锅炉工一至二人。财委经管锅炉房后，主要要于上冻前备足备好烧锅炉用煤，提前检修好设备，保证按时供暖。财贸大院的锅炉当时己烧用十一年了，老旧设备常出故障，不是电动机坏了，就是出别的毛病了，经常是半夜三更出问题了，锅炉工赶来报讯，就得连夜寻找工人赶修。供暖不能保证，群众受冻报怨，我和武仁他们着急，太麻烦了。1986年我接管后，出了几次毛病，都急赶着解决了，但运行一个月左右出大问题了，炉条被烧断了，根本不能运行了。找原来厂家，人家说这种型号的锅炉早已淘汰了，不生产了。求人家给按原型号铸炉条，花大价钱人家也不答应。买新的吧？又要向财政局申请资金，最难的是厂家没有现货，一时还买不到。急得我手忙脚乱，一时没有解决的办法。好容易在第三天打听到平遥东城村委有个锅炉厂，曾经烧铸过这种炉条，我心说：这下好了，平遥我待过六年，人缘广，去碰碰运气，总会有办法的。我乘车当日下午赶到平遥，一打听，东城村委的书记竟是我高中同年级同学厐明生。明生那时在平遥是个名人，他侠名广播，豪气干云，最爱扶弱济困，近二十年未见，见我上门，分外高兴。问清我的来意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同学，不用发愁，这点问题我给你解决。”他立刻打电话叫来厂里管生产的人，对他说：“老李，这是我的老同学郑子文，他是吕梁财委的办公室主任，他们的炉条烧断了，配不上，请你连夜组织人按他们的炉排型号做好模子，明天上午保证开炉浇铸，下午保证交货。”一面又打开冰箱，拿出了罐头、熟食、啤酒等，并让他爱人下厨炒菜，一瞬间便安排了一桌子饭菜款待我。饭后又安排我和司机下搨西城外宾馆休息。第二日一早又赶来宾馆招呼我吃了早饭。早饭后又忙着打电话通知了十余个同学到宾馆来会我。午饭时一众同学围坐一桌，推杯换盏，呼三喝六，好不欢畅热闹。午饭间明生打电话催问厂里，生产主任答复他，炉条已铸好了，现在就可以交货。明生告诉了我，我的心猶如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等饭后到厂里提货付款时，销售部主任问明生说：“按什么价格算？”明生说：“就按厂里目前的炉条出厂价算吧。”原来他们的厂是村办厂，明生既是村书记，又是厂长，他有这个权。我心里知道明生卖了我多大一个人情。这件事如果不是明生帮忙，在别的厂家更本办不来，为了我的二十多根炉条，东城锅炉厂连夜重做了模子，单另浇铸了炉条。这种事在别的地方根本不会给我办。财委就只好报废现在的锅炉，购买新设备了，那样，财委大院的人不知还要冻多少天。即使在别的厂有关系，人家答应给办，也要知道锅炉型号，还得按型号制作模子，才能浇铸。这样下来，模子的设计、制作费，炉条的浇铸费、人工费等等，一整套流程下来那成本就高了。而且单铸这几根炉条和日常的批量生产，其成本哪能相比？恐怕价格要比正常出厂价格高多少倍，哪能按出厂价给你？

我带着万分感激的心情辞别明生，赶回离石，连夜安好炉盘，连夜点火，就这样，财贸大院的职工和家属也已受冻四天了。

打这之后，我与明生身悬两地，再未见过他，但心里常常思念他。2019年我与春生回平遥，恰好四十六班同学聚会，得知我俩回平遥，邀约我俩参加，于是又见了明生、显谟诸同学，我心里那个高兴。明生一向重情好义，重视同学、师生之情。文革后，明生更加强了与同学的联系，他带头组织了几次家在平遥的同学的聚会，由此，他们班在平遥有了约定，先是每年春节后聚会一次，轮流做东。之后又改为每月一次，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在平遥中学历届的同学中，他们班是最团结友爱，联系最紧密的，一家有事，大家帮助，成为佳话。俗话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明生身上更体现了他对这种传统美德的遵守。王树祿老师是他高中时的班主任，他离校后经常去看望王老师，音问不绝。八十年代平遥中学第一次聚会时，王老师是平遥中学校长。那时，明生创业初有小成，为了支持王校长，他慨赠学校一万元，使平中聚会得以圆满成功。我退休后移居太原，常与王校长接触。有一次王老师谈起了明生，他说：“我教学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大多数同学都感念师恩，但像明生这样年年来看我，来的时候总要带上高档滋补品或我喜欢的东西，只有明生一个。明生是一个知恩、知义、有侠气的人。”2022年，明生因患心脏病不幸逝世，同学们得到这个消息无不黯然神伤，叹息世间失去一个好人。那时王老师己是九十多岁老人，缠绵病榻多年，听闻爱徒去世，老人家哽咽无泪，悲不自胜。长叹曰“明生、明生，你怎能先我而去？老天呀，你太也不公！”

