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我的教育人生（之七十一）三、情系鹏城鸠兹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奇

老顽童

吴奇院士和我五十年前在芜湖市东方红中学相遇。那时，芜湖一中下迁农村，原芜湖一中和芜湖三中合併成东方红中学。东方红中学1969年成立，1970年撤消，虽在世仅两年，但还是在芜湖一中校史上留下了痕迹。

那时，他是学生，我是老师。但因为他在东方红中学一中分部上学，我在三中分部任教，当时并不相识。不过因为我父亲是一中老师，我一直住在一中所在地张家山，所以和一中分部的关系格外紧密，对一中分部的不少学生都非常熟悉。在以后五十年时间里，吴奇和我并没有联系，只是在和他的同学聚会时，总会谈起他。

前不久，我俩终于联系上了。.他先是告诉我，他五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被深圳大学邀来做研究工作，研究食品加工。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似乎有点费解。总觉得食品加工的研究和其科学家的身份有点不相称。

不久，他发来到云南参加产品开工仪式时，我才知道.他研究的项目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国计民生的大事。他发来一段视频，视频中的讲话，把这件大事说得一清二楚。他说，

"精心研究五年半，只为一碗好米饭"

他在视频中接着说，

”土豆米”技术，是中国的技术，之前没有这样的技术，国内外都没有。他强调，.这项技术是从0到1的，是无中生有的技术。

这项技术就是，直接用新鲜的马铃薯，加工成干燥的大米。这样做成的大米可以长期低成本地保留，这就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其实，走出书斋，从理论研究转到应用研究，并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做的。为什么吴奇却愿意这么做，从他的丰富的人生，特别是中学阶段难得的”复杂”经历中，你就会迎靭而解了。

让我们看看他的往日回忆吧！

1977年10月21日，当《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这一条新闻后，整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开启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追梦大门。

12月10日，全国570多万考生陆续走入高考考场，一代人的命运就此改变。正是借助了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考试，我们才有机会读千卷书，行万里路，能够平视这个世界上许多原来所景仰的。

回首当年，仍心存感激。在这个世界，比我们聪明的大有人在，比我们努力的人也大有人在，比我们既聪明又努力的人仍大有人在，我们个人的成长虽与自身的努力有关，但与国家则更是命运相连、息息相关。

试想，如果没有77年高考前后国家命运的改变，没有邓小平的一锤定音，我现已是一名下岗或退休的中学教师。是高考和时代的变化使得我们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因此，与上一代相比，我们少了一些盲从；与下一代相比，我们则多了一点责任。

吴奇当中学生时，正值我国”文革”前后那段日子。.当时的情况是，

1966年，小学毕业后，"文革"开始，中小学关闭。

他们上初中时，许多时间都在"开会"和"喊口号"；更多的时间流落到街道上，每天和小伙伴们上山捉麻雀、逮蟋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野孩子”。

初中毕业时，绝大部分比他大一岁的同学都被下放到农村，而他因年龄较小得以继续升学。1970年春季进入恢复后的芜湖一中高中继续学习。就从那一年开始，学校高中开始较为正常上课，课堂里也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1972年，高中毕业前夕，国内整体教育环境有所改变，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教学逐步恢复，然而因下放和退休等因素，中小学教师缺乏，芜湖决定在36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挑选120名进入教师队伍，其中芜湖一中分到12个名额。学校决定通过考试从近300名毕业生中选出24名参加市里的选拔考试。我參加市里考试，还荣获芜湖一中第一名，当了民办教师。

.就这样，和其他119名同学一起，在1972年夏天进入芜湖师范学校，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集中强化培训。

1974年初，被分到芜湖二十中，担任一名化学老师，兼配合团委书记做共青团的工作。

当时，编制外民办教师的月工资仅有25元。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对教书育人的热情与投入。

当时芜湖二十中的校长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常常亲临课堂听课，检查备课笔记，并反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将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我想，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教导也没有过时。

为了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以及避免学生们对告状性家访的抵触情绪，我们将家访常态化。即：无论学生在校表现好坏，我们都坚持上门向家长汇报学生的表现，既有表扬，又有批评。