　　在财委主持办公室工作的二年，是我工作上最舒心适意的一段时间。虽然未甩脱繁重的文秘事务，但这早已是轻车熟路的工作，可以驾轻就熟地应付，其它工作就不在活下了。而且我们的主任任继海是一个很随和的领导，工作上对我信任支持，言听计从，使我毫无压力。任主任不在单位的时候，我可以在自身的职责范围内处理有关事务，代表他参加地委、行署的有关会议，汇报工作。而其它中层干部和我也从无龃龉，关系甚好，因此我得能心无旁骛地潜心工作。那时的政治风气很好，很少有人际交往上的烦心杂事和对待上下级的不正之风。我们下乡到各县，吃住在招待所，食宿自理，从不给下级出难题。上级来检查工作，下级来汇报工作，我们也只是清茶一杯，别无迎来送往的麻烦琐事。那时，我将财委的旧报纸、旧杂志和无须归档的旧文件变卖后的收入买几条中档纸烟、买几盒茶叶保存起来，用作接待来客和春节时上门拜年秧歌队的回礼就足够所用了。回想那时清淡平和的年代，真是令人神往。

人世的际遇变化常常是突然发生的，事前竟毫无征兆。1987年春的一天上午，我正与机关的同事们在袁家庄一带的公路上植树时，当日在机关值班的同志忽然赶来找我，说接地委组织部通知，让我立刻到地区宾馆，有人找我谈话。我风风火火赶去时，才知是山西省石油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志强在等候我。她告我说，“1985年体制改革，山西省成立了省石油总公司，地、县石油公司统一划归省总公司管理。各地、市公司升级为分公司，分公司成立党委，管理各县公司的党务工作。目前，其它地、市公司的党委组建工作己完成，此来是为物色吕梁分公司党委书记人选而来的。经吕梁地委组织部推荐，经总公司党组进一步考查和讨论，决定你为吕梁分公司党委书记人选，不知你意下如何？”事发突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心里不免有所犹豫。我想，此事恐怕与1986年推荐考查吕梁部分中专、高中书记校长一事有关吧。当时考试、论文、人事考查后就杳无消息了，不想事情却落在了这里。如果选择我去管理学挍，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因为我关心教育的事，有所思考和设计，而且我自身的特点，也更适合搞教育工作。而今冷不丁地让我来搞石油系统的党组织工作，心里的确没有底气。我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郭经理，郭经理说，这次地委组织部向我们推荐的共有四个人，而你是张陆绪部长特别推荐的。张部长说：“四个人虽都很不错，但郑子文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学识、人品，是最好的，而且刚刚通过了组织部的全面考查，你们大胆用吧，保证能把工作搞好。”郭经理还对我说：“根据吕梁公司班子的情况，省公司这次有个原则，书记的人选，一不能用北京知识青年，二不能用临县人。（因为那时石油公司经理是北京回乡青年张步宁，副经理中有分管人事的吉林花，吉是临县人，石油公司临县人不少，张与吉当时有一些工作上的分歧。）你恰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我们刚刚看了地委对你的考查情况，你的论文、考查结论和详细情况都让我十分满意。你虽没有搞过党组织的工作，但只要认真去做，就一定能搞好。你去后，一是要支持好经理张步宁的工作，二是要保护吉林花，不要让她受了委屈，把班子的团结问题，作为你工作的重心。你大胆去吧，省公司也会及时地支持你的。”郭经理推心置腹地说了这番话，我也无由再推辞了，而且我怎能辜负张陆绪部长和郭经理的这番好意？！我答复了郭经理，我将走上一条陌生的道路，从事一种全新的工作，我不知能不能搞好这项工作，但决心竭尽全力去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已。总之，我走过了参加工作的第二个阶段，结束了十二年的财委机关生活，将走上一条新的道路，陌生的前路上，我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我能够战胜困难，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