家访通常都在下班之后。所以，每当我晚上八九点家访后回家时，奶奶总会开玩笑地说："上夜班的回来啦！"回首往事，我是十分地眷念那段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虽然贫乏和压抑，甚至无知和偏激，但充满了激情和理想。

从吴奇那得知，1976年夏天，他所在学校有了一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他没被推荐，当时很感遗憾。但后来看来，这并不是坏事，一扇一流大学的门向他打开了！

他说，

1977年初夏，我冷静地分析了"四人帮"倒台后的形势，判断即使在推荐的基础上，今年一定会采取某种形式的考试，所以，从7月份起我就开始复习高中的物理和数学（我教化学，所以基本不用复习化学。当10月份正式得知高考消息时，我已比其他人提早3个月开始了复习。

虽然信心十足，但我不敢有丝毫懈怠，谁也不想失去这千载难逢的"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梦寐以求"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候，我白天教书，晚上挑灯，常常夜读到凌晨。

当年是高考结束后才填报志愿。因在中学教书的缘故，我自然对化学相关的专业情有独钟，特别对化学催化更感兴趣。而当时厦门大学和南京大说学有关生物固氮的催化研究常见报端，我想在这二中择一。巧合的是，有天我路过市招办，在门外看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简章，其中的近代化学系的化学物理专业，也设有催化方向，并在安徽招收5名学生。相比之下，南京大学催化专业在皖仅招2人。考虑到"中签".几率，我选择了中科大的化学物理专业。

回首往事，这一偶然的机遇和决定，最终改变了我求学和研究的道路。

顺便说一句，这也为现在研制"土豆米"奠定了基础。

在中学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又基于四年的中学教学经验和独立的自学能力，他战胜了面临大学学习生活的各种困难，最终在中科大.以 GPA 4.0的全优成绩毕业，并获得首届郭沫若奖学金（1980年）。

吴奇曾告诉记者，走得再远，也未曾忘记初心。1981年，他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并于1982年2月抵达美国纽约，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为石溪大学）学习。经过5年半，师从朱鹏年教授的学习，于1987年夏天获得化学博士学位。

期间，他的太太（在芜湖师范的同学）也于1984年年底来到石溪学习，1986年年初儿子溪石出生，1987年年底有了女儿洋石。他太太也获得了英语外教硕士和语言学博士。他曾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下：仅将此论文献给我所属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我全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相信他们当时的那份真情。

1989年6月，他获得洪堡研究奖学金，到德国巴斯夫公司，师从 Dieter Horn 博士。因此，他们全家去了路德维希港市。1992年，他决定放弃巴斯夫的永久工作，并降薪三成到回归前的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和研究。许多亲朋好友并不理解，甚至有些担忧。但最了解他的父亲则言简意赅地说："《水浒》读多了！"

其实，他的决定完全基于心底里所追求的，他不可接受一辈子为别人工作的事实，我要为自己工作。这里的"自己"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自己。妻子理解他，说："回去吧，否则，你会死不瞑目的！"为此，他将终生感谢她。

1996年，经母校俞书勤老师召唤，在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下，他在中科大建立了第二个实验室，终于实现了母校当初送我出国深造的目的。

他曾说，

同世人一样，我也有人性的各种弱点，但对祖国和人民的那份热爱支撑着我向前。我相信，当逝去的时候，如果国富民强了，我可以自豪地说，这里也有我微弱的贡献；如果依然是民困国贫，我也可以无愧地坦言，已经和父老乡亲们同甘共苦了。.

如今他念念不忘他的大学母校：中科大；也念念不忘他的中学母校：芜湖一中；念念不忘1977年。

他说，

从心底里仍无比感谢1977年初冬的那次考试﹣﹣借助那场公平的考试，我走出了家乡芜湖、安徽、中国；借助那场公平的考试，方可在世界上顶尖学府里报告我们的最新研究结果；借助那场公平的考试，我才有机会平视原来所景仰的…….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正是在芜湖一中、中国科技大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得以在70岁高龄，用研制出的”土豆米”为国家，可能也对全世界又做出卓越的貢献